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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既离不开丰富的社会生活，也需要强烈的心理动力。正如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理所说：“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①]换言之，除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外，作家的主体性格对其创作实践也有着重大影响。作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自然不会例外。但过去我们对杜甫诗歌的探讨往往偏重于社会生活——诗史，而对杜甫的心理动力——性格，却或多或少有所忽视。本文试就杜甫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狂”，作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力，是杜甫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贯穿在他的一生，也表现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杜甫一生皆“狂”，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②]”可见少年时代的诗人才华横溢，结交名流，“目空一切”，非狂而何？其后南下姑苏，遨游吴越，广览名胜；继而呼鹰逐兽，春歌冬猎，放荡齐赵，快意欢乐，自谓“裘马颇清狂”。诗人在长安时期，词伯许与，侯王赏游，“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招”，但因生活的窘穷，所以“烂醉是生涯”，“醉则骑马归”，常常“更调鞍马狂欢赏”，“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  ”，俨然一幅“醉时狂态”[③]象。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但官小职卑，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故“无路从容陪笑语，有时颠倒著衣裳”，对着苦闷发热的天气和堆案相仍的簿书，甚至要“束带发狂欲大叫”了，显然，“亦见狂态也。[④]”诗人辞官后，为生活所迫，展转秦陇，流寓巴蜀，在成都经营草堂，这时期虽然生活较为安定，不过寄人篱下，情非得已，忧念乡国，时时难忘，诗人的心中充满着矛盾和忧伤，所以“江上被花恼不得，无处告诉只颠狂”；“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真如金圣叹所说“其狂不可及”[⑤]。到了晚年，寄居夔州，虽有人生如昨之嗟，忧世心弱之感。但诗人一方面“束带还骑马”，“清晨散马蹄”，“罢酒酣歌拓金戟”，“自倚红颜能骑射”，未改少年时的狂态；另方面又“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大有诗学莫传，后人难继的慨叹，其自恃甚高，“目空一切”，亦颇与青少年时期的狂态相似。直到飘泊湖湘的临死之前，诗人虽然“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但却仍“夜醉长沙酒”，“墨客兴无违”，“狂夫终奚适，……久放白头吟”，甚至“暮年惭激昂，……郁郁回刚肠”，饮酒吟诗，怨愤忧伤而刚肠激昂，狂态未尝收敛。不难看出，无论是官是民，也不论是飘泊还是安居，从小到老，由北至南，“狂”始终是杜甫性格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并影响着杜甫的行为和品质。杜甫一生皆“狂”，但不同时期“狂”的程度和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人的性格虽然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和年龄阅历的增长，其性格自然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的缘故。青少年时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他“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不仅“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而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广泛阅读，多方吸取，故七岁能做诗，九岁即习字，十四五岁就“出入翰墨场”，使当时的文坛老宿们也惊叹而佩服了。难怪诗人也要自诩为“下笔如有神”，“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了。但诗人并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白面书生，“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他天真烂漫，活泼顽皮。稍大又骑马射猎，四处游历，曾与高适、李白“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痛饮狂歌”，“飞扬拔扈”，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采，浪漫豪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人生充满憧憬，对未来满怀希望，此时的诗人是“放荡”“快意”式的“裘马清狂”。但毕竟对社会生活缺乏全面的认识，对现实世界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人民境况并未真正接触，实际上其思想境界和诗歌创作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完美，也未能达到后来高度，这正如高尔基所说：“差不多所有年纪在十五岁和二十五岁之间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但在大多数场合，这是一种类似假怀孕的毛病：症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虚的[⑥]。”诗人的这种毛病是在经历长安十年和安史之乱后才得到改变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满怀信心进入长安，以为“立登要路津”，很快就可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结果却事与愿违，考试落第，干谒不济，直到第九个年头，才授河西尉，因不愿“凄凉为折腰”而不就，改为正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不仅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连生活也成了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诗人杜甫同样也多灾多难。他不仅“家庭隔绝久”，“一岁四行役”，来往奔波不断。而且多次身遭不测。先是陷身贼庭，继因疏救房琯险被杀头。不久由于好管“闲事”再贬华州司功参军，最后为逃“关辅饥”又弃官往秦州。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贫穷及国势的艰危，使诗人逐步深入了社会现实，接近了劳动人民，认识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内心痛苦哀伤，故“谁能更拘束”“熟醉为身谋”，“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此时的诗人“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既“怕趋走”，更复“逍遥”，或“放歌”“狂歌”，或“疏顽”“疏放”，是一种“众宾皆醉我独醒”的恣意放浪式的醉狂。由于身受国家破亡的痛苦，目睹劳动人民的灾难，故醉不失真，狂不忘本，这恰恰是其思想和创作趋向成熟的标志。诗人到成都后，尽管“天地日流血”“胡灭人还乱”，天下尚未安定；“穷愁但有骨”“苦摇乞食尾”，生计亦属艰难，但全家人究竟住下来了，并先后在高适、严武等人的资助下，营建了草堂，过起了“卜居”“为农”的安闲生活。“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诗人或垂钓江头，或种药槛边，或江畔独步寻花，或溪里引妻乘艇，或邀朋访友，或饮酒吟诗，容止闲散，自然疏放，“实有醉如愚”“焉知礼法疏”，蔑弃礼法，任性不羁。“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诚如顾宸所云：“酌而歌，歌而长，长而至于击樽，击樽而至于破，公之狂态俱见，无聊之态亦见矣。[⑦]”这其中自然有热烈的爱，也有深沉的恨，有辛酸的眼泪，也有娓婉的讽刺，正反映出此时诗人那倔强不屈，疏放萧散的狷狂之态。《旧唐书·杜甫传》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唐书》沿用其说，并在此基础上编造出严武欲杀杜甫的惊险故事来。其实除严武欲杀杜甫乃史家杜撰（前人早有辨析）外，《唐书》所记还是颇为符合杜甫“狷狂”的形象的。不难看出，明媚险峻的蜀中自然风光，勤劳好客的蜀中劳动人民，陶冶了诗人的情操，净化了诗人的心灵，刺激了诗人的灵感，构成了诗人创作的潜在动力。故蜀中之诗，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较之以前都发生了转变，有所深入和发展。黄子云《野鸿诗的》谓“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不少，……盖公于是时学力犹未醇，至入蜀后，方臻圣域。”颇为中肯。显然这是杜甫思想和创作的一个丰收时期。晚年诗人寓居夔州，“耕稼学山村”“治生且耕凿”，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缓步仍须竹杖扶”“牙齿半落左耳聋”，“我多长卿病，……肺枯渴太甚”，多种疾病困绕，身体衰谢无力，因而“郁郁苦不展”“乱离心不展”，总是郁郁寡欢，心情并不舒畅。“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身病既难医治，心疾更难疗救，只好“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了。所以“嗜酒益疏放”“鄙夫亦放荡”，“喧呼且覆杯中渌”“酒酣耳热忘头白”，一方面以酒消愁，用旷达放浪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另一方面夔州的山水自然条件和新的社会环境又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写诗也成了诗人消愁解闷，表达自己忧国忧民，伤时思乡的矛盾心情的唯一爱好。至于飘泊湖湘，生存之忧患，交往之寥落，衰病之孤寂，思乡之迫切，恋阙之执着，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熬煎着杜甫，“我师嵇叔夜”“高歌激宇宙”，虽仍疏放激昂，但毕竟已是“落日心犹壮”了。可见晚年时期的杜甫已成了一个衰老多病，忧愁感伤的“诗狂”，其诗歌创作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时期，而且“晚节渐于诗律细”“暮年诗赋动江关”，体裁多样，形式多变，手法多种，风格老成，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是诗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从放荡式的“清狂”，到清醒式的“醉狂”，再到疏放式的“狷狂”，最后到感伤式的“诗狂”，这就是诗人杜甫“狂”性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诗歌创作从不够成熟到成熟，再到转折变化最后至于丰收高潮的发展过程。 二 作为性格，它是人的禀赋、气质、个性、品格等内在因素的综合反映。作为杜甫性格重要组成部分的“狂”，无疑也反映出诗人内在因素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自信与自尊。相信自己，尊重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杜甫一生充满着自信与自尊，他的“狂”正是这种自信与自尊的外在表现。杜甫的“狂”性中寄寓着诗人崇高的理想和宏大的志向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强烈信心。他在《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 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诗人自叙其出众的才华和伟大的抱负，并天真地认为凭此求取功名，登上仕途，原该易如反掌。其高视阔步，意气风发，真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气概。《杜臆》云：“通篇都作真语”，“大胆说出，绝无谦让”。这难道不是“狂”性中的自信与自尊吗？再看他的《进雕赋表》与《雕赋》： 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臣以为雕者，鸷鸟之特殊，搏击而不可当，岂特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 ……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才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 除了自叙才华及抱负外，还刻划了一个雕的形象：背负苍天，下视平野，欻然一击，扶云直上。突出了雕的俊猛英姿和睥睨一切的气概。仇兆鳌以为“托雕鸟以寄意，其一种慷慨激昂之气，虽百折而不回。[⑧]”这是颇得其旨的。这难道不是在自信与自尊中蕴含着“狂”吗？其实一生皆“狂”的杜甫为理想而奋斗坚定不一，始终自信而又自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壮志，字里行间不是洋溢着青年杜甫蓬勃向上的朝气吗？“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驰骋万里，豪气干云，难道不是诗人志向的写照吗？“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疾恶如仇之心，奋发向上之志，不也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张戒云：“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⑨]”“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善恶何等分明，爱憎多么强烈，杨伦云：“兼寓扶善疾恶意。[⑩]”“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到老亦自恃才华，并以老马自喻，其老当益壮，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也十分强烈吗？即使在临死之前，诗人还“慨叹乱离时事”， 其稷契之心依然如前，其奋斗之志并未止息。显然，诗人为“致君尧舜”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正是其自信自尊的内在动力，也是其“狂”性产生的内在因素。 其次是坦率与真诚。杜甫强调“至性”“真率”和“真情”，这在他的“狂”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浪迹同生死，无心耻贱贫。”王嗣奭《杜臆》云：“写得曲折，见性情之真；而客不嫌弃，又见意气之合。”颇为中肯。“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对早年与苏源明，郑虔相交亲密而“不失真性”的追怀，亦真挚亲切。他称赞唐十八使君“物白讳受玷，行高无污真”；颂扬“佯狂真可哀”的李白“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刻划“在位常清狂”而满口吴方言的“狂客”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那“醉中自得”“醉后忘躯”的“狂态”；自悔“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害怕“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因而，“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不愿意去见那些州府官员，害怕他们嫌弃自己的性情真率。其实这恰恰是杜甫真情至性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正是这种真情至性铸成了诗人的“狂”，请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 从听到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到喜极下泪，到看妻子的表情，到卷诗书，到想象回乡，结合叙事，抒发狂喜之情，直如长江奔涌，一泻而下，的确为老杜“生平第一快诗也”[(11)]。仇兆鳌注引王嗣奭云：“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12)]”梁启超亦说：“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点了。[(13)]”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杜甫“狂喜”中的真情流露，是非常中肯的。再如《狂歌行赠四兄》一诗： 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迭相酬。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带不挂身，头脂足垢何曾洗。 仇兆鳌云：“喜兄弟相见，故兴至而狂歌。”又云：“脱巾蒙垢，摹其狂态。[(14)]”诗中描写兄弟相见时欣喜为礼的生动情景和诗人不拘形迹的真实情态，不也历历在目，维妙维肖吗？从以上不难看出杜甫的“狂”性中的确蕴含着一种真诚的坦率，正如席勒所说的那样：“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就在于努力使自己的灵魂摆脱一切与虚伪世界相象的东西，……他是纯洁的，他是天真的。[(15)]” 再次是愤世与抗争。杜甫从小就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宏伟志向，“穷年忧黎元”“窃比稷与契”，忧国忧民，要象稷、契一样匡时佐世，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但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他不仅没能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做到济世安邦；反而遭到了统治者的冷遇、打击和迫害，几乎性命不保；甚至饱尝战乱之苦，流离之害，被迫寄人篱下。他耳闻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安史叛军的残酷，亲身体验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杜甫，他不断地发出了愤世的呐喊，多次地表示了强烈的抗争，他的“狂”性正是这种愤世与抗争的外现。且看《去矣行》一诗： 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仇兆鳌云：“此诗欲去官而作也。……宁为鹰之扬，不为燕之附，以野性旷荡，不屑腼颜侯门也。[(16)]”诗人以鹰自喻，以燕比小人，不愿依附气陷嚣张的权贵，谄事王侯，真可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7)]”相提并论。如果说“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是诗人牢骚满腹的自嘲的话，那么此诗便是愤而出走的呼号了。再看《除草》一诗：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忧。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露一沾凝，蕙草亦难留。荷锄先童稚，日入仍讨求。转致水中央，岂无双钓舟？顽根易滋漫，敢使依旧丘？自兹藩篱旷，更觉松竹幽。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 此诗首言毒草之害，次言欲亟除其根，末言诗人怀抱。杜甫借除草以喻除奸，抒写了他疾恶如仇的政治态度。不仅如此，杜甫对那些贵族官僚地主是毫不留情的，“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他把这些人看成是“俗物”，甚至觉得眼前没有这些坏蛋，即使是身多疾病也觉轻爽，其愤恨之情显而易见。诗人有时还骂他们为“盗贼”“蟊贼”，并认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要救治老百姓，就应先去掉这些吃人的害虫。他对于那些危害国家人民的人满怀鄙视和仇恨。因此“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诗人那怕在痛饮狂歌之中，仍感慨时艰，意存规讽。竟至于对危害人民的自然现象和“天神”也忍不住要愤怒地斥责：“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吾将罪真宰，意欲铲迭嶂！”实际上这不就是诗人对现实不平的愤怒与抗争吗？“休作狂歌老”“犹忆酒颠狂”，显然杜甫的“狂”性中恰恰寓托着这种愤怒与抗争的心理态势。 三 杜甫的“狂”是他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他内在心理素质的许多方面。但杜甫因何而狂，原因何在，尚须进一步加以说明。 有人在为杜甫的死下一诊断时“几经思索，才发现杜的身上，还存在着一种遗传疾患”，认为杜甫“患有‘狂’疾”，这“不仅可从《唐摭言》记他轻蔑严武，犯其家讳一事件，来说明他在‘狂’病发作期，其昏瞀悖乱程度，是多么严重。”而且还可以从他的许多诗里“知他在发病时，曾出现大声呼叫，四处乱跑，乱著衣裳等症状。”因而得出结论说杜甫“至少有时发时愈的轻度精神病”，而这种“精神病是有遗传的”，“故杜审言患狂，其孙杜甫也同样的狂，遗传自是其病原之一。”并举例说，“按《太平广记》卷265引《宾谭录》称杜的祖父就患有‘矜诞’一疾，自炫其‘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书当得王羲之北面。’竟成了文章、书法第一人的师父，这岂不可笑。审言这样的夸大狂，从医学上看，乃是病态。[(18)]” 这真是“热昏的胡话”，可笑的不是杜审言，恰恰是瘅尽竭虑，挖空心思为杜甫的“狂”找病因的“下诊断”的人。 这里我们不打算去辨析《唐摭言》所记杜甫轻蔑严武一事是否真实，此事亦载于旧、新《唐书·杜甫传》，因为后来史家及学术界早已考定其乃小说家杜撰附会，非杜甫所为。而只是想就杜审言一事谈谈自己的看法。《旧唐书·杜审言传》《新唐书·杜审言传》皆载有《宾谭录》所记之事，且记载更为详备。《新唐书》云：杜审言“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疾。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新唐书》除以上记载外，又增加了以下一段：“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可见杜审言的确亦有“狂”性。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9)]”，这是曹丕早就批评过的，并不能说明杜审言这种行为是“病态”的反映。何况“吾祖诗冠古”，杜审言的诗歌无论就内容还是就质量而言，在当时都是要超过宋之向、武平一等人的，在同辈的面前未免自矜夸大，也是情理中事，这并不能说明就是精神失常。至于杜审言是否善于书法，史无记载。但杜甫是善于书法的，这在他的诗中有明确的记载，今人也已论及。杜甫四岁时杜审言去世，然“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的杜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很大，想来书法受其乃祖乃父的沾溉亦不应例外。以此观之杜审言也应是善于书法的。后人将自己的长处与古人作比，这是常见的事，如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李白自比于扬雄、司马相如等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就断定他们是“病态”，有“狂疾”。我们又如何能因杜审言将自己与屈、宋、王羲之相比就推定他有“狂疾”和“精神病”呢？就是与杜审言同时的东方虬，不也要与“西门豹作对[(20)]”呢？难道我们就因此而认定东方虬也有“狂疾”和“精神病”吗？ 其实这种“狂”性乃是作家进行创作实践时通常伴随的一种精神现象：乖张、抑郁、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地呼喊，寝食不安的焦灼。然而正是这却强烈地表达了作家悲痛、哀伤、苦闷、愤恨等情绪，并使之得到渲泄，从而使躁动不安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喘息；正是这促使了作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成为了创作的一种内驱动力。古今中外作家不乏其例：高尔基就说过他在创作生涯中“对生活的庸俗和残酷的恐惧，是我深深体验过的，我曾经弄到想自杀的地步”，“我也有非常痛苦的紧张的时候，那时候我好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样‘骨鲠在喉’，我想狂叫。[(21)]”陀思妥耶夫亦曾说：“我写作时往往很焦躁，痛苦不安，忧虑重重。[(22)]”鲁迅先生亦有类似的现象，据许广平回忆说：“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很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象野兽的奶汁所喂养的茉漠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23)]”郭沫若写诗时“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或“全身上下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24)]”巴金说：“我是一边写一边嚷的！[(25)]”曹禺说他写《日出》“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付致命的药剂……。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踱过来拖过去，睁着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纪念的东西。”“产生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燥不安’[(26)]”。以上这些情况与杜甫“束带发狂欲大叫”“有时颠倒著衣裳”“无处告诉只颠狂”“狂走终奚适”“忆昨狂催走”等“大声呼叫，四处奔走，乱著衣裳”等状态不是如出一辙，颇为相似吗？难道我们可以因此就认为高尔基、陀思妥耶夫、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人患有遗传性的“狂疾”，有着“轻度的精神病”吗？如果说遗传，怎么没有听说过他们的父祖辈有这种“狂疾”呢？而且他们的子孙辈也并未发现有“精神病”和“狂疾”呢？再说中国古代被称为“狂”者不少，“露才扬己，显暴君过[(27)]”的屈原、“非汤武而薄周孔[(28)]”的嵇康，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的李白，以及后来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曹雪芹等人，无不被目为“狂”，而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有着“狂”态和“狂”性，难道他们也患有“狂疾”和“精神病”吗？而且皆因遗传所致吗？ 感情是一种心理活动，“狂”性实际上是人内心的一种焦虑。心理学家强调，情感表现的内在心理面貌是相当复杂的，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时代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有关，也受本身的气质、本能、意志等生理、心理活动的影响。因此，“狂”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即如杜甫，首先是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诗人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境的强烈反差造成了他内心的冲突与不安。其次是个人内心尖锐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自尊自信与顽强奋斗，一方面又是无可奈何的挣扎、苦闷与煎熬，这二者交替，充分显示了诗人内心尖锐的矛盾冲突。正是这种主客内外的原因，杜甫性格中的“狂”便随之而生。何况人的内心焦虑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情绪，其中蕴含着危机意识、振奋意识、内省意识，对作家创作起着极大的作用，所谓“愤怒出诗人”，“不平则鸣[(29)]”，“诗愈穷而愈工[(30)]”，皆寓此理。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焦虑情感，即“狂”得以升华，就会产生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促进社会的变革、发展和人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狂”是诗人的共性，是创作过程中所不可少的。不知有此，则不知创作的规律。对于杜甫的“狂”性，亦应作如是观。 事实上真正的精神病人的外部表现及其病因与诗人作家的“狂”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且看《诸病源候论》论精神病的情况： 夫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 逾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时所能也。 这与杜甫“束带发狂欲大叫”“一日上树能千回”能相提并论吗？《诸病源候论》又说： 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风邪入血，使人阴阳二气虚实不调，若一实一虚，则令血气相并。气并于阳则为狂，发或欲走，或自高贤称神圣是也。又肝藏魂，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明。不敢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瘁色夭，死于秋。皆由血气虚，受风邪，致令阴阳气相并所致，故名风狂。 以上分析导致精神病的生理和心理原因，相当精确。这与杜甫忧国忧民，内心矛盾冲突所致之“狂”了不相涉。看来“为杜甫的死下一诊断”的确是误诊，并不准确。 要之，杜甫的“狂”是他进行诗歌创作时的一种心理现象，来源于他的社会生活和主观情绪，而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时发时愈的轻度精神病”，也不是因其祖父的遗传所致。 注释： ①《美学译文》第一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②杜甫《壮游》。以下引杜诗，皆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不再注出处。 ③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 ④仇兆鳌注引赵大纲语，《杜诗详注》卷六。 ⑤《金圣叹选批杜诗》卷一。 ⑥《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一个读者的札记》。 ⑦仇兆鳌注引顾宸语，《杜诗详注》卷十。 ⑧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 ⑨张戒《岁寒堂诗话》。 ⑩杨伦《杜诗镜铨》。 (11)浦起龙《读杜新解》。 (1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一。 (13)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1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四。 (15)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1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 (17)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8)《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 (19)曹丕《典论·论文》。 (20)刘餗《隋唐佳话》“补遗”。 (21)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22)《陀斯妥耶夫斯基论艺术》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23)《许广平回忆录》。 (24)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 (25)巴金《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26)曹禺《雷雨序》。 (27)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28)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29)韩愈《送孟东野序》。 (30)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