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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在英文中叫做memory，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相对而言中国文学里面往往会把记忆简单化，就好像人的大脑就跟电脑一样，那些记忆的碎片就如同数据存进去，然后摁一个键一段记忆就出来了。可实际上记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记忆放在一个时间概念中来看。时间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文学中讨论得同样不够细致。比如我们看霍金写《时间简史》，很多哲学家关注时间问题。时间会带来很多的变化，使我们的记忆发生很多变化。我们的记忆不是如储存在电脑中的数据般稳固地呆在脑海里，可以随时调取，实际上我们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我们往往会修正它，并且这种修正是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记忆往往是选择性的，有些记忆某段时间好像淡忘了，但是后来又会慢慢浮现。我们不妨通过文学来检查一下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一方面是放到文学作品里面看记忆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写文学史，文学史实际上牵涉到如何整理我们历史的记忆。文学史并不曾分成一个个空格，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空格里填上某一段时间的经典就可以了。有些书在某时间段里是经典，在另一个时间段可能就不是经典，有些书原来不是经典，后来慢慢进入到经典之中，实际上是跟当下的需求和标准有关系。当下的需求也许是情感上的，也许是政治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总之背后有多种原因。 一、记忆不可靠 今天讲座从记忆不可靠开始，先说一件我今天上午遇到的事情。我一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对方说您是文学所的所长吗？我说，是。然后对方就说，他的舅舅某某原来是文学所的所长。我顿时就在脑海里搜索历届文学所的所长，在我的记忆力并没有我所听到的名字，但是我不能确定我知道文学所以前每一位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于是我假装说，哦，谁谁谁我当然知道。事实上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要是说不知道的话就会显得很唐突，不礼貌。接着电话线对面的人就说，他舅舅去世时压力很大，能不能由文学所来写碑文？我答道，当然没有问题，我先去布置一下。接着我就去找人问是否有这一位所长，回答都是否定的。后来我就把电话打回去了，才知道那位死者本来是北京社科院的，他的外甥却把电话打到中国社科院了。我在听到名字后马上要做出一个反应，如果我说不知道肯定是不礼貌的，因而我出于礼貌肯定要假装是知道的，这也说明我对自己的记忆也是不放心的。有时候骗子也是这样来行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的时候。 我有时候在想，一些小时候的事情我看起来淡忘了，但一个偶然的原因就把以前的记忆钩沉起来。当我用我现在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判断来重新评价它，就会觉得我当时这样做可能不太恰当。可是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然后和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联系时，就会发现有些关键的细节在朦朦胧胧之中，谁也不大说得清楚，前因后果也会有一些出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的多。 不同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偏差。一件简单的事也许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可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一个解释，可能有并存的几种可能性。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写作有很多相近之处，他们都是在很多记忆不太清晰、材料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把碎片编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叙述，一个故事就这样出炉了。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有头有尾有中间的故事。 我们写东西时往往希望把它整理得因果关系特别明确，读下来也是十分连贯，易于理解。这是人类文明的长处，也是它的弱点。实际上所谓的信史是否存在这样连贯的理性，却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就好像你的病好了，你把功劳归结为某个医生开了张很灵的方子，为什么你不把原因归结到那一年北京冬天没有下雪，或者别的什么奇怪事情上呢？这样的逻辑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有些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手段来证明，可是还有很多逻辑关系是很个人化的，是我们是难以证明的。 六七十年代英国有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他有本书叫做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这本小书是1965年作者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讲座整理而成，内容极其丰富。历史中行为不是因其自身，而是因与结尾的关系而获得意义。这是西方文学文化中的末日思维，最后一天上帝出来，进入末日审判，一切将尘埃落定。有了一个“结局”的意识，就可以判断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没有这个ending之前，是非好坏是没有定论的。到了最终审判时才豁然明朗了。这种终结感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认识到故事的开头和中间是为了一个结尾存在的，只因有这样的结尾才使得前面有意义。中国文化中这种终结感不太强，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末日审判，没有终结来理清前面很多事情的意义。共产主义和这个终结也不完全一样，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有本书叫《历史的终结》是说历史进入一个阶段就没有时间，所有的矛盾都化解了，进入了一种新的阶段，也是一种终结感。中国文化中对时间、终结的关注相对较少，当然我们的创世神话也不像基督教那么单一。 二、文学与记忆 （一）记忆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呈现 去年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出了一本小说也叫The Sense of an Ending，该小说荣获了布克奖。巴恩斯是英国相当有名的作家，作品很值得我们一读。他的代表作是《福楼拜的鹦鹉》。鹦鹉是福楼拜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宠物，以至作为与作者密切相关的标志，被陈列在福楼拜的博物馆中。本书以鹦鹉为切入点，通过叙事、回忆、评论、对话、年表、词典、问卷等多种形式，构成一部另类的福楼拜传记。在该书卷首，巴恩斯引用了福楼拜在致剧作家费多的信中一句带有反讽意味的话：“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很多传记确实像是出自传主好友的手笔。司马迁为屈原、贾谊作传，何尝不是在为他们报仇雪恨？不是为他自己报仇雪恨？下意识地在传中为朋友报仇，是把意愿等同于事实。福楼拜这句话说明他不仅怀疑单一视角，而且怀疑历史是否可靠。然而常人读书往往被书上的文字牵着鼻子走。《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1989)是巴恩斯的另一部杰作，小说一开头就颠覆了最权威的故事：《旧约?创世记》中的诺亚方舟。讲故事的细微的声音来自方舟上藏身于船体的木蠹。诺亚虚构出上帝，为的是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的是可以借着上帝的名义压迫或消灭他自己不喜欢的周边其他部落和民族。他才是真正的暴君。第一章讲的是世界末日来临时，在滔天洪水下孤独的诺亚方舟上几只偷渡客木蠹所观察到的场景，木蠹眼中的诺亚一家几乎占尽了七宗罪，破坏了十诫的每一条。让这样的一家人选择哪些动物可以幸免于难，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在这部书的“二分之一章”中，讨论着“爱”的主题的叙述者说：“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 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讲述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它既是在回忆中写成，也是对回忆的心理特点的探究。叙述者托尼?韦布斯特所面临的任务是透过记忆的迷雾认识他自己的“编织”，他那几乎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中“安慰性的编造功夫”。通过回忆，小说主人公曾经的许多认知被一一颠覆。托尼跳脱出狭隘的自我，开始从他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自己的历史。托尼变成了一个更诚实更大胆，更关心他人的人。对过去的理解变了，对自己的认识也变了。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和我们怎样面对记忆，如何删除记忆和修改记忆密切相关的。记忆的过程也是我们怎样对记忆进行解释的过程。不变的自我往往是美好的虚构。我们的不少成语 (如白璧无瑕、怀瑾握瑜、怀真抱素、泥而不滓) 都强调人的恒定性，拒绝变化。《离骚》里的诗人还自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指先天的品质，是一种先于社会与历史的完足，就像橘树的基因一般。这种导致一种思维模式，追求一种永远纯洁的状态，相对而言变化就比较少了。其实自我受制于时间，通过回忆不断生成变化。如果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理解有所不同，那么是回忆在发挥关键作用。我们的自我也一直是处在动态之中的，也许变得越来越有内省的能力，能够跟自己过去对话，去质疑自己的记忆；也有可能强化自己的记忆，缺少一种内省的精神。我强调这种动态，是觉得我们应该把记忆问题化，要注重时间对人改造作用，而且时间对人的改造绝不仅仅是外表身体的变化，更是通过记忆来重塑为人。 《终结的感觉》叙述者托尼?韦布斯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年龄应该与巴恩斯差不多，上世纪60年代上大学。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托尼对学生时代的回顾(也夹杂了40年之后的评点)，主要讲他中学与大学的生活。 托尼在中学里有两个好朋友，形成三人帮，他们的手表表面从来戴在手腕内侧，后来这“铁三角”增加了艾德里安?芬。艾德里安智力超群，他喜爱的作家是加缪和尼采，可见高出同学一截。他在课堂上表现出色，看来是读书的好料子。艾德里安的母亲早就离家出走，父亲一人抚养他和妹妹。小团伙里的同伴用粗鲁的语言追问艾德里安，他母亲究竟为什么离开，艾德里安不知道，他的回答十分平和。他说自己“爱母亲，敬重父亲”。奇怪的是艾德里安没有因为成长于单亲家庭而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之，他待人接物显得比“铁三角”中的成员都要成熟，对少年人故意冲撞的用语，他小心回避。他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家并不意外。 中学毕业后，托尼到布里斯托尔读大学，很快就结交上维罗妮卡，一位学西班牙文学的女生。他曾经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中学里那几位朋友，一起在伦敦留了影。有一次托尼应邀到维罗妮卡家度周末，那是一次让他难以忘怀的经历。因为托尼找不到合适大小的箱子，所以他带的皮箱偏大了，维罗妮卡和她父亲去接他时，维罗妮卡的父亲看到他的箱子就开玩笑说他难道要来住一个月。这句善意的玩笑却使托尼意识到两人家庭背景的差别，感到有点羞愧。维罗妮卡家是独栋房子，位于比较殷实的肯特郡，托尼的叙述中透露出了他的自卑。他的自卑使得他更加拘谨，然而只有维罗妮卡的母亲使他感到一丝温暖。在托尼的回忆中，这个周末是一种漫长的煎熬，他始终处在被人考察之中，处处感到低人一等。这段经历对于托尼而言，是一次小小的自尊心受挫的过程，从而使他的记忆开始发生变化。他后来离开时，维罗妮卡的哥哥出现，托尼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认为维罗妮卡在名校上学的哥哥看不起自己。托尼也觉得维罗妮卡的父亲对自己不好，而且维罗妮卡在家好像要故意和他保持距离，不曾有亲密的举动。 托尼究竟爱维罗妮卡吗？从托尼早期的回忆来看，他对这位身材娇小的姑娘的兴趣主要停留在生理学层面上，性冲动说来就来，情感之流却是受到压制的。他认定维罗妮卡是处女，仅仅因为她不愿意和他上床。并不合理的推断会被下意识地误解为“事实”，一旦“事实”崩塌，心理上就无法承受。他们最终还是上床了，但是托尼在回忆里这样表述：“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了床。”对托尼而言，那次经历太重要了，然而他的叙述十分简略，可见他是不大愉快的。托尼没有告诉读者他的重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快，这一点却逃不过读者的眼睛。维罗妮卡有一点如何安全做爱的经验，这让托尼无法忍受，但是他没有说。巴恩斯在关键处留白，这是他的高明。实际上两人上床并不是在分手之后，而是在分手之前。托尼颠倒时间顺序，图的是自己方便：他不必因做爱而负有责任，以更明确的语言来界定两人的关系。维罗妮卡意识到了他的畏缩与自私，说：“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事情。”从细微之处我们都可以发现托尼作为叙述者的不可靠。 两人居然就这样在上床后立即分手了，维罗妮卡感觉极坏，不过她并没有记恨。维罗妮卡的慷慨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来：大学最后一年， 艾德里安写信给托尼，表示想跟维罗妮卡交往，希望征得托尼的理解与同意。这封信本来是善意的见证，如果托尼回信，做出一些友好的表示，他们可以继续做朋友，结束托尼制造出来的他与维罗妮卡之间的敌对。但是托尼对这封本来不应引起误会的信件做了很多猜想，断定是维罗妮卡“想让我知道，她，维罗妮卡，是如何以旧换新的：换成了我最聪明的朋友……同时，也为了警告我：如果我打算去见艾德里安，她也会悠然到场——很明显，这是想让我不要和艾德里安见面。” 他习惯于从最坏的方面来认识别人的动机，一而再，再而三。 这是他的自白：“我觉得我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许这就是维罗妮卡所说的胆小吧，但我称之为温和。”他回了信，并且交代了大致内容：他的顾忌和告诫，然后是他的祝福。他决心再也不受这两人的干扰，要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托尼受到了非正常情绪的伤害，但是他却断定维罗妮卡“很早以前一定受过伤害”。他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知道，很多人做出一个本能的决定，会找出一些大道理来解释自己的决定，并将结果称为常识。 就在托尼大学毕业不久，传来艾德里安在剑桥自杀的消息。艾德里安说“生命是一个礼物，但是我自己没有去求索它。”按理说，托尼应该向维罗妮卡表达哀思，但是他想：“她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如果我联系她，她要么会对我不理不睬，要么就会扭曲事实，那样我更没办法理清头绪了。” 小说第二部分是主人公退休之后的叙述。托尼志愿管理住处附近一家医院的图书室，穿梭于病房送书、收书。但是有一天，他的生活变了：他收到了法律事务所来信，原来维罗妮卡的母亲去世了，她死前5年立下了遗嘱，要遗赠托尼500英镑，并要把艾德里安的日记转给托尼保管。为什么有这笔遗赠？为什么维罗妮卡的母亲有权支配艾德里安的日记？正是这些问题启动了托尼对自己过往历史的修正，寻回了被记忆扭曲、删改甚至完全抽毁的片段。 出于好奇，托尼想知道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后来的生活，更想从维罗妮卡那里索取法律上说应该属于他的艾德里安日记，于是他又与维罗妮卡联系，即使碰了钉子，还是不依不饶。维罗妮卡不堪其扰，当面交给他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就是托尼当年写给艾德里安的所谓告诫与祝福。信上处处是平庸的恶毒，如不是亲眼所见，托尼难以相信。此时他带着羞愧回忆往事。多年封压住自己记忆的那块青石板渐渐被移开，托尼开始真正认识他自己。 他的记忆出现了裂痕，原来坚实的地基动摇了。记忆捉弄人，只说明时间是宰制一切的神力：“时间先安顿我们，继而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慢慢成熟，而其实我们只是安然无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担当，其实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所谓的务实，充其量不过是逃避现实，绝非直面以对。”托尼突然明白，他以往的人生故事是讲给人听的，更是讲给自己听的，免不了有很多下意识的调整、修饰和剔除。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决定写信给托尼，告知他们的恋爱关系，绝非故意为之的残酷之举。托尼自问：“我为什么要‘在回信中’表现出很愤怒呢？因为受伤的自尊、考试前的压力、孤立感？这些全都是借口而已。不，我此刻没有感到耻辱或者愧疚，而是我生命中很少有过的、比前两者更强烈的感觉：悔恨。” 托尼在自己这封粗鄙的信面前低下头来，他向维罗妮卡真诚致歉，并通过搜寻记忆深处角落里的点点滴滴来建构一个新的自我。原来他关注的焦点总是自己，现在他打听到40年来维罗妮卡和她家庭的境况。她父亲过世后，母亲把房子卖了，在伦敦买了公寓，后来收了房客。虽然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的陈述，而且没有任何抱怨或感伤，读者却不会不意识到一家人经济地位的变化。维罗妮卡自己的居住区也是各种肤色的人杂居的，那区域在一般伦敦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必明言。 新细节的涌现还使托尼想到别人。中学同学罗布森因女友怀孕自杀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对不起。”当时“铁三角”听到这消息非但毫无触动，甚至还妒忌乃至怨恨罗布森：为什么你这个小子有福气把女生肚子搞大？他们猜测死者的女友究竟是一本正经的处女还是脏婊子。现在托尼由自己的经历想到当年那位从未谋面的姑娘，想到她所受的压力、她的痛苦和社会对她的歧视，想到她腹中的胎儿如生下来已经年近50。这时他想请求她原谅自己和朋友们的冷漠和恶毒，尽管她完全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他渐渐想起在他和维罗妮卡之间萌发的一些朦胧情愫。有一天晚上，从来不喜欢跳舞的维罗妮卡心血来潮，竟然在他房间里踩着留声机播放的歌曲拍子轻盈起舞。她跳得优美，让人怀疑她学过芭蕾；她跳得投入，“转啊转地就撞到我身上来了”。可是当时的托尼却是拘谨的，大概还在担心维罗妮卡嫌他音乐鉴赏的档次偏低。 同一件事出现于两个部分，内容却不能吻合。小说开头有六个场景，第四个是：“——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七缕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耀下波光粼粼”。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于小说收尾处，可见它特别的分量。在年轻的托尼的叙述中，某晚他和同学们到布里斯托尔旁的塞汶河河边观潮。他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一干人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然后是小说中轰然作响的潮汐描写。维罗妮卡一直不在场。但是在托尼40年之后的回忆中，缺席的维罗妮卡出场了：托尼和维罗妮卡两人一起坐在河边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手握着手，溶溶月色下潮汐汹涌卷来。同去的朋友们打着手电筒追随潮汐消失在夜色之中，他们两人依然在老地方坐着，谈论着世上不可思议之事。那天出行时，维罗妮卡还带了一只保温瓶，装满热巧克力，想必是为她和托尼准备的，两人可以从同一个杯子里饮用。我们可以看到托尼前后的记忆是存在是巨大的差异的。 通过回忆，托尼开始改变，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拥有的记忆机制总会把那些本来对自己不利的方面扭曲成完全对自己有利，删除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人脑有时候跟电脑一样，潜意识里面也会删除很多东西，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被慢慢淡化。托尼最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并不一直都是一块美玉，始终在和周围的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一件事情，从自己的角度和从他人的角度看是完全不一样的。记忆这种东西有时候也需要我们有很多道德的勇气来面对。 文学作品中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和记忆进行交涉和谈判。在这个方面作家可以写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部小说我讲得很简略，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细读，很多细微的地方实际上蕴涵着深刻含义。维罗妮卡其实是看到了托尼的自欺欺人，她说过的很多话是对托尼性格的揭示，只不过托尼没有在意。后来在不断回忆中，托尼又渐渐想起了。回忆就像一张捕鱼的大网，用力撒下网去总会有所收获。这种将人的成长放在时间之中，展现他的不断变化，这种讲述记忆的方式，我们的文学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巴恩斯和麦克尤恩是当今英国最好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比任何诺贝尔奖获得者逊色。麦克尤恩也获得过布克奖，很多作品也有中译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这里主要讲他被拍成同名电影的《赎罪》（Atonement）。 《赎罪》也牵扯到记忆，故事以1935年二战前夕的英国乡村为开场背景，一个13岁的女孩布里奥妮无意中发现罗比和自己的姐姐塞西莉亚之间关系暧昧，布里奥尼也喜欢罗比，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有一次罗比拿了一封信，想拜托布里奥妮转交给塞西莉亚。但是罗比错把草稿当成正式信函了，这个草稿里面有些充满情色意味的不雅表述。出于礼貌，罗比的这封信并没有封口。布里奥妮忍不住看了这封信，觉得罗比和流氓一样。有一天罗比来她们家做客，在书房中罗比和塞西莉亚幽会又被布里奥妮撞见。当时布里奥妮15岁的表姐罗拉和其他几位男士也在她们家做客。当天晚上，大家发现罗拉不见了，急忙出去寻找。在草坪上，布里奥妮发现罗拉和一个男人行为不雅。看到布里奥妮，那个男人匆忙逃走了。警察马上就来调查这件事，罗拉说她是不愿意的，对方强迫她，但是她看不清那人究竟是谁。于是这就成了强奸案。当布里奥妮作为目击者被询问时，她相当肯定地说那个男人就是塞西莉亚的男朋友罗比。碰巧罗比提供不出不在场的证明，因此被判入狱。 布里奥妮慢长大，13岁时的这件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大疙瘩。布里奥妮渐渐意识到当年自己对罗比和塞西莉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她的想象，摧毁了罗比和塞西莉亚一生的幸福。在小说的大部分中，成为作家的布里奥妮，虚构了罗比和塞西莉亚的短暂的幸福生活，通过小说来赎罪。可是事实上罗比和塞西莉亚再也没有在一起，双双死于二战的战火之中。 实际上当年真正的施暴者是巧克力巨头的儿子保罗，而罗拉对保罗实际上是半推半就。当罗拉发现无辜的罗比成为替罪羊时，出于种种私心的考虑，她并没有说出真正的施暴者。并且后来罗拉和保罗结婚了。读完小说我们会觉得罗拉和保罗才是真正的罪人，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人替他们无辜受难却没有勇气说出实情。而布里奥妮是有勇气的，她通过写作来向罗比和塞西莉亚忏悔。 布里奥妮对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恰当一直都在追问，从一开始很肯定，后来的生活经验让她开始动摇，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布里奥妮意识到即使改变证词也无法还事实以真相，因而只能在自己能够主宰的领域实现现实中无法完成的心愿。真正的点题部分出现在尾声。已是知名作家的老年布里奥尼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自己通过编造罗比与姐姐的美好结局作为救赎自己罪过的真情。原来罗比与塞西莉娅都早已不在，之前的坦白也只是一种虚构，任何形式的赎罪都已无法完成，她只能通过文学的虚构在将要离开人世之前为赎罪做最后的努力。而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实也是她用一生写就的第一部作品。可见，那样的罪责整整缠绕她的全部人生。 起名为《赎罪》实际上女孩在长大过程中发现自己曾经错怪了一个人，虽然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但她仍然要赎罪。通过最大的努力，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靠她的记忆和她的胆量。 （二）历史记忆与文学史写作 《终结的感觉》通过个人回忆的历史来看世界的历史是怎样的。比如，托尼上中学时，老师就问什么是历史，有学生说历史是胜利者的谎言，是失败者的借口。可是艾德里安认为“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历史写作有一个终结感，经常会追查责任。在讨论谁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负责的时候，艾德里安说：“这一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其目的就是想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是想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那结果也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究责，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国家的历史叙述和个人的历史叙述一样，都要为自身提供一个最好的版本，自己做的都是最合理最真实的。 我们如果将记忆这个问题放到文学与记忆的层面来看，比如有些涉及战争的文学。如果你相信了某个版本之后，就会觉得这一方是坏人，那一方是好人，如果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善恶就更分明了。我们作为有良知的人应该看到实际上的情况非常复杂，应该有勇气来看看有些事情为什么发生。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9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去参加凡尔赛公约的谈判，后来他写了一本名为《和约的后果》的书来批判凡尔赛和约。因为他觉得法国、英国、美国对德国的欺压太厉害，如果他是德国人的话一定不会签署这样的和约。而且当时战胜国对德国实行粮食禁运，在德国人民都吃不饱的情况下，逼迫德国人签约。凯恩斯就觉得强者的报复和惩罚极其可怕。他说要是这样的话后面还会有一次战争。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十年后就爆发了。 凯恩斯还提到德国之行让他觉得很难受。有一次他们坐火车途径德国的一个小城市， 凯恩斯和几个美国军官就去找房子住宿。找到一座很漂亮的房子，一个美国军官就对德国女主人说，晚上要住在这里。凯恩斯觉得非常羞愧，认为这个美国军官没有受过适当的社交训练，他对德国女主人讲话的方式是不礼貌的，让人意识到你是战败者，我是战胜者。作为一个个人，那位女士是不应该得到这种待遇的，应该受到最基本的敬重。 凯恩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分析面对如此巨大的赔款，德国最后会怎么样应对。德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沦为无产阶级了，他们要支付巨额赔款，德国马克又大大贬值，使得所有德国人的财富都大幅度缩水。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哪一方是善，哪一方是恶，根本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世界上从来没有简单的事情。 我们如果一定要看历史究竟是什么，不能简单的追查责任。正如巴恩斯所说，我们追查责任实际上是使自己免于责任。 有很多优秀的战争小说并不是简单地将对方妖魔化，把自己天使化。比如美国有部小说叫《屠场五号》，作者是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二战时他曾参加美国空军前往欧洲战场，小说是根据他本人亲身经历写成的。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累斯顿一家屠宰场里的故事。一些被德国俘虏的美国军人被关在这个屠宰场的地下室里。主人公是一个叫比利的美国青年，他是个随军牧师助理，部队被打散后落入敌军后方，被俘后送至战俘营，再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当劳工，见证了德累斯顿的大轰炸。作品在揭示法西斯的残忍的同时，也揭示着盟军的野蛮行径。 比如说小说着重写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这次大轰炸造成了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这次轰炸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瘫痪纳粹德国的抵抗能力，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正义之举。可是德累斯顿是一座文化名城，这次轰炸是对当地文化的残忍破坏，并且死亡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作者这样描写德累斯顿被炸时和被炸后的情景：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了，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盟军的轰炸使得德累斯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屠场。 比利一群人和自己的部队失散后，在漫无目的地寻找部队。在寻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美国兵特别不好，经常欺负比利。而比利本人性格又比较懦弱。有一天这个像流氓一样的同伴正在打比利，高处有一些德国士兵看到了。比利他们就被德军俘虏了，关进了屠宰场。可以看到冯内古特并没有简单化描写敌方，战争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背景，有些非常邪恶的东西可能这方有，那方也有。在战争中人性的很多东西涌现出来。这些涌现出来的东西很可怕，但是并不是只存在于一方，而不存在于另一方。 小说里面还有一个场景，大轰炸之后，这些美国军人就从屠宰厂里面出来了。他们在大街上寻找食物时，看见了一匹马拉着一个平板车，然后美国士兵就一窝蜂地坐到了车上去，赶着马在城里面逛来逛去。但是那匹马已经不堪重负，在一个地方马停了下来。比利他们听到有一对德国夫妇在轻声说话，在议论着这些美国士兵对马的残忍。比利觉得非常羞愧。这个场景并不曾将美国兵放在一个拯救者的高度，仁慈和残忍在这里是颠倒的。德国的夫妇惊讶于美国士兵对马的痛苦的冷漠态度。 这部小说里面有很多这种场景，它能成为一部经典，里面并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关于战争黑白分明的界定。还有很多的小说也是如此，比如《二十二条军规》、《万有引力之虹》将所有人的人性阴暗面展现出来。还有的人把正义的事业当成是张扬自我的途径，看起来在从事正义的事情，实际上是尽全力在谋取自己的利益。英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小说。 威廉?戈尔丁《蝇王》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人性恶神话。一批年轻的孩子在自由的荒岛上不但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民主社会，反而变成野蛮人。 戈尔丁另一部小说讲一位水兵马汀的故事。有一艘潜水艇不幸触礁了，所有人都死了，只留下一个幸存者马汀在礁岩上。马汀在生活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坏的人，但是他有着极强的求生意识。在礁岩上想方设法求生。可见并不是只有好人才能幸免于难，恶人的求生欲往往更强。在英文中有时候you are a survivor暗含贬义，暗示你是不择手段的人。像这种表述方式是我们不太习惯的。按照我们的习惯，英国潜艇在对德作战中不幸沉没，应该歌颂他们的英勇。而这部小说讲的是不屈不挠的求生意识，而且是一个恶人的求生意识。这种作品对我们都是很有震撼力的，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维度。我们怎么写出伟大的战争文学？如何回忆？肯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东西，但最终你要理解敌人。如果最终我们不能理解敌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力量很有限，这一点对于中国作家是很难的。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坚持，比如南京大屠杀。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有些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单纯道德的原因还是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谁应该为战争的爆发负责？这些都不简单。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 我们要回到二十世纪前期。1917年，中国的北洋政府决定对德宣战，这很不容易，顶住了重重压力。美国这一年早些时候也决定参战，给中国政府很大压力。美国有非常长远的战争考虑，就是怎样把日本的实力从中国清除出去。美国以前在中国的政策是门户开放，不能一家独有，要利益均沾。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已经非常强了，它通过辛亥革命加深两人对中国的掌控。任何社会都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却没有免费的午餐。 日本通过向中国政府贷款，逐渐掌控中国政府。美国敏锐观察到这个情况，在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考虑战胜以后怎么样慢慢让日本的势力从中国淡出，五四运动实际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里有些亲日派被清理掉了。千万不要以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只在中国有影响，其实事件都是在一个国际格局里面发生的，背后都有着各种无形的势力和利益。日本对中国十分凶恶，而其他国家都在限制日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海军进一步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最大的势力和一个新兴势力的博弈和较量。这些东西了解得越多，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有力量，真正的有智慧。 T．S．艾略特在三十年代二战爆发之前就说，我们（他指的是英美）一定要理解德国，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德国的话，我们最终也不能理解我们自己。艾略特的批评立场是要超越于一个英国沙文主义的简单立场的，所以他到了1946年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客人到电台上对德国人讲话。他的讲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他绝不是以战胜者自居，把德国视为一个战败者。他强调，欧洲的共同传统是基督教，应从基督教的视野来批判当时缺乏更高伦理追求的社会，批判以金钱至上的人生哲学观。这种讲话德国人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艾略特写诗歌时，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对伦敦的轰炸。艾略特是民防队员，伦敦遭轰炸后他参加了救火。艾略特说德军的轰炸机喷出来的火像鸽子一样，但是我们一般把鸽子看作和平的象征。“喷火的鸽子”意义是很含混的，因为在基督教中鸽子是圣灵，将喷火的声音比作圣灵的声音，那是新奇的，超越仇恨的。诗人暗示，我们要在鸽子吐火的舌头里面来得新生。要在罪恶里面有种新生。这种表述和通俗文学表现的战争场景有着很多的差别。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模式。 这也牵涉到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英国人，凯恩斯在三十年代经常对英国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对《凡尔赛公约》，英国也需要反省，法国和美国的知识界也要有这种自省。这种自省是个人的自省，也是民族的自省。 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关于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孙中山讲的“共和”实际上是各省独立。而严复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长时期的教育。严复认为中国的“民智”、“民德”、“民品”都不够理想，他甚至还说过中国老百姓是“无政教之民”，也许他过于悲观了，但是他有些话是发人深省的。比如他说中国的状况并不简单由满人造成，我们汉人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通行的话是“驱除鞑虏”）。汉民族也得自省。 顺便说一句，“驱除鞑虏”这句话是日本人教给中国革命党人的。在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有很多的日本浪人。这些人融入中国社会，支持这一派或者那一派。但是不管他们支持哪一派，都是谋求日本国的最大利益。很多在华日本浪人汉语说得极为流利，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俄战争时有很多给俄国人做小工的日本人，俄国人以为他们是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日本间谍。1894年宗方小太郎用中文写了一份《告十八省英雄豪杰》，号召汉人起义反满。为什么他们觉得中国只有十八省？这又是中国英雄上当的一个地方。武昌起义时有一面旗就叫铁血十八星旗，这就是接受了日本的描述，认为中国只有十八个省，而东北不算中国。日本鼓励汉人英雄豪杰起来造反，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强势民族将弱小民族玩弄于股掌之间。缺少政治觉悟就无法真正强大。 像严复这种人是很有经验的，他会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可是当时没有报纸愿意登载严复的言论，这是很可悲的。1911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变化，甚至是更加涣散了。孙中山在南京是没有任何省向他交税的，可以说他空有一个临时大总统的名号却没有实权。 九一八事件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住在东三省。我们一直以为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日本，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史料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张学良给自己找的借口。就像托尼给自己找借口一样。张学良不希望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日军交锋，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将自己的部队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让其他的部队来抵抗日本人。这种事情让我们很痛心。这表明一个国家缺少真正的凝聚力，缺少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当时并没有真正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后中国的实力有了大大提升。美国人七十年代末研究中国，给出了一系列惊人的数字。晚清时中央政府根本不能调动地方资源，这种能力远远比不上1860年的日本和俄国。美国有些史学家对中国49年以后的成就是很感佩的，中国政府开始真正调动全国各地的资源了。这样的国家才会走向强大，才有战斗力。以往中央政府徒有帝国名号，地方资源一点都不能调动，还有什么战斗力？ 近代史上中国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我们一回顾会发现很多环节都很难。我们现在有很多标准版本的抗日文学，起到积极的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要翻译出来在世界上有号召力很困难。就像《金陵十三钗》等等。我们不要看日本人看了这样的描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要看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他们是否会接受这样的表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实际上日军强大战斗力一部分来源于对国家的忠诚。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日本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并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看待国民党的士兵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平民的衣服（后者可能还是抢来的）？这种行为让我们很难受。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士兵永远不会脱下自己的军装，因为军装是自己的荣誉。一方面我们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谴责侵略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己文化中缺少一些东西。六七十年代还不断有新闻报道，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里有日本老兵跑出来，身上就穿着几十年前的破军服。 有部电影叫《桂河大桥》，讲一群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兵为日军修桥的故事。表面上英军为日军修桥，但实际上他们的组织结构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没有一个士兵会出卖他的上级。即便是俘虏，英国兵也要以造出优品质的桥来保持自己的荣誉感。我们不要简单以为他们为日本人造桥就是叛变。造桥的英国军人对英国的忠诚不会改变。 有一次我们的电视上介绍一个居住在山东的美国人，他是朝鲜战争时被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对美军展开思想工作，他就是其中和中国人走得特别近的美国人。一个美国军官就对他说，回国后我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我在听到这个小细节时，心里咯噔一下。 那些美军虽然是俘虏，但是上下级基本结构没有破坏，等级制度完全保存。我希望这位山东美国人是因为爱中国而留在中国，而不是因为想逃避审判而留在中国，这样就很被动。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讲述战争时，我们往往忽略隐含的内容。在讲述我们的民族记忆时，如何才能讲出新的东西、使得我们像托尼、布里奥妮一样？通过回忆能够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偏差，然后希望自己有所变化，这才是收获。在《终结的感觉》，小说家一点没有说托尼成为一个好人，但是读者可以通过他的描述，看到托尼关心周围的人要多于自己，而不是沉溺于小小的自我。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提升到一个民族的层面上来。由这点出发，我在想我们的文学史应该怎样写作？我从来不相信我们有一个被动消极的文学史：所有的作品都在这里啦！这算什么文学史？有人想编《全清诗》，把所有清代的诗搜集起来出版，这种工作我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拎一首诗出来，谈谈我为什么喜欢它或不喜欢它，要谈得能够让人理解并接受。我们的文学不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堆在那里，文学因我们不断地、积极地参与而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们多了自我反省的精神之后来看抗战文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不太喜欢张爱玲的《色?戒》，尤其是电影。易先生出现时，模样是吸引人，灯光是亮的，人是有色彩的。我们再看抵抗部队的老吴，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的出场都是灰色的，色调是单一的，是没有人性的。当王佳芝把写给父亲的信交给他时，他转身就烧掉了。然后就拿出一粒毒药，让王佳芝在遇到危险时吞下。这种方面李安完全没有把握好。李安可以揭示在日占区或汪伪政权下生活的难处（人们得过日子），但不应该用这样单一的色调来描写抵抗的人。老吴最起码应该和易先生有同样的光彩，或者是更多的人性魅力。但是电影不是这样处理，让我们的同情首先放在易先生身上。 有些抗战小说是出于战争的宣传，简单化处理中日关系，但是长远来看这些作品在文学上会有多大的意义，我是不太确定的。但是我们看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也是写抗战，不是简单追究其他人的罪责，让我们有种说不出来的痛。但是这种痛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能够让我们警醒，而不是沉溺于谴责一个现成的、外在的妖魔。责怪后者，我们的自我感觉就会非常良好，但这是陷阱。萧红在故事中把自己也放进去了，她也是呼兰河的一员。这种叙述超越了简单的敌我叙事，可能价值更持久一些。我们如果把日本过分妖魔化，也许很解气，但是会让人觉得幼稚。需要把日本政界的右派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 我小时候看《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作品，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八路军。我们以为抗战的只有八路军。按理说有八路，就应该有六路七路。我们就有一个思维定势。后来慢慢发现自己对整个抗战的回忆是不完全的。虽然也有真实的成分，但整个图景要更复杂。我们如果要成人的话，就应该看到更复杂的图景。 我们总要看到自己的过去并不是那样的光芒四射。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总是要说美国的建立是基于一个崇高的目标：自由。实际上美国历史是充满贪欲和血腥的。华盛顿就是一个大地主，老想扩大自己的庄园，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而英国政府是不希望他们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的。十九世纪的一些美国史家总是不断美化自己的历史。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历史是弯弯曲曲走过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中有哪些偏差，问一问在新的时代应该怎样去认识。新的认识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我们未来更加强大，一种心理上的强大，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失误。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小说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座坚固的记忆之城，只有依靠外力和内力的共同作用才能打破，能够更坦然地面对自己，以前需要扭曲很多东西来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伪装，有了悔悟的精神后就不需要这层伪装了。民族也要从自己的过去走出来，成为一个有远见的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国家。 我们在写文学史时也要意识到怎样把我们新的意识体现出来，而不是跟着我们的诗人说“无人信高洁”，然后就认为这个人品格高尚。因为这是没有自省能力的。我们要走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我们的文学作品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有些作品，我们一直以为是没有好的翻译家，不然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喜欢。这是一个很幼稚的假定。小说人物要善于反省，要同自己惯性的记忆打仗。一个民族也要是这样，慢慢会有新的因子进入文学创作，这是非常美好的。莫言在去年得茅盾文学奖时说，我们在批判社会时，刀锋十分锐利，难的是把这样的刀锋对准自己，一旦敢于向自己开刀，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剖析自己的行为是不多的，绝大多数自传属于自我辩解一类。敢于和自己对话，质疑自己，那样的作品就会赢得人心，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中国人的经历带有普世意义，也能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要走出这一步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一起远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