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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喜欢以赛亚·伯林的作品，近些年我陆续读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自由及其背叛》《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实践感》《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伯林传》等书，最近我又邮购了《以赛马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一个精神视野如此宽广，能积极吸收吸收各种观点的营养，有着当代关怀，著述如此丰富的思想者，平时还给亲友写了大量的“私人信件”，让人感叹不已。这卷伯林书集收集的只不过是18年的，上下两册汉译将近一千页，诚如亨利·哈代的推荐语说的：“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于飞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可见伯林乐于写信也勤于写信，写信成了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当然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愉快过程。 伯林所处的时代充斥战争和动荡，从其书信，我感觉“惊涛骇浪”中，一只心灵春燕遂意地飞翔和歌唱。他写信时从未想到要回避什么，提防自己犯“政治”之大忌。他所在的英国，同样遭受战争蹂躏，但社会和人心的基本面没伤筋动骨，传统之根依然稳固，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常识依然是主流，因而伯林写信的自由心态也是缘由有之，民间保留书信的传统延续着。 在民间意义上，这里还有个“书信语境”的正常以及相沿成习的关键所在。 “别人所有”，我更感到“自己所缺”。早些年我对法国某学校仍保存当年邓小平留学时的单据顿生感慨。保留信件和精神印迹，应该说这是文明国家一直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伯林（英国）年轻时跟福克纳（美国）年轻时一样，都是无名小卒，只是社会芸芸众生中普通一员，其书信有保留价值么？拿中国人凡事喜欢问一句：“有用吗？”这在书信来往的当时，是无法回答的。可以说没用，书信反而会在家中柜子里占了一个位置，增加日后收拾（如搬家）的麻烦，不如保留数月或数年后“处理掉”。但这些国家的人一直把信件保留下来。从私人层面，只有从“重情感，重情感的保留”做出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普遍的“保留信件”？这跟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语境有关，大家都有“保留个人信件是个体行为受法律保护”的共识，有“尊重个人通信”的自重和自律。因而又可以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一种文化状态。自然，这也跟他们国家把“私有”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文化传统相关。土地私有，私人信件更是私有，当事人是可以一直保留下去的。保留的是一份情感，一份记忆，这无用之用，正如现在集束出版的伯林书信集，更有人类精神之“大用”，这么着也保留了一种有益心灵和传承的国家文化。 自然，写信者也毫无顾忌，可以毫不讲究方式和形式，可以三言两语，也可千言万语。自由书写自由通信就是一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还可以肯定的，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降，伴随纸业、交通业--出版事业的发展，民间的书信--文化交流的普遍状况。 二 应该说，我们中国民间也有着珍惜字纸（书信）的传统，只不过数千年专制年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纸张也少，它更被神圣化，只有庙堂才拥有这等神圣之物。作民间自由通信之用，在交通闭塞山乡闭塞年代，在寻常人家几乎不可能。在广袤的乡野民间难寻纸张。像唐朝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只有官宦人家才会有此奢侈之举，只有极少习惯用书写表达情感的一般官员才会在动荡时候坚持用书信表达问候和思念，因为他有情感表达和传寄书信的能力。清朝曾国藩仍是庙堂心态，欲做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圣人，他做官之后，有意地每写一信（他能派专人递信），同时又抄录一份副本，结果他的许多书信就保存下来了。这是有目的刻意的行为。这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应该说，这类书信并不是民间自由保存的结果，而是某种权力的支撑。 我所在的赣南穷乡僻壤，乃客家大本营，纸张匮乏，对字纸非常敬畏，据说，先前乡间不敢随便烧毁字纸，要到山上特意做的“字纸塔”焚烧字纸。我猜想，建在乡间的书院，文化及文化秩序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学习交流意义，学子们听某位先生授课，是无须做笔记的。授课内容无非是儒学，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千百年没有改变。我见过一本民国时代民间实用的“报日请帖”“娶亲男家帖（女家回帖）”等婚丧喜庆礼仪的小册子，也是持有者秘不示人，有着“知识垄断”（知识同样是一处权力）的意味，为的是他能做稳先生而获得薪水，而且能得到一方的尊敬。这跟民间某些绝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心理是一样的。生产力低下，加上人多而生活资源少，中国民间的相互提防--心之樊篱时隐时现。 当然在大城市情形就不一样了。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在“1882年（光绪八年）”一章写道：“在上海等通商城市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铁路等的出现，以及在中国制造的机制生活用品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析广泛使用，标志着近代科技的结晶--机制器具已经深入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术的传入，也促进了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本年，有在沪的粤商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购置西式石印机12部，雇佣职工500名……”（P553）同时代的梁启超能够在晚清民国大变局中叱咤风云，急流勇进或急流勇退，成为“伟大的灵魂”（参看刘再复为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写的序），都跟他大量的与亲与友与同仁的信件密切相关。那时，梁启超是清政府通揖的叛逆之士，而他的亲友和同仁大都保留了他的信扎，这当然说明，不管朝庭（政府）如何善他或恶他，亲人仍认他为亲人，友仍认他为友，同仁更认他为志士，除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也是植根中国文化传统的正面性质的情感。 人和心灵的解放推动科技的进步，科技发展在新的水平上促进了人和心灵的自由开放。 这方面，书信如心灵春燕可以自由飞翔，中国人跟西方人是相通的--每一种文化里头都有着普世的成分。这也就可以理解，在那段晚清民国大变局之中，有一大批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志士，在争民主争自由中毫无阻碍地与世界大潮相拥，在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上迈出了雄健的一步。 三 如果说梁启超们属于社会精英，他们的活动圈子主要在大城市，在士人阶层，那么，在一般的中国民间，进入现当代以来，对“书信”的态度又是如何？我仍举赣南乡村的例子。 大家知道，20世纪30年代前期，赣南是闹革命--建立中华苏维埃--赤色革命的重镇，我所在的县也是“红区”。这场赤色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驱动器的，简言之就是穷人造富人的反，革命文化推翻传统文化，革命秩序颠覆传统秩序，一切推倒重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得明明白白。加上革命党善于权谋（包括宣传）和党派纪律，轰轰烈烈的革命火焰中，官兵、官民和民众“心墙”增大了（大杀AB团就是证明，革命根据地民众逃亡就是证明）。 我接着再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例子，旨在说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乡村仍保有珍重书信的风气--不用说乡村难得一书信。1937年8月国共合作一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1930年还是16岁的上犹县营前镇村民黄诚跟着彭德怀离开了家乡（未告之家里），后来经过长征，在延安保卫（警卫）排任排长。他在延安“抗大”学得一点文化，学会写信。1940年代前期把思乡之情（家里有他的童养媳）倾注于信里，寄出了信件。当然他遵守革命队伍的纪律，只是亮出“八路军”这一正当头衔，只是写一般的亲情问候。千里辗转，这封信穿越千山万水竟奇迹般地寄到了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麻子坝，先落在本姓人手上，再转到他的父母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呢？既说明了民国底层的社会秩序还算正常，还说明偏僻的南方乡村仍保持敬惜字红纸的传统，而且守信用，不随便拆别人的信，更不会私下销毁“陌生来信”。当然此时“八路军”是个合法的部队，国民政府并没有干涉。当地官员和黄家并没有因黄诚参加了八路军而畏惧紧张。这样，因一个儿子参加了黄埔军校成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尉官和一个儿子是共产党的八路军，一家出了两个武将，黄家门上挂了两块“光荣抗属”牌子。当地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使国共再一次反目进行惨烈的内战，地方政府及乡民也没拿黄诚这封信追究问罪。也许，山里人理解这是人之常情，写信者与他所在的阵营不能相提并论。乡村依然有着基本的良知。（参看拙作《家园情怀：永不蜕变的生命本色》） 这样的书信的正面作用（拿当下的话就是和谐）是明显的。 这也是专制的国民政府年代在乡里坊间对书信的一般态度。 几十年后，红色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暴力的革命模式覆盖了整个大陆，斗争的手段惨烈的程度当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向度即极端化发展，社会语境为之大变，人为的人与人、心与心的壁垒有增无减。民间书信的命运也被彻底颠覆。 四 1949政权易手不久，当国人对“人民民主”仍抱有乐观的想象和期待，毛泽东干脆自称为“独裁”，不过没像讲“蒋介石独裁”来称“毛泽东独裁”，而是说“人民民主独裁”，接着干脆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之。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民民主”。这虚化的“人民”还是让许多精英人士有个自以为是人民而有归属感。实践证明，这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虚幻的归属感，不久他们就遭受种种罪名先先后后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就说地主富家之外的农民，应该属于“铁杆人民”吧，在毛泽东的阳谋“反右”之后的大跃进大饥荒竟纷纷饿毙，“人民民主”对他们同样是虚饰之词。一边宣示“人民民主”，一边“人民”陷于饥饿贫困和孤立无援，“人民”意愿的真正内涵何在？ 由独裁或专制到极权，下滑的趋向日益明显，但毕竟有着一定的时间阈，这给了像傅雷这样有着欧美留学背景（有二十多年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有一技之长，且愿意回国做贡献的知识分子美好的憧憬。此时的书信来往所见证的社会环境和语境，可以“傅雷家书”为代表。 其时傅雷沿习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惯性，对新政权意识到了什么，又没意识到什么。就是说，他看到了新政权确实比旧政权充满朝气，“新中国”露出“头顶”，他没能意识，也不可能意识到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种恣意扫荡和摧毁，以及悄悄夯实的“心墙”逐渐成为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正悄悄借阶级斗争成为人人自危的社会语境，他的家书--给儿子的信，所强调的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傅雷家书》附录“傅聪写给父母亲的一封家书”，三联书店，1984）“爸爸妈妈给我们写信，略有分工，妈妈侧重于生活琐事，爸爸侧重于启发教育。”（《傅雷家书》·编后记）淡化和回避政治是明显的。 “囚徒塑身”已经开始，而且在提速。 傅雷从1954年1月18日到1966年2月17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的家书。他有着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个人经历，在他被划右派之后给在境外儿子的书信，更是淡化政治境遇，注重“人生修养”教育。他热盼儿子真正成才，正是他隐痛心理的折射，其实，给儿子写信成了他退缩在一隅感情抒发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通道。像他这种有着自由精神历练的知识分子，对威压时局，对执政党的某些做法，肯定有不吐不快的心腹之语，拿现在的话就是“漏网之语”，因为在专制滑向极权的情境这下，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在头脑中自行“布网”，极力把不平和牢骚压在心底，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回到人民之中”。傅雷的个性或独特性在于，他个人的境遇不是彻底恶劣，他仍要以给儿子的书信抒发他的情感和愿望。 更要看到，促使知识分子精神“自阉”的，是“革命言语”的神圣化绝对化以及全社会覆盖化，言论定罪制度公开实行。何止书信（白纸黑字，言论中的言论），就是一般的私人性家庭性说话，即使是开玩笑，稍有出轨之意，也会被人逮住的。所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抛却为人之父、之子、之夫、之亲、之友、之同志的底线，人人自觉成为“卧底”，监视别人，向上司（当局）及时报告。1950年代初最著名的，就是舒芜对胡风的告发，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 并层层转到最高领导人手中，由此，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人心险恶可见一斑。 1957年反右，作为一般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可以钱理群为例。他在刚刚出版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台湾联经，2012）第三讲“反右运动前后（下）”说：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右派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作为共青团员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支持反右运动的。但是我话头一转，又说我认为反右运动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使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反右“有害”却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 当场就遭到怒斥……这个时候，党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在一个批判班上一位江姓“右派”同学的会议上，作一个批判发言。……我要是在这次批判会上表现很好，就可以逃过这一关；如果我不去，或者表现不好的话，那么我就在劫难逃。这个时候我只能有一个决定：去，而且精心发言。这就是自觉在自己头脑“布网”即自我设限，也就是自我囚徒塑身。 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傅雷在当时是持这样的心理，而且比年轻钱理群更是如履薄冰。这种肃杀的语境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对最一般的弱势化的心灵有着重塑作用，通过个体，畸变的心灵得以传播和遗传。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在改革开放初期（1981），《傅雷家书》在公开出版之前，“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这不也是出版社的“慎重”之举吗？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社会的专制状态不断地滑向极权状态的情势之下，民间好的书信传统被一种“革命”的书信风气所取代，后者不断侵袭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人们都小心翼翼起来，一颗颗“心”小了起来，言不由衷，以当时语境的时髦“革命辞藻”包装自己。 正如钱理群所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独立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就这样，语境，内因，外因，在书信上，完成了“囚徙塑身”。这是社会最可怕的心灵窒息，显然知识者和一般平民也参与其中。 五 文化大革命是极权，其时的社会状态就是极权下的社会状态，“囚徙塑身”成了严峻的现实。 不用说，应该是心灵春燕般的书信写作，也成了“囚徙”的延口残喘。当然，对我们这些年纪更轻的一代人，明明做稳了精神囚徙，却以“捍卫红太阳”、“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为标榜，在“革命虚热”中高烧不退。1970年赣州年轻的李九莲终于有所觉悟，在给男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林彪的怀疑，被当兵的男朋友出卖了。这样的“男朋友”或叫“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精神的囚徒。 在那个极权年代，写信时，信封背面注定写一条或两条毛主席语录，信的开头也是用毛主席语录打头，即使是表达个人的求爱信，也要引用一条数条毛主席语录。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时时处处刻意表白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者，自认是光荣的“无产者”（马恩列斯毛著作前面都有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自我感觉强大、有力量，别人不敢小觑，抓不到自己的“辫子”，其实心存恐惧，心灵分裂。人的真实处境是，不管是显赫官员（大干部），还是紧紧追随权力者的寻常百姓，动辄得罪而获咎，瞬间被革命战车抛弃，你如何作忠心表白都无济于事，反而有无数的如“虚伪”、“隐藏深”、“假装”、“欺骗”一类“帽子”扣在你的头上，你的检杳要深刻能过关--能被革命群众通过（其实是被操纵会议的权力者通过），只有按权力者给你定的罪上纲上线做检查，这恰恰又是“囚徙塑身”的过程。 可以说，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在“囚徙塑身”。所以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摄与中国主流报刊报道的不一样的真实生活场景，许多人会义愤填膺，严辞批判他“恶毒诬蔑中国大好形势，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塑身的精神囚徒的虚妄可见一斑。 1969年我已下放农村，其时整个社会由专制而极权，民众只有称颂和依附权力方有可能生存。这年冬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山东某大学任教的舅舅，其实是我父亲想弄清舅舅的真实处境，尽管做教师的父亲抛到“牛鬼蛇神”行列，他也知道舅舅处境不会好，他仍要我写信。也许父亲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反目或一下子冷漠，他需要真正真实的友情，便油然回忆年轻时候尚未离家外出的舅舅，可他连信也不敢写，只有悄悄地叫我写。而我也逢“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的逆境，不过我毕竟比父亲年轻了二十多岁，知识背景大不同，我平时读的书也不一样，于是我在信中不无浪漫地模仿鲁迅，对南方的下雪做了一番诗意的描述（“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这并不是为了炫耀我的文才；我也知道如此写了几张但不是我想真正表达的--我真实的内心躲在这些华丽辞藻的后面，这就是愁怅和茫然。当然我也没有把鲁迅《雪》中流露的的阴沮写到我的信中。那次我收到了舅舅的简单回信，他说他的情况好，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广阔天地炼红心。如此通信的最大价值，就是表明我们还活着。我们也沦陷于囚徒塑身了。 更有以“与境外书信来往”进行诬陷的。在下放地，1971年由大队干部之口，说我家有亲戚在香港，而且有书信传递。这是当地“革命群众”（贫下中农）“革命觉悟高”的凭空想像，因为比起当地人，我一年尚能收到三几封信，自然我也会向外写信。“写信”也就有害了。表面上贫下中农革命觉悟高，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他们也以没文化不写信为荣（不致惹事生非），那不也是“囚徙塑身”的见证么？ 这就是极权年代“群众专政”的精神真相，国人精神普遍沦陷的真相。 六 书信的命运其实就是人的命运，中国百年书信的命运乃是百年中国人的命运，国人心灵的命运。它折射人心--一个社会向好或向坏的方向的演变。中国人同样是人类的一部分；是人类，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基因就不可能被人类的恶行（专制和极权是人类之恶）彻底摧毁。病树前头万木春，互联网的普及（虽有着政治监控）是当今科技的新水平，同样极大地释放了国人的心灵，“私下写信”的趋向自由表达已经是事实上的社会精神现象。在互联网自由地表达意见，也差不多成了一种社会现实。我们闻到了“心灵春燕”的讯息。 从“伯林书信”，我们更应看到真正的自由是伴随着责任的自由，这种责任符合对社会公共话题发声--既包含一般性的生存和生活，也包含人类自我价值实现即心灵自由--人类精神的清健之音。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在自由状态下的通信，大家相互直抒胸臆，充分讨论，一个符合人心和实际，向着未来敞开的观念逐渐形成并传播开来。于是，我们又从当年伯林的通信，“他总是从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以赛马亚·伯林书信集》），明悟“书信状况”更深的意义。 民间通信的具体形态不仅见证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文明状态，而且印证了新的观点观念在民间状态中的产生方式。最初始即萌芽状态的社会观点和观念，是在书信--个人化的思想交流碰撞中出现的，因为个人书信总是与亲、朋、同事、同仁、同气相投者密切相关，借用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中《许多个人如何构成社会》一文的“社会圈”名词，“只有透过分析由许多相互联结的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圈’，观察其中个人的行动与企图，我们才可能了解一个社会及其变迁。”显然，只有在自由状态下的个人化的书信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圈”。我们也就看到，尽管有过残酷的战争与希特勒极权和斯大林极权的肆虐，伯林所处的欧洲大陆，尊重个人通信、尊重个人精神选择仍是社会主流，在社会的基本面活力依然，符合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观念从“个人书信”一步步走向能够展示社会公共话题的广阔平台（报刊、广播和网络）。 我不知道，倘若伯林处在互联网时代会不会继续保持写信的热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乐于与人交流，他从他的“社会圈”的书信交流不断得到快乐和启发，他的某个洞见或思想也就如火花迸发，并且逐渐成型。 其实科技--互联网对人类心灵是双刃剑，现代网络（网站、网页）凭藉互动功能，成了介于书报与书信之间的一个便捷的舆论平台，它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裹挟性能量，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圈”，一个社会发声台，一个让人心灵宣泄和狂欢的喧哗之地，不过它仍是一个平面的稍纵即逝的数字化媒体。拿“书信”说事，它对个人性的书信的冲击是巨大的，它冲击的其实是个人书信那种从容和逐步深入的精神状态；现在又有多少人“书信”交流呢？这等于说，科技--互联网为世人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平添了一把火。且不说那种笔墨纸张的书信，就说互联网上个人性平面化的“书信”，只有极少的人延续着曾经的书信传统，对某个“现象”和“问题”与相应的“社会圈”进行交流，大多数网上“书信”疏懒而简单，却充斥着以真理自居者的傲慢与谩骂，思维和思想懒惰是其症结所在。稍作辨识，中国互联网上的如此亢奋状态，其实是有着一条源自文革极权时代“囚徙塑身”的精神惯性的。 于是，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我们经常见到的倒是，利用互联网，极权时代“囚徙塑身”精神惯性在当代的种种“高调”展现。一些狂热的“唱红打黑”者同样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把文革中种种背离人性人伦的恶行视为正当的红色传统，呼唤新的“神主”，希望在“神主”率领之下，消灭他们认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汉奸”“卖国贼”。如果把“神主”的真相和盘托出，更是显现在新的年代，这些疯狂发出如此叫嚣的人仍是“囚徙塑身”。中国人精神的现代化仍有着一条漫长的路要走。相形而见拙，我们社会离“健康正常”的状态仍十分遥远。 2013年8月12-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