|
香港是英国一九九七年必须移交主权的地方，英国和香港当局自然对短线的问题考虑较多，对长线问题考虑较少。政府对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支持较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已呈放缓迹象，低增长大体已成定局，这不能不对香港的发展形成阻力。随着九七回归，筹创华南经济区，加强香港同内地邻近地区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成了许多人的愿望。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人才流失不少，香港文坛在热闹中呈现新兴作家活跃的倾向。 第一节 作家创作的新趋向 在西方，风光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强弩之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反叛的一代”的崛起，其反体制及反既成文化的精神，注定现代主义即将寿终正寝的命运。对工业社会所迷信的“进步观”提出质疑，霸占西方文坛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现代主义在反叛浪潮的推挤下欲振乏力，批评界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准的新批评连带也受到抨击。此时电子信息的革命，使得“第三波”来势汹汹，时序已进入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来临的时刻。按照詹明信的说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亦即是后工业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是内容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便是它的形式。相对于工业社会视历史为一连续体的现代主义的整合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是跳跃、断裂的，时空是破碎且不连续的，形式主义“结构严谨、意义统一”的“科学观说”，被伊丽丝•默多克、阿兰•罗伯•格利耶、约翰•巴思和托马斯•品钦等人的自反性小说不攻自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香港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变成了一个科技文明日新月异、计算机运作、传媒发达、交通工具进步的工商业社会。文学思潮与创作典范也随着社会的转变而有了新的改变。信息发达，知识阶层与外面交往的频繁，使后现代主义在香港的横移变成了可能。后工业社会的绿灯一亮，香港的现代主义思潮就跟着欧美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孕育了也斯《布拉格的明信片》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二 也斯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 从一九八二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前途的转变。两国签定条约，这是政治问题。然而六百万香港人担心几十年来已经被物质形态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将由此改变，这就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说是“一国两制”，但香港人担心的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俯首，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屈膝，不到香港人不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着急。“九七” 问题牵动每一个香港人的神经，文学也为之雀然，希望面对无法违抗的历史时刻，说出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所有的惶恐、混乱和所有的自觉奋起。在众多涉及“九七” 问题的作品中，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以熟练的技巧，代表香港人主流文化的信仰，权威性地概括了香港各阶层人面对“九七”问题的心态。 回归将至，代表民族资本家利益的文学创作也很活跃，梁凤仪就借自己的笔，热烈发言。 一 关注“九七”问题的小说 结束一个半世纪米字旗升的历史，把割让与租借出去的岛与半岛，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缝合回母体，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香港人却站在自己的立场说出了自己的忧虑。这里有歪曲事实的，瞎起哄的，也有真正不理解，真正担忧的。发言的作家来自各社会阶层，拥有各自的政治背景。他们的小说创作，构成了一篇“‘咕咚’来了”的寓言。 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写出了香港有产者对“九七”来临的恐慌。传媒误导是导火索，某报以特大标题登载：“将来香港九龙新界——如深圳成为特区”， 主人公在这样的忧虑下惶惶不可终日。解放前夕，他们曾夹带财产外逃，在香港创下了自己的业绩：企业、楼宇、家庭。现在再移民，已经不年轻了，少了一份斗志，更难舍下一切既有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恍惚下，主人公撞了汽车。 也斯在组成《布拉格的明信片》这部小说的一篇短文《神灯》中，也涉及了“九七”问题。他反映的是愚昧市民对“九七”的木然状态——空有一腔愚勇，却不知好歹。老板移民，“我”开始练拳。中英谈判开始，“我”就练气功。“有时又好像在选举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 叶娓娜的《长廊》主人公是位中学教师，他忧虑的不是经济，而是日后的管理。他忘不了中国内地文革的失败政策。 陶然的《天平》和《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写出了有海外关系成了恋爱婚姻的筹码，这一“九七”回归带来的移民的问题。 周蜜蜜的《寒夜》、《太空老太太》、《改变不改变》，记录了香港回归前夕，香港人特别的生活状态——夫妻中一方移民，另一方留守继续挣钱或者等待签证。这些两地分居的人各有各的麻烦。丈夫在香港这边，每天宁愿呆在公司多做些额外工作，也不想回家去对着了无人烟的空屋发呆。妻子在大洋那边，被大雪困在回城的公路上，得不到救援（《寒夜》）。一个老太太，这段时间要到澳洲，帮开外卖店的儿子的忙，那段时间，又要飞去伦敦，照顾女儿生小孩（《太空老太太》）。还有就是因两地分居而产生的移情别恋。儿女移民了，爷爷却不肯走，他以中文写作为业，不知道到外国去有何作为。作品以爷孙的不舍，表现了淡淡的哀愁（《改变不改变》）。 巴桐的《雾》对“港人治港”的问题发言。邝伯年轻时曾关心过政治，但吃了不少亏，他反对儿子参选区议员。学商科的邝宏达从外国回来，便参加了竞选，他的参政宗旨是：“我并非想当官，只是想为香港尽一份力量。”作品也围绕着参选问题，写了不同的参政目的。鲁明是基于个人目的参选的，想通过参政捞政治资本：“我们这一代过去想干一番事业，总感到压力沉重，那些老一辈的成功人士，财雄势大，根基牢固，使我辈如压在大石下的青蟹。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显身手，超越他们。我敢说从政是我们通向成功之路的快捷方式，一定能名利双收。”作品最后以邝伯和资本家的女儿丽莎支持邝宏达参选作结。 白洛的长篇小说《福地》描写了香港商界面对“九七”的种种现象。作品围绕张氏国际公司老板和儿子的事业和矛盾展开，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们有的把资金移到国外，有的留恋香港的生活，有的认为理想的经商地在本土，想为“回归”作贡献。 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则把政治问题和爱情问题结合在一起写，赵敏小姐开头因恐惧“九七”，抛弃了相爱的男朋友卓文田，投奔曾单恋她的留学生唐明森，到英国后才发现唐已有女朋友，英国的生活也并不十分尽人意。唐明森也准备携女友回香港发展。作者借唐明森的口表达了作品的题旨：“我想，对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人过分惊慌了。香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版图上，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香港人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逃避、惶恐都无济于事，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那更是无知。”最后赵敏回到卓文田怀抱。 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对“九七”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归根到底因“九七”问题是“一片不明朗的云”，社会各界人才有了异常的表示。“九七” 问题，在香港是一个震动性的问题。写这样的题材，需要作家很好的功力，作品写好了可以使作家的创作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梁锡华的小说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 梁锡华的校园小说 梁锡华，原名梁佳萝，广东顺德人。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加拿大庇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主修文学，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加拿大圣玛利大学执教，兼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197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1985年，受聘于香港岭南学院，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兼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已移居加拿大。他的主要成就在学术上，小说和散文也常被人交口称赞，他的主要小说有：《独立苍茫》（1989年）、《头上一片云》、《香港大学生》（1990年）、《花果山》等，历史小说有《李商隐哀传》。他的小说以其题材不同选择了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形式的灵活运用，充份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功力。 梁锡华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把我们带进了冉冉鹤立的云屏书院，去领略知识分子的生活，校园情趣因梁锡华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采取的平视态度，从高深莫测变得平易近人，因而也更亲切了。在梁锡华的观照下，知识分子的愚拙精乖，对生活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的言谈嘻笑中流露出来的作为精英的优秀跃然纸上，不是个中人物是写不出这份老到的。 整篇小说以三个博士的婚恋生活为主线，更着重于从纵性的情节展开，有时不免用巧遇，小道具来推进故事，但人物的感情仍写得丝丝入扣，人物的行为也分寸适合，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情世故的谙熟。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回异的人物：表面洒脱，内心沉重，始终孤身一人的萧晨星；精明实际却又婚姻不幸的陈最亨；憨态可掬，善良厚道，常常因祸得福的聂维素；温柔多情，但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李梅；成熟细心的麦若兰；冷傲霸道的王玛莉等等。人物间的感情纠葛也因作者巧妙的安排，巧设的布局而色彩纷呈，气象万千。故事的行进过程处处体现了朋友间时有的不可避免的误解；以及因生活观念不同时常出现的摩擦，更有因守着同一个秘密而变得超乎寻常的友情(如萧晨星和麦若兰的)，但更多的是求同存异的携手共进，相互关怀，鼎力帮助，读《独立苍茫》你能沐浴到君子的谦谦与磊落。 读罢梁锡华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掩卷抚书，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人生观、爱情观的问题，许多外国的世界名著，都是在充分展现了爱情可能达到的热烈境界后结束故事的，比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莎士比亚的《奥塞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也有写情感的不可抑制和非理性的，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那些以大团圆结束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梁锡华的《独立苍茫》，其中心故事却局限在爱情还在单恋，还未向对方表达的阶段。作为男主人公行动依据的谨慎、小心翼翼构成了作品浓郁的东方风味，因此，小说的意义就变成了是一篇关于传统思想很重的男子对待爱情的心理报告。小说的主人公萧晨星专长文学，是个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这身份本身就暗示了他曾浏览过许多写爱情的书籍。爱情文化熏陶了他爱情至上的恋爱观，感情在他的心中是汹涌的大海，在未见到李梅之前因以事业为重，这种感情是沉睡的，但当婚姻大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感情的大海就狂涛大作了。 我们看看萧晨星是怎样对待这份感情的。由于他比李梅年长十五岁，被李梅父母称作叔叔辈，他便“称己行有耻之耻为高尚情操”，以李梅的未来和自己的幸福作为抵压，回避了自己的感情。他的审慎也许有让李梅在决断自己的婚姻大事上更成熟，或者找一个比自己更合适的伴侣的利他的道德依据，但也夹杂了个人的患得患失情绪——生怕爱情的痴狂损蚀心灵，以至于影响事业；担心可怕的流言歪曲自己的形象，以至于不能更好地为人师表。然而，这份未解决的感情却不因理智的衡量而消减，它拖着主人公一直步向忧郁，最终不能不借助“女人祸水论”这种酸葡萄观念自救了。 萧晨星是在太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形下放弃自己的幸福的，与他爱情的理想主义理解相一致，他鄙视陈最亨实际的算盘婚姻观——买名牌豪华小车武装自己，以加强自己的吸引力，为找品德可靠的教徒女子为妻，他委曲自己去听讲道，甚至虚伪地入教。作者站在萧晨星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给陈最亨安排了一场倒霉的婚姻——个自我中心，一点也不体谅丈夫的妻子。然而，假如道德的意义是使人们过得更人道一点，那么，无论是萧晨星还是陈最亨，他们应该自责的程度是五十步对一百步的。何况还加上李梅的怏怏怨言：“我真不知道他一向想什么。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敬爱他，我也说不清是哪种感情。不过，我想假如他实在很关心我，我也不至于到今天……”爱情是一个“现在时”不是“将来时”，婚姻是否幸福只关系到当事人本身，他会否在家庭中创造乐趣，制造气氛，而不是道德教条。能实现的幸福才是幸福。 聂维秦对婚姻是最没存奢望的。这个数学家在抽象的数学领域无往而不胜，却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可幸的是他品德高尚。有共生死的朋友和关心他的姐姐，在三人中倒成了最幸福的一个。不解风情不重要，先求健康生活，再慢慢培养爱情，这是我们获得爱情的平凡途径。从作者对于明正夫妇。聂维素夫妇的描写中，我们知道作者是相信美满婚姻的。但由于作者选取的是萧晨星的描写视角，就有了许多不尽言的地方。因此，读者也只能想象“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了。 爱情在期待中更美丽。比起陈最亨、聂维素，萧晨星的命运和身份更具有美学意义，因此作者选择他的视角来展开全书，而在萧晨星初涉情场的敬畏中，作品也拥有了一种纯洁的风格。 《头上一片云》是一部题材和表达都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小说，也是同类题材小说中反映社会面最广的小说。“九七”香港回归祖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国之内的相遇，也是文学创作记录重大题材的关键时刻。经济学上的理论问题，被经济学家解决了：“作为共性的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作为个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就在于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区别，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之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统一的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之上的。”[1] 反映普通市民生活态度的文化问题，就要由文学家承担，这件和香港几百万人民生活悠关的事，必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如何记录这万众瞩目的事件？梁锡华写了和主人公卓博耀恋爱有关的丁向经、张伯虔两个家庭里的各个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同事、亲戚，把他们作为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触角。作品人物众多，以至于淡化了作品中主次角的关系；作品线索极多，以至于更像记录一段段不同场景发生的事情。同一时间发生在两地的不同事件，同一想移民的心情出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这样的艺术技巧的运用，更加强了读者的鸟瞰效果。阅读作品读者会跟著作者的笔触像观看幻灯片似的，观看发生在社会任意角落的事情。领略对待“九七”问题的香港众生相。因而这是一部比报告文学更凝炼、更概括、典型性更高的小说，从小说角度而言，这又是一部运用速写笔调而不是素描笔调，因而新闻性、纪实性更强的作品。 《头上一片云》以较宏伟的结构，反映“九七”回归前，香港社会的面貌。作者不偏不倚的冷静笔调反映在叙事态度上，一九九七年后的香港，一个政府退出，另一个政府接管，那另一个政府会给香港带来什么？尽管现实中许多人都不那么乐观，但因为是“将来时”作者用了一个虚设的“云”字来比喻。面对头上的“云”，作品中的人物因年龄、职业、涉世深浅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也因性格、品格的不同，迎接未来的方法也各异。 作者尽可能持不偏不倚的冷静态度，首先反映在人物塑造上，《头上一片云》不讨论信仰问题，为了打消读者读作品后可能出现的误解，作品塑造了几个信仰不同的优秀人物，消解了信仰不同可能出现的偏激。男主人公卓博耀是个品德的完美主义者，他不肯为实利牺牲自己的人格，那怕那实利是爱情，是可以使他留在外国的护照！他先后与两个女子的爱情都不能善终，不是因为他不懂得爱，只因为他不肯为娶心爱的女子而假装信教，不是他不对“九七”怀有疑虑，只是他不肯为留在国外而勉强自己去爱自己不爱的人。对卓博耀的正面塑造，并没有妨碍作者对人情世态采取宽容的态度。梁锡华也塑造了胡坚道——一个明知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不同，还坚持“九七”后留在香港的人，来平衡作品对教会的看法。“他是一个品格、学问、外貌样样都好的大学生。”“他有热心、爱心、诚心，也有口才和组织能力。”正直的人终究是正直的，与信什么无关，也与政治态度无关。作者还塑造了政治观点不同的优秀人物李立民，李立民之所以坚持“信心第一”，是因为他相信“香港大有前途，祖国大有前途”。他说：“中国共产党经过这几十年，特别是‘四人帮’的教训，已经进步得多了。大事上了轨道，样样跟着来。我预言，投靠外国人，结局是悲惨的。背弃自己的国家民族，生得不痛快，死也不光彩！”他的优秀也表现在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上，他真心爱丁爱基，当她被坏人泼了硝酸，遭遇意外时，对她的感情仍然不改变，正是有了这种品德上的支持，读者才会觉得李立民的话不是开玩笑。我们一直在提倡民主，须知民主的构成，不仅容忍不同的见解，也需要持不同见解的人有高尚的品德，品德高尚是信仰实现的关键。他们遗世独立于现世中，促使社会变得更美好。 丁向经、张伯虔等人的父亲身份似乎有一种含义：香港市民阶层中，那些已获得社会地位的有身份有尊严的人物都是排斥“九七”的，他们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已成他们的习惯。丁向经这个基督教的传道士，虽然很镇定地在讲台上讲道，说不管头上是什么云，都会风过天晴的，以此来勉励众人。然而，他口不对心，他让自己的女儿嫁到加拿大，作为全家移民的先遣军。教师江树正已办申请美国移民，只是排期未到，但他担心解放军突然打到，恐慌得经常去台湾旅游，以此来铺就一条退路，表示自己的“忠贞”，将来他万一来不及移民，也可以让台湾先接纳他。 但父辈们都无法阻止或说服他们子女中那些不屑的，如李力民、丁爱基等人喜“九七”的态度。“九七”年对青年一辈来说不仅有回归祖国的欣喜，港人治港更意味着他们有许多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他们的欣喜，一半来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涉世未深，一半来自实利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社会中也不乏实际的人和想捞一把经济利益的人，方亦强为了移民决定在有美加籍的女子中择偶，他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大多数香港人面对 “九七”问题的态度。作者以塑造其他更多的行为怪诞的人，宽容、理解了方亦强，方亦强只是窥全豹的那点斑。卓警凡是一个乘机捞一把的滑头的人，他既会办写男男女女的《美丽报》，又会办议政的《香港眼》，是个变色龙，自然会想到在铺好移民后路的前提下，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勇士，即得名又捞利。 说《头上一片云》有深度，正在于作者不对任何一类人物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遵循生活的逻辑展示他们的命运。悲乎？喜乎？全由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来决定。老谋深算的卓警凡虽然能把生活计算得滴水不漏，但司徒瑛并不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与他再续前缘。司徒瑛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卓警凡不过是其中一个可选择的因素。卓博耀有香港人看来的好命运：拿奖学金到加拿大进修，又有经济上过得去的外籍女子爱他，但他的品德不允许他违反自己的生活原则卖身投靠，最后只好回到香港迎接“九七”。丁向经让女儿丁慈基嫁给加拿大医生，以便搭路全家移民。然而丁慈基并非坚强如铁，这朵弱花在冷酷的环境下萎谢了——她因孤独得了精神病，最后自杀。这事决非偶然，移民实在像植物的移植，损耗率是极高的，活下来的一定是那些能通过炼狱的。然而，许多香港人却还是要像船沉前争着上救生艇一样地争相移民。江树正将八岁的独子过继给有外籍的姐姐，卓警凡搞假离婚，丁赞基搞南美小国护照，易雄敦想中大彩赚钱移民，余崇道将女儿送台湾，林教授、刘振成等人送子女到美加读书，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的政局转变。连坏人也不放过机会，吴跃进等为筹移民款作案更凶，王喜珍被人用移民作诱饵，骗去五万加币。作者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展示了这种已深入民间的大变动。 作品不仅写市民的状态，也写北京和国际对“九七”的态度。林教授访问北京后，回学校说：“中共领导人的诚意不用怀疑。”他鼓励香港学术界与国内交流。卓博耀到加拿大进修，在推进故事的同时，也把“九七”问题置于国际环境下去观照。对国际友人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对香港表示的同情，作者表现出极大的感激和感动，可见作者爱香港的程度。 比起语言精致，华丽的《独立苍茫》来，《头上一片云》的语言显得平白流畅，干净凝炼。按照题材不同设置不同的艺术语言，同样可以看出作者语言修养的精深。 梁锡华在作品中坚守的高尚人格，是大浪淘沙后沉淀的价值传统。他宛如在现代文明像潮水一样毁灭性地冲击古老价值传统，古老的价值传统行将崩溃时，陡然发现它金子般内核的学者。他是香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少有的坚持理想人性的作家，是吃透了社会本质后依然守身如玉的作家，这可能与他在香港特有的环境中，读了太多思想内容不同的书，常常把接触到的思想互相比较有关。如果说现代主义反对既成文化沿于某一种新思想的出现，大众文化认同潮流是出于明智的经济需要，那么梁锡华所坚守的就是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是中西文化典籍养育陶冶的结果，不以政治的转变而转变，时代的转变而转变，它可以借着校园的一寓与社会的流俗对抗。 恐慌，以及由恐慌造成的行动就是损害。梁锡华在《头上一片云》中能磊落地写，就是出自于自身的正直。正直需要经过生活的千锤百炼，而《大学男生逸记》、《研究生溢记》就反映了这种锤炼的过程。 看那么多的书，却依然诉说着，香港特有的，不能信仰什么的忧伤，不是民族意识的空白病，而是现实太黑暗，信息太多，不知道应该依托什么的空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生活就在其中的默默挣扎中过去了。《大学男生逸记》校园黑幕的日渐披露，使作品主人公为日后的前途感到心寒。“想到这个世界，天下乌鸦一样黑，我辈将来毕业，又何以自处呢?不争气的肠胃要吃饭，不堪冷热的四肢要穿衣，只堪居屋的身体又不能像野兽那样住树林旷野……”然而，梁锡华作品里的人物并不绝望，一种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仁”者生活态度是梁锡华始终倡导的。他效法闻一多：“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日，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2] 在人们信仰危机，理性秩序混乱的时候，梁锡华作品中的主人公实现自我保存的手段就是在科学思考中积极活动。知识在梁锡华的作品中有双重的价值：一方面它是生命中最高、最自由、最完善的活动，是绝对自在的目的，借着它梁锡华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独立苍茫》中的萧晨星，《头上一片云》中的卓博耀、胡坚道、李立民，还是《大学男生逸记》、《研究生溢记》中的金祥藻，都没有失其正直、公义、仁爱、勤奋的品性。另一方面，知识使梁锡华作品中的主人公从奴役人的，非理性的情感中解放出来，不受复仇欲、野心、贪婪、享乐欲的支配。《太平门内外》中的李东升不投机取巧，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不仅发自良心，更是一种自我保存的处世方式。对生活的本份理解，使他们没有掉进纷争的泥坑中。知识还是抚平内心骚乱，产生心灵平和、灵魂安宁的灵丹妙药。《大学男生逸记》、《研究生溢记》中的金祥藻能一次次地从爱情的困扰中得到解脱，全凭着对知识的执着。“我的救赎在学问，死命抓住这条生命线，我可以忘却尘累、尘劫。”[3] 对于心灵来说，自我保存就是在科学思考中积极活动，自我否定和软弱就是在感觉和情感中承受事物；前者表现着自由，后者表现着人受到奴役。正因为梁锡华整个思维品格属于前者，因此他的作品有着明确的是非标准，因为自已崇尚正直、公义、仁爱、勤奋、他也把这种道德感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源。读着梁锡华的作品，我们会和作者一起对作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产生赞成或反对的感情，把它们称为善的或恶的，因此梁锡华的作品便有了正面人物， 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然而也由于梁锡华对于道德的过分拘泥，使他在《独立苍茫》中，狭隘地指责了陈最亨实际的生活态度，过分地褒扬了萧晨星非人道的利他情怀。但是，如果从建立社会秩序角度说，我们不是欢迎萧晨星，多于欢迎陈最亨吗！ 梁锡华是相信善有善报的，一种浓重的宗教情怀荡洋在他的作品中，他不仅对大自然顶礼膜拜，也相信人的本质，世界的本源基本向善。《太平门内外》勤劳的李东升得到的报答是财富和事业顺利发展。而贪婪财富的方宏远和生活腐化的陈禄得到的报应就是家庭的毁灭和身体瘫痪。在《头上一片云》中，无论狡猾的卓警凡如何机关算尽，也得不到司徒瑛的爱情。而在《大学男生逸记》和《研究生溢记》中金祥藻凭着自己的好学和善良，不仅得到了友情，爱情，还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梁锡华合符逻辑的推断确实为我们勾勒了世界秩序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借歌德的话来评价梁锡华的作品：“道德方面的美与善可以通过经验和智能而进入意识，因为在后果上，丑恶证明是要破坏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而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因此，道德上的美便形成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说出的道理在整个民族中传播开来。”[4] 三 梁凤仪现象 梁凤仪是以全新姿态创进文坛的商人，她的整个写书、成书、行销书籍的方式，都不是作家式而是商人式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她更为令人触目的成功商人经历。梁凤仪，1948年出生。1979年创办香港首间菲籍女佣介绍所。1980年至1982年主管新鸿基证券及银行集团之行政、广告及公共关系业务。1983年创办第一家香港及加拿大双边市场推广及公关公司。1985年受香港联合交易所礼聘，创设并主持国际及机构行政事务，成为香港商界内知名的女强人。同年以业余时间完成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1989年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常委黄克立及立法局议员国务院港事顾问及香港预委会委员黄宜弘父子家族经营之永固纸业集团懂事。在工业界展露才华。梁凤仪这种强悍、泼辣、能干的性格与历来文人十年寒窗、甘于寂寞的传统形象相去甚远。 当“学而优则仕”作为社会主要的进升渠道，被商业社会以盈利为目的的潮流取代后，作家的身份已不再神圣，所有有新闻价值的人全都可以成为作家。社会名流、商人、明星、各式人等都以在报纸开专栏的形式挤进了作家的行列，像梁凤仪这种亦商亦文的人似乎更能代表这个时代作家的身份。 在商业社会中，以写书、出书发财的琼瑶和金庸都是一种正面的借鉴，他们的无心插柳，引发了梁凤仪的有心栽花。梁凤仪自幼爱好文艺，热衷于写作。1986年开始利用业余身份在香港各大报张撰写专栏。1989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主要作品有：《尽在不言中》、《芳草无情》、《风云变》、《豪门惊梦》、《我心换你心》、《千堆雪》、《骄阳不再》、《白云无尽时》、《醉红尘》、《九重恩怨》、《花魁劫》、《信是有缘》、《锁清秋》、《惆怅还依旧》、《飞越沧桑》、《笑春风》、《异邦红叶梦》、《昨夜长风》、《誓不言悔》、《激情三百日》、《花帜》、《强人泪》、《今晨无泪》、《谁怜落日》、《抱拥朝阳》、《红尘无泪》、《世纪末的童话》、《洒金笺》、《裸情恨》、《心涛》、《大家族》、《杀戮情缘》、《当时已惘然》、《又是深秋》、《情霸天下》、《弄雪》、等。这些作品全由梁凤仪自己创办的勤+缘出版社出版。梁凤仪对书籍市场的攻势是排炮式的。自1989年至1996年短短六年间，梁凤仪已出版的小说、散文、和实用工具书，总数达一百多本。在数量上是一项公认的奇迹。所谓奇迹当然是能别人之所不能，于是就有许多人对梁凤仪是否个人创作，抑或是集团生产提出了质疑。梁凤仪要获取的，不仅仅是名，更是利。她没有到此为止，她把她的作品推向了台湾、加拿大、东南亚。1992年，她的作品开始风靡中国内地。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签名售书，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梁氏旋风”。接着是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获得更大的名利双收。以出卖自己的作品作为获利手段，这是一种新的发明，它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在原材料上要伤脑筋，这似乎是一种更为无本，更易获利，更有把握的生意。正如梁凤仪自己说：“要说成本轻，那就没有轻得过一个作家的成本了，只一管笔，及一叠纸，沙沙沙的把字写满了，寄出去，一本畅销书就有几十万元的版权收入。”[5] 经济是生活，文学是情趣，把经济与文学、生活和情趣故意结合得天衣无缝者，唯梁凤仪一人。 梁凤仪的小说存在着两种境况，一种是小说人物生活其中的境况，另一种是作者赖以批评现实的境况。两种境况都是梁凤仪知识范围内的想象。在第一种生活境况里，梁凤仪小说中的人物按自由资本主义的生活规律进行生活，好了才适可而止。例如《花帜》里的交际花杜晚晴。她有大学文凭，有留洋学历，本来到一家公司当“白领”并非难事，安安稳稳地嫁一个能向她提供平均水准以上生活的男人，或者一些名公子也都有可能。但她却选择了当交际花。理由是：“她的家累不轻，决非普通程度的富裕人家所能支撑得来，更遑论单靠一个女子在社会上独自谋生？就算嫁进豪门，也是枉然。豪门之所以为豪门，表示他们晓得精打细算。”但交际花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人无法战胜的是她自身的弱点，交际花也是一个需要爱，会被爱迷惑的人。杜晚晴错爱了一个衣冠禽兽，他吞并了她的财产，把她变成他旗下的一名妓女，利用她巴结上司，打通他通往仕途的道路。对第一种生活境况的厌恶，使梁凤仪向往第二种生活境况，对现实不满的梁凤仪把回归祖国当成了自己摆脱困境的出路。英国人想交给中国一个混乱的香港，鼓励香港人实行“民主”，梁凤仪说：与中国政府对抗，到时候英国人走了我们怎么办。她也向往社会主义的均富观念，在《花帜》里杜晚晴是个复杂的人物，她既贪图享受又有良心。她有愧于自己和商贾豪富、达官贵人赚了老百姓的钱，占了太多的便宜，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弥补。梁凤仪还在《归航》和《金融大风暴》中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内地的经济颠覆。爱国主义在这里是作者与她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经济利益紧密结合的由衷想法，很有说服力。 梁凤仪小说中的女性，不管在家庭中充当什么角色，都一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梁凤仪的小说告诉我们，相爱的男女不一定能结合。为了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他们只能与有经济实力的人结合。爱情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的生活目的是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强人。梁凤仪小说中的女性在茫茫四顾无支持的情况下，往往能决断地出卖自己，以自身的条件（常常是美貌）去换取金钱。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窘境，月夜走进自己房间的那个人不是自己的爱人，他（或她）成了商战中的对手，虽然魂牵梦绕，但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防范。而自己则夜夜躺在婚姻的祭坛上接受另一种考验。 畸形的人生，造就了畸形的人性。梁凤仪小说中的女性都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她们是有经济实力的男人的附属；另一方面，她们的目的是成为世界的主宰。她们很能忍辱负重，或当小妾，忍受大娘及子女们的歧视，例《锁清秋》、《花魁劫》。或当花瓶，受买得起的男人的欺凌，例《花帜》。或当妓女，过地狱般的生活，例《醉红尘》、《今晨无泪》。或当无名无份的婚外情人，例《谁怜落日》、《心涛》。她们忍辱负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步上上层社会，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进行挑战。她们地位卑微却心比天高，她们不仅有好高骛远的心智，也有达到目的的才华。她们在人际关系圈中周旋，以不同凡响的为人处世方式和人生观光芒四射，她们身上的造时气势，不仅令男性欣赏，更令男性敬佩。 梁凤仪小说中的女性都很重视婚姻，婚姻是她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本来婚姻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下一代的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责任感的男人并不抢手，炙手可热的是有经济实力的男人，由于他们有众多女性追求，所以常常不忠，和他们有关系的女人都渴望得到法律保护，以便离婚时获得更多的财产，梁凤仪写出了婚姻也服从竞争原则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内涵。 现实生活中，有钱人总是少数，能和有钱人结婚的女人也是少数，多数人都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工薪阶层的婚姻也不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框架中，结了婚的男女依然是些活跃因子，家庭依旧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在梁凤仪的小说中，职业女性努力工作，目的双重。一是为了避开琐碎的家务和家庭是非造成的人格陷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但她们往往失算。在社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家庭并非最好的避风港。紧张、焦虑、烦躁，以及对对方处境的不了解使两个人的相处变得十分困难。人们也许更愿意向和自己同甘苦工作在一起的人倾诉，这样，移情别恋就成为必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女人也许对家庭生活中的空白不甚敏感，几千年来，潜在的生活习惯，早已把女人训练得要求回报甚少而顾家倾向甚浓。但男人就不同了，他们脆弱时更需要寻找依托，如果他们身边恰好有等着鹊窠鸠占的女人，那么，家庭的危机立刻就会发生。职业女性很容易落入工作家庭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中。《心涛》着力描写的就是当代女性面临的这一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家庭这一固定形式，受到了变幻莫测的感情的冲击。 职业女性从附属家庭型向社会主体型转变，也使男性从社会中心地位，降低到附属的地位。从职业女性的角度说，生存是她们的第一需要，她们不能不努力工作，性爱的需要倒在其次。女人一旦崛起，男人的责任心就似乎可以削弱了。在梁凤仪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男性整体素质的降低，他们不再是女人心目中的骑士、英雄。他们和女人竞争，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就用最恶劣的手段置女人于死地，不管那女人曾经怎样有恩于自己。他们中的一些人，受不住诱惑背叛家庭后，把不顾家的罪名推给妻子，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更有甚者就是骗财骗色。由于男人没有三从四德的训练，性格上更富斗争性，一旦他们把女人当对手，手段就更为恶劣。 梁凤仪的小说很多以女性为主角，旁涉男性。梁凤仪笔下的男性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年青时的恋人，他们一般都相貌堂堂，气度不凡，和女主人公有过一段难忘的恋情，但由于经济地位低微，不旦帮不了女主人公，而且自身难保，他们和女主人公最后都不能终成眷属，甚至因成了商界对手而劳燕纷飞。另一类是女主人公可以依靠的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因爱女主人公而成为她们衣食住行的主人，他们是女主人公走向上层社会的踏脚石，女主人公因和他们结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的。还有一类是践踏女性的卑鄙男子，他们和女主人公发生关系，但绝不愿为她们付出什么，甚至把罪名加在她们身上，还要向她们索取经济上的补偿。这三类男性，成为衬托梁凤仪小说中女主人公这朵红花的绿叶，使女性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 四 张小娴的女性小说 读惯了老气横秋的成熟女人的小说，再读张小娴的小说，你会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青春气息。张小娴是暴露香港这个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更年青一代爱情态度的作家。由于旧观念的束缚比较少，而且是本土作家，张小娴能充分表现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不干预”生活方式之下的爱情，作为爱情壁垒的审慎、小心翼翼和世俗的规范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你情我愿的率真状态。 张小娴的小说很具备国际大都市里亦中亦西的文化情调。如《三个A Cup的女人》（1996年）那种多含义的暗示，“Cup”是英文“杯”的意思，暗指女人的胸围，“Cup”在广州话中与“级”同音，“A级”是最好的意思。就是说《三个A Cup的女人》既是一篇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女性小说，又表现香港这个地方比较优秀的女人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镶嵌在小说题目里了。小说主人公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清晰地知道自己可能要什么，负什么责任，并建立了独立自主不拖累别人的健康关系。爱情实际上也是两个人人格的较量与共鸣，所以A级爱情也是人世中难求的感情。 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情调不仅是小说题目，也是内容。 在《面包树上的女人》（1995年）中，张小娴表达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要面包又要肉欲的纯真爱情。迪之爱上了有八块腹肌的游泳教练，光蕙爱上了管排球队的有妇之夫五十多岁的老文康，这些爱虽然都不得善终，但都是不涉及实际利益的真爱，它留给人物的是成长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推进小说爱情发展主线的是职业和人的本能欲望。程韵爱林方文，林方文是个填词人，脑力劳动的职业局限了他爱情的表达方式，在大众面前，他是个多情的人，但在爱人面前，他的爱简单而不持续。他需要程韵的爱，却不能回报给程韵同等的爱，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爱情，但他的爱情诗篇却是献给公众的，他的身心必须服从他的工作准则。这就苦了爱他的程韵，程韵要迁就他古怪的即兴情绪和多导向的爱的倾向，由此而变得神经质和竭斯底理。作者以肯定开放的性爱态度，进而肯定西化的文化观念。 通过爱情，张小娴表达了青年一代对社会的认识和成长。爱情饥渴也是一种饥渴，爱情一旦发生，人们会不顾一切。爱情侵蚀人们心灵的残酷，竟然违反好心好报的原则，伤害深爱自己的人。程韵爱才子的艰苦历程，以及她初涉情场的单纯，使她承受不了得不到林方文足够的爱情的回馈这样沉重的爱，她需要心理疗伤，有时候会在徐起飞那里寻找慰藉。徐起飞，一个既懂得爱情又懂得负责任的外科医生，却栽在爱林方文的程韵手中，我们怎能不慨叹世界的不公平，爱情是一起人生的毒药。但受过教育的程韵还有良心，她诚实地向徐起飞承认自己爱林方文更多，不愿意为私利而欺骗徐起飞，从作者对程韵美丽爱情的表达中，我们看到了新的爱情形态。 迪之的单纯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人生经验。她过分肉欲的本能表达，使她轻易地失去贞操，以后她从一个男人身边走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她得到的从来不是爱情，她在贞操上的非实利，恰巧证实了她品德上的纯真。光蕙的爱，不涉及肉欲，也加入了她美好的幻想，但她却错爱了五十多岁已婚的老文康，这样的爱注定了是无花苦果。张小娴以青年一代美丽的爱情愿望为起点，展现她们在社会上的历险，打破了死板的教诲提供给我们的恋爱信条。 爱情也包涵社会内容，小绵通过婚姻步上上层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排球队员之间偶尔也掺杂个人私心的友谊，都告诉人们，社会有比理想更为强大的龌龊的利益关系。但最终都是善良的品德在人们心中得到胜利，这是张小娴描绘的当代社会的境况。 张小娴的小说是性感的，就像流行歌星麦当娜，性感却不下流猥亵，在开放的状态下，张小娴坦然从容地谈性，却不在这方面邀宠，习以为常，反倒有了健康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朋友、敌人、亲戚、同事，更是隐匿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很大比重。在《卖海豚的女孩》中，性道德有了进步的展现，翁信良的恋人于缇空难死了，翁信良痛不欲生，爱翁信良的沈鱼慰藉性地给了翁信良一次性爱。“如果他醒来要忘记一切，她也不会恨他。”欲念有了超越动物性的内涵。张小娴的小说虽然不避忌谈性，却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在张小娴的小说中，老一辈人担心的性解放带来的道德混乱，被年青人自己的行为自己承担后果轻易地解决了。 但是，张小娴到底是崇尚爱情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独得人憔悴”。她的《面包树出走了》把程韵和林方文的爱情写得那么缠绵，那么刻骨铭心、肝肠寸断，那种令人羡慕的品尝酸甜苦辣的心理折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爱情的蓝本。让世人知道了，过早挥霍性欲可能造成的遗憾和被不能实现的爱伤害后人会变得自私。爱是一个需要细细体会的过程，人们应该珍惜符合人道、人性的爱情，并为更多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爱情而奋斗。爱情中的克己、审慎是必要的。然而小说里无休止的爱情体验，寻找更人性的结论，却表现了人们另一方面的无能——建立家庭的责任感日益萎缩。 张小娴的小说启示我们，有富足的物质才有安定的生活，有安定的生活才能教养出爱情，爱和道德密不可分，而社会性爱的光明就存在于这些有道德教养的普通人中。 第二节 香港的内地题材小说 内地“文化大革命”后的文艺复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初期，文艺面临着从政治解放出来，回复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阶段。原有的思维方式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尽管作品的政治色彩改变了，被“帮文艺”所竭力丑化，诽谤和攻击的“走资派”，成了奋起同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革命领导干部，但是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那种剑拔弩张式的矛盾冲突，并非真正来自生活，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思想和生活浑然一体的感人力量。直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脱颖而出，广大读者才爆发了一种出乎作者和编者意料的热情。以后中国内地的小说越发向发掘人性靠近，到了九十年代，几乎是没有禁区的了。 在香港也出现了一些写中国内地经验的小说，主要作者是从内地出去的金兆、杨明显，他们的兴趣在暴露内地生活的黑暗面，或者象陈娟为自己的国民党父亲树碑立传，但这些小说都不能动摇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了。 一 金兆的伤痕小说 金兆，本名梁钰文。1950年在香港中学毕业后回国升学。1954年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离开中国内地回香港，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芒果的滋味》（1980年）、《大将军》（1981年）、《真假方玲》（1982年）。金兆的伤痕小说主要描写内地极左路线扭曲下的人性。 《又是中秋》写的是加入共产党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某些人入党，不是为了为人民谋福利，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解放初期，田太太的女儿能入党是因为做了党支部书记的情妇，但儿子要和党拉近感情就似乎很难。他为了能分配得更好，千方百计入党，事无大小，不分公私，都毫不保留地告诉组织。为了入党，他捏造事实，抵毁已死的父亲。为了入党，他在如何处置家里财产的问题上与妹妹有了分歧，妹妹不想把财产捐出去，但哥哥已下了捐财产的决心，最后财产是捐出去了，但哥哥依然入不了党。《母女》写的是被排斥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右派分子可悲的生活。宝芸成了右派，她母亲看见她瘦得不成样子，决定买只鸡给她补补身子，但很有阶级觉悟的珍芸，却决定与宝芸划清界线，先是把她赶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眷属的宿舍，再就是不许母亲关心宝芸，连母亲做的鸡汤，他们都骗去吃了。《芒果的滋味》写的是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主席慰问工人宣传队，送给他们一些芒果，这些芒果一直被人们供奉着没人敢吃，直到芒果烂掉。 极左政治管理无处不在，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处在严格的管理之下。《交心》写一个单纯的女中学生，因坦白说出自己一个对领袖不敬的梦，而被划成右派。《外孙》写未婚先孕受到组织处罚。《遗像》写奶奶留下了丈夫的遗像，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翻了出来，红卫兵认为那遗像上的人是“穿西装的洋奴”，把遗像撕毁了。 金兆的小说以人性内容指责极左政治，记录了某段历史时期里某些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二 陈娟的传奇小说 陈娟，1942年9月出生。福建长乐岱边乡人。1960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81年赴港定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昙花梦》（1985年）、《玫瑰泪》、《香港女人》。 陈娟的《昙花梦》写的是四十年代末，上海、南京政府刑侦部门的侦破故事。由于是有了历史距离的重新观察，故事的传奇色彩非常浓厚。作品写了二十多个大案奇案，诸如美国特使马歇尔汽车被盗案，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大使馆被窃案，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公馆被窃案，上海颜料大王姨太太价值四百两黄金的七卡拉钻戒被窃案，玄武湖桃色命案等。作品展现了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对黑线、白线和锦线帮派的行帮切口，作案特征，旁门左道都了如指掌，对官宦、大盗、姨太太、交际花都作了有声有色的描写。 作品主人公程慈航，是个很有职业道德的南京政府刑侦科长，他能力很强，屡破奇案要案，连续升级，受到同行嫉妒，帮派中伤。他开始时心志很高，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但眼看末日将临，群鸟散尽，不禁为自己的报国无门黯然神伤。他有勇有谋，文武双全，风度大气，风流倜傥，处处留情，是一个极有光彩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正角是男性，小说的邪角却是女性李丽兰，绰号“踏雪无痕”。她出身书香之家，被生活所迫走入黑道，她美艳绝伦，感情丰富，聪明过人。程慈航挽救了她之后，她改邪归正，并帮助程慈航破了几宗大案。此外，绰号“金枝玉叶”的花锦芳，“江南一奇”的马太太都有鲜明的个性。 《香港女人》是一部反映香港社会现实的作品。此作写了一系列香港女人的悲剧。如少女被奸，骗财骗色，工作难找，堕落学坏等。 陈娟除了写内地题材的小说，也写揭露香港黑暗面的小说，如《玫瑰泪》写一个从中国内地来香港的农村少女的悲剧故事。她虽然纯洁脱俗，不图虚荣，不贪享受，但她周围的人却是变态的，她丈夫是个同性恋者，她家翁乘虚而入，她在淫威利有下，成了妻子不像妻子，媳妇不像媳妇的人物，她婆婆心生嫉妒，制造阴谋，独揽大权，致女主人公于死地。这部小说保留了陈娟一贯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有较强的可读性。 注释： [1] 王珏：《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载名誉主编 于光远 董辅礽 主编 何伟 方恭温 执行主编 向文华：《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2] 闻一多语，选自梁锡华：《大学男生逸记》，香港《星岛晚报》，1989年。 [3] 梁锡华：《研究生溢记》，香港《星岛晚报》，1990年。 [4] 歌德语录，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5] 梁凤仪：《心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参考书目 [1] 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3] 柳苏：《香港文坛剪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4] 黄维梁编：《香港文学初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5] 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版。 [6] 王剑丛编写：《香港作家传略》，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7]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 [8] 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95年版。 [9]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0] [匈牙利]阿诺德•豪译尔著：《艺术社会学》， 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1]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版。 [12] 何慧：《对文艺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马克思著：《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版。 [14] [德]鲁德哈德•施托贝尔格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吴衡康、许素芳、吴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5] 王珏：《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载名誉主编 于光远 董辅礽 主编 何伟 方恭温 执行主编 向文华：《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宗吾：《厚黑学》，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1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 林语堂著：《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版。 [20] 赵浓、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 黄康显：《旅港作家的流放感——徐吁后期的短篇小说》，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66、67、68期。 [22] 卢昭灵：《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49期。 [23] 郑慧明、邓志成、冯伟才等人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集力出版社，1985年版。 [24] 也斯：《在香港写小说》，原载《香港文学》1990年。 [25]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26] [英]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邹羽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7]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干、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28] 李今：《刘以鬯的实验小说》，获益编辑部：《〈酒徒〉评论集》，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 [29] J．P．SREM：《写实主义论》，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30] 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载《香港文学》，1985年，第6期。 [31] 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4月版。 [32] 孟樊：《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反思》，载[台]《批评家》，1988年，第四卷，第三期。 [33]《西方现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4] 也斯：《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5]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6] 艾晓明：《城市空间与也斯小说》，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一期。 [37] 乔纳森•雷班：《现代主义小说写作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8] [荷兰]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9] 黄南翔、冯湘湘：《港台作家小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40] 金庸：《香水写的小说——序林燕妮的“爱情小说”》，载林燕妮爱情小说集《盟》，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82年版。 [41]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2] 见清初画家笪重光《画筌》。 [43] [美]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4] 亚德里阿娜•里奇：《生来是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性》，载王逢振、盛宁、李白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45] 陈炳良：《青春的呼唤——钟玲〈打鼓山之歌〉试析》，原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5期。 [46]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杜，1992年版。 [4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 席勒：《论优美与崇高》。 [49] 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0] 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房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51]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2]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是什么》，王友琴、丘希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53]吴义勤：《商业语境中的生存独白——评陶然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54] 吴义勤：《为了告别的聚会——评陶然长篇新作〈与你同行〉》，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 [55] 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56] [美]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57] 全书没有注释的引言都是该书作者的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