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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历代的统治思想，前后持续两千余年。伴随着各个时期对孔子的重视，孔子后裔也深受优渥，恩荣有加。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当属持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 早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汉高祖刘邦即已开始封赏孔子后裔，开创了此后历代封赏孔子后裔的先河。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即位之后，赐封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八）。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孔损为“褒亭侯”。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后裔封号名目繁多，计有奉圣亭侯、崇圣侯、褒圣侯、绍圣侯等多种（李景明、宫云维：《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齐鲁书社一九九三年版，152—160页）。 直至隋唐一统，对孔氏后裔的封赐渐趋固定下来。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晋封孔子第三十九代孙孔璲之为“文宣公”。宋朝建立之后，延续了唐朝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之制。北宋仁宗至和元年，集贤院太常博士祖无择上奏皇帝，认为以孔子“文宣”一称加之其子孙后裔，于礼不合，因此于次年正式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虽然哲宗元祐元年曾一度将孔宗愿之子若蒙改封“奉圣公”，但不久便恢复旧称，“衍圣公”的封号也由此延续下来（《阙里文献考》卷十八）。 “衍圣公”之称确立于北宋，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直至一九三五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前后延续了八百八十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动荡和战乱，但衍圣公仍传承三十二代而未间断，计有四十余人袭封。其中，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人并封和兄终弟及的情况。可以说，作为孔子的血缘延续和儒家思想的文化象征，衍圣公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文化线索。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号达生，出生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适逢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上反孔批儒风潮此起彼伏。但在北洋政府以及一些孔教卫道者眼中，儒家思想仍是维系人心、立国治政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德成的出生自会引起各方关注。 此前一年，孔德成之父孔令贻因岳父陶式鋆病故入京，不料自身亦染病不愈，岌岌可危。当时孔令贻尚无子嗣，惟侧室王氏已有五月身孕。因此整个衍圣公府均把希望寄托于此。孔令贻在给大总统徐世昌的“遗呈”中说：“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或如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孔府档案》六九五〇）可见，衍圣公传承不仅象征着“圣系”不绝，更关乎祀典，意义重大。 出生百日，尚在襁褓之中的孔德成即受大总统徐世昌令，袭封衍圣公。象征着国家道统延续，斯文承传。这种观念，正如雍正皇帝对孔子七十代孙、衍圣公孔广棨所说：“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学问日进，品行纯谨，不坠家声，即所以报国矣。”（《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己亥）虽然时势已经不同，但统治者对衍圣公的期许并无根本变化。因此，孔德成在孔府的安排之下，读书习礼，勤求学问，希望将来能够“诗礼有闻，教宗光大”。从孔德成当时亲书的一些条幅中亦能看到其志向：“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检书”，“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大有为”。 然而，风起云涌的反孔思潮和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时时冲击着社会。一九二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读经祀孔的通令，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同年，孔府曾以孔德成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反对蔡氏之议，但亦未能改变现状。此后，围绕衍圣公赐封和祭孔典礼的变更之声频频见诸公议。 作为变通，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学校祀孔之余，保留了国家祭孔。一九三四年六月，由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提议，定于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曲阜两地举行祭孔典礼。虽然在祭祀仪制等方面多采诸传统仪典，但蒋介石把对领袖的忠诚、党国一体等因素贯穿其中，使得此次祭孔充满了政治意味，是以被讥为“有术无道”。同时，对孔子后裔“衍圣公”之称，南京国民政府因其为帝制时代的封爵，与共和体制不符，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府档案选编》，4页）。当年七月八日，孔德成赴南京就任。至此，延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走向终结，成为历史。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并于次年成立“伪满洲国”。为在华推行其奴化政策，日本侵略者采取“尊孔”之策，多方设法利用孔德成这一特殊符号。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邀请孔德成前去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但孔德成拒绝前往。其后，日军又来到曲阜发出宴请，孔德成亦以诗相辞：“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82页）意坚志决，表达了明确的民族立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危殆。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为保护大量珍贵书籍，拟将之移至曲阜奉祀官府。接洽之后，得到孔德成的慨然应允。屈万里后来自述初见孔德成时，感觉他“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决，望而知为非常才也”（屈万里：《载书播迁记》，载《春秋》二〇〇八年第六期）。也正因此，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书籍和文物幸免毁坏，得以完善保存了下来。 曲阜陷落前夕，孔德成取道徐州，南下抵达汉口，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日宣言，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举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赞许，蒋介石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转引自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113页）孔德成后来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虽生活清苦，但读书研学，不坠家风。抗战胜利后，孔德成仅在一九四七年短暂回到曲阜一次。一九四九年三月，孔德成在结束旅美游学之后直接赴台。 作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备受社会关注和推崇，但秉承家学，传续文化，方是其一生之矢志。早在少年之时，孔德成即在《示鹰纪》等诗文中表露其志：“少小不努力，中年伤已迟。读书无所获，济世更难期。”（孔繁银：《衍圣公府见闻》，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版，43页）在一九三五年赴南京就任奉祀官时，面对外界对自身读书情况及未来发展的询问，孔德成说：“余平时继承祖志，专攻经、史、子、集，间亦浏览社会风土民情。将来志愿，当本孔学一贯精神，不从事政治活动，冀对教育事业有所努力。”（《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92页） 远离政治，阐扬圣教，这既是孔德成的个人意愿，也是孔氏嫡裔长期以来不弃家学、恪遵祖训的自我认知。早在清康熙时期，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即曾说自己“敦率礼义，倡明教学，日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冀上达圣天子右向儒术之盛心，而下亦不致废坠祖宗遗泽为大戾”（《阙里文献考》卷十）。道光年间，衍圣公孔庆镕亦自言不敢恃恩越权，干预政治，“惟有敬修世业，毋忘洙泗渊源，恪守先型，稍答乾坤”（道光朝朱批奏折，孔庆镕“奏为奉旨遣官致祭阙里谢恩事”，道光元年七月初七日）。孔德成一如先祖，虽因圣裔之荣备受关注，但并不借此谋求权位，而是毕生致力于传承孔子学说，弘扬传统文化。 赴台之后，孔德成登上讲台，从事教职。自一九五五年起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等课程。教授与“奉祀官”，便是孔德成对外最常展现的两种形象。然而，尽管孔德成力求远离政治，但政治始终未曾远离他。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侵华日军，均试图利用孔德成的特殊身份，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赴台之后，台湾当局一九六七年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孔德成任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七十年代，随着中日、中美之间先后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台湾当局企图以孔德成来寻求外交突破，但孔德成在所到之处多是讲说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九八四年，孔德成应蒋经国之命，出任台湾“考试院”院长，这是孔德成唯一一次承担政治实职。孔德成能够担任此职，除了在于其学问精深之外，当然同他的圣裔身份有密切关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逐渐升温，冰消冻融。尤其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和提倡。在此情形下，孔德成的子女先后回到故里，祭祀先祖，而在大陆的亲人、学者也纷纷去台湾看望孔德成，讲述家乡变化，共叙情谊。可惜的是，直至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台北，孔德成始终没有再回到故乡曲阜。所幸，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里，孔德成也亲历亲闻了孔子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