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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朴生活的诗意升华 朱熹评陶渊明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子语类》）此语真是知人论世的名言。陶渊明少时胸怀大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之八）此志虽然未能实现，但始终蕴藏在心，一不小心就会露出本相，比如他仰慕不畏暴秦的义士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朱熹评曰:“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又如他歌颂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和刑天:“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鲁迅称之为“金刚怒目”（《题未定草》）。可惜陶渊明身处乱世，正直的士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兼济天下的雄心，转而走上独善其身的归隐之途。所以陶渊明的归隐不是退避，更不是放弃，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坚守与抗争。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对此深有会心:“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褴缕茅檐下”（《饮酒二十首》之九）的陶渊明不是一个可怜的穷人，而是一位骄傲的贫士。试看他笔下的贫士形象:“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咏贫士七首》之三）“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咏贫士七首》之六）哪一个不是安贫乐道、遗世独立的高尚之士！ 陶渊明辞官归隐、躬耕陇亩的行为，是对当时污浊士风的当头棒喝，它具有振聋发聩、涤秽布新的巨大意义。晋代士人崇尚虚谈，不务实事。士人连官场的职事都不愿办理，对体力劳动更是极端轻视。梁代的到溉官至吏部尚书，但是其祖父到彦之曾担过粪，于是何敬容讽刺到溉“尚有余臭”。两晋南朝的士人最喜欢做的事便是装腔作势，谈空说有，正如《晋纪总论》中说，“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要是有人像周文王那样勤勉，反会受到大家的嗤笑。陶渊明则与之相反，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辰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在中国的诗歌史上，陶渊明首次充满诗意地描写农业生产:“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他还为自己留下一个充满诗意的劳动者剪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 晋代士人还纵情放恣于物质享受，炫财斗富，穷奢极侈。比如用人奶喂猪以求猪肉肥美，用金钱装饰骑射场的围墙，都是记录在《世说新语·汰侈》篇里的事例。他们还恬不知耻地为这种行径寻找理论根据。石崇在太学里看到颜回、原宪的画像后，竟然声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牗哉！”这表明他决不愿意像颜回、原宪那样崇德行而守贫贱。正是在晋代，产生了托名列子的《杨朱篇》，厚颜无耻地为纵欲生活作辩护，公然声称“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于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陶渊明则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正如颜延之的诔文所云，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是“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意即虽然贫病交加，处于“人不堪其忧”的艰苦境地，陶渊明却并无戚戚之意，相反，他在简朴清贫的农村生活中乐天知命，从容安详。试看《归去来兮辞》:“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只是平凡朴素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幸福感乃至美感。 从整体上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总是保持着平和、安宁的心情。躬耕生活尽管艰苦，在陶渊明眼里却是充实、愉快的。他用优美的诗句描写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劳动的艰辛，也有收获的喜悦。既有贫穷的烦恼，也有亲情的可爱。他在起居饮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乐趣，比如用普通的饭菜招待邻居:“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之五）又如膝下牙牙学语的幼儿:“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甚至是夏日北窗下的一缕清风:“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他从鸡犬桑麻的农村景象中获得了美感，比如在风中摇摆的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又如园中的一株青松:“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二十首》之八）乃至仲春时分的草木虫鸟:“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拟古九首》之三）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在美丽、安宁的田园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深情地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一） 陶渊明性格敦厚，感情深挚，他特别珍爱亲情、友情，这是陶诗、陶文最为动人的内容。他用诙谐的口吻写成《责子》一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北宋黄庭坚书写此诗后跋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书陶渊明责子诗后》）黄氏的解读非常准确，这首陶诗的动人之处既是诙谐，更是慈爱。更为感人的是陶渊明自觉病重时对诸子的谆谆嘱咐:“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与子俨等疏》）愧疚、忧虑、关切、希冀......父子间的款款深情，出之以平白如话的文字，堪称至情至文。陶渊明与邻居也亲如家人，他移居时希望得到佳邻:“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家中断粮时自欣得到邻居接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朴实的诗句里洋溢着真挚的深情，这是对平凡生活的热情歌颂。 陶渊明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春种秋收，养老抚幼，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读书，二是爱饮酒。颜延之的诔文中也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心好异书，性乐酒德。”何谓“异书”?“异”就是“非常”的意思，“异书”当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陶渊明曾熟读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十六）也爱读《山海经》之类荒诞不经的“异书”。他的读书态度非常有名，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一种轻松、随意，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读书方式。众所周知，汉代的经学繁缛琐碎，魏晋以来士风一变，士大夫喜爱哲理思辩，穷究底蕴。陶渊明追求的既不是繁琐的章句之学，也不是好辩的玄谈之风，他自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会意”便是心领神会，到此便止，不再深究。这种读书方式给陶渊明带来极大的愉悦，以至于忘记了吃饭。这种愉悦的心境与渊明欣赏山景时所悟得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非常相似。何谓“酒德”?实指醉酒后达到的一种陶然心境。陶渊明自称“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何以称我情，浊酒聊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每当进入陶然醉态以后，陶渊明便在幻觉中暂时摆脱了并不美好的现实世界，从而忘却了一切烦恼与忧愁。陶渊明曾写了二十首《饮酒》诗，其七中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他还在《连雨独饮》中说:“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各种情感都远离开去，忧愁当然不再存在了。正因为只有在醉乡中才能达到陶然的境界，所以陶渊明才那么喜欢饮酒，以至于酒酣耳热之际，连本不想见的王弘也不再拒绝了。请看陶渊明耕读生活的实录: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此诗内容极为简单:平淡无奇的乡村景物，平淡无奇的日常起居，如此而已。然而它意味深永，百读不厌，其奥秘在于诗中浸透着陶渊明对平凡生活的满腔深情。在陶渊明看来，风调雨顺的时令，欣欣向荣的草木，以及树上的鸟鸣，园中的菜蔬，杯中的薄酒，案头的闲书，无不使他感到由衷的愉悦。诗人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存，他平和安详，心满意足。简陋的穷巷隔绝了尘世的喧嚣，悠闲的心境摆脱了名利的纠缠，生活恢复了朴素纯洁的本来面目，从而充满着美感和诗意。陶渊明并不需要像一千五百年后的海德格尔那样经过繁复的概念辨析和哲理运思来领悟所谓的“诗意栖居”，他的简朴生活已经达到超越的境界，他用实践修复了人类生活未被异化之前的原生状态。一句话，陶渊明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 四、桃花源的理想境界 人生的理想境界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五花八门。但是多数人的最终理想无疑是回归精神家园，是寻觅人生的归宿。陶渊明也不例外。他幼怀大志，颇欲有所作为。后来壮志难酬，也不愿空度岁月。岁月不居、人生易老的悲壮情怀竟使他终夜难眠:“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老境渐至，陶渊明更加珍惜每一寸时光:“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十二首》之五）对于陶渊明来说，春种秋获的躬耕生活虽然年年如此，仍然值得珍爱，因为那不是无意义的简单重复，而是丰富充实且诗意盎然的生命流程。珍爱生命的人必然会关心死亡问题，因为那是人生的必然终点。陶渊明也经常说到死亡:“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他还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然而陶渊明并不畏惧死亡，他认为死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一个环节，人们应该顺从这个过程:“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后四句意谓放浪于自然变化之中，对于死亡既不喜悦，也不害怕。寿终便应死去，无需独自忧虑。陶渊明还把死亡视同归家:“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辞别旅馆回归本宅，这有什么可怕呢?又何必去多想呢? 正因如此，陶渊明认为人生的当务之急不是考虑死亡，而是关注生前。其《拟挽歌辞三首》云:“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又云:“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虽是诙谐之语，但诗人重视生前的意思非常明显。表达得更清楚的是《归去来兮辞》的结尾: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死亡是早晚会来临的， 根本不必多去考虑。到时候随着造化归于穷尽便可，眼前重要的事则是好好享受人生。长生不老的神仙之乡本属虚无缥缈，又怎能寄予期望?信奉宗教的人们认为灵魂不灭，人生的归宿则在于死后才会前往的彼岸或天国。所以他们的“终极关怀”往往在弥留之际才提上议事日程。而在陶渊明看来，人死神灭，死后的归宿无非是归于空无，既无意义，也无需关心。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陶渊明的“终极关怀”并不指向死后的虚幻彼岸，他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就在现实人生。 那么，在现实人生中，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呢?到杳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去与鸟兽为伍吗?人类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正如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置身于紫陌红尘的现实世界吗?到处都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哪里还有一块净土来安顿我们的灵魂?请看陶渊明的独得之秘: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 结庐人境而没有车马喧嚣，陶渊明的良策便是“心远”。“心远”是对浊世的疏远，是对名利的漠视，是对物质世界的精神超越。正像古井之水难起波澜一样，陶渊明既然达到了“心远”的境界，荣华富贵便像天上的浮云，喧浊市声便像远处的轻风。难怪他在庐山脚下的小村庄里过得如此从容、潇洒！他悠然自得地采菊东篱，又悠然自得地闲看南山，只觉得那暮岚氤氲、飞鸟归林的景物中包蕴着自然的真谛，想要辨析却已忘却了表达的语言。这便是陶渊明为自己构建的一座精神家园！ 后人对《饮酒》这首诗好评如潮，清人陈祚明的说法最为中肯:“心远地即偏，公固不蹈东海。采菊见山，此有真境，非言可宣，即所为桃源者是耶?”（《采菽堂古诗选》）意思是陶渊明与污浊的俗世本是格格不入的，但他用“心远地自偏”的方法实现了精神上的远离，也就不必像鲁仲连那样因义不帝秦而有蹈东海了。陈氏还认为陶渊明所处的“真境”，也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请看《桃花源记》中的描写: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真是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那里环境优美，民风纯朴，既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争夺和欺诈，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正像《桃花源诗》中所补充描述的:“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桃花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那个“欣然规往”的高士刘子骥，其实正是陶渊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诗》的最后两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诗人理想的直接宣示。 说到桃花源，许多人会联想到美国人亨利·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桃花源与瓦尔登湖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从表面上看，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遥远:前者在中国，后者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位于小城康科德的地界内，两者刚好相隔半个地球。它们得名的时间则相去千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成书于1850年前后，前后相隔1400多年。这样说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名，为何经常使人们产生联想呢?原因便在于:虽然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梭罗却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两人一古一今，一东一西，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厌弃污浊的红尘，弃官归隐，躬耕度生。梭罗则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许多工作:教书、写作、帮助父亲制造铅笔，然后在29岁那年跑到瓦尔登湖边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屋，并在那儿隐居了两年多。陶渊明亲身参加农业劳动，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宣称:“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陶渊明的草庐处于树木环抱之中，梭罗的居处更是草莱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梭罗的生活态度与陶渊明惊人地相似，两人的隐居生活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选择。陶渊明年轻时曾盼望着做一番事业，他看透官场黑暗后才义无返顾地辞官归隐。梭罗也一样，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反对蓄奴制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养性的意图，但也是对喧嚣城市生活的拒绝，对庸俗社会的疏离，以及对物质文明的挑战。朱熹评陶渊明的名言“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对梭罗也同样适用。梭罗的生活态度竟与陶渊明如此相似，这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动例证。梭罗对遥远的中华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瓦尔登湖》中便曾数次引用《论语》和《孟子》。但是陶渊明要迟至二十世纪初才被介绍到欧美，所以梭罗根本不知道古代中国曾有这位隐逸诗人的存在。否则的话，《瓦尔登湖》中多半会对陶渊明一致倾慕之诚的。 梭罗的《瓦尔登湖》被西方人誉为引导当代人抵抗物质引诱、回归自然朴素生活的圣典，也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半个多世纪以来，《瓦尔登湖》的中文译本一版再版，梭罗也成为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崇拜的对象。有些诗人甚至只知崇拜梭罗而对陶渊明置若罔闻，简直是数典忘祖。其实瓦尔登湖与桃花源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便是远离人寰，隔绝红尘，它们不属于社会而属于自然，它们是厌倦了喧嚣和纷争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它们也有根本的不同，那便是一实一虚。瓦尔登湖是真实的地点，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们要去寻访并非难事。桃花源却是陶渊明虚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它只存在于《桃花源记》这篇文学作品中。《桃花源记》中虽然言之凿凿:“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还说高士刘子骥闻之而“欣然规往”，仿佛确有其事，其实只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而已。武陵是晋代的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南省常德市。现在的常德境内真有一个桃源县，但这是北宋乾德元年（963）才从武陵县内析出的，其地名便来源于《桃花源记》，这是后人化虚为实的结果。有些学者不厌烦琐地考证真实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那是被陶渊明的障眼法瞒过了。所以桃花源是无法到达的虚幻世界，唐人王维就已叹息“不辨仙源何处寻”，何况今人！瓦尔登湖实而桃花源虚，前者可以亲临而后者只能想象，这也许是梭罗更受今人关注，而陶渊明却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事实上，陶渊明的桃花源要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更有意义。因为梭罗是在空间距离的意义上追求远离红尘，他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去隐居，便是看中了那里寂寥无人，《瓦尔登湖》中的一章就题为“寂寞”。陶渊明却是在心理距离的意义上做同样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心远”。在陶渊明看来，要想远离喧嚣的红尘世俗，不必躲进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静、安宁的心态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在心灵深处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两人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梭罗的行为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地球已变得如此拥挤，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瓦尔登湖呢?即使是那个真实的瓦尔登湖，也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游人不绝，梭罗小木屋的复制品之前也经常聚集着参观的人群，哪里还有隐居之地的丝毫气息！陶渊明的行为却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因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诱惑，“心远”是随时随地都能付诸实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间公寓，你同样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同样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为“心远地自偏”，桃花源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