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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岳英灵集》是专收盛唐诗的一部诗选，天宝后期丹阳殷璠编。在编选时，殷璠把他对同时代的诗人的评论写进这部《河岳英灵集》中，使这本诗选带有文学批评的性质，而他的评论又牵涉到诗歌的艺术表现，诗歌的发展道路，以及内容与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问题，这就使他的批评又进入文学理论的范畴。但是《河岳英灵集》毕竟是诗歌选集，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唐人编选本朝的诗歌，有它自身发展的轨迹。我们不妨循着这条轨迹，看看殷璠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他与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么，与他以后的诗选家比较，他给予了什么。在对他的诗歌批评与理论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同时，对唐人选唐诗的演进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诗选本，据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集录”所载，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丽则集》、《诗人秀句》、《古今诗人秀句》、《玉臺后集》、《正声集》、《奇章集》、《搜玉集》、《国秀集》等九种。其实还应当加一种，即崔融编的《珠英学士集》。这十种如《丽则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偏撰者姓名，其书早巳亡佚[1]，具体情况不得而详，又如《珠英学士集》只记武则天时修《三教珠英》诸臣的诗，并无多大意义，其书也仅存残本[2]，这些都可不论。现在让我们以确知其编撰者姓名，并可以考知其书的，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回顾，并以之与《河岳英灵集》作一些比较。通过这一回顾，希望对于从唐初至玄宗时期的唐诗编选，以及中晚唐时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选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唐代前期的唐诗编选，也同当时的诗歌创作一样，受六朝诗风的影响。似乎到高宗、武则天时，一些诗歌选本在编选本朝诗时，还是与前朝(尤其是与南朝)一起合编，这反映了当时一些编者们的文学观念，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 现今所知唐代第一个唐诗选本，是出于长安的一个僧人所编，即释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集》[3]。与此同时，他的友人刘孝孙也编有一部类似的书，名《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但刘孝孙所编巳经亡佚，而他为慧净的书所写的一篇序言却保存下来，由此使我们得以窥见慧净编选的宗旨。 《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丁部集录载《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在另一处(丙部子录释氏类)著录慧净的另一部著作《杂心玄文》，并云：“姓房，隋国子博士徽远从子。”关于慧净的事迹，我们从《续高僧传》卷三的传文中可以得知，他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国子博士徵远之侄。十四岁即出家，隋文帝、炀帝时就有声誉。唐贞观时为长安纪国寺主持，大臣房玄龄与结为法友。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就曾请他主持普光寺。《全唐文》卷九○四所载慧净《辞谢皇储令知普光寺任启》、《重上皇储令知普光寺任谢启》二文，即为此而作(《全唐文》据《续高僧传》辑录)，皇储即指李治。慧净卒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八十六。 《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已佚，我们只能从《续高僧传》中所载刘孝孙《沙门慧净英华序》了解其情况(也载于《全唐文》卷一五四)。这里似应对刘孝孙作一些介绍。他的事迹附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后。《褚亮传》中有一段话记叙唐太宗设文学馆事：“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学士。……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良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渴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在这之后，即记刘孝孙事： 刘孝孙者，荆州人也。……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大业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伪杞王辩引为行台郎中。洛阳平，辩面缚归国，众皆离散，孝孙尤攀援号恸，追送远郊，时人义之。武德初，历虞州录事参军，太宗召为秦府学士。贞观六年，迁著作佐郊，吴王友。尝采历代文集，为王撰《古今类聚诗苑》四十卷。十五年，迁本府谘议参军，寻迁太子洗马，未拜卒。 又《新唐书》卷一二○《褚亮传》载秦府十八学士原有薛收，贞观七年收卒，“复召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据《新唐书·艺文志》，他的著作尚有《二仪实录》一卷(属乙部史录仪注类)，与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属丙部子录小说家类，当是《事物纪原》一类的书)，又《隋开皇历》一卷，《七曜杂术》一卷(属历算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刘孝孙是在南朝的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与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绍一样，经过隋朝的短促时期，因其学识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来的唐朝廷的重视。他的诗现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巳多少摆脱六朝绮艳文风的影响。如《咏笛》一首：“凉秋夜鸣笛，流风泳九成。调高时慷慨，曲变或凄清。征客怀离绪，邻人思旧情。幸以知音顾，千载有高声。”又如《早发成皋望河》：“清晨发岩邑，车马走轘辕，回瞰黄河上，倘恍屡飞魂。……怀古空延伫，叹逝将何言。”(《全唐诗》卷三三)写景抒情，行役怀古，已经向质朴方向发展。 《沙门慧净诗英华序》开首称颂慧净于佛家教义涵养之深，后叙二人交谊：“予昔游京晕，得伸敬慕。寥寥净域，披云而见光景；落落闲居，入室而生虚白。法师导余以实际，诱余以真如，握海不知其浅深，学山徒仰其峻极。”这是唐初士大夫与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对研究僧人怎样以佛学奥义来吸引文士，很有帮助。文章接着说： 尝以法师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园柳天榆之篇，阿阁绮窗之泳，魏王北上，陈忍南国，嗣宗之赋日月，彭泽之擒微雨，逮乎颜、谢才掞藻，任、沈道文，足以理会八音，言谐四始，咸递相祖述，郁为龟镜。 从这段话中可以见出他们对建安至齐梁的诗歌有较广泛的讨论。接着说： 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肖弓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自参墟洛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薖轴之士风趋，林壑之宾云集。故能抑扬汉彻，孕育曹丕，文雅郁兴于兹为盛。……因请法师暂回清鉴，采摭词实，耘剪萦芜。 这说明慧净所选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陈。《唐音癸签》说明此书所辑为“自梁至唐初刘孝孙”，是不错的(胡震亨所谓至刘孝孙止，也根据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献，伸郑唱楚谣，同管弦而播响”)。 由于这个选集巳经亡佚，前代文献记载缺乏，我们未能知道选目的详细情况。但从以上所引，可知慧净与刘孝孙对于建安至齐梁的诗人，所看重的还是一些写景抒情之作，对建安文学的意义，对齐梁文风的柔弱，缺乏认识，又加以贞观前期诗歌创作还仍沿六朝余波，因此他们认为唐初诗歌只不过是北朝温(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庚(信)的继续，他们看不出新朝在文学上有什么变化，因此将唐初诗歌与周、梁时的合编，在他们看来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孝孙虽然参加了唐太宗的文学馆，但他对前代诗歌的发展衍变，以及新时期诗风应当具有什么新的特点，似都缺乏认识。慧净得名于隋朝，作为一个僧人，又囿于教义，他当然更不了解大唐帝国的建立会对文学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他们的识见都落后于当时参预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史，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令由魏徵总其成，加快修史的进度。贞观十年(636)五史相继完成。他们修史的时间与慧净、刘孝孙讨论、编撰诗选的时间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却明确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对前朝文学提纲挈领式的看法。他们也肯定齐、梁时文人在艺术技巧方面的探讨和成绩，如说江淹、沈约等“褥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又说徐陵“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陈书·徐陵传》)。但在总体上，也就是诗歌的发展方向上，他们是予以否定的，并且指出这种文风对于国家政权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为适应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他们要求有这样的一种文风，即取江左清绮，河朔刚贞，“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同上)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理想提出，文学创作的实际远未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毕竟发展的方向已经概括地、明确地指出。刘孝孙、慧净反映的是当时一般文士的认识，也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相适应。他们与殷璠，处于极不相同的文学环境，以至几乎无法加以比较。 过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我们看到另一种唐诗选本的出现，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诗人秀句》。 《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上《崔行功传》后附记元思敬事，谓：“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丁部集录，载高宗、武后时期朝臣所修的大型类书、总集，有许敬宗、刘伯庄等《文馆词林》一千卷，《丽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览》三百卷，参预编纂者有许敬章、顾胤、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璹、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新唐书·艺文志》同卷并载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迹未详。《全唐诗》、《全唐文》都未曾收录其诗文。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二章《诗的对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罗说是。据《说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与字正合。《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或日”论秀句一段，罗根泽谓即其《古今诗人秀句》序。这段文中说及参预修纂《芳林要览》，时与事都与《旧唐书》所载元思敬事相合。[4] 按《古今诗人秀句》一书已佚。据日本小喜甚一《文镜和府论考》第一章《成立考》[5]元兢此书曾著录于《见在书目》中的总集类，载为二卷。《见在书目》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于日本阳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间(公元876一898，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大约也是中唐时流传到日本去的。据《文镜秘府论》南卷所载序，称“时厉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则似乎上溯两汉。序中又云： 余以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与文学刘祯之、典籖范展冰书，东阁已建，斯竟撰成此录。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今剪《芳林要览》，讨论诸集，人欲天从，果谐宿志。常与诸学者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铨其秀句。…… 元兢总章中为协律郎，总章为公元668一670年。又于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龙朔元年为661年。又据《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中宗李显，显庆元年(656)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仪凤二年为677年。则李显封周王657一677的二十年间。《古今诗人秀句》序谓兢撰此书历十年之久尚未终二卷，乃因为“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后因预修《芳林要览》，又得与诸学士讨论，“果谐宿志”。则此书之编撰为元兢在周王府参军时，同时又参预编修《芳林要览》，则兢当以协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职。又据《旧唐书》卷八○《上官仪传》，上官仪之子庭芝亦“历位周王府属”，可能与元兢为同僚。《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引“元氏曰”，曾载元兢《蓬州野望》诗，为《全唐诗》未收者：“飘颻宕渠域，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開。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带。不知元兢因何而贬，也未知贬在何年。据《文镜秘府论》所引，他尚著有《诗髓脑》一书，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诗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称“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后又说“铨其秀句”， 似所选并非全篇，像《芳林要览》那样，都是摘抄佳句。《玉海》卷五四载《瑶山玉彩》一书的编撰：“龙朔元年，命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中书舍人杨思俭，郎文思殿，采摘古人文章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号《瑶山玉彩》，凡五百篇。”可见采摘古今诗文中的“英词丽句”，乃是当时的风气，也是继《艺文类聚》而来的把诗歌创作看成事类堆砌的一种作法。闻一多《类书与诗》(载《唐诗杂论》中)曾列举唐初五十年间大量编修类书的情况，说：“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往》，《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因此他曾形象地比喻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 元兢(思敬)所参预编修的《芳林要览》也就是这样的把诗歌的创作与类书的编纂结合起来的工作，而归结点则是在追求词藻的雕饰。《芳林要览》的修纂者有上官仪，而《古今诗人秀句》在店人的终点又是上官仪，就一司一见元兢的审美追求是怎样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学环境-一一那正是“四杰”已经童上诗坛、陈子昂还未出场，上官仪的绮靡错媚的诗风正弥漫于一时的文苑。杨炯《王勃集序》曾对那一时期上官体文风作过描画：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徽，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构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文苑英华，卷六九九)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称他选诗的宗旨是：“以情绪为先，其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元兢这里提到选诗以情绪为先，虽然他没有具体阐述这个“情绪”究竟是什么，但终究接触到了诗歌创作的一些本质方面的东西。我们知道，陆机《文赋》是很重视情对于文学、特别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论述诗、赋、碑、诔、铭、箴、颂、论等文体时，特别是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在论到创作过程时，讲到感兴，也即是创作灵感、想象问题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遊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指出在创作过程中，物象的清晰，是与作者主观情绪越来越鲜明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当兴会过去时，则先是“六情底滞，志往神留”，于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元兢没有象陆机那样作细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绪为先”，并说“其直置为本”，虽然还失之笼统，但这与当时一味追求藻饰、失去真情的台阁体诗巳有所区别。而且他还提出“质气”这一概念，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他仍然把“质气”放在辅助的地位(“助之以质气”)，这比起当时王勃所要求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和“思飞情逸”、“兴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诗风来，不免稍逊，比起后来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明确提出的“兴象”、“气骨”等概念来，就更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诗选家渐进的痕迹。 这里我们连类而及地介绍一下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因为据《唐音癸签》，《玉台后集》也是“唐人选唐诗，其合前代选者”的一种，虽然编选者李康成的时代已晚，与殷璠同时，都是天宝时人。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载李康《玉台后集》十卷，无“成”字，对其生平一无说明。后世有关李康成的记载，都是根据南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诗话续集》： 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录，姑摘其可存者于后。……天宝间大诗人如李、杜、高适、岑参辈迭出，康成同时，乃不为世所称，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则诗多佳句失传矣。中间自载其诗八首。…… 在此之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也著录《玉台后集》十卷，谓“唐李康成采梁肖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则南宋时其书尚存，恐明以后亡佚。晁《志》谓所采为“乐府歌诗”，今检刘克庄所引诗有祖咏《愁怨》，《全唐诗》卷一三一祖敲诗题作《别怨》，为五言四句：“送别到中流，秋船倚渡头；相看尚不远，未可即回舟”。又如张继《望归舟》：“暮暮望归客，依依江上船，潮落犹有信，去楫未知旋”。今《全唐诗》张继名下未收。崔国辅《采莲》：“玉淑花红发，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并著采莲舟”，见《全唐诗》卷一一九崔国辅诗，题《采莲曲》。刘克庄在诗话中并记载李康成自作之诗，说“中间自载其诗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绝无声，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似六朝人语。”由这些记载看来，李康成似有意在徐陵的《玉台新咏》之后，编一部梁至唐天宝年间文人仿作的乐府民歌诗[6]，但都为五言四句，系仿南朝子夜歌体式。从其所选及自作的一些诗句看来，都还不失情趣，因篇帙散失，无从窥其全豹，也无从明了其选录宗旨。但可看出唐代一些诗人向六朝民歌学习的情况，所选均为五言，这与《河岳英灵集》所选也以五言为主一样，似可见出一定的时代风尚。 《正声集》是唐人选本朝诗的第一部，唐朝中后期的选家对它评价很高。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序中称许它说：“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高仲武把《正声集》推崇为前此诗选之冠，未必确当，还是顾陶《唐诗类选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较为公允，序中将它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南薰集》并列：“虽前贤纂录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间气》、《正声》、《南薰》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遗，而取舍之时，能无少误。”顾陶对这四种书的取舍虽无意见，但仍是把它们视为在此之前唐人选唐诗的代表著作。 《正声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记载为孙季良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尹知章传》后附载孙季良事：“孙季良者，河南偃师人也，一名翌。开元中为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撰《正声诗集》三卷行于代。”孙季良之所以附于《尹知章传》之后，是因为他是尹知章的学生，尹知章是当时的一位著名儒家经师，中书令张说于睿宗初曾推荐他“有古人之风，足以坐镇雅俗”，授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后秘书监马怀素奏引知章就秘书省与学者刊定经史”。开元六年(718)卒，“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世”。可见是出入儒道、不拘一格的学者。知章卒后，“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乙部史录职官类载《唐六典》云：“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日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煛、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六典》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修成。又《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载《初学记》的纂修：“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六典》和《初学记》是开元时纂修的两部大书，一是政典，一是文艺性类书。孙季良先后参加编书工作，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也可见他是一位博达之士。《旧唐书》说他曾任集贤院直学士，而集贤院是开元中期张说主持下集文学、经学之士的著名学术机构，与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文学馆先后辉映。 《全唐诗》卷一一三载孙秀良诗一首，但《全唐诗》作孙翃、翃应是翊(即翌)之形误。诗题作《奉酬张洪州九龄江上见赠》。《全唐诗》实本《唐诗纪事》，其书卷二二有“孙翃”条：“张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别孙侍御》诗云：‘云障天涯尽，川途海县穷。何言此地僻，忽与故人同。身负邦君弩，情行御史??。王程我安驻，离思逐秋风。’翃时以监察御史奉使洪州，酬云：‘受命议封疆，逢君收豫章。于焉审虞芮，复尔共舟航。怅别秋阴尽，怀归客思长。江皋枉离赠，持此慰他乡。’按这两首诗也见于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曲江张先生文集》卷四，前诗题作《郡江南上别孙侍郎》，“侍郎”当依《唐诗纪事》作“侍御”。此诗之后题为《奉酬洪州江上见赠监察御史孙翃》。这里的“奉酬洪州江上见赠”当是诗题，而“监察御史孙翃”当是署名。唐集中往往附他人酬赠之作，并署官衔、姓名，后世不察，抄刻时与诗题连书，因而致误。《曲江张先生文集》末曾附录浩命，有开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授洪州刺史制》，开元十八年七月三日《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张、孙诗中有“离思逐秋风”、“怅别秋阴尽”句，当作于开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六典》修成于开元二十六年，此后即未见孙季良事迹的记载，他当是开元时期的人。 《正声集》已佚，无从知其详情。《唐音癸签》卷三十一记唐人选初唐诗者三家，《正声集》是第一家。又《大唐新语》卷八“文章”门载刘希夷事，谓：“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刘希夷是初唐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闻一多《宫休诗的自赎》(载《唐诗杂论》)论述初唐诗在扬民弃宫体诗风的过程中，由卢、骆到张若虚，怎样一步步地将男女之间的感情净化，在这种发展中，刘希夷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同是初唐八十年间歌行体的杰作。另外，唐趋澹于中唐时为陈子昂作《旌德之碑》，说陈子昂“有诗十首入《正声》(《陈子昂集》附录)。陈子昂诗的风格与刘希夷不同，但都同样选入《正声集》，可见孙翌是力图反映初唐诗的全貌的，因而为后来的诗选家所推重。 因此我们可以说，孙翌编《正声集》，第一个把唐代诗歌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选本那样把初唐诗附丽于六朝之后，透是一个大功绩。在这之后，《奇章集》(“录李林甫至崔提百余家诗奇警者”[7])、《搜玉集》(“自四杰至沈、宋三十七人，诗六十三篇”)相继编出，皆以初唐断代，这都标明开元时人文学观念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已经有眼光与魄力把本朝八十年间的诗歌与唐以前相并立，显示出开元前期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趋向成熟。 在这之后，就是略早于殷璠的芮挺章《国秀集》。胡震亨将《国秀集》列为“合选初盛唐”，说“所载李峤、沈、宋、迄祖詠、严维九十人诗二百二十篇，三卷。楼颖序称其谴谪芜秽，登纳菁英，成一家之言”。这是根据今存《国秀集》前的一篇序的。其实这篇序中明确说明所选诗作乃“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应当说是盛唐诗。序中叙述编选缘起时说：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比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芮侯即探书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掷金。道苟可得，不弃于厮养；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 这篇序言未署姓名，‘而称编者为芮侯。最早以此序属之楼颖者，为宋人曾彦和，现存《国秀集》后有宋“大观戊子”龙溪曾彦和跋，说：“《国秀集》三卷，唐人诗总二百二十篇，天宝三载国子生芮挺章撰，楼颖序之”。大观为宋徽宗年号(1107一1110)可能曾彦和于北末宋所看到的本子，其序有楼颖署名，并载苗挺章为国子生的。今存《国秀集》前目录，于所选诗人姓名上各载其官职，未有官职者注明其身份，如处士、进士等。楼颖、芮挺章各冠以“进士”，按唐代科举习称，这是巳被贡举但尚未登第的举子(已登进；：第的称“前进士”)。国子生即是在国子监所属如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就读以备应试的士子，因此也可称进士。 据此，则序作于楼颖，当属可能。但《全唐文》未载楼颖文，而将此序属于芮挺章(卷三五六)。按彦和在“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下云： 其有岩壑孤贞，市朝大隐，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宁周；宝剑韬精，望斗牛而未获，目之缣素，有愧遗才。尚欲巡来风误，旁求侧陋，而陈公己化为异物，堆案飒然，无与乐成，遂因绝笔。今略编次，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说，在编定之后，还担心因囿于见闻，恐有遗珠之憾，拟再加搜采，但“陈公”已死，无人讨论，只得就原所纂辑，略加编次。问题在于此处提到的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是谁，如能考定这两个人则也能大致推测序的写作时间。 今查史籍，此国子司业苏公当为苏源明。《新唐书》卷二O二《文艺传》下有传，称其“工文辞，有名天宝间”。曾任东平太守，后为国子司业。“安禄山陷京师，源明以病不受伪署。肃宗复两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后以秘书少监卒。《新传》未载苏源明任东平太守、国子司业的年月，而这可由苏源明本人的诗文考知。《全唐诗》卷二五五载苏源明《小洞庭徊源亭宴四郡太守诗》，其自序谓“夭宝十二载七月辛丑，东平太守扶风苏源明，觞濮阳太守清河崔公季重……于徊源亭。”同卷又载其《秋夜小洞庭离宴诗》，自序有云：“源明从东平太守徵国子司业，须昌外尉袁广载酒于徊源亭，明日遂行，及祖留宴”。由此可知苏源明于天宝十二载(753)七月在东平太守任，不久徵调入京为国子司业，其时在安禄山起兵前。总之，都在天宝三载(744)之后。而开元末至天宝时陈姓曾任秘书监而又著名者，只有陈希烈。《旧唐书》卷九十七《陈希烈传》：“开元中，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亮、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累迁至秘书少监。”天宝时与李林甫同在相位，杨国忠执政后，希烈失势。安禄山攻占长安，陈又受伪职，肃宗复京城，“六等定罪，希烈当斩，肃宗以上皇素遇，赐死于家。”其时为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二月。 据以上所考，则楼颖这篇序文当作于至德二载以后。又今本《国秀集》目录所载王维官职为尚书右垂)。按王维之任尚书右丞，两《唐书》本传都未有明确记载，但大致在肃宗乾元、上元间(759—760)。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推定，芮挺章编《国秀集》，当在天宝三、四年间，其稿存于友人楼颖处，楼颖本拟续补，因循未果，约在肃宗上元中，就由楼颖为之撰序，并编写目录，乃出以问世。 宋人曾彦和的《国秀集》跋，认为《河岳英灵集》较《国秀集》感汾佑在后，“然挺章所选，非璠之比，览者自得之”。但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楼颖序文，或集中所选，都不足以与殷璠相比。假如楼颖的序也可代表苗挺章思想的话，则苗面对当时已日丽中天的盛唐诗坛，实在没有提出什么值得称道的见解。苏源明得名于开元、天宝间，与杜甫“结交三十载”(杜甫《八哀诗》)，也与高适为友。陈希烈在迁任秘书少监后，又曾代张九龄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旧唐书》本传)。但经楼颖转述的苏、陈的话，也不过儒家传统的诗教那一套话，至于芮挺章选录的标准，虽然提出左思、孙绰(“太冲之清词”、“兴公之佳句”)，但书中所选，实未能相称。首先是断限不明，序中说是：“自开元以来”，而刘希夷为高宗武后时人，杜言审，沈佺期都死于开元之前。如果要兼收初唐之诗，则又须顾及四杰、陈子昂等。开元、天宝间诗人如李颀、常建、孟浩然、张九龄等，所选都非佳作，梁锽的一首《观美人卧》还明显带有宫体诗的余风(如“落钗尤罥鬓，微汗欲销黄，纵使朦胧觉，魂犹逐楚王”)。目录中的官称，疏误殊多，如称刘希夷为“广文进士”，实则广文馆之设乃在天宝时期(并在芮挺章所谓此集下限天宝三载之后)，而刘希夷则远在此以前。又称高适为“绛郡长史”，高适除了至德时曾一度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外，更未有任他州长史的。唐人选诗选入编者本人之作，就现今所见，似也以《国秀集》为始作俑者，而书中芮、楼二人所作，也甚平庸。说《国秀集》编于《河岳英灵集》前，但据前所考，其问世恐尚在后，殷璠在编纂《英灵》《丹阳》二集时，当未曾寓目。 在殷璠以前，就现今所知，唐人选唐诗约有十种，我们重点考察了五种。应当说，《正声集》的出现，是唐人选唐诗的一个突破，因为它把唐诗和六朝诗清楚地划出了一道界限，标明唐诗具有六朝诗无可代替的独立的价值。而在唐诗本身的发展中，盛唐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一个辉煌的高峰来说，也是明显地与初唐划了界限的，《国秀集》本应当担负起把这一光辉的发展时期诗歌编选成集的任务，但由于编选者思想水平的局限，未能很好地肩起这一担子。在这种情况下，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出现了。在殷璠面前，就文学背景来说，他面对着这样几个实际：一是诗歌创作从初唐到盛唐的业绩，特别是开元及天宝前期诗歌所表现出的那从未有过的种种奇姿壮态，应当怎么认识。二是从魏徵、令狐德棻以来，经四杰、陈子昂，诗歌思想的演进，对这八十余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堪与这一鼎盛发达的古代社会相辉映的那种诗风，应有怎样的具体要求。三是对在他之前的文学选本，那种在平静状态下缓慢行进的情况，应该怎样要求在观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四是初唐诗学的另一侧面，就是随着律体的讲求，由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所代表的探究诗的声韵、对仗、用字等一系列著作，怎么把它们从纯技术形态上提高一步。关于殷璠的文学思想，我们将另撰文论述，这里我们结合选本的考查，概括地提一下，那就是殷璠是比较自觉地企望将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在他之前诗歌选本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与当时的先进文学思想和业已前进了的创作实践相配合，以致大多数选本缺乏理论上的吸引力。殷璠《河岳英灵集》出现于盛唐诗歌的高峰期，它不满足于单纯的选诗，而是对不少还在创作中的诗人加以评论，它是如此切近现实，使得评论与创作同步前进。殷璠提出的几个诗歌概念，似乎一下子把人们对新时期诗风的要求明确了，而对于声韵、用字的要求，也更从文学本身规律出发。这种种，使得文学选本不是作为创作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是作为与文学创作并肩前进的文学伙伴。中国古代，选本在文学思想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就是由于产生过象《昭明文选》《河岳英灵，集》那样一批有独立思想价值的文学选本。但可惜的是，唐人选府诗。在殷璠之后，未能在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攀跻。在这之后，又流于平坡滑行的状态。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考察殷璠以后的唐诗选本。 中晚唐及五代人编撰唐诗选集，数量繁多，蔚为风气。其中不少是友朋之间的唱和集，如李逢吉、令孤楚的《断金集》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作十五卷，云“唐令孤楚、李逢吉自进士以至宦达所与酬唱之诗”)，元稹、白居易的《元白继和集》一卷，元祺、白居易、崔玄亮的《三州唱和集》一卷，刘禹锡、白居易的《刘白唱和集》三卷，裴度、刘禹锡的《汝洛集》一卷，令孤楚、刘禹锡的《彭阳唱和集》三卷，刘禹锡、李德裕的《吴蜀集》一卷，王涯、令孤楚、张仲素的《三舍人集》一卷，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的《汉上题襟集》十卷，另外还有父子兄弟合编的诗集，如《李氏花兽集》、《窦氏联珠集》等。这些诗集除了反映中晚唐文人诗酒唱和的雅韵逸兴，以便后世可藉此考知某些诗人的事迹以外，在文学思想上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它们也几乎都未保存下来，因此拟不论述。以下主要谈几种现存的选本。 在殷璠编成《河岳英灵集》后约七、八年，元结编《箧中集》。其书为一卷，收沈千运、王季友、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诗共二十四首。这几个人都是盛唐过来的，《箧中集》所收大部分是安史乱前的诗作其中有的也已为《河岳英灵集》所收(如王季友《寄韦子春》，《河岳英灵集》卷上所录题作《山中赠十四秘书山兄》，且多四句，文字亦有异同)。元结在自序中叙其编选缘起云： 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互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泳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稚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 这几句话，如果在四杰、陈子昂时，或在开元、天宝之际，人们将会容易理解，问题在于这是元结在肃宗乾元三年(760)写的，而在此之前，盛唐诗人们巳用创作实践比较彻底地清除了齐、梁以来绮艳诗风的影响，一些在创作上有成就的诗人以及象殷璠那样的评论家，已经对盛唐诗歌中所表现的某些艺术特质(如声律风骨兼备、兴象、追求清真自然之美)作了很好的阐释。在这样的一个诗歌高峰巳经到达，还未成为过去之时，元结却来指责诗坛现状，批评他所谓的“近世”作者的种种弊端，并以此作为当前存在的一个主要不良倾向来加以批判，这就显然缺乏时代感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诗歌理论的发展上来看，元结的观念是陈旧的他似乎缺乏整体把握的能力。他在创作上侧重于质朴，有时不免枯搞，于是对盛唐诗歌中所表现的阔大壮丽，就较为忽视，或者竟而视作“以流易为词”。因此，面对前一时期创作的丰富实绩，元结不但没有作出相应的理论上的总结或开拓，而且显出受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的极大束缚，使人感到一种浓厚的复古气息。 但《箧中集》仍有其意义。元结在序中说： 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己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鸣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足荣当世。谁为辫士，吾欲问之！ 正如元结所说，《箧中集》所收的这几位诗人，在此之前，是“无禄位”、“久贫贱”的。这七人中，王季友后来仕宦稍达，做到江西观察副使，见于邵《送王司议赴洪州序》(《全唐文》卷二四七)，又见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引鲍止钦云：“江西观察使李勉，时季友兼监察御史，为副使。”李勉于代宗广德(763一764)中任江西观察使。但此前三、四年，即肃宗上元元年(760)冬，王季友与张彪都还是处士(见清赵搢《金石存》卷四《上元元年华岳题名》：“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同渴华岳词书记”，署名者有“处士王季友，张彪”)。除王季友外，其他都终生未仕，不得志于当世。 沈千运等既然大半生处于开元、天宝之世，他们现存的作品主要也写于安史乱前，但《箧中集》所收，却丝毫没有慷慨任气、建功立业的盛世之音，反而充满不得志者的愁怨，人生短促的叹息，他们栖迟于山野，而不求过问世事。如：圣 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退当弃捐，贫绒招毁讟。栖栖去人世，迍踬日穷迫。不如守田园，岁宴望丰熟。(沈千运《濮中言怀》) 山中谁余密，白发帷相亲。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依依北舍松，不厌吾南邻。有情尽弃捐，土石为同身。(王季友《寄韦子春》) 老病无乐事，岁秋悲更长。穷郊日萧索，生意己苍黄。……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于逖《野外行》 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行行无定心，壈坎难归来。慈毋忧疚疡，至家念栖栖。与君宿姻亲，深见中外怀。侯余惜时节，帐望临高台。(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 这些诗人似乎都把视线从社会转向自身，题材范围狭窄，但感情是诚挚的笔力是深沉的。他们代表了盛唐之世的另一方面，即社会的不平对于某些诗人心理上的压力。他们虽与盛唐的一些大家有交往(如李白《留别于十一兄巡裴十三道塞垣》，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高适《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已属于下一阶段，中唐诗人张籍在《过千运旧居》诗中说：“时当无知者，莫能敦此风。浩荡意无睹，我将安所从。”《箧中集》的诗人在当世是寂寞者，要过了三、四十年， 才在孟郊、张籍等诗人那里找到同调。 《中兴间气集》约编于贞元初。据编选者高仲武自序，谓此书所选，“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答年”，又称“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纶，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子，反正中原。”这里的“先帝”，应指代宗。安史之乱是在代宗即位后才最后平定的，因此以肃宗、代宗并称，而唐建国一百七十年，则巳至贞允初，故称代宗为先帝。此书共分两卷，所选者有二十六人，诗一百三十二首。按纬书《春秋演孔图》：“正气为帝，间气为臣。”《中兴间气集》得名，或即本此。 顾陶《唐诗类选序》举出在他之前的四部诗选，即《英灵》、《间气)、《正声》、《南薰》。《正声集》、《南薰集》已佚[8]以《英灵》、《间气》两集来看，《间气》受《英灵》的影响是很显然的。《河岳英灵集》分两卷，《中兴间气集》也分两卷。前者选诗至天宝十二载，近乎天宝末，后者则从至德元载开始，也似乎有意按时间顺序接续，《英灵》所收绝大部分为五言，《间气》收诗一百三十余首，七言(包括五言杂体)不过十一首，不到十分之一，连韩翃以七绝著称的，也一首未收。特别是《英灵》人各有评，而《间气》也是如此，虽然内容和深度不一，但体例非常接近，先是总论大体，后则列举佳句，不过高仲武摘句较多，这也反映了大历时期追求雕琢的诗风。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南薰集》所收诗“人各系名系赞”(见注[8])，可见《南薰集》也是于所选诗人名下有评赞的。我们有理由揣测，这种人各系以评赞的体例可能即起自殷璠，他的《丹阳集》也是这样做的。这无疑是我国文学批评一个重要形式的创设。 高仲武的序中说：“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者。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他所要革的“前弊”不知何所指，当不是指前面的“古之作者”，可能是指序中举出的几种唐诗选本，即“《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记朝士，《丹阳》止录吴人。”高仲武虽然也标榜儒家的诗教说，但其重点在于“休状风雅，理致清新”，尤其是后一方面。其“观者易心，，听者竦耳”也当是指诗歌的辞藻、音律。这部诗选正好是大历诗风的反映，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其价值所在。晚唐时，郑谷曾有诗云：“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读前集二首》之一，《全唐诗》卷六七五)郑谷确认《河岳英灵集》的价值，这是对的，但把《中兴间气集》否定太过，恐未见妥当。在唐代，选录能代表一代诗风的作品，选者又具有一定诗歌史发展眼光的，应当说要算是《中兴间气集》和它的前行者《河岳英灵集》了。 在这之后，有令狐楚的《御览诗》一卷。据陆游跋，此书收三十人，诗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跋又云：“按卢纶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亟采尝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纶诗正三十二篇，所谓居十之一者也。据此，则《御览》为唐旧本不疑。……《御览》一名《新唐诗》，一名《选进者》，一名《元和御览》云。”(《渭南文集》卷二+六)毛晋跋也说：“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集妍艳短章三百有奇。”据此，则《御览》诗是令狐楚于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时所编。 按令狐楚为翰林学士在元和九年(814)十一月至十二年(817)八月(据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载《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5月版)。令狐楚于元和年间享有文名，得宪宗尝识，刘禹锡说他在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内职时，“武帐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韵，冠于一时”(《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序》，(《全唐文》卷六○五)。《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称其为“一代文宗”。元稹于元和十四年自歌州长史还朝，这时令狐楚居相位，向元稹问起他的辞学，元稹感到受宠若惊，赶忙向令狐楚上书，其中说：“窃承相公于廓庙间道稹诗句，昨又面奉教约，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惭愧无地”。 正因为《御览》诗是备皇帝观览的，编选者又是身居华阁的翰林学士，所以这个选本就有如毛晋所说的“妍艳短章”的特点。所选的诗人自刘方平、皇甫冉起，至杨巨源、梁锽，都选的是五七言律绝，尤以绝句较多，可以看出大历至贞元年间近体诗发展的洁况，这方面可以补《中兴问气集》的不足。作品的艺术风格是趋向于清丽明快、讲究词藻雕饰。元稹在上述的给令狐楚书启中曾说到：“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元稹这里讲的是元和体诗，而他所自谦为“病未能也”的“韵律调新，风情宛然”这样如种艺术追求，正好是令狐楚编选《御览诗》的宗旨。从这里可以看出近体诗从大历至元和演进的痕迹。 中晚唐的几种唐诗选本，姚合《极玄集》主要选大历时期诗人(盛唐只王维、祖咏二人)，而且主要选录五言(七言只韩翃七绝二首，朱放七绝一首)，其他几种选本，如《又玄集》、《才调集》及已佚的《唐诗类选》，都有一种共同倾向，即他们已不是象前的选家那样，只选某一时期(如初唐、盛唐、或大历、贞元)，而是企图通观初唐以来的诗歌全貌，尝试于做集大成的工作，但由于编选者才识不足，未能使这些选本反映唐诗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的丰富面貌。 《又玄集》的编者韦庄和《才调集》的编者韦榖，都先后仕宦于唐末五代的西蜀，一为前蜀，一为后蜀。五代十国是一个纷乱、割据的时代，战争频繁，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当时西南的蜀和东南的吴、南唐，相对安定，文学艺术在这两个区域也相对发达。但这两个地区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也未有所作为，相反地，这几个小朝廷的君臣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声色犬马，反映在文学上，也就象唐以前的南朝梁陈时那样，把创作的题材局限于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而艺术上则追求繁缛绮丽之美。这种审美风尚也反映在韦庄、韦縠的选本中。《又玄集今共三卷，据其自序，选诗家一百五十人，诗三百首，初唐有宋之问，盛唐有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等十九人，历中唐、晚唐至郑谷、罗隐，最后选诗僧如皎然、无可、清江等十人，还选有妇人能诗者如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十九人，应当说是相当全面的。但韦庄在自序中说：“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可见他的选录标准是清丽词句。虽然韦庄本人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其中所选的诗，如高适一首选其《燕歌行》，张九龄一首选其《望月怀远》，李贺三首选其《雁门太守行》、《剑子歌》、《杜家唐儿歌》，都是他们的代表佳作。[9]但总的说来，取舍的标准是较为偏狭的，其中象李颀选其《渔父歌》一首，白居易选其《答梦得》、《送鹤上裴相公》等二首、则连“清词丽句”也说不上了。 《才调集》的编者韦縠仕于后蜀，其书的规模是这几种唐诗选本中较大的，选诗一千首，共十卷，初唐有沈佺期、王泠然，盛唐有崔国辅、孟浩然、王维、常建、李昂、高适、李白、岑参、刘方平、王昌龄、陶翰、祖詠、贺知章等，而大多数则是中晚唐，卷九后部分为僧人，卷十全为妇女，与《又玄集》大致相同。白居易选其《秦中吟》数首，这是前此选本所未有的，但未选杜甫。所编各家次序也很混乱，无一定章法，如卷一以白居易为首，后面接着是薛能、崔国辅，后又是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其后又是时代较前的王维，王维之后又是贾岛，真不明其究竟。其他卷也大休类似。且有重复收录的，如白居易两见(卷一、卷五)，高适两见，(卷三、卷八)，王昌龄两见(卷八、卷九)，也未知何故。编者在自序中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来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各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可见他的审美趣向也是“韵高”、“词丽”，与庄相似。而且照自序的这几句话看来，似随得随抄，个人把玩，因此既无一定的编次，又前后重复。 已佚的《唐诗类选》编于宣宗至僖宗年间，顾陶说他编此书历时三十年，可见是经过几次选拣而编定的。从现在保存的顾陶《唐诗类选序》和《后序》看来，他的选诗标准还是儒家的诗教说，主张通过诗作“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而且认为自春秋至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至齐梁以后，则诗风随着朝政不修而衰颓：“逮齐梁陈隋，德祚浅薄，无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艳相夸，风雅大变，不随流俗者无几，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王泽竭而诗不作。”他把诗歌的兴衰原因完全归结于政治得失。也正因如此，他推崇杜甫和李白说：“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这样的叙述，大体上是不错的。同时，他对于艺术上有所创新的诗人，也并不排斥，说：“爱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虽然这几个人风格不尽相同，把他们排列在一起未必合适，但顾陶能把“切语对”、“妙于新韵”与“浮伪流艳之辞”区别开来，说明他还是有识别力的，这一点比元结前进了一步。 《唐诗类选》最大的不足在于贵远而略近。他不选元、白的诗，曾有所辩解，说：“若元相国棋、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说因为元、白诗集太大，没有办法选取，显然不成理由，顾陶不取的“微志”究竟何在？未得而详。又说： 如相国令孤楚、李凉国逢吉、李淮海绅、刘宾客禹锡、杨茂卿、卢仝、沈亚之、刘猛、李涉、李璆、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数公诗，扰在世及稍沦谢，即文集未行，纵有一篇一詠得于人者亦未称所录，僻远孤儒，有志难就，粗随所见，不可殚论，终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过也。近则杜舍人牧、许鄂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别为卷抽，附于二十卷之外，。若须待见全本，则撰集必无成功；若止泛取传闻，则篇章不得其美。以上并无采摭。(《唐诗类选序》，见《全唐丈》卷七六五)。 根据他的说法，如刘禹锡、李绅等虽早已逝世，但文集未行，恐未能选得恰当，杜牧、许浑等去世不过二、三年，亦不便选，这其实都不是正当的理由。而李商隐、温庭筠等当时已享盛名，顾陶在序中根本未加提及。这就使人感觉到他是有意略去近世诗人的。这与殷璠以选当时人诗为主相比较，顾陶的识力与勇气不免差远了。 上面我们依次考察了殷璠前后唐诗选本的情况，从这个考察中可以得出什么呢？应当说，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代的评论家是很重视诗歌的评选的，而且比较自觉地通过评选表达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审美意向。在这一点上，他们各有自己的贡献。但比较起来，《河岳英灵集》最为突出。首先，殷璠非常明确地试图通过盛唐诗歌的评选提出他的诗歌丰张，那就是诗要有“神来、气来、情来”，要求建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休”，“言气骨则建安为铸，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一种既继承前人遗产、又超越前人成就的诗风，这正是盛唐诗在理论上的反映。特别是在盛唐时期，别无其他评论家来做这方面的理论概括，唐代中后期的诗人和诗评家也缺乏对盛唐诗作整体的研究，因此殷璠对盛唐诗风的理论上的探讨，就更显得突出。尤其是，盛唐诗还在进行之中，殷璠是濯足于活水来探测其流向的，他所评选的诗人都与他生活于同时，而且在他编定此集时，大部分诗人还在世，有些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正在发展(如高适、岑参的边塞诗)，而殷璠就以理论家的敏感及时捕捉住诗人们独有的风格特点。 唯一缺憾是他未选录杜甫。但这主要只能归因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杜甫那时刚进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在杜甫困居长安开始络绎写出有特色的诗作时，僻居于江东丹阳一个小县的殷璠还不可能及时得到信息(在杜甫死后，大历中期，润州州刺史樊晃努力收集其遗作，也只能辑得《小集》六卷，就可想见当时诗歌流传的困难)。 其次，殷璠异于其他选家的，是他提出了好几个值得作理论探索的美学概念。如上面提到的他的三“来”说，以及继陈子昂的寄与说以后所提出的兴象说，他的声律理论(据专家研究，在他之前，诗歌创作中虽已运用平仄，但平仄之名，是殷璠首先使用的)。这些理论上的建树是其他几种选集所缺乏的，而且即使放在古代文学理论思想史上来评价，也有一定的地位。 后世的评论也注意到了《河岳英灵集》的地位与影响，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说：“唐诗选自殷璠、高仲武后，虽不皆尽善，然观其去取，皆有旨归。”以《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并提，作为唐人选唐诗的代表。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二又谓：“渔洋十选，大意归重在殷璠、元结二本。”指出《河岳英灵集》与《箧中集》对王士祯编纂他的唐诗选的影响。清朝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称许为“凡所品题，类多精惬”(卷一八六《河岳英灵集》提要)。而差不多同时的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对殷璠的品题又作了具体的评议： 崔颢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为清秀，诗实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胜。崔曙五古，载《河击英灵集》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谓其吐词委碗，情意悲凉，未尽其美。璠谓捧据骨鲠有气魄，斯言得之。陶翰诗，沉健、真恻、高旷俱有之。璠又谓刘慎虚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得其真矣。 按吴乔的评论有失实的地方，如殷璠评崔颢，并没有提到“清秀”，相反地，他说崔颢少时为诗有“浮艳”的毛病，后来身经边塞戎旅，“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崔曙诗，殷璠评为“言词款要，情兴悲凉”(此据宋本，明刻本作“款词要妙，情意悲凉”)与吴乔所谓“高妙沉着”意亦相近，不能说“未尽其美”。不过，无论如何，吴乔也同其他诗评家一样，虽然还未能从总体上认识《河岳英灵集》的理论上的价值，但还是想对殷璠的品评作具休的商议，并给以程度不等的肯定的评价。就我们所见，在历代的评论中，对《河岳英灵集》批评最酷刻，近于基本否定的，是清朝的何焯。 何焯对《河岳英灵集》作过批校，我们所见到的何焯批语，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傅增湘校本《唐人选唐诗》八种，此为明崇祯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藏园老人临何焯批校。[10]何焯对《河岳英灵集》所选，有一个总的评价，这就是： 此集所取不越齐、梁诗格，但稍汰其靡丽者耳。唐天宝以前诗人能窥建安门径者，惟陈拾遗、杜拾遗、李供奉、元容州，诸人集中独取供奉，又持择未当；他如常建、王维则古诗仅能法谢元晖，近体仅能法何仲容，殆不足以传建安气骨也。此书多取警秀之句，缘情言志，理或未当[11]。 何焯此处陈义甚高，却不切合实际。初盛唐诗之所以能上继建安并向前发展，并不只是靠几个大家，而是靠几十年来几辈诗人的努力，集大成者的杜甫就曾高度评价过四杰、沈、宋，以及同时期的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薛据等，李白对崔颢的钦仰是众所周知的。说殷璠所选不越齐、梁诗格，实际上《河岳英灵集》除了杜甫外，盛唐名家都已收罗，则不营说盛唐诗还未越出齐梁那种绮靡轻巧的格调，这恐怕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也不能同意的。如果说殷璠所收未足以代表这些诗人的创作实际，这当然可以讨论，但第一，殷璠是以当时人选当时人诗，有些诗人还正处于创作的高峰，他们正在发展，有些优秀的作品还产生于《河岳英灵集》编定之后，而且即使同时，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诗歌的传布条件，殷璠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获知，如高、岑西北边塞的诗，李白天宝末及安史乱后诗，王维后期诗，等等。第二，即就《河岳英灵集》所选，已经是后世经常引用的各家优秀之作，如常建的《吊王将军墓》、《宿王昌龄隐处》、《题破山寺后禅院》、李白的《战城南》、《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忆旧游寄譙郡元参军》、《古意》、《将进酒》、《鸟栖曲》，王维的《入山寄城中故人》、《陇头吟》、《少年行》，李颀的《古意》、《送陈章甫》、《听董大弹胡茄声兼语弄寄房给事》，高适的《封丘作》、《燕歌行》《营州歌》，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雁门胡人歌》、《黄鹤楼》，孟浩然的《归故园作》、《夜归鹿门歌》，崔国辅的几首乐府短章，王昌龄的《少年行》、《塞下曲》、《长信宫》、《从军行》，王湾的《江南意》，祖詠的《终南望余雪作》，限于篇幅，不能尽举。这些诗，岂齐、梁诗格所能牢笼？何焯说所选李白诗“持择未当”。殷璠选李白诗十三首，大部分是古今传诵的名篇，足可代表他前期诗的最高水平。又说此集所收“多取警秀之句，缘情言志，理或未当”。恰恰相反，殷璠的这部诗选，大部分是古诗，近体甚少，不象《中兴间气集》那样以摘取佳句为胜事的。 在一些批语中，何焯往往以齐、梁诗人作为标的，评论盛唐诸家出自齐、梁的某家，或未及齐、梁的某家，如说常建的《吊王将军墓》，“此诗极为雅健，然只似虞羲《出塞》，到不得鲍明远也”。说王维《春闺》“似阴铿”。即使肯定的评价，亦以六朝诗作标准，如说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此篇何减沈、谢”。说刘眘虚“宗仰二谢，气骨亦复清峻”，又评刘眘虚《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谓“元晖、仲言不复能过”。评陶翰《乘潮至溢浦作》“何减谢元晖”。对于一部诗选，可以评论其所选是否得当，是否能反映某一时期诗歌的概貌和水平，对于所选的诗人，也可以探讨他与前代作家在风格上的某些联系，但象何焯那样，处处以六朝甚至齐梁来作评判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值得肯定的复古思想。 何焯，字屺瞻，号义门，苏州长洲人，生活于清初康熙时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十三，由崇明县学生拔贡国子监，曾得到当时在京都的大名人徐乾学、翁叔元的赏识。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直南书房，后又兼武英殿纂修，武英殿编修，其间虽曾一度陷入文字狱，但不久即释，他始终在这个皇朝的中心图书馆做编纂、校勘古书的工作，因此学问面还是比较广的，据其学生沈彤所作《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所说：“先生蓄书数万卷，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记、小学，多参稽互证，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提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譌阙同异，字休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其校定两《汉书》、《三国志》，最有名，乾隆五年，从礼部侍郎方苞请，令写其本付国子监，为新刊本所取正。”何焯是一个认真的校勘学家，由于他学问的广博，又所见书籍版本较多，因此经他所校的本子，往往成为善本。但从见识来说，并未见佳。他自己不仅险些因文字贾禍，在他那时，文字狱已时有发生，他是谨小滇微地怕涉及古代的某些大胆议论的，即使在古代诗文的注释中有某些对封建帝王怨愤的词句，他为避嫌，也要特为驳正，如其所著《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一杜诗评，谈到明人的杜集注，说：“而明人注杜，则文多曲为迁就，以自发怨怼君父之私，其为害盖又有甚焉者矣。”他完全是自觉地把学术工作用来为当代的政治服务的。也正因此，他对殷璠所选李白某些直接抨击朝政、抒发有志不得伸的诗篇，就深致不满，如说李白《将进酒》“是供奉率尔游戏之作，不为豪也”，说《战城南》“才豪味短”。他之所以说殷璠对李白诗“持择未当”，也以此。何焯又受到当时八股取士的深刻影响，为迎合当时举子应试的需要，他也象《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那样编八股制艺的参考读本，并且由于他对儒家经书较为熟悉，因此他所编的这些制艺书籍更得到当朝大臣的赞赏。据沈彤所作的行状，说： 初，先生选刻四书文行远集数种，流播远近，皆能变学者旧习。既从安溪相国游，得成宏先辈宗传，复刻示历科程。墨三百篇。及以丁艰家居，益劝励其穷六经，玩五子，以究极四书精蕴，为著文之根本。李相国闻而喜，贻先生书曰：“有明盛时，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盖经义之学有助焉。今无论己仕未任，稍有才气，辄慕为诗古文，视经义如土苴，子诚谆谆以此指授，甚善。” 明清时期，受考试的影响，一些评论家往往用八股制艺的格式和腔调来评论诗文，他们不看整体，只讲究枝节字句的前后照应，而且复古气息浓厚。何焯也是如此，不仅对《河岳英灵集》，就是对他十分宗仰的杜甫诗，有时也是以齐、梁诗为标准而加以评议。如《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一评杜甫名篇《洗兵马》，说是“齐梁体”。不过在《义门读书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受到殷璠诗歌理论启发的痕迹。在评诗时，他在《义门读书记》中至少两次用了“兴象”一词，如卷四十六评肖统《文选》中谢朓《新亭渚别苑零陵》诗，说：“云去一联，即有，兴象，兼之故实。”这与殷璠评孟浩然诗所说的“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又其书卷四十七评萧统《文选》中丘迟《旦发渔浦驿》诗，谓“体物工矣，兴象不逮”，用“兴象”一词对诗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都可见出殷璠所提出的“兴象”的概念所产生的久远的影响。 注释： [1]现存的《搜玉小集》是否即为《新唐书·艺文志》中的《搜玉集》，还不易确定。何焯疑为后人伪托。傅增湘谓：“《搜玉》之名见于《通志》、《通考》，然与今本撰人、录诗之数均不相合。此本经毛氏删并重订，《四库提要》颇议其非，以其次第紊乱，参差重出，旧时义例，无可寻考也。”因而以为“义门以其书为后人伪托，其说宜可信矣，(《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五《校唐人选唐诗八种跋》)。 [2]《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丁部集录载《珠英学士集》五卷，谓：“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八《经籍考》载云：“崔融《珠英学士集》五卷，在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朝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此书元代以后，当已散佚，教煌石窟中发现其残卷，共有诗四十余首，详见王重氏《敦煌古籍叙录》。 [3]诸书所载，慧有作惠，净有作静的，今据《续高僧传》、《新唐书·艺文志》作慧净，详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撰，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第592—593页慧净条及注(六)——《八》所考。 [4]《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集录》二，称“唐人选唐诗，??合前代选者”，于元思敬的《诗人秀句》后，又列《古今诗人秀句》，谓《吴兢同越僧立监撰，二卷。皎然訾其所选不精，多采浮钱之言，无益诗教”。则似此《古今诗人秀句》为吴兢所撰。查《新唐书·艺文志》，有吴兢所编《唐名臣奏》十卷，未载有《古岑诗人秀句》。《旧唐书》卷一○二有《吴兢传》，称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直史馆，修国史。“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天、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天宝八年卒，吴兢一生修史，与诗歌无缘，且时代已晚。《唐音癸签》之昊兢，当是元兢之譌。 [5]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日本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出版发行。 [6]刘克庄所摘抄的《玉台后集》诗句中，有“常闻涣纱女，复有弄珠姬”二句，下注“张祜《采花》。今查《全唐诗》，张祜名下无此二句。张祜为中晚唐时人，李康成为天宝时人，不可能采枯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玉台后集》所录“迄唐张赴”，今查《全唐诗》，亦无张赴其人。是否刘克庄《诗话》中之“张祜”为“张赴”之误，待考。 [7]此据《唐音癸签》卷三十一。根据《旧唐书》卷七十四《崔湜传》，湜得名于武后及中宗时，因交结太平公主，玄宗即位之初即将崔湜贬死。李林甫则是开元后期至天宝时宰相。二人时代不相及，崔湜在前。此处“李林甫”字有误，或为“李义府”之讹。 [8]所收七言，为皇甫冉二首，杜诵五七言杂体一首，郎士元七律一首。五七言杂体一首，崔峒七律一首，张继七绝一首，刘长卿七律一首，李季兰七古一首，皇甫曾七律一首，张南史七律一首。 [9]《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南薰集》云：“右唐窦常集韩翃至皎然三十人约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则近褒贬；题一二三，则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宫、外台为目，人各系名系賛”。 [10]所选孟郊诗，有《岁暮归南山》，此当为孟浩然诗。 [11]详见前《河岳英灵集》版本源流考。 [12]此两条又见《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