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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书籍与大众文化 ——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一 作为大众传媒，报刊书籍（这里的报刊书籍是指的畅销报刊书籍）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与广播电视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报刊书籍毕竟与文字的联系更为密切。 报刊书籍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刊书籍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整体特征；其次是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整体特征。 首先看报刊书籍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整体特征。 与广播电视不同，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报纸最初往往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刊物、书籍就更是如此了。不过，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之后，报刊书籍的面目却为之一变，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畅销书，这在西方被称之为“书中之书”，与传统的书籍相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孤注一掷。“要么人人都读，要么一个人也不读”。1895年，美国的《书籍发行者》开始以“排行榜”的方式刊登小说的书名，这大概就是畅销书的起源。从此，本来是属于永久性产品的书籍，也走上了大众文化的道路 。“写书”变成了“作书”，一个点子、一段梗概，就可以换来巨额报酬，而书籍的出版更与广告宣传、市场营销、装桢设计甚至电视剧、电影等的配套运做密切一致。“我们必须扩大销路，把书卖出去。人人都得读我们出版的东西，否则干这一行还有什么意义？”当你听到美国出版家的这样一番施政演说，对于书籍的走向大众文化，或者再推而广之，对于报刊书籍的走向大众文化，应该就都若有所悟了。 具体来说，报刊书籍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报刊书籍的内容由硬变软，从面向特定的读者转向面向大众。在大众传媒之中，只有报纸在诞生之初与政治联系密切，公众辩论、党派抗争、政治评论，都曾在此领域展开。报纸的影响也因此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发现：一张报纸就胜过纽约的所有大小教堂。黑格尔甚至把看报纸说成是“现代人的早祷”。然而进入19世纪，又出现了根本的变化。1833年9月3日问世的《纽约太阳报》，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与传统的“新闻”不同，《纽约太阳报》从一创刊，就充满了另外一种“新闻”：犯罪、灾难、奇闻、逸事……总之是充满了一切让大众觉得激动兴奋、快乐有趣的东西。事实上，这也正是此后所有报刊书籍的特征。为此，戈蒂叶曾经义愤填膺地对报纸进行过恶毒的攻击：“报纸扼杀了书籍……报纸也夺去了我们的乐趣，夺去了我们一切纯真美好的东西，它使我们不再有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再有仅属于自己的一本书……只要那些卖打火机的商人稍微有点记忆力，报纸就能让他们像所有外省科学院的院士一样放肆地胡扯什么文学。” 本雅明也揭露说：“新闻是对文学生活、对精神、对精灵的背叛。闲聊是其真正本质。每一次连载都重新提出关于愚蠢与怨恨之间关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就是流言蜚语。” 这类看法当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能够看到报纸的对于传统的“一切纯真美好的东西”的背离，以及报纸的现代本质就是“闲聊”，应该说，还是十分敏捷的。实际上，报纸的现代本质就是“闲聊”，它从着眼于让读者知道什么转向着眼于读者想知道什么，从满足读者的求知欲转向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从传播新闻转向传播信息，从提供知识转向提供奇观……犹如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 。这一点，就是从中国报纸的从标题的傻、大、黑、粗和版面的大平正方转向大、新、快、深、短、活、强，转向强调有“看点”和“卖点”，转向更多地关注新近产生、消亡、发现、变化的事物，关注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快、你快我深，关注最为切近问题、最能引起兴趣、最容易接受、最富人情味的问题，也可以看出 。 刊物、书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以时尚杂志为例，时尚杂志是当代社会的一大风景。白领丽人、成功人士以此招摇，平民百姓为之趋之若骛。它们精美、华丽、高贵、豪华，一册在手，似乎就有了地位、品位、格调。而美仑美奂的封面，彩色铜版纸的使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的图片，价格高出其它刊物数倍的营销策略，“国际开本”的招摇，以及对于百姓日常平淡、庸俗、无聊、琐碎生活的视而不见，则构成了这些时尚杂志的基本定位。像《时尚》、像《how》、像《世界时装之苑》，都如此。然而，它们的真实身份，却无疑应该是：某种消费梦幻的造梦机器，因此，它们确实与传统的《大众电影》等畅销杂志不同。后者无论如何畅销，如何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都基本上还是一种知识性、趣味性的杂志；前者就不同了，它完全就是一种用来导购的商品。至于它们为什么会混入杂志，而没有被看作商品说明书，则只是因为：它完全不是一种现实叙述，而是一种未来呼唤；它也不去引导人们寻找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不去进行任何琐碎的知识介绍，而是进行观念引导。因此，它推销的实际是一种流行趣味。流行，就是飘扬在这类时尚杂志的旗杆上的一面最最耀眼的旗帜。人们发现，国内的一些时尚杂志在创刊之初往往不惜主动免费为西方名车、名表、名牌服装登广告，原因就在于可以乱中取胜，在令人眼花撩乱的国际信息中缔造一种流行趣味。这样，假如说在当代社会，商品之为商品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不仅负载意识形态，而是就是意识形态，它也不仅仅是物质，而且就是观念。因而，尽管这些商品远非必须，但却堪称“对欲望的欲望”，因此同样为消费者所抢购。那么，时尚杂志文化修辞的策略也无非如此。它并不推销任何商品，而是推销某种身份、品位、格调( 正如我们逐渐恍然大悟的那样，所有的专卖店都是概念店 )。从而，因为所有的名牌都与流行趣味、大众文化相关，消费就被充分地观念化了。于是，通过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引诱，时尚杂志就使得人们在其中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因为带了雷达表就尽显自身气派；因为用了娇韵诗，就可以缔造完美肌肤；因为穿了巴黎时装，就显得漂亮迷人；因为穿了杰尼亚男装，总统就会过来握手。然而，其中也存在着致命的缺憾。它的这样一种回避生活、工作中的种种艰辛与内心苦闷而又千篇一律推销某种趣味的方式，无疑又会使得读者迷失于幻觉之中，以为从此进入人间天堂，以为真的只要作到什么，就可以成为什么，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没有了，精神的花朵逐渐萎缩了，真正的需要也被掩盖了（所以时尚杂志是人们“生活在别处”的梦想，也是人们窥视自己的窗口和镜子）。而这样一种虚假的承诺，又实际上只是一种尴尬，因为这实在并非唯一的、最好的生活，更不是唾手可得的生活。结果，明明两手空空，却又自以为将要富可敌国；明明是被暗中操纵，却又自以为自己颇具审美眼光。时尚杂志就是这样使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又使人轻而易举地失去一切！ 第二，报刊书籍的形式由整变散，从和谐统一变为支离破碎。由于报刊书籍的内容的变化，报刊书籍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读者的阅读往往与好奇心直接相关，一味求新、求变、求特、求怪，只要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玩艺儿,大到世界变故,小到个人隐私,就都愿意趋之若莺、一睹为快，而且，还像一个感情不专一的情人，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在这样一根无形的指挥棒的指挥下，大杂烩就成为报刊书籍的主要特征。所有可以使得读者眼红耳热心跳的东西都被拼贴在一起。像自助餐，也像麦当劳。例如,《今日美国》的成功导致全国许多报纸也都采纳了短小精悍的报道和彩色天气形势图的形式 。正如《今日美国》的一位编辑所言,‘就是那些称我们为麦氏报纸的编辑们一直在窃取我们的麦氏宝物。’《今日美国》的影响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博卡拉顿新闻报》中。这是一份骑侠小报,被描述为‘一种开胃小吃,它把新闻切割成为比《今日美国》的新闻更小的小块,点缀以彩色图片和趣事,还有诸如《今日英雄》和《克里特观察者》这类矫揉造作的花样。’就像《今日美国》一样,《博卡拉顿新闻报》的报道通常不会从一页连续到另一页,它们开头和结尾都在同一页上。为满足这样的要求,长而复杂的文章报道常常被分为几个片段报道。因此,这些报道的背景性内容乃至有些必须要说的主要内容也被大大地削砍掉,甚至完全省略掉了。由于把重点放在那些轻松的新闻和彩色的画片上,报纸的主要功能也就显得是娱乐性的了。《今日美国》的成功甚至也带来了《纽约时报》的变化(比如采用彩色的画面)。” 在这里，所有变化的关键，就是从中心化转向了非中心化，类似一块七巧板，按照读者的胃口，去巧妙地进行形形色色的拼贴。再如，中国风行一时的“小女人散文”也是如此。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散文，不再写一种“大丈夫”的心态，也不再抒发国家、民族的豪情（例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充盈着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征。它的立足点从过去对意义的消费转向对语言的单纯消费，变成为语言而语言，更多地以一种少女的情态在现实社会中编造某种诗意以期填充自己的生活。类似话梅、瓜子、口香糖，不能充饥，也无营养，但是却可以消磨时间，不妨看作纸上的卡拉ＯＫ，或者用笔唱的流行歌曲。其结果，就是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从中心化转向了非中心化。 第三，报刊书籍的话语由强变弱，从权力话语变为民间话语 。权力话语是人们的“超我”，严肃、严谨、严密、单一、权威，完全透明，不容置疑，毫不修饰，以祈使句为主，民间话语却只是人们的“自我”，轻松、平实、平常、温馨、琐碎、含混模糊、平易近人，讲究修辞，以陈述句为主。在其中充满了欲望的挑逗，既升华了欲望，也抑制了欲望，可以称之为欲望的书写。在娱乐性的报刊中，温情脉脉，突出逼真的生活细节，缓慢、温和、朦胧、缠绵，是一种典型的恋人絮语，其中性本能（生本能）被升华为一种爱欲形式，堪称一首梦幻小夜曲；在体育报刊中，杀气腾腾，快节奏，短句式，语词夸大，多为战争术语，动辄套红或者是浓重的黑色，堪称一种惊心动魄的死亡书写。满足的是死亡本能，输赢之间犹如生死之间。而且，受这种话语的影响，简短也成为时尚的叙事方式，,快速成为普遍的阅读时尚,小品火爆，选刊猖獗，小摆设、小制作、小伎俩泛滥一时。雅斯贝尔斯说得十分中肯:"那也是为什么短评会成为通俗的文学形式,为什么报纸会取代书籍的地位,闲杂刊物会取代了优美的文学作品。一般人看书时,都因贪求快速,而草草了事。他们要求简短,但并不是那种能作为严肃沉思起点的精简,而是短到能迅速提供他们所想要知道的东西,和过目后迅即遗忘的那种简短。" 再如加拿大的禾林实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浪漫型小说，数量动辄以亿记，它也与传统的浪漫小说不同，只是大多数人用来填补空闲时间的，只是所谓“替代艺术的休闲活动”，或者“羞于读色情小说的人的色情小说”。它为读者展示的是不可能的幻想中的生活。浪漫的强度、婚姻的保证、性的兴奋感，在其中有着绝妙的平衡。“强奸”被转化为“做爱”，“在禾林小说的性幻想中，女人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一个浪漫而有趣的男人——同时也是遥不可及的，甚至是令人害怕的——也想屈从她的需要，但这是为了使她能够不止一次地经常地和他睡在一起。他的难以驾御令她兴奋，这是他属于高级生物的证明。但是最后，当她屏住呼吸期待着的时候，他必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柔，他在浪漫前的爱抚，将把他们引向情欲的高潮。” 总之，报刊书籍的话语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往往直接针对着感宫和欲望，以引导或升华的方式，让大众在对报刊书籍的反复消费中,将其隐仰的欲望释放出来，从而获得一种替代式满足。这一点，与权威话语的对大众的欲望的不断压抑并不断将其"质询"为主体的反欲望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 其次看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整体特征。 与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有所不同的是，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往往令人困惑。因为前者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婴儿，因此对于它所挟裹而来的大众文化，我们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种新的美学眼光、文化眼光去看待，然而对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就不然了。由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源远流长，我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种传统的眼光去看待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例如，由于大众文化本身的与传统的文学艺术的格格不入，我们往往会对大众文化大加排斥，视之为“异端”， 但是却没有能够注意到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在美学、文化的内涵方面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差异，而是仍旧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问题。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在传统的文学艺术中也存在着“流行”这一现象，因此又会把两者完全混同起来。然而，为这些人所未曾料及的是，大众文化当然一定流行，但流行的却不一定都是大众文化。换言之，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出现完全是一个新东西，一个只有在二十世纪才会出现的新东西。因此，尽管古代早就有了“洛阳纸贵”的文学艺术现象，但是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所谓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发行量大小的问题，而是指的它为技术而生并因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的这一根本内涵，以及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公享的文化这一最大特征。它固然造成了“流行”，但是这“流行”并不决定于文学深度、文化水准之类的标准，而是决定于消费市场的喜怒好恶。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已经完全是一个新东西，与文学艺术中的那种“流行”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对于文学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不妨以麦当劳与传统小吃之间的关系作为类比。在我看来，这一类比应该大致不差。 那么，文学艺术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究竟何在呢？简单来说，差异就在于：前者是以“审美”为前提的，是“美的文学艺术”，而后者则是以“消遣”为前提的，是“消遣的文学艺术”。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艺术”在诞生之初，与美并无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古希腊、古中国，“艺”就都是指的某种技能，像“求也艺”、“艺成而下”，等等。把文学艺术规定为“美的文学艺术”，是近代的事情。之所以这样作当然是为了把文学艺术从技艺的层面提升起来。1747年法国美学家巴托首先使用了“美的艺术”这一范畴，并且把文学艺术分为五种：音乐、诗歌、绘画、雕塑、舞蹈。由此，文学艺术通过“美”而切断了与善的联系以及与真的相通，与生活也拉开了距离，从而得以进入“画廊”、“展厅”、“舞台”，从现实的天地升华为“审美殿堂”，最终为自己争得了一席独立的天地。当然，也因此，文学艺术也被迫进入了一个“审美”的狭小而又封闭的领域。具体来说，这文学艺术不论如何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对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非功利性的强调，就是这万变之中的“宗”。正如彼得•基维所概括的：“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有一个观点已被许多持不同观点的思想家所认可，那就是 ‘审美的无功利关系’。” 杰罗姆•斯托尔尼兹的概括也十分类似：“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假如有一种信念是现代思想的共同特质，它也就是：某种注意方式对美的事物的特殊知觉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康德、叔本华、克罗奇、 柏格森那里都可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德国美学家康德之所以成为美学史上的大家，其重大贡献也就在于借助审美活动的“非功利”说，为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划分了一道“鸿沟”。 由此，文学艺术得以形成了自身的根本特征。这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是构造一个建立在有机的生命节奏基础之上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源于现实生活但更高于现实生活，井然有序的时间感，深度透视的空间感，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位一体，以及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深刻主题、严密结构，则都是其中的必然要求。而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则是要求一种建立在理性把握基础上的审美欣赏。它要求与作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去毕恭毕敬地接受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所给予自己的教化、熏陶，从而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净化、提升。 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显然与此不同。其中最为根本的差异，就是它的前提不再是“审美的”，而是：“消遣的”。 一般而言，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大体包括文学中的武侠、言情、散文、畅销书、专栏随笔、艺术中的漫画、人体画册等等。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身明确的美学定位，这就是：消遣。因此准确地说，它不是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而是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的文学艺术化，换言之，它不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欣赏，而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对此，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同样的例子在西方也可以看到。20世纪初，在法国有一位音乐家，名叫萨蒂。他一直有志于文学艺术的革新。一次，他为画廊策划了一场音乐演出，为了不致引起误解。他在演出前专门介绍说：这是一种“点缀性的音乐”，因此“我们请求您在幕间不要注意这音乐而是随便活动，就像这音乐根本不存在一样。这音乐所要求的是像一次私下的交谈，像一张画或者像一把椅子您可以坐也可以不坐那样来为生活作出贡献”。然而，观众还是按照传统的欣赏习惯，在音乐演奏时保持着安静，这使他非常生气。因为在他看来，这音乐“很像墙纸上的图案一样仅是作为一种衬托；并不意图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一举动显然不同寻常。美国学者汉森对此评价说：“这是一种在人们把很多人来听音乐看作是一种尊重态度时与之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必须承认那种像墙纸一样的‘只是在那边摆着’的音乐是现代世界的一部份。我们到处碰到这种音乐----在市场里、在百货公司里、在工厂里----而且千百万人是在一边阅读、一边做家务或开车时从他们的收音机中‘听’音乐。这里并不是为这类音乐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辩护，只是承认它是一种不幸的现实。” 确实，这就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艺术。它被作为商品去制作，被作为商品去出售，也被作为商品去消费。它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神圣性，也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神秘性，而是“像墙纸一样的‘只是在那边摆着’”，“是现代世界的一部份”。作者是“过把瘾就死”，读者是“过把瘾就吐”，作品是“过把瘾就扔”。就其实质而言，与饥饿时所需要的佳肴、嘴搀时所企盼的零食、烦闷时所依赖的美酒、困乏时所渴望的卧榻相比较，它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对于某种娱乐消遣的需要的满足 。但是就其特征而言，与饥饿时所需要的佳肴、嘴搀时所企盼的零食、烦闷时所依赖的美酒、困乏时所渴望的卧榻相比较，它又有所不同，这就表现在尽管同样是对于某种娱乐消遣需要的满足，但是它的满足方式却是虚拟的、间接的。 而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风行天下，其中的致胜之道也无非如此。当然，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对于人们的娱乐消遣的需要的满足又并非流于一般。否则，就会与古代的春宫画、当代的“成人秀”同流合污，成为“黄色文化”( 不少人正是这样去看待大众文化 )。在这里，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所满足的某种娱乐消遣的需要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即一种在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被催生出来的娱乐消遣的需要( 我们称之为：“世界口味” )，这种需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被构成、被制造、被开发出来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虚幻的需要，简而言之，是一种美梦成真或者恶梦也不妨成真的需要。 例如我们只要随便翻翻青年学生的作品，就会发现：在这些不免幼稚的作品中，竟然充满了伤感、伤心、幽怨、愁绪……无病呻吟，一掬多愁善感的伤心泪水，似乎就是其中的主题。可是，这一代人在情感上的潇洒自如、简单明快不也是早就为世人所知吗？那么，在当代社会，无病呻吟为什么竟然会成为某种特定的需要？要知道，在传统社会，无病呻吟是被不屑一顾的。在人们的眼中，有病与呻吟是一致的，只有有病呻吟才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呻吟是一种奢侈，只有有病才能享用。而现在，青年们却开始无病呻吟，为呻吟而呻吟，“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阳光之中找不到我，欢乐笑声也不属于我。从此我只有独自在黄昏里度过，永远没有黎明的我。”“你的谎言像颗泪水，晶茔夺目却让人心碎。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 ……对此，人们大多为之困惑。至于一些青年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更具深意了。例如“十六岁的花季”、“多梦季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这一切，本来应该是隔岸观火者的洞察，现在却被青年人自己道破。这说明当今的青年不但在与自己的真实情感体验相隔离的状态下大肆渲染着自己的多愁善感，而且还在浸津有味地旁观、欣赏着自己的多愁善感。过去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现在却是“不赋新诗也说愁”。无病呻吟，已经成为当今青年人的特定需要。当然，当今青年人的多愁善感，其实还是因为生活中的缺少情感。在生活中，他们已经与死去活来的爱情、高山流水的友情、相濡以沫的亲情绝缘。因此就尤其需要无病呻吟的代偿。生活中越是简单，想象中就越是浪漫；生活中越是无情，想象中就越是矫情。就象为浮躁、空虚、无聊而浮躁、空虚、无聊……无病呻吟也是如此，本来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却仍旧大呻特吟，为呻吟而呻吟，无疑正是出于玩味呻吟的需要。因此过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现在却是表演“悲”“喜”、展示“悲”“喜”。而且，悲也并非“痛不欲生”，而是“否极泰来”，“喜”也不是“喜从天降”，而是“乐极生悲”。《涛声依旧》的伤感一改《枫桥夜泊》的思乡，《纤夫的爱》的滥情也一改《丁都护歌》（“吴牛喘月时，拉船一何苦？”）的劳苦，《小芳》中虚假的忏悔、《中华民谣》中“人生能有几回合”的言情表演，就更是如此了。结果，呻吟成为一种愉悦表演。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来自情感本身，而是来自对于这种情感的旁观、游戏与吟唱。从而，当今青年人丧失根基的飘泊，借助情感的的幻象而得以支撑，当今青年在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东西，在呻吟中也得以企及。因此，无病呻吟，谁又能说不是当今青年人情感夜泊的枫桥？推而广之，无病呻吟，同样也是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情感夜泊的枫桥。 进而言之，伤感，就正是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我们记得，歌德在区分古典文学与近代文学时就曾以“健康”的与“病态”的作为标准来加以区分。在大众文化之中这“病态”就进而演变而为“伤感”。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全新的流行趣味。区别于为社会所共有的古典的痛苦(悲剧、崇高)，感伤只是一种完全个人的痛苦。作为新时代的第一批婴儿和旧时代的最后一批遗民，当代人既不再是主人，也不再是奴仆，而是时代巨流中无法把握的随波逐流的流亡者，面对被现实撕裂的过去、发生着剧变的现在、无法去把握的未来，他们或许会与具体的环境彼此冲突，但是却绝对不会去与整个社会以及普遍的道德原则冲突。一方面是生活中的隐隐作痛，一方面是满足于日常生活；一方面是感到缺少点什么，一方面是绝对不去反抗、绝对不去陷入悲剧的境地。宁肯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因为没有了灵魂的呼喊，人们开始变得神经兮兮、多愁善感，开始通过把对生活的不满变成感伤，从而对失落的生活加以补偿。在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点。人们搔首弄姿，因为生命中存在空洞而感伤，并且用它来打扮自己，希望在庸俗的生活中培育出诗意的花瓣，使之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装饰。犹如一旦无法从世俗中脱身，“感冒”就会适时而来。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说面对的就是这心理的乱世、乱世的感伤，因此它将人生压缩成碎片，让你突然理解了生命的无奈、悲伤，无论写什么都有一种伤逝情怀，“往生不再”，一种抓不住舍不得又放不下的心态令人心碎，可是，僵硬的塑料花永远也无法治好“感冒”，而只能成为感冒中的喷嚏。 三 由此入手，报刊书籍中的流行文化已不难把握。事实上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全部奥秘就在于：造梦。或者说，在于让美梦成真，让恶梦也不妨成真。 因此，创造一个建立在无机的生命节奏基础之上的梦幻世界，就是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全部内涵。首先，从内容的角度看，它既不源于现实生活更不高于现实生活，而是既并非现实生活又胜似现实生活。由于在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中每一个人事实上都已经“一无所能”，因而，每个人的一生都无非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然而，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又使得每个人在想象中都“无所不能”， 这样，美梦成真甚至恶梦也不妨成真，就显得格外重要。里夫扮演的“超人”、史泰龙扮演的硬汉、成龙扮演的警察、李小龙扮演的教头，所充当的正是这一角色。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无所不能、独来独往的英雄好汉根本就无法存在(我们应该也从未看到过)，然而在大众文化中他们却又必须存在(因此在作品中他们就无处不在)，因为他们要满足的并非现实的“无助”，而是心理的“无助”。那些从港台贩运过来的令少男少女倾倒的所谓言情小说、言情散文也如此。我们看到，其中的爱情永远是甜美的、高尚的、典雅的、令人神往的，一切悲剧的产生都只能来自爱情的对立面( 所以在大众文化中在必要时可以致主人公于非命的白血病才会成为流行病) ，至于爱情本身的缺陷及其不美好的一面更是被人为地掩饰起来了。因为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正是爱情本身的缺陷及其不美好的一面，而他们梦寐以求的却正是爱情的甜美的、高尚的、典雅的、令人神往的一面。《大白鲨》、《鬼域西行》、《金刚》、《 蝴蝶梦 》之类有所不同。它们所描述的是另外一种场景，这就是恶梦成真，不过，其中的道理却完全一致。既然生活中已经充满了因为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导致的无名的恐惧，那么，与其让自己倍受煎熬，何不让它现在就在想象中全都降临呢？反正一切都只是“虚惊一场”！《好莱坞的诱惑》一书中说得十分精彩：“好莱坞不是天堂，但它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欲望，包括肉体的和灵魂的。好莱坞不是地狱，但它可以毁灭你的一切欲望，包括肉体的和灵魂的。”其实，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也莫不如此。总之，不论形态如何千变万化，从根本上说，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内容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不再是反映理想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成为展现梦幻世界的一个“窗口”。在“镜子”之中的，都是一些已知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在“窗口”之外的，则都是一些未知的东西，偶然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前者真实，后者空虚；前者想象，后者幻想；前者与人类的集体意识相联，内容大多与具体的阶级理想、意识形态有关，后者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相联，内容大多与抽象的饮食男女、生死爱情有关。唯一存在着的，就是不断地换口味和猎奇。 其次，从手法的角度看，井然有序的时间感，深度透视的空间感，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位一体，以及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深刻主题、严密结构，也都不复存在，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有机的生命节奏基础之上，而在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看来，世界已经不再走向一个确定的太阳，而是走向无限的星空，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如何去把握一个封闭的对象，去提升自己以进入其中，而是如何去虚拟一个幻想的奇观，去抚慰自己那孤独无助的心灵。在此，一个最为关键的奥秘就是：无机的生命节奏。有机的生命节奏来自人类的理性、理想，正是它，导致了一种井然有序的时间感和深度透视的空间感，而人类自己也因此而得以居住其中；无机的生命节奏来自生命的非理性与幻想，人类因此而建构的只是幻觉时间、幻觉空间。它们实际上都是无时间、无空间。以武侠小说为例，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也存在武侠小说，然而，它们却毫无例外地都是以有机的生命节奏为前提，因此，这些小说都有其社会意义，其中的人物也都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有其社会功能，所以，陶渊明才会盛赞“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李白也才会放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总之，它们都是“向心”的，都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物，或者应该存在着的人物。而在大众文化的武侠小说中却不然。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以无机的生命节奏为前提。从而与任何的社会意义都不再相关，从为某种社会目的而打变成了为打而打。武打本身不再是手段，而就是目的。由此，在大众文化中武侠的塑造不再依赖性格而是依赖技能。他们都是一些根本打不死的人物，遭遇的任何奇招都必有绝招或高人予以化解，所谓弹指间灰飞烟灭。这样，彼此间的你来我往就可以不断演义下去，永远是“后来、后来”，永远是“柳暗花明”，无终止、无高潮起承转合以及开始结束，在此都根本不起作用。也因此，这些小说也并不关心任何现实冲突，而大多以神奇之物例如绝招、秘藉等等为中心。再如连载小说，它们大多都是写的一些十分肤浅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美学追求，但是却偏偏能够作到万人空巷、无人不为之痴迷。原因何在？就在于它所尊循的无机的生命节奏。它通过“时间顺序”不断延续的方式，使叙事链条不断延续，并且在上下文之间不断插入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新的冲突，例如，在因和果之间不断插入“遭遇”、“危险”、“获救”，并且最大限度地加以强化，于是线性的、习以为常的时间链条被打破了。结果，全部内容始终是不断从平衡走向动荡，再从动荡走向平衡，然后再从平衡走向动荡……循环不已。总之，在时间顺序上是山重水复，在逻辑顺序上是柳暗花明。观众的兴趣被从组合轴转移到聚合轴上。这样，观众的情绪虽然无法象过去那样在深度上得以发泄，但却可以分散在各个情节线上，沉浸在原因与结果、为什么与后来怎么样等等的双重期待之中和广泛的覆盖面上，从而被紧紧地吸引住 。 而从接受的角度看，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也有着自身的内在奥秘，这是：圆梦。与传统的文学艺术的接受方式有所不同，对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不能以文学的方式来接受，而只能以真实的方式来接受。这其实也就是圆梦的方式。人们更关心的是“刘惠芳最后会跟谁”、“小燕子后来又在作什么”之类的问题。这因为，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更类似于一个象神话类的精神实体，列维- 斯特劳斯曾经敏锐地注意到：巫医给病人看病的奥秘在于，能够使得病人与内心的无意识建立起一种互相联系的能力，借此，长期无法表达的淤积于内心深层的东西一下子被表达出来了。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奥秘也在于此。例如性的问题，在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中，性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主题。显然，这在传统文学艺术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们更关注的是它的美学水平，需要的是艺术享受的满足，而在大众文化却不然，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被空前地刺激起来的性幻想是否能够在虚拟场景中获得满足。著名作家劳伦斯说得十分精彩：“不管我们如何假装，我们大数人还是喜欢让小小撩拨一下我们的性欲的。它让我们感到挺温暖，如同阴天里的阳光。”侦探小说也如此。传统的侦探小说注重的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更关注的是“侦破”与“惩罚”两大环节。而当代的侦探小说关注的却往往是“反侦破”。因为，当代的读者更关心的是为惊险而惊险和为智慧而智慧，因而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多种线索的交错，从一种可能转到另一种可能，以及高潮叠起和不断的智慧碰撞，以便自己能够在一种虚拟的自居心理中渲泄长期淤积心中的英雄情结 。甚至，只要能够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哪怕让反面人物成为主角，例如《豺狼的日子》、《教父》、《假如明天来临》，也毫无关系。至于那些“戏说”类的作品也是如此。列维—斯特劳斯说：当所指与能指分裂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无名的痛苦。这时，倾诉就是他最为迫切的愿望，“心跳”的方式正可以提供“能指剩余”。它本身没有所指，但却可以包容各种具体所指，渲泄人们的烦恼。事实上，人们有时只需要表达、倾听，至于表达、倾听什么，却根本无关紧要。就像当代人不能细腻地欣赏古典音乐的微妙音符，却宁肯去感受摇滚的高分贝的强烈节奏和声色旋律。当代人之所以不再关注故事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转而关注故事是怎样发生的，不再关注故事中讲述了什么，而是转而关注故事是如何讲述的（从核桃模式转向洋葱模式），之所以刻意在现实的持续性生活中制造断裂、延宕，以“侃大山”这种方式在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中大摆“龙门阵”，而且天天无聊天天聊（这使我们想起相声《打电话》中的那个青年“罗唆”，现在看来，他倒实在是一个时髦青年），道理就在这里 。 具体来说，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是“反映”的，而人们对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接受，却是“反应”的。前者欣赏的是现实的结晶。这结晶有着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相对完整的而且内在统一的结构，自身的生命节奏感也始终是有机的；后者接受的则是现实的延伸，它无异于一个真实的现实，因而不需要一个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相对完整的而且内在统一的结构，但它又只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因而又不存在什么有机的生命节奏感，充溢其中的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机性节奏，可长可短，可激烈可平缓，一切视需要而定。这样一来，由于前者面对的是一个与生活异质同构的对象，因此完全可以站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上去解读这个对象，传统的“作品表现了什么”以及“作品是如何表现的”之类的追问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默契。而后者面对的是一个与生活同质同构的对象，因此只有与之直接同步，从而获得某种当下的强烈刺激。例如美人照片，从传统文学艺术的眼光看，显然不能列入自身之中，但是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眼光看却全然不同。其中道理就在于：尽管它不同于传统的从表面看并无刺激但却越看越有味道的旨在追求永恒性的艺术作品，如《蒙娜丽莎》，但却毕竟可以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在此，前者是以理性构成的客体为中介，通过对于“摹仿”“再现”的对象的欣赏以获得知识，从而修正心中的既成的认识图式。读者一定记得，亚里斯多德就把这种通过观照客体而拓展经验领域的过程称作“求知的快感”。但是后者却不再以理性构成的客体为中介，因而无法检验、修正既成的认知图式，这样，它在接受过程中间只能做到主观图式的外化，恰似幻灯一样把自我投射于外部世界。还以《蒙娜丽莎》和美人照片为例，假如前者是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发现为美，那么后者则是以能够实现自我幻想的满足为美；假如前者是自然的镜子，那么后者则是心灵的幻灯，它凭籍着自居心理而导致一种审美的愉悦 。 三 关于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一文值得注意。在该文中，“讲故事的人”的离我们而去以及“故事”的颠覆、瓦解、放逐，被淋漓尽致地予以揭示。在他看来，故事的消失，与大众传媒的出现密切相关，每日每刻，我们所接触的都是被各种解释穿透的新闻。它完全不利于故事的存在，但却非常有利于信息的存在。因为新闻片刻即失，小说却绕梁三日，新闻无非是从时尚、奇观的角度着眼，从“他者”着眼，所以《费加罗报》的创始人维尔梅桑才说：“对我的读者来说，拉丁区阁楼里生个火比在马德里爆发一场革命更重要。”而小说却是“存在的诗”，不可解说，不可言说，着眼的人如何进入存在、失去存在、重获存在，是人类生命的回忆、创造、反省、重构。激活并创造着人类的世界，人类通过故事去理解世界，世界也因为故事而不朽。“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那一刻。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它完全屈从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故事就不同了，它是耗不尽的。”“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并且，必须把“故事放在灵魂的赎救这一神圣的层面上——一个不可验证的神圣的层面上，从一开始就把解释的重负从肩头卸了下来，不为故事提供任何可验证的解释。”（本雅明：《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295、303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例如白瑞德：“这一切使得我们这时代的生活外在化。生活的节拍加速了，但是对新奇事物的贪婪却乘虚而入。通讯器材几乎可以把地球上某一地点的消息立刻传到另一地点。人们阅读三、四份日报，收听无线电广播新闻，或是晚上在电视机前收看第二天早上的消息。新闻事业已经成为这个合格时期的一尊巨神，而神祗总是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们的仆人。新闻界既已成为一种心智国度——正如克尔凯郭尔在一个世纪之前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测的——乃使得人们愈来愈以第二手的方式处理生活。消息通常包含片面的真理，而‘无所不闻’取代了真正的知识。尤其甚者，通俗新闻活动的范围，目前已前伸展到从前视文化堡垒的宗教、艺术、哲学里面了。每个人脑袋里装着袖珍的文化摘要，到处走动。新闻事业的本领愈大愈新，它对大众心智——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的威胁也愈大。愈来愈不容易区别出真正的事物与传闻的事物，直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忘记这种区分的存在。工业技术的成功，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套纯靠外物的生活方式。至于这些外象背后的东西——独特而整体的人类自身——则衰退成一个影子或是一具幽魂。 ”（白瑞德：《非理性的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例如科罗里奇：“至于那些流通图书馆的狂热读者，我不敢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在阅读的名誉下去消磨时间和扼杀时间。朗读这些故事宁愿说是去乞求一种白日梦。在梦中，做梦人在精神上除了懒惰和一点令人作呕的感情之外别无所获……。因此我们应该将这种娱乐从阅读类转化为理解类，这种理解带有很强的协调特性即协调相对而又并存着人类天生的嗜好——懒惰的沉迷和空洞的厌恶。”（科罗里奇，转引自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334页）等等。 故事被拆解为无数的碎片。，这门艺术已经日薄西山，情感交流的能力，战争归来后人们却变得少言寡语了，“德国有句话：远行者必会讲故事”。只讲故事，不做解释，与故事在本质上格格不入，“当人们看到经电脑处理后清晰的火星探索图片以及在太空中对和平号轨道空间站进行维修的宏大场面时，人们已经不再惊讶于能看到这些画面，而感到更多的是这些画面带来的新奇感。”（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大众文化是心灵鸡汤。流行文化是一颗无法切除的文化肿瘤--因为它的根连接着时代的心脏。也许这颗肿瘤并非恶性，但谁又能证明它是良性花朵？司汤达说，"我仅仅把人物置于由他们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后果之中，然后又赋予他们头脑，使他们遭受痛苦。"漫画家则有所不同："我仅仅把人物置于由他们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后果之中，抽掉他们的脑子，使他们无能为力。"有人说,要在文德迦•华莱士的作品中寻找文学价值'这就与用雕塑的标准去衡量一堆沙砾一样毫无意义。说明人类已经幕幕要高潮，分分不容冷场。 昆德拉：在千万航运公司之后之后，哥伦布会作什么？在没有剧场的社会，莎士比亚会作什么？哥伦布肯定不会作公司总管，莎士比亚肯定不会作好来坞的编剧。因为他们是人类的象征。信息对世界加以剪辑、包装与编码、诠释的结果，内容是对于信息的冒充。那是一些可以被阅读的东西，从密闻到绯闻，是有人想知道的，被迫出让的某些私人领域，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从追求自由到拥有自由到浪费自由，连生命都可以被浪费，浪费的本质是一种休闲。战争不但是政治、死亡，而且是新闻。成为战争秀。媒体的狂欢节，关于战争转变为关于战争的新闻，战争不再是现实，而成为新闻故事。战争距离政治越来越远，政委新闻古书，在缺乏快感的社会给人以极大的快感。在这个时间中宣泄自己的快感，对媒介新村感激，因为可以通过媒介与参与历史。战争在异化，成为新闻。我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就是新闻。战争是不存在的，存在只是新闻，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新闻才是有意义的，不论是诅咒恐怖分子，还是为死难者一掬同情之泪，都只是人们庆祝狂欢的一种方式，一个新的节日的诞生。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本•拉登赫然在列，最终因为有人反对而没有列入，但是为什么希特勒就没有被评选为年度人物？希特勒是一个恶魔，但是本•拉登却是一个明星。 应当强调，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意味着人类不再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设定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开始时时自我提示着人类的作为无家可归的文化的漂泊者的身分。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秩序井然的，而是不断变动、无法操纵的，人类只有充份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继续与文学艺术进行新的对话。不过，它也有其根本的失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报刊书籍中的众文化又无疑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放纵、自我麻醉。它以其表面上的主动掩饰内在的被动，以其外在的无所不为掩饰实质上的无所作为。这实在是一种生命的松懈而不是生命的执着 。其必然的结果，是一方面借助于自己在梦幻位置中所产生的“生理的暴风雨”、“智力的眩晕症”，去“缝合”尖锐的社会矛盾，大肆渲泄自己的种种欲望。以玩“心跳”的典范文本——畅销书为例，人们的占有欲望与攻欲望在西部小说的开拓精神之中流淌，人们的暴虐心理、死亡心理在犯罪小说的对恶势力的抗挣中闪现，人们的窥视欲、暴露欲、变态心理也在爱情小说的男女恋情中涌动。像侦探小说，往往是首先是让观众在欣赏暴力、杀戮之前先有一种道德安慰（警察不得不动手），然后就大开杀戒。因此，事实上在表面的道德、美好之后，就隐含着更大的不道德和丑恶。另一方面，是将人的欲望与社会矛盾人为地予以分离。我们知道，人的欲望与社会矛盾是无法分开予以解决的，现在，在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中却将人的欲望超越于分离与阻碍他们的社会矛盾，对于种种矛盾予以虚幻的化解。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且，这种心理的渲泄作为一种心理代偿一旦毫无节制，并且大肆泛滥，就会出现“代偿性肥大”的文化病症，最终势必导致沉浸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再回到现实生活之中。 因此，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从传统的对生活的解释毅然走向梦幻，走向人们的集体经验的编码或投射。就像影视制造“现实的幻觉”，戏剧制造“故事的幻觉”，诗歌制造“情绪的幻觉”，文学制造“文本的幻觉”……假定性法则让位于幻想性法则，真实性法则让位于可信性法则，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反映关系也转换为幻想关系。然而，却又毕竟并非创造性地领先时代而是被动地跟随时代，就象阿多诺所说，在作品每个人都是当代社会中的无窗单子，表面上是冲破一切限制，其实是把自己封闭在主观妄想的领域中作重复的表演或演出，是以忘想为中心的精神分裂，是只在想象领域中进行解符码的运动。它以虚构一种“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的新鲜感为特征，因而只是一种美学的矫情，一种情感的表演、情感的游戏、情感的消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