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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人是不厌其烦地提出"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的国民。现在，没有工夫详细回顾其问与答的历史，不过在此暂且可以指出：其历史起源于宣长【译者注：指本居宣长（1730~1801）】。本居宣长为日本江户中期的国学家，1763年他在《紫文要领》中将"幽情"（即日语中的"物哀"）之说主题化。与国学译者注：国学是日本近世中期出现的研究日本古典文学以及古代文化的学派，代表人物有契冲（1640~1701）、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等。寻求儒学、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古代日本人的精神乃国学的主要目的。，明治以后更是百花齐放。"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那么，为什么会弄不清楚呢？ 例如，德、法两国的民族相互观察对方。他们不仅对观察对方，而且对观察映照在对方眼中的自我形象在历史上也已习以为常。 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的眼光是了解自己是什么的一面镜子。镜子也许是歪的，或者没有把照镜子的人的全身照出来，但它肯定把照镜子的人的形象映照出来了。这并不是在说：观察邻国的民族，并通过对观察结果进行比较，可以使对自身的定义变得容易。那只不过是知性的、客观的问题而已。在那之前，如果不能从他人的眼光中找出映照自己的镜子，那么将自身的形象加以客观化的动机又从何谈起呢？观察自己与观察别人是不同的。我在得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结论的瞬间，该结论必然会是错误的，因为"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而实际上，在那一瞬间，我已经不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而是"认为自己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我"一直逃避着观察和分析的过程。观察别人与观察自己一样，都是做不到的。因此，大概也无法将两种观察的结果加以比较。这意味着在出现比较的问题之前，他人眼中的"我"本身必须被客观化。 但是，日本民族以往未能从其他民族的眼中看出自己的形象，那是因为不曾有哪个民族对日本进行过观察。但若仅仅如此，问题还简单。只要日本人也不观察对方，那么"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就不会出现。在与日本人以外的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时候，"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存在日本人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而没有得到外部世界的关注这一单向性关系，所以问题出现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并不像法国与德国的关系那样包含相互作用。西洋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化只是单向流动。这就是说，解除闭关自守之后的日本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凝视西洋，而映照在西洋人眼中的日本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销售便宜罐头的商人，战争时期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若追溯到过去，充其量只不过是江户时代版画技艺娴熟的素描家。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没有特别的专业热情，根本就无法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是，对于西洋的强烈关注反过来唤醒了"何谓日本人"这一疑问，也就是说开始了反省。既然通过反省得不出决定性的结论，因此同样的反省只得在各个时代循环反复。当然，个人的"我"与一个民族的"我们"情况大不一样，不过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因为得不到决定性的答案，所以比较方法越来越细致--日本与外国相比如何？在日本有这样的问题，外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疑问，男女老少经过夜以继日的研究讨论，了解到日本与英国相比缺乏悠久的民主主义传统等情况。如果只知道这些的话，很容易失去勇气，然而人们同时也了解到日本与印度相比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通过这样的方法了解到的情况数不胜数，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而只能举出若干例子。 例如，回顾悠久的历史，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与其说是音乐家，还不如说是美术家。作为美术家的日本人，在绘画、雕刻、建筑、园林以及各种工艺的所有领域，在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开辟了独特的境地，形成了固有的风格。当然，在论及历史上的美术的时候，必须考虑保存程度的问题，因为即便现存的美术品缺乏，也不能马上就认为那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美术品缺乏。但是，总之从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日本，是世界上少见的美术国家。其质与量，涵括建筑、工艺、服饰的广泛性，以及长达一千多年的持续期间，这些都不单纯是保存得比较好的问题。或许只能认为：在造型艺术上，日本人有着民族固有的敏锐感觉。我认为日本人是出色的美术家。但是，我不认为日本人是出色的文学家、诗人等。因为我觉得不是出色文学家的民族其实比较少。在有固有的生活、有风俗习惯、有气候风土、有文化的地方，就一定有固有的文学。将与语言、生活密切相关的自我表现的结果，与以其他语言以及其他?活为前提的其他文学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例如，当伊里耶·爱伦堡先生跟我说苏联文学中最出色的是诗歌的时候，我只能回答说："哦，原来如此。"即便我提起日本的诗歌，情形大概也是一样。这是因为我与伊里耶·爱伦堡先生既不是用俄语，也不是用日语，而是在用法语进行交流。如果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诗文显然不是恰当的领域。 另外，将民族或国民大致加以区分，大概可以认为：在某个国家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神秘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而在别的国家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实际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若以思维方式为核心来看，日本人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的思考、神秘思想不以外来宗教或哲学为直接背景而得以发展、成长的事例是不存在的。代表日本思想的，是实践的伦理以及政治思想，或者说是与技术相结合的美学。 可以肯定：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首先是以非超越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我认为后来传来的佛教的超越性侧面，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精神构造的程度。佛教传入日本，变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当然，宗教问题本身超出本论的范围，不过如果寻求日本人的思想倾向于实际性、经验性侧面的历史背景的话，怎么也得涉及宗教，特别是佛教的问题。在此，只想把这一点提出来。 总之，不妨认为：在造型感觉的敏锐性与思维方式具有切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这样显著的特征和条件之下，形成了日本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从《万叶集》的歌人，到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用花卉来装饰的姑娘们，没有哪个民族能如此广泛地在文化的各个阶段表现出对自然的亲近（或许应该说"熟知"）。日本的地震和台风在国外很有名，但至少在形成日本文化悠久历史的地区即京都与江户译者注：江户为东京的前身，1868年明治维新之际改称东京。之间，既没有南国沙漠中的烈日，也没有北国笼罩于鹅毛大雪中的漫长冬天。自然原本不是令人恐惧的对象，也不是斗争的敌人，毋宁说是容易亲近的朋友，如果说有什么不尽如人意之处的话，也不过是以"男子心"（或"女人心"）来耍性子。在那里，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或许是巫术、泛灵论以及类似于多神教的神道的源流）。这一宗教中没有超越的方面，也就是说感性的或日常经验性的世界是惟一的世界，是惟一的现实。其感性事物的整体是"自然"，其体验则在"自然"的舞台上进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然"像超越的宗教神一样，是惟一的，普遍存在的，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人的行为规范，不是由来于超越于自然的权威，而是由来于内在于自然的权威。本居宣长写道： 完全不像儒教、佛教那样有对事物的善恶是非纠缠不休的道理，神之道中只有丰富、优雅的东西。本居宣长：《学问入门》，刊行会全集第4卷，第624页。 "丰富、优雅的东西"存在于自然之中。 京都、奈良一带周围被低丘陵环绕的自然环境富于季节的变化。几百年的文化在这里得以繁荣，如果连诗人、画家、建筑家都对季节不敏感的话，那才不可思议呢。"明察秋毫"--在俳人开始执著于表现季节的词语之前，他们的季节感早已敏锐到了能从微风中预感秋天到来的程度。短诗型不是日本固有的。但是，恐怕只有日本的诗人才会认为哪怕仅仅为了表达秋日将至的预感也值得去创作一首诗。不用说，画家也与诗人一样，对红叶以及柿树枝很敏感。从中世纪译者注：中世纪作为历史分期用语，在日本指镰仓时代（12世纪末~1333年）和室町时代（1336~1573年）。以下相同。到江户时代译者注：江户时代从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置幕府，到1867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共持续了265年。，在京都建筑房屋，并在其周围配置庭院的艺术家，大概对秋天多样的光线变化预先作了周密的计算，对此基本上没有怀疑的余地。不光是秋天，春天有鲜花和霞光，夏天有萤火虫和傍晚的阵雨，冬天有枯木和雪，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风俗。从画卷译者注：在日语中汉字为"绘卷物"，是一种可以横着铺开观赏的画卷，一般图文对应，内容多为对经典的解说、世俗故事、日记等。到浮世绘译者注：指在江户时代出现的以世俗（浮世）风俗为题材的画作。版画，从《古今集》译者注：指《古今和歌集》，905~913年由纪友则、纪贯之等奉醍醐天皇之命撰写，共1110 首。到天明译者注：日本的年号，1781年4月2日~1789年1月25日，在安永之后、宽政之前，当时的天皇为光格天皇。的俳人，不，再将时代推移到今天，对季节的敏感几乎可以说是所有日本人的特征。日本人说日本的自然很美。如果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来说美的话，那么作为客观判断，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并非只有这个国家才山清水秀。若从粗犷自然的规模来看，岛国的风景无异于盆景。但是，一旦脱离观光宣传的立场，那么没有比从第三者的立场进行比较讨论更无聊的了。日本人说日本的自然很美，这不是比较的问题，而是对自然的爱的告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适合于表述日本人了。 也许我对诗歌风雅谈得太多了。比起日本情趣在插花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些事情，读者或许更加关注如何看?日本资本主义?"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 之类的问题。的确，那些事情与"何谓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关系。另外，土地所有的问题、天皇制、卖淫、南京大屠杀也与"何谓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关系。总之，很显然，"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不能还原成风雅的问题。但是，不曾伴随过"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的资本主义，如果以英国为标准的话，那么在英、美、法三国以外并不多见。存在"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并不是日本固有的现象。日本固有的并不是那些现象曾经存在过，而是那些现象的情形如何体现的具体内容。那是应该开展研究的学术问题，在此我无法加以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日本的资本主义，或者更广一点说，关于"现代化"，在与外国进行比较时，它最明显的特征还是令人惊叹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技术上还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成了世界上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工业技术发达，而且教育得以普及，幼儿死亡率降低，形成了由富于才干的官吏组成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那些都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奇迹"。 当然，那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工业技术急剧发展，超过了西欧，苏联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同时实现了资本积累与技术发展的过程。另外，还有在18世纪尚处于落后状态，而在19世纪末却在技术、音乐、思想的各领域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德国。日本所达到的技术水准，且不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还没有达到能与德国相匹敌的程度。但是，美、苏、德三国要么属于欧洲，要么就是欧洲人通过殖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在与欧洲没有历史渊源的某处土地上，高度的技术得以发展，急速的资本积累得以进行，生活程度骤然提高这样的事例，至今为止除了日本再没有第二个。日本门户开放以来的历史，在世界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一点， 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力、效率在西欧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充分得到发展。日本人的勤劳、聪明、秩序等很显然是条件之一。 天皇制是否也是对之有益的条件呢？我认为，如果不列举出证据，那么即便对这个问题进行断定也没有意义。我并非对此毫无思考，但在进一步确认事实，把证据整理好之前，想避免对此问题进行断定。 因此，在回顾过去，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时候，日本人的特征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常寄情于风花雪月，其感觉世界，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敏锐而洗练；第二，充分具备从落后的状态出发，快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能力。 但是，如此概括日本人的特征，是否回答了"何谓日本人"的问题呢？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全面的回答。总之，这只不过表明过去的日本人具有这样的特征。过去的日本人已经不存在了。将来的日本人似乎也还没有出现。存在的只有现在的日本人即我们自身。"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自身是什么？而何谓我们自身这个问题的核心已经不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求什么这样一个志向的问题。我在前文中已经说到过："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而"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弄不清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事实上，日本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在战败后是非常模糊的。以为她希求和平，然而无视宪法推行再军备，进而主张哪怕是修改宪法也要公然推行再军备的政党在每次大选中都占了多数。以为政府代表国民的意志，至少会要求立刻停止原子弹氢弹的试验，然而日本的联合国代表却在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缔结的一般裁军协定中提出与禁止试验相关的提案，即实质上在将试验的终止无限期地延长。即便从常识来看，经济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或者有那种潜在性）的开拓本应该积极才是，然而日本政府是世界上对华贸易最不积极的政府之一。以为战败后放弃了富国强兵的梦想，而且提出过建立文化国家的口号，以为其中多少包含了严肃的含义，然而战后十几年，虽然已经能够建设规模宏大的运动场，但还没有要建国立剧场的迹象。且不谈没有国立的乐团以及剧团，国家对乐团以及剧团课以重税，简直像是在不遗余力地拆散乐团以及剧团。日本是世界上罕见的美术品丰富的国家，国立美术馆的展览内容之贫乏也是世界罕见的。总之，整个国家的理想究竟是振兴文学、艺术、音乐等，还是对之进行有组织的破坏，至少很难说这一点弄明白了。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一样，完全没有举国上下振兴科技的迹象。虽然政府机关也拨出了研究经费之类的款项，但是无论是与国外的研究经费相比，还是与日本自身以防卫为理由从国外购买旧式武器的金额相比，总之都是微乎其微。从整个国家来看，究竟朝着什么方向走，希求着什么，确确实实没有弄清楚。特别是就接受外国文明的方式而言，目标不定的状态在一般国民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显得尤为突出。 例如，一方面看上去似乎在全面保存汉字，忍着各种不便，下定了将传统文化的世界保护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却在随处滥用按假名发音的外语，在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在写一些不堪入目的文章。也就是说，对日语标记法的改良一概不提的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在滥用不必要的外语的只言片语，在拼命破坏日语。这种事情，只能解释为其本人不清楚自己在希求什么。而且，国语只不过是一个事例，同样的事情在风俗方面也有所体现。我自己对风俗的分析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读者大概马上就能举出几个事例。那也许是过渡期的混乱现象。但是，在过渡期即便伴随着混乱，也不应该失去目标。如果目标不明确的话，那就不应就过渡期，而应该就摸索期进行讨论。 我们究竟希求什么？想是什么？作为民族的希求，至今为止尚未朝着一定的方向体现出来。当然，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希求，也不是没有意见。有是有，但它还没有形成作为客观实体的形状。然而，"希求什么"已经脱离了"曾经是什么"，不具有客观的意义。因此，过去的日本人曾经是什么，尽管不能成为"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可以成为答案的基础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希求什么？我说过这一想法还没有成形。这是事实的问题，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我们能够希求到什么？这是可能性的问题，我应该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吧。我的意见现在有两点： 第一，过去的日本人一方面实际证明了造型的感受性和情趣的敏锐，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了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的才能，但并未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我们可以希求将它们结合吧。给予我们以勇气的征兆已经在建筑的一些方面体现出来了。在那里，使用钢筋水泥的建筑技术与传统的美的感受性得以融合。（不过，那是与传统的感受性的融合，并非与木结构建筑形式的融合。谁都明白，木结构建筑的形式无法与钢筋的材料融合。位于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就是将不能融合的东西牵强地联系起来建造出的人世间拙劣建筑的典型例子。）建筑的成功，哪怕看上去只有少部分的成功，其意义或许也会很大。这是因为建筑是人类工作、生活的场所，另外还是所有造型美术的母体。（雕刻只不过是从其柱子以及栏杆，壁画只不过是从其墙壁逐渐独立而形成的艺术而已。）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首先都是在其建筑中发现时代精神的形式。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以及公元8世纪的日本、12世纪的法国等。建筑不再是精神的问题，这是现代的恶癖病入膏肓的一种体现。在建筑中发现协调，恐怕不单单是日本的问题，也涉及到现代世界的问题的核心。 第二，过去的日本人通过打开国门成功地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国家，但那是在技术上打开国门，建立起的国家只不过在技术上实现了现代化。与19世纪中叶在技术上（物质上）打开国门相对，在20世纪中叶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期待在思想上（精神上）打开国门。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带来勇气的条件自然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人权明确给予了保障的宪法。在还没有人权宣言的社会来探讨西洋的近代思想，说得极端一点，那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消遣。是，思想就算可以成为其他，也不能成为消遣。即便说闭关自守的状态在国门打开之后仍然在思想界持续，大概也不会有大错吧。事实上，闭关自守在作为与国外思想进行交流的问题之前，很早就作为日本人精神构造中的闭关自守性特征体现出来了。在此，不能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总之那是在战前日本长大的几乎所有日本人共通的精神特征。其特征简单地说，首先在心理方面是闭塞的，在思想方面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具有普遍性。思想方面的内容比较麻烦（决不是说问题暧昧），而在心理方面，譬如若是在国外观察几年日本旅行者的反应，其道理就很容易弄清楚。一定年龄以上的日本旅行者的反应，与差不多所有外国人的反应，以及和他们没有丝毫差异的一定年龄以下的日本人的反应迥然不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特殊性与性别、教养、智商、个人性格的差异基本上无关，而仅仅只与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的结果相关。年轻的日本人之所以基本上没有那样的特殊反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的闭塞性至少在他们的心理上已经开始消散。我想得出的结论是：精神上的闭关自守原则已经因为宪法的制定而瓦解，其心理的影响在青年中已经开始消散。当然，从这个结论到思想开放的路程还很遥远。不用说，基于人权宣言的宪法以及因为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导致的心理的开放性--仅仅靠这两个条件，精神上的开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两个条件在我们希求精神上的开放的时候，能够成为给我们带来勇气的现实根据。而且，为了维持已经开始出现的那些条件，并将之扩大，以使我们的希望不落空，和平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希求和平，其理由不单单是不能忘记被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也可以是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对人权的侵害。对人权的侵害同时也会导致精神上的闭关自守。不过，与引进外国思想完全不同，开放之所以必要，无非是因为对如何将伟大的地方文化引入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寄予着期待。 "何谓日本人？"--目前还不知道。不过，因为日本人对在技术文明中导入人类感觉的"形式"这种重要的、决定性的工作非常热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现在也在充满活力地探求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