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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这一课程的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1)。1923年，范文澜也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里程碑(2)。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从《文心雕龙》起步，亦最先从《文心雕龙》取得突出的成绩，与这本书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十分相称。可以说，这是古文论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我国的古文论研究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前半世纪，奠定了古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1927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之批评家已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1934、1947年郭绍虞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由于其规模之宏大，郭先生也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有讲稿《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3)，1934至1943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1935年，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教授，次年，港大成立中文系，由马鉴主讲文学批评，这是古代文学批评进入香港大学课堂的开始。这时期，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与傅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然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史之撰写启迪不大。对于后来文学批评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著。直至今日，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也还没有超越郭著的范围。 除满足教学需要，建立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之外，前半世纪的50年间，对于古代文学批评的多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普遍展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期共有论文713篇。就研究对象之朝代分布言，依次为：魏晋南北朝157篇，清代128篇，先秦83篇，近代59篇，隋唐五代55篇，宋代46篇，明代41篇，金元9篇，汉代9篇。研究最多的10位作家是：刘勰72篇，王国维34篇，金人瑞28篇，钟嵘22篇，袁枚19篇，孔子18篇，韩愈15篇，陆机、李渔、章学诚各14篇。从这分布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批评史上较重要的朝代和重要的批评家身上。就涉及的问题言，也集中于若干主要点上，计：文学批评史的分期、研究方法，孔子诗观，孟子气论，魏晋思潮与文学批评，《诗序》问题，文笔问题，永明声律问题，文质观，载道说；涉及的理论范畴有：神，气，赋、比、兴，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从涉及的问题看，也只在几个主要点上，尚未全面展开。学科的规模是奠定了，亦出现一些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的论著（如朱自清《诗言志辨》，陈寅恪《四声三问》），但整个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草莱初辟的阶段。 本世纪的后半，古文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古文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讲程上虽存在差别，但在这后半世纪里发展迅速，却是相同的。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开掘、研究方法的多样、研究队伍的扩大以及此一学科在大学的普遍开设上，都显示了古文论研究朝前发展的蓬勃生机。 就研究领域而言，涉及问题之范围与前五十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除前50年涉及之10个问题继续讨论外，又涉及古文论之民族特色、文化含蕴、思维模式，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神与技，孟子的以意逆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史传文学理论，佛经翻译与魏晋南北朝文论，言意之辩，魏晋小说观，陆机的构思论，钟嵘的“滋味”说、直寻说以及他的以品论诗问题，刘知几的史传文学理论，陈子昂的风骨说，王昌龄《诗格》的真伪与味外味、象外象、风格论的种种问题，江西诗派的诗歌思想，李清照的词论，严羽的“妙悟”与别材别趣说，张炎的清空说，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与化工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竟陵派的“幽深孤峭”说，冯梦龙的情真、情教说，王夫之的意境论，王国维的境界说，明清的小说理论与戏曲理论等等，俱受到重视。就涉及的批评家言，人数远超前期，计：先秦11，两汉8，魏晋南北朝20，隋唐五代28，宋金元47，明代27，清代51，近代30，共185人，中国古代的重要批评家差不多都包括在内了。对于每一家的研究，亦由前50年的较为狭窄的范围扩展了开来，以《文心雕龙》为例，是书50篇，前50年就单篇进行研究的，仅涉11篇，后半世纪则涉42篇。对于理论范畴的研究亦如此，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涉及体、风骨、势、味、神思、意象、兴象、兴趣、气韵、言境、意境、言志缘情、本色、空灵、出入、妙悟等等。古文论的研究领域无疑是极大的拓展了。 就研究的深入而言，本世纪的后半，亦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不是此一学科建立初期的稍涉即止，而是深入研究对象的底蕴，有的研究论著，几乎作到了材料收集无遗，研究情况了如指掌，使后来者再要前进一步，非下更大力气不可。以钟嵘《诗品》为例，前50年，有陈延杰的《诗品注》，钱基博的《诗品校读记》，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杜天靡《广诗品注》等，成绩已相当可观。而近数十年来，又有了很大的开展。王叔珉于40年代草成之《钟嵘诗品疏证》经数十年之精心修订，于1992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稿》，于《诗品》之笺证实为集大成之作。之后又有曹旭《诗品集释》，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4)，从各方面对《诗品》的研究作了补益。对于钟嵘《诗品》研究的现状，何广棪曾作了《钟嵘诗品研究目录》和《中日历代书目有关钟嵘诗品之著录》两个索引(5)，对进一步的研究甚有帮助。有关《诗品》之各种注疏、今译，数量不少，无须一列举。至于对《诗品》的理论研究，则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展开，举凡钟嵘之身世、书名、《序》之原貌、《诗品》之理论取向、理论渊源、理论价值、批评方法、古代与海外《诗品》学等等，无不一一检讨。研究已深入到对《诗品》所评诗人之创作一一加以讨论，以印证钟嵘批评之是否正确。各陈所见，或加论争。例如，对于《诗品》之价值，向来评价极高，而苏文擢《诗品诠评》则以为，钟嵘眼界有限，为当世过分推崇(6)。对于《序》之原貌，亦争论不已。这些争论的是非，研究者自可各取其是，但是争论本身，已把问题引向深入。钟嵘《诗品》的研究，只是一个并不十分典型的例子，其它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的是非问题，亦已展开讨论。对于有没有一个“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学术界就存在十分相左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是是非非，当然难以一时论定，但是无可否认，研究是深入了，至少是进一步弄清了史实，不再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展开，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此处暂且放下。 研究的逐步深入还表现在选题上，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把研究的题目做得细些深些，明清人注诗，受比兴寄托说的影响甚深，从诗注中清理其时之诗歌思想，对于研究明清文学批评实具意义。颜昆阳《李商隐诗歌笺释方法论》(7)，通过明清两代评注李商隐诗时对李诗的种种误解，说明传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方法所产生的问题。邓国光《挚虞研究》对于挚虞的有关资料收集几无遗漏，这位在六朝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批评家，由于史料的缺乏，向为研究界所忽略，《挚虞研究》成了此一领域的唯一专著。郑滋斌的《虞山诗派中的义山诗学研究》，也是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作起的(8)。涂光社的《势与中国艺术》同样是就一个具体问题作深入研究比较成功的例子(9)。 自研究方法之多样而言，本世纪的后半也有了大的发展。前半世纪对于古文论的研究主要是传统的实证法；而后半世纪则出现了多种方法并存的局面。很有意思的是在大陆与台湾同样存在着对于方法的重视。80年代初大陆出现了对于古文论研究方法的讨论，这场讨论延续到80年代中期。对方法的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大家多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事实上在研究实践中多种的方法已交错运用着，有传统的实证法，有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有心理学的方法，有比较文学的方法，甚至还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不一而足。有的只注意史料自身，用力于考辨与训读，有的从文化环境对古文论进行考察，论其是非，有的忙于为古文论构造体系，有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中西文论比较上，等等。各种方法的运用所得结果不尽相同，学术界似乎并未著意判定其高下。而事实上，时光的流逝已对此作出了回答，有的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成果当初虽曾风云一时，三五年间，就已经消声匿迹。这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在大陆古文论研究界重视研究方法的同时，港、台学者也注意到方法问题。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的是古文论表现的方法问题，如吴宏一《清初诗学的形式批评》，吴彩娥《论象征批评与司空图诗品的批评方法》，龚鹏程《细部批评概论》，还有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批评法、比较批评法、譬喻品评法的论文来的(10)。黄维梁《中国文学纵横论》则是细探中国诗话词话的“摘句批评”法。对于古文论批评法的研究，对研究方法当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自研究队伍的扩大而言，本世纪的后半，实有惊人的成绩。大陆的古代文论学会，会员已达400余人。实际研究古文论者，当不止此数（仅《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的作者，就超过此数）。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古文论的研究中来，这从大学的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也可看出来，以台湾为例，70年代有关古文论的博士论文10篇，80年代增至28篇，90年代头5年已增至34篇。对于研究者来说，古文论似乎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古文论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如上所说，始于黄侃之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在20年代，此一课程之列入教学计划，除北大之外，目前所了解，似就只有南开了。在1925至1926年文学系的学程纲要中，二年级有一门“文论”课，在注中说明：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尤以《文心雕龙》为重要。注中并且说明，以《文心雕龙讲疏》为课本(11)。30年代以后，武大等校相继开出此一课程。而本世纪的后半，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教学体系中，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大陆还在复旦、南开、川大、华东师大设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培养此一学科高层人才的基地。古文论作为课程进入高校，这一点对于此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说明，此一科学成了高校中文系学生知识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保证了此一学科的研究者队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台湾为例，70年代以来，研究古文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研究中的中坚。 回顾近百年来古文论的研究，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此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它同时也正面临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似乎所有的古代重要批评家和重要的理论问题都接触到了，又似乎没有完全深入下去，对于它的理论的原貌，似乎清楚，又似乎不甚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将要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 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在批评史史料的勾沉、整理、训读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之形态始终不甚明晰。这不明晰，表现在范畴、断面、发展脉络诸方面。之所以不明晰，就在于各个时期批评言论之极端丰富又极端丛杂上。我们除《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少数专著之外，具规模之古文论著作极为少见，大多片言只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为茶余饭后，围炉夜话，一言半语，论文论诗；或原本在于论史论子，并非论文，而言论之间，偶涉修辞，可视为论文者；或为哲人睿思，意在经邦治国，而言语之间，于为文实具巨大之指导意义，可视作论文者；凡此种种，几乎可以说无代无之，无人无之。从如此丰富又如此丛杂之资料中，要来判断何人之批评观念如何，何代之批评观念如何， 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一种评点之学，于阅读诗文或者小说之时，偶有所感，圈点旁批，原无系统之考虑，而实存系统之观念，研究者要来推知此种系统之观念，当然会遇到极大之困难。譬如说，他在一句诗或者一处人物描写中，旁批曰：“妙！极妙！”此妙与极妙，我们该当作何种之理解？这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搜集、整理、解读原始资料的问题。这一步做不好，一切之研究皆成空中楼阁，毫无意义。 回顾近百年古文论之研究，此一学科之奠基者们，一开始就是从认真整理与解读原始材料入手的。郭绍虞与罗根泽，是这方面的典范。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于批评史之体例有奠定之功，然所论及之批评家仅93人，且皆极度简略，点到即止，并未对资料作全面之搜集。如论唐前，占近三分之二篇幅，宋以后，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批评意见，数量都极巨而陈著仅用三分之一篇幅出之，简略可知。介绍公安、竟陵两派之文学观，尚不足500字，三袁与钟惺、谭元春之言论一条未引，只引了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即是一例。又如，对于晚唐诗格，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遑论材料！郭著就不同了，它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论宋以后，全书立专节之批评家数目虽比陈著多，但材料收集之功夫远胜于陈著。如其论公安三袁，而及于李贽、焦竑、徐渭、汤显祖、于慎行，对这些人的论文观点，颇有介绍，而对公安三袁之主张，介绍已颇称详备。资料的收集与陈著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罗著，则历来以资料丰富著称。即以晚唐五代之诗格、诗句图为例，罗著涉及诗格20余种，辨其真伪，并有简单之介绍。罗著对于资料的整理，已下了切实的功夫。但应该说，这只是起步，随着此一学科的展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亦逐步走向深入。大略而言，作了如下的几项工作： 一是整理出版原著。五六十年代，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后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各种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台湾也有类似的著作出版，重要的诗话词话文话，差不多都有校注本或标点本出版。此类著作大陆规模较大的，有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万首论诗绝句》。台湾有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以类编次。台静农自1948至1968年主持台大中文系20年，此项工作即其在任时组织研究生所完成，而出版则迟至1974年。类似的还有王国昭《词话类编》。大陆与台湾，都有历代文论选出版，选目除少数不同外，大体相似。至于从各种诗话中摘编材料，以己意重新组合，出版各种《中国诗话精要》之类，数量就更大。不过此类出版物，于一般读者了解诗话或有助益，而对研究者来说，则并无实际的意义。虽然，原著的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在古文论中只是一部分，如前所说，大量的文论散见于各种文献，无论是研究一位批评家还是研究一个时期的文论，仅靠有限的诗话是不够的。或者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正在从各种典籍中摘录论诗语，编成断代的诗话大全(12)。不过，如果要研究的话，仅靠这些摘编也还是不够的，这些论诗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有个语境问题，离开语境，妄下论断，往往有违原意。 二是对于古文论的训读（包括校勘、注疏、今译、集注、义证等等）近百年来亦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功力的著作。陈湛铨《陈湛铨先生讲学集》中，《毛诗序》、《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四文之讲疏，其中《毛诗序讲疏》疏证之详明，使人叹为观止。关于诗序作者种种说法之原始材料，引用近万二千言，而凡所摘引，皆极简洁之精粹处，可见此万二千言容量之大。之后又引有关子夏生平之材料，除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两传外，又揭示了见于群经诸子的103条材料线索(13)。关于子夏生平的资料，可以说已经大备于此了。这样的注疏，对于研究《诗大序》者来说，当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当然不提倡汉儒解经的繁琐方法，说“粤若”而至十万言，但详明确切的注疏，则是不可少的。对文本没有确切的了解，望文生义，随意发挥，强范古人，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中似亦所在多有。 在古文论文本的训读上最受关注，用力最勤，成绩也最大的，还要数《文心雕龙》。《文心》注，宋人辛处信注已失传，明人王惟俭《训诂》、梅庆生《音注》，清人黄叔琳《辑注》，近人李详《补注》，都有创获，然均简略。黄侃《札记》，除注较前详赡外，篇首之发明题旨，多有极精彩之见解，而于原书之选文定篇每附录原文，便于读者披览。黄《札记》，无疑在《文心》研究中占有重要之地位。但是，到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来，才算在《文心》研究中立一里程碑。范《注》的功劳，在于无论在校勘、释义、还是在资料的附录上，都奠定了《文心》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规模。有人对范注之价值作了研究，指出它校勘上的成就，它用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在校字上的严谨细致作风，“从《文心》校勘史上看，范注校字，上补清人黄叔琳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等人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14)至于他征引典故的详细、准确与通俗，释义的每多精解，附录原始资料之丰富详尽至几近繁琐，亦为学界所共识。正是由于它所达到的高度的学术水准，它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梁启超称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日人户田浩晓在他的《文心雕龙小史》中称范注“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当然，像《文心雕龙》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要作到解读的字字精当，是极难的。范注作为全面精详注解的奠基之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问题，是书出版之后，先后有李笠、杨明照、赵西陆、斯波六郎、张立斋、王更生等人撰文补正。杨明照提出范注底本不佳、断句欠妥、不明出典而误注、不审文意而误注等二十条欠缺，以证《文心》之需要重注。这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学术的发展，后来者之以学术发展之成熟的眼光，去看先躯者之幼稚，那是很自然的事。何况，像《文心》这样博大精深的巨著，要完全正确的训读它，恐怕一时不易做到，从前这样，现在恐怕也是这样。即以杨先生所说范“注与正文含义不一致”这一条来说，杨先生所举的例子是范注把“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之为德”释为“文德”，错了，应该释为“功用”，“犹言文的功用很大啊！”其实，范注错，杨注也错了。若解为“功用”，则接下之天地山川有文彩，就捍格难通。已有人指出，道无形，运而为德则有形，德乃道之表现形式，文之为德，是说文作为道的表现(15)。这样解，上下文就解通了。从这一个例子，是要说明，范注虽远未完备，然其于《文心》研究史上之里程碑之地位，是无可疑义的。 《文心雕龙》注的另一里程碑是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是书积杨氏数十年之心血，一出版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此书除杨氏校注外，又过录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李详补注在范文澜注中曾有摘录，原注已很难见到，杨注全部过录，无疑给研究者带来方便。除注之外，附录有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引用书目，校注之精审，为前此之所未见。杨注一出，实标志着《文心雕龙》之注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校注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做词语释义的工作。这方面的著作有好几种，而最值得重视的冯春田的《文心雕龙释义》。此书对《文心雕龙》中难解或有争议的辞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每有所见。同一作者，1990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语词通释》，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词汇进行语义的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意义，于《文心雕龙》的解读亦有所帮助。与校注有关的另一种解读，是《文心》的今译。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文心》之今译数量都很大。这样一部义理如此精深，文辞如此优美，而表述又是如此深约的巨著，要准确传神地翻译，难度是很大的。自1961年周振甫开始在《新闻业务》发表《文心雕龙》今译以来，已有今译专著12种。这些今译各有特色，周振甫、牟世金、王更生、王礼卿在译释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译释无疑为《文心》之传播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的便利。 除《文心雕龙》之外，对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著作，学者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有不少注释本译本。关于钟嵘《诗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王叔珉、曹旭的有益的工作。司空图《诗品》则有8种以上的译本；《沧浪诗话》有几种比较详明的注释本；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是这方面较好的一种。 我们在原著解读上作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从整个研究的规模与进展看，原著的解读较之于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得多。面既狭窄，亦欠深入。注疏的工作集中于少数专著上，大量的原著我们还没有加以必要的注释。就是已经注释的部分，亦有待于进一步使其更为精确。以《文心雕龙》为例，在古文论研究中，没有一部著作像《文心雕龙》这样在训读上集中了这样多的力量，取得了这样多的成就，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但就是这部书的训读，问题似乎比比皆是。试举一例：《原道》中有“惟人参之”一句，此“参”字所有的《文心雕龙》的注释与今译，均解为“三”，意谓人与天地并列而三，有的注译在“三”之上，又加上了“等齐、加入”义。作如此之解释，虽文义可通，然衡之于彦和原意，则似有前后捍格之感。彦和明谓天地有文，人参之，人也有文，故《赞》称：“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效”亦“参”义。其实，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字词训诂问题，它还涉及刘勰思想的一种历史渊源。在我国思想史上，有一种人比类天地的观点，大意谓人仿效天地，比象比德。在《文子•十守》、《淮南子•精神训》、《管子•四时、五行、水地》诸篇、《左传》昭元年医和论疾、昭二十五年赵简子论礼、《列子•杨朱篇》、《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阴阳尊卑、人副天数》各章、《太平经•分别贫富法》都有人比象天地的论述。而在《荀子•王制》、《礼记•经解、孔子闲居、中庸、礼运》中，都有圣人比德天地的论述。无论是比象天地还是圣人比德天地，“参”都是“参拟、仿效”义。在现有的古汉语词典中，“参”字均未列“参拟、仿效”这一义项，而此一义项实际是存在的，唐人孔颖达疏《礼运》“圣人参于天地”，谓：“圣人参拟于天地，则法于天地是也。”早已注出此一义项。《文心》中类似的语词注释至今尚须商榷者，还有相当的数量，例如《原道》“谁其尸之”一句，仅从语词训诂的角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须于古代文化活动有所了解，方能有确切之解释。用了如此力气的《文心》尚且如此，他书可知。而如果原作之训读这一步未能做好，于原作之含义未能了然，则一切之理论研究，皆为架空之楼阁。 三是对于史料之考辨，也有相当之创获。不少严谨的研究论著，在史料的考辨上都下过功夫。王梦鸥之于唐代诗话研究，傅璇琮之于王昌龄《诗格》研究，饶宗颐的《六朝文论摭佚》，就都是例子。辨史料的真伪，实为研究之起点。近年陈尚君、汪涌豪提出司空图《诗品》非司空图所作，颇引起古文论研究界之关注，即是一例。对于《诗品》作者，向无疑问，四库馆臣言之凿凿，研究著作比比皆是。当然，此一问题尚在探讨过程中。二君认为《诗品》作者为明人怀悦，张健已加推翻，提出可能是元末的虞集（祖保泉后于张健，也提出类似的看法）(16)。是不是虞集，也还存在许多疑点。《诗品》的真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提醒研究者，一切的理论研究，离开了史料的认真考辨，那是非常危险的。 三 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仅靠字词训诂是难以完全正确解读的。它还需要借助于理论的阐释。这一点似乎常为部分研究者所忽略，往往字词之含义注出来了，而理论上的问题则说不明白。若风骨，若势，若神韵等等，牵涉的更多的是理论的问题。可以说，古文论的研究除原作的训读之外，大量的是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训读的基础上，描述古文论的原貌， 作理论阐释和理论评价。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 本世纪的后半，在古文论的研究文章中，约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对于古文论作理论阐释的。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考察古文论，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题通论性研究，如研究风格论的形成、发展、特色，明道说之传统、文化内涵、价值，文意论源流研究，古文论中的雅俗观念研究，中国诗学的正变观念研究，禅学与诗学关系研究，言志说与缘情说研究，文气论研究，等等。这类研究，也有作出出色成绩的，但由于涉及面大，通论古今，亦往往仅能泛论大略。优点是能勾划出所研究对象的大致面貌，给人以此一专题之完整印象，亦给人以理论的启迪；而其不足，则是难以有深入的探索，常常是点到即止，粗枝大叶，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然。在这种模糊的基础上发议论，更多的是代表研究者的意见，而并不是原作的本意，于开阔研究视野来说或有好处，而对于深入研究问题，作用有限。有的研究题目，大得惊人，写成一本书的难度都相当大，要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表述清楚，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作到的，充其量是说出一点并不十分准确的印象，如此而已。 与此相类的另一种研究，是构筑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古代文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至今似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里有几个问题尚须研究：一是有没有体系；二是这一体系是某一流派的体系，还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三是这一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范畴，是某些观点的组合，还是别的什么；四是这样的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一时形成，还是自古及今才形成？这些问题，要认真起来，恐怕不大好回答。关于第一点，似乎有一个忌讳，说没有体系，似乎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大不敬。可是说有体系，那么包括的范围应该确定在什么地方？有学者论中国的诗学体系，称包括言志、缘情、立象、创境、入神。那么诗教、诗体、诗格放到什么地方呢？诗教与言志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只要看清人解诗，即可了然，你看，他们解李商隐，背后总有一个诗教说的阴影在作怪，与言志是了不相涉的。古人论诗，把诗体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关于诗的风格的论述，数量就更大。我们能否把这些都排除在诗学体系之外？关于第二点，就更难处理。各派论诗论文，差别极大，我们如何把他们捏在一起？关于第三点，我们也会遇到困难，凡称体系，必有枢纽，若以范畴为体系构成之基础，那么哪一个范畴是体系的枢纽？若以某些观点为体系构成，那么我们是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学观点为体系的枢纽呢，还是视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学观点为体系的枢纽呢，关于第四点，麻烦就更多，如果成于某时，恐怕不易断定，因为每一个范畴，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范畴的成熟时间并不一致：如果是历时性的，那么我们说它是形成于唐代呢还是说它是形成于宋代呢，或者直到近代才完成呢。这四点，似都牵联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类体系的构筑，难以避免的要带着研究者的主观成分，与历史之原貌恐怕有着一段的距离。我们对于古文论的接受，是否在确认它有着体系的情况下才可能？如果确实需要作体系研究的话，是不是在各个重要批评家的文学观点、各个流派的文学观点、各个时期的文学观点、与各种主要理论范畴都弄清楚之后，再来构筑更好些。在这些还没有弄清楚之前，说中国古代文论有若干重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描述或者判断，是比较容易的，说它有一个什么体系，则就难得多。 在理论研究上近百年来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就某些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虽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但确是把问题深化了。我们又再取《文心雕龙》为例。《文心》一书，就其思想基础而言，是受哪一家的思想影响更大，有种种的说法。有言儒，有言道，有言佛，有言儒道并存。即以言佛为例，就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1954年，饶宗颐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1956年，又发表《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17)。广征博引，提出佛教在刘勰文论中起重要作用。“总之，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家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18)他的学生石垒，撰《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和《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理论集》(19)，加以一一证成。而潘重规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也是广征博引，而后谓：“吾人既明彦和在未依僧佑之前，文学已成；知其著作《文心》之资料，早已蕴蓄于胸中，故《文心》全书之宗旨，皆以儒家为骨干。其全部文学思想，乃涵濡儒书所孕育之成果，而非编撰佛典所滋生之观念”(20)杨明照说得更绝对，他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序中说：“《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所原的道，所征的圣，所宗的经，皆中国所有：所阐述的文学创作理论，所评骘的作品，亦为中国所有。与佛经著作或印度文学都无直接间接关系。所以全书中找不到一点佛经思想或佛学理论的痕迹，而是充满了浓厚的儒学观念。“70年代末，马宏山极主佛教思想说，撰《文心雕龙之“道”辨》，但很快遭到不少研究者的反对；他又写了《再辨》，进行答辨。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就此一问题都有论文和专著发表，意见虽纷纭，而问题之实质由是而日益明朗。盖“为主”与“影响”不同，各家之说法，似应在此一点上有所辨正。《文心》所涉及之理论问题讨论最热烈的，还有“风骨”范畴。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样虽无结论但已引向深化。陈耀南撰有《〈文心〉风骨群说辨疑》(21)，归纳出对于风骨的解释50种，而结论是不甚了然。之所以不甚了然，就因为《文心》对风骨的表述，并非用义界明确的科学语言，而是用带着弹性、蕴含美的意趣的文学语言。讨论虽然众说纷纭，始终不得确解，但终究认识已经深入。古文论中相当一部分问题的研究，恐怕也只能这样解决。当然，有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并非如“风骨”论之模棱两可，如意境问题。意境问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已经相当的深入，对于意境的界定、构成，意境与意象、韵味与心态，意境与佛家境界说，意境的虚实，意境的情景交融问题，意境的多重结构等等，都已经广泛涉及。关于神韵、性灵问题的研究，也已有专书多种(22)。有些研究虽非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但由于其严谨与切合于历史的原貌，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如徐复观对于文体的研究(23)（关于徐复观在古文论研究中的成就和影响，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周勋初关于《文心》的折中思想的研究(24)，邓仕梁有关六朝文论的几篇文章(25)都是例子。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提出六辞为祝法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原形和基础，他的一些论文，均极重文体。有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虽尚未深入，然亦已有了很好的开端，如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于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特点、观点、观念、流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对最能代表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特色的一系列专门术语，也已经有学者作了阐释，如叶朗《中国古代小说美学》，陈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微》(26)等。 在古文论的理论研究中，以强烈的理论色彩和睿知的思考，而深远影响着研究进程的，我们这里不能不提到王元化。古文论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今古的关系问题。以古释古，不惟难以给今人以启迪，并连确切认识古文论之原貌也不易做到。而以今释古，又往往流于类比，甚或以今天的理论附会古人。这后一种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研究者往往想好一个观点，然后在古文论中找材料框套，古代的文学批评家于是成了今天的研究者的代言人，面目全非。王元化的古文论理论研究不是这样，他没有以今天现成的理论去硬套古人，而是以其理论素养，和缜密的理论思维，去分析古文论现象，发掘和阐释古文论的理论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不惟给人以理论的启发，也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影响，至今仍然可以看到。 回顾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最为实在而成绩卓著的，应该说还是体派研究和专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也最多。体派研究与专家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所研究的对象情形较为了解，资料的收集较为完备，因之所论也较为切实。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吴宏一《清代词学研究》，简锦松《明初越派文学批评研究》，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赵沛霖《兴的源起》。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专家与体派研究中，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与对于文化背景之深切了解，在更深入的阐释古文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饶宗颐论《文赋》，强调研治《文赋》必须以文体为核心，而陆机的文体意识源于音乐的感悟(27)。他还有《楚辞与词曲音乐》、《杨守斋在词学及音乐上之贡献》(28)，若非饶氏对于古琴音乐具有深湛的造诣，则极难洞明文论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年青一代学人中，也已有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如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29)。 理论研究的又一种，是中西文论比较。这方面的大师，莫过于钱钟书。《管锥编》中涉及的古代文学理论观念，广征博引西方各国的有关论述，类比阐释，常得精彩的见解，非泛泛而论者所可望其项背。差可与钱氏相颉颃的吴兴华，在《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中，出入中外古今，才气横溢，可惜早逝，未能尽才。年青一代学人中，在此一领域勤谨耕耘的，有黄维梁与曹顺庆。黄除前已提到的《中国文学纵横论》之外，还有《中国诗学纵横论》，曹有《中西比较诗学》，前者侧重于中西批评方法之比较，后者侧重于不同观念之比较，各有所见。 古文论研究的又一领域，是通史的研究。这一领域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着古文论研究的整体水平。郭绍虞之著作，以人为纲，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法的一种格局。此种格局，为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所继承。这些著作各有特色。发展至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资料之齐备，分析之细致，都到了很高的水平。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介于以人和以专题之间：方孝岳与傅庚生的写法，以专题为主，但罗著没有写完，而方、傅二著没有展开，之后似未有继步者。70年代，张仁青撰《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并列历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大块。此种之写法，似亦未有后继者。80年代初，罗宗强提出把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为纲，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有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30)等同类著作问世。近十余年来，分类的文学批评史也大量出现，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谭帆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等。通史和分类批评史撰写，似乎正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预计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写法。 四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确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这个学科从建立发展至今天的规模，也就是近百年的事。而百年沧桑，环境巨变也就在这个学科的发展上留下了印迹。无论就此一学科之发展过程而言，抑或就此一学科研究者之学术思想、治学方法而言，此种印迹都清晰可见。 自发展之过程言，若从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算起(31)，至1949年，为发展初期。这一时期，处于统一的发展进程中，就学术思想言，并无大的差异。1950年以后，由于大陆、香港、台湾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大陆与香港在古文论的研究上尚未中断，台湾则到60年代才开展起来。1966至1976，大陆的古文论研究几乎停止，港、台则正是古文论研究的发展期。70年代末以来，大陆的古文论研究，才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是学术研究之开展受政治文化环境制约的一例。 就治学的取向言，本世纪的后半，港、台的研究多取实证，而大陆有相当一部分取理论分析。就整个研究而言，无论大陆还是港、台，治学之方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传统汉学的方法。在古文论的研究领域， 有许多重要的学者，都继承了这种方法，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如陈湛铨、杨明照等人。他们严格遵循汉学传统，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孤证不定说，选证以古为尚。他们对于古文论的疏证，以其严谨与准确，往往成为定谳。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被大量的运用于理论研究时，材料处理往往用归纳法，大量罗列证据，排比归纳，得出结论。这类研究，结论大多平实，认识虽有深浅之别，但多接近古文论之原貌。然由于古文论之特殊形态，采用此种方法时，易于停留在罗列现象上，而难以深入阐明原作之理论含蕴。我国的古代文论，一个论点的提出，一个理论范畴的出现，常有着甚为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一种文学思想的出现，原因就更为复杂，有时不仅牵连到文学自身，且亦牵连到其他的种种因素，如政治环境、社会思潮、宗教、其他艺术门类的情形，这些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仅靠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就不易说清楚了。它需要借助于演绎、比较、或者理证法，对文学观念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作理论的细微分析，再进行判断。甚至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现象或者文学思潮的历史原貌的客观描述，也是如此。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归纳，往往只能描述此种现象之表面情形，不足以说明此种现象内在之复杂关系，更难以彰显历史现象所展示的意义与价值。考实性认识与抽象性认识，在古文论研究中常常是同样重要的。传统汉学的方法在古文论的注疏与史料考辨上，有其重要的价值，而进一步作理论研究时，就显示出它的若干局限。考据与穷理，合则兼美。 二是侧重于思辨的研究。此种研究，虽亦证以材料，但材料的运用往往服务于思想的演绎。治古文论者，大体说来，来自两个方面的学者：一是原为从事文艺学教学或研究者，一是来自古代文学教学或研究者。这两方面的人，都有人运用传统汉学的方法，也有人从事于思辨的研究。但一般说来，前者较多长于思辨，而后者较习惯于传统汉学的方法。思辨的研究，如果建立在材料的系统清理与考辨的基础上，从历史的实际中抽绎出理论，那么可能会有较为确切的对于古文论的阐释与评价。但如果离开材料的系统清理，以古人注我，那么必定失之空疏，甚或乖离本旨。用外来的各种现成理论去比附古人，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于深入了解古代文论其实并无助益。 三是综合的研究。此种之研究，自方法言，既以传统汉学为基础，用心于原始资料的收集、考辨、整理，又善于从资料中抽绎义理，对古文论的实质、价值作出判断。而自研究之视野言，则不惟注意于古文论本身，亦注意于古文论产生之种种背景材料，注意及古文论周围种种有联系的因素，以整体的观念考察研究对象。自研究之程序言，则重视从具体的、细微而又具重要意义的论题入手，在此基础上再作贯通性的研究。综合的研究，凡是资料工作严谨扎实的，大抵有较好的成绩；而资料工作浅尝即止的，则往往流于空泛。无论何种方法，都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便是以复原历史的原貌为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才能进一步论定是非。一种文学理论、一种批评，是否具有价值，必视其是否比它之前提供了新的东西。而要论定它是否比它之前提出了新的见解，就必须对同类问题的历史有深切而全面的了解。在古文论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研究某一专题或某一专家，先定其优劣，所谓爱则欲其生，恶则欲其死，主观印象从而得出极端的结论。究其所以，就在于不从历史的真实面貌入手。有时候，复原古文论的历史面貌，也可视为研究的目的。在研究界，常有一种实用的观点，以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今所用。因之种种附会穿凿，强古人以就我的情况，便势不可免。其实，这样一种见解是不全面的。文化的建设，是一种积累。对于传统的选择与吸收，只有在了解传统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复原古文论的历史面貌，本身就提供了这种可能。 从研究的历史看，正是在古文论的历史还原上，我们还面对大量的工作。对于已经研究的课题，虽然有了不少的论著，但面目其实并不十分了然，仍须深入探讨。而大量的领域，我们其实还没有接触，如经注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史传与大量的笔记中反映的文学思想，以至释道二藏中的文学观点，和子部集部的全面清理，我们都还没有认真去作。即如我们很重视的诗话词话，也还没有下过认真的功夫。我们有了诗话词话辞典，但是历史上原有而今不易见到的，它那里都查不到，能查到的，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即如常见的诗话词话，也还有不少没有认真的研究。即使专家或专书研究，往往也划地为牢。如对《沧浪诗话》的研究，就书论书，而于严羽的诗文评却注意不够。又如刘勰，有学者肯定他的经学属古文派，但何以是古文派，则就少有详论。现在更为迫切的，似是点的研究的深入，戒空谈而多求实，可能是古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古文论研究中，似乎还存在一个学风问题。大量的重复劳动，实在太无谓。举《文斌》为例，文章一堆，不重复的见解很少，十年前说了的，今天还在说。其它的课题。也有类似的情形。重复他人之见解而又不注明出处，甚至有意抹杀，此种有损文德的举止，本应为学者之所耻，而今日之学界，于此似漠然以对，习非为是。此风之所以存在，或有视野闭塞，于研究之进展不甚了然之原因；或因研究者原来未经过严格之训练，并不了解研究之步骤，第一件之工作，乃是从研究目录作起。此种非有意而出现的弊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理应革除。若此风不改，则古文论之研究，难望有进一步之成就。 由于近百年来古文论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大，要作深入的评价是很难的，加上我们自身水平有限，论断难免偏颇，识者正之。 注释： （1）《札记》31篇，1927年，由作者取其中20篇，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1935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行其余11篇；1947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将其合印，内部发行。1962年文史哲出版社，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正式出版。 （2）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馆出版，16开上下两册；1929年北京文化学社以《文心雕龙注》之名分三册出版其上中二册，1931年续出下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为二册出版。 （3）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4）王叔珉《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1992年。曹旭《诗品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伯伟《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书目季刊》，1980年14号；1985年19号。 （6）苏文擢《诗品诠评》，见其《邃加室诗文集》，自印本，香港，1979年。《诗品诠评》原为苏氏在香港中文大学之讲义。 （7）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学术年刊》，第11期，1991年。 （8）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中文大学本部图书馆。 （9）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吴宏一《清初诗学的形式批评》；吴彩娥《论象征批评与司空图诗品的批评方法》；龚鹏程《细部批评概论》。 （11）根据南开大学档案馆提供的材料。 （12）吴文治数年前已主编完成明代诗话，闻宋代也已编成，然至今未见出版。 （13）陈湛铨《陈湛铨先生讲学集》，香港学海书楼出版，1989年。 （14）李平《范注三论——范文澜〈文心雕龙〉研究之二》，《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参见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黄广华《“人之为德也大矣”辨析》，《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3辑。 （16）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5期。祖保泉、陶礼夫《〈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17）饶宗颐《文心雕龙与佛教》，《民主评论》第5卷第5期；《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1956年。又《文辙》，台北学生局，1971年，《文辙》集中了饶氏数十年之文学论文。 （18）引文见《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见《文辙》。 （19）石垒《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香港云在书屋出版，1977年。 （20）潘重规《刘勰文艺思想以佛教为根柢辨》，台北《幼狮学志》第15卷第3期。 （21）《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 （22）如吴调公《神韵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陈万益《明代性灵文学思想》，台大1976年博士论文，王颂梅《明代性灵说研究》，东吴大学1991年博士论文，等。 （23）参见其《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第三版，《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24）《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5）如《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萧子显的文论》、《齐梁诗人与儒学》等，俱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6）叶朗《中国古代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洪《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南开大学出版社。 （27）《陆机文赋与音乐的关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4期。又见《文辙》。 （28）《楚辞与词曲音乐》，《杨守斋在词学及音乐上之贡献》俱见《文辙》。 （29）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 （31）刘师培讲授《文心雕龙》，其中《颂赞》、《诔碑》由罗常培笔录，刊于《国文月刊》1卷9期、10期、3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