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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继汉代之后《诗经》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成果丰硕，名家辈出，著述成林。宋代《诗经》学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以往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朱熹等若干大家及其《诗》学著作上，而对宋代《诗》学发生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则缺乏应有的注意和必要的讨论。我们认为，宋代《诗经》学的复兴和繁荣除受到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抑武佑文政策以及前代《诗经》学的启示等因素影响外，还与私学教育中的《诗经》学习和研究活动有着重要的必然联系。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诗》学思想的准绳通过各种地方私学教育，广泛渗透到平民阶层之中，从而构成了宋代《诗经》学发生、发展的新的文化生态，因而就思想的渗透力和对民众的影响而言，私学中的《诗经》教学比起国子监太学等官学要大得多，从文化延续的角度论，也当如此。本文即以私学教育中“乡先生”这一群体的《诗经》教学和研究为例，来深入解读私学对于推动宋代《诗经》学发展的独特作用。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的关系之前，首先要明确“乡先生”这一名称的内涵以及这一群体在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乡先生”之名最早见于《仪礼》，《仪礼•士冠礼》云：“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东汉郑玄注：“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1](P953)又《乡射礼》云：“以告于乡先生君子可也。”唐代贾公彦疏：“先生，谓老人教学者。”[1](P1009)据此可知，“乡先生”在先秦两汉主要是对辞官居乡或在乡任教的老人的一种尊称。该称谓在五代以前的演变尚待稽考，但至少到宋代“乡先生”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涵义也有了新的变化①。北宋学者杨天惠在《乐善郭先生（绛）诔》中云：“孟子论士，以为入而独善其身，则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出而私淑诸人，则孝弟忠信，诲人不倦。如此人者，盖古之所谓天之君子，而今之所谓‘乡先生’者也。”[2](P305)这里对“乡先生”的评价主要立足于对其道德品格的推崇，并未强调“辞官居乡”和“老人”二义，可见“乡先生”这一称谓在宋代已经不仅指辞官居乡或在乡任教的老人，凡在民间乡里以教授儒家经典、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且德高望重者均被称为“乡先生”②。 乡先生的出现满足了当时平民阶层接受教育，进而参加科举以光宗耀祖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加广泛地延揽人才，宋代科举彻底打破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被认为稍具文墨的优秀弟子都被允许应举入仕③，这无疑为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进入国家政权，参与国家治理的终南捷径，因而学习儒家经典便成为一时之风尚。《宋史•许骧传》云： 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许）唐携骧诣之，且曰：“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骧十三，能属文，善词赋。唐不识字，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3](P9435)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儒家经学地位的提升，使得平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许唐这样倾尽家产供儿子完成学业并结交当时秀彦之士的家庭不在少数，许多“世业农”、“世业医”的家庭也开始转而让子弟跟随乡先生学习儒家经典。尽管其中包含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但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却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在这一过程中乡先生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前文提到的戚同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戚同文，北宋初年人，《宋史•隐逸传》云： （戚同文）宋之楚丘人，世为儒。……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励、滕涉皆践台阁。……颇有知人鉴，所与游皆一时名士。[3](P13418) 尽管其中并未明确交代戚同文的身份是“乡先生”，但从文中“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来看，说他是乡先生群体中的一员当不会错。其弟子，除文中提到的宗度、许骧等人外，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亦尝依其学。宋代各地存在着大量像戚同文一样“世为儒”的乡先生，儒学世家的背景使得他们在乡间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而儒学不绝如缕的流传也得益于这种家学的代代相传。乡先生这一群体构成了宋代社会儒学复兴和发展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宋代的乡先生继承了儒家好学的传统，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同时在学风变革之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吕南公《讲师李君（彖）墓表》云： 灌园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学谬，积百许年，极陋且羞，而士未知变也。中间有工俪语，即见推为辞伯，有知记诵经疏，即被请为儒师，承习髣髴，如此又数十年。而后，奇特之士相望出焉，其变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固、李泰伯，则肇荒一郡者也。其余号乡先生，力通辞语，以是非予夺传注为事，以不堕于路听耳剽之浮，则蓝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岁时，闻占毕之风而悦之，不俟父兄敦饬，而晓夕黾勉，盖家愈贫而志愈笃。既壮则以讲劝取赀衣食，其阖户方且承颜，竭力躬行孝悌，衣无定主，甔无我粟，而没齿安之，乡人叹咨，以为不可亚。[4](P172) 这段文字对宋初学术的发展状况以及乡先生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概括。李彖，字材叔，据《墓表》“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寿六十三”，可推知其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4年）。李彖所处时代正是北宋政治改革和思想变革的高潮阶段，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成为当时社会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这两场由士大夫阶层推动的政治改革尽管均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掀起的变革潮流却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思想界的疑古惑经之风由是而兴盛。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那些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学者身上，如文中所说的曾巩和李觏，他们和吕南公都是建昌人，因而吕氏举此乡贤中的“奇特之士”作为唐及宋初之后思想变革的代表，这些人物对时代学风的变革有引领之功。同时，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实际也告诉我们，精英阶层思想观念的转变要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群体意识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和积累，尤其需要一些中间阶层的过渡和传递，而这个中间阶层的构成，在宋代主要是以乡先生为代表的私学教育者。由上引明显可见，吕南公对乡先生李彖的评价丝毫不亚于曾巩、李觏等人，究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一群体能够广泛影响社会下层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学术风气变革之际，他们同样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宋初沿袭五代学风，经学学习只重记诵，墨守注疏，无甚发明，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景德二年（1004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洋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5](P183)贾边因舍弃注疏自立新意而被黜，于此可见宋初学风的保守。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像李彖这样的乡先生们已经开始注意改变以往经学教育单纯记诵经疏的弊病，而“以是非予夺传注为事”，不盲从古人注疏，在教学中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经过千千万万个“李彖”的努力也终于使宋代学术疑古惑经思潮渐渐形成。 综上所述，乡先生在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推动宋代《诗经》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乡先生们的《诗经》学著述多数已经湮没不存，无法详考，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宋代文献资料中残存的那些“碎片”来还原他们《诗经》教学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二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经学教育，并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宋史•真宗本纪》载咸平四年（1001年）真宗诏云：“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3](P115)将儒家经书赐予各地的学校以及聚徒讲诵的私学场所。并且，有宋一代的科举考试，经学始终是必考的科目，其中《诗经》的地位尤显重要，《宋史•选举志》载： （太祖）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3](P3604) 单就学究科的考试而言，对《诗经》的考察要远多于其他经典。又宋太宗《〈毛诗〉与〈周易〉〈尚书〉各为一科并复置明法科诏》云： 夫经术者，王化之本也。故悬科取士，要在得宜，明经入用，期于专业。向者以《毛诗》、《周易》、《尚书》三经各为一科，顾其本大小不相伦等，况复选序之一致，岂容艺学之不侔？今后以《用易》、《尚书》各为一科，而附以《论语》、《尔雅》、《孝经》三小经，《毛诗》卷帙差大，可令专习。[6](P834) 诏书中对《毛诗》自为一科的理由是“卷帙差大，可令专习”，这是其获得重视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诗》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P270)的政治教化作用，这种作用恰恰满足了统治阶层“明经入用”的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因而这才有将《毛诗》单独拿出来进行考察的科考实践。其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作为变法依据以及科举取士答卷标准的《诗经新义》，更是突出了《诗经》在整个经学体系中的地位。上述种种均可见出《诗经》在国家政治话语建构中的重要性，而统治者的这种价值取向又直接影响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乡先生们的《诗经》教学和研究。杨万里《诚斋集•罗氏一经堂集序》为我们保留了乡先生《诗经》教学的一条重要史料，我们由此可窥见彼时乡先生《诗经》传授之一斑： 本朝三舍养士之胜至宣政间极矣。是时，庐陵有乡先生曰罗天文，以《诗》学最高，学者争从之。在庠序从之倾庠序，在乡里从之倾乡里，盖来者必受，受者必训，训者必成也。于束修之间虽不却亦不责，往往贫者从多于富者之从之也。尝荐名至京师，闻教而归，自是不复试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绍兴丙戌其长孙全略又登第，后几年其孙维藩、维翰同年又登第，后几年其孙全材又登第，后几年全德又登科，后几年其曾孙瀛又登第，至于荐名者上达，先生之长子也。曰维申、曰孚，皆先生之孙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孙也。维中以特奏名得官，上达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荐名登第皆以《诗》学，猗欤盛哉！予观乡里士大夫之家，盖有儒其躬而农其子者矣，盖有儒其躬儒其子而农其孙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孙，又儒其曾孙，不亦鲜乎哉！天下之事不积不精，不传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诗》学世相传焉，所谓积而精，侍而永者欤。里之士见其业儒之盛，明经之专，争求其以经义对有司之文，而谒余序之，因名以《罗氏一经集》。予之于天文，亲也，犹李汉之于昌黎，云序其可辞？[8](P3561) 《罗氏一经集》已佚，据文意，“一经”当指《诗经》而言。罗天文是一位非常喜爱《诗经》且有相当研究的乡先生，这种喜爱不仅表现在对其子孙持续不断的《诗经》教育上，甚至还体现在为子孙的命名中，其孙维藩、维翰、维申的名字皆源于《诗经》④，罗氏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学世家。罗天文的教学对象除自己的子孙外，以“贫者”居多，这些“贫者”从学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能够在罗天文的指导下熟练地掌握《诗经》，以便在日后的科举考试中能有所斩获，“争求其以经义对有司之文”正是从学者一种普遍心理的真实写照。罗天文长于此道，《罗氏一经集》中也必然包括历代《诗经》的重要注解以及科举考试中以《诗经》为题之策论文章的写法等内容。同时，罗氏子孙通过《诗经》的学习顺利登第无疑会增强从学者的信心，因而才有了“学者争从之”的盛况出现， 而在这一区域内自然也就形成了《诗经》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罗天文至其曾孙的《诗经》学习、教学和研究，很好地证明了宋代社会“乡先生”在《诗经》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金代元好问在《大中大夫刘公（汝翼）墓碑》亦云： （刘汝翼）师事乡先生单雄飞、张元造。初治《书》，改授《易》，卒业于《诗》，山东诸儒间声名籍甚。……百年以来，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周德莫若文王》超出伦等，有司目为“金字品”。及公经义第一，《诗传》三题，绝去科举蹊径，以古文取之，亦当在优等，故继有“金字”之褒。……其铭曰：风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无邪。诂训琐细春官科，莅政弗达奚取多。公昔治《诗》始萌芽，真积力久无复加。石磨玉琢绝类瑕，内美信厚外柔嘉。……会与毛郑俱名家，墓碑有铭岂浮夸，刘宗淄川其未涯。[9](P2980) 刘汝翼受学于乡先生，且后以治《诗》得中经义第一，元好问认为他可以与毛苌、郑玄相比肩，并特意交待此事并非浮夸，由此可见刘汝翼治《诗》当具相当的水平，而这其中肯定又有着单雄飞、张元造两位乡先生的启蒙引导之功。尽管这只是发生在金代的一个例子，但由此不难想见，在同时代经学教育和研究水平更高更发达的南宋统治区域，乡先生的《诗经》教学和研究水准理应更高。 三 乡先生的教学对象主要是需要启蒙的童子和准备应试的举子，因而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然也要考虑对象的特点。乡先生对童子的教育我们考虑另文讨论，这里重点就其针对应试举子的需要而在《诗经》教学中体现出的一些特点略作申述。 宋代科举学究考试中对《诗经》的考察主要是“墨义”，着重考察考生对《毛诗序》、《毛传》等经典注疏的熟悉程度，并无多少创新理解要求。制科等考试所出题目也多依据《序》、《传》、郑《笺》和孔《疏》，如嘉祐六年（1061年）制科考试所出题目——《〈既醉〉备五福论》，此题源自《大雅•既醉》中“介尔景福”句郑玄笺“成王女有万年之寿，天又助女以大德，谓五福也。”[7](P536)此类题目作者尽管可以有所发挥，但其阐释的范围也大体跳不出《序》、《传》等所划定的概念范围。因而举子们要想在科举考试中折桂，则一定要熟悉《序》、《传》等经典注疏。基于此，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也主要以前代经典解释的传授为主，这是宋代乡先生传《诗》的一大特点⑤。元代虞集在《送赵茂元序》中谈到南宋时期故乡的教育时说： 百十年前，吾蜀乡先生之教学者，自《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皆依古注疏句读，授之正经，日三百字为率；若传注史书文章之属，必尽其日力乃止，率晨兴至夜分，不得休，以为常。……及稍长，而后专得从于周、程之学焉。故其学者虽不皆至博洽，而亦无甚空疏。及其用力于穷理正心之学，则古圣贤之书、帝王之制度固已先着于胸中。及得其要，则触类无所不通矣。[10](P92) 这段文字尽管说的是蜀地乡先生的教学特点，但这种特点在宋代应当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亦可看作是对宋代乡先生教学特点的整体概括。乡先生的教学侧重于基础的培养，教授的内容也基本上是经文和历代的经典注疏。具体到《诗经》，教授则主要针对《毛诗序》、《毛传》、郑笺和孔疏，其中尤以《毛诗序》最被看重。《朱子语类》卷八十载：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11](P2078) 可见，在朱熹早年接受的乡先生教育中，《毛诗序》仍是理解《诗》义最主要的依据。另外，南宋后期周密《癸辛杂识》中“渴字无对”条亦有相关内容的记载： 卫山斋云：“凡字皆有对，如饥之对饱，寒之对暖，悲之对欢之类是也。独有渴字，无不渴一字对之。”此虽戏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见乡先生言‘《关雎》，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后为太姒，非也。盖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为后，乃自秦始耳。”[12](P302) 南宋末年牟巘有《次韵寄卫山斋》，元代黄庚有《挽卫山斋》，则卫山斋为宋末元初人。“《关雎》，后妃之德”出自《毛诗序》，则直至宋末元初乡先生言《诗》仍主要依据《诗序》。现在一般认为，南宋除吕祖谦、戴溪、严粲等坚持尊《序》的立场外，其余基本持废《序》立场，郑樵、程大昌、王质等对《毛诗序》进行了猛烈的批驳，至朱熹《诗集传》出现更是代表了废《序》派的最高成就。然而，结合上述两则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南宋社会中《诗序》一直是以乡先生为代表的普通知识阶层理解《诗经》最为重要的依据，而朱熹《诗集传》等废《序》派著述还没有真正形成对民间思想普遍性的渗透和影响。南宋《诗经》学的建立和完善基本上也是依据《毛诗序》来完成的。朱熹《诗集传》取代《诗序》的位置被定为一尊是元代以后的事情了。 尽管绝大多数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于经义无甚发明，但这一群体中也不乏精通《诗》学者，他们在推动宋代《诗经》学的革新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如上文中提到的李彖，吕南公就对其经学成就评价颇高： （李彖）于经无所不悦，而尤用意于《诗》、《易》。尝著《诗讲义》二十卷，《易统论》三十卷，《孟子讲义》十四卷。书成，不远千里以献当代闻人。[4](P172) 《诗讲义》已佚，但据李彖乡先生的社会身份和作品的题目可判断，这部著作是李彖用于《诗经》教学的教材。并且，吕南公称赞李彖的著作“耻乎无得而称者”[4](P172)，其撰述的立场乃是要发明经义，务使有得，《诗讲义》也应当是按照这样一种原则来撰写的，其中也一定包含着某些不同于前代的见解，又如冯损之，吕陶《净德集•长乐冯先生墓志铭》云： （损之）读五经，尤专《诗》、《书》，探深抉奥，志其本统。……每正席横经，演明大旨，凡训传之殊骋及其肤说，则判别是否归于至当。学者多信向之，往往化而博强。[13](P265) 冯损之生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卒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体同时，据《墓志铭》中言其事迹，此公也是一位乡先生。冯氏讲读五经已经完全不同于宋初的记诵经疏，而是言说经文的主旨，旨在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从而直追孔子开创的道统，这与欧阳修《诗本义》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再如茅知至，《福建通志•儒林传》载： 茅知至，仙游人，操尚介洁，不求闻达。讲明六经之道，以淑后进。邑自五季以来，文士多尚词赋，知至始以经学倡。[14](P378) 茅知至有《周诗义》二十卷，已佚，又《经义考》引《姓谱》曰：“茅知至，仙游人，隐于县之西山。以六经教授乡里。”[15](P979)则其亦具有乡先生的身份。茅知至主要活动于仁宗时代，此期正是宋代学术疑古风气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他的“讲明六经之道”正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依此立场，他撰著《周诗义》当也是要倡导复归《诗经》的“风雅”传统，并以此来改变“文士多尚词赋”的地方学风。另外，宋代以“讲义”、“口义”为名的《诗经》学著作非常多，其中也一定不乏乡先生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宋代《诗经》学的内涵，同时其中承载的变革信息也随着乡先生的教授快捷而有效地传递给了普通民众，从而为宋代《诗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必要的普及性准备。 总之，宋代乡先生的《诗经》教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通过教育活动将《诗经》传递给更为下层的社会普通民众，是宋代平民《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同时，这一群体也是宋代《诗》学话语重构的积极参与者，正是有了他们的参与，也才使得宋代《诗经》学风格的转变不仅局限在少量重要学者身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注释： ① 遍检汉至五代的别集得涉及“乡先生”的条目共计6条，而在两宋别集中共得254条，从此数字亦可看出乡先生这一群体在宋代数量之多，影响之大。 ② 宋代文献中的乡先生主要包括民间私学教师和乡贤，本文所用资料，或为明指私学教师，或为两者意思都有，凡意义不明确者，一律不用，以免误解。 ③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对宋代与唐代科举的不同多有论述，可参看。见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第67－9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④ “维藩”、“维翰”出自《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维申”出自《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⑤ 唐代科举重诗赋，尽管经学也是考试的内容之一，但并不为这一时期士人所重视，正如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所云：“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批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息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见胡震亨《唐音癸签》，第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因而《毛诗》虽然也是考试的不二标准，但并不被普通士子重视，唐代更缺乏专门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业的民间私学教育群体。就此而言，尽管乡先生传授的仍是前代的《诗》学经典，但对于《诗》学的“大众化”而言，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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