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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机会与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荣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种回忆录的心得。一种是我编的书，去年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书系》，一共四本，分别是《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一种是我写的书，今年10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博客、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先说我编的这套《背影书系》。前年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体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领域。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人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子女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是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教授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了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辅成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了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还有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死时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首发，增添了份量。 其二是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80多岁。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是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被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给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还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了。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是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们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９０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沟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夕参加革命，解放初是《人民日报》记者。抗美援朝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的丈夫是空军飞行员，她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金凤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但这个事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女士，和他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还活着，但她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1989年，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死得太早，才活了５０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给抓了，判了很长的徒刑，他住了十年监狱。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的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跟他父亲很熟。在我印象中，他的父亲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父亲搁在民主党派里。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他的父亲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他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后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 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是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抒写真人真事的散文。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这套书里关注的一些作者，比如章诒和、野夫、徐晓、吴迪、赵越胜等，我认为他们代表了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他们的散文，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 下面再讲一讲我自己的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我今年61岁。一生的经历可以分为三段。少时在北京读书。后来到山西插队、工作。90年代再回北京。这种经历，使我对北京和外省的差别有比较深的感受。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是黄花鱼溜边，找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而有所开拓。他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师里，算是学术成就很高的了，别人影响多不如他。系里还有一位阎宗临教授，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后来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阎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达到一流水准，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饶宗颐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学术部门供职，领导人总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学术往往成为地方利益的敲门砖，自然难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识界人士谈问题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的人多，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唐达成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面读到一段话，印象很深：“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的确，鲁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我在山西工作生活的体会是，身处外省，要想把握全国的思想文化脉搏，难度比较大。很容易被地域的天花板限制住。想做一些高端的事情比较难。后来我从单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户口转回北京定居。感觉取法乎上的机会比较多。 在北京，我参与的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推动顾准研究。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眼睛一亮。大约1995年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当时的想法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两月后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和《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谈起顾准，他又约我写一篇短文《愧对顾准》。接着，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顾准文集》讨论会。转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陈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当然，做成这件事也不容易，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受到追究，形成了寒蝉效应，一些出版社不是不想出，而怕挨整。我了好几家都不成功。最后经周实介绍，我认识了报告文学家谭合成，他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拍板，给这本书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顾准日记》的出版后，我又和陈敏之先生合作，编成《顾准寻思录》。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投资人董怀明的支持下，推向了社会。 以后，我牵线搭桥，促成了陈敏之与顾准的儿子高粱合作，编成《顾准文存》四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顾准留下的文献，基本就都“出土”了。顾准研究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这件事使我得到北京知识界一些朋友的认可。这也给了我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做事机会。 1998年夏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晓和我商量选题，我建议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她十分认同，并邀请徐友渔合作。我们三人不到一个月就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出来了。徐晓原计划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社领导提出要送审，于是，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都中断了。直到开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问到我的电话。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遇罗文相识以后，我感到他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年龄比我稍长。他和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全家的命运。遇罗文接受了建议。他从1999年初动笔，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我家》，朴素而意味深长。遇罗文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是一群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但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经编辑郭沂纹的努力，2002年这本书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想推动另外两位思想烈士的遗著在大陆出版，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凤合编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只好拿到海外问世。 在参与出书的过程，我有一个体会，同样是出书，有的书影响只在专业领域以内，有的影响到专业以外，超越了学科、行业，地域的限制，可以公共领域，会对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影响。对于这种有公共影响的选题，应当特别关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黄万里。他的专业是水利。但他在中国，又是工程技术领域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性人物。50年代三门峡水库上马，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不久被打成右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工程是50年代工程建设的最大败笔，后遗症到今天也没有消除。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和我商量选题。我说在网上看到戴晴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冯克力提议和黄万里联系，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经李锐老帮助，我们得到黄老电话。和黄老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当时赵诚正好在我旁边，愿与我们同行，于是一起来到清华大学黄万里家。黄老当时已经89岁，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黄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写成《但教莫绝广陵散》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黄老本人也颇为满意。当时，我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征求了黄老的意见。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8月26日与世长辞。冯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提议请赵诚撰写。赵诚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赵诚十分慎重，用两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 书写成了，出版并不顺利。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领导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办文化公司，问我有什么选题。我介绍了赵诚这部稿子。正好刘先生对黄万里的价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赵诚的书稿，经过精心打磨设计，2004年7月，此书以《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一个是王芸生。他是民国时代《大公报》的总编辑。是新闻自由，独立办报的象征性人物。我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芝琛。王先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有过大阅历的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退休后如鲛龙归海，很快发表了很多重评《大公报》的文章。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找我策划《学灯文丛》。我建议将王芝琛的文章结集成书列入。王芝琛很高兴。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纪念。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文集问世之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香港《大公报》举行了隆重的百年庆祝，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泼在《大公报》身上的污水荡涤一清。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重新得到学术界、思想界和新闻界高度评价。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是王芝琛的宿愿。无论讲资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的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传记问世。他那年才六十七岁，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遇到这样的灾难？于是，我把王芝琛的书稿推荐给刘硕良先生，请他尽快出版。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2004年9月初，《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接着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也采访了王芝琛，播出了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专题节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岁的老大公报人，凑了几万元，要捐给王芝琛治病，向他表达为《大公报》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没有接收这笔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后，王芝琛与世长辞。 一个是孙越生，他是王亚南的学生，毕生致力于研究官民关系，80年代写了一本《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官民对立，他认为不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他从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入手，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有深刻的启示。他80年代末就写成了这本出，但出版受阻。1997年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都觉得应当让他的遗作问世。但尝试了多次，都功亏一篑。2008年，朋友谢泳趁着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的机会，写了一篇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在《新京报》发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从我处拿到孙越生遗稿的电子文本，我又介绍她与孙越生的女儿取得联系，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与公众见面。袁伟时先生读到这本书，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学者读后也击节称赞。申张民权，限制官权，已成今日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孙越生的遗著破土而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