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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华文明与其经典体系 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可依其国家的基本性质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这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性质都有非常重大的不同。因此，在这三个时期，所谓经典或经学的概念，其实相当不同。 第一期的华夏文明，是经的诞生时期，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经学。依清代章学诚的说法，所谓的“经”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记录。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所以后世尊此大业之记录为经。 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后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氏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从第一期中国转型到第二期中国期间政教体制长期不稳定：先用法家与诸子，最后转回汉人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诠释，并融入了法家与诸子学。此一历史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政局及其使用的主要思想——也就所谓的“教”——往往变动难定。中国文明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过程也是如此。如果将中华民国视为第三期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与第二共和的政教体制皆不甚稳定。中国作为如此巨大、举世无双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教体系才能稳定。从汉至清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经学即在此一时期负担了稳定政教体系的功能。如今中国文明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以“主义”取代了经与经学，但未来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否则恐难以维系此一文明之政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不同于中国文明，所谓西方文化并非一个一体的“国家型文明”，而由多个国家与文明结合在一起，亦缺乏统管“国家政教”的经或经学的传统。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各自发展，两河流域尤其有多种外来文明进入。希腊各城邦的规模很小，政教体系极其多样化。罗马帝国则由罗马城邦统一众多文化高度歧异的殖民地而形成。罗马衰亡后，西方进入没有共主的封建时期，靠基督教而非一统国家建立起共通的文明基础。至于现代西方文明，则是在高度分散的封建社会与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复兴并发展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是以其文化虽然相通，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最后走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列国体制。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形态，一般趋于分散。各期与各国的政教也融合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所以并非一“国家型文明”。另外，印度文明历史上分裂多于统一，且后期的统一主要靠蒙古与英国所达成，主要是个宗教型文明而非国家型文明。伊斯兰世界虽实行政教合一，仍主要仍属于宗教型文明。早期统一，如今也分为五十余国。历史上，印度与伊斯兰文明在其实行政教合一的时期，亦皆有统管“国家政教”的经与经学的传统。 在各大人类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国家型文明首先必须处理的课题，必然是稳定国家的体制。因此，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主要皆聚焦于处理建国与立国问题——《诗》、《书》、《礼》、《乐》、《易》、《春秋》皆与立国体制和政教大端密切相关，均为当时建国、立国的重大文献或相关记载。汉人法古更化、体儒用法，此后中国历代立国的体制，尤其社会礼教文化，大体渊源于此，是以后人尊之若天。入宋以后，士人对于经典的解释较偏于人伦义理与教化，然而宋元以降政治之积弊日深。民国以来，传统大衰，提倡传统的学人多只能侧重于阐发经典之哲理。若深入考察中华经典的根本，六经与四书均带有高度的政治性与教化性，不可偏废，故知宋以下之经学实有所偏。 综上所述，关键问题在于：华夏文明底下的生存发展，需要何种根本性经典？百年来中国人所服膺的政教方针始终未能稳定，是以吾人至今皆难以确定第三期中国的政教体系究竟应当安顿于何处，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要架构与内涵的基本经典又是什么？因此，为了中华文明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确立中华文明新的经典体系。 华夏文明的根本性经典与三期的中国 首先，从整体文化与政教渊源来看，华夏文明的根本经典仍应当是六经与四书。六经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四书则是对其所蕴含的基本道理所作的伟大发挥。这关系到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稳定发展，及其道理体系的根本价值。六经何以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因为传统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皆主要渊源于六经所代表的古典时代。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即使时而至今，华夏文明的各种基本特性莫不与六经四书相关。例如对于家、亲人、人情与人际关系的重视，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的祖宗崇拜与宗族体系。 另一方面，自三代以降，政治而非宗教才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而中国文明之政治，倾向于照顾整体的秩序与福祉。这渊源于三代的宗族主义以及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政治体制，再透过封建礼制所完成的整体秩序，深入渗透后世的郡县制度与政治社会文化。封建礼制以照顾整体的秩序与平衡为第一义，后世虽号称帝王一统，仍必须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而现代无论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依然有中央及广大地方间的平衡问题。换言之，从三代以降，中国文明的诸多基本特质始终延续。此种高度的延续性，当然有其内在根源。 两千多年第二期中国的稳定性，很高程度建立在对第一期中国所产生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经典的不断阐释与运用。第二期中国无论在观念或制度上，皆大量沿袭自第一期中国。此所以经学一直为儒者所尊，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直至清末才废除。尽管许多人认为，经学在现代化之后已经成为过去式，不但不再被需要，而且是必须破除的限制。但如从比较文明的观点来看，华人或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至今仍明显不同于西方人、印度人及回教徒。这些差异从何而来？即使中国人往往不自觉，外国学者与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特质显然源自儒家的政教体系。由是观之，六经与四书实为华夏文明的根本，数千年来国族的生命赖之而存。其中必有甚深奥义有待发掘，并非简单的现代化理论或某种主义、学说所能取代。 第三期中国虽然经过天翻地覆的革命，输入了大量西方学理，其建国过程却大体延续了传统中国打天下的方式，而与所有西方国家不同。新中国的建立，明显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格套，故而在立国之后，其政治的基本形态亦不容易改变。中国历代开国的格局一般难以改变：明太祖建立明朝，其基本政治形态经过太祖、成祖两代定制，此后两百年大抵无法改变。宋代王安石变法亦以失败收场；汉代尝试改变，结果闹出王莽，一度亡国。然而，为何中国政治开国后的基本格局不易改变？主要因为中国的规模极为巨大。如此巨大的国家，一旦基本的政教体制发生变化，稍有不慎，便是千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文明与朝代的基本体制不能改变，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很不容易。 各种历史研究皆显示，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基本构造与要素，都与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与明清的传承性很高。例如党主席、总书记或“核心”之于皇帝的决策权，中央政治局之于清代军机处或明代内阁，两百多个中央委员之于清代约两百多名可直接上奏的大臣，乃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基本结构上都与明清有相当大的类似性，而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现代中国固然在各方面已有巨大改变，然而从深层结构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延续性却仍然相当强。从延续与巨变两方面同时客观考察，才更能接近真实。 六经与四书体系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在于中国自古的政教体制非常巨大，必须照顾到亿万众生，故而非常看重整体的生存发展，以及彼此的互保互育，所以特别强调“仁”的概念。再者，由于中国不是宗教型文明，一切人生义理必须另有所本，所以选择源于也含摄人伦关系的仁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现代的自由、民主、正义乃至法治的概念，源于古代雅典。雅典只是一城邦，其政治的规模相当小，通常只有三、四万的自由人，最多时亦不过十万。另外，雅典同时是个高度商业化的文明。 相较之下，中国这样的大农业国与宗族社会，自文明肇始之际，其所需的政教体系就与商业化的小城邦雅典截然不同。西方一切政治、社会理论与文化的主要源头是雅典与罗马，再加上埃及与两河文明的远源，兼以基督教文明的涵育，使得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明大为不同。 举例而言，西方的法治有两个重要根源：首先，法律起源于宗教诫命，超越的宗教传统让西方人有一个悠久的守法传统，从苏美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圣经》的十诫到《旧约》的种种律法皆然。其次，共和国制的城邦系由自由公民与权贵集议立约，共同选择创造保护自己与城邦的制度与法律。因此共和国的人民有深刻的自主、自律的概念，其守法的性格深入骨髓。 相反地，中国人身上则根本找不到这种深层的守法性，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既缺乏宗教立法的传统，也没有城邦式自主立法的传统，双方的大传统实有巨大差异。六经与四书的道理体系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仁义礼智和孝悌忠信等基本德目与德智兼修的追求。其特殊性则例如四书何以特别强调上述德目，而非自由、平等、正义等德行；以及对于性本善以及人可以通过德智兼修而完成的肯定。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的体制不同，其所强调的德行与人生目标亦不相同，但彼此亦能互相欣赏，互相补益。我们既要认识六经四书道理体系的普遍性，也要认识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继承本文明的主体特质，又能够不断吸收与发展新文化。 辅益性的传统经典 第二类是辅益性的传统经典。就此方面，建议纳入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学者难免怀疑，理学原本列于子部，而老庄与佛家的经典均不在四部——仅释道类后代中国人著作收在子部之末，是否可列入经典？若将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列入经部，必然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在历史上，他们确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深浸入几乎每一个华人的生命之中，应该列入第三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但必须在性质上与根本性经典进行区分。 中国人读老、庄两千余年，老庄对于儒家有很多根本性的批评，与儒家相反而相成。儒家容易拘守于礼法与各种整体性关系，老庄则让人能逍遥，自由开展个人的生命体验。老庄深入探讨天地自然广大丰富的意蕴， 其气化的宇宙观成为中华后世宇宙观主轴。老庄同时深入探讨语言、知识、身体的奥义，直探其本性，从而具有丰富的意义与现代所谓的哲学性，乃中国哲学性思想的重要源头。 佛教从汉代进入中国，影响至为深远，提供中国传统所较缺乏的“宗教”，尤其是“人生宗教”面向。在中华佛典方面，《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属于人人当读的佛典。《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或许也可以选择纳入。佛学入中国两千年，与儒家相反相成，与道家则既竞争又融合。儒释道三教长期成为华人的心灵归宿。到了近现代，儒家与道家颇为衰落，反而佛教在民间的延续性甚强。佛学的哲学性与哲理性，同时非常为学界所重视。 儒释道三家早已融入中国历史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融合结果便是理学的诞生。在融合之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主要盛行老、庄，隋、唐则流行佛学乃至道家。然而，当中国的主导性思想为老庄跟佛学时，容易在政治与社会上发生问题。举例而言，士大夫在上朝议政与主持家务时用儒家，而个人之心灵世界则安顿于佛、老之学，人生分成两截，心态与内涵矛盾。以唐代为例，唐代风气与今天颇为相似，平常追求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崇尚自然人性，喜欢富强、宏大、征服与进取，但在另一方面，内心又有许多苦痛烦闷，故而普遍相信佛道。这形同将人生分成两截，矛盾而且不理想。降及宋明理学，才将佛家与老庄的优点尽量吸收进儒家。在此之后，理学化的儒学长期独尊，超过佛教跟老庄，直到清末都主导着中国政治与教化。所谓“前有孔孟，后有程朱”的说法渊源于此。由是观之，理学经典应该也可以列入辅益性的经典。 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 第三类，也是最难确定且具有争论性的，是为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传统的经学跟经典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缺乏发展性。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守着几部经典，认为古代的圣人太伟大，一切的道理都已经“致广大、尽精微”，而无以超越。这种想法使中华文明很难发展。因此，中国文明到了新时代，必须深入反思，也不断加入新的经典。在新时代中，当然必须纳入代表现代性的经典。 现代性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治与社会正义，这是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伟大的成果，其中包含许多的经典，数之不尽，难以尽收。要如何变成中华新经典？必须由历史来选择，使部分最重要也最适合的西方经典，通过时间的考验，融入我们的文明体系。我们应对所有的西方学理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何者将成为中华新经典则有待历史的选择。与此同时，许多以提倡引进西学为主的学者，例如前期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大家的著作，其作品皆大有可采的部分。未来应该有人择其可传、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入中华现代经典。 除上所述，现代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传统型或融合型的经典亦相当重要。儒家学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挑战，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例如康有为、后期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大家，乃至一些新儒家的学人，都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此外，近现代的佛道之学，如太虚、欧阳竟无、印顺、吕澄等人都值得关注。相形之下，道家与道教的传承较隐密，需要有熟知其内涵的人为之整理。无论儒释道三家，未来都需要有人择其可传与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为中华现代经典。 中国人自著的经典中宜特别注意三民主义。首先，其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基础，而“国族主义”至今仍为中国立国的基础。再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重视本民族的独立自主，也兼顾世界大同，既重视本民族道德与学术的继承，并且对世界开放。孙中山同时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制，尝试建立一个精英型的民主化“万能政府”，中国政治至今仍脱离不了高度的精英主义，可以为证。另外，孙的民生主义兼顾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主张发达国家与个人资本，也是其高瞻远瞩之处。中国至今仍须兼顾国族与世界主义、资本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精英主义。由是观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社会主义经典，其中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当然首推马列毛。虽然有不少人对此抱持异议，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百年来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必须快速现代化的问题，第二则是如何重新建国与立国的问题。亦即在新的世界列强压迫与列国体制下，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无以支撑，必须转型成一个新形态的国家。清末变法既然未能成功，中国只好重新建国与立国。然而经过民国初期的实验，发现无法凭借自由民主与议会的方式达成中国的建国，最后逼出由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的政党领导革命。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列宁化的政党，通过菁英化的党员掌控党政军，并领导群众从事革命。若无法有效地建国，根本无法在内乱外患中从事建设。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要务就是重新建国与立国，马列毛对此当然有大功。 无论来自西方或中国自身的经典，也无论是自由民主派、传统派、融合派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派的经典，他们作为中华文明之经典的价值，在今日尚难以充分确认，而有待数百年后论定。 当今时代是开始重建中华文明新经典系统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新的经典系统，否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难免混乱不堪。就中华文明而言，根本性经典仍是六经与四书。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老庄和佛家，今天也当进一步吸收西学。只要凿井及泉，掌握根本义，随顺时代因革，自然能够吸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具有价值的现代与西方思想文化。若论其矛盾，佛教主张出离，与儒家更为矛盾，但最终亦得以融合。主张无为与为我的老、庄，与儒家非常矛盾，而同样早已融合。这正是古人伟大的地方。只要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并善于掌握双方最根本的原理，便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加以融合。 历史上中华文明其实是因为不断吸收异族的成分才能成其大。举例而言，一般认为秦是华夏，其实秦在当时被称为蛮夷。秦融合了西戎与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血统，将中原国家一一消灭，从而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大量胡族的文化血统融入。至于隋唐盛世，亦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隋唐制度渊源于北朝，而北朝君主都是胡人。唐代以融合胡汉与对世界开放著称。明清时期，中国正因未能及早融入西学，后来百余年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中国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然而，中国亦不能没有自身的根本，否则流荡难归，无以自立。西学各家各派甚为分歧，中国究竟要师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抑或俄国？根据过往百余年的历史，以上各国文明，中国皆曾师法，却无一能照抄。因此，惟有本诸自身的文明体系与历史脉络，勇于吸收外来文明，不断改造、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教化与经济社会体制。也因为如此，经典必须随之变化，此即笔者试图提出的新时代的经典概念。 建设现代儒学与现代经学 基本上，中国今天的学术界实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所有的学术分类、研究方法乃至所用语言都按照西方学术进行，无所谓真正的儒学。目前学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衡量，皆以西欧、北美为准，不符合此一标准即不入流。就学习西学而言，这有其必要，在学习阶段确实必须这么做，笔者亦主张讲西学就应该彻底地照西方的标准。然而，只有西学恐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人生的价值、意义、道德与伦理问题，以及中国许多根本性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只用西学难以解决。其次，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实无法只靠西方政治学来解决。如果不懂得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独特性，以及中国政治社会运作的方式，其实难以处理。中国当今的政治形态高度继承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政治型态，其中问题并非只依靠西方的政治学就能解决，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学问。就其大者而言，中国之为中国，依据六经、四书与诸史，首先是一个以高超的伦理与文化所抟成的国家。若其伦理与文化衰败，则危机四伏。例如中国的疆域，依《尚书·禹贡》，当分侯、甸、绥、要、荒五服，依其亲疏远近与实际状况，有不同的治理与对待方式，而不宜直接使用西方现代民族或主权国家的观念，强力求其内部的一致，反而容易造成民族冲突与边疆问题。 今天的西学训练都是专家之学，只适合处理专门问题，而且有些专门问题还无法有效处理。儒学传统以实践与实战见长。儒家长期且普遍担任政治与社会的领导工作，却不太重视解释性的理论。其核心目标就是具体的修齐治平。传统上研读经史子集，重点在于从事修齐治平的大业。百年来的经验显示，仅西学不足，现代中国必须要复兴儒学，否则无法解决自身修齐治平等根本性的问题与危机。如一般所熟知，中国当前的价值与意义体系混乱，伦理及家庭体系亦趋于衰败。由于意义与伦理体系的败坏，整个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对内、对外的行为粗暴，从而造成各种严重的问题。国家体制不稳定，与周边及世界多国的关系亦并不顺畅。因此，我们必须复兴儒学，才能面对中国当前价值、意义、伦理、道德、家庭与文化的危机，并改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家等方面的问题。 重建现代经学是复兴现代儒学的关键部分。这当然非常困难，因为今天的教育及学术体系中并没有儒学与经学的位置。笔者建议各大学设“华学院”，以培养现代儒学的人才。我们必须在以西学为标准的现有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之外，另立华学院。此学院的研究以经史子集为主，目标在研究与从事中华民族的修、齐、治、平之大业。毕业后可以到各级学校任教，或从事社会文化工作，也可以担任政治、社会、经济的管理工作。儒学与经学是最好的人文社会素养，可以投入各行各业。中国大陆现有的国学院，其实还只是各种西化的相关学科的凑合，缺乏完整的学术概念与方向，或许应朝上述方向转型。 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经学” 在此新时代研究经学，首先应讲明“经典”在新时代的意义。毕竟，从今天来看，并不是有了孔子与六经就能解决中华文明一切问题。六经与四书固然是中华文明价值与文化的根本，但不能只有六经与四书。 因此，我们需要立基于中国历史，建立一个“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经典体系的发展经常具有辩证性，且往往关联到中国文明如何面对危机。历史上，封建制度衰微，于是发展出子学，而诸子学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批判传统，与六经有辩证性的关系。两汉的经学源自经典与诸子学的结合，而后世的四书，更源出于子学。两汉经学衰落，儒学与老庄及佛教发生进一步的辩证关系，经过很长的时间，最后熔铸出理学。至于今日，我们当以六经、四书暨中华释老、理学传统与西方文明体系做辩证性的研讨，以熔铸中华文明的新学理与文化体系。这是建构中华文明的新经典体系，使中华文明能有本有原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我们当以“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建立“现代儒学”跟“现代经学”，也就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儒学与经学”。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第一期是经的时代，第二期是传统经学的时代，到了第三期中国，必须要有新形态的现代儒学与经学。今人必须建设能充分因应现代性挑战的现代经学与儒学体系，以继承传统，并迎向具有高度发展性的未来。 “现代经学”必须学习并超越融合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 各有其学术与学派传承乃至师承家法，必须高度尊重，方能深入堂奥。学者以一人之力，通常只能依循一种学术暨学派传统以求深入，然而一旦凿井及泉，则可以此为基础，力求融会贯通。清末民初经学与“国学”大家，早已提出融通汉、宋、清代经学以及佛、老、诸子与西学的主张。其中各学术传统大不同，必须分别求之，又必须融会贯通。这是现代经学乃至整个中华学术文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且舍此亦无他途。 汉代经学伟大，然而并不只是因其讲明经典与圣人的古义以传诸后世而伟大。汉代经学的真精神在于“通经致用”，亦即建立与匡正整个朝代的制度与文化。随着汉代难以避免的渐衰，汉代经学家开始要求国家变法改制。他们认为每个朝代皆有其德，一盛难免一衰，衰落后则必须有贤德之主取而代之，新莽一朝缘此而来。当时朝野皆支持王莽，后世则视之为乱臣贼子。其实，如果王莽不如此迂腐，而是个头脑清醒而务实的政治家，中国政治最困难的症结，也就是最高权力的轮替问题，或许可以就此得以解决。每隔大约一百五十至两百年，当官僚体系腐化，制度、人心也产生各种难解的问题之时，若能变法改制，移转政权，中国皇帝制度的根本问题，岂不可以大幅抒解？这种“天命转移”的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很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只可惜新莽以失败告终，魏晋南北朝又窜弑频仍，从此禅让、天命改易与改制成为污词，再也没有人敢提起。 敢于反省与批判最高政权，正是汉代经学了不起的地方。宋代经学发达，促成了庆历与熙宁变法，同时促使坚持经义的儒学家长期与因循苟且的官僚集团抗争。汉、宋两代是中国经学最盛的时候，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法与政治改革，这才表现出中国经学的真精神。明清之际的经学依然有此精神，然而在高压政治下，乾嘉经学只能致力于考据。到了清末，学人一举而尽去之，从此再难恢复。要复兴“现代经学”，首先应该要恢复汉、宋经学的真精神，更上溯古先“圣王”创造经典的原意，真实面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与教化问题，力求改变整个时代乃至改善整个世界。这才是中华经学的原意。 中华文明第一期的经学，是古代圣王创造世界秩序与文化的记录。第二期的经学，旨在透过经义改变世界，这是汉、宋经学的真精神。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学，在继承前两期的精神下，应当融入西学，以深入研究并改善今天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要超越并融合汉、宋、清学与西学，首先接受它们的长处。两汉宏大的学术格局与通经致用，宋学的义理、心性、法天道，清学的知识考据与西方的科学、哲学都是现代经学所当学习的重要内涵。我们要学习、融合而超越，这才是新时代的经学。 分门、专精与兼通 古人治经的切要方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读经的重点在于明白其主要的意涵，学习古圣先王原有的气魄与精神，培养自身的德性能力，从而面对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问题。如此治经，要而不繁，才能得其大体，发挥其大用。 两汉博士之学发展得专门而繁琐，最后全部不传。然而后世的经学，依然不免分经而治之，随着时间的发展，内容极其丰富，在各时代固然有其各自的价值，然而时过境迁，意义大幅衰减。后世学者，必须继承汉、宋、清人之经学，又必须有现代学术的观念，势必取精方能用宏。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门门皆通，所以一方面对诸经、诸史要有贯通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必须有各自专精的领域。譬如有的人治《论语》、有的人治《春秋》，专精之后则诚如曾国藩所说，“凿井而及泉”，可以通于各种学问。“通”与“专”之间，相辅而相成。能专精方能兼通，而学问通达亦大有利于专门之学的创辟与深入，也才能将其专家之学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二者可互补而不见得矛盾。 揆诸中西学术本质性的巨大差异，以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向，建议宜分成儒学与西学两种不同的路径来研治第三期的中华经典，彼此互相学习。儒学依传统亦可分成专家之学跟通人之学，且彼此应互相学习。就专家之学而言，有的人偏从经学治经，有的人偏从史学治经；有的人偏从汉、宋或清学治经，或在诸经中侧重某经。这既是入门，也是求深入时所必须。深入有得之后，其才性通达者，当然可求兼通。科学化的西学则均为专门之学，宜严格依照西法治之，可以为经典开出新意义。此新途径与意义，亦应与儒学相融通，以开拓现代儒学的视域与内涵。 现代经学是现代儒学的一部分，应与现代儒学中的史学、子学与集部之学相通。现代经学的体系最难重建，至于现代史学则比较简单，现代史学应该既研究中国史也研究世界史。然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之不同，着重于研究“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修齐治平之道等根本性大问题。因应此目标，所以其方法上更注重博雅、通贯与学者的修养。这个传统，与西方现代史学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子学指各种专门或一家之学，可推而广之，包含西方近现代各种专门之学与哲学。集部之学则是个人生命的整体完成之记录整合，而并非西方文学或文艺的概念。集部之学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譬如朱文公文集、杜工部集，乃个人生命完成的相关文献集结，又称之为别集，而总集则表现某特定时代人群的特殊风貌。此因儒学的重点，如钱穆先生所指出，不是知识的完成，而是人的完成。西方学术的重点是知识的完成，故以知识做分类。儒学是以人的完成为重，在实际的历史里从事修齐治平。因此，若能深入集部之学，便得以懂得各个不同的人，以及各个不同的时代。 或问通人之学如何可能？其实儒学自古以来致力于贯通经史子集的通人之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四部之学所涉及的书籍与知识皆难以计量，前人之所以从来可以研习，因其多只从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史，因为儒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当中择其最要的经典研读，数量有限。若能读懂经典，其他自然容易。就古人而言，经部是五经与四书，以通其大义为主。二十五史则以史、汉（或前四史）与近现代史为主。先仔细通读，或可能先专治某方面，而后再通于其他。如朱子所说，道理相通，读第一部书花十分力量，第二部则花六、七分力量，第三部便只要两、三分力量，然后势如破竹，可以完成通人之学。 于此同时，中华经典不应只留在华学院，或只限于现代儒学，而同时应当按照西方分类的现代学门加以研究。事实上，研究政治问题的人若只学西学，而不懂得学习传统经典，则不仅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得其门而入，对于世界人类的理解，亦将受西学的视角所限。不懂得原本立基于六经四书与诸史的中国政治社会，如何理解与处理现代中国政治？只用西学看世界，如何真能看懂其他文明的价值。所以即使是现代政治学门也应该研究传统经典，并以最标准的西方学术基底与方法加以研究，如此方能开拓双方的门庭，促进彼此的理解。同样地，经济、社会、心理、人类、文学、哲学乃至其他各种社会与人文科学，也都应该严格地按照西方学术的方法研究传统经典，以求获得新的知识，并透过读中华经典，增加自己的视野。以儒学的方式或用西学的方式治经，将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很可以互补相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具有开展性的中华文明跟中华经典体系，既有自己的本根，也能不断地吸收融会其他文明的长处。期望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能让中华文明得到更美好的发展。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原题为“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的建构”。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