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利华： 我很荣幸到天则所来，有点不太敢来，因为天则讨论的问题都很专业、很学术，我不太了解了。我不说这些了，抓紧时间说我们的主要内容吧，以后有时间再谈这些。 我的题目是《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及其挽救的一种思路》。 首先是把这所要讲的文化概念界定一下。这里谈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大家知道，广义的文化是“人化”的一切成果，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文化，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是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或者叫做意识形态。当然它不只是意识形态，还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我认为文化有三层结构。它的核心或灵魂应该具有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铁三角。有的文化非常成熟，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都非常成熟。成熟的文化就会有这三个角——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如果没有这三个角的文化，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这三个角的结构不是那么紧密，不是那么内在统一，也会影响到文化的生命力。我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生存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跟恩格斯的理解很不一样，他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可概括为人解决与自己的内向度、解决与外生存环境的外向度，人与人的人际关系这三大类关系。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类学问都是在这三大关系当中去探讨。但是我认为哲学的解决是从最抽象最具普遍性和概括性和根本性的角度切入来解决的。 下面要进入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大问题。 一，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表现： （一）文化灵魂或核心有问题。中国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指引整个民族发展战略方向的价值观严重扭曲而无力走出这种扭曲。这种扭曲表现在什么呢？以科学主义加非普世价值为总的价值导向。我们有两个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2006年10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有人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非普世价值，待会儿我后面会讲到。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经过系统哲学论证的以唯物主义本体论为支撑的非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十七大报告里面谈的。我们知道科学本身并不提供价值判断，不会给我们宏观的价值指导。科学本身可以为善用，也可以被恶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被保守派的思想家解释为以人民为本，其实不是以每一个人为本。所以我认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这种核心的价值观建立在非普世价值上。它其实是一种可以黑社会集团化的价值观。比如说八荣八耻，在黑社会里面，它也讲信义，它也讲友爱，它也讲忠诚，它也讲勤劳，等等。但是它的总的价值方向是错误的，它仅仅限于整个黑社会集团内部，它对整个社会是有危害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文化的灵魂或核心就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文化危机的表现。 （二）中层的雅文化层与表层的俗文化层全面塌陷。道德底线完全崩溃的人将不人的末日景象已经呈现出来。比如说毒牛奶事件，我们可以把有毒的东西掺加到食品中去害我们的孩子，中国经过人手经营过的可吃的东西都可怕，毒油条、毒大米、毒韭菜等等，特别是假药假酒假饮料。地震中的范跑跑、人民大学的流氓教授、贪污腐败的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司法。成年人良知麻木不仁——南京06年小孩落水，百名大人观望无动于衷，由农民工上学的小孩救起，见义勇为被诬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普遍，公共场所流氓滋事众人视而不见，大学生当妓女，医生宰人。佛门圣地变成骗钱淫乱场所。道德危机的实质：人类行为中丛林法则彰显，生理欲望战胜高尚的精神追求，人受因果规律支配的动物性成为主导人的自主道德选择的力量。人的理性能力服从并服务于人性中动物性甚至魔鬼性的一面。这种沉沦如此普遍和深刻，差不多已被社会大众甚至知识精英视为自然而然，理当如此，即人的动物性不知不觉已在理智性和精神性之上成了权威性价值标准。失去信仰维度的中国人，整体状态是平面化、动物化、魔鬼化，互相挤踏，人将他人设置为物、假想为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处处如此。中华民族正在丧失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她的本来面目，我们虽然是讲着汉语却根本不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伟大文化，不伦不类的文化上的两不像。我们汉语表述的却是西方那些不辨良莠、污七八糟、好坏不分、鱼龙混杂在一起的东西。 （三）本民族信仰被解构，被遗忘，中华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最为严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是信仰的危机。信仰提供给人类精神生命所追求的价值或意义以终极支撑。其缺失直接导致道德体系丧失了本体论前提或最终合法性基础，使人在本质上向动物性沉沦。知识精英不再在乎天道提供的终极价值，老百姓不再执著于天理良心。良心值几钱？这是我们现在普遍的看法。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遗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是一个有着至善至真至美至包容的天道信仰，自觉地以成德为行，仰天顺地的民族；是从天道中悟出了无条件地“利而不害”、“好生成全”的终极价值，并因此能在世界观上做到包容多元的民族；是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大智慧，早早地就发现了两极相依，主张在不同中寻求和谐，明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执两用中，不走极端，达观务实的民族；是一个认为人最重要的规定性是他有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在与天同德的追求中，为人类普世伦理价值积累了宝贵财富的民族。现在汉语承载的是其他民族的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文化内容，民族文化濒临绝种断代的危机。在我们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了解中也有表现。比如说于丹，她对我们传统的解读非常有意义。她的意义在于她展示了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深遂而美丽的精神面貌上自我完善的内向度。但是她的理解过于浅薄：把我们这么深刻的文化理解为与世无争知足常乐。刘晓波、王丹等主张民主的人士，则更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极尽诋毁谩骂之能事。非常让人痛心。 （四）中国在文化上（软实力）落后于世界一般水平，而且落后了一个时代，60年来，我们没有任何新的可输出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结果性的表现。所有可以炫耀的文化资本，都是近代以前就有的东西。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大学和国际会议上的讲话所引经据典的内容几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孔子学院主要教的是汉语。中国的戏曲艺术、武术、书法直到食文化，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这些文化平面维度的内容，在垂直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我们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只能达及非常浅薄的层面，如上述于丹解读。文化上我们对于西方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无论接受还是拒绝，实际上都处于非常被动盲目的状态，包括基督教新教的广泛传播，一些主张民主的人士甚至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才能提供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形而上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德性已经不足以理解自己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当然也就不能高屋建瓴地有分辨、有理解地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我们从西方非马文化学来的积极文化内容基本上是工具性和效用性、技术性的东西，人文领域学来并仍然坚持服用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虎狼猛药，而拒绝的却是真正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健康的滋补营养品。比如说在人权的普世价值支撑下的宪政民主制度，我们拒绝了，明确地拒绝。所以撒切尔说：中国成不了真正的大国，因为她没有可输出的价值观。所以中国当今在文化上是侏儒小国，再这样下去，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濒临灭绝。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断子绝孙”并非戏言。中华民族如果只有经济腾飞而漠视甚至自甘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现在这种只有权力没有信仰，只有法规没有良知，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腐败盛行，那么等待我们这个国家的最终前途，不是被自我毁灭，被历史淘汰，就是被正在成长中的人类文明自觉地虎视眈眈地加以防范制裁，甚至开除出球籍，哪里会有真正的中华民族和平复兴？ 这是文化危机的表现。 二，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及社会危机的关系： 政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权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是与这相关的行政危机或社会管制危机。当代国家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真正的民主――公民通过民主选举首先能真正行使决定国家执政者的主权，通过可靠程序将国家权力行使权赋予执政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只是执政党自己安排执政者的工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执政者是诚心要代表人民，也必需要有一个被代表者（人民）合法授权的问题。传统型、魅力型领袖导致的执政合法性显然都不现实。在一个彼此必须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机制的落后越来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并不屑、挑战、批判。这是合法性的危机。 2、1949年之前28年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军阀专制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浴血武装斗争使现执政者获得的政权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再被人们认为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据。为什么？就像秦始皇那时候平六国、统一起来，父传子不是合法性的依据，会被人家淡忘。 3、绝对权力制度性地产生出权力者利益集团的特权与权利贫困阶层形成利益冲突乃至对抗。无法扼制的贪污腐败，瓦解了政权的道义权威。行政危机或社会管制危机随之而来。中国是人口的绝对大国，资源相对的小国，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面对资源有限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人口需要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新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然。而一个绝对地垄断了权力因此已沦为特殊利益一方的政权，与社会普遍利益形成根本性的对立，不能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公平的仲裁者，不但必然地不能有效制止权力的寻租和滥用，还必然地产生政府占有社会资源（包括土地）的垄断性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有政治格局下无法化解。在导致政府执政效率低下的同时，进一步加剧着政权合法性的危机。 这就是政治危机。 思想危机。思想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基础。上述政治危机实际上是更深层的思想危机的政治表现。这一思想危机的实质是不能理性自觉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应时代进步潮流自觉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的理论误区。 执政者的思想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其历史角色由领导革命夺权而变为掌管国家政权时，其原先所依持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有可能成为别人对付自己的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有可能误伤自己“双刃剑”。这一点从当前所谓的“左”派，其实是保守派，对执政者及其执政思想的尖锐批判中可见一斑。保守派（中国所谓的“左”派，的确是很到位的真“马派”和真“毛派”，但是他们由于思想非常紧密地被束缚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之中，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正确与否的终极标准，因此即使是出于善良愿望，实际上是在拖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进步的后腿）批温、批江也批邓，所批内容不是温、江、邓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专制制度性腐败，而是批他们没有自觉地坚持劳动阶级价值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或者他们所批的矛头，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地在实际上突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上的致命误区，而向普世价值靠近的历史性思想进步。也就是说，他们批的是进步，而不是落后。 思想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执政近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绝对权力的腐蚀，执政党渐渐从一个信仰集团蜕变成一个功利集团，由于理论上走不出过去的“路径依赖”，而实际中又放不下绝对权力产生的特权，因此无法身兼利益竞争者与利益冲突仲裁者二重身份。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构了自己的道义权威、道德权威，使有思想的中国人将执政者发出的道德号召仅仅视为做秀或表演。 第三点是，面临着21世纪世界全球化的人类生存新状态和大环境， 执政党所坚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人类文明进步主流的冲突不可调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执政者已在有意淡化其骨子里的非普世价值标准，将自己涂抹成认同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颜色，并有意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伦理内容。然而对国内的管制，却仍在政治、文化、教育、宣传等方面自觉地强化着过时的意识形态。这种内外两套、两张皮展示出其思想力的疲软，使得许多比较容易化解的社会矛盾，由于政府采取的是非普世价值执政理念，并在处理问题时没有自觉的和谐中庸的方法，终于导致了很多矛盾的激化。如杨佳事件，如果给一个特赦，会是多么积极主动的决策。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思想很偏激。这种思想危机以及这三大表现是文化危机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社会危机。可有几种理解：一种是社会性危机：在此意义上文化、思想、政治、经济、金融、人口、资源等等危机都是社会危机。这些具体的危机，我没有资格谈，比如说经济及金融的危机，我一点都不懂。第二个是全社会的危机，一旦爆发，会使用社会在短期内制度功能瘫痪，社会秩序崩溃。第三个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人不再能像人样地存在，人将不人，人类社会将成为动物世界或魔鬼世界的危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社会危机都是所有危机中最为显见，最为突出，也最为表层的危机，是各种危机的结果表现和现象总展示。 全社会的危机在现在的思路里不能化解。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已经为国家积累起相对雄厚的物质财富，使政府拥有了化解矛盾的经济实力。这是不错的。然而，我们也积累了太多的历史欠债，积累了太多的社会不公，积累了太多的可能使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果毁于一旦的不安定或危险因素。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国家稳定军队、稳定公检法、稳定知识分子、稳定下岗工人、稳定失地农民的总思路，是物质补偿，却忘记了“欲壑难填”道出的深刻道理。不在道义问题上认真，不能从全局性的思想歧路上正本清源回归大道，提不出一个能引导中华民族真正向善的思想纲领来，只靠利益的抚慰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来摆平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短期可以，长期肯定不行。这种思想落后将成为社会混乱、历史倒退的思想根源。 中国现在的“稳定”说到底是以改革开放前的极度贫穷、极度压抑、极度不自由为比照而获得的心理满足维持着的：虽然我们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毕竟比改革开放前进步了许多。这是我们“稳定”的心理依据。但是现在的“稳定”掩盖着许多不知何时何故会引爆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例如，为了奥运会能顺利举办，万无一失，把北京各居民楼的地下室中居住的外来打工人员全部清空，仅这一项要多大的成本？今年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官民对立，百姓有一点不顺心都会拿执政党开骂。我在我们楼里就听说过，停电的时候，夏天电力系统超负荷运转，楼里就骂“共产党真不是东西！”就这样开骂，跟共产党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就拿共产党当出气筒，共产党没有威望了。最让人担忧的是，执法机关被腐化，军队腐化，教育腐化。据说军队现在也已经被绝对权力和利益导向双重腐蚀，而普遍存在卖官买官的现象。用钱来摆平不稳定因素：“欲壑难填”！用强权来维护稳定：压迫愈烈反抗愈大。这个其实我们过去是批判过的。胡萝卜加大棒是统治国家的小家子气，是小聪明，一旦利益分配使军权在握者感觉不满足，谁能保证军队不乱？一旦杨佳现象普遍化，中国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无人可料。导致社会体系崩溃的危机的引爆点可能是金融危机，可能是讨回土地所有权的新农民运动，可能是一次由对外关系或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的“愤青”的“爱国运动”，也可能是一个像瓮安事件那样的谁也不曾预料到的偶发社会事件，而且，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直接的政府部门的处置一般都是动用公安和军队来强力摆平。这种非常错误的处置方法折射出来的是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这方面我们不说价值观，美国人更聪明：不断地提高福利，有意识地保证社会福利遍及每个公民，但是自由优先于福利。仅有福利没有自由的人格尊严，人充其量只是感觉自己是被畜养得很好的动物，就像猪和狗，给我吃的，穿的，给我温饱，但是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和思想，人能够存在下去吗？再以大棒强制的手段剥夺一些弱势人群生存的基本权利，让其感觉到巨大的心理不平衡：生不如死。得到福利的争自由，得不到福利的争福利，这两个方面汇流以后，我们的社会能稳定吗？这种社会危机在现在的思路下，难道不是正在日积月累吗？ 类似毒牛奶事件，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违法生产的问题，它是政治腐败在经济生活中的必然产物。我的产品不合格，但是我能购买到合格证。很多假冒伪劣产品不就是这样走向市场的吗？到时候政府无法摆平受利益支配的军队，社会各利益集团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取舍，官员们纷纷逃往他们早预作打点的外国避难，而国内形成无政府状态，治安大乱、金融瘫痪、学校停课、企业关闭、市场破坏，无辜的中国大众仍将是这种“人祸”导致的灾难的承受者。有海外民运人士认为，中共拒绝民主，中国只剩下全民起义和军事政变两条道路（徐水良）。这太高估了。现在的中国一旦乱起来，可能会有局部的人民造反，但不会有全民起义；可能会有军队的内讧，却决不会有军事政变。因为全民起义需有必要的组织运作，军事政变当有政变纲领提出。全民起义和军事政变都能较快地重建社会秩序，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比这要糟得多。导致社会崩溃的危机一旦发生，中国社会将倒退不是30年，也不是60年，而是一百年！再现的将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局面。而且比那时侯还要难收拾。因为此时非彼时也，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还有传统文化铸就的道德良心，人性还在，还普遍地讲诚信，还存在一些较为成熟的非政府社团组织和一批铁肩担道义的社会精英可能起来重整乱局。而如今中国人的人性，60年来已经被“阶级性高于人性”和“权力至上”及“金钱万能”多重扭曲，中国现在不存在任何非政府的独立而成熟、有相当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社团组织。中国人在社会现有的主导逻辑和社会条件下，我们如果再次进入军阀混战的状态，再次进入民族的救亡时期，还能再收拾起一片废墟吗？！ 现实的文化危机，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之间有着逻辑的互为因果的关系。错误的执政理念是专制政治格局文化支点，思想理论的贫乏、无力与空虚同时也必然地产生出与上述社会统治一致的文化统治办法：高压与利诱。凡是尖锐批评绝对权力因而可能危及特权者利益的思想者、言论者都会受到从被剥夺生存权利、剥夺自由直至剥夺生命的不同程度的打压；反之，凡善于阿谀奉承、吹喇叭抬轿者都会得到从获奖、到提级、到升官等不同程度的“好处”。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中华民族的人文理论学术创造力严重萎缩，这也就造成了60年来中国大陆几代人，十几亿人口竟出不来一个世界级的民族思想家、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还是流亡到国外才获奖的）。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四大危机的关系：有源流关系：文化危机是政治合法性、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混乱不可收拾这三种危机的温床；还有表里关系：这三种危机是文化危机的显层表现；还有根枝关系，文化为根，其他为枝。这些危机之间的作用是互动的，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由文化决定的一点射线性，而是盘根错节互相纠缠在一起，其解决也不是把其中的三个放置不管，先解决一个就能奏效的。四种危机相互依持，互为条件，互相加剧。其解决也是互为条件。 我在这里强调我只谈文化危机，因为我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谈其他的危机。但是真正的解决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要有一个统一的、全盘的解决。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文化危机的由来。 文化危机的由来就是从1840年就开始了，那时有民族存亡的问题，我们要被侵略了，要被吞并了。在这样的民族危亡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文化上的进步，就是他们意识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缺点一面，而且传统中国文化缺点一面也充分暴露。 这种危机不仅仅起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弱点，也起源于它的优点。中华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手心手背的关系。优点是我们是辨证的思维，整体的思维，是一种非常圆融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非常突出。有这个优点，我们在形式逻辑，在还原论，精密的计算上就很不屑。在社会领域，我们强调整体的和谐，在建立整体和谐的过程中，等级的观念就出来了。我们对整体特别重视，对个性的价值就相当蔑视。这样一些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并存的。在世界观上，我们的信仰非常包容，我们中国人信天、信道、信神、信观音、信佛、信太上老君、信基督，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由于有这么大的包容性，在信仰自由上就有文化的多样性，辨证的思维方法和非常美的价值观——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得非常美丽，非常丰富多彩。我们的优点使我们走不出自己圆融的圈。我们有“超循环”的机制。一个王朝走到末路了，新的王朝取而代之，又回到了原点，文化也总是老一套。一代一代下来，我们不断积累着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我们很难自己走出这个圈。 如果不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相遇，如果不是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中国仍然封闭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我们至今可能还是走不出1911前的皇权专制的“超循环”。我们的文化和其他的文化相遇了，相遇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文化的弱点极大地暴露出来。我们没有近代科学，没有坚船利炮。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船了，但是我们的机械工业，现代科学技术所支撑的经济条件都没有，我们在经济落后。我们对个性价值的蔑视，皇权的专制，三纲五常，我们没有办法抵御帝国主义挟持着他们的达尔文主义和丛林规则向中国文化的侵略。在这样特殊历史背景和主题下，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弱点，但是我们走了一个极端，中华民族文化渐渐地被主流知识分子偏激地完全抛弃。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蒋百里概括学西方由表及里：坚船利炮、制度改良、制度革命、思想价值。毛泽东概括更到位，老师欺负学生，学到的东西不能对付老师，不能解决民族危亡的问题。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虎狼猛药有历史必然性，在当时也有历史进步性。然而没能适时走出，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去辨别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致命问题。1949之后自觉走入歧途，完全抛弃，自觉地解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且自觉地拒绝西方真正能弥补我们所缺的对我们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好东西。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代之的并不是西方承载普世价值的营养资源（这一资源并不是最全面的，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却至少是补缺的），而是以毒攻毒的马克思主义虎狼猛药（为什么说是以毒攻毒？因为它对治了国民党专制腐败的痼疾，但却被用来维护一种同样的甚至更有害的新的专制，而且这样一种文化更为偏执，完全否定了中西文化中最可贵的普世价值资源）。有着致命缺陷甚至误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成了准国教：世界观的一元标准、价值观的对错尺度、认识论的唯一正解。这是非常有害的。 1949年后的思想专制是中国文化史上，中国历史上最严苛的思想专制。宋明理学只是在家庭道德规范方面实行专制，压制的是妇女；三纲五常，是西汉时代确定的，也只是规范行为而不限定信仰；清朝文字狱只是满清统治者巩固本民族对汉民族以及对中国的统治权而有政治思想专制。可是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我们所实行的思想专制，是一种思想专所有其他思想的制，而且这种专制是渗透信仰、人文价值的方方面面——善美圣利——的全面的无所不至的思想专制。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文化，通过革命领袖和红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化功夫，通过政权的操作，渗透到雅文化的一切领域，并全面操控了俗文化的走向。近60年来，我们一直是马义为体中西为用（马克思主义为文化之体，其他文化皆以马为准进行裁剪，可用的为用，不可用的拒绝、批判或扔弃）毛泽东晚年思想有比马克思主义更过火的问题，即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失误和曲折，更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灾难。坚持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灾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造成灾难的理论前提。如果坚持的是普世的价值观，而不是非普世价值观，那么可能有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吗？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全面动乱的发动吗？可能有57年迫害知识分子的“阳谋”那赤裸裸的独断专行吗？可能有听不进真话所导致的58年那哀鸿遍地、横尸遍野的所谓“自然灾害”吗？ 所以说违背马克思主义有他更为极端，更坏的错误，比马克思主义更坏的错误，但是它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为前提的。1978年后，我们渐渐走出了毛泽东的极左的教条，但是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今没能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改革开放30年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被边缘化。80年代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中华民族杰出领导人的支持下，思想解放曾经带来过一线文化的希望：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中真正有营养的普世价值观，接受他们的宪政民主制度，但这个思想过程被坦克终止。此后知识界主流陷入犬儒化，走入金钱拜物教、欲望至上。 概括来说，这个文化危机发展过程有三阶段：一，1949年前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不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义斗争的胜利，成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二，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彻底取代中国文化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我们的文化之体，成为我们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拒绝了西方文化中价值观方面好的东西。三，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虽然还在宪法中占有着准国教地位，但是已经在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实际执政过程中渐渐地被“掺沙子”，掺进去的东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在人民市俗社会生活中被必然地边缘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又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进入了现在的阶段，什么来取而代之？目前是鱼目混珠污七八糟，好东西在生长，坏东西也在蔓延的状态。比如影视作品，《色戒》，多坏，坏得不得了，没有人批，只有人在臭捧。决策者并不再坚定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这比起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治国来有进步意义，但是，却第一由于权力的特殊要求，第二由于思想理论的不自觉，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居文化核心60年，影响极其深广。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思想方式，生活态度，生命的终极价值追求中都或者自觉或者不知不觉中仍受马克思主义支配。甚至许多鲜明地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人士的思维方式，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思路。还更多的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后来被曲解了、被篡改了，被错用了。马克思没错，错的是恩、列、斯、毛、邓。这是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现象。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危机的化解，这是我的一种化解的思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根上入手，从哲学的三论——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这个铁三角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有各种解决的思路，我认为有四种思路：一种是官方的思路——在哲学上是功利主义的，文化为我所用，只要是能够稳定统治，使我的人民拥护我的我都可以用，只是一个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释，是没有根基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落后的治国论，传统派——准备在文化上主张完全回归传统，蒋庆等儒教国教化，还要建立国教，我觉得这些人的思想真可怕，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应有尽有，不用向四方学习；自由派——主张文化上全盘西化，主张基督教信仰为中国民主化的思想前提。我在这说的都是比较极端的，现实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综合，程度不同。这些思路都有积极的意义，比如说官方的积极意义在于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平发展的环境；左派的积极意义在于看到了社会底层的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实；传统派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自由派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对中国的不可缺少性。但是都不够全面、深刻，没有凝聚力，没有统合大家各种思想的功能。因为都没有自觉地深入到文化的内核层或灵魂部位的三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也就是说缺少大哲学的自觉性。 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上，我提出了和谐哲学铁三角。这个其实很简单。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为什么这么提呢？不说唯…主义，而是唯…主义的绝对主义呢？因为我们承认世界观上可以唯物主义，也可以唯心主义，但是不要将其绝对化，要走出这个绝对主义，承认世界观的多元化为正当。我们有的学者曾经对我提出质疑，说多元的世界观怎么会成立一个哲学体系呢？我的意思是西方人可以上帝本体，中国人可以天道本体。上帝本体可以支撑普世的价值观，天道本体同样可以支撑普世的价值观。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信仰自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信仰选择，但是在价值论上自觉认同标志着当今人类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普世人权价值与普世伦理价值为底线价值。我们可以强调我们的爱国主义，强调我们的民族主义，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底线。只有这样才能走出黑社会集团化的狭隘的价值观。这是本体论和价值论。在认识方法论上，要将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认识论的内容很多，但是我在这很突出认识方法论。为什么呢？因为认识方法论对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建构意义格外重大，对将本体论和价值论转化为人们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意义格外重大。 和谐铁三角首先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致命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概括为三条：“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原则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马哲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或世界观）也是通过认识论建立起来。这种认识论和实证科学结合，支持科学的发展，但是限制信仰的自由，是绝对主义的东西。这三大原则本身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相通相融，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上居于文化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是因为在理论上说，它有内在统一的铁三角结构：世界观或本体论是与实证科学并行不悖相互支持的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一直渗透到历史观和思想世界，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体系以为建构方法。价值论是劳动阶级或最广大劳动人民价值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认识方法论上是带有还原论痕迹的不够彻底和不够圆融的西方式辩证法。当然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首先是实在论的、可知论的、实践标准论的、能动的反映论的。 世界观或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是其当据有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时，一定会导致思想的专制，导致对其他思想的扼杀。它强调在世界观上真理是一元的，排斥和压制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在方法论上的还原论和不够圆融彻底的辩证法导致了其指导社会实践的可操作性理论上的简单、空想和偏激。比如它夸张计划经济、公有制的长处，和市场经济及私有制的短处，夸张质变、革命、轻视渐进和否定改良。还有归根结底蛋生鸡的问题：存在决定意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它也强调相互关系，但是归根结底物质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相互作用也是被决定的相互作用。阿尔都塞提出结构因果论想加以克服，但是，那是阿氏的思想不是马氏的主张。时间关系这里不能展开谈这些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正进行普世价值的争论，下面会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我写《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是要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三个根本问题上超越马克思主义。超越不是接着讲，也不是彻底抛弃，而是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或在一个正确的文化之“体”上，在正确的道上，把马克思主义祛毒或滤毒之后的可用内容用作文化之“用”，而再也不能把它作为文化之“体”。 我们能发现和谐哲学铁三角对马克思主义的铁三角是有针对性的。为什么在本体论上或世界观上要使多元合法化，而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唯主义的绝对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一唯主义的绝对主义呢？因为我们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在面对无限的终极实在或终极本体时，我们所能认识到的永远都是其有限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主要不是在它唯物，而在于它把唯物主义在空间维度上或共时性维度上绝对化。我为什么不说时间维度上的绝对化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维度上认为真理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前进，但是在共时性，空间维度上认为我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我的无神论是正确的，有神论是瞎掰。它是这样的绝对主义。其实这种绝对主义导致的结果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否定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对真理的贡献。因此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是很荒谬的，没有认识到整个人类对于无限的世界来说，我们认识到的都是有限部分。我们可以不断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扩大我们认识的领域，向未知的领域扩展，但是在我们认识的圈外永远有我们未认识到的部分。举个例子，比如说宇宙的开始，我们说大爆炸，就是霍金的大爆炸，但就是霍金的大爆炸被证明了，我们人还会问下去，大爆炸之前是怎么回事？大爆炸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穷尽对宇宙，对终极存在的认识。在这个问题有一个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都可以。你认识到的一神，你认识到的多神，你认识的一元，你认识的多元，你认识的耶和华，你认识的天道，都可以。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为什么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因为还原论的或形式逻辑的认识方法有其适用可用有用的地方，辩证认识方法也同样。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还原论终结了，这是偏激的。因为我们所有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是在形式逻辑严谨的思维下才能够建立起来。同样说辩证法导致专制独裁，它也是一种偏见。辩证法是一种方法，他可以用于专制的统治，也可以用于民主的管理。方法论属于工具性效用性范畴，可善用也可恶用，关键在于以什么价值观指导去用。顺便说一下，有一种说法叫作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祛意识形态化，也是非常糊涂误导的认识。民族文化或时代文化，其核心必定会有价值论提供善恶取舍的标准，所谓文化中意识形态部分和非意识形态部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自觉的人文价值向度。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关键在于其奉为价值方向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承载了错误的价值观的国家意识形态，会将辩证的认识方法用于贯彻这种错误的价值方向。 下面我们集中谈普世价值的问题。我首先申明我的立场和态度。我坚决支持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是说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也坚决支持谢韬老师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我坚决支持徐景安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 “公开叫板四项基本原则”。有人说这违宪，违什么宪呢？康德早在18世纪就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其中就明确地讲过这样的道理，没有什么是我们人类理性不可以研究、不可探讨的。一个公民他必须守法，但是他同时有权就法律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批评。这样才能进步，如果一个民族不允许批评自己的法律，这个民族就等于自我封闭了。宪法也一样，也是可以研究可以批评的对象，徐景安没有号召人们游行示威推翻政府，也没有号召我们组织军队。他是公开地讲出了对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先人们没有置疑、不敢置疑、或不能公开讲出自己的怀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自己的看法。他只是纸上谈兵，在思想领域就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保守派（“左”派）们确实是在坚持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所以我同时认为，温总理应当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们中国要理直气壮地追求和践行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明明白白地，理直气壮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的错误。谢韬老师必须在理论上更彻底，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但是其放弃和改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致命误区。徐景安必须意识到，保守派坚持的劳动阶级至上才是成熟期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原则性的价值立场，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来论证普世价值。 那么我们就剩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是错误的？我要论证这个问题，我不跟“左”派们争论，他们在此问题上除了复述马克思主义外，没有任何新见，属于他们自己新东西的，只是一些不值一驳的逻辑混乱。 首先，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理论合法性依据是什么？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为什么普世价值是有益于人类健康发展的，非普世价值有害于人类的健康发展？ 所谓“普世价值”指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和不同范围的人类整体的积极性质或积极意义。可量化有用性或效用性价值或祛人文价值――比如人类对健康长寿的渴求、对生活方便、舒适、高效的追求等等的普世性，比较容易得到认同。然而对普世人文价值的追求和认同却反映着人类精神的成熟程度。 李延明老师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处可商榷表述：“在中世纪及以前，民主制并不是普世价值观念，君主制才是普世价值观念。又如‘平等’，在中世纪及以前，也不是普世价值观念，不平等才是普世价值观念。那时候不仅中国，而且欧洲人也普遍认为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在等级阶梯上处在下层的人都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普世价值观念。” 我跟李老师的分歧在哪呢？我认为普世价值之“普世”不是一个由被认可范围大小规范的量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其内在地适用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性质所规定的质的概念。质是概念的内涵。当然它的外延也规定了量的范围，就是它适用于每个人，一切人，所有人。那么否定人与人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在这个前提下所谈的一切人文价值都是非普世价值观。比如说否定民主，否定平等，古希腊只在公民范围内讲民主，讲平等，跟奴隶不讲平等，不讲民主，它还不是普世的价值观，还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性。像我们用三六九等来分人，也不是普世的价值观。按照我对普世的界定，否定人与人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就不是普世的。中国文化认为人与人性相近习相远，人人都可以也都应当行仁义讲道德，主张的是普世伦理；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人生来平等，都是上帝的羔羊，天赋人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发展出来一套普世人权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普世伦理价值贡献也非常大。不是只有地主讲道德，农民不讲道德；也不是反过来，只有农民讲道德，地主不讲道德。而是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农民都要讲道德，因此在伦理上是普世的。西方在人权上是普世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出生以后，人格的尊严都要得到尊重。 肯定人类具有普世人文价值意味着首先要肯定人类有超阶级超种族超文化特点的共同的社会性，意味着承认人生来平等，同时也意味着认定每个人的价值是人类不同范围群体价值的逻辑前提。人类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前，各民族文化中都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类的将人分三六九等的心障。它既可表现为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的不平等，也可表现为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或不同政治立场的你死我活地相互排斥。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上的成熟程度发生了飞跃性进步，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人类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普世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个人自觉接受。这方面取得的最主要的两大成就，一是由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肯定的普遍人权价值；一是由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张显了的对普遍伦理价值的自觉追求。 价值的最终根据是人性，价值论的最终根据是人存在的基本需要。普世价值的根据是共同的人性和人的本质。何光沪老师在“从人性论看东西方宗教哲学之相通”一文中对人性问题作了非常好的研究，何光沪教授认为，人性善恶之说，回答的是“人性是怎样的”而不是“人性是什么”。 他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表达人性是什么。他提出“人性是什么”的否定式的表述，即“人性不是什么”：人性不是生物性，不是物质性，不是时空性。然而积极地界定，人虽然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属性，却是以超越这三个层次为自身之本质的。可以把人定义为“拥有自由、心智和非完全意义上的创造性的动物”。他认为，这个定义事实上包容了“理性的动物”、“能创造工具的动物”、“象征或创造符号的动物”等等定义。人所特有并与自然相区别的性质至少有这么三项：自由、心智、创造性。自由是指在面临不同的可能性时，不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而是由行动者的意志来抉择的能力，就是意志自由。心智是指具有良心、道德和善恶是非感，以及进行思考、谋划和表达等等理性活动的能力。创造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改变事物状态或重新组合质料或赋予新的形式来造成新的事物的能力。何教授的观点非常有见地。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他没有自觉地区分人性与人的本质。他以对人的本质的回答代替了或等同于了对人性的界定。 在我看来，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或动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其中即有人作为一种具有物质性、生物性、哺乳动物性的存在与物质、生物和动物所共有的那些属性，又有人作为人所特有的不同于物质性、生物性、动物性的特殊的属性。人性具有但不能归结为物质性、生物性，动物性。你们一比能够看出我跟何教授的区别。他认为人不是物质性、生物性、动物性。但是我认为人首先有这些东西，可是不仅仅有这些东西。人性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包涵着仅只属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人性不能归结为自然性，但以自然性——生理性和心理性——为前提；不能完全限定为社会性和精神性，但人性的达成却必须通过社会性和精神性。 人的本质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既区别又联系，人性要将人的所有性质一览无余地全部概括，而人的本质，则要突出人性中人之为人的关键或最主要的性质。 马克思有过三个涉及人的本质的提法：1843年，他相对于神学专制提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本身”。并相应地提出了一条与康德的“绝对命令”完全一致的普世性“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844年《手稿》中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1845年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个定义的思想贡献在于，把对人的本质的考察引入历史、社会的层面，弥补了过去的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只是从感性的、孤立的抽象的视角去认识，而不能看到人的社会性的不足，看不到人在社会关系中存在，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或被决定的一面。马克思看到过去哲学家们忽略的然而是客观存在的一面：人在社会历史中存在，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决定，突出出来人的被决定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这个定义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定义。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种类似于初等数学加法的很表面的描述。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却存在误导问题。 首先，这个被认为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也就科学地说明了人性”的界定，从表述上看，其逻辑本身很不严谨。它要表述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其所处的现实条件下与他发生关联和对他有影响的一切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即不存在先于他的这些社会关系或与这些社会关系无关的他的本质的规定性。说其逻辑上不严谨，是说，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种相加关系，只有社会本身才能够包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任何时空中的个体或时空中的有限群体，其所反映或与其有关的社会关系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具体时空条件下存在的人来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具有抽象的存在的可能性，它本身就不可能现实地存在。 其次，这个定义在内容上存在着更严重的误导问题，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问题还在于，因为它否定了人类个体之间有共同的规定性，否定了人之间有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否定了人有共同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说马哲中人的本质的定义一方面规定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另一方面规定了人和人的区别。人的本质的定义不是概括所有人的共同性，而是把人区分开来。为什么呢？社会关系不同，所以人的本质就会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本质就会不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具体到每个人，而是具体到了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的本质就不同，因此就没有人的共同的人性。其危害性是极其明显的。1，社会关系决定了我的本质，人可以不对自己负责，而把一切责任推到“社会关系”上。比如马加爵杀了几个同学，那不能怪马加爵，而是要怪社会关系。人在道义上可以不为自己负责，法律上是要接受制裁。2，人可以随意地以“社会关系的变化为由而为反人性，反人道的做法辩解（诡辩）；比如说我们1957年的反右，1966的文革，1989年的镇压，我们都有理由了，那些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他们是反人民的，我们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得镇压他们。这是给我们造成很多灾难的思想的根源。 我对人的本质的表述是这样的：人的本质在于，作为受制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一种社会存在，由于其所特有的理性、情感、意志、实践等自由能力，能把握存在的规律和领悟、选择、实现生活的意义，而具有了自我实现（对象化）、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自觉和能力，而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地在物质、社会和精神层面实现对自身有限性的突破。 在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基础上，人会有共同的生理体验、心理体验、对人类存在经验与教训的共识、共同的认知图式。马斯洛将其概括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没有善恶、美丑之分。 在阶级社会里，人上述共同人性和共同本质通过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通过善——积极的形式或恶——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本质，即是其在社会生活中求善的前提，也是从恶的基础。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人类先哲和整个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对人之善性或人文积极意义的建构。 普世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把握：底线价值和高标价值、祛人文效用或工具性可量化价值，与人文精神不可量化价值；水平维度的价值（美及多样性）和垂直维度的价值（伦理价值和信仰价值）。 稍微跳出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一想就会明白，人类社会从进入文明历史以来，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是保证人类社会人样地存在和发展的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为什么是错的？怎么错的？错的结果如何？ （1）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价值观已经为20世纪以其为指导的反人道实践证伪。中国及其他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历史上历次反人道的民族自残的愚蠢行为，政治群众运动的天经地义的尚方宝剑都是这种非普世价值观。它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然而却是马克思主义不可逃避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误区的逻辑必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非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剥夺非人民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成分论。 （2）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曾坚持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类普遍价值为价值标准，然而，他们所处的时空具体条件，决定了他们必定把“人的解放”的理想具体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的追求有合理之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受到那样的压迫，他们当然要把这些人的解放作为前提，如果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不能被解放，何谈人的解放呢？但是他们将普世价值在他们的时代落实得不够、被那时的统治阶级利用，错误地认作是普世价值本身是虚伪的，其作用是坏的。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推进这些普世价值的真正的深入广泛的落实，而不是将其彻底抛弃。普世价值对人类有益性，已经被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证明。汶川地震不就是普世价值在支撑着我们吗？我们不分阶级。有一个被压在底下的人说“我是县长！”谁搭理县长，我们要救所有的人，谁好救，谁容易救就先救谁。西方社会的进步就是在普世价值的不断落实。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指导的国家，福利从摇篮到墓地，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3）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地论证了不存在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 不存在普世的伦理价值。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劳动人民是生产力的主体。从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劳动阶级价值的至上性。 （4）但是这些论证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A）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必须以人类普遍价值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在偷运普世价值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它的生产方式就决定了它有这种价值观。它跟生产方式是一致的，何来批判？而且没有这种偷运，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的批判都会丧失理论根据。所以主张非普世价值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们要论证这一点了。马克思怎么用非普世价值，怎么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以往的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没有道理，没有根据。B）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方法论上存在着明显的还原论或化约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纯纯粹粹为了生存的需要去劳动的人。把人的感情，人的意志，人的道德通通撇开不说，而是先要去劳动，劳动然后形成生产力和自然的关系，和其他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有了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上又有了上层建筑。在所有这些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有了社会意志，其实是一个线性论。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只是为了吃饭去劳动的现实的人吗？所有的现实人一定有感情，有理性，有意志，同时有劳动能力，这才是现实的人。同时马克思主义在论证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时用特殊否定一般的明显的简单错误，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的理性自负，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偏执的价值观得以形成的认识论和心理学原因。他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对唯心主义横加嘲讽。这种自负在教科书上有两段话非常明显：“只有我们尚未认识的对象，没有不可认识的对象。”这是不知道人的认识的终极有限性。“人和对象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其次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它忽略了一个前提：首先是养育和被养育的关系。没有生存条件何来人？这都是过于自负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反专制暴政时，它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人民服务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比如说针对贪官污吏，是人民的公仆，但是连为人民服务都没有做到了。所以批判他们是对的。三个代表也有问题。“三个代表”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有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是不代表的。我认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我不代表你，不给你人的基本人权。第二个问题只代表根本利益，什么是根本利益？生存、吃、穿这些是根本利益。你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那些不是根本利益，我不代表。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普世价值是保护一切人包括弱势群体，弱小国家的精神法宝。 美国等国家只是在其国家之内用法律保障，积极贯彻着普世价值。但是对其他民族贯彻得不是那么自觉。我们可以批判它：为什么你只在你的国内讲普世价值，对其他国家不讲普世价值？我们讲普世价值也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普世价值没有贯彻到我们的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这个为依据积极争取合法的权利。你暴政，不给我这个基本权利，我按照基本人权有资格暴力推翻你。普世价值可以论证对待专制的时候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的国家必须首先上升到普世价值的底线上来，上不了这个台阶，八荣八耻可以小团体化甚至黑社会化的。这样会自绝于人类文明，会自杀掉中华民族的未来。 和谐哲学铁三角有四大用途。 一是提供全球化时代人类以及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或核心。二是提供筛选、过滤、保留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参照系。三是提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宏观构架。四是提供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向民主宪政制度和平渐进转型和进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我再简单说下信仰的问题。 信仰的意义是使人摆脱平面性，而具有垂直性，不像动物一样生活，而能像人不断自我超越，在精神世界的美丽上不断地得到发展。 信仰的对象有两个规定性，一个它要代表无限的终极实在。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知识不断向深、向广去深化，不受到抑制。它不是一个有限的东西，有限的东西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再一个，信仰的对象提供我们人文的向度，就是向善的方向。信仰不能提供你就是做动物，或者说提供你反人道的依据，即它一定要提供善的向度。这两个规定性可以是位格神的，像耶和华那样，宗教能够提供的，也可以像中国的天道哲学，对天的信仰。天道代表一个无限，它有一个终极价值就是天有好生之德。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就是滋养，就是成全。跟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的爱是完全一致的，具有这样的终极价值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 信仰有不同的层次。最低的层次是功利性的。中间的层次是不讲现实的功利，但是放不下来世的功利。最高的层次是来世的功利也不讲，我就是不断的超越。我以我自己为善的资源，善的发动机，要无条件的善待世界。这三个层次，包括最低层次，对我们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滋养的作用。重归天道信仰，只要我们民族中有一小部分知识精英能够撑起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天道信仰，我们整个国家可以鼓励各种宗教来传播，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滋养我们民族的普世价值，我们精神文明成长的一个基础。 四，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光明前景： 中国文化走出危机的希望表现：汶川救灾、奥运会现象、80后90后一代展现出来的新姿态、知识分子对文化危机的敏感和探索。国家领导人公开承认普世价值的积极性。向世界敞开30年后，普世价值正越来越扩大领地，非普世价值观正越来越缩小它的地盘。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影视作品，凡是好的都是传达普世价值的，都是批判非普世价值的。对文革的批判，对反右的批判，所有的好电视剧都在起这个作用。 我们的前景就是： 保持和发扬已有的长处（老、孔儒家道家的普世伦理价值，天道包容，辩证的整体的中庸不走极端的认识方法和处事方法），克服原先的短处；短处如官本位、将人分为贵贱尊卑有序的等级制、轻分析、群体吞没个体等等。 学习和吸纳还没有真正学来的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普世的人权价值、宪政民主制度），自觉摒弃曾经接受了的从西方学来的歧误：科学主义、非普世价值、极端偏激的斗争哲学。消费主义等各种使人变成单面人，变成消费动物的文化异化。 在文化上发展出一种能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之先，可以在全球化时代提供全人类健康的文化营养，真正有感染力的先进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首先可以成为中国完成社会由专制型向民族宪政型的和平转型提供思想环境，进而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焕发青春美丽光彩的思想基础。 茅于轼： 我们听了刘老师的一篇非常透彻，非常激烈的檄文。我们下面请各位评议人发表评议意见，每人10分钟，不要超过。先请张博树老师。 张博树： 听了利华的这个非常丰富的报告，我很受启发。利华的《超越马克思主义》那本书我也拜读过。内容极其庞大，雄心勃勃，ambitious。今天这个主题讲的是关于中国文化危机的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中国今天的文化危机其实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讨论。 一个层面是从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来看。因为我们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专制型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中渗透了很多皇权专制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文化也有超越这一传统的普世性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今天来梳理的。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文化作为前现代的形态，基本上是皇权文化的形态。这样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面临着一个自身转型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型简而言之是指从前现代的文化形态转变为现代的文化形态。而现代的文化形态广义上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建构和个体人格的塑造。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从前现代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的基本任务。这是一层。所以要说文化危机，就是我们过去一百年的转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挫折。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麻烦。麻烦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因为我们文化自身惰性所造成的麻烦，有些是我们转型当中所遭遇的特殊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麻烦。这个问题我没有详细展开。简而言之这是我所理解广义上的文化转型和广义上的文化危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百年的历史当中定义和挖掘。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的意思是过去60年以来，由于1949年后建立的这种制度所造成的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也是60年以来所特有的文化危机。这层意思跟前面一层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个人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以后建立的政权和制度，实际上是对1912年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代表的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背离，是制度选择、路径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实际上造成了很多后果。从文化角度来看，我觉得对后果的最简单的定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缺陷——刚才利华已经谈到很多了，我们两个的分析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很多方面我是赞成的，包括马克思在俄国经过列宁，经过斯大林，经过苏维埃制度引申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建构，再加上我们自己有两千年的传统。1949年的制度变化其实是把这两个层面中不怎么样的东西，劣质的东西而不是优质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了。这是我们1949年以后，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化危机。如果要对它做个界定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危机，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不符合整个人类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的东西，和我们前现代文化中那些本来应该被淘汰，应该被扬弃的东西产生的组合。我把这个组合叫做一种劣势组合。本来可以有其他组合，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一些不错的东西，我们的前现代文化中也有超越前现代文化，具有普世色彩的东西。但是可惜我们六十年以来形成的制度和文化形态，是把两个中比较糟糕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了。这是造成今天特有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我自己前不久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刚刚是第一卷，后面还有好几卷没写完。在这本书中，对这种劣势组合我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个体制，我把它命名为党专制。我把党专制的逻辑归结为28个命题。28个命题涉及到了这个劣势组合。大家有兴趣，从网上也能查到。这是从今天广义的文化危机来讲，是由于我们1949年以后建立了这样的制度。这个文化危机显然是我们一百年以来，中国在制度转型和文化转型中所遭遇的新的情况。利华你的工作，包括《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本书，包括刚刚谈到的普世价值的建立，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中来考虑？ 你刚才还谈到了关于道德危机的问题。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有关系，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比如刚才谈到的毒奶粉问题，中国的道德沦丧，精神生活的荒野，价值信仰的缺失。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能感觉到的，也确实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危重的一个现象。道德危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就不展开了。简而言之，今天中国的道德大滑波其实是这么几重因素造成的结果，一种是对毛泽东当时对人性的浪漫化，毛式禁欲主义三十年所造成的对人性的普遍压抑的一种反动。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引入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但是中国既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50年代曾经是有的，70年代已经没有了；也没有上帝，不像欧美人有上帝，可以作为一种平衡；也没有了孔夫子。这几层东西都发生了断裂，不管是有意的断裂还是无意的断裂。这是造成我们今天整个民族精神虚空，道德荒野的原因，再加上今天制度的不合理，权贵势力对整个社会起到了一个糟糕的示范作用。所以问题真正的解决的出路一方面要改变我们的制度，推动现在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在这个前提之下，理性地推动我们的道德重建工作。这才是我们的思路。 蔡维钧： 利华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我用10天时间，一气呵成70多万字全部看完了。我在这里讲几点。 第一，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路径依赖所形成的。这个路径依赖既有历史的过程，也有人为的过程。 第二，中国走到今天，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到现在有一个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问题，这就是文官体制。这个文官体制始终在左右我们国家的演进路线， 除了毛泽东时代以外（文革摒弃文官体制就造成了国家混乱）。现在我们国家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一个带有人性恶的文官体制来解决中国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文官体制在不受约束的前提下，就必然走向自利化，形成一个官僚体制，而处于这一个体制当中的个体，出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质，必然形成一个自保的利益集团，这样一旦这个集团拥有整个社会资源的时候，又不受约束时，组织形态就走入僵化进而走入了无法改革的死胡同。就像万历十五年时所形成那种形态，既不能把这个文官集团，官僚体制去掉（去掉国家会造成混乱），又不能对它进行约束和改造（约束和改造会造成整体官僚体制的反抗使国家陷于瘫痪），只能任由它走下去，当它腐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任何外力的推动就会使其倒台。没有推动的时侯，它仍然掌权。 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麻烦是什么？是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达成共识，如当前理论界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各种观点反映着两种社会力量在左右着这一争论。一方面，讲到普世价值就意味着你代表着官僚腐败集团，代表帝国主义来侵入中国。另一方面却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这两个方面没有理性的共识，当我们走进工人、农民，走进维权人士的时候，他们没有学术化的理性水平，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他们利益诉求和维权方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起到一个相当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理性冷静和具有非理性成分利益诉求和维权方式，如何能走在一个层面上？这个难题在实际操作中往下走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只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你们争你们的，我在做我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文官集团对中国将来走向什么路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思想上对民众，尤其是对普通的青年，我们的下一代，现在20岁-30岁和刚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有一个怎么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启蒙。这样通过20年-30年，我们才能从思想的桎梏中走出来。我们不能用马克思再来批判马克思，我们也不能用过去的思维方式来建立未来的社会。只有我们先跳出原来的思维桎梏，然后再回到柏拉图所讲的洞穴里面去，把他们启蒙起来，否则我们的路是很难走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 李延明： 我没有做评论的准备，只就刘利华提到的我的观点做一点说明。 我把价值分为四个层次：个体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人类价值。其中社会价值和人类价值这两种价值属于普世价值。社会价值是一个时期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李德顺又把它叫做时代价值。社会价值具有时代性，而人类价值没有时代性，但是人们对人类价值的认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刘利华说的那种价值在我这里是人类价值，不是社会价值。 我就说这么点吧。 陈向东： 我来讲几句。 今天刘教授讲的观点，我基本都同意。用的题目是文化危机。实际上刘教授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没有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其实也是在普世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刚才各位老师的讲话，总的来说都是相同，但是每个人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的观点如果都讲出来，可能是比较孤立的。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谈一下我的观点。 大家都谈到了关于危机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什么奇闻。比如说如果国家乱了，甚至军队乱了怎么办？这里我把中国跟日本作个比较，日本在大正年代的时候，也有很多危机。但是日本发生什么事呢？日本有几个人，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关注的。一个是北一辉，一个是西田税，一个是大川周明，当代的就是三岛由纪夫了。为什么我想提这么几个人呢？因为我们中国近代当代文化中是没有这样的四个人的。我们有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办法就是造反-----推翻整个统治集团。所以现在我为什么想强调有些观点跟大家不同呢？对于刘教授的观点我全部认可。但是我认为刘教授的观点是理想状态，跟马克思一样的-----追求难以实现的理想。我就不认为刘教授理论上就低多少，起码刘教授的观点比大学里面的有些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的老师，完全不是一个档次，高了很多档次。但是刘教授谈的还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怎么来实现这个理想状态呢？它有一个成本问题。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邓小平实现了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果。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出现第二个邓小平。比如说谈到胡赵的问题，1989年的时候我就担心出麻烦,结果就是出了麻烦。但是现在,我认为也可能走到那个边沿啊。刘教授讲普世价值温总理也认可,但是我就不认为温总理认可了社会就安定了。我们的危机就是缺乏一种右的动力。 我认为政治是一种生态。我对左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左派就是阶级斗争派。过去的左就是超越现存的社会状态造反，走得过头了，那就左了。当时康梁就是走过头了，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八股取士制度。孙黄对康梁是左派。共产党比国民党左。文化革命更左，文化革命走到头没有？我相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扭转的话，肯定更左，还要斗下去。 我们现在的危机是什么？就是缺乏右的动力。所以我的观点讲出来，我感到很孤立的，没有任何人支持我。现在我在网上经常看毛泽东旗帜派。说老实话，我就叫向东，我对毛泽东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打着所谓毛泽东旗帜的人其实全部都是阶级斗争派，这些人有一大部分是糊涂虫。他们认为他们在维护他们的真理，如果他们一旦当道，肯定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缺乏右的力量制衡它。我的观点今天没办法展开。依然以日本为例:比如说中国跟日本是同根同源的，同一个种族，日本曾经一直在学我们中华民族，但是为什么近代日本人看不起满清后期的中国人？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越是高层次的士大夫，越是崇拜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似乎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文化大革命反帝、反封、反修，我觉得很好笑。说到反帝，中国如果本身就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比它们还要强大，反什么帝？反什么封？封建社会多少优秀文明？李普曼是一个美国的时事新闻评论家。几届的美国总统执政时都要拜见李普曼的。我们的民族传统里面是，统治者是害怕被士大夫瞧不起的。我们国家没有普世价值，一个阶级斗争管到底，看不惯谁，就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把谁搞下去。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不等于否定了它.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没有公开的形成体系的右派。我是个右派。为什么我认为没有右派呢？现在都是左派。你认为谢韬是右派，我认为谢涛也是左派，徐景安也是左派，为什么都是左派？他们依然把马列主义还是作为一个正统体系，想正本清源.这样做是不得已，跟刘老师是一样的。刘老师在大学里讲课，修正马列主义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我为什么敢说这些的话呢？我不在大学讲马克思主义,无所谓了. 现在的左派左到了什么程度？我最近在毛泽东旗帜网看到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说的似乎全部都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基本体系是错误的。如果这些阶级斗争派掌权，必然就是另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是我现在非常担忧的问题.现在不必去认证变革对不对，变革肯定是对的，是不得不进行的,但是关键是怎么用最小的成本实现邓小平当时实现的的第二次变革。这是非常大的革命。我们现在自由地在这里对马克思有不敬之言，想像三十年前，我们就是反革命，所以进步很大。如果再有进步的话，我认为我们国家走了外国一百年的步子。 现在就是要右，右到什么程度呢？我原来从来不敢讲我的观点，因为我讲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我不怕了。国家社会主义怎么不好了？国家社会主义跟希特勒不一定要挂钩的，我们中国如果搞国家社会主义，我们的力量是德国力量的十二倍，是日本力量的六倍。所以说我们中国如果搞国家社会主义是绝对不会失败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搞国家社会主义呢？不是把共产党推翻。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像毛泽东所说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现在要做的正好相反，应该立字当头，尽量少破。不要把共产党跟共产党里面的弊病全部挂钩。 还有一个就是斗争策略的问题。共产党与马、列、毛、邓、江都是有区别的，西方思想跟右翼也有区别的，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现在问题是就是一谈到当前社会时，似乎就应该造反,否则常常说你维护统治阶级。这其实依然是阶级斗争观点.事实上,任何变革都要考虑变革的社会成本。 人类的冲突,亨廷顿讲到了文明的冲突。 刘教授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认同。我们认为儒家文化是包容最强的文化。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排他的。中国文化的健康成分完全没有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遗传与变异，我在这里也没办法展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差异为什么越来越大？我们就是没有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日本的右翼思想变成行动时,当时在国内受到镇压，但是日本右翼思想家的思想传统，我认为，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乏这种精神。所以我一谈到日本，有人就说你是日本的哈巴狗。这完全搞错了。我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日本的话，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如果真正把日本学到位，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美国也不在话下。现在西方的问题重重，也正是我们中国的机会。但是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让中国健康的右翼思想发扬光大，那么我认为我们国家能够出现所谓新的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洋文明的复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右翼能够复兴，就能够实现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法家的思想为它内核的整个东亚的复兴，建立一个劳动力、货币、资本无阻碍的自由流通的经济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拥有超强的身份，以中国为主导的文艺复兴来抗衡西方。 面对现状,我们感到危机，感到忧心忡忡。文化也是一种生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右翼文化和右翼民主。我认为现在到处都是左派，没有几个是右派。什么是右派？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当然都是很好的，但全是包装。所以我认为美国是个民主的法西斯国家。他们的右翼文化搞得很成熟,很成功.所谓成王败寇，如果失败了，那么肯定是臭狗屎，但是美国现在成功了，其实搞的还不就是法西斯的一套。刘教授反对丛林哲学，但是现实世界就是搞的丛林哲学。我们要以毒攻毒，就是应该把西方的强权理论拿过来为我所用。共产党现在不能轻易推翻，天下大乱对中国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关键是把共产党里的几个基本概念：阶级、剥削,共产主义,等重新定义。重新定义以后，我们可以付出最小的变革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我的这些思想，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现在也许都不会认可，其实就是北一辉的思想：我们东亚民族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西方列强就是资产阶级。北一辉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北一辉是日本的极右派，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我们中国就是缺乏这么一些人，就是缺乏极右派。如果我们中国极左变极右的话，中国就有救了。 郑涌： 我是第一次来天则，感到非常荣幸。茅老师的文章我也看了很多，他经常是针对很现实的、很重要的大问题，用的是很通俗的语言，我就喜欢看这样的文章。我认为，如果对大问题把握得透彻，他的语言一定是通俗的。 第二个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这对于哲学和经济学都能起到互补和开阔视野的作用。 今天刘丽华教授的报告，讲了很多问题，是我原来不知道的。很多地方也很有启发。特别是我对她的报告的基调是比较欣赏的，我们摆问题一定要把它摆透，摆清楚，一定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解决问题，增加信心。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讲问题只是掩盖问题，说这样能够增加信心，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因为掩盖问题是增加不信，在原来的不信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不信。这样做，危害很大。 另外，我想谈谈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化。政治和哲学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和距离的。同一种哲学观点，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打个比方说，黑格尔的历史观、辩证法被马克思吸收了，而且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基本上相同的历史观、辩证法的哲学内核，黑格尔赞成资产阶级制度，马克思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同一种哲学思想可以做不同的政治使用。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写这个著作的时候，是一个学者，是“在野”者，是反对现存制度、对现成体制进行批判。但是，如果用掌握政权以后，成为执政者了， 再用这种思想，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这其实是我们最应该讨论的，包括苏联和中国。一个本来有助于推翻现有政权的思想，被用来维护政权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这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的问题。一个政治家判断哲学思想正确与否，首先是对他的政权是否有利。这是铁的规则，这是第一位的。至于理论上有多高明，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无害他的政权，那么是好东西，他可以接受。一旦这个思想损害他的政权了，恐怕就难以接受了，不管多好的东西。如果损害的话，是要遭到反击的。我觉得，判断哲学思想和政治的关系，不要一元化，要多元化。 还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接受现在西方很多新的哲学思想。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哲学，都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我1986年去德国，接触到许多当时的中国没有的新的哲学思想，感触很多，感受很深。我回来以后，《读书》杂志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写的题目就是《哲学也许并不像我们所说》，这是我非常真实的感受。在德国留学四年以后，觉得哲学并不是我们国内所说的那样。所以，刘利华教授的本体论、认识论等，这些词属于西方的近代哲学。西方现代哲学早已超越了这些问题和提法。如果，我们现在还用认识论来超越马克思主义，那是超越不过去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并不低于它们。所以，要超越，就得有高一层次的新的东西。 另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不搞这个。对于政治，我一直是个外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不在其位的哲学家，我觉得应该和政治保持距离，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要我讲，我只能讲一点自己的感觉：把国际上用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东西再搬到中国来，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国外的民主制，包括像美国这样的比较先进的民主制，还有欧洲的社会民主，已经搞多少年了啦？而且，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考虑民主制度的时候，同时要考虑他们在这么多年实践中已经产生的问题、弊病。它们已经不是原来那样的了，更不是书本上讲的那样了。我们一定要站在今天，在2008年12月5日来讨论这些问题，要能够真正满足现在的实际需要。 所以，我非常赞成去研究、弄透现实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根据现实的问题提出可行、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就讲那么多。 王家典： 我听了刘老师报告，很有启发。我也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代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些理论界文章，有不少提到了要重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危机的历史渊源，我很赞成张教授的观点，要追随到1949年，或者更长一点从1917年到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而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90年代这个运动基本上可以算是告一个段落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现实、社会体制的构建，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到了90年代，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经过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有序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检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一套东西彻底失败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不是彻底失败，而只是挫折，我们只是暂时性地走向低潮，以后还会走向高潮。我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我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体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厦、无所不包的公有制和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都已经全部瓦解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处于一个暂时性的低潮，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回转的、彻底失败的现实。 既然这样，和这个相适应，很自然地这种体制的失败反映到思想界上，必然有一种信仰危机会发生。刘老师讲的文化危机，我觉得它的核心是信仰危机。90年代以后，从上到下都在进行历史的反思。比如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总书记拉科西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但是，他还认为，这是列宁唱错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是到了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之所以红旗落地是因为实行了这三个制度而导致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这个分析是真正击中了要害。因为构建这三大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厦的纲领正是1891年由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全面地、经典地阐述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核心内容。这样，我认为他是抓住了要害。从保加利亚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经验教训和反思可以看出，他们本人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信仰上发生动摇了。他们经过反思，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些信条不再信仰了。 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看邓小平，邓小平有三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也发生了信仰上的动摇。哪三件事呢？他曾经找过一个武侠小说家讨论过社会主义学说有多少种？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有点奇怪了，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搞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革命，难道对社会主义真的就搞不清了吗？我不大相信。后来，他又讲了“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从另一个侧面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提出了质疑。后来，他又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他对社会主义闹不清楚了，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也表明了他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怎么相信了。他还害怕改革的“姓社”、“姓资”的论争。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他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都是很抽象、很空侗的。实际上在他以后的理论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多少真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新的阐述。所以我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这个时代，到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全部崩溃以后，他也不是那么相信了。 就我个人的体验说，经过这几十年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些信条，我也不大相信了。 所以我认为文化危机的核心内容、本质内容是信仰危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疑。这一条如果瓦解的话，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有些理论家提出来我们要重建意识形态。我们看到，现在的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还不能形成我们国家新的的意识形态构架。所以刘老师提出来重建思想，解决文化危机的出路的思路对我们当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个危机在我们国家的现实体制下，如果仍然企图建立一种“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那种意识形态，那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唯一的出路，还是顺应人类历史的大潮，尊重人类历史大潮形成的普世价值观。 我就讲到这里。 安琪： 今天我特定从外地赶过来听刘老师的讲座。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时期是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大家可能看到表面风平浪静，里面是风云暗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可能对中国的波及面非常的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又没有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前就存在很多失业人员，现在又造成了新的失业人员，会造成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这是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不得不重视。 还有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又缺乏一种道德信仰。道德底线几次被突破。我们已经看不到道德底线在哪里。特别是这次的毒奶粉事件已经击穿了道德的底线。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里，什么东西都是以物，以金钱来衡量。没有彼岸世界，只有现实世界。这样的价值观将来必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老师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中国能够真正找到一个价值体系，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塑中国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信仰才能约束人心。法律只是一个强制性的约束，而信仰是自觉的约束。所以必须要重塑这种信仰，因为信仰能带来道德的回升。 我就说这些。 盛洪： 感谢刘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经济学家总是仰望哲学家，因为我们太脚踏实地了，我们需要跳得高点来看问题。我还是觉得刘教授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准确。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刘教授给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分析。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过比这个演讲更充分、更精彩的讨论。 我只想再讨论几件事。 首先，我非常同意刘教授在评价文化的时候对绝对主义的批判，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其实绝对主义在很多文化中都是有的。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绝对真理是非常普遍的。其实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绝对主义的文化和政权结合，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最大的问题是一群握有政权的人同时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强调。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就是把握有政权的人和握有真理解释权的人分开了。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因素，一个是共产党内部的反省。陈云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说的是共产党领袖是人不是神。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实践证明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逐渐远离它。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是选择文化的规则，或称“文化的元规则”，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是什么文化，它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教，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深深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以后永远不要将文化绝对主义与政治绝对主义结合起来。 第二点，我不太赞成刘教授的一点，是刘教授在对以后的展望的时候，比较倾向于相对主义。这个也不对。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的文化结构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以一个主流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发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刚才刘老师批评蒋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赞成蒋庆，但是不要以为“国教”就要不得。现在很多国家都是有国教的。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它是政府给钱的。但是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国教，而在于国教是不排他的，允许别的文化、别的宗教发展，这就够了。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种非常有意识的主流文化的观念。比如说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新教文化。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动摇它就完蛋了。很多人担心美国要分裂是因为西班牙裔人太多了，它感到很麻烦了。所以不能太天真地认为我们就要多元主义文化。这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个主流文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任何成功的社会都是这样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选什么作为主流文化。这点我对刘教授还是有批评，你的口气太大了。文化这个东西是传统，不是你今天能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周公，孔子这么过来了，中间有很多人：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等等。你没有比他们更聪明，或者你跟他们一样聪明，他们都是以前人的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所以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抛弃文化传统去创造一个新文化，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传统为基础。传统是什么？那么逻辑很简单，一般来讲是你这个土地长出来的，不是别的文化。当然从逻辑上说可以引进基督教文化，引进伊斯兰文化。但是为什么本土文化更好？因为文化是在本土的人群中长期互动，积淀形成的，它最适合本土，这没有更多的办法。而且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文明都经历过所谓的文艺复兴式的时期，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大陆这样，把自己的文化完全抛弃、唾弃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有文艺复兴，基督教被打倒了吗？没有。基督教也是很老的。伊斯兰国家也接受所谓现代文明，伊斯兰教被打倒了吗？没有。印度被英国统治了将近两百年，但是还是有95%以上的人信印度教。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中国。我们说我们要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继承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它就是主流。这点很清楚。我们的任务是在上面增砖添瓦，摒弃它确实不好的地方。但是说我要重新创造一个文化，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没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个历史的结果，必须是世界各个文明互相碰撞最后形成的结果。你在讲民主、自由、人权的时候，对这些词的解释在全世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鸦片战争，西方主流知识分子的解释是为了自由贸易。你能这么解释吗？你跟他自由的概念不一样。他的自由包含了自由地使用武器。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民主投票通过的。你说这是所谓民主。现在的民主和评论，民主国家打非民主国家，你同意吗？这不是普世的，不可能普世。所以我觉得必须的有不同民族互相碰撞的结果。再比如中国的这种文化价值——仁义礼智信，是不是要加入到普世价值中去？伊斯兰教是不是要加入去？我觉得普世价值的形成只能是一个结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进行文化危机的挽救。我非常赞同陈先生。有一点很重要，你就不能用马克思的方法去批判马克思。精确地说，你不能反共， 共产党是个符号，是一个政府，而你反共的思维恰恰是有毛病的思维。用所谓的暴力革命的手段，用对抗的手段，这是不对的。使文化真正成功的不是通过暴力手段，也不是通过投票。历史上有两大文化事件是特别重要的。其中一个是董仲舒当时劝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一个是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都没有流血。我觉得这样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陈向东： 我插一句。盛老师讲的我是很同意的。 为什么我觉得日本好呢？因为日本是把中西文化结合得最好的。我们一讲到日本似乎就只有南京大屠杀。但是如果我是日本人，我肯定很崇拜东条英机的。如果你不信，你看一下东条英机的传记，一点腐败都没有，比我们中国的贪官污吏干净得多。再看看纳粹，我们一谈到纳粹就想到了焚尸炉，但是纳粹集团的统治者希特勒没有谋私,他执政时,什么东西都没有留给家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私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中国就是缺这样的人。我说这个话肯定是得罪了大家，我怎么赞成希特勒？但是我觉得希特勒在某些方面比蒋介石、毛泽东在某些地方绝对高大。希特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希特勒上台执政，是没有通过流血实现的。他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99.5%的人支持希特勒。当时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反而支持他呢？因为他就是代表整个民族。我们国家如果出现了代表整个民族的人，那么他实现的就是一种普世哲学。 所以我不否定普世哲学，问题是要怎么实现普世哲学呢？代表种族就是实行普世哲学，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实行普世哲学。搞阶级斗争就是不断地翻烧饼。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打着为民请命的毛泽东旗帜的人。右翼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腐败。 赵农： 刘教授刚才讲到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就不能得出结论，生产状况决定思想意识。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环境可以产生意识形态，但是关键是这种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所代表的。我的意识由阶级优先，或者种族优势这种东西决定的。她刚刚讲到马克思本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意识，如果没有普世价值的话，怎么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我认为她的观点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她排除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阶级优越感。阶级优越感在存在的前提下，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因为我的阶级是优越的，我所代表的思想就是优越的，所以我可以进行批判。阶级优越和种族优越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我就比你强，我可以杀你。这是要不得的。 第二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利用在历史上也有继承，我同意刚才盛老师讲到的传统的问题。我们的传统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也积淀了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儒家的学问实际上在明朝之前，南宋的时候都有比较大的发展。但是到最后就不行了。因为到了明朝之后“八股取士”当中，说明朱熹的东西就是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一弄来，和“取士”相关，就麻烦。我们共产党一统政权以后，我们标个队，只能入这个队，思想垄断确实是很坏的东西。自然形成的主流文化，而不是通过垄断和强制的方式让人们必须去接受，我认为都可以。因为在非政府强制形成的传统是人们自然交往过程中真正形成的传统。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衰退是从明朝开始，从“八股取士”开始。这两个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也是我们不好的传统之一。 另外一点，我们为什么信赖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就讲一点。有人认为马克思学习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学者看到的中国传统，也就是说马克思东西有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在其中，所以我们拿到马克思以后就特别亲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一种民族的心态。我认为前者有一定的道理，马克思看到了很多东西，来解说中国的东西，有东方思想，吸收了中国的一些东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种民族心态，面对西方世界，导致的第一种心态是：这个家伙很强大，把我打得不行，船坚炮利。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心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家伙还不仅船坚炮利，而且还很坏，把我原来高高在上的思想冲击了，掠夺我的财富，让我没有尊严。马克思把这两种心态给摆平了。第一马克思来自西方，船坚炮利，西方很厉害，马克思也很厉害。第二个是在马克思反对西方，认为它要没落了，它要不行了，这是一种民族从心态上来认为我们接受马克思，并且奉为高高在上的东西。 廖理纯： 我今天听了刘教授的讲座，也特别有收获。在报告中，让我感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普世价值。实际上找到普世价值一直是很多人毕生的追求。很多伟人的观点也不能被后人称为普世价值。一种是本来这种价值观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一点是我认为这个价值是普世了，但是在后人的境界来看，这种观点是错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认为在于人的境界的不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境界的差距。尽管人的本性都能成佛，但是有些人的道德水平就是高，有些人的道德水平就是低。有些人就是国家的勇士，有些人在战争中就是去当汉奸。 所以说到境界的差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形容一下。中国人总形容自己说中国人都是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来贡献牛肉。是不是还有一种人？贡献的没有牛那么多，吃的却比牛多。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猪，猪的境界和牛的境界就是不一样。猪认为吃的多是有理的，牛就是傻。对于牛的普世价值来讲，猪就是低境界。比猪更可怕的还有爬虫，爬虫就只是吃，没有贡献，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像那些乞丐。以前的英国为什么对乞丐要屠杀？中世纪的时候要送上绞刑架。更可怕的是蛀虫，不管天天吃，不贡献，还要把所有的东西咬烂。所以人与人是有差距的。我特别同意刚才陈先生提到的日本的这个国家。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日本这个国家，日本36年凭什么造出10个航母，胆敢跟世界那么国家公开叫板，它有钱吗？没有美国那么有钱。有土地吗？没有。有矿产吗？没有。只有一点，就是人跟人不一样。日本人很少日奸，但是中国有很多汉奸。中国这边的老黄牛是挺不错的，但是是不是还有比老黄牛更高的境界？我们说那个狗，也吃得很少，而且不嫌家里穷。狗也看家，狗在关键时刻，为了小整体还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狗会怎么看老黄牛呢？它会说老黄牛的普世价值观对吗？它会说你是很辛苦，干得很多，但是为什么谁牵你，你就跟谁走呢？ 我说不同的境界会带来不同的普世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普世价值观，首先要提高我们的境界，在低境界层次，是不可能发现普世价值观的。我们说比老黄牛更高的是狗，比狗更高的是什么？是侠客。比侠客更高的是什么？是佛了。不到更高的境界，不到侠客的境界，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普世价值，更没有机会用我们的普世价值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如果用我们现在目前的理解的，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普世价值去指导我们的行动，不能帮助国家，还会给国家带来危害。所以我们更应该提升我们的境界，之后在更高的境界上找到我们的普世价值。谢谢。 王涛： 其实我也认同普世价值是靠民族互相之间长时间的一种生存，对这个世界的文化贡献了什么东西，最后是靠打出来的。但是用的工具当然是物质主义，叫做科学。科学未来的方向，朝哪里发展，这就需要价值的引导，需要精神上的，信仰上的东西。中国要回到以前，树立儒家的话，我们的一个考虑就是给不好的方面的改变要留有空间。那么怎么样留有空间呢？在民族性的凝聚力上，我听到了一个说法，台湾的一个哲学家叫做李子弋，他提到这个词叫原始道家，是孔子和老子两个学派的共同来源。这就更接近于天道。中国古代的文人都非常往前，往回怀念三皇五帝的时代，跟犹太教就非常类似了，犹太教就是一个历史的宗教，以自己的整个文化发展为基础，而且还有前瞻性，就是怎么看未来，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通过这个方法来树立民族自信。我们是刻骨地自律自己，去贡献于普世的东西，那就是科学。我们要做出这种的东西来，对世界的所有人都有用，这样我们就能达到“和而不同”。我们不是文化的乞讨者，而是一种贡献者。我们的民族也是以和为主的，不是去侵略别人的。 李清振： 今天非常幸运能听到刘老师的这个讲座，我是送郑涌老师来参加会议，所以也坐下来听讲。刘老师的讲座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的成果。但我差一点把刘老师的这些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因为我从网上看到，她在徐景安的研讨会上提了文化铁三角的概念，我想文化这么重大的问题，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这样一个铁三角的概念来表述，铁让人感到有点寒冷，三角又过于简单，到底是平面三角，还是立体三角？当时我在徐景安论坛上看到这个讲话，我是跳过去了，没有仔细看。我基本上把刘老师当成了一个在书斋里研究学术、相对封闭的学者。今天听了刘老师的讲座，刘老师对我国现存的各种问题是如此关切，对民众遭受的痛苦是如此的感同深受，她把我国存在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生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热情本身就是我们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也是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听了刘老师的讲座以后，说明我以前对刘老师的了解不够，望文生义，开放性不够。这也说明信息交流有时候有很多人为的障碍。 第一点、我觉得用铁三角来描述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者的关系不准确，文化大体是，在宇宙赋予地球的特殊环境下，人类吸收各种营养，产生了人类的主体，这个主体有认识的功能，又有能动性，能够认识事物，产生认识论，通过认识、实践，实现人的价值。我觉得文化像一颗不断成长的树。 第二点、刘老师这篇文章，虽然我没有做笔记，但是我基本上能够复述了。因为刘老师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逻辑性很强，很多问题都追述到根源上去了。为什么普世价值在中国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为什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继承的东西对普世价值会有那么多误导？都找到了原因，引经据典。在信奉马列主义的环境下，能找到这些原因是很不简单的，我听到以后豁然开朗。 另外，对如何构建我们民族的文化讲得也非常清楚，引进西方有用的，发扬中国几千年来有用的，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非常清楚。我借这个机会，也很坦诚的，我觉得盛老师刚刚的评判，你们那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具体问题，从常识出发来讨论问题。所以包括说她口气大，这个评判都不是学术的范畴。我觉得口气不大，虽然关心的问题很大，但是她个人很谦卑，感觉到这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办。关于怎么建设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她是在发出呼吁。一个人在很孤立的时候，做出这么一个研究成果不容易。 我同意刘老师对我们现实存在的那么多问题的观察，这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与民族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但是她对未来的描绘，如果现状不扭转，是可能带来各种严重问题。但要知道中华民族确实有她的智慧，大家都在想办法，是否一定会出现这种局面，未必这么悲观。 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能量释放得差不多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利害关系很难推进。刘老师的讲话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视野？当这两项改革推不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是从文化的角度，从心灵超越的角度推动社会进步。一个社会的变革最终要落到心灵的变革。只有心灵的变革才能化解冲突，走向融合，最终达成和谐。怎么把心灵的改革，怎么把刘老师今天提出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往前推进？这是我今天到这里听到的，也是间接接受的任务。我们下去该怎么做？美国的开国国父杰弗逊讲过，很多人都想推动政治的变革，但是很多人都失败了，而推动社会进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传播知识，普及知识，只有知识是通向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最可靠保障。什么是知识？知识是文化的换一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改革出现困境的时候，我们在文化上，精神上，包括信仰上，有可能会产生新的东西，这里面当然会有创造。在结合传统的过程中，去创造。有可能我们的苦难会带来新的景象。刚才刘老师描述的就是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可能对世界带来新的东西。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上讲，中国有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新的因素。 刘利华： 我觉得很多学者谈的是自己的看法。 刚才盛洪老师谈到的那几点，其实都跟我是非常一致的，不与我的观点相悖，我们俩是一致的。比如说主流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的文化，那些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地提炼出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不要拒绝我们没有的，或者我们以前很错误的东西要向西方学习。我觉得这个我跟盛洪老师是一致的。 还有这个框架并不是我自己独立提出来的，实际上对我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老子。 在2000年，因为我个人的境遇，到了一个低谷。过去我是一个很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跟别人说你们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的学到，你们都不懂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很深刻的东西。戴着马克思主义的眼镜，我觉得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就像那个李崇富（或程恩富）所说的，就是我们马建工程的专家，他说，我用马克思主义可以给你解释一切。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一个个人的逆境，我就发现马克思主义有问题。它的问题在哪？像三个代表，那时我会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观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大多数人就代表人类全体的利益了吧。但是一旦我自己遭遇到逆境的时候，我就在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到底在哪？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多的灾难？我就开始反思。我就要找一个超越它的，普世的标准。这一思想在世界观上它不是绝对主义的，价值观是支撑普世价值的，认识方法论上又不是还原论的，非此即彼的。后来我就看到了《老子》，我一下悟到，老子有这个体系，辨证的认识方法论，天道的价值论，利而不害的终极价值，非常包容的本体论。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太激动了，终于找到这个东西了。天道就是我的信仰。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华民族文化，而且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重新焕发出美丽的光彩的人。我跟学生讲课也是这样，我说你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的汉字多么智慧，我们的取象比类的方法是多么高超，西方人不理解，说我们没有理性思维，我们那是多么高超的辨证理性思维？我们的取象比类，五行学说，那是辨证认识的模型，从典型到典型，避开还原论的环节，直接把握事物的关系。我们中国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这是好得不得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变得更伟大、更美丽。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不是说我自己在这里建立一个体系，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要找一个更包容的东西来取代它。老子对我的启发非常得大，但是老子有他的弱点，就是它扬善有余，制恶不足，对人性恶的方面没有认识，孔子也是一样的。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必须重新发现的<老子>》，这是我在2005年在加拿大的《文化中国》上发表的。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孔子，老子本一道”。庄子和老子的距离比老子和孔子的距离要大得多。因为庄子把那个道给祛价值了，变成了在瓦砾，在屎溺。老子的道是明确地主张“利而不害”的，庄子把这个给祛除了，孔子把这个利而不害的天道变成了人道，我觉得他非常的伟大。对于传统文化，我就说这么一点。 其他老师跟我一致的我就不再说了。 还有郑涌老师跟我写信说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是欧洲近代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它早就有了，古希腊的时候就有对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关注的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个进化论的认识模式，我们以为离我们最近的东西是最先进的。在人文领域不是这样的。人文领域，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伟大的民族分别地出现了一批先哲：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帕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很多，那是群星灿烂。我们中国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等。还有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先哲出现。那个时代公布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作为人，要敬天，追随神，达到超越的境界；作为人，要爱父母，圣经里面也有要孝敬父母。对朋友，要讲义。这是人的底线标准。雅斯贝斯说以后人类文化的各次进步都要重新回归轴心时代这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没有随着人类的进化而低落下来，它始终是高标。包括我们的孔子，我们现在还要回味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西方现代的哲学，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只是在细枝末节上的东西。它解构了自己的本体论，这是非常愚蠢的。在认识方法论上，认识论不再去支撑上帝本体论了，变成了一个纯语言的东西，在语言内部去探讨语言的规律和逻辑，这是它的失落。在价值论上，宣布上帝死了。主流的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变成了后现代主义，我是我的真理，你是你的真理，我们没有普遍的价值，后现代主义就是解构普遍的价值。因为我时间很紧，所以没有给郑老师写很详细的回复，我对他这个观点是有保留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须得承认，我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研究非常少，非常不够，我还应该努力地去学这些方面的东西。在我的研究范围里面，我认为新基督教哲学，像德日进这些哲学家，保留了铁三角。为什么叫做铁三角？因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结构。在任何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中，一定会有这三个角：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这个我就不再去论证了。在徐景安的论坛上关于和谐铁三角的意义上我已经有些论证了。这是对郑老师的回应。 我最要回应的就是向东兄。他一个劲地在这宣传非普世价值，如果我们都学了日本，学了德国。人家德国已经反思了，已经回归普世价值了。它已经向全世界受到它伤害的人民道歉了。日本鬼子不肯道这个歉，在道德上没有这个起码的认识。你报复他，不能说你做狗，我就像狗一样对你。你做狼，我也不做人了，我也像狼一样咬你，不能这样。我非常理解陈老师这种民族情感，因为我同样非常想让中华民族重新美丽，重新地成为世界上最和平、最包容、最富强、最有感染力的民族，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我们中国做了德国法西斯，做了日本，中国绝对是自我断送，我们绝对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断送掉。所以还是普世价值。你欺负我了，侵犯了我的基本东西了，我要反抗你，但是我不能反过来把你的基本的东西给全部毁掉。我是这样的观点。 我基本就回复这些吧。其实我有一首诗想给大家朗诵一下。我每一学期都会给我的学生朗诵，朗诵完了他们久久不愿离去，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上课老逃课，现在知道了吧，你们不珍惜。”这首诗是我在2003年写的，也就是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看到了老子之道，我觉得我找到了信仰的皈依之后写的。 认领我们的使命 从悠悠的过去 到辽远的未来， 必要有一种有机的联接 将人类的精神续演。 需要我们的大爱 和这大爱支撑的 自愿与奉献， 需要我们的纯朴 和这纯朴育出的 智慧与胸怀。 我们不能不将这使命认领下来。 不要到别处寻找许诺和担待， 我们必须准备好自己承重的肩。 历史演进中没有空白， 人类代代都保留着美好的期盼。 让我们用自由和热诚 解释上天的安排， 在人的史册上书写希望， 无所顾忌地用真与善的执著， 衔接过去与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