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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适和鲁迅以其鲜明的特点分别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两翼。他们所传述和改写的鹦鹉救火和铸剑复仇这两个古老的故事，非常形象地传达出了建设者和革命者两种情怀的不同。这里既有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更有审美意识和气质性情以及学识修养的迥异。同是理想主义者，都在反抗压迫，但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一则苦口婆心、理性冷静，一则痛快淋漓、深刻而偏激，这也内在于其所选择的文体——“论文”抑或“杂感”之中，而形成现代思想史、文学文化史的双峰。 读过鲁迅作品的，大都对《摩罗诗力说》之强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印象极为深刻[1]，且认定此乃鲁迅的夫子自道。至于胡适，《尝试集》中有一首说理诗，讲“威权”如何“坐在山顶上”俯瞰人间，最后被反抗压迫的掘墓人打倒——“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2]问题在于，当初反对威权的，日后可能成为新的威权，是否换汤不换药？还有，挖空山脚底的“锄头”到底来自何方，是否真的那么有效？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需叩问的是谁在反抗、如何反抗、反抗的过程及效果，还有，旧的“威权”倒塌后，建立起来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 好在新文化人虽立场基本一致，但都强调独立判断与自由表达：“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3]；“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4]。这里的差异，既有先天的气质与性情，也有后天的教养及环境。就以鲁迅（1881—1936）与胡适（1891—1962）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多年前，面对如何“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的提问时，我的答复是：“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5]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具体到本文的标题，为何年幼的胡适在前，那是因为话题往往由他引起。此外，别无深意。 一、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撰文时喜欢借古论今，有两个典故或意象——胡适的“鹦鹉救火”与鲁迅的“铸剑复仇”——很能传达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政治智慧。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6] 来源于佛经故事的“鹦鹉救火”，胡适是从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的见闻札记《书影》中读到的；鲁迅则不一样，1909年秋至1911年底辑《古小说钩沉》，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散佚小说36种，其中就有《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刘义庆《宣验记》的这则故事：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7] 《古小说钩沉》虽然早就完成，但1938年6月方才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因此，胡适撰文时没有见到，只能从周亮工那里转述。 胡适为《人权论集》撰序，以“鹦鹉救火”表达自家的心境与情怀。可惜的是，不仅未见“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还险些被当局“肉体解决”。但在胡适本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关键时刻，质疑当局的专制暴力，虽无效果，却是尽到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如此不时犯颜直谏，但又不忍离去，贯穿胡适整个一生。 救火的前提是认定这屋子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值得爱惜，这才需要竭尽全力抢救。若此屋本就没什么存在价值，大火说不定还可烧出一个新世界。左翼作家并不认可胡适的救火情结，关键就在这里。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撰《王道诗话》[8]，如此回应胡适的心情与努力：“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更刻毒的是那首打油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9]只因传闻“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于是鲁迅等认定胡适之所以表白救火情结，乃“好向侯门卖廉耻”。传说归传说，胡适1932年12月应老朋友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到长沙演讲，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包括12月6日离开长沙，省长何键来送行并赠送礼品和旅费四百元。那天的日记还提及这四百元旅费的推却与接纳，扣除买车票的钱，“总计还可余两百多元”[10]。 其实，关键不在演讲费到底是五千还是四百，而在此时鲁迅与胡适因牛兰事件而彻底翻脸。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因当局在其住处查抄出不少共产国际文件，足证其间谍身份，故以“危害民国”罪审判。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胡适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纯以书生之见，撰写《民权的保障》，批评“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11]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约略在此期间，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不指名，但很容易对号入座。1932年11月22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此文初刊 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经作者修改后入《集外集拾遗》。前面是泛论，很深刻：“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后半篇切入当下，有明确的批判对象：“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13]王世杰主持的综合周刊《现代评论》（1924—1928），以其“不主附和”的独立精神和“不尚攻讦”的研究态度著称，团结了一批很有学养和才华的欧美派知识分子。胡适虽未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在上面发表多篇文章，称其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一点都不过分。时隔多年，与陈西滢围绕女师大的论争早已过去，鲁迅这个时候重提现代评论派，明显针对的是风头依旧很健的胡博士。 鲁迅为何那么讨厌早年的同道胡适，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有人事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鲁迅不喜欢温文尔雅、苦口婆心的“鹦鹉救火”，更愿意采取痛快淋漓的“铸剑复仇”。这就说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之一《铸剑》。此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八、九期，原题《眉间尺》，1932年编进《自选集》时改为现名，后入《故事新编》。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托名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记载（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时曾收录），晋代干宝《搜神记》的内容与之基本相同，只是叙述更为细致。我关心的是，本就一句“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鲁迅居然驰想天外，发展出以下好几段精彩的描述：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14] 如此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就为了痛快淋漓的复仇，这真应了《尚书·汤誓》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比起“救火”的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葬身火海；以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复仇”，无疑更为决绝，更为果敢，也更具悲剧意识。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创建新中国，则言人人殊。 二、革命与建设 这就说到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如何制约着文人与学者的论述立场。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良知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问题在于路径与方式——除了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组织形式及纪律等都学苏联）的截然对立，最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与建设。很长时间里，大陆学者多认为胡适很肤浅，远远比不上鲁迅深刻。如李泽厚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称：“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15]其实，主张建设的，必定比提倡革命的“肤浅”——因为你得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可行性。 晚清以降，“革命”一词风行，甚至可能演变成让人讨厌的文字游戏，也就是鲁迅所嘲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6]。 作为推翻旧政权、旧制度、旧文化的一种暴力行为，革命是血与火的洗礼，而不是风花雪月，不能只抱着浪漫的想象。鲁迅和左联作家谈话，提醒“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别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说不定比现在更艰苦，更残酷[17]。可你不是号称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奋斗吗，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行，其内在原因包含了读书人的赎罪感，以及“革命”的道德优势。鲁迅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8]，可实际情况呢？有些提倡革命者，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拿着鞭子或刺刀，躲在安全的地方督战，这是鲁迅所极为鄙视的。至于革命的后果（包括共产党掌权后自己的命运），鲁迅不是没有警觉，但仍提倡与向往，且全力以赴地支持。那是因为，他对当下的中国极端失望，期望来一场摧枯拉朽荡涤污浊的暴风雨，迅速改变现状。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鲁迅谈论“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19]基于这一改革现状的信念，鲁迅晚年越来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包括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红军那边。 鲁迅之召唤改革的狂风暴雨，除了政治立场，其中还包含审美意识。我曾专门谈论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歌颂）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得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化了。”[20]这回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秀才造反，对于读书人来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政治立场之外，兼及审美趣味，请记得鲁迅《华盖集·题记》中这段话：“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1]虽然自幼生长江南，但鲁迅从不迷恋小桥流水，更愿意在大漠上观看飞沙走石，这一意象，很能代表“战士鲁迅”的人生趣味。若如是，则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确实远比“建设”更有吸引力。 胡适不一样，一辈子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因而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多年前，我曾谈及：“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22]当初举的例子，一是主张人权、宪法、言论自由，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人权论集》；一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的《独立评论》[2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的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坚信制度建设而非圣人救世，怀疑通过激烈手段一举荡平旧世界的可行性，因而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所谓“负责任”，那就是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目标是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 一般来说，要说“鞭辟入里”，正面提倡总不及反面质疑。同样谈论“娜拉出走”，对比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与“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以及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和小说《伤逝》[24]，前者答案清晰，简单明快，切实可行；后者更多反省与质疑，而不是指明道路，开出疗救的药方。当初胡适的论述影响大，但放长视线，则鲁迅的反省更为深刻。 这两种选择背后，与各自对于未来的想象有关。胡适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若借用诗文，则1921年的《希望》最有代表性：“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25]再看看鲁迅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6]，以及“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27]。同是反抗，一个坚信“明年春风回”，故“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另一个则持彻底的怀疑主义，取绝望中抗争的姿态。 三、好人政府与永远的反对派 从归国之初（1917）的“二十年不谈政治”，到亲自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前后不过五年时间，胡适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因为政治的腐败、政客的无能以及朋友的日益左倾：“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28]谈政治也就罢了，为何弄出个好人政府？除了好友丁文江的再三劝说，还得参看“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表现[29]。这里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也有思想方法的差异。“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也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30]胡适这一渐进的、改良的立场，使其对政府自我革新抱有很大期待。 “好人政府”的设想迅速落空，但胡适的基本思路是否全盘否定，取决于：第一．普天之下，政府有没有可能是好的？答案若是否，那就只能提倡无政府主义。第二，不是自己组的阁，别人主导的政府是否可以合作？答案若是否，那就只有处处添乱，随时准备推翻此政权。第三，政府决策错误，是认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31]，还是出手相救，防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答案若是否，那就是政府越烂越好，可以促成革命早日爆发。所有这些，都牵涉渐进的改革到底有没有意义。胡适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一直在“努力”——《新青年》分裂之后，胡适创办或参与编辑《努力周报》（1922年5月—1923年10月）、《新月》（1928年3月—1933年6月）、《独立评论》（1932年5月—1937年7月），在孟子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再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32]。具体说来，就是《<独立评论>引言》所说的“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永远作为“独立的政治批评家发言”。可在政争激烈的年代，此立场往往两边不讨好，左派嫌你太右，右派骂你太左。 只说家教、性情、社会地位不同，或留日留美处境的差异，显然还不够；学养背后，还有哲学立场。胡适的渐进改良立场，背后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33]；反过来，鲁迅的彻底怀疑与坚决反叛，则有尼采哲学的深刻印记[34]。在1907年所撰《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鲁迅推崇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等恶魔诗人，称其为“精神界之战士”，这与《文化偏至论》所说的“尊个性而张精神”[35]，，是一脉相通的。文中有曰：“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36]在力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看来：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37] 叩问当下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8]为了更有效地反抗，急迫寻求勇猛刚健的同道，这一努力，贯穿鲁迅的整个一生，这也是他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合作的基础。 同为“精神界之战士”，五四新文化人中，鲁迅反抗的姿态最为决绝，这与尼采的影响有关。在初刊《新青年》第五卷五号“通信栏”（1918年11月15日）的《渡河与引路》中，鲁迅称：“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39]话说得比较委婉，所谓“不必硬扶”，其实就是“不扶”。周作人回忆东京留学时的鲁迅，特别喜欢尼采：“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40] 都是理想主义者，同样都在反抗压迫，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或理性而冷静，或热情而偏激；落实到现实抉择中，或选择与政府有限度合作，承担“诤友”的功能，或充当“永远的反对派”。鲁迅与周扬等左联领导的矛盾，不全然是误解。更深刻的原因是，鲁迅认同某一战略目标，但不愿交出独立思考的权利，无意成为庞大政治集团或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晚年鲁迅若干充满机锋的书信与谈话[41]，以及1957年毛泽东关于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答复[42]，预示鲁迅属于“永远的反对派”。其实，这一立场，在鲁迅1927年10月25日于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中，已经基本成型。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除了站在底层平民一边，还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43]。既然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那就只能永远持批判的立场，而且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四、论文与杂感 对于决心走出宁静的书斋，彷徨在十字街头，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知识者来说，如何思考，怎么表达，依旧是个难题——文学形式的选择中，其实蕴含着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这就说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胡适不同的论政方式。极而言之，那就是在政治史与文学史上，《人权论集》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哪个更深刻，或更值得关注？ 1928年3月10日创刊于上海的《新月》杂志，希望兼及文学与政治，后者首先体现在胡适挑头，在第二卷二号上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此文写于1929年5月6日，既批判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又呼吁国民党立法以保障人权。而后梁实秋、罗隆基等紧随其后，互相呼应，大谈法制与人权。《人权论集》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书中大部分是胡适的文章，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人治还是法治；第二，在“训政”的招牌下是否可以胡作非为；第三，如何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序言中，胡适显得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44]这场人权运动很快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宪政史上意义深远。日后吸取教训，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冲撞，不再这么赤膊上阵，但胡适的论政始终以正面立论为主，很少迂回曲折、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换句话说，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杂感”（杂文），非胡适的长项。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 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45] 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实则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46]，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47]，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陈冷血的《时报》闲评，但还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48]。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关于鲁迅如何选择“杂感”这一文体，将其锻造成“寸铁杀人”的利器，并将其功用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学界多有论述[49]。胡适也写短文，但不擅长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单就文章而言，鲁迅杂文的隽永、深刻、好读、解气，论敌怒火三丈，但基本上抓不住把柄，这是胡适所学不来的。但胡适的谈政治，堂堂正正，开门见山，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也自有其魅力。单就论题的重大以及视野的开阔而言，胡适很可能在鲁迅之上。 除了政治立场，鲁迅、胡适各自的精神气质与论述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内在于其所选择的文体——“杂感”抑或“论文”。 2016年12月4日初稿，2017年6月25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除《古小说钩沉》收入1973年版《鲁迅全集》外，其余的《鲁迅全集》均指此版）。 [2]胡适：《威权》，《尝试集》第59—6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 [3]周作人：《<语丝>发刊词》，《语丝》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4]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一号，1932年5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5]《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侯思铭），《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第19期，2011年9月5日。 [6] 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652—653页。 [7]鲁迅辑：《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第5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8]此文初刊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乃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由鲁迅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刊出，日后收入各自的杂文集。 [9]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6—47页。 [10] 参见朱正《胡适拿了何键多少车马费？》，2016年7月28日《南方周末》。 [11]胡适：《民权的保障》，《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580页。 [12] 参见朱正《鲁迅与胡适——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第八节，《鲁迅的人际关系》第61-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3]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83页。 [14]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32—433页。 [15] 李泽厚：《胡适·陈独秀·鲁迅》，《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8—9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16]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2页。 [17]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3—234页。 [18]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7页。 [19]《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9—40页。 [20]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21]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页。 [22]参见陈平原《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2月10日《中华读书报》。 [23] 胡适：《〈独立评论〉引言》，《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7页。 [24]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15日；《终身大事》，《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1924年；《伤逝》，《彷徨》，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 [25]胡适：《希望》，《尝试集》第118—119页。 [26]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2页。 [27]《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0—21页。 [28]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二卷第467页、469页。 [29]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30]胡适：《这一周》，《胡适全集》第二卷第515页。 [31] 闻一多：《死水》，《闻一多选集》第60—61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年。 [32]参见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486—489页。 [33] 参见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一卷第277—323页。 [34] 参见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7页。 [3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4页。 [3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98—99页。 [38]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00页。 [39]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6页。 [40]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3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1]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信：“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7页）此外，参见冯雪峰的小册子《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2]参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18—31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 [4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90、191页。 [44]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652页。 [45]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1页。 [46] 参见鲁迅致周作人、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91页、47页。 [47] 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1—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8] 参见王风《从“自由书”到“随感录”》，载夏晓虹、王风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第71—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9]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刊《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