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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上有六个原生古文明，即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与南美的秘鲁。古希腊与犹太是两个次生文明但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在这八个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显示了许多与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特点，本文从八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以期说明中国古代形成类似今天联合国式的维持和平的超级大国并非偶然。 关键词：超级大国，文明特异性，原初社会，战争文明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唯一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中华文明的特异性在于中华文明走了一条其他文明没有走的路。相对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更多的是雷同与相似。也正由于此，国学与中华文化的研究含有特殊意义，因为目前国际人类学与社会学大多基于西方社会，有欧洲中心论之嫌。所以对中华文明特异性的认识也有助我们摆脱强大的西方社会学派的影响，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 作者以前曾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唯一性，用以说明道家学说为什么仅仅出现在中国。[1] 作者曾指出，“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古代中国得以长期维持在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将原初社会打破，重组二级社会。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建立了类似当今联合国的超级大国，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纵观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诸多古文明，中国是仅有的一个。”[2] 此文是作者第一次专题论述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但也只能选择几个重要特点加以论述，无意概括中华文明的特异性这一题目的全部。 世界上一共有六个公认的独立发展的所谓原生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中美的墨西哥与南美的秘鲁地区。原生文明的周围邻居中没有更高的文明存在，而两河流域与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它们互为邻居，但二者虽然互相影响，却几乎同时发展成文明，不能把其中哪一个视为在另一个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古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是次生文明，但它们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而西方文明主导近代世界文明的进程，本文论述基于前六个原生文明，间或引述希腊与犹太两个次生文明。 (一) 与海洋的远近 猿猴是人类唯一的远祖，已成人们的共识，但也有不符合处，如人类刚出生的婴儿能在水中游泳，而猿猴则不能，再加上人类生来裸体，所以有少数学者怀疑人类起源于海洋哺乳动物。即使这样，海洋与陆地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如果将所有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这二者的许多根本性不同，有如生物史上鱼类由海洋上陆而成为陆地动物。有关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概念读者可以参见前文[13] 当我多年前初次想到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这一概念时，我首先想到原初社会的人类有如生活在陆地上，是着陆的；二级社会的人类好像生活在海洋上，没有着陆，需要一个外在于他们船只的参照点来确定他们的位置。如果他们要原地不动的话，就要抛锚到海底固定；如果他们是在行程中，就有一个目的地做参照。而这个目的地是所有人共同的，个人无从选择。曹操在《观沧海》中说“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当你望着无边无际、汹涌澎湃海洋时，你会感受到它那宏伟的力量与那海水遮蔽下的神秘莫测，而大地不会给人这种感觉。海洋似乎更能激发人类对二级社会的需要与向往。 史前的所谓巨石文化大多沿海岸线分布，在欧洲是这样，中国的巨石文化据说也同样分布在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带。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众多的海岛上，也以各种巨石文化著称。这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些重达数吨乃至数十吨重的巨石拖来竖起，或者堆成一个纪念性建筑物，或者雕刻成石像，就是今天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一个临时二级社会的建制来协调千百人作比较长期的努力。 根据哈维兰德编写的人类学教本，在他列出六个原生文明的地图中，有五个发生在滨海区域，其区域包括海岸线，中国的夏朝是唯一的例外。夏朝显然是个内陆国家。[3] 与商朝文化可能有关联的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均与滨海区域接壤，一般来说，他们的臣民是见过海洋的。但商朝系是中华文明的后来发展，我们不应该后来发展计算在内，所以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内陆文明的结论可以成立。 两河流域、埃及与印度文明的区域都很广阔，深入内地，只有中美墨西哥与南美秘鲁地区文明是沿海岸线的一个狭长地带。一个说法是，古人类由亚洲进入美洲后坐着简陋的船只沿海岸线向南迁移。如作为中美最早的文明发展的欧尔麦柯(Olmec)与玛雅都位于海边地区，而秘鲁地区的文明首先出现于海岸线上，他们收集海滩上的贝壳类动物为食物来源。我们可以说，海洋在美洲文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正由于此，美洲文明以巨石文化著称：或为巨石雕刻的人头象，或为用石块建造成的金字塔类建筑。其实这类建筑是用石头建成或用泥土建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物质偶像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使二级社会式的统一行动成为可能。 八十年代末，曾有人将中国文化称为黄土文化，封闭保守，而西方是蓝色的海洋文化，开放进取。话又说回来，脚踏在广阔无边的大地上，心地坦然，用不著去关心鬼神的事；在古代简陋的船只上，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狂风巨浪面前，人类的脆弱暴露无遗，鬼神的保护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西方在神的感召下苦干自律的思想源远流长，数千年下来，人们与神亲，与人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海上生活的冒险性是陆地生活缺乏的。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三个古文明有频繁的海上商业来往相沟通，而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来的古希腊与犹太文明都是地中海文明的成员，地中海在这些文明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根据生活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租塞狄第斯(Thucydides)，柯理特岛上出现米诺斯文明后，他们的国王在公元前1600年控制了地中海。在这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海盗与土匪为地中海地区的严重问题，他说： “古代，当人们知道如何从海上到达彼此的驻地时，住在海岸上与海岛上的希腊人与野蛮人一样，经常依赖海盗行为为生…他们到没有城墙的乡镇以及村庄进行掠夺，他们靠这种掠夺维持生活…内陆一样到处是强盗，在希腊人部分居住区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内陆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们仍然携带武器，就是这种古老掠夺习惯的遗留。在古时候，所有希腊人都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的家没有足够的防御设施，人际交往是不安全带。” 人类最古老的诗歌集在中国是《诗经》，在印度是《梨俱吠陀》，在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一般来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与情感，用字频率的不同从侧面反映了这三个古代人民脑海中主要意象的不同，也反映他们社会环境的不同。作者统计了这三者的用字不同，为提高可比性考虑，作者以英文翻译为标准，《诗经》用了全文，《梨俱吠陀》与荷马史诗采取随机抽样。 海洋(sea/ocean)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 0.14%(74/53258);《梨俱吠陀》居中，0.05%(15/28017); 《诗经》最低, 0.015% (9/60856)。这和三种文明与海洋的远近直接相关，古希腊位于半岛上，离海洋最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经》的英文翻译用了九个有关海洋的单词，而汉语《诗经》原文仅仅有七个海字，其中六处的海字含义为遥远的意思，如四海，海邦等。只有一处可能有海洋的意思，即《小雅：沔水》中“沔彼流水，朝宗归海”的句子。但诗经里把大的湖泊也称海，所以“朝宗归海”的海字说的也可能湖泊。结论是，《诗经》的作者们很可能没有见过海洋，并不了解海洋的真正含义。 三者神/女神(god/goddess)出现率却以《梨俱吠陀》为最高，0.87%(244/28017); 《诗经》为最低, 0.072%(44/60856)。似乎与上述海洋刺激二级社会的意念的说法不一致，但从其他字的频率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更具典型二级社会的性质。 战争(battle/war)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13%(68/53258); 《梨俱吠陀》居中，0.096%(27/28017); 《诗经》最低, 0.028%(17/60856)。这和三者的古代历史所描述的战争频率相一致。与此相一致的是，愤怒(anger/angry)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092%(49/53258); 而《梨俱吠陀》为最低，0.018%(5/28017); 《诗经》居中, 0.025(15/60856)。欢乐(joy/joyment/joyful)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低，0.0094%(5/53258); 《梨俱吠陀》为最高，0.14%(38/28017); 《诗经》居中, 0.087%(53/60856)。就愤怒、欢乐的频率来看，古印度人民更具阳性情感，这可能与其强调宗教信仰而又相对和平有关。古希腊人民更具阴性情感，和上述海洋冒险生活直接相关。[4] 这里应当指出，《梨俱吠陀》是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征服以后产生的，是颂扬神的诗篇，作者多为祭师。荷马史诗是赞扬英雄的诗篇，作者为古希腊行吟诗人。这样内容单一的长篇巨著与印度、古希腊二级社会的建立有关。相比之下，《诗经》作者有广泛的代表性，大多为普通人。 (二) 游牧民族的冲击：唯有中华文明幸免于难 赵林先生讲述游牧民族的对农耕文明的冲击时说，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从公元前三千纪末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历时1500多年。欧、亚、非三洲的古代文明均被这一游牧民族所侵占，包括印度文明以及各地中海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只有中华文明是例外，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征服中国，但持续骚扰中国农耕文明。 根据狄米欧( DeMeo )研究，这一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不光发生在欧、亚、非三洲，也发生在美洲，由同样的气候干燥与沙漠化过程所引起。狄米欧认为夏朝与神农一样，代表中国古代南方土著民族的文明，与后来的游牧民族文化相对立。如果狄米欧与赵林都是正确的话，中国是上述诸文明中唯一没有被游牧民族征服的文明。相对于农耕文化，游牧民族无疑代表更加暴力的文化。 (三) 唯有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更加肯定的母系社会阶段 很多学者相信，人类文明出现以前有一个比较轻松与和平的文化，狄米欧( DeMeo )认为是由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从北非、阿拉伯到中亚的广大地带因气候干旱而出现沙漠化的过程，使人类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由轻松和平的文化转变成严厉暴力的文化，狄米欧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分别称为 Matrism 与Patrism. 我这里暂且翻译成母性文化与父性文化。狄米欧认为美洲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发生了沙漠化与父性文化的出现。这里出现的父性文化征服原来的母性文化，成了世界上各重要古文明的统治阶级。[5] 在母性文化中，男女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均平社会，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母权或父权社会。如果把子女从父姓称父系社会，把子女从母姓称做母系社会，人类学家调查研究结果是世界上父系社会居多，母系社会很少。我国古代文献明确记载有一个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和平转变的过程，而父系社会一开始就有父权社会的特征，也就是二级社会。 王玉哲列举了七方面的详细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母性社会阶段。[6] 中国古代这一母性社会有特有的形态：两个氏族结成联姻关系，男人晚上到对方氏族女人家过夜，白天仍会自家氏族劳动，孩子由母亲与舅父抚养。 我们可以设想，村庄部落之间的来往才是男人的社会空间，他们打猎时经常见面建立了关系。由于上述走访婚的习俗，也是村落之间的交往成为男人社会空间的原因。这一村庄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空间据有二级社会的性质，在这新的活动空间的基础上建立男人的权力结构。这样就可能存在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原初社会与以男人为中心二级社会相并行的阶段。男人在二级社会层次上形成权力网以后再渗透到原初社会，受到女权社会的抵制。西方史前的情况可能与中国不同，西方男权社会用武力征服女权社会而将她们同化。老子既反对二级社会干涉原初社会，又有明显的赞扬女性品质的倾向，可能反应上述的社会变革的历史现实。[7] 上述女人的原初社会与男人的二级社会相并行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姓与氏的不同。中国古代一度女人称姓，男人称氏。《左传·隐公八年》说，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也有以邑、以官、以祖父的谥号或字为氏的。因此只有贵族有氏，平民没有。显然，氏乃是二级社会的文化建造，姓才是上古时代母系氏族的名称，也就是狄米欧的母性社会。 《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近年兴起大禹家乡为北川石纽的说法。考虑到汉藏语言同源，上面提到狄米欧认为夏朝与神农一样，代表南方原有母性社会，与草原的父性社会相对立。周人与夏人同族同源，而周朝末年是为中华文明建立哲学基础的轴心时代，所以中国史前的明确母系社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 早期人类迁徙性的保留 在世界上各大主要古文明当中，只有中国古文明将先民狩猎采集时代的迁徙性保留到很晚，很可能到达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才最终消失。这与城市文明的西方恰成对比。 中国的首都是在商朝盘庚时期迁殷以后才最后有相对稳定的位置。此前有文献可查的商人迁都有十五次之多，就不用提文献未记载的迁都了。夏朝迁都很可能还要多，只是早期历史文献记载更不完全罢了。这么多的迁都不可能是政治原因，只能用先民狩猎采集时代的迁徙性的保留来解释。王玉哲认为中国古代频繁迁都是粗放农业的需要，刀耕火种，数年后土地生产力耗竭，不得不迁移到一个新地方。王玉哲还把盘庚时期最后一次这样的迁都定为由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的分界线。[8] 至于一般农民，迁移就更频繁了。《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三年一换土易居”， 即每三年搬一次家。这样的土地是不用关心面积大小的，所以据王玉哲考证，中国西周时期出现土地计量单位亩字，但并没有用作计量单位。把亩作为土地计量单位，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9] 其他五个原生文明一开始就都有固定都城，他们的都城以巨大的砖石纪念性建筑为社会凝聚中心。两河流域、埃及是这样，作为次生文明的古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也都在都城内建立起巨大的祭坛。虽然开始时，两河流域文明用土砖，但以后这四个文明逐渐更多地用石头为建筑材料。古印度文明虽然没有其他古文明的砖石纪念性建筑，但有巨大的浴洗建筑，与宗教仪式有关。 中美的墨西哥地区以奥尔梅克文明为最早，一般认为，奥尔梅克文明处于酋帮阶段，尚未建立国家，他们建立巨大的土堆祭坛，并雕刻巨石头像，作为他们社会的凝聚中心。南美的秘鲁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在沿海地带，他们采集海洋壳类为生，他们也处于酋帮阶段，未进入国家，他们建立巨大的用堆石建成的祭坛。至于后来的中美与南美出现的国家文明，玛雅与著名的印加帝国都以庞大的砖石纪念性建筑出名，至今成为大地景观，吸引大量游客。 此相一致的是中国古代缺乏其他古文明都城中那种巨大的砖石纪念性建筑，商朝迁殷之后的宫廷仍是土木建筑，泥墙与茅草屋顶。这很可能是都城迁徙时代宫廷建筑风格的延续。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三千余年，从皇家的宫廷到普通百姓的住房很少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这并不等于中国人不知道石头可以流传久远，他们把石头用于坟墓，因为坟墓用不着迁移。 (五) 双向脑人现象似乎独不见于中华文明 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尼斯在1976年提出双相脑人学说(Julian Jaynes, 1920-1997, bicameralism, 译名为作者暂定)[10]，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是在三千年前左右才出现．此前的人类为双相脑人，右脑幻听，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传达到左脑，左脑执行命令。杰尼斯认为，梦有主体意识梦与双向脑人梦之分，前者是主体意识的心路历程，可供日后回忆；后者如同动物梦一样仅仅是一种意向的机械记忆，像我们记不起如何学会语言但会说话一样。荷马史诗与圣经早期仅仅有所谓双向恼人梦的记载，做梦的人梦到神向他们说话，向他们发布命令。杰尼斯引以为当时人没有主体意识的证据。 杰尼斯认为人类在一万年前建造神的观念，此后七千余年为双相脑人时代，近代三千年为主体意识时代。杰尼斯认为农业发明后，社会扩大，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都可以见到自己的领导人，听从命令。双相脑人现象应运而生，幻听到神的声音，以达到协同行动的社会效果。杰尼斯广征博引，认为他的学说适用于两河流域、埃及、犹太、希腊、印度诸文明，也适用于南北美洲文明。 作者研究发现，中国是列外。例如，中国早在公元前1400年就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记载，这就是《尚书》提供的材料。商朝甲骨文资料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梦的记载。另外，中国六千年前即有用动物骨问卜的考古学证据。杰尼斯把问卜解释成双相脑人向主体意识过渡时的一种现象，他们不能继续听神的声音，不得不问卜来寻求神的声音。所以作者提出，人类主体意识出现于四万年前，当时人类第一次大量制作工具与创造大量岩画。双相脑人现象是人类为适应不熟悉的二级社会而产生的，那时人类缺乏建造合理二级社会的理论与技术，只能靠盲目听从神意来协调统一行动。中国战国以前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典型的二级社会。[11] (六) 水利工程的不同 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都出现在大河流域，使人们想到水利工程在国家形成中的促进作用，即文明出现的水利工程学说。这一学说的重要阐述人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这一学说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水利工程在古文明早期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否定。上四大古文明中，三个是灌溉工程，唯独中国是黄河泛滥的控制。近代考古发现，从奥尔梅克文明开始的中美文明有灌溉系统；南美文明开始于沿海采集贝壳为生的人，当然用不着水利工程，但后来国家出现后均有运河与灌溉工程，印加帝国即有大的灌溉渠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六大原生文明中，中国是唯一国家出现后长期没有重大灌溉工程的国家。 黄河泛滥的控制与灌溉工程有许多不同，灌溉工程需要持续的协作与统一管理，而洪水是偶尔发生。如果说，国家出现在灌溉工程之前，灌溉工程有利于国家的加强与长久存在，那么，中国黄河泛滥机率太低，不足以提供灌溉工程对国家的促进作用。第一次黄河改道发生在大禹时期，公元前22000 年左右，而下一次历史记载的黄河改道在公元前602年。与这一记载相一致，大量的古代文献中很少提到治理黄河泛滥的事。 (七) 中华文明似乎是唯一没有地域限制因子的文明 卡尔内罗(Robert L. Carneiro, 1927-)首先提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屏障学说，即地域限制因子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学说认为战争是一种驱赶人类向四周扩散的办法，即如果你不向远处扩散，我就来攻打你啦。等人类没处扩散时，战争式的暴力就有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原因，也就是国家的出现。这一学说的另一表述说，让那些要摆脱国家控制而向周围迁移的人蒙受重大损失，导致生活水准的大幅度下降。人们为避免蒙受损失而忍受国家的控制与国家带来的不平等。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文明都以灌溉系统为特征，灌溉与否可使农业产量有数倍的差别，而埃及尼罗河两旁都是沙漠，逃跑者可能要失掉生命。秘鲁文明最早出现在沿海地带，以采集海洋有壳鱼类为生，离开这一地理环境就意味着丧失生活来源。所以它们都有所谓的自然屏障，而中华文明没有自然屏障，结果是他们不断的迁徙，到春秋时代，各国之间还存在大片荒地。战国时期的孟子还主张用仁政统一中国，而他的这一主张需要农民的自由迁移。自然屏障即所谓地域限制因子(circumscription)。 (八) 古代原初社会式的超级大国与宗教信仰文化的原始性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以人性为运转支柱的古代原初社会式的超级大国仅仅出现于中国，未有出现于其他文明。 关于古代原初社会式的超级大国作者也有文章阐述[13]，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讲一讲我国宗教信仰文化的原始性。 两三岁的孩子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和他们一样，有同样的想法与需要，是一个充满童趣的温馨世界，这就是泛灵论。他们会把自己的小枕头与大枕头放在一起，说，“枕头要找妈妈呀！”在这样的认识下，孩子与周围事物有情感的联结。但小孩子决不会像二级社会的成人那样，想象出一个需要自己小心伺候的神灵。与此相一致的是，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原初社会里人与神相差不多，即人神同位，二级社会才强调人神不同。[2] 原初社会的宗教与二级社会的宗教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宗教更具原初社会宗教的特点。或者说，艺术、宗教、哲学同起源于人类面对内心与外在世界时的惊奇之心，而表达的方向与方式不同，同样达到超越现实的完美境界。原初社会的宗教和艺术一样停留在这种表达与自我超越的层次，宗教在原初社会的整合功能，也可理解为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面整体性的一种表达。二级社会的宗教担当许多不同功能，从个人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衍生出许多意义来。 老子与庄子对原初社会人神同位的现象都有论述。老子在《道德经》第60章中说，“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庄子在《缮性》一篇中说，“阴阳和静，鬼神不扰”。这可理解为人神同位，即神不高于人。老子接着又说，“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可理解为人类和周围事物的神灵有情感的联结，即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上的整体性涵盖周围事物。二级社会的理性思维使我们失去了与周围事物情感的联结。 由于中国文明早期没有出现典型的二级社会，中国宗教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原初社会阶段，有很大的原始性，是中国古代缺乏典型二级社会的有力佐证。如像基督教，相信一个监管人间一切事物的上帝；如像佛教，教给人如何摆脱人生的苦难；集体宗教仪式教人们如何找回原初社会的深层意识层面的整体感等等，那是二级社会的宗教特点。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文化缺乏这些特点，如我国人民至今缺乏象基督教每星期集体作礼拜的那种集体宗教仪式。我国至今尚流行的祖先崇拜更是史前图腾文化的遗存。 中国夏商周三代人们祭拜天、地、山、河流、云、雨、风、雪、日、月、星辰等等；两千年后的清朝都城北京四个方向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来祭拜天、地、日、月，都是泛灵论的体现。中国流传久远的祭拜山神、土地、城隍，不过对人们自己的居住地的一种尊重，把它们当成和自己一样来对待。据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叫印第安人早春时期掘土挖地，他们回答说，“土地正在怀孕，怎么好惊动她呢？”和中国人敬拜土地，属于同一理念。中国大多数人都佛、道不分，无非认为一切神灵都值得敬重；而到寺庙祭拜大多是个人行为，缺乏西方集体宗教仪式，说明中国人受泛灵论影响，在深层意识中，与周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结还没有完全消失。庄子认为，屎尿之中也有道，就是说道家学说也继承了这种传统，没有把世界分成二级社会那种高低不同的层次。 与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的超级大国相对，其他文明都以战争为主要特点。如果把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产生吠陀文明考虑在内，包括西方文化远祖希腊与犹太两个次生文明在内，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墨西哥、秘鲁地区文明都以战争为特点。战争文明的早期阶段需要一个威力无边的神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也需要一个可怕的地狱留给那些挑战神权威的人。以神为中心的庞大的祭坛式建筑也成了这些战争文明的标志，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任凭二级社会机器摆布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有膜拜与赞叹，这正是妊育所谓双相脑人的社会环境。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王朝担当和平与稳定的功能，缓解了战争的威胁，也使宗教文化停留在原初社会阶段。 参考文献： [1] 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p2-4, 104. [2]柚声(2008)：五服制度与东西方早期文学思想。学灯第8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 [3] William A. Haviland (2003):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Belmont, USA: Wadsworth. p303 [4] All the poems studied a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 full text was used for the Book of Poetry but a random selection of 94 out of 1026 hymns was used for the Rig Veda and a random selection of five out of 24 books for the Homer’s epics: Iliad and Odyssey. Their sources were as follows: a). Book of Poetry: 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 b). Vig Veda: http://www. sacred-texts.com/ c). Iliad and Odyssey: http://www.sacred-texts.com/ [5] J. DeMeo(2004): Saharasia. Orgone: Orgone Biophysical Research Lab. [6] 王玉哲(2004)：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5-80页。 [7} 李柚声(2006)：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加拿大伦敦：道学康复中心。第346页。 [8] 王玉哲(2004)：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3-240页。 [9] 王玉哲(2004)：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87页。 [10]Julian Jaynes(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1] Li, You-Sheng (2008): Julian Jaynes’ Theory of the Bicameral Mind and the Different Path Leading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na. www.taoism21cen.com. [12] Robert L. Carneiro (1970):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 733━738. [13]柚声(2008)：审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新视角。学灯，第7期。www.confucius2000.com [14] 柚声(2008)：五服制度与东西方早期文学思想。学灯，第8期。www.confucius2000.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