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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的烟云变幻中，尤其是在21世纪的曙光中，我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种新的人文言说的可能，这可能我以为可以称之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这一新的批评的可能，是从新时期以来的我国文学批评，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以及越来越密切的中西文化交融汇通中生成和涌现出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30年来我们的文学的理论批评稍稍作一回眸。 一 近年"后"字风行，我虽向不善赶时髦，却也觉得这"后"字的确好用，想借来一试，将上世纪80年代的我国文学批评概而括之为"后政向批评"。 所谓政向批评者，政治风向批评是也。 "风向"一词并无褒贬，只取象形而已，细究起来，便可体味。政向批评，从宏观、中观、微观看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意识形态向度批评；二为政治战略走向批评；三为政策动向批评。 上世纪50、60、70年代的我国文学批评，便是至为典型的政向批评：首先是有着极为明确，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坚定地为一定的政治战略服务，最后在操作层面上，可以说完全为一时一地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或者说是与政策同步的批评。 后政向批评则是弱政向批评，是逐渐减弱的政向批评，是极力摆脱，力图走出，且也确是逐渐走出政向批评的批评。 但却仍与政策变化相关；更为一定的政治战略所开启，所推动，所张显；有时则以非意识形态的趋向呈现着意识形态性的影响和功能。 所以总体上还具政向批评的一统混沌性，虽然约莫也有几种支流，却毕竟在接受、范式、形态和功能等上还未分化和多元，或是正在逐渐走向分化和多元的过程之中。 这正是80年代我国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基本状貌和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的后政向批评，细察起来，则大略显示为五种流向。 其一，我且称之为拿来批评，即对西方（包括港台）文学创作及理论的译、介、评，这是80年代我国文学勃兴的基础之一，也是80年代批评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但人们多半忘了将其列入序列。 其二，则为反思性批评。反思性批评，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创作的思潮而显现出来的批评流向。 反思性批评，其政向虽然与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批评之政向大为不同，却基本上仍是完全的政向批评。其与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批评的不同，仅在于政向之"向"的不同，而不是"政向"与"非政向"的不同。 其三为审美批评。审美批评，即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学界兴起的审美转向，形式转向，文本转向，语言转向等在理论批评上的一种表现。当时，如火如荼的"方法论"热和对形式追求的先锋文学文本的评论的潮流，是80年代最为抢眼的批评现象。 审美批评的祈向，当然是文学的自律和文学研究的自律，亦无疑是与政向批评告别的重要努力。但在80年代的语境中，审美批评的功能却仍是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宣示，具有政治意味的姿态，产生的依然是政向效应，亦即以非意识形态趋向产生的意识形态性的影响和功能。上世纪90年代初来我在一系列文章中，将这类动作称之为"逃亡"--从政治功利文学的栅栏中逃跑出去的一种逃亡。① 因此，80年代的审美批评，既导引出对政向批评进行否定的审美转向，亦成为实际上具有政向意味的后政向批评。 其四为解构批评。解构批评的突显，当然是90年代的后现代话语热闹期间的事，但其端倪在80年代中后期已开始。这就是围绕着"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而展开的一系列评论现象。 作为前驱的80年代之解构文学，已经已其琐屑，无聊的生活流叙述，或者对历史的有意扭曲，显现出调侃，玩世，反讽等解构趣味。而围绕这些作品的评论，则有着针对所谓宏大叙事或正统叙事而展开的颠复，同样是从政治功利栅栏的突围，是另一种逃亡，其功能亦是有着政向效应的后政向批评。 其五为新启蒙批评。从较早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到哲学界主体论观念的在思想界引起反响，西方存在主义（主要是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译介和流布，再到文学界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及至"新启蒙"概念的提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我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这一流向，可以将其统称为新启蒙批评。 新启蒙批评这一批评流向，是正面面对27年政向批评的，同时具有更多的非正向批评的色彩（超政治的形而上学色彩）。这一批评，是80年代间在思想和精神的意味上最具批判（批判不是解构）和建设性意味的批评流向。也是远接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旨归的，较具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批评流向。 然而，新启蒙批评在总体上是漂浮的，远不够深入持久，且存在着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之间的间隔问题。 作为早期新启蒙批评的"人道主义"思潮，批评与创作曾至为紧密。但那时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针对着"阶级"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回到常识常情常态的一种思潮。由于27年的"阶级"意识形态以"阶级性"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属性（如生理性、民族性、人类性等），以"阶级情感"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道主义的批评与创作于是连手在这样一个粗浅的层次上来要回这些被遮蔽的很平常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那时的人道主义还远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只是到哲学主体论问题的提出和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较为深刻层次上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这一阶段，这较为深层次的新启蒙批评，其理论形态与当时已在生长的此一思想路径较为深层次的创作实践之间没有衔接，这一方面的创作成果没有被关注，文本评论的环节也许因为更热心于形式和新写实而对这一方面的创作非常冷淡。且在80年代末整个新启蒙批评又嘎然而止。以至于在更广泛的读者中远没有产生象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影响。即使在思想界，真正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核心观念也没有得到深入认识和发展，反而愈来愈模糊不清。 而90年代后，"主体"很快就演变成了"身体"（不是一般较宽泛之感性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仅仅作为欲望的"身体"，尤其是作为性欲的"身体"，所谓"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其实是"私密化"写作、"性欲化"写作，这或许也可以说是某种"主体论"在一定的语境下和恰当的表达中，也有解放的意义，但却显然是更本质更广泛，对中国文化也更重要的意义上的"主体论"被遮蔽被压抑的产物）；萨特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则演变为海德格尔的神性的（不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海氏的存在主义虽然有着批判技术主义现代性的可赞赏的成份，但从其观念格局看，却是一种前现代性的整体主义的存在主义，以至于其精神气息多少与法西斯专制主义有所相通）；"人道主义"只是继续作为与"阶级性"、"阶级情感"相对应的人的一般属性和人的多方面情感的浅层含义概念，已被人们淡忘，另外也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等义词的意义上被人们批判和反对。 新启蒙批评是由政治战略所开启，推动，张显，同时也为政策的变化所停滞（这"停滞"指的是作为热点的，有声势的此一批评流向的态势，而不是指执着于此一向度虽不引人注意却始终实际存在着的思考和写作）。因此，80年代的新启蒙批评仍不是根本独立于政向批评的批评向度。 二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激情满怀，热火朝天，嘈杂混成的。其间虽也可分出诸种流向，也有着朝着非政向批评分立的努力，总体上却只显现为政向批评与摆脱政向批评两股力量的拉锯战，并呈现为后政向批评的功效。 90年代的文学批评却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显性的批评潮流，一下子变得安静，平滑，务实，并且发生了相当清彻的非政向批评的分立。 上世纪90年代的批评主潮，我以为大体上可用"饭碗批评"命名之。 所谓"饭碗"批评"者，乃为"饭碗"的批评也。它颇为清楚地分为两类： 其一为学科批评。在90年代"回到岗位"的号召下，也在其后建立学术规范的努力中，批评离开了思想，回到了学术，回到了学科内部，越来越多地将焦点聚集在明确而狭窄的学科对象上，越来越多地主要热心于学科内部的学术疏理性质的工作，越来越将人文话语推进到科学主义性质的，建制化的，分隔森严的研究上去，各人分块地，安心种自己的园。80年代那样的痛思"左"的误区，走向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激情消失了。 学科批评之形成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与政向批评抗争就脱离了政向批评而取得了分立；它有利于中国批评的专业化、科学化；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如果不仅仅成为形式主义的僵化的条条框框的话），它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学术场域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规则的形成；对于中国的自律的文学学术的成形、积累、发展，则更是功不可没。 但我却总觉得，学科批评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遗憾。学科批评在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获得了与政向批评分立的形态，具有了自我独立的躯体的同时，批评的灵魂--思想却退隐了，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理想与激情却退隐了。批评的动机也许更多成了为学位、职称、获奖，乃至于学位点（硕士点和博士点）等等的为饭碗的劳作。 其二是市场（媒体）批评。主要以广销营利为目的，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批评话语，即为市场（媒体）批评。 人们通常将此一批评话语称之为媒体批评。确实，大众媒体是此一批评话语的主要载体，但也不尽然，今天的一些纯粹的学术刊物和思想文化刊物，也同样在从事着市场性的，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广销营利事业。 另一方面，今天的大众媒体的承载中，不以广销营利为目的，却以包装炒作为方式的政向批评同时存在，且是今日政向批评的主要方式。 因此，市场批评与媒体批评两个概念都无法最好涵盖这一所指，我于是只好权且用上"市场（媒体）批评"这一说法。 从总的趋向看，市场（媒体）批评，是与政向批评分立的最重要，最有力的途径，对于批评话语多元化的努力，90年代市场（媒体）批评话语的成形和确立，是有着极大进步意义的。 同时它也是文艺和文化进入产业化时代，进入批量性生产的必然产物。这里，批评实际上成为大众文艺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广告业，直接为大众的文艺与文化消费服务。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市场（媒体）批评中，思想的成分和对艺术之关注的比重微乎其微了。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及其批评，其精神效应、高雅的审美薰陶和人文薰陶的功能、灵魂铸造或安妥等的意义就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波甚于一波的欲望狂欢，感官狂欢，以及几岁孩童的连篇累牍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表，甚至被视为天才的"经典"的现象，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有若干性质较为模糊的热点。这些热点，既有属于学科批评或市场（媒体）批评的部分，又有超出的部分。 "传统文化热"即为其中一例。应合着海外现代新儒学思潮、国内学术界的国学热，承接着80年代的"寻根"话语，面对着90年代创作中至为热闹的历史叙述或传统文化叙述，同时也在经济全球化热浪的日益催逼下，90年代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话语，"传统文化"是最为强势，且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对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在对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批评声浪中达到顶点，热至今天，甚至出现了"儿童读经"热。 作为批评热点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有趣，它既充分体现在学科批评或市场（媒体）批评中，又具超出二者的知识分子批评的意味，然而在某一意义上，这一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批评，又有着某种政向批评的回声的效应。 所以，对"传统文化热"的分析将非常复杂。一方面，"传统文化热"的某一入思处具有对"左"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意味；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氛围下，作为对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努力，亦是一种必需，这两个方面都是具有独立性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的。然而再有一方面呢，它又有与"左"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暗合的趋势，在现在的特有的中国语境下，强调文化守成，形成与启蒙相对立地非批判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认同与宏扬的过激的民族主义趋向，显然是"中体西用"思维格局在今天的体现，与某种只改革经济，以经济改革为用的"左"的政向，不能说没有关系。 对于传统文化，是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同于中西对立，站在"中"本位的立场（实际上是前现代的立场）反现代性，还是从超越现存现代性的角度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以建设更完善的中国的现代性，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维度。 遗憾的是，9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的主要趋向似乎是前者，而且越来越是前者。 "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是一例。"人文精神"问题的关注，如果是针对着在中国特有的状况下实现市场经济（经济现代化）的现实可能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信念或信仰等危机的焦虑和思索，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也能显现为与现实社会发展保持张力的知识分子批评的精神。 但是，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尤其是其早期论争，则颇有点让人难以思议，让人不能不生出一点疑惑：为什么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新启蒙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那样地渴望着现代化，更为深入和完整的现代化，可刚入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切实展开，人们又突然转身，恐慌起市场经济，恐慌起现代化，激烈地打起具有拒否现代化和反现代性意味的所谓"人文精神"的旗帜来了呢？这是否是人们在市场经济切实到来时恐慌起自身地位的失落而呈现的某种症侯呢？ 问题并不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要不要呼吁人文精神，而在于那种心态，那入思和提问的角度。如果以欢迎市场经济，真切地希望着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基调上提出重建精神规则，重建新的价值共识，或重建人文精神，我以为才是可以思议，才是中国现实的真正需要。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的特有的历史语境下，拥抱现代化与批判现代化，拥抱现代性与批判现代性，必须是一个同时而双重的态度与任务。 因此，"人文精神"论者的反现代性姿态，在部分超出学科批评或市场（媒体）批评，具有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同时，似乎也有着隐在的某种仍带有"左"味的政向批评（经济改革而文化固守）的色彩。 中国式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即90年代文坛上的解构热潮，是另外一例。承接80年代已出现的解构趋势，90年代文学创作上的痞味、玩世姿态及其感官狂欢等发展至极，批评界则借来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创作上的痞味、玩世姿态和感官狂欢等予以发挥，用以解构"左"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正统地位，解构一些"人文精神"论者们的其实是前现代性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主义"等。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这也许可以说是与某种僵化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一种可能的策略。 然而，中国式消解性后现代主义的痞味、玩世，它的媚俗的世俗化倾向，使文学的本真精神受到了伤害；它的非批判，非建设的策略取向，也使它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知识分子批评的要义所在。事实上，这一批评向度所支持的文艺或文化实践最后溶入的也正是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的大潮；而它以"后现代"反"现代"的立场，在今天中国的特有语境下，是否有可能最终与从"前现代"反"现代"在效果上如出一辙呢？ "新左派"思潮亦是一例。"新左派"思潮倡导重新面对社会现实，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如国内的腐败、来自国外的全球资本主义化，面对社会底层、贫弱大众，重新重视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的社会困惑和社会冲突。这里当然具有知识分子批评的意味，有着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张力的意味。 但问题的关键是，"新左派"将"工业化+集权"看作为一种与一般现代性平行，只是路向不同的现代化方式，一种与前现代的封建专制完全没有关系的现代化方式（个人崇拜与封建专制，"万岁万岁万万岁"与封建专制都没有关系），一种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会不会是一种危险，一种将文化大革命甚至近代以来百多年间中国现代化追求之最重要最根本之教训一笔勾销的危险呢？ "新左派"将今天中国判断为已然完全现代化，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主要矛盾完全一致，是更理想的社会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所有问题尽数来自全球资本主义。这是否符合事实，是否会产生遮蔽当代中国问题之根源和关要处的危险呢？ 而且，"新左派"若与那种僵化的"老左派"的思维模式，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与"左"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政向批评的思维模式没有根本性质的分野，且没有特别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路的话，那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对今天中国的底层公民，将会是一种福音吗？ "新左派"对社会现实的严峻的一面的关注令人尊敬，但对如此之现实的原因的分析却令人疑虑。现在需要特别担心的还有，在提出对现实的判断后暂时还看不到有根本和切实的建设性意见的"新左派"，是否会与从"传统文化热"滋生出来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与文学界某些极端的甚至带有强烈专制意味的原教旨主义性的"崇高理想"派，日益混为一体，而成为今天中国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会带来悲剧性效果的潮流？ 一般认为，"新左派"的对立面是所谓"自由主义"，但在我看来，所谓"自由主义"似乎是"新左派"为自己的立论而假设的一个靶子。在中国的传统中，自由主义是最没有土壤的，而在中国的现实中，"自由主义"虽然也在并不多的人们的嘴里笔下说着写着（且远不充分明确），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的，粗浅的因素都还未见怎么出现，何来需要批判的中国的自由主义？ 总体上说，90年代文学批评的这几个热点，都有着知识分子批评的意味，又都似并不充分，并不真正独立真正超越，显得面目模糊，性质暧昧、含混。它们要么高扬"理想"，然这"理想"却总让人觉得与某种偏"左"的权力话语相关，且立场实际上多有前现代的意思；要么潇洒着"现实"，而这"现实"的力量似又多来自市场与商业。 那种较具独立性和超越性（与现实的权力与市场力量都保持较大张力）的充分的知识分子批评向度，仍然未见成形。例如某种不断超越启蒙话语的启蒙话语，即那样一种在首先拥抱现代化（性）的前提下，批判现代化（性），渴望着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化（性），渴望着建设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理想与理想的现代性文化的思想路径，在90年代以来始终是受到压抑、排斥和遮蔽的。 三 据说某校中文系一位做文化批评的博士生，以酒瓶盖为研究对象，做了一篇博士论文。大家对"酒瓶盖"论文颇觉有趣，于是师生朋友间调侃地把文化批评称做了"酒瓶盖"批评。 世纪之交的这些年，最突出的批评现象正是文化批评。 我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既是国内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催迫，也与西风西潮直接相关。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等的后（期）现代状况下，人类社会的问题愈益多样、复杂和突出，文化批评由是应运而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文学批评家们纷纷走向文化批评，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走向文化批评。 然这也带来了争议。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擂台上，最显著的焦点之一便是"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 持"文学批评"立场的论者指责当代文化批评过分越界，将批评的注意从文学文本、现象和活动移到了电影、电视、流行艺术、广告、时装、居室装修、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酒店、咖啡屋、健身房、广场等等一切存在着审美现象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去，实际上是消灭了文学和文学研究。他们满怀感慨和感伤地认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好不容易从政治功利的桎锢下挣脱了出来，赢得了文学自律的时代，转眼间文学又变得如此边缘、无足轻重，什么都不是了。他们坚持，文学批评的对象只能是文学，尽管可以从文化或审美意识形态等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但不可以将文学批评的对象无限扩大，不可以将文本的内涵根本模糊，外延尽情泛化，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不是文本；同时，由于专业的限制，文学批评工作者，也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去对文学之外的一切日常审美领域和现象进行研究。② 持"文化批评"立场的论者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后（期）现代，文学的边缘乃至终结，是铁定的事实，日常生活的审美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中心，文学研究若不认识到这种"文学性"泛化的状况，这种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事实，重新规定文学批评的主导范式，则文学批评就会前景暗淡，死路一条。他们认为，应该通过研究对象的扩大，学科的越界，重组，联合，来让狭隘的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③ 显然，争论的焦点是在批评和研究的对象上。事实上，我国的当代文化批评也主要是将关注放在对象的扩大上，从文学文本，尤其是严肃文学与高雅文学文本的关注上移开，致力于大众文化研究，致力于对一切日常生活的世俗或通俗审美现象和领域的急切地投入。（将文化批评戏称为"酒瓶盖批评"即显示出时下一般对文化批评的对象性体认。） 然而，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批评现实，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主要是关乎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的争论，实际上显示了对国际性的当代文化批评之体认的某种偏差。 国际性的当代文化批评，我以为应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上去予以理解： 其一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路径，关注的确乎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及领域。这其实是狭义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理解。 其二是包括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在内的，兴盛于20世纪较晚期以来的国际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思潮。这应该说是广义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 其实，就是伯明翰学派，就是狭义的文化批评概念，我们也不能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去予以理解。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将文化概念定义为"生活方式"，就说明了他们关注的并非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研究对象，而是问题，当代突出的，需要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现象，只不过是他们所关注的，并且认为必需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已。 所以，国际性的当代文化批评，我以为，并非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一个要取代旧学科的扩展了的新学科，而是一种新的人文言说思潮，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这一思潮，这一方式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不是科学主义地面对学科"对象"，研究"对象"，而是人文话语性质地面对"问题"，社会文化"问题"！ 而我们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理论争论双方，以及当代文化批评实践，基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了"对象"，而不是"问题"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误区。这实际上是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的桎锢，没有抓住国际性当代文化研究发展的根本所在。 这样的一种文化批评实践，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的实践，不能说有错，却显然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削平深度的倾向（即所谓某种"后现代"特征，这某种"后现代"特征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种世俗化倾向并不符合真正的后（期）现代精神，也就是非中心的精神，而只是重新定义中心，通过这种重新定义中心排斥文学，严肃文学和高雅文学，实际上是排斥作为知识分子言说的文学，也就是排斥知识分子言说本身的立场和思路，排斥精神问题，价值问题和生存本体问题的深入思索，深刻表达，深切交谈，在今天中国，今天人类生活中的存在位置。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从"对象"，而是从"问题"上去理解当代文化批评的要义，那么，大众文化问题，与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高雅文学）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价值或生存本体的重寻问题，乃是同样重大而急迫，同样是文化批评所必须面对的当代问题。 从根本上说，以文学文本、现象和活动这一对象为焦点的作为学科研究的文学批评（包括从文化角度对文学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以当代文化问题为焦点的文化批评，是两个虽然交叉却非常不同的领域。 文学批评完全应该在它固有的领域内，以它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继续进行它自己的工作，它也必将在未来长期存在，且仍是重要的人文研究，根本无庸担心。 文化批评虽然是从文学批评中生发出来，与文学批评有许多交叉、互渗之处，且常常涉及文学文本、现象和活动，但这只是问题域中的某种关涉。文化批评甚至根本就不是学科体制内的所谓科学研究，文化批评正在逐渐开展出自己的独特领域，开展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空间，思想路径，思想方式，思想形态。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实践中也许边界模糊，在理论上却无需争论，需要的只是在"对象"与"问题"这一两者不同的焦点分野上予以明确廓清。 四 通观近30年来的我国文学批评的流变，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世纪之交，批评的历史确实是在进步，但却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进步中也有退坡。 作为后政向批评的80年代批评，处于一种亟待分化却尚未分化的混沌，批评从各个维度，如文学的自律，解构，新启蒙等极力摆脱过去过分极端的，唯一的政向批评的桎锢，却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其中新启蒙批评是最具有知识分子批评意味， 最具批判性和建设性，对于正处于文明转型的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是最让人看到希望的一脉，却也是最多波折、最不深入、最不成功的一脉。 90年代，批评忽然间平静地完成了分化，出现了在形态上基本与政向批评分立的学科批评和市场（媒 体）批评，这无疑是中国文学批评向着多元化发展的重大进步。然而政向批评隐而不显，知识分子批评则被基本遮蔽，"饭碗"发达，思想却被漠视。即使似乎不那么太"饭碗"的那几个热点也性质暧昧含混。 因此，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 其一突破了极端政治功利性的唯政向批评的桎锢，初步形成了批评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形成了与政向批评分立的学科批评与市场（媒体）批评的两种确实可见，生机勃勃的批评形态，尽管这两种批评形态还需要更加独立和成熟。 其二出现了与政向批评多少有点分立的知识分子批评的声音，尽管这批评至今不成独立形态，声音微弱，甚至越来越微弱。 显然，中国文学批评正在日益走向多元和繁荣。但是道路仍然曲折，问题仍然严峻。 近3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则在于： 其一，作为过去唯一强势批评话语的政向批评，今天变得暧昧不明，它飞沫般地散见于学科批评和市场（媒体）批评，乃至于一些似乎是知识分子批评的批评里，一方面，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作为多元批评中一元的，自身独立的批评形态；另一方面，这种暧昧，含混和隐而不显，又影响和障碍了其它各种批评形态的真正分立，影响和障碍了批评的真正多元和更加繁荣。 其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则是，知识分子批评始终未能形成较为确切的形态，始终未能构成真正独立真正超越的声音场，甚至还似乎越来越困难，声音越来越微弱。较多地具有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承接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在80年代也曾活跃一时的启蒙话语（现代化与现代性吁求）路径，在90年代经济现代化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却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包括学科的，市场的，传统文化的，西方后现代话语，"新左派"等等的压抑，处于基本被遮蔽状态，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对于正在进行文明转型的现在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多元的，各自分立且相对清晰的批评形态，政向的，学科的，市场（媒体）的，都不可少，知识分子批评亦不可少，在今天的语境下，甚至最不可少。 知识分子批评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它不象政向批评那样具有当下规定性，却更具超越性；它不象市场（媒体）批评那样具有当下效益性，却更具批判性和建设性；它不象学科批评那样具有明确固定的对象性，专业性，以及较为稳定普泛的操作性，却更具思想性和创造性。 知识分子批评首先是一种公民批评。所谓公民批评，即意味着既不是子民批评（不管是驯服的，还是反抗的子民批评），也不是权力话语批评。知识分子批评作为公民批评，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则中，从每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发出尽可能不受言说者自身阶层和利益局限的声音。 知识分子批评是最具独立性的批评，独立是知识分子批评的本质之一。它不依从任何权威，官权的，金钱的，学术的，任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意味着独立，独立特行，知识分子必须，也只能独立特行。法国学者朱立安.班达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独立特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接了当地责难的。）"④ 知识分子批评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具有纯粹性的思想文化或精神文化传播，它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也不属于学术教育传播。⑤知识分子场域是中国的现代化亟需建设的一个场域。现实的权力场，现实的经济场，具体且边界清晰的学科学术场，都已走向成熟，然缺乏了具有超越性、敏感性和预言性的知识分子场域的制衡功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将不是一件妙事。 知识分子批评面对问题。它不像政向批评那样面对现实境遇，也不像市场（媒体）批评那样面对现实的市场需求，它面对具有超越性的，已然出现可能将导致严峻后果的问题，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暂时不被更广泛的人群关注，却可能是深远的，对社会或人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知识分子批评之面对问题，也区别于学科批评那样面对对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学科批评面对的是学科对象，这对象可能包含许多问题，却以对象为焦点处理问题。知识分子批评却以问题为焦点，这一问题焦点可能涉及多方面对象。 而知识分子批评的形态与晚近涌现的国际性的思想潮流当代文化批评至为相合。 当代文化批评的根本特征，正是问题性和当代性，或当代问题性。不像传统科学主义性质的学科研究那样以对象为焦点，而是以问题为焦点，例如，现代性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女权主义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等等。 由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又一个特征是跨学科，不是一般性的以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为对象，而是几乎完全性地打破学科界线，以问题为焦点综合面对多方面对象。 当然，以"问题"而不是以"对象"为焦点的当代文化批评之所谓跨学科，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切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具体的对象性研究，例如面对制度文化问题，就不好像90年代某些论述那样以人文话语的方式直接切入制度运作、制度创设的具体研究，文化批评讨论的必须只是制度文化，而不是制度本身。同理，讨论器物文化也不是象自然科学似的讨论器物本身。此外文化批评之所谓面对"问题"，是面对一个一个的"问题"，一如科学之面对一个一个的"对象"一样，而不是面对自然社会人生抽象具体形上形下无所不包的大一统问题。 当代文化批评的再一个特征是书写样式的不定，或曰跨文体、超文本写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写作、社会评论性写作、文学创作性的思想随笔方式的写作、甚至叙事性写作、如某种历史写作、某种寓言或某种小说方式的写作等等样式，都可以是文化批评的写作样式。当代文化批评本质上就是非科学主义的批评，当代文化批评的写作也是非科学主义的写作。 作为当前国际性思潮的当代文化批评，也许本质上正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它直面问题，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独特的风格、独特的思路，提供独特而系统的思想，即独特风格的百家之说，作为知识分子间，以及全社会多样言说主体间的思想交互。 问题、立场、独立、超越、批判、思想、跨学科、跨文体、超文本、风格等等，乃是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的关键词。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当然可以将当代大众文化作为问题（而不是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且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立场，以独立和批判的目光予以审视。这里并不是说，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只能用象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的态度和思路来对待大众文化，但不管怎么说，毫无距离，完全认同，将大众文化作为对象，进行客观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的研究，则肯定不是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的工作。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当然也可能面对文学文本，但它关注的是问题域中的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文化意味。有人认为，文化批评不过是回到社会历史研究的老路上去，与传统社会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文学的审美转向和形式自律的努力之后，文化批评绝不会简单等同于社会历史研究。作为文化批评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文学和艺术的自律的文化意味和文化功能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我也不认为，文化批评只能面对文学文本的形式，而不可以考察其内容。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不仅是文学和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文本，而可能是更为多样的文本，社会文本、心理文本、精神文本等等，但都不是作为对象的文本，而是问题域中的文本。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多样的。就处于文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民族身份自我认同（传统文化）问题、女性主义问题等当然都是重要的问题，但也许更为重大，却并没有被我们的当代文化批评纳入其项，首肯为文化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在90年代一直被压抑、被遮蔽的问题，还是沿着启蒙话语的思想路径（包括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意见），在拥抱现代化（性）的前提下批判和完善现代化（性）的后期现代性研究，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明转型的伟大历史时期中，重寻价值，重寻生活方式和精神规则，重建生活世界尤其是我们的生存本体（或可简明归结为生存本体问题）。 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现代文明，或者说，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话语所开启的科学技术、工业产业、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制国家、民主政治、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与人类主义之统一为理念核心，自由、人权、博爱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否已然过时？现代性的负面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通过审美现代性制衡现代性的负面？如何才能从中国和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提炼出能贡献给人类现代化（性）的营养或财富？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能够和平与和谐地沟通共处的人类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源流多样态多风格的生存本体建构？如何才能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性文化--后期现代性文化，并从而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社会--后期现代社会？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至少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向度，应该面对和尽力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并在这回答中，走向建设性的后期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①参见拙著《"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参见童庆炳、金元浦、陈太胜《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笔谈》，《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④赛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⑤参见拙文《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6年12期论点摘编栏目转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