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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著名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一生积极参与政事，经历丰富。他出身于官宦之家，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曾任扬州司理参军。后又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负责编校书籍。神宗时沈括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成功驳斥辽无理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因为宋军在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元祐三年(1088)，沈括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筑梦溪园闲居。这期间，据其科学实践与平生见闻，撰写了《梦溪笔谈》。八年后即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去世。 《梦溪笔谈》是笔记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涵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共600余条。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记载了他的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这在笔记类著作中是少见的。沈括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具有极高价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个人的研究心得，是其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①。 其中，沈括对唐代诗人杜甫及其诗歌给予极大关注，多次引用杜诗，涉及内容广泛。本文主要就沈括对杜诗的研究和继承发扬问题加以讨论。 一 唐代诗人杜甫是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对杜甫的赞美不绝于编。其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宋司马光对杜甫的评价极具代表性。到了沈括生活的北宋时代，人们对杜甫及杜诗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梦溪笔谈》，可以看出沈括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独特认识和评价，沈括的评价与他之前的相比更注重细节，所反映出的信息也更加丰富。 (一)将杜诗奉为诗歌艺术典范 沈括有很深的文学艺术修养，也是出色的诗人，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有《佚老堂为江州陶宣德题》、《游花山寺》、《望海楼》等诗歌流传至今。他对作诗技法和诗歌鉴赏有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他推重杜甫，将杜诗奉为诗歌艺术典范，这在《梦溪笔谈》里有充分体现。而且沈括对杜诗的评价为之后的诗评家所注意，影响很大。 假对、双声、叠韵；正格、偏格 《梦溪笔谈》卷十五记载： 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蒸蕙殽，”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耶”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与“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叠韵。 计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本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②沈括对诗歌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对诗歌中常出现的假对、双声、叠韵现象分别举例进行说明分析。文中所引屈原的《九歌》、徐陵、孟浩然等名家的诗句都作为铺垫，目的是推出唐代以杜甫为代表的名贤。沈括在讨论诗歌的正格的时候是以杜甫诗歌为例，所举“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出自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是杜甫《月》诗中的一联。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沈括极推重唐代名贤作诗风范，而杜甫是其中代表人物。 当然，稍晚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沈括关于双声、叠韵的看法提出质疑，孰是孰非，这里不作详论。但争议和质疑也正反映了沈括的观点引起后代人的重视。 倒装和侧重 倒装和侧重是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技法。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有这样的分析与探讨：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藉，奠桂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合。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③沈括此评论涉及了诗歌创作中的具体方法和杜诗的影响。先是对韩愈《罗池神碑铭》中的句子“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进行辨析，以流传下来的石刻为佐证。鉴赏韩愈诗句，认为他的“舞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是效仿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其八)却稍牵强，不似杜诗用语浑然天成。 沈括的这条诗评影响很大，后代的诗评家引用颇多，如《苕溪渔隐丛话》中有： 《漫叟诗话》云：“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李璟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④ 郭知达在《九家集注杜诗》中同样引用了沈括的说法，并进行了辨析：沈存中：“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盖语反而意宽。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也。”沈之说如此。盖以杜公诗句，本是“鹦鹉啄余红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而语反焉。韩公诗句，本是“窥沼鸾舞镜，渡桥马行天”，而语反焉。韩公诗，从其不反之语，义虽分明而不可诵矣，却是何声律也？若杜公诗则不然，特纪其旧游之渼陂，所见尚余红稻在地，乃宫中所供鹦鹉之余粒，又观所种之梧年深，即老却凤凰所栖之枝。既以红稻碧梧为主，则句法不得不然也。⑤ 数目对 数目对是古典诗歌里的一种对偶形式，顾名思义，就是数字与数字相对。在《梦溪笔谈》卷十五有：“八尺曰寻，倍寻曰常，亦是数目，故对七十。”⑥ 连用字可以相对，二位数字也是连用字，故亦可相对。这也是“连用字对可以不拘词性”规则的延伸。杜甫《曲江》有“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过去应劭、沈括都说：“八尺曰寻，倍寻曰常，亦是数目，故对七十。”这正反映杜诗对仗工整，是沈括推崇杜甫的原因。“老杜不拘以数对数，如‘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亦是此格。沈存中云云，何迂凿如此！”⑦ 沈括和赵次公角度不同，一个从严格规则角度，一个从诗歌的流畅角度，所以看法有异。但赵次公因此认为沈括和应劭迂凿却不免有失公正。 (二)较早反映杜诗包罗万象的特点 杜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艺术、民俗、物候、地理等方面内容，其包罗天地万有的这一特点在沈括《梦溪笔谈》里有鲜明体现。内容丰富也正是笔谈这一文体的重要特点。“笔谈，上稽朝典，下逮方言，神怪人理，鸟兽草木，搜奇抉秘，罗布星分。沨沨乎博而综，该而典，核而典，核而不诡，精实而可考镜”。⑧综观《梦溪笔谈》全书，其中涉及杜甫的内容更充分反映了“笔谈”文体的这一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杜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 对八分与隶书的辨析 在《补笔谈》艺文中，沈括记载下了当时关隶书和八分书体混淆的现状，并作了简明分析：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接着引用了杜诗和《书评》的观点：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⑨ 从上述记载可知，在沈括生活的时代，人们对八分与隶书的认识就已经模糊。沈括对此进行明辨，认为八分书是篆文向隶书过渡的一种书体，而人们多误以为八分书就是隶书，其实隶书包括了楷书、章草、行书、草书书体。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里说得很清楚是“大小二篆生八分”。直到今天，也仍有很多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疑惑，甚至与宋人犯同样错误，沈括的辨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书体。 “乌鬼”辨析 《梦溪笔谈》里有两处对“乌鬼”进行辨析，这个问题起因是杜甫诗歌《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在《梦溪笔谈》艺文卷十六记载： 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⑩客观记载了沈括时代的士人刘克对“乌鬼”的看法，结合自己在蜀中亲眼所见鸬鹚捕鱼的事实，但对鸬鹚是否就是乌鬼没有定论。 同样在《续笔谈》里又有相关的记载：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陕，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祭，谓之养鬼。养读去声。言乌蛮战殇，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11)相比前一条记载又提到了夔、陕间习俗，并且提出疑问。 其实，在中国很早将就野生鸬鹚加以驯养。《尔雅》和东汉杨孚撰写的《异物志》里有记载：鸬鹚能入深水捕鱼，而湖沼近旁居民多饲养鸬鹚用来捕鱼。杜甫在夔州看到当地家家饲养乌鬼，以黄鱼为日常食物，这种特异于自己家乡的风俗引起了诗人的强烈好奇和兴趣，将之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竟引发后人的不断讨论。 到清代，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黄朝英《缃素杂记》卷五即引用了《梦溪笔谈》艺文卷十六记载。又加按语云：按《东斋记事》云：“蜀之渔家养鸬鹚十数者，日得鱼可数十斤。以绳约其吭，才通小鱼，大鱼则不可食，时呼而取出之，乃复遣去。甚驯狎，指顾皆如人意。有得鱼而不以归者，则押群者啄而使归。比之放鹰鹘，无驰走之劳，得利又差厚。”所载仅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鸬鹚乃老杜所谓乌鬼也。案《夷貊传》云：“倭国水多陆少，以小镮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则此事信然。(12)关于乌鬼论据不断增加。 霜信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了关于霜信的内容：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13) 这是一条关于物候的记载。物候学研究自然界生物和环境条件(包括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认识和把握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为农业生产服务。物候对古代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古人很早就开始观察和总结物候规律。《诗经》里有关于物候的记载，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每逢节气的日子记录物候和天气情况的传统，这些记载被汇辑为专书(当时称“月令”)。在黄河流域，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霜降到来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白雁到来，霜信就是霜降到来的信号。沈括引用杜诗“故国霜前白雁来”(《九日五首》)作为佐证，一方面反映在沈括生活的时代，物候学仍然在发展，一方面也反映了杜甫诗歌内容的宏富。 五城 杜诗素有“图经”之说。宋人林亦之曾说：“杜陵诗卷是图经。”(14)(《送蕲师》)明人黄白山也说：“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15)《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典郡，始展南北东西三关城。予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16)“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出自杜甫《塞芦子》诗。此诗作于至德年间杜甫避乱延州时期，延州城布局和战略地位，杜甫在诗中都有交代。到北宋沈括任延州知州时，五城布局仍保留。沈括考察延州城的沿革，被称为“图经”的杜诗正是其基本依据。 杜诗包罗万象是客观事实，而对这一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则是稍后的事情，稍晚于沈括的李纲曾在《读四家诗选四首》诗里说“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17)明确提出杜诗包罗万象的特点。沈括虽然没有如李纲明确提出这个说法，但是也注意到杜诗的这一特性，在著作里屡屡引用杜诗作为例证支持自己的观点，正很好地说明了杜诗包罗万象的特点。 (三)反映宋代文人传播杜诗情况 北宋的国家政策是重文抑武，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宽松，相对其他时代，文人生活优越，文化活动丰富，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频繁密切，且往往以文学、艺术活动为主要内容，因此创作了大量作品，优秀作品也通过这种频繁密切的雅集得到广泛传播。 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在《补笔谈》卷下：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谇景纯。”献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厮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毡、王宣庆之诮。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余皆曾借观，笔迹可爱。(18) 沈括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有代表性，形象地反映了北宋官宦文人交往的情况，整则故事生动有趣。李邯郸改的杜甫《赠郑广文》诗，原名《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原诗如下：“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李邯郸稍加改动，刁景纯形象便跃然纸上。知交叶道卿、王原叔两人又各用一种书体，写于同一幅纸上，宋祁在诗后题字，李邯郸又加一小注，而欧阳修将杜甫原诗书写在一绫扇上，高文庄将作品装裱并挂到刁景纯直舍中…… 故事中的人物活灵活现，涉及的人物都鼎鼎大名。宋景文即宋祁，文忠公是欧阳修，刁景纯是当时著名文人，是苏轼心目中敬仰的前辈，苏轼有《刁景纯席上和谢生》、《哭刁景纯》诗对刁景纯大加赞扬。李献臣与欧阳修、宋祁、刁景纯是同时代的人，欧阳修有《与李献臣宋子京春集东园得节字》诗，记三人春游东园赋诗的情形。关于叶道卿，范仲淹有《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诗对他的性格秉性有着全面的描写，满纸都是赞美之辞。 关于这些文学史上的人物，正史记载多是简略概括其成就、品格，对其性情、脾气及友朋交往则多未提及或一笔带过，更没有留下这么生动有趣的故事。 另外，在宋代名胜古迹内悬挂的对联，很多是直接选取前人或当时名家的诗歌成句，杜诗自然在其中。这一文化现象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有所反映。如著名的扬州瘦西湖，沈括在《补笔谈》里详细记载了其二十四桥桥名。扬州瘦西湖的熙春台、小李将军画本都有杜甫成句。“熙春台”联云：“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浅黄轻绿映楼台(刘禹锡)”，熙春台对岸的“小李将军画本”联则是“万井楼台疑绣画，千家山郭静朝晖”(19)。熙春台第一层悬挂的“碧瓦朱甍照城郭”联文，出自杜甫的《越王楼歌》，与刘禹锡的“浅黄轻绿映楼台”句相对，自然工整。“小李将军画本”联则是集了张九龄和杜甫诗句，“千家山郭静朝晖”出自杜甫《秋兴八首》。文人集前人成句为联，与景致贴合，精工有趣。这是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 文人集会集杜诗等成句为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也反映了在宋代杜甫诗歌在文人中间和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是杜甫影响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内容。 二 沈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博学多才，出身官宦之家，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具有儒家博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沈括的文字与杜甫一样具有补正史之缺的功能，这与杜甫的诗史精神一脉相承，沈括制作的军歌继承和发展了杜甫的“口号”诗。 (一)具有儒家博学、经世致用精神 沈括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沈周曾在泉州、开封、江宁等地为官，沈括的母亲是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祖父曾任大理寺丞，外祖父许仲容曾任太子洗马，舅舅许洞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沈括从小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书，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后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 《宋史》称沈括是“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20)。沈括的著述颇多，达四十种，经史子集皆有涉及。《宋史•艺文志》著录沈括的著作除儒学外，还有：《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熙宁新修凡女道士给赐式》、《诸敕式》、《诸敕令格式》、《诸敕格式》、《天下郡县图》、《忘怀录》、《笔谈》、《清夜录》、《熙宁奉元历》、《熙宁奉元历经》、《熙宁奉元历立成》、《熙宁奉元历备草》、《比较交蚀》、《良方》、《苏沈良方》、《集贤院诗》等，今仅存《梦溪笔谈》、《长兴集》、《良方》等数种。 沈括也具有北宋儒家所共有的济世精神。他著有《孟子解》，全面解读孟子的思想主张。他在著作中有几处记载了范仲淹的济世事迹，对其济世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记载：范仲淹“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沈括认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此先王之美泽也。”(21)《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记述了范仲淹不同意减免茶盐商税而提出“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的事迹。(22) 《梦溪笔谈》还涉及一些其他领域，如石油，亲自进行考察。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月，沈括被任命为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延州任上，对延安的石油进行了科学考察，并亲自实践把石油用以制墨，名之为“延川石液”。“石油”这一名称，也是沈括第一次提出，被后世所公认，并科学地预见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同时沈括身体力行，积极实践济世精神。他积极参与变法，疏浚汴河，举荐人才，积极支持兴修两浙水利工程。还在加强边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二)相承杜甫诗史精神，补正史之缺 早在晚唐《本事诗•高逸》就曾写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3)后来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号‘诗史’。”(24)沈括性格耿介，敢于秉笔直书，继承史迁风范和杜甫的诗史精神，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很多论述和对社会生活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情况。太宗淳化四年(993)，眉州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政府对此讳莫如深。官方史书及一些文人对起义情况歪曲、捏造。沈括则敢于揭露，对起义的真实情况进行记载。根据沈括的记载，当时起义军曾经攻下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忧虑。而起义军能够“录用才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无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至……”(25) 北宋天文历算专家卫朴，在北宋正史中没有记载，而沈括对卫朴这位奇才的记载，就补了史书疏漏，提供了研究卫朴的第一手材料。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26) 到了清代，阮元编写《畴人传》，陆心源纂辑《宋史翼》，其中关于卫朴的记载内容，两者皆是来源于《梦溪笔谈》，以沈括的记载为依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补正史之缺功能，与杜甫的诗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三)继承并发展了杜甫“口号”诗 “口号”为即兴口占之诗，“号”与“吟”同义，“口号诗”就是随口吟诵的诗歌，一般只要求能够表达一时一地的感情，并不注重文辞的锤炼和含蓄。较早的口号诗可以追溯到南朝。鲍照有《还都口号诗》，到唐代，李白有以“口号诗”为题的诗作，“食出野田美，酒临远水倾。东流若未尽，应见别离情”，诗意平白，言辞简单易懂。杜甫曾经创作过《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等此类诗歌。 “口号”诗到沈括之时，有些变化发展，即作为军队凯歌。其语词更加通俗，更具实用性质，便于在军队中传唱，用以鼓舞士气、振奋军心。 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引用郭思诗话，以为“口号”自杜甫开始，其引杜甫《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云：“观其辞语，殆似今通俗凯歌，军人所道之辞。”(27)沈括经略鄜延在神宗元丰四年到五年(1081－1082)，“《梦溪笔谈》撰述于元祐年间，大部分是元祐三年(1088)定居润州(今镇江)梦溪园以后写的”(28)。根据《宋史翼》卷三八载郭思是元丰五年(1082)进士，高宗建炎四年(1130)辞世。可见沈括经略鄜延写凯歌歌辞时，郭思已经进士及第。他的“殆似今通俗凯歌”的说法，与沈括所闻边兵的歌唱，时间大致接近，据此可推断，郭思是可能曾亲聆当时的凯歌，经比较而作出的判断。 在《能改斋漫录》里吴曾引用郭思的观点：杜甫的口号诗从辞语看与时下的通俗凯歌类似。 “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又名“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 其一：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斗战欲何须。 其二：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 …… 其十一：李相将军拥蓟门，白头虽老赤心存。竟能尽说诸侯入，知有从来天子尊。 其十二：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 此组诗作于大历二年(767)，诗人时在夔州，仇注引钱谦益语曰：“首举禄山、思明立戒，耸动之以周宣、汉武，劝勉之以孝子、忠臣，末二章，则举李、郭二人以为仪表，其立意深远若此。”(29)诗人身在夔州，得知河北诸节度使入朝消息，想国家安定和平有望，欢喜而作此组诗。 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七《事实》一节中，将沈括所作的凯歌称为“口号”。曰：“沈存中在延安，作《口号》云：‘别分子将打衙头。’”(30) 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沈括详细记录了自己创制的五首凯歌：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 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 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 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31) 相比杜甫的口号诗，沈括的“凯歌”，更加通俗。在北宋时期，边疆将领为保卫中原，英勇作战，沈括制曲广为宣传边疆将士的壮举，以鼓舞军心，激励将士爱国热情。沈括认为军队将士高唱凯歌，乃“抗声”而歌。“抗声”，即高扬声音。沈括对北宋朝廷对民族怀着深沉的热爱，在熙宁八年(1075)他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使契丹，交涉划界事宜，成功驳斥契丹无理请求。在出使途中沈括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他在延州知州任上加强边防，对保卫祖国边疆战士的壮举甚为钦佩。 巧合的是杜甫、沈括两人都曾在延州羁留。沈括在神宗元丰四年到五年(1081－1082)，经略鄜延。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很快被叛军攻陷，寄居于白水县的杜甫也携妻带子，北上陕北避乱。杜甫携家眷来到鄜州(今富县)、羌村(今岔口乡大申号村)。随后，他又经延州北上，欲北赴灵武，途中不幸被叛军所俘，押回长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潜出长安，来到凤翔，投奔已由灵武移驾凤翔的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当年秋，他北上鄜州探亲。十一月，携家离开羌村，返回长安。杜甫在延安期间，写下许多美好的诗篇，如《三山观水涨》、《北征》、《羌村三首》、《塞芦子》等，千古流传。今杜甫在羌村的故居，尚有摩崖石刻“少陵旧游”。延安城南七里铺有杜公祠，历代多有修葺。 小结 对于沈括的研究一般是在科学史方面，从英国李约瑟开始，研究得非常多，成果丰硕，对他的评价也极高。李约瑟评价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1979年7月1日，为了纪念沈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就命名为沈括。而对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似乎关注不够，尤其是在沈括与杜甫的关系问题上，历来是颇多微辞。提到沈括和杜甫，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沈括对杜甫的讥讽——后人诟病的关于“四十围”的争论，人们抓住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而多是讥讽挖苦。刘永良“且为沈括论杜诗一辩”(32)一文对这个问题给予客观公允的解析和评价，除此之外，再少有其他的更客观的观点与认识。其实杜甫对待问题也不迷信，不人云亦云，持有理智、科学的态度，如《石犀行》、《石笋行》等诗就是很好的例证。 沈括是一个通才式的人物，他博览群书，对杜诗非常熟悉，在作品中对杜诗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他推重杜甫，对杜甫诗歌本身高超的艺术成就，杜诗的记录功能、“图经”及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特点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继承与发展了杜甫诗史精神和口号诗。另外，通过沈括的记载，我们也可以从—个侧面了解杜诗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和民间中的流传隋况和影响。 读其书，知其人。本文通过对沈括代表作《梦溪笔谈》的解读，粗略比较了沈括和杜甫的关系，并提出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注释： ①根据孙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③⑥《梦溪笔谈》卷十五，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⑤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秋兴八首》其八“香稻”句下注。 ⑦《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乙帙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⑧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引明代沈敬炌刊刻《梦溪笔谈•跋》，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⑨(18)《补笔谈》，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⑩《梦溪笔谈》卷十六，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11)《续笔谈》，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12)黄朝英《缃素杂记》卷五，出自晁公武撰，孙猛整理《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13)(16)《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14)出自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15)黄生著、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版。 (17)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出自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 (19)参见李斗著、陈文和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十五，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20)脱脱等《宋史•沈括传》卷三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梦溪笔谈》卷十一，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22)《梦溪笔谈》卷十二，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23)孟棨《本事诗•高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 (25)《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26)《梦溪笔谈》卷十八，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27)(30)吴曾《能改斋漫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8)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引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9)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孙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32)刘永良“且为沈括论杜诗一辩”文章刊登在《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