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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故千百年来一直为诗评家所重视。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中唐诗歌整体研究 一、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和综合研究 本世纪人们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认识有一个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明显的分歧。 本世纪上半叶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中唐诗歌的认识和分析大多较为肤浅，但在吉光片羽之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如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中唐是“唐诗的极盛时代”，而且“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不同” ，“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他还认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胡适此论后来得到了苏雪林、郑宾于等人的认同，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概述中唐诗歌时对胡适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这时候一般的人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而诗人饱经乱离之苦，对时代更有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就一变而为严肃、认真、深沉。而写实文学便于这时代勃然以兴。” 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也认为，“大历元和之际的风尚，和以前已显然有了几个不相同的区别：有卫道的古文诗人；有讲究声病严分近古的诗人；有致力台阁，专工赠送的诗人；有用方言俚语，通俗辞句来写诗的诗人。”而且，该书对前人认为中唐诗人大多“复古”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乃是矫古”；对于王世贞所持“贞元而后，方足覆瓶”的见解更是不敢苟同，认为“站在诗的立场上”说，“我们之所谓盛唐，并不仅指开元天宝，实在也指大历元和。假如没有元白的尽量创作，......则唐代的’诗戏‘便没有终台，登峰而未造极。所以元和的诗业也是特别富于创造力量的。”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册）统观中晚唐诗时也认为“在诗史上，这是一个光荣的时代”，并谓此时的诗歌“都以民间疾苦为题材”，诗人“作诗的态度也更严肃，更认真”，“这些，都表示新的风气。”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中唐诗坛时则更注重从诗歌体制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述问题，他认为，“五七言诗的格律，到了大历间，是已经发展到无可再发展的了，其体式也已进步到无可再进步的了，诗人们只有在不同作风底下，求他们自己的深造与变幻。但大历的诸诗人，除了顾况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没有表现出什么重要的独特的风格出来；他们仿佛都只在旧的诗城里兜着圈子走。最大的原因是，没有伟大第二诗人出来，其才情够得上独辟一个天地的。但过了不久，伟大的诗人终于诞生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韩愈与白居易。他们各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园地，各自率领了一批新的诗人们向前走去。他们完全变更齐、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来的风格。他们尝试了几个古人们所从不曾尝试过的诗境，他们辟出了几个古人所从不曾窥见的园地。但他们却是两条路上走着的；他们是两个极端。韩愈把沈、宋、王、孟以来的滥调，用艰险的作风一手拗弯过来。白居易则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畅的诗体，去纠正他们的庸熟。韩愈是向深处险处走去的。白居易是向平处浅处走去的。这使五七言诗的园苑里更增多了两条奇葩；这使一般的诗的城国里，更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崭新的作风。” 五六十年代此时出版的文学史，除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著的两本文学史对中唐诗歌多有贬抑之词外，其余的文学史对中唐诗歌的评价基本上也是以肯定为主，但他们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代替以前的“写实”文学和“浪漫”文学的理论，而且论述也更加深入了。 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中就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诗人们“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认为“安史之乱以后的严峻、冷酷的现实不能不使诗人们对客观世界作清醒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唐代中叶的诗歌主流就很自然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且“这也是一个名家辈出、流派众多的时代”，“韩（愈）孟（郊）诗派、刘禹锡、李贺、李商隐和杜牧，他们各以独具风格的作品丰富了诗歌的园地。”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则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浪漫主义精神衰退了，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在他们的作品、书信和序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当代诗人们面对现实、深入生活、同情人民的自觉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于诗歌改革的进步要求”。 以上三部文学史对本世纪下半叶学术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们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至今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就是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在对中唐诗歌进行概述时，观点也还与之相近，只是不再使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理论名词罢了。 八十年代以后到这一时期，学术界不再局限于对中唐诗风进行评价和描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中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使得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赵昌平《从王维到皎然》、马承五《中唐苦吟诗人综论》、周发祥《巴罗克与中晚唐诗歌》、卢燕平《从言志求善到言情求美――中唐诗的心理表现》、孟二冬《试论齐梁诗风在中唐时期的复兴》、孟二冬《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孙昌武《中晚唐的禅文学》等。 赵昌平文通过盛、中唐诗歌比较研究，揭示出了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关系。作者从王维的《清溪》诗与皎然的《渡前溪》诗的比较中看出了开、天间王、孟诗派及其流裔大历十才子与大历、贞元间江浙一带以皎然、顾况为代表的江南诗人集团的创作风格的联系与区别，看出了皎然一派诗人由王孟之流的清丽、清空变为清逸、清狂的轨迹。又从这两派诗人创作观念的比较中看出了皎然等人不拘形相的新诗风，正与其“乐禅心似荡”、“大笑放清狂”的新禅风密切相关。文章还从王维到皎然时禅宗风气的变化中探求到了皎然一派新诗风的形成与洪州禅的放荡作风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了贞元诗风“荡”的真正原因。 马承五文则对中唐苦吟诗人进行全面论述，文章首先对组成这一诗派的成员进行了资格审查，确认孟郊、贾岛、卢仝、马异、姚合、刘叉等六人为中唐苦吟诗人，韩愈与李贺不在其列。接着文章又从创作心理、艺术倾向和词语句式等方面论证了这一诗派的艺术特征。作者认为，这批诗人由于遭遇坎坷，面对着颠倒了的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喜欢“追求逆反心理的描述”。作者力求深入到这批诗人的内心世界，把握住他们与众不同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取向，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诗歌题材、表现手法、语词句式等方面的独特之处。文中对“以丑为美”问题的论述，用力颇多，但对现实生活中的“丑”如何化为中唐苦吟诗人笔下的“美”的问题，则论述得不够。 周发祥文择要介绍了澳大利亚学者傅乐山、香港学者黄德伟等人用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巴罗克研究韩愈、孟郊、李商隐等人诗歌的观点。他们认为，韩、孟等人的诗歌具有巴罗克风格，即具有分裂的个性感，强化了人类形象，偏爱反衬与悖论的习惯等特点。他们还认为，用巴罗克风格特点来界定传统上称之为中晚唐的时期，将是一种动力，促使人们重新为中国文学分期，把各时期的风格作为编写文学史的基本原则，并将扫除隔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流的障碍。 孟二冬前文认为，与大历诗人同时，以刘长卿、李嘉祐为代表的一群“大历江南诗人”，在艺术上就更多地表现出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从理论上更为明确地倡导齐梁诗风的，则是皎然；自皎然以后，公开仿效齐梁诗风者更是屡见不鲜：文章从而肯定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存在。另外文章还探讨了齐梁诗风的复兴在当时文学史上的意义。孟二冬后文则将中唐诗歌与盛唐诗歌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唐诗人在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创造方面，都与盛唐诗人大不相同。他们的审美心态，反映了中唐时代特定的社会心理因素；他们在意境的创造上，不同于盛唐诗人那种自然浑成的情韵，而刻意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 孙昌武文主要探讨了中晚唐禅宗主流洪州禅的文学创作及艺术成就，文章认为，当时的禅宗由强调不立文字转而要求发明心地，着重言句，创造出大量偈颂与语录。禅门偈颂从明禅歌赞、乐道歌到传法偈、开悟偈、投机偈、遗偈以及颂古等多种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语录则在古代传统语录体的基础上，在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均有大的发展。禅门偈颂和语录是代替佛教三藏的新经典，也是文学创作，是独具特色的禅文学。总之，中晚唐时期，禅文学产生了一定的成就，并对整个文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卢燕平文将中唐诗的心理表现与中唐诗人的审美观点联系起来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九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两部对中唐诗歌作系统、深入探讨的论著，即吴相洲的《中唐诗文新变》和孟二冬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其中吴相洲著选择了自己体会较深的几个切入点，从士人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构思方式等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诗风演变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作者将盛唐文人希望“为君辅弼”的大志及其种种表现归结为以帝王师自居的行为风范，然后又分析这种行为在安史之乱后消失的原因，抓住了盛中唐士风转变的关键。作者还注意到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士人在人生态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圣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并着重论述了从萧颖士、元结到韩愈一派士人以圣人自许，树立名节，在矫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点，及其对诗风的影响，也是颇见悟性的创获。另外，作者论“兴会”从盛唐到中唐的变化，韩孟诗派强调“意”和“思”的作用；对中唐前期不同的风雅观的细致梳理，切实中肯地分析元白的“格力”、“骨格”说，以及元白、韩孟对哀怨文学的肯定，皆切实中肯，较有新意。 孟二冬著则在中唐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唐诗歌的总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中唐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如作者对盛唐与中唐诗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气象境界、艺术风貌作了广泛的比较，并由此说明中唐诗歌新变的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唐诗歌以徘徊苦闷、哀怨惆怅、凄凉感伤为基调；气象内敛，境界狭窄。中唐诗人或雕琢炼饰，追求丽藻与远韵的统一；或崇俗尚质，追求浅切尽露的平易之风；或崇奇尚怪，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这都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还注意到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兴问题。认为皎然在理论上的明确倡导，强化了向齐梁回归的趋势。 刻意追求诗歌艺术的新变，是齐梁与中唐这两个时期诗人们的共同之处。然而中唐诗人模仿齐梁却不为齐梁所囿，如王建的《宫词》、李贺的乐府，都能创变出独具中唐特色的风格。另外，作者还从宇宙人生，心性与神思，禅玄与意境，直观与幻象四个方面，说明宗教不仅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自我，而且也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诗歌在艺术想象、艺术构思、意境的构成、艺术形象的创造等方面，都具有新颖奇异的特点。 二、中唐诗歌的阶段性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学术界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并没有大的进展，但是，对中唐时期各阶段诗风特征和演变的研究，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罗宗强将中唐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他在《论大历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一文中认为，“这是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短短的过渡期”，此时无论在创作倾向、创作思想还是在创作理论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即“盛唐余韵”与“战乱写实”。大多数诗人“时不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盛唐诗歌的那种昂扬精神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和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写过战乱中的民生疾苦，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同情人民的感情。这两点是大历贞元诗人们创作中的两点生机。文章还认为，当时创作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避开战乱的现实生活，追求一种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一种清丽的纤弱的美。他在《论唐贞元中至元和年间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中认为，贞元中至元和年间的诗坛上，除了尚实、尚俗、务尽这一诗派的诗人之外，还有另一批非常活跃的诗人，如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他们在个人风格上相异甚为明显，但在尚怪奇、重主观这一基本倾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所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情状，是自己心灵的历程。他们所表现的世界，往往是非世俗所常有的，甚至是怪异的、变形的；而且他们所描绘的形象的奇特，着色的浓烈与强烈对比，选辞的怪僻和构辞的异样，都在诗歌思想上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领域。 此后对中唐诗歌风貌进行分期研究的还有王玮的《贞长风概》、梁德林的《〈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林继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尚永亮《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和政治悲剧》、周勋初《元和文坛新风貌》、高国兴、庄鸿雁《“元和体”与中唐诗风》、朱易安《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许总《论贞元士风与诗风》等。 其中王文移用宋人洪迈提出的“贞长风概”一词，来概括当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致风格倾向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总体精神面貌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主导性的时代精神，文章认为其含义有三：第一，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去感受当时的苦难，发而为文章，也同样带着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总体风格；第二，儒学复古与文学复古的同步性；第三，他们基本上共同完成了由社会到个人，由外界到内心的心路历程，殊途同归。作品中有一片哀音低响。 梁文则从高仲武所选录诗人诗作来分析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他认为，高氏提倡“哀而不伤”、“伤而不怨”，体现了一种中和美的理想，它是在安史之乱后需要恢复秩序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他崇尚“理致清新”，也体现了中唐前期诗人的一种审美理想，这种对清新美的追求，主要继承了盛唐山水诗人的艺术风格，则不过盛唐人在清新中蕴藏着浓郁的情思，而中唐前期诗人的许多作品，则显得境界过于清冷，感情过于清淡，缺乏生气。 林文从宏观上探讨了中晚唐时期文学创作发展的趋势，该文认为，“中唐，是中国文学史前、后分期的一个支点。”而“诗歌通俗化是中唐诗坛一个瞩目的现象”；“浅切与俗绝正合于中唐以后日趋繁盛的世俗地主的审美兴趣”；“俗文学侵入雅文学的路线，首先是以其生动性从心态上征服士大夫，进而成为他们乐于采用的形式，从而形成血缘关系”；俗文艺成为一股文艺新潮，“传统文学在它的冲击下偏离原来的轨道，从’志‘的清空的抒情笔调中摆脱出来，转向较为写实的叙事笔调”。文章最后认为，“士族文化”借助了中晚唐文坛由雅入俗这一斜面缓缓地向“世俗地主文化”滑落，这就是中晚唐文坛大势所趋。 尚永亮前文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五大诗人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且都因为参政而一再遭受贬谪厄运。这是一个独特的贬谪文人群体，它的出现，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与时代文化精神和君主专制政治有关，又与诗人们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有关。 周文是一篇对元和文坛风貌进行重新审视的文章，该文认为，当时虽然以韩愈的“奇诡”一派和元白的“浅切”“淫靡”一派影响为大，但是韩门中人则自负才高，鄙视白氏之作；当时的名相裴度，实为文坛老大，代表唐王朝的正统文学观点。他和韩愈政治观点一致，但以为韩文“桀裂章句，隳废声韵”，故而更为重视刘禹锡的成就。柳宗元、刘禹锡在《平淮西碑》的写作上就明确地提出反对韩愈的观点，他们沿着盛唐的文学道路前进，所以李肇不把二人之作列入“元和体”中。 高国兴等人文重申了张碧波的观点，认为：“元和体可分为两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对于前一类，文章指出：“这些长篇排律还标志着抒情诗中的叙事成分的加强”；对于后一类，文章认为：“这类诗不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和附庸，而诗瞬间心境意绪的抒发，是娱心遣兴的手段，它更突出诗歌的审美愉悦性质，也更接近了文学的创作本质。”而且，“从内容到形式打破了诗歌的传统规范和传统模式，打破了诗歌创作的神秘性和典雅的贵族性。使其世俗化而为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文体，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特征。”文章还指出，这种诗歌的世俗化倾向还体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散文的通俗化、变文的世俗化、传奇小说的自觉化，“可见，代表着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元和体的出现和中唐诗风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审美趣味的转变和时代社会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易安文则将韩愈的新儒学和古文革新与元和诗坛的诗歌新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文章首先从韩愈与元和诗人的关系入手，认为“韩愈的古文革新有可能启发过诗歌的革新，而诗歌的革新同样也会反过来促进古文的创作”。论文又指出，元和诗坛“尚怪”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强烈的变革精神。阅读元和诗人的作品，可以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前者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热切关心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后者则表现为积极用世精神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元和诗坛种种表象以及韩愈倡导的新儒学道统的形成，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是中唐士阶层要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通过文化秩序的重建，去寻找唐代士阶层失落的传统价值和地位。许总文认为，与大历时期一样，贞元时期同样处于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向往中兴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诗风也表现出对大历诗歌继承和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经过多次社会变革思潮，贞元文人又感受着大历之后的新的时代气息，求新心态的形成和蔓延，促使诗人各自个性愈益发展，在艺术上普遍表现出对大历委琐诗风的不满，构成艺术风格多向发展与审美情调奇诞变奏，直接启示了元和诗风的到来。 另外，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也将中唐分为大历至兴元、贞元至大中两个时期进行论述，这反映了学界对中唐诗风的研究已比较细致和深入。 三、中唐诗歌的题材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对中唐诗歌所表现的各种题材的诗歌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综合研究，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塞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贬谪诗、艳情诗等方面。 中唐边塞诗研究研究中唐边塞诗的成果主要有华锋的《中唐边塞诗简论》、董乃斌《论中晚唐的边塞诗》、王昌猷、周小立《试论中唐边塞诗》、戴伟华的《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等。 华锋文指出，中唐边塞诗的总特点是唐朝处于正义的防御战，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慷慨从军，是爱国主义的壮举；讴歌这种防御战争，体现了作者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中唐时期的边塞诗，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苍凉萧瑟，基本上都是爱国忧民之作。”作者认为，反映久戍思乡的作品，在中唐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诗不是沿袭《诗经》、汉乐府的传统题材，而是由中唐兵役制所决定的。 董乃斌文通过对现存诗作的翻检和分析，发现中晚唐边塞诗的数量决不少于初盛唐时期，至于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自有其异于初盛唐边塞诗之处。文章认为，能够紧紧追随时代的变迁，真实地反映唐朝国力渐衰、边疆虚弱而造成的领土丧失、边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由反映外患而触及内忧，从而尖锐地抨击朝廷政治，对昏庸腐朽的统治者施以当头棒喝，这乃是中晚唐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最根本的特点。它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的许多变化主要便是由这个特点决定的。另外，中晚唐边塞诗还写到了一些前人未加注意或着笔较少的题材，这也是中晚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在形式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创造了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多议论说理、多忧伤感奋的艺术风格。 王昌猷等人文首先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产生背景，认为边境上敌强我弱，吐蕃凭借其强大军力，占领着西北大片土地，连年发动入侵，给边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这种形势决定了中唐边塞诗的基调。许多诗人亲赴边关，身历艰苦的边塞生活，从而激发起真切的诗情，创作出大批的边塞诗，赋予了中唐边塞诗以深刻的现实内容。其次，该文分析了中唐边塞诗内容的特点，认为中唐大多数诗人更现实地把笔触转向这时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唐边塞诗苍凉、沉郁的主调。另外，该文还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中唐边塞诗被历代研究者所忽视的原因。 戴伟华文指出，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很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幕府的军营生活为文人创作边塞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而且，中唐诗人们不再是抒发激情，而是更多地在诗中阐明对征战的态度，中唐后期的许多边塞诗则是诗化的议论，使唐代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发展和深化。 中唐咏史诗、田园诗及其他诗歌题材研究 研究中唐咏史诗的论文主要有陈文华的《论中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王定璋的《论中晚唐咏史诗的忧患意识和落寞心态》等。其中陈文指出，唐人咏史诗确实对前人体式有所突破，但决不是袁枚所说的“对仗之巧”，而在于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运用自己的史识，对古人往事发表评论，或褒或贬，或讥刺，或翻案，总之，议论性、现实针对性更强。这一点，在中晚唐咏史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至此，中国咏史诗才算完全成熟。论文还将中晚唐咏史诗概括为三种体式：一是“隐括本传，咏其得失”的“传体”，它的特点是“在隐括本传外，略加议论，以明其得失”；二是“借古抒怀，讽时刺世”的“论体”，它的特点是“往往触及时事，甚至干预政治”；三是“评史论文，独抒己见”的“评体”，它的特点是“评判历史是非，评说古人功罪”。论文还将这种“评体”分成早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对中唐山水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林继中的《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等。林继中后文指出，中唐诗人与前此的隐逸诗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想象之中将周围环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园似的环境，经验被虚化，并进行”不是田园诗的田园诗“的创作。文章还指出独步中唐的”隐逸诗人“不是钱起、秦系辈，而是长期处于中、下层官僚的韦应物、白居易等人。 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田园生活经验心灵化，上升为士大夫的特有的审美情趣。 对中唐诗歌表现题材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还有张明非的《论中唐艳情诗的复兴》、尚永亮的《元和贬谪文学艺术特征初探》等。张文认为，艳情诗的勃兴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唐社会衰微、风俗颓靡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对文学功能、文学特质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明显的进步。论文还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述了元白对文学特质的正确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具有情感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上；此外，他们在题材的处理上也往往注意突出情的感发作用；还表现在对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视和追求上。尚文则认为，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一再借用伤禽、笼鹰意象，以表现个体生命受创和被拘囚的程度；频繁采用登高望远的形式，以抒发怀乡思归那失望与追求紧密相揉合的苍凉情感，乃是元和贬谪文学基于深沉浓郁之悲伤意绪的主要艺术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它基本的群体风格。 四、中唐时期诗派研究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流派纷呈，故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流派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陈贻焮对中唐诗歌诗派的综合研究对中唐诗歌流派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始于陈贻焮的《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 该文主要研究元和、长庆时期诗歌为何”大变“、如何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元白一派入手，认为”就当时和后世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论，元、白一派诗中真正显示中唐诗歌’大变‘实绩的，决非所谓’元和体‘的’千言律诗‘、’和韵长篇‘，而是发端于张籍、王建、李绅，大备于元、白的新乐府之类讽喻诗。“对于元、白新乐府运动在中唐兴盛的原因，文章从社会、政治、文学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探讨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与新乐府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 接着，文章分析了元白有关诗歌理论的看法，在肯定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元、白关于讽喻诗（尤其是其中的新乐府）的创作和理论，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那种写作’谏官的诗‘的想法和作法，动机虽好，却算不上是成功的尝试“，再如”白居易关于评价诗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比较窄狭的“，”对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同样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缺乏应有的理解“。 文章还指出，元白诗派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大变“的不仅在于新乐府运动和有关作家作品，还在于白居易在开、天诗歌全盛之后，为了打破当时诗坛停滞、窒息的状态，开创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通脱”，简易的意思）之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白居易才在唐代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文章还认为元白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所以元白的诗歌”也深为世俗人等所爱重“。 对于韩孟诗派，文章首先同意罗根泽的看法，认为韩愈”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古文运动“只是文体改革运动，而且”韩愈毕生所致力的，主要还在于文“，”他认为掌制诰写大文章才是正事，作诗不过是’余事‘“。 在评价韩愈诗歌时，文章也指出了韩诗艺术上不少的缺点，尤其对韩愈有些”以文为诗“的诗作进行了批评：“韩愈有感于时局的艰危，有慨于官场的黑暗，欲’回狂澜于既倒‘，鸣人世的不平，加之学识渊博，自视甚高，主观意识旺盛，才气纵横，生性好奇，勇于开创，因而以其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波澜壮阔，滚滚不穷，变怪百出，可惊可叹。但由于缺少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多封建性的糟粕，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不高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蓄意追求奇险，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往往不免有蹶张之病。”当然文章也肯定了其贡献：“这主要在于他讲究构思，扩展了诗歌的表现艺术，避免了诗歌往平易、油滑一途发展的不良趋势。” 对于孟郊的诗歌，文章认为，“孟诗的奇，主要体现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而且孟诗有些诗在意境、色彩、情调等方面多少接近李贺歌诗瑰奇、神秘的风格。 文章还强调了李贺在韩孟诗派中的重要地位，说“人知李贺得韩愈而闻名，罕知韩愈所开诗派得李贺而大盛”，又谓“韩孟诗派诸人，无一不奇，而风格迥异；李贺之奇，不仅在于想得怪，而在于浮想联翩，构思精巧，意境绮丽。这正是他发展这一诗派的特长，在诗歌表现艺术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这篇长文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湛的见解，使得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在当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对后来的中唐诗歌流派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他学者对韩孟诗派的研究此后，中唐诗歌流派研究又向纵深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是关于韩孟诗派的成果。如刘曾遂《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陈新璋《论韩孟诗派的产生及其诗歌艺术风格》、孟二冬《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许总《论韩孟诗派的思想倾向和文体观念》、吴河清、曾广开《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等。 其中，刘曾遂文把韩孟诗派的活动时间框定在贞元、元和至长庆的三十多年中，指出这一诗派比元白诗派早十年以上，因此对促成中唐创作繁荣较元白诗派著先鞭于前。文章标举了韩孟诗派复古的五个方面的表现和艺术上尚奇的七大特征。其中关于韩孟诗派在意境、格调上取法于古，在用韵上倾向于古的分析，较有特色。陈新璋文将韩孟诗派的产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刘言史、张碧等人，时间主要在贞元年间至元和初；第二阶段以韩愈为代表，重要人物还有卢仝、刘叉、李贺，时间主要在元和年间；第三阶段以贾岛为代表，主要时间在元和末年及其后的一、二十年间。文章认为，韩孟诗派诗歌风格的表现主要是变熟为生，化险为夷，以文为诗，少今多古。 孟二冬文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的文化趋向两个方面，对韩孟诗派的主导风格及其形成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一，光大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并以“不平之鸣”的理论与创作，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二，根据诗歌艺术的内在特质，汲取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的合理成分，重心性，造幽微，以期达到“笔补造化”的艺术效果。在对中唐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后，作者指出，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与当时书画艺术变革同步发展；中唐兴起的禅宗和复兴的天台宗，以其重视主观意念作用的“心性”理论，给韩孟诗人以启发；中唐以来许多诗人对“变风”的追求，也为韩孟诗人的创新提供了借鉴。论文最后说，“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并没有脱离中唐文化的发展趋向。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反映时代的风尚，并根据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把一些新的因素引入诗歌创作的领域，进一步强化并发展了它们，使之成为带有一贯性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风格，从而大大推动了诗歌创新的进程，加速了’元和诗变‘的节奏。因而可以说，韩孟诗派在诗歌创新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既是他们创作个性的产物，也是中唐文化孕育的结果。” 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认为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与皎然诗学思想有着相续相承的关系，韩孟诸人吸收发展了皎然诗学中的某些观点，并于皎然诗学有所不取，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化，从而与皎然诗学有了质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首先从三个方面指出韩孟诸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认为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受马祖道一洪州宗开启的“狂禅”的影响最为突出，其一是褒扬冲荡礼教、不拘细行的个体人格；二是冲破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树立了追求奇崛险怪、以丑为美的诗歌创作观念；三是韩孟诗派作家的某些作品，从论断方式到表意，都类似狂禅的斗“机锋”。总之，“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基质，不是传统儒家’应物斯感‘的原始而朴素的反映论，而是强调’赏心‘、’放心‘、’化物自一心‘。提倡诗歌创作中主观的省察和主体的表现，而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简单机械的客观再现。这种诗歌创作观，从本质上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尤其是狂禅’任心‘说的影响。”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一文，通过对韩孟诗歌深层意蕴的探索，揭示了韩愈和孟郊精神上的多重矛盾：首先表现我入世之心与独立人格的剧烈冲突；其次表现为儒家价值观念与流行价值观念的冲突；最后表现为生命短促的意识与宇宙永恒的意识的矛盾。论文认为，出于现实世界的幻灭和主观精神的无所寄托，他们便在诗中创造一个奇险怪异的世界，以期在险怪的审美体验与陶醉中获得片刻的舒愉与超越。这就是他们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 姚贾诗派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姚贾诗派的研究兴趣较大，产生了一系列很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尹占华《论郊岛和姚贾》、刘宁的《“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等。 其中，徐希平文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以外，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瘼的内容并不少见，指出姚贾诗派表现的责任感与闲适情是中唐文士特定心态之反映，并认为“武功体”重“天格”，最重至情至性，诗律运用自如，形成了“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 张宏生文则着重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姚贾与后世诗风的关系。文章首先对“姚诗学贾”的成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与其说姚学贾，不如说二人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更恰当些”。在谈到姚贾异同时，作者指出“姚贾诗在诗歌内涵、体式以及创作方法上曾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意象的选择和风格的表现上，却又很有不同”，“贾岛的诗歌，往往喜欢表现一些人们不大注意却有些希罕、幽僻乃至怪奇的意象”，与“贾岛相比，姚合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一些常见的意象”。文章还论述了晚唐五代对姚贾的接受、南宋诗坛上的姚贾诗风。文章最后认为，“姚贾一派得到后人接受的本质”是因为“这一流派在形式上的追求给后人的启发很大”，而且“姚贾的追随和学习者，大多才气不大。” 刘宁文则在张宏生文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姚贾诗歌创作之异同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刘宁认为，张宏生以平淡自然来概括姚贾五律美感效果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二人创作旨趣的差异。贾姚虽然都注重苦吟，但在艺术旨趣上，贾岛更追求奇特的表现效果，借此抒发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而姚合则用力于创造平淡含蓄的意味，表现普通人生的感受，有平淡自然之趣。简言之，贾岛五律偏于“求奇”，姚合五律偏于“求味”。贾岛的“求奇”反映了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姚合的“求味”则是文官阶层闲适趣味的流露。贾姚二人在唐末开始被并称而逐渐成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唐末五代诗人，对贾姚的接受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取向。他们积极仿效二人的苦吟态度，但在艺术旨趣上则偏向姚合而远离贾岛，形成了以苦吟来创造含蓄意味的表现特色。从贾姚的个人创作，到姚贾诗派的流派创作，五律艺术发生了重要的流变。 另外，许可在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中也对姚贾二人创作之异同作了较为细入、中肯的分析。如作者指出，贾岛诗的孤峭僻涩的风格曾对姚合产生过一些影响，这是姚合到后世能与贾岛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二人的诗风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面。贾岛善苦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往往有惊人的创造，能进入较高一层的审美境界。 而姚合的才华不及贾岛，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不如贾岛那样刻苦，所以他的诗很多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不是很高。贾岛还算是韩孟硬体诗派的诗人，姚合诗与韩孟硬体诗派的关系就不密切了。贾岛善于把他周围很为平凡的环境，在笔下变化成一个奇美的诗的世界。姚合也与贾岛相仿佛，只不过他的这种变化的本领要稍差一些，大约只能做到十之七八。 中唐其他诗派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唐诗歌流派的重要论文还有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马自力的《论韦柳诗风》等。 赵昌平文着重论述了大历、贞元时期诗歌的一个流派――吴中诗派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认为大历贞元诗坛上以皎然、顾况为首的一批诗人在汲取吴楚民间谣曲滋养，继承与变革南朝诗体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的诗风既不同于“承盛唐’古雅益以气骨‘”，但又“片面追崇汉魏，故所作虽有气骨却乏兴象，甚至刻板模古的”元结与《箧中集》诸子，也有异于“衍盛唐’清淡益以风神‘之绪，然而品格不高，所作多缺乏真情态，又为声律所缚，故往往遗风骨而求兴象”、“涉于浮薄，陷于时俗”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作虽带有大历诗风的某些形迹，但与杜甫、李白有暗通之处，并唱出了元和诗变的先声。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成了开、天和元和这两个诗歌高潮间转换的枢纽。他们在创作上仿效吴中地区俗体诗，运用乡土性题材、清激的音节、怪以怒的风格以及俗体联句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色，他们上承鲍照、谢灵运创作中奇险深曲的笔意而着意开拓，效学吴体诗而化俗为奇，由此启迪了元和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相同的时代与活动区域，相近的理论与创作旨趣构成了中唐以皎然、顾况为首的“吴中诗派”。由于本文指出了大历时期于十才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吴中诗派”，并探讨了这一诗派的理论和创作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无疑填补了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故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马自力文认为韦柳并称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诗风转变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诗风承袭了自陶渊明以来的清淡一派诗歌的总体风貌，且有了新的发展，其总体特征是“高雅清远”。同中唐元白、韩孟两大诗派相比较，可以看出韦柳有其独特的风格，足与元白、韩孟并立于中唐诗坛，而自成一派。韦柳诗风在中国审美发展史上也占重要地位，这种风格蕴含着中国诗画的一种审美理想，具有艺术尺度的美学意义。 五、中唐诗人综考和资料整理 对中唐诗人生平事迹进行综合考证的成果主要有：吴汝煜的《中唐诗人琐考》、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五题》、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之六》、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唐代诗人丛考〉补正数则》等。 第二节 大历诗歌研究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时期诗歌的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加上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故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一百年来更产生了一批确有开拓的研究成果，使得大历诗歌研究整体上前进了一大步。 一、大历诗风及十才子诗歌综论 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大历诗歌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综论等著作中，而且大多比较肤浅、简括。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论述大历诗人时只探讨了元结及其《箧中集》中诸诗人和顾况的诗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将大历、元和诗人放在一起论述，但较之胡适要细致和深入一些，他谓元结与后来的韩愈等人同属于“矫古的诗人”，将韦应物与后来的柳宗元、刘长卿、秦系等人划到一派，称之为“后期的田园诗人”，然后论述了“大历十才子的台阁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大历时期诗歌成就的评价似乎又稍高些，他说：“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的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则探讨得更细、更深，如她将大历诗人的作品分为三派：一派是与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如元结、顾况；一派是表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派，以韦应物为代表；一派以研练字句，工秀幽隽，借五七言律绝称长的小诗派，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她对大历诗人的总的看法是：“大历诗人不为不多，不过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转清扬纤绵秀丽如春鸟秋虫，幽花野草，令人可爱，但只能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 本世纪上半叶对大历诗人研究得最深入细致的，要数闻一多。他从纯文学的立场高度肯定了大历十才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大历十才子是唐代最享盛名的一批诗人”，并认为“他们的诗是齐梁风格而经张说所提倡改进过的，虽时髦而无俗气，境界趣味完全继承了张说这一派”，“从时间来说，盛唐中唐之相接也依此为联系，并远承谢康乐的传统不断，十才子的地位和价值也由此可见。”他进而指出，“十才子的诗有两大特点：（一）写的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二）写的伤感，使人读了真要下同情之泪，像读后来李后主的词一样。”而且探讨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末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虽然也多述及大历诗人，但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浮泛，且对十才子的评价也不太高。 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中唐大历前后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过渡状况”，而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半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仅钱起、卢纶的一些小诗艺术上尚有一定成就。” 再如，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大历时期“许多诗人走王维、孟浩然的道路，并没有继承李白、杜甫的优良传统。.........诗人们着重在山水田园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写，反映现实不多，囿限于较小较窄的境界中。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相对来说，刘大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评价则稍辩证些，他虽然也认为大历诗人“在作品的风格上，大致相同，没有分明的强烈的个性表现，所以都不能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但其中如钱起、李益，确也有些好的作品，我们是不得不注意的。”他又说：“在这一群人的作品里，虽说没有直接继承杜甫的精神，在诗歌方面再开拓再创造，追求更大的收获，但他们作诗的态度，都严肃认真。” 在此时的文学史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为深入。如他认为，大历时期“回想盛唐时代的盛况，自然有追慕旧观的愿望，于是表现为大历十才子等歌咏升平的诗风”，“大历时代追慕盛唐，却终于是有心无力”，接着从社会政治状况说明了当时的作家“很难从现实里加强自己对于梦想的信心”，只好走隐逸的道路的原因，但是作者又指出，“从另一方面说，这时期的隐逸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大历诗风的研究才比较系统、深入了，除了涌现出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专著――－即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这些成果又基本上集中在对大历十才子诗歌的综合探讨上。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研究大历诗歌的论文主要有：卞孝萱、乔长阜的《大历诗风浅探》、陈顺智的《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蒋寅的《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蒋寅的《时空意识与大历诗风的嬗变》等。 其中卞文首先将大历时期的诗人分成三类：一是钱起、郎士元、卢纶、司空曙、李端、韩翃、耿湋、吉中孚、苗发、崔峒、畅当、夏侯审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是刘长卿、李嘉祐、严维、朱放、秦系、皇甫曾、李秀兰（女）、章八元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一是以韦应物、顾况、戴叔伦、戎昱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或南或北。该文对大历诗歌总的看法是：“题材不够广泛，境界不够开阔，现实性不够强，从中很少看到当时社会的疮痍和统治者的荒淫，也很难听到民众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声音”，该文还评价了大历诗人在律诗创作上的得失：“从唐代律诗的发展角度看，开元、天宝时期律诗的句法、章法、声韵、格律，不如大历时期工整细密，但大历时期的律诗也有不及前者之处，思想意境一般显得不够高远，气势一般显得不够雄伟，语言一般显得不够自然浑成，风格一般显得纤小、卑弱。” 陈文把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归纳为战乱心理、自卑苦闷心理、茫然心理和孤独落寞心理四种，并逐一进行分析。文章还指出，当自觉的革新运动成为诗坛主流的时候，作为大历文学主流的低沉格调依靠孤独落寞这一社会心理作为载体而得以发展保留下来，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内在意脉之一。 蒋寅前文认为，色调的灰暗冷落、气质的清空幽寂、性态的轻淡虚静，就是大历诗人笔下的山水的风貌，也是他们对自然美的新发现。在和六朝诗人、王维的比较后，作者指出：“王维是写眼中的山水，而大历诗人则是写心中的山水。” 蒋寅后文首先指出，“大历诗是唐诗盛衰隆替的转折点，而其中时空意识的变化又是诗风嬗变的关键”，接着，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在“空间：外向与内向”一节中，作者指出：“盛唐诗人的心理倾向是外向的、辐射的，因此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历诗人，他们的心理倾向主要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空间感于是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幽微的向度。大历诗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内省的、体验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的背景下取思索。所以他们不仅很少宇宙意识，实际上也很少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时间：历史与现实”一节中，作者又认为：盛唐诗人“强烈的今昔对比使作品闪现出富于哲理意味的历史感和宇宙意识”，表现出一种“苍茫辽远的境界”；而大历诗人“总是立足于个人的观念来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时间流程，因此主体观照的基本点就不是历史的而是现时的，不是着眼于客观历时的动态存现，而是着眼于即时的静态呈现。”在“心态：理想与哲学之丧失”一节中，作者也指出：“除了心理倾向的由外转向内之外，大历诗人还失去了盛唐人的哲学意识”，“对他们来说既无功夫也无兴致像初盛唐人那样不时地对自然和人生展开渺远的哲学思索，现实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总之，这篇文章能从哲学的高度，以时空意识为着眼点，处处又与盛唐作比较，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嬗变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这一时期对大历十才子进行综合探讨的成果更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储仲君的《大历十才子创作活动探索》、储仲君《试论“大历十才子”的诗作》、陈庆惠《关于大历十才子的评价问题》、葛晓音的《诗变于盛衰之间――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丁放的《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金启华《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诗人的诗论纲》、刘国瑛《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王定璋的《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等。 其中，储仲君《探索》文同意《极玄集》的说法，“十才子”的名称是因为“唱和”产生的，并不是根据当时诗人成就高下加以遴选的结果。而且“十才子”并不是一个“游从习熟，唱和频仍”的诗人集团，经考证李端、吉中孚、卢纶、耿湋、司空曙、常衮、崔峒、夏侯审、钱起、韩翃都参加了郭暧家的宴集，而李端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其时约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储仲君《试论》文对十才子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现象提出异议，该文认为十才子的诗歌虽然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但“这群诗人并没有丧失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认识，对人民苦难有体察”，而且有“许多感慨身世、叹贫嗟卑的作品。他们虽然在某种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些应景的套话，但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沉沦下僚、或屡遭贬斥的处境愤愤不平”，还指出了十才子风格之差异：“耿湋的诗沉着苍凉，李端的诗清空明丽，司空曙看破世情，诗中总有一种悲愁抑郁之气，韩翃热衷富贵，积极于进取，诗中还残存着某些盛唐余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纶。他的心胸比较开阔，笔力也比较雄健。” 陈庆惠文认为，大历十才子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参与了近体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创作，并在扩大写景诗的描写对象，强调细腻描绘的表现手法，开拓送别诗的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注意辞藻和意境美的大历十才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维、杜甫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乃至婉约词之间的一个连结和启迪。 葛晓音文在大历诗歌与盛唐诗歌的深层次对比中探讨了大历十才子诗风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仅就’以闲雅为致‘的美学趣味而论，大历十才子离盛唐尚相去不远”，但“精神实质却大不相同”，认为“中兴好梦”是其诗“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风力内衰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至于诗歌内容，她认为即使在“少数触及现实的诗歌中，他们也很少正面剖视社会的疮痍，而是更多地注目于带有乱后残迹的月露风云”，山河破碎的现实“没有激起他们忠愤激烈的济世热情，只勾起了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作者还探讨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指出大历时四方多事，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饯送必须赋诗已成例行公事，韩翃、钱起所擅长的送别诗已成了为达官贵人的酒宴助兴的应酬工具。而且这类诗中的山水大都是诗人的悬想，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又没有真挚的离情别绪，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们既无独善之志，又无隐逸之实，诗中所称道的隐逸不过是“迹向尘中隐”，形迹稍离市朝，养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隐居，因此那些称道隐居的诗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洁脱俗的格调。在论及十才子诗歌艺术时，作者又指出，历来诗评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渐近收敛、淡静，皆尚清雅的一面，而无人论及他们的歌行古诗还有渐趋繁富、铺陈丽藻的另一面。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诗人思想感情趋于贫乏的结果。这些论述远较以前的有关论文深入。 丁放文认为，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情感，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是偏重于作较精细的心态描写；二、写山水，他们不像盛唐那样，多以雄伟奇险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的山水诗见长；三、在具体一书手法上，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 金启华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诗风上的“大同”和“小异”，认为“大历十才子是承前启后的，使后来诗人从反面吸取教训，从而创作产有个性的作品”。刘国瑛文从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探讨了十才子的诗心，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张力，认为“清”是十才子诗的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现。如钱起诗清秀中时露工秀，卢纶诗清气中多含健劲之类。 王定璋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大谢的山水诗与“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的相似之处，指出大谢对“大历十才子”山水诗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十才子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及其推崇，几乎随处可见直接借用谢灵运诗句、语汇、典故入诗，使谢作成为己作之内容；第二，大历十才子不仅从艺术形式上借鉴谢诗的审美经验，而且还极为巧妙地化用谢诗的意境，取法其艺术手法；第三，十才子受谢灵运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思想情趣和审美追求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从谢的身上汲取过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影响。论文还进一步指出：“与谢诗相较，’十才子‘之作倒像淡雅的泼墨写意画，虽然落笔疏淡遒劲，却也精工妍炼，审美客体只有朦胧的轮廓，倒也神韵自在，形象虽稍嫌模糊，可极诱发人的幽思，意象是很鲜活通脱的。谢诗表现的是带有主观感情的自然之景，但在物我关系上，处理得不够自然，显得生涩板滞。’十才子‘之山水诗在表现物我关系上，却较为融洽浑成。” 二、韦应物研究 近一百年来，在大历诗人中，人们对韦应物的研究可以说最为深入，所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生平研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韦应物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韦苏州应物年谱稿》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一篇韦应物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稍后，万曼又发表了《韦应物传》，也对韦应物一生的重大行事和仕历进行了梳理和考述。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界关于韦应物生平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廖仲安的《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等几篇文章创获较多。九十年代初，姜光斗发表《韦应物评传》，在参酌学界有关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韦应物的生平行事和思想演变描述得更为细致了。 综观本世纪学界对韦应物生平的探讨，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生卒年的考定：关于韦应物的生年，学术界小有分歧。闻一多的《唐诗大系》和薇园的《韦苏州年谱稿》都认为韦应物生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而万曼《韦应物传》和后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等著作均认为韦应物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于韦应物的卒年，薇园不能确考，而是疑韦应物曾在苏州刺史后任过婺州刺史，似曾活到八九十岁，未终老苏州。万曼也认为无法推断韦应物什么时候去世的。孙望认为，韦应物大概是在贞元七年任满罢职的，此后一直寄住在苏州的永定寺，大约不久（说得大胆些，也许是贞元九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791――792年）卒于苏州。 二、家世的考述：万曼在《韦应物传》第十二节中专论“韦应物的家世”，但所论有限，发明不太多。后来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开头虽然也述及其家世，同样也不够深入。相对而言，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对韦应物家世的考证，则显得详明的多。他据《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其他一些史料，将韦冲以下直到韦应物六代及韦应物以后四代子孙都作了排列和考述，为深入了解韦应物的家庭情况、家学影响，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后来，廖仲安在其《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中考证韦应物籍贯时，又在家世方面对傅璇琮文有所补充。 三、任洛阳丞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于广德永泰年间任洛阳丞，万曼《韦应物传》虽然未能确考韦应物何时赴洛阳丞任，但他认为韦“广德三年已在洛阳做洛阳丞。”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说：“大约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他就到洛阳谋到了县丞的职司”，其根据是韦集卷六中有《广德中洛阳作》。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考证〉的几件事》也认为韦应物到达洛阳丞任的时间是广德二年。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则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所载回纥兵入洛阳、肆行杀略，使洛阳遭到极大破坏的史实，再联系韦诗《广德中洛阳作》中的“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等描写，又因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七月壬子改元为广德，故进一步考订韦应物为洛阳丞，当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秋冬间。至于韦应物离任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谓韦应物罢洛阳丞后居同德精舍，大历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确定其年。万曼则认为韦应物任京兆功曹时在大历十二年。傅璇琮认为韦应物为京兆府功曹当在大历九年至十三年之间。孙望则认为韦应物在大历十年（公元755年）春夏间，就出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事了。 四、梁州之行和淮海之行的时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诗有云：“江汉曾为客”，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认为韦应物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33年）三十七岁时，曾客游江汉，而且考知其游江汉大约是经大散关、凤州至兴元（今汉中），然后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武昌一带。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梁川即梁州，诗中所说的“江汉”就是流经梁州境内的汉水，梁州之行当在大历七年至九年（公元722――744年）期间。至于淮海之行，孙望文说：大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秋天便作淮海之行了。这次东游淮海，一路经过淮阴、宝应等地，最后到了广陵。为时大约一年。 五、由江州刺史入为左司郎中的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贞元元年在江州，时追赴阙，改左司郎中。万曼《韦应物传》也认为贞元元年秋，韦应物到江州，任刺史；江州罢郡后，似乎曾赴京一次。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则认为，大约贞元元年初，正当韦应物调刺江州三年任满的时候，他奉召回到长安；韦应物这次回长安，就在尚书省为左司郎中。傅璇琮文通过缜密的考辨，认为韦应物是在贞元三年应召由江州赴京为左司郎中的。李良熔《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任》认为，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夏，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而是从江州刺史任上直接被召至京城任左司郎中的。 六、任苏州刺史的时间：关于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而是云在贞元元年后不久。万曼认为韦应物守苏州刺史的时间，大约在贞元四年七月以后到六七年间。孙望的看法与万曼相近，也认为贞元四年七月以前，韦应物不可能刺苏州，而贞元五年，应物已在苏州，大约贞元七年末或八年初，应物便任满罢官，寄居苏州的永定寺了。此后，傅璇琮观点也与万曼、孙望相近，惟考证更细。 七、其他问题：在一些小问题上，学界也有分歧，如韦应物入太学读书的时间，薇园、万曼、孙望、傅璇琮等人均认为在三卫落职之后，然廖仲安据唐代制度和韦应物诗中所叙，指出韦应物入太学当在为三卫之时，而不在三卫落职之后。玄宗西幸，他自三卫撤出，乾元元年，他又返京城，复入太学读书。又如，万曼认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前韦应物结婚，且地点是在长安，而非洛阳。孙望则认为，至德三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应物结婚，是年二十二岁。廖仲安则考定为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性格、思想和诗歌的思想性研究卞敬业《唐代田园诗人――韦应物》是本世纪最早对韦应物其人其诗进行专门性探讨的论文，该文在述及韦应物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性时说：“韦苏州诗中多表现其恬退性情及爱民思想。” 薇园在其《韦苏州年谱稿•前记》中则云：“观其性情恬退，不慕荣利，而少年则豪侠不羁人也。......盖棺定论，非陶靖节一流人，不能位置。” 五十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韦应物诗歌持否定态度，谓其思想性不高，故把他归于反现实主义诗派中。此书出版后不久，夏静岩即撰文反对这种观点，他通过对韦应物诸多作品的具体分析，认为韦应物也有“一种充满着对人世有热爱的作品”，而且归隐后也参加农业劳动，作官时也得到人民的爱戴，有些作品“也反映了人民的情感和愿望”。 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则从发展的角度，分时期地论述了韦应物的性格、思想的变化。他认为，少年时期的韦应物充当了唐明皇的爪牙，“这是他一生中生活的最庸俗而思想也是最不光彩的时期”。韦应物在武功折节读书和在太学受学的时期， 开始接受了儒家的教育，这对于他思想作风的转变有密切关系；当然此后也还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在洛阳丞期间，应物一方面怀着济世的抱负，然而位卑人微，无可施展；一方面又因个性傲岸，而在混浊的社会里到处碰壁：就在这重重的社会矛盾和人事摩擦下，逐渐转变成与世不协、消极退避，有时清静自持、故示高洁的韦应物。在三为刺史期间，他虽然有着同情人民之心、有着一番抱负，但却处处受挫，“佛道间杂的阴暗思想就应时而抬头了，而且即时表现为消极退让，遯世孤高的处世态度。” 汤擎民在其《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中着重谈韦应物的“社会政治诗”，认为“韦应物是关心国家大事和王朝安危，注意社会政治情况，敢于揭露其中的丑恶面，同时又能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把他的无比关心和同情，融注入’兴讽‘一类的诗篇。” 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根据韦应物诗作所反映出来的主导情绪，将韦应物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一、洛阳前后，自就读于太学到供职京兆府以前，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期；二、长安－滁州，自就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这是一个消沉失望的时期；三、江州－苏州，自出任江州刺史，到寓居永定寺，这是一个满足安逸的时期。 姜光斗的《韦应物评传》从总体上评价了韦应物的思想和诗歌的社会价值，他说：“韦应物是一位性格刚直、醇厚、关心民生疾苦、入世较深的诗人。在历任地方官任上，他能不时反躬自问，把目光注向社会底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生的疾苦。他的山水田园诗，有着较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农民的劬劳、希望和辛酸，表现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现实的不满。在中盛唐之交，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间，他的诗歌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比起同时代的’大历十才子‘来，现实性要强得多。” 诗歌艺术研究本世纪以来，人们对韦应物诗歌艺术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卞敬业《唐代田园诗人――韦应物》是本世纪较早对韦应物诗歌进行较深入、细致探讨的论文，文章论韦应物在诗坛上的地位云：“苏州诗平易冲和，随在表现；而其真朴处，亦人不可及。”“盖苏州诗品清高，极为当时文人所推重。”论其各体的风格云：“盖苏州诗渊源于陶公，故以五言最为擅场，七言则较有逊色。五古气质闲妙，浑然天成，所谓朱丝素絃，一唱三叹。五律多简远，不作矜持语，而自然合拍。五绝则甚古澹，渐入化境矣。大抵韦诗多如行云流水，不著一字，神在阿堵之中，而情寄八方之表者也。”文章又谓“其言情真朴处似渊明，其写景清婉处则多似玄晖”，最后称韦应物 “为唐之陶潜”。 本世纪上半叶的各种文学史、唐诗论著虽然也都涉及到韦应物诗歌，但多简括，不太深入。其中只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见解较独特：“应物风格虽闲远，但与其说他近渊明，不如说他较近于孟浩然。真实的渊明的继人，应是王维而非应物。他和孟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来牵合拢来烘托自己的情绪。” 倒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种文学史对韦应物诗歌的分析和评价，有一些新意。如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在论韦应物田园诗时着眼于韦与王、孟的区别：“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寄托洁身自好、乐天知命的思想，而且还流露出对农民劳苦的关怀。如《观田家》......，这比王维《渭川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更接近劳动人民的感情，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又云其山水诗虽然“内容远离现实，趣味也过于孤寂。但艺术上却值得注意，诗中有人，语无虚设。虽然比不上陶诗那样醇淡浑厚，却能作到锤炼而近于自然。”又如，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韦应物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复杂”，“他的风格简洁，能用极少的句子包括很多的内容，有时平淡，有时浓丽”，“但是他也有豪迈愤激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韦应物诗歌研究才真正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高海夫的《中唐诗人韦应物》一文对韦诗风格有其独到的理解，认为前人所说的“澄淡精致”，“其实主要是指韦应物的个人抒情之作与流连光景之什而言的”，他的诗“在艺术上也不是一味的’澄淡精致‘，工巧秀丽的”，“有些作品的语言”以古朴平淡见长“，此外，”韦应物还写过一部分声情慷慨、意象豪放、风格劲健的作品。“此外，姜光斗等人的《韦诗初探》、汤擎民的《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也都指出，不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而着重从其作品的社会意义方面肯定了韦诗的成就。 稍后问世的储仲君的《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韦集中那些仿陶体诗作恰好不是他的风格特色的代表，而他的另一些寄赠酬答诗和游览闲居诗，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幽静景物之美的敏感，以及细腻而形象地加以表现的才能，而且全诗渗透了一种凄清寂寞之感，从而表现出对朋友的真切思念。又如《闲居赠友》、《月溪与幼遐君贶同游》等诗”表现的是韦应物自己寓居佛寺（善福寺）的闲散、清静的生活，而不是虚拟的田园生活，诗中流露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虚拟的高情逸趣，此乃其本色。“ 廖仲安在其所著《韦应物评传》中更是认为：“韦应物对陶渊明的敬慕是无可怀疑的”，但韦应物效陶更多的是仿效其“风华清靡”的一面，韦应物从这一方面学陶，就与学谢灵运、谢眺很接近了。他的诗风达到流丽、尚未发展到富艳。 张天健《试论韦应物及其诗歌》也认为历代诗论家把韦应物视为高雅闲淡、只是宗谢摹陶的山水田园诗人，“不无偏颇”。文章指出，韦诗能多方揭露时弊，“善反诸己，省分知足”，关心民瘼。因此，韦应物不是出世的“幽人”，而是动荡现实中的“忧人”。文章把韦应物置于盛唐到中唐的时代转折过程中加以分析，既看到了盛唐时代给予他的鼓舞，又看到了中唐时代对他的影响，因此所论较为客观。 和前此诸文相比，胥云的《论韦应物诗歌的淡美风格》认为，韦应物的主要风格是淡美，它是理想与现实、用世与退隐的矛盾统一体，“淡”是这种矛盾的折射和显影，而儒家的仁政思想则是这种淡美风格内在生命力的底蕴。这种淡远冲和的诗歌美学风貌既有大历诗坛崇尚“高情远韵”这一普遍美学趣尚的影响，又显示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他摒弃了大历诸子嘲风弄月藻饰空虚的毛病，走风雅真淳之道，从而使其诗淡而真厚，风骨内蕴，形成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韦苏州体”。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有较深入的探讨，该书首先认为韦应物尽管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实际上他的诗中多兴讽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怀世事的人。”所以他的山水诗虽然“主要是返璞归真，体和自然”，“但也表现出正视现实的新趋向”，除了反映徭赋繁杂的诗歌以外，他的《观田家》还将田家苦引入了田园牧歌，“这首诗可以看作田园诗主旨从中唐开始大变的一个信号。”而且，韦应物田园诗有很多是作于出守地方州县时，他“实际上是以外郡为隐”，“这种郡斋或县斋中作的田园诗，大多将小谢宣城郡斋诗的表现方式和陶诗的田园风味相结合，为田园诗派增添了一种新的境界。”对于韦应物的山水诗，作者则强调了韦应物中的渲染“禅境”、“淡化仙境”的高度成就。该书最后总结说：“在大历诗歌风力衰退，敷词益工的形势下，韦应物继承盛唐诗人关怀现实、追求理想的传统，不仅创作了许多运用比兴言志述怀、批判时弊的诗歌，而且在山水田园诗中再现了陶诗的真趣，以及王孟诗派所追求的高尚纯洁的人格理想，这是他的诗歌高出于大历诗人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又在融合陶、孟、二谢表现艺术的基础上，接受大历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形成了高雅闲淡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淡化意象、寻求韵味、提炼仙境和禅境等方面，发展了王孟诗派的表现艺术，将盛唐山水田园诗优美清空的典型意境进一步引向萧散淡冷，反映了中唐的时代相和普遍的审美趣尚，因而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别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推重。” 另外，美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盛唐诗》对韦应物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看法，如他认为“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的许多最优秀的诗篇是有’毛病‘的盛唐诗，它们的美正体现于矛盾的不完美之中。”他还对传统的批评家们历来“主要倾心于韦应物的流畅风格和娴熟文体，以及’无声色臭味‘的宁静情调”表示异议，认为“韦应物诗的真正魅力应该是在于某些较纷乱烦扰的情绪，在于其融合了所失落事物清晰现象的失落感”。 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则视韦应物为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中一个卓异的个体”，并认为韦应物能“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他首先对韦应物的双重人格进行了探讨，认为他“在观念上志尚清虚，追慕淡泊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留恋爵禄，耽于物质享受。当然，韦应物诗中除了追求静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终逗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他还指出，“韦应物以他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和认同，自然地再现了陶诗的精神与风格，从而使陶诗的典型意义由生活的层面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他最后还着重论述了韦诗中“作为人生境界和艺术理想的散淡”，分析了韦应物异于大历一般诗人的特殊性。 作品考证和版本研究傅璇琮先生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在考证韦应物生平的同时，对韦集中的一部分诗作作了编年工作。姜光斗等人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作者为韦应物考》认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非杜审言所作，该文通过对杜审言和韦应物生平的考辨和诗歌风格的比较，指出这首诗只能是韦应物所作。另外，李良熔的《读韦应物诗札记》也对韦《观田家》诗中的“西涧”和《寄李儋元锡》中的“李儋”、“元锡”作了考证，纠正了传统的说法。 对韦应物集版本版本流传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太多，除了万曼的《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中对之有较详细的介绍，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后亦附有前人藏书志中对于韦集的著录与记载。 三、大历时期中小诗人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李益、刘长卿、钱起、戴叔伦、卢纶、戎昱、李嘉祐、郎士元、李端、包佶、皇甫冉、张继等大历、贞元时期一些中小诗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李益研究在大历、贞元时期的诗人中，李益对中晚唐的影响最大，也较突出地表现了大历诗风格上的两重性――既有盛唐的余韵也有中唐的先声。故近百年来，学界对他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李益研究”参考了赵以武《李益及其边塞诗研究综述》一文中的部分成果――编者按。〗 一、生平考证： 早在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就发表了《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对李益生平初步进行了探讨。七十年代以后，卞孝萱先后发表了《李益年谱稿》和《李益年谱稿补记》，对李益生平作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谭优学也相继发表了《卞著〈李益年谱稿〉之商榷》和《李益行年考》，观点与卞著多有不同。除此以外，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马仁可的《〈从军诗序〉考实》、王军的《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等也都对李益的生平行事作了考证。 综合以上各家的有关李益生平的考辨，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少年居住地。学界对李益的郡望凉州姑臧，均无异议，但对李益少时的居住地，则看法不同。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少时当家于郑州，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李益出生于姑臧，少时当亦成长与此。后来，卞孝萱先生又著文指出，李益“旧籍姑臧，家于成纪”，对其原来的说法作了修改。而王亦军的《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则从李益的远祖算起，直至李益，详加论证，其结论是：“李益本人亦是在山东（按指华山以东）出生并在山东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李益家住洛阳”，“从未去过姑臧”。这样，学界对于李益少居何处，就出现了郑州、姑臧、成纪、洛阳四种说法。 （二）、是否曾“东迁”、何时“东迁”：谭优学《行年考》认为，公元764年李益17岁以前，“离开凉州，迁入内地，家于洛阳”。卞孝萱《李益及其边塞诗》一文认为，公元762年至763年吐蕃入侵，家乡沦陷，李益东迁，“可能到郑州投靠李揆，也可能在嵩山脚下，颍水旁边的河南府登封县寓居”。王亦军《考》则指出，李益少时不在陇上，其《从军诗序》言“燕戎乱华”，说的是身遭安史之乱；而且“假设李益少时居陇上，是不可能迁入内地的”。 （三）、《从军诗序》之真伪：谭优学的《商榷》及《行年考》均认为，此序不见于《全唐文》等处，而“仅见”于张澍《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此序盖张澍据《（唐诗）纪事》作者计有功论李益之言而属缀成之”，“似非李益原作”。对此，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一文，列举了四条理由以证《从军诗序》“是完全可靠的”：（1）张澍本之前120年，有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其中就有此序，故非“仅见”；（2）张本是从席本经整理并重新排列而成，此序冠于集中在一起的47首“从军诗”之前，而非作伪；（3）宋以后李益的集子有两个版本系统，一名《李益集》，一名《李君虞集》，前一系统未收诗序，后一系统（如北图现藏的两个明抄本）有诗序；（4）《全唐诗》未收诗序，可能因成书仓促，仅用二年时间，属漏收。此外，马仁可的《〈从军诗序〉考实》，王亦军等的《李益集注•〈从军诗序〉真伪考》等，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从军诗序》的真实性，认为绝非出自张澍拼凑。 （四）、开始从军的时间：卞孝萱《年谱稿》认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益33岁时，入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府。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及王亦军等《李益集注•前言》均同卞说。而谭优学《行年考》因不相信《从军诗序》的真实性，故另找证据，定在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李益27岁时，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府。范之麟的《李益诗注•前言》从谭说。 （五）、“五在兵间”的时间：容肇祖《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定李益贞元初入刘济幕，贞元四年以前入韩游环邠宁幕。卞孝萱《年谱稿》认为，第一次为公元780年至781年，在朔方入崔宁幕府，第二次为公元782年入幽州朱滔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6年至787年入鄜坊论惟明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88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约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赵伯陶文，赞同此说。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第一次在公元774年至777年入鄜坊臧希让幕府，第二次我公元781年至782年入朔方李怀光幕府，第三次为公元785年至789年入灵州杜希全幕府，第四次为公元790年至796年入邠宁张献甫幕府，第五次为公元797年至第799年入幽州刘济幕府。由于卞著与谭著出入较大，所以各自对李益从军诗的作年、作地的看法，也大不相同。王军《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的看法又与前两文不大相同，他认为第一次是公元777年至779年入鄜坊郭子喟幕府，第二次才是公元780年至781年入朔方崔宁幕府；李益从军曾两至朔方，另一次是在贞元初（公元785年或786年）入杜希全幕府。此文还对《同崔邠宁登鹳鹊楼》、《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二诗的系年，提出与卞、谭各不相同的看法。关眉的《李益从军经历考辨》认为，李益的首次从军入幕，当以“卞谱”所云“建中元年入崔宁幕”为是；建中二年七月崔宁被召回，李益罢幕；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李益贞元四年罢唐朝臣幕，入邠宁张献甫幕；贞元十二年张献甫卒，李益入幽州刘济幕。 （六）、“客游扬州”的时间：卞孝萱、谭优学均定在公元800年夏赴扬州，次年春客居扬州。上引王军文则认为，“李益南行至迟当开始于贞元十年（794）夏，次年春与刘禹锡会于扬州水馆”，“李益客游扬州应在入幽州幕府之前”。至于李益离开江南归北的情况，卞孝萱认为“约在贞元末年返长安”；谭优学则以为“似是以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离开扬州”，“乃北还洛阳而非长安”。王军文则指出，北归时间“至早在贞元十二年（796）以后。” 二、诗歌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只是在文学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涉及到李益的诗歌，故所论皆较肤浅，缺少深度。李鼎文的《甘肃唐代诗人李益》是较早对李益的诗歌进行较详细分析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唐诗人中李益“可以说是最能继承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位能手”，在他的边塞诗中，表现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现了征人思乡的哀愁”。 二十年以后，华锋的《论李益的边塞诗》专论李益的边塞诗，认为李益的边塞诗“歌颂正义战争，就比以前高、岑等边塞诗歌颂战争，高出一筹。”他还将李益边塞诗分为三类，认为“李益的边塞诗及其用世思想，比盛唐的边塞诗人都有显著的超越”。 卞孝萱、乔长阜等的《李益和他的诗歌》也将李益的边塞诗分为三类：一、叙写边塞战争的实际，赞扬广大将士的报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反映并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并抨击唐政府守边失策和边将腐败无能；二、抒写诗人从军生活和壮烈情怀；三、描写边塞风光和日常生活。指出其中一、三两类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又指出李益曾“从个人恩怨出发，站到藩镇一边，表示对中央的不满，从当时唐朝总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认为“这是李益政治立场的缺点”。 此后，对李益边塞诗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赵伯陶的《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罗时进的《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祝德纯的《李益边塞诗格调新论》、吕庆端的《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等。其中吕庆端文认为，受时代精神和诗人审美心理的影响，李益的边塞诗在写景抒情时已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偏于较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诗人善于把握一时一地刹那间的感受，注重内心世界的倾诉，主观感受的描绘，在瞬间感受中捕捉诗意。”他还指出，李益的七言绝句具有清婉神秀的艺术风格，注重创造一种苍凉凄清的境界。龙建国的《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从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着眼，认为李益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写得深婉悱恻，韵味隽秀；写思恋之情的作品，写得含蓄雅丽，情景俱佳；咏古抒怀之作，无不沉著清丽。 三、作品考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李益作品所进行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其边塞诗的地名的注释和对《征人歌》、《早行》是的存佚的讨论。对于前一个问题，卞孝萱的《年谱稿》认为李益边塞诗中的“受降城”即为“中受降城”，“盐州”为（今内蒙）“五原”。谭优学《行年考》则认为“受降城”为“西受降城”，而不在一般唐诗注本多注的灵州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雷震华的《李益诗中的受降城在哪里？》指出，“受降城”既非唐708年所筑“三受降城”，也不是今灵武县，而是唐回乐县，在今灵武西南，今回乐县东北18公里处，唐代为灵州治所。王晓核的《李益诗中的盐州在哪里？》指出，“盐州”在今陕西定边县，这里从西魏起，时叫盐州，时叫五原。关于《征人歌》和《早行》诗，长期以来，一些有影响的论著都断言已佚。吴庚舜《李益〈征人歌〉〈早行〉诗并未佚失》一文指出，两诗即一般选本标为《暖川》、《度破讷沙》二诗，由于传抄臆改或同诗异题，造成了后来的误会。 本世纪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八十年代以后就产生了三个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诗注》、王亦军、裴豫敏的《李益集注》、郝润华辑校的《李益诗歌集评》，三种本子各有千秋，为进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诗歌创作作了必要的资料上的准备。 除了万曼《唐集叙录•李君虞集》对李益集的流传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赵伯陶文和王亦军的《李益集注•附录》也有所涉及。 刘长卿研究本世纪学界无论是对刘长卿的生平还是诗歌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生平考证。关于刘长卿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刘长卿事迹考辨》、郁贤皓的《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房日晰的《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张君宝的《刘长卿生年辩证――兼考其贬睦州之年》、邹志方《刘长卿与越中交游》、杨世明的《刘长卿行年考述》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考辨了刘长卿两次贬谪的时间和地点，认为第一次在肃宗时，至德三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某事而由苏州长洲尉被贬为潘州南巴尉，时节在春天；第二次是在代宗时，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733年――777年，因吴仲孺的诬害而由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时节在秋冬之际。其次，该文还考证了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的交友情况，并考证出其任随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大历十四年五月，其离开随州大约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间；而其卒年当在公元786年至公元791年之间，故刘长卿并非卒于随州刺史任上。再次，该文考证了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认为姚合《极玄集》所云刘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之说难以成立，刘当在天宝中登第，至于具体在哪一年，不可考，据此，文章还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以及后来一些文学史所定刘生于公元709年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在公元725年左右。文章最后还对籍贯、任长洲尉等几点作了补充研究，认为洛阳、襄阳一带可能是其早年的居住地。 房日晰文以刘长卿诗为据，论证刘的故乡是洛阳。作者还认为，从刘的诗集不能得出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在襄阳一带的结论。张君宝文否定了刘生于公元725年左右的说法，他说刘《送薛据宰涉县》诗作于长安，而薛据去涉县在开元二十二年，因此如据公元725年之说，则是年刘长卿仅八、九岁，不可能与薛据有交往。文章又据刘至德元年至上元元年间所作《松江独宿》、《新年作》等诗所云“一官成白首”、“老至居人下”等诗句，认为如至德元年刘长卿已五十岁，那么其生年当在公元706年。刘贬睦州司马之年，作者认为也不是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而只能在大历十年秋与十一年之间。杨世明文也对刘长卿一生的重要行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值得参考。 二、诗歌研究。人们对刘长卿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所反映的思想性的评价和艺术性的探讨。 如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将刘长卿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贬谪南巴是刘长卿创作的转折点，认为刘诗的内容“前期主要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感，反映边塞战争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性比较强。后期嗟叹老迈，寄情山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思想性比较弱。中期则主要是抒发迁谪之怨和离别之情，内容比较广泛，思想比较复杂”。他们还提出对“刘中期诗的内容，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房日晰《刘长卿诗的思想评价》则着重强调了刘长卿诗歌的积极思想意义，认为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此次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农村荒凉残破景象的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作者还认为，对刘“抒写自己对蒙诬受冤的激愤和抗争”的诗作，不能像过去一些评论家一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曲为之说”，认为它们具有“典型意义”，“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愤怒与不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刘长卿有一部分诗歌，写个人怀才不遇，恨无知音援引的苦闷，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呼声，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房日晰的《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认为刘诗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整赡流畅、淡净炼饰”，而他协调这一风格的方法有二：首先“充分利用诗歌结构和意象跳跃的特点，通过跳跃的诗句，使整赡的句子由于感情的迅速发展，读起来十分流畅”；其次“在一首诗中，既有极工的对偶句，又有结构自然，不讲字句对仗的流水对句，使整散协调、节奏流畅”。 杨世明的《简论刘长卿和他的诗》则把刘的一生仕历和创作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介绍，大致勾勒了其思想性格和创作特色。他认为，刘长卿的诗歌风格是“清婉苍秀”。这一风格，“代表着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 相比较而言，陈顺智《刘长卿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刘长卿个性特征、反映大历时代审美风尚变化的，主要有三类意境：第一，为萧疏阔大的意境。“在这类意境中明显存在着盛唐诗境的痕迹，它保留沿袭了那阔大的外形轮廓，而抽掉其中热情感人的意绪、省级勃勃的自信和诚恳执著的人生态度，代之以冷落、寂寞、犹疑与苦闷，阔大的境界中失去昔日浑沌的气象、充实的内容，给人以淡薄、空疏之感。”第二，为氤氲缭绕的意境。“此种意境则因氤氲缭绕的气象而给人以隔膜之感。这种隔膜正是诗人对于社会环境的隔膜心理和孤独心理在力求与大化同体时的自然表现。”第三，为精细尖新的意境。这是他刻意精深地创造出来的巧句。“如果说刘诗尖新精细的意境打开了通向中唐诗风的门户，那么他的刻意精深则逗露出中晚唐诗歌主流的意脉。创造出来的巧句。”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刘诗上述三种意境在更为深层的结构上又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最后文章指出“刘诗意境的三种类型恰好揭示了盛唐向中唐的转变、收敛的内在趋势和逻辑过程”。 三、作品考订与文集研究。储仲君的《刘长卿诗歌名篇系年质疑》对前人所作刘诗系年多有辩证。佟培基的《刘长卿诗重出甄辨》对刘长卿诗集中与他人尤其是与皇甫冉诗重出的情况作了较细致的考辨。 赵万里的《刘随州集》，对刘长卿集的版本源流作了回顾，谓明抄本可存“宋本之涯略”，且将之与正德刊本对照，进行校勘，作了校记。日本国高桥良行的《刘长卿集传本考》追溯了刘长卿集自唐 至清各个朝代的编集、刊刻、流传情况，详述收藏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各种刘集版本，对研究刘长卿其人其诗都很有参考价值。对刘长卿诗集进行系统整理的新成果则有《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钱起研究本世纪的钱起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钱起生平研究方面，而人们对钱起生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生重要行事和交游考辨上。 一、生平研究。傅璇琮《钱起考》是较早对钱起生平重要行事进行考辨的论文，该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钱起生于公元722年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钱起当生于公元710年左右；其次纠正了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的旧说，认为在天宝九载，而且座主是李暐而非李麟；文章还考知钱起曾为蓝田尉，曾与毕曜、苏端、戴叔伦、韩翃、卢纶、秦系、刘弯等人有交游。 陈庆惠《钱起和他的诗》一文否定了钱生于公元710年和722年两说，根据其《秋夜作》诗的情调认定此时诗人已经是三十五岁上下了，因而将钱的生年定在公元715年左右。至于其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曾定在公元780年左右，但作者认为“应在公元780年以后，具体年份尚不能确定”。 王勋成《钱起尉蓝田年月考辨》认为钱起任蓝田尉在乾元二年（公元859年）九月，罢尉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二三月间。 罗忼烈的《关于钱起〈湘灵鼓瑟〉诗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天宝九载、天宝十载进士第诗赋题和同年进士的考证，断定钱起于天宝十载登进士第，座主为李麟，而且还辩证了《旧唐书》关于此时创作过程的一些错误记载。 稍后发表的马斗全《关于钱起的登第时间与座主》也认为傅璇琮《钱起考》中所说钱起天宝九载登第的说法仍须商榷，其结论是钱起天宝九载虽曾应试，但并未登第；次年即天宝十年再试，始及第；其座主亦非李暐，而是十年之主考官李麟。 王定璋《钱起交游考》、《钱起交游续考》两文对钱起诗中酬唱送别之作中的人名刘校书、李大夫、杜相公等人进行考证；其《钱起简谱》对钱起一生重要行事作了排比。 二、诗歌研究。陈庆惠的《钱起和他的诗》是较早对钱起及其诗歌进行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钱起“也有热切的功名心，但在擢第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的几乎十有八九是不遇的哀叹和失望”，“性格软弱，安于天命是钱起思想的基本方面，钱起思想的另一方面是追慕隐逸”。文章还认为钱起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有一些相似之处，有“怡淡自然的风致”；就诸体而言，擅长近体，尤精七律，其晚年诗歌在数量上是多产的，然成就却不如前期。王定璋的《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认为钱起诗歌“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练、简淡自然”。 吴企明《钱起、钱珝诗考辨》继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钱起诗”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诗史》按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之后对钱珝混入钱起集中的诗作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并指出了确为钱起的诗，对其中某些作品还作了系年。王定璋《〈钱考功集〉考辨》则将混入钱起诗集中的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白居易、杨居源等人的作品甄别出一些。颜邦逸的《〈钱考功集〉作者考辨》则对前引吴企明文提出商榷，吴文认为今存《钱考功集》中真正属于钱起的诗只有89首，其余80％以上都是钱珝等人之诗。本文则从《诗式》与《文镜秘府论》中所引钱起诗、钱起交游、钱氏家讳等方面重新进行考证，发现可确定为钱起作的诗歌共有201首之多，并从创作风格、习用手法等方面进一步考察，确定《钱考功集》基本上是钱起诗集。文章还根据钱起《送沈仲》诗，纠正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疑《全唐文》作者之一沈仲为沈仲昌的错误。另外，王定璋的《钱起部分诗歌系年考证》、《钱起部分诗歌系年》、《钱起诗歌系年续考》、《钱起诗歌系年考补》等都对钱起作品进行了系年。 戴叔伦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篇简单介绍戴叔伦为官期间政治清明的小文章――莫乃群的《清明仁恕的戴叔伦》。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戴叔伦其人、其诗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生平与思想研究。傅璇琮的《戴叔伦的事迹系年及作品真伪考辨》是较早一篇全面研究和系统介绍戴叔伦生平事迹的论文，文章认为，戴叔伦生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卒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五月，将戴叔伦一生重要行事作了系年，还纠正了过去一些记载的错误，如《唐才子传》卷五记载，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延之，傅文则指出，其时戴已卒11年；文章还对张继、皇甫曾、陈羽等人与戴的交往作了一些考证。孔英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小议》也对戴贞元十六年进士的旧说进行了辩驳，认为戴叔伦根本不是进士出身。 蒋寅的《戴叔伦任东阳令考――兼谈〈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的新发现》，发现道光十二年刊《东阳县志》中有陆长源撰的《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作者还据此认为傅文定戴建中二年离东阳任不确，应在建中三年冬，离任则在四年初；此外本文还据此对戴在东阳令任上的政绩作了介绍。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则主要考察了戴叔伦的“家世与家风”、“师事萧颖士”、“避地寓饶州”、“未任新城令”、“牧抚州年月”、“抚州推问始末”等六个问题，都有助于对戴叔伦生平行事的进一步认识。 此后，蒋寅的《戴叔伦两居江西辩证》、熊飞的《戴叔伦交游考》、熊飞的《戴叔伦年谱简编》等也对戴叔伦生平及交游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八十年代中前期，学界曾对戴叔伦集中一组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讨论。 上引傅璇琮文认为，这一组诗为伪作，理由是：一、有关戴叔伦事迹的材料对此没有记载；二、戴在抚州政绩受到朝廷褒扬，不可能有被追赴抚州推问之事；三、诗中说作者三十年来一直淹留鄱阳，与戴叔伦的经历不符。 此文发表后不久，相继出现了好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如陶敏的《戴叔伦抚州推问诗的真伪问题及其他》、张赋生的《戴叔伦抚州对事及其辨对诗》、赵昌平的《戴叔伦作品真伪及有关行事商榷》以及上引蒋寅的《戴叔伦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这几篇文章都引用了权德舆的《同陆太祝鸿渐崔法曹载华见萧侍御留后说得卫抚州报推事使张侍御回前刺史戴员外无事喜而有作三首》，指出其时确有戴抚州被推问一事。由于此戴抚州的行事、交游与戴叔伦相同，被推问者不可能是另一抚州刺史，只能是戴叔伦。蒋文还从这些诗作被《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选录的情况说明这些诗不可能是伪作。对于戴叔伦被推问的原因，陶、张、蒋三文均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戴在抚州作“均水法”，得罪了当地的豪强。《新唐书》及《墓志》未载此事是“为贤者讳”、“略而不书”，不足为怪。这几篇文章通过对抚州推问诗的的考辨，还纠正傅文中的一些错误，如关于戴任抚州刺史的时间，傅文原定在贞元元年至四年秋，陶、赵二文则考定其推问事发生在贞元三年岁末至四年春，而将其离任时间改定于贞元三年秋。张、蒋二文进一步提前至贞元二年秋。蒋文还考定戴莅抚州任在兴元元年。陶、张、蒋三文均纠正了傅文关于戴自抚州赴容州的结论，指出戴罢抚州后曾北返润州，陶文还考知戴罢抚州后在洪州郭北龙沙创有别墅，常陪李兼等游宴。另外，这几篇文章还对这次抚州推问的经过及推问诗所记戴生平行事作了一些考证。 三、诗歌创作研究。和生平研究相比，学界对戴叔伦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的探讨则要少得多。 上引傅璇琮文在论及戴叔伦生平的同时，对其诗作的社会意义和历时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在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中，戴叔伦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见长的”，他的《女耕田行》、《边城曲》、《屯田词》有着明显的“对当时处于苛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的劳动者的同情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作品大多“即事名篇”，采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可以看作是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体的先导”。 蒋寅的《论戴叔伦诗》是一篇对戴叔伦诗歌创作活动、艺术风格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将戴叔伦放在大历、贞元诗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戴叔伦虽然和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戎昱等人比较接近，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基，他是一个“儒者”、一个“写实型的诗人”，他“用理性的眼光看诗和把握生活，用白描的方式再现它，因此他的诗十分”朴实“，”闪耀着强烈的现实精神“，真实地记录了”世事的翻覆“，”展现了时代的面貌“。该文还从语义使用、意象使用和韵律形式三个方面对戴叔伦的五言律诗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总结出戴叔伦五律”温厚和平，流利多姿，于平易中见简炼，流利中见深沉的风格“ 。另外，该文还考察了戴叔伦其他体裁的诗歌作品，对戴叔伦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较高的评价。 四、作品考辨与文集整理。戴叔伦诗，《全唐诗》编为两卷，但其滥收误收情况之严重，在唐集中实属罕见。这种情况，胡震亨即已发现，徐鹏在其《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中也已论及，前引傅璇琮、陶敏、赵昌平等人也曾进行甄辨。此外，还有富寿逊《读唐诗随笔•戴叔伦集误收诗考订》、蒋寅《戴叔伦作品考订》都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蒋文还探讨了戴集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原因。 关于戴集的整理，蒋寅还有《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其《戴叔伦诗集校注》是目前整理得较好的一个校注本。 其他诗人研究相对说来，人们对大历时期其他诗人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 一、卢纶： 关于卢纶的论文主要有：王达津《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卞孝萱、乔长阜《卢纶的生平和创作》、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卢纶任阌乡尉年》、储仲君《论卢纶的交游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蒋寅《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歌的影响》等数篇。 其中王文认为闻一多《唐诗大系》中谓卢纶生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的说法不确，卢纶当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文章还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和一部分诗个创作的时间都作了系年考证，是卢纶的第一个行年简谱。 傅璇琮文也对闻一多说提出异议，不过他认为卢纶应生于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或在此以前；然后傅文还对卢纶的先世作了一些考证；文章在对卢纶一生重大行事进行考证的同时，特别考察了他与吉中孚、苗发、夏侯审、崔峒等人的交往，对卢纶的一些诗歌也作了系年。卞 孝萱、乔长阜文是较早一篇对卢纶及其诗歌进行全面论述的论文。文章首先把卢纶一生分为读书避乱、宦海浮沉、从军佐幕三个时期，发现卢纶的创作水平在各个时期不平衡，呈马鞍形，其次认为卢纶的创作成就在”十才子“中最高，是”大历十才子之冠冕“。 陶敏文认为傅璇琮《卢纶考》中说卢纶赴阌乡尉任时间无考是不对的，他据《华岳志》卷四卢纶题名，认为卢纶是大历六年二月二日赴任的。 储仲君文从交游的角度，从社会交往的取向、方式、目的、效果等方面，考察社会生活对卢纶以及与他相似的大历诗人的思想、心理、艺术修养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章认为卢纶的交往侧重于政界，诗人朋友的圈子很小，其交往的人中，颇有些声名狼藉的人物，且很注重亲戚关系。这一类势利之较很难产生友情，也很难带来多少愉悦，相反，他往往会使人感到厌倦、感到屈辱。从以上情况看，大历时期以卢纶为代表的两京诗人，主要关心的不是诗歌创作，而是把诗歌看作猎取功名的工具：可以用来敲开进士试的大门；可以用来表露才华，赢得声名；可以用来应对酬酢，广交朋友；当然，也可以用来吟咏性情。这样的创作思想自然不可能不对卢纶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唱酬之风的兴盛，使得诗人去追求格律的工稳，字句的炼饰，诗意的尖新。可以说，这是诗的格律之所以能在大历时代完全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历诗人讲究体格、情韵、雅逸的原因之一。当然，其消极意义则更为明显。这篇文章角度新颖，切入准确，不但对卢纶诗歌风格的成因有较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进一步理解大历十才子诗共通的艺术精神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蒋寅文也对卢纶诗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批评了卢纶诗叹老嗟悲、自伤不遇、缺乏人生目的的消极倾向，然后又肯定了卢纶军事题材的作品，认为”卢纶对军旅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广泛熟悉，使他的军事题材作品能摆脱程式化，给人以写实的个性化色彩和新鲜感“。论文还肯定了卢纶的七律多倾向于写实、造语工切、长于抒情的特点。文章最后论述了卢纶诗对中唐诗人的影响，认为”卢纶作为前辈名家，其诗中浅俗的一面恰与时人的趣味（起码是宫廷）相符，是以为世人所接受，而《御览诗》的钦定性质反过来又使这浅俗之风更加炽盛。在这交相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历来为人忽视的卢纶与’元轻白俗‘的关系，看到卢纶与顾况类似的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他们同样是元和诗人风格上的前导，顾况预示了韩孟一派的趋势，而卢纶则成为元白一派的先声。“ 刘初棠校注的《卢纶诗集校注》，是一部对卢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二、郎士元： 关于郎士元的论文只有刘初棠的《郎士元考》、马万辉的《郎士元生平考》等。其中刘文对《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的有关记载作了一些补充与辩证工作，结合郎士元的作品，大致勾勒了其生平仕历的轮廓，认为郎士元很可能卒于建中年间。 三、戎昱： 关于戎昱的有王达津的《卢纶•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戎昱任虔州刺史年》、蒋寅的《戎昱的诗品与人品》等。 其中王文认为戎昱虽系荆南人，天宝中家在长安，且认为戎昱当生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曾于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避难移居陇西。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入蜀大历四年，以灃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大历八年，入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夔幕府。大历十二年，戎昱人侍御史。大历十三年，戎昱贬辰州刺史。可能于贞元元年，移虔州刺史。贞元七年（公元790年），移安南都护，或死于今年，享年五十六。 傅文首先对闻一多《唐诗大系》定戎昱生于公元740年的说法表示异议，谓其确切的生卒年未可考知；然后考证出戎昱在荆南卫伯玉幕府，当在大历四年之前，广德元年冬之后的数年间；所谓戎昱在江陵曾见到杜甫，甚至说他是杜甫所器重的后辈诗人，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大历初几年戎昱已在荆南节度使幕府；大历四年至五年四月间，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戎昱于此时已离开卫伯玉的荆南幕来到湖南，并受到崔瓘的器重；此外文章还纠正了几处旧籍记载之误；文章最后说戎昱当卒于公元798年以后，确切卒年不可考。陶敏文认为戎昱任虔州刺史当在贞元十二年。 上引王文、傅文都对戎昱的一些诗歌作品做了编年工作。 傅璇琮《戎昱考》开头曾对戎昱的诗歌做了一些评价，他认为是戎昱顺着当年杜甫写出”三吏“、”三别“的那条道路走，”又以沉痛的笔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苦难的人们“。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采用述论的方法，对戎昱一部分与现实联系较紧的诗篇逐首进行分析介绍。蒋寅《戎昱的诗品与人品》认为：“他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注着一股刚气，一种骨力，显出诗人多感激，重意气的豪侠性格。”“他的一些诗因直抒胸臆展现出诗人的自我形象而显得气体刚健，风力遒劲。那挺拔的形象、人格，在一味叹老嗟卑、委顿不振的大历诗中不啻鹤立鸡群，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戎昱是大历贞元之际胸襟最豪迈、气概最宏阔的诗人，然而同时也是功力最浅、技巧最粗疏的诗人，志大而不足起其词，乃至于诗到晚境也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风格，令人惋惜！” 四、李端： 关于李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端考》、杨振喜《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王定璋的《略论李端和他的诗歌》、蒋寅的《才子中的才子――李端》。 傅璇琮文对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中关于李端的一些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辨，初步考证了其一生的重大行事。杨振喜文对李端的一生和诗歌创作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 王定璋文对李端其人、其诗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探讨，文章首先对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中所说钱起妒忌李端的公案进行考辨，认为此事是无端编造的；且认为李端约生于天宝三、四年（公元744、745年）间，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公元743年）差近。文章还认为蒋寅《论戴叔伦的诗》中所说大历诗人“人生态度消极、冷漠......很少有渴求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和怀才不遇的愤懑，相反地，遁世隐逸却成为百唱不厌的主题”的见解是片面的，说李端颇有一些推原祸始之类的作品，他的一些反映战争加于人民的痛苦和对生产的破坏的诗歌写得沉痛深挚、感人肺腑。文章还指出，李端的一些古风歌行极有特色，其韵调的浏亮，气势的流走，情致的含蓄，遣词的自然，在中唐诗坛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可惜历代研究者似未注意；李端的七言律诗，构思缜密，属对工整，韵调谐美，气势浑然，意境独到。 蒋寅文对李端的诗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中才思最敏捷的诗人，诗风最接近钱起；李端虽然写过一些好诗，可是它们被大量的平庸之作所淹没。文章还对李端的生平作了一些简略的考证，认为李端约生于公元738年，卒于公元786年。 五、皇甫冉： 关于皇甫冉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皇甫冉皇甫曾考》、黄桥喜的《皇甫冉里居生平考辨》、储仲君《皇甫冉考论》、张瑞君《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先对皇甫冉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应是丹阳人；然后对皇甫曾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些考证。至于皇甫冉的生平，傅文首先指出，闻一多《唐诗大系》所定的皇甫冉生卒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均有问题，其生年当为公元716、717年，卒年当在公元769年、770年，享年五十四岁。由此可见，皇甫冉的生卒年只不过比杜甫晚几年，不应列入大历时期的诗人。文章还对皇甫冉一生重要事迹作了大略的考证。 黄桥喜文对皇甫冉里居和生卒年的歧说作了考辨。文章经过考辨，认为“皇甫冉的出生之地可能在潭州，籍贯或可定为潭州人，后来迁居润州丹阳，约在30岁之前，其应试落第东游的时间，当20岁以后。”其生卒年旧有四说：公元714年――公元767年，公元723年――公元767年，公元716或717――公元769或770年，公元717年――公元770年，黄文对生卒年均作了考辨，其结论为“开元六年（718）至大历六年（771）”。 储仲君、张瑞君两文对皇甫冉的生平事迹也多有发明。 七、张继： 关于张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义敢的《张继诗考辨》、储仲君的《张继的行迹及其他》、朱奕的《“姑苏城外寒山寺”考说》等。 其中储仲君文考证出张继的卒年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秋，其任洪州转运留后的时间，当在大历五年至十一年之间，认为张继的后半生，是以他的全部精力致力于重建唐王朝经济秩序的。 八、李嘉祐： 关于李嘉祐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嘉祐考》、储仲君的《李嘉祐诗疑年》、张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正》。 傅璇琮文对李嘉祐的籍贯、登第之年及其他一些事迹作了一些考辨。储仲君文对李嘉祐现存130余首诗逐首进行了考证，并分别归入“天宝十四载（755）以前”、“至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56――765）”、“永泰（765）以后”、“误收”、“存疑”数栏，对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考出了具体的写作年代。张瑞君文是对傅文的补证。 九、韩翃： 关于韩翃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该文就《柳氏传》与《本事诗》中的记载，对韩翃是否曾在侯希逸的淄青节度使任过职、所谓“事罢，闲居将十年”的情况、所谓“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的前后经过等几件事进行考辨。 十、耿湋： 关于耿湋的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耿湋未官大理司法》。 十一、司空曙： 关于司空曙的论文则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司空曙考》、陶敏的《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司空曙何时贬长林丞》、《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常衮、卢纶、独孤及、钱起、司空曙唱和诗系年》。 十二、包佶： 关于包佶的则有蒋寅《诗人包佶行年考略》。 十三、畅诸、畅当： 关于畅诸、畅当的论文则有黄进德《畅诸与畅当》。 十四、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后还附有《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考》。 第三节刘禹锡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刘禹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相当多的成果，本文下面从生平、思想、诗歌创作、文学思想、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生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只有子葵的《刘禹锡》对刘禹锡的生平作了系年。六十年代，敬堂和卞孝萱都对刘禹锡的生平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证，前者有《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和《刘禹锡年谱（简编）》，后者有《刘禹锡年谱》一书。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刘禹锡生平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除了卞孝萱仍在继续探讨刘禹锡的生平，出版了《刘禹锡丛考》、《刘禹锡评传》；董乃斌、吴汝煜、郭广伟、吴在庆等人也对刘禹锡的生平事迹作了一定的考证。 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本世纪的刘禹锡生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籍贯和生地对于刘禹锡的籍贯和生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子葵的《刘禹锡》一文沿袭旧说，认为刘禹锡系彭城人。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则否定了“彭城说”，认为彭城是其郡望，禹锡生于苏州。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及其《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刘禹锡年谱（增订本）》等都认为刘禹锡应系“洛阳人”，旧史书说“彭城人”是错误的，而且刘禹锡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省）。郭广伟的《刘禹锡生地考辨》不赞成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关于刘禹锡生于嘉兴的说法，力图证明刘生于甬桥。他的主要证据是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的一段话：父绪“后为淮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甬桥”。卞孝萱后来又撰《〈刘禹锡生地考辨〉质疑》进行反驳，卞文指出，这段话不能作为刘禹锡生于甬桥的证据，一、四种重要的刘集版本只有日本崇艺馆本作“淮西”，影宋绍兴本、结一庐本及《全唐文》均作“浙西”为宜。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李希烈、吴少诚均未兼领盐铁使，不可能表荐刘绪为副使。三、甬桥属淮西仅上元二年极短时间。王纬为诸道盐铁使，总管全国盐铁事宜，故有权在甬桥设“务”，且刘绪主务甬桥是在晚年，且时刘禹锡已登进士第，故郭文的驳论不能成立。 世系对于刘禹锡的世系，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指出：《元和姓纂》与其刘禹锡《自传》有三点不符：（一）刘禹锡为中山王后，非长沙定王后；（二）刘禹锡祖先七代以前似久居北部，非世居吉州；（三）自传又云“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与行昌之官之名均异。敬堂《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在述及刘禹锡先世的时候也同意岑仲勉的说法。 但是，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刘禹锡年谱（增订本）》以及《刘禹锡丛考》都认为，刘禹锡出于匈奴，是匈奴族后裔，他虽然在《自传》中曾冒充汉中山靖王之后，但他又说“七代祖亮”，但此“刘亮”，不是《周书》卷十七、《北史》卷六十五之西魏刘亮，也是胡姓，所以刘禹锡也承认自己是胡姓。卞孝萱以上诸文都对刘禹锡的父祖和兄弟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另外，卞孝萱的《从〈寄湖南幕中亲故〉诗探索刘禹锡的母系――兼评刘、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错误》和《刘禹锡丛考》还对刘禹锡的母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并从中看出刘禹锡与裴度的关系。 郭广伟在《刘禹锡氏族考辨》中，否定了卞孝萱认为刘禹锡“实系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一说法，文章认为刘诗《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中的刘尚书刘公济乃河间人，非匈奴族，即使假定刘济为匈奴族，也不能象卞文据刘称公济为从叔，就“说明他们同出一源”，“认为刘禹锡必然也’确系匈奴族‘”。郭文还指出给刘禹锡祖先刘亮赐姓者不是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另外，郭广伟还撰有《刘禹锡“亲故”考辨》一文，该文仍然是针对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提出商榷的，如卞孝萱云：“德舆在南方，故能识刘禹锡父子。”郭文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德舆在北方，故能识禹锡父子‘，有何不可？”其所诘难，大率如此。 年龄由于学界对刘禹锡的卒年存在着分歧，所以刘禹锡的享年也就出现七十一岁、七十二岁两种说法了。子葵的《刘禹锡》认为刘禹锡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死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享年七十二岁。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则援引白居易的《感旧诗》以证《旧唐书》所说白居易享年七十一岁不误。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也认为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享年七十一岁。 生平行事研究子葵的《刘禹锡》是本世纪第一篇较系统、全面地对刘禹锡生平重要行事进行编年考订的文章。此后，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则对正史、笔记中记载的缺漏者为之补充，错误者予以纠正，其所发明处，多达二十九大条。同时面世的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的考证，比之前两部著作又更加细致，且亦多新见。八十年代吴在庆发表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在充分肯定卞著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又对卞著中的某些考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刘禹锡事迹辨误”有五条。 交游刘禹锡一生交游广泛，且与当时各政治集团关系复杂，所以本世纪学界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就曾辨析了史籍所说的“刘柳排挤韩愈”事，认为此事并非事实；还重新审视了刘禹锡与武元衡集团之间斗争的实质；谓刘禹锡未与李冶游，等等。卞孝萱除了先后发表了《谈刘禹锡与元稹、崔群、崔玄亮的“深分”――兼评刘、柳、元、白作品注本的某些错误》、《刘禹锡与令狐楚》、《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等有关刘禹锡交游的系列论文，还在其专著《刘禹锡丛考》中对刘禹锡一生中的交游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考订，考证出与刘禹锡交游的人物数百名。瞿蜕园笺证的《刘禹锡集笺证》一书的附录中也有《刘禹锡交游录》，共考证出与刘禹锡交游过的人物有五十五名。另外，董乃斌的《唐人看甘露之变》是对前引卞著《刘禹锡与令狐楚》一文的商榷，高志忠的《刘、白“初逢”之年考辨》认为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初逢”之年，是贞元七（或八）年在符离时，不是在宝历二年冬。 二、思想研究 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都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哲学思想本世纪上半叶，专论刘禹锡哲学思想的论文并不多。子葵的《刘禹锡》从政治、伦理、教育、人生观四个方面探讨了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禹锡之天人交相胜论，不偏不颇，不激不滞，唯心唯物，互相平衡，诚中庸之大道也。”又指出：“唐代思想，凝塞固滞；如韩柳等儒家，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锡之思想则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刻，因而屡被贬斥。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间有如王维，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 五十年代以后，哲学界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刘禹锡。如赵纪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研究》就颇具代表性。该文从中国无神论史的角度对刘禹锡的思想进行了评述，认为刘柳在中国无神论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及其特点。 七十年代中前期，由于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论述刘禹锡法家思想的文章，就连文学界也有一些从“评法批儒”角度出发探讨刘禹锡文学作品中法家思想的论文。如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就认为“他的一部分政治诗，表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立场”，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刘禹锡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法家思想，强调了其“斗争精神”和“批判精神”。苏者聪的《论刘禹锡诗歌中的法家思想》则认为，刘禹锡诗歌中的法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第二，重视农业，抑制商贾；歌颂法家，揭露儒家。萧涤非的《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也用“评法批儒”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刘禹锡及其诗歌作品，并从五个方面论证其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法家诗人，但也有局限性。 文革以后，学界对刘禹锡哲学思想的研究又重新走上了比较客观、科学的道路，研究的角度也更多，论述也更深。和哲学界比较注意刘禹锡在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太一样，文学界则多研究刘禹锡与宗教的关系。如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探讨了佛教对刘诗的影响，文章认为，刘禹锡宣扬佛教思想的诗作，内容多瑕疵，这一点不能讳言，但佛教思想始终没有成为诗人思想的主导方面。在艺术上，刘禹锡谈禅语佛的诗多堆砌佛家语，显得枯燥无味，而他的诗论则颇受益于禅学。杨鸿雁的《刘禹锡与佛教》认为，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过融洽的师生关系；从主观上看，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刘禹锡与佛教是相融的；他的人生观受佛教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从诗禅相通的观点出发，他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表示认同；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有目的地容忍了佛教的欺骗性。但是，刘禹锡与佛教又是冰炭不容的，体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孙琴安的《刘禹锡诗中所涉及的道教》则探讨了刘禹锡与道教的关系，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兆华的《试论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和刘朝谦的《人生乐园与自然之美――刘禹锡自然美论兼议》两文。吴文指出，以往人们研究刘禹锡，多注意他在哲学方面的《天论》，文学方面的诗文，极少关注他的医学思想。因此作者以刘禹锡的《鉴药》等篇为例，从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刘文则较系统地探讨了刘禹锡的自然美思想。文章认为，刘禹锡以美的物色为生命的寄托，又表现为以下几点：一、以清静幽寂的自然境界净化心灵，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享受生命自由真朴的快乐，宣泄被贬僻居的冷漠寂寞情怀；二、以奇异古特的山水胜处张扬刘禹锡的自我个性，倾诉他知音南寻的心声；三、以山水的崇高美写出他伟大人格追求，返观宇宙本体与本真生命的廖廓苍茫，自由缥渺。文章还探讨了刘禹锡对自然美的经验认识：首先，他认为“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其次，刘禹锡已经知悟到对自然的审美观照，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文章最后总结说：“宾客对自然美从本质到主、客心物关系，观照过程和观照特征等都有许多精湛独到的经验感受，事实上极大地深化了魏晋以来人们的自然美学认识。” 文学思想研究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刘禹锡文学思想的论文，较具代表性的有：刘国盈的《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孙琴安的《刘禹锡的诗歌理论》、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初探》、陈绪万的《刘禹锡文学观初探》、王运熙的《刘禹锡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刘国盈文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刘禹锡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刘禹锡所说的“思有所寓”，表明了刘禹锡的写作态度是以内容为主的，而且他也认识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学和作者思想感情的关系。通过对刘禹锡有关文艺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刘禹锡认为，能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完美形式的好作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加强作者的主观上的修养，二、加强学习；三、注意吸收别人的长处；四、努力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五、在学习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文章也指出，当然，其中也有糟粕的成分，例如，他相信天才，还强调地理的决定作用。萧瑞锋文将刘禹锡提出的“坐驰可以役万景”、“境生于象外”等论诗名言综合起来考察，阐述了刘禹锡在艺术构思、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见解，使原来极为零碎的材料较为系统化了。王运熙文也指出， 刘禹锡认为作诗必须以意为主，重视意境；他的《竹枝词序》表明了他重视民歌新曲的创新精神；刘禹锡认为僧人能心地虚静，修炼入定，摒除世俗欲念，因而能体察万景，创造出优美的诗境，这是禅学对刘禹锡诗论的影响；另外，刘禹锡还有一些评论古文的言论。 三、文学成就研究 刘禹锡的诗歌作品不但内容充实而且艺术精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关注和好评，近一百年来，人们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之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特色和渊源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和唐诗论著虽然也涉及到刘禹锡的诗文创作，但所论简略。本世纪上半叶唯子葵《刘禹锡》中对刘禹锡散文和诗词的看法较有独见，如“其所作诸赋......，开赋体之先河。豪宕浩博，意味深长，风骨苍劲，清疏雅秀，不亚于欧阳永叔之《秋声》，苏子瞻之《赤壁》，李泰伯之《长江》，及黄鲁直之《江西道院》也。”又如：“禹锡之诗，冲淡温雅，秀丽疎朗，其研练字句，亦力求工秀。”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加强了对刘禹锡诗歌的分析，而且所论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远为深入、细致。如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一改过去文学史多只强调刘禹锡民歌体作品艺术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民歌体等四个门类的诗歌作品，最后认为，“刘禹锡的诗，律诗、绝句比古诗成就高，仿效民歌的乐府小章尤为著名。”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刘禹锡专列一节，以示对刘禹锡的重视，而且该书对其民歌体诗歌的分析更加细致，说“这些诗的特点是保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能大胆吐露内心的情感，借助于比兴手法或双关语，使人感到真挚而又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细腻、华美一些。”而且，“刘禹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体诗尤其韵调优美，好诗很多”，其风格是“雄浑爽朗，节奏也比较和谐响亮”。 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渊源探讨的更细了。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韩望愈的《论刘禹锡和他的文学创作》、韩望愈的《谈刘禹锡政治诗的思想艺术特色》、陈友琴的《略谈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吴汝煜的《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吴汝煜的《刘禹锡――中唐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吴汝煜的《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渊源》、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萧瑞锋的《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萧瑞锋《论刘禹锡的艺术追求》、萧瑞锋《刘禹锡诗歌创作道路之我见》、尚永亮《雄直劲健――刘禹锡贬谪诗文的风格主调》、何念龙《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等。 其中，韩望愈《论刘禹锡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文虽然还带有“评法批儒”的痕迹，但对刘禹锡诗文的艺术特色也有一定的分析，如他认为刘禹锡“所写下的大量政治诗文，善于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加以艺术的升华和概括，投向自己的政敌”，“刘禹锡的诗歌还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认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取境美，“刘禹锡所造之境，往往寓明丽于高远之中，绚烂华赡而不失之繁缛，趣远情深而又鲜明如画。”二、含蓄美，“他的诗歌不事铺述而讲究’片言明百意‘，不主浅露而强调’境生于象外‘。”三、音乐美，“他的《竹枝词》九首，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大体上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与拗怒递用，又大量采用谐声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因此表现出含思婉转的韵味。” 吴汝煜《刘禹锡》在论列了刘禹锡、李贺诗歌的相近处后，指出其风格之相异点：“刘诗的语言注重来历，善于融合典故和驾驭词采，显得沉著、流丽、精确；李诗务去陈言，只字片语必新必奇，显得幽奥诘屈、生涩。刘诗含思婉转，民歌气息很浓；李诗的音调凄艳悲恻，伤感低沉的情调很重。刘诗造境明丽清远，风神俊爽，李诗则诡异谲怪，虚慌诞幻。”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渊源》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刘禹锡诗歌的渊源，文章最后认为：“他以杜甫为榜样，学慎始习，祖风宗骚，做到入门不失其正，故能恢宏气度，骨力豪劲；在《国风》、《九歌》的启发下，他比任何一位唐代诗人都更加重视从民歌中吸取艺术营养以丰富自己的才情；并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出发，远绍近取，转益多师，在创作方法、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技巧等方面广泛地向前辈作家学习，终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萧瑞锋《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一文则从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四个方面论证了刘诗“豪健雄奇”的风格特征，其中一些论述颇为独到，如他说刘诗善于“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又如他说“刘诗惯于以’莫‘字总领全句或全篇，用否定的语气来披示坚定的信念”，“使全句乃至全篇的语势如行云流水，语音如金声玉振”。以此来论证刘诗语言的刚健爽朗的风格，应该说是较为细致、准确的。萧瑞锋《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认为，胡震亨对刘诗的评语“骨力豪劲”，道出了刘诗的个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不畏“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刘禹锡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七十年代以前，人们对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有所认识，但是不太深刻、明确。 孙琴安的《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是较早论述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地位的论文，文章从诗歌内容和艺术成就两方面着眼，“从刘禹锡现存800首左右的诗歌来看，在社会题材的广度和当时人民痛苦的反映上，虽然不及他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但是，就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战斗作用来讲，却并不在白居易之下，更在一般诗人之上。”“同样，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他也显示出了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说来，刘禹锡的诗都比较明快，很少晦涩，无论是古诗、乐府、近体都有这个特点。而近体则写得更含蓄精炼。特别是他被贬期间，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所写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涛沙词》、《纥那曲》、《踏歌词》等，更是新鲜活泼、格调明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文章最后认为，“用我们今天的评诗标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统一，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看，那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当在王孟、韩孟诸家之上。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李商隐、杜牧是晚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那么中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刘禹锡和白居易，他们两个人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中唐时期的诗歌成就，这就是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吴汝煜《中唐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刘禹锡》则把刘禹锡放在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李贺等中唐著名诗人中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刘“走出一条与韩愈不同的创作路子”，“刘、白并称，实不相肖”，强调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几部《刘禹锡集•前言》中也有关于刘禹锡在诗歌史、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刘禹锡集笺证•出版说明》中就认为，“刘禹锡诗上承大历而予以新变，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词采丰美而笔致流利，特别是其中的豪健之气，矫拔之致，读来别有一种深长的韵味，在当时就赢得白居易’诗豪‘之赞。在诗史上与乐天并称刘白，其实刘诗拔戟自成一队，对后来温李诗派，有多方面的影响。”文章又认为，刘禹锡文章的成就“也可列入屈指可数的大家之内。......他的许多作品，往往具有想象丰富、说理透辟、比喻精巧、征引贴切、论证严密而气机畅达的特点。......在唐代古文史上，刘文能在韩、柳、白外别树一帜。”又如卞孝萱、吴汝煜在《刘禹锡集•前言》也认为“刘禹锡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李商隐、温庭筠、杜牧、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徐文长、袁中郎、唐寅、郑燮等都曾经从刘禹锡诗中吸取过营养。特别是刘禹锡的《竹枝词》，至近代仍制作不衰。”文章最后还说：“刘禹锡是一位富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在思想上是积极向上的，在艺术上是独辟蹊径的。” 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刘禹锡对后世作家之影响，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与晚唐诗人》、卞孝萱的《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吴汝煜的《刘禹锡对苏轼的影响》、吴汝煜的《谈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卞孝萱的《刘禹锡与苏轼》等。 值得一提的是，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论述刘禹锡诗的的地位及其影响也颇具新意，如他认为，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地位虽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较之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却是“未遑多让”的，而奠定他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当然只能是他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诗歌成就，只能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其成就和贡献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二、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三、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在探讨刘禹锡诗的影响时，萧瑞锋不但梳理了刘禹锡诗歌对中唐及以后中国历代诗人的影响，还将视野拓展到域外，从横向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刘禹锡诗对东瀛日本的影响，认为刘禹锡诗为日本的汉诗作者提供模拟的蓝本，从而最终肯定刘禹锡为“影响久远的一代’诗豪‘”。 刘禹锡民歌体诗研究民歌体诗歌是刘禹锡诗歌作品中最为独特、最引人注目的创作成果，故也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除了前文所引述的专著、论文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述，七十年代以后，还有相当多的论文是专门研究刘禹锡民歌体诗歌的。较具代表性的有：陈祝义《学习民歌 革新诗体――读刘禹锡民歌体诗有感》、李申《刘禹锡与民歌》、陈思和的《试论刘禹锡的〈竹枝词〉》、蔡起福的《凄凉苦竹枝》、方心棣的《刘禹锡民歌体诗歌艺术初探》、邓小军的《刘禹锡的〈竹枝词〉、〈踏歌词〉研究》、萧瑞锋《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等。 其中陈祝义文认为，丰富的民间歌谣给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首先表现在敢于冲破旧诗格律的限制，标新立异，别创新格；口语入诗，是刘禹锡学习民歌，革新诗体的又一特色。另外，刘禹锡吸取了民歌“比兴”的长处，有时“托物取喻”，有时“借物发端”，有时也借助谐音、双关语。而且，“刘禹锡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地民歌新鲜活泼，爽朗明快，节奏明亮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李申文除了探讨了刘禹锡与民歌之间的关系，还对封建社会的诗评家贬抑刘禹锡学习民歌的行为表示不满。陈思和文则专论刘禹锡的《竹枝词》，称赞刘禹锡“第一个在作品中唱巴人之声，用巴人之语，咏巴人之事，在古典诗歌向民歌学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蔡起福文则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为主初步探讨了《竹枝词》的起源、内容、形式、影响，认为“’竹枝歌‘虽不是刘禹锡创，’竹枝‘两字入文人诗词，也不是从刘禹锡始，但采录改造竹枝之声辞，使之成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种诗体，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方心棣文对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的探讨更细致一些，文章认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既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华美；既有鲜明的地方情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是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文章还指出，刘禹锡民歌体诗具有以下特色：含蓄婉转、富有情韵；烘托与渲染；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神妙”之句；还很注意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悠扬婉转的情调。邓小军文则将《竹枝词》和《踏歌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竹枝》、《踏歌》在内容上的共同之点，是表现夔州地方特殊的民俗风土；其题材都是夔州之春，民间赛歌；主题为爱情，兼及客愁。在艺术上，两词都是民歌特色与诗人特色的一体化。其区别：《竹枝》的基本特征是民歌本位，而融入诗人特色；《踏歌》的基本特征是诗人本位，而融入民歌特色。文章又从抒情主人公形象、意象结构、情意结构、手法和风格等角度论述两词的基本特征：一、角色化之民歌与诗人之踏歌；二、意象结构的递进性；三、情意结构的多层性；四、电影式的艺术手法；五、巴歈融入唐音的风格。 萧瑞锋文将刘禹锡的民歌乐府体诗的总体风貌概括为四个特征：一、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二、人情美与物态美的交汇；三、诗意与哲理的渗透；四雅声与俚歌的并存。并对这四个特征展开了具体深入的论证，提出了比较精辟的见解。 刘禹锡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研究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的各种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从题材方面对刘禹锡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谈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诗》、萧瑞锋的《论刘禹锡的讽刺诗》、袁宗一的《论刘禹锡的咏史诗》、肖文苑的《刘禹锡的咏史诗》等。其中吴汝煜文对比了刘、白晚年酬唱之作，认为这些诗中，“白居易远出世情，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明哲保身，怡然自乐。刘禹锡则不能忘怀世情，通常是酒入愁肠，难消孤愤。”这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待分司闲官的态度，白是“知足常乐”，而刘则“出于无奈”，为“一再遭到挫折感到苦闷”。二、两人在对待老境的态度上虽然都“嗟叹老境的凄凉和可悲”，但白“失去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而刘 “对生活很热爱”，“激励老年人消除暮气，振作精神。”三、在烧丹和宗教信仰上，刘某些诗“闪耀着卓越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这是白所不及的。萧瑞锋文认为刘禹锡的讽刺诗，以其寓犀利于婉曲、化冷峻为幽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袁宗一文和肖文苑文都探讨了刘禹锡咏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肖文是从鉴赏的角度谈的，重点是谈艺术；袁文是从内容方面谈的，重点在于剖析刘禹锡咏史诗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两文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刘禹锡的咏史诗的诗情与哲理相结合这一重要特色。另外，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一书也分别探讨了刘禹锡的抒情诗、咏史诗。他认为，刘的抒情诗具有“风力遒劲”、“风义高伟”、“风神隽秀”等三个特征。刘的咏史诗内容上有四个特征：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慕前哲之高风，抒不屈之气节；赞先贤之伟业，言济世之雄心。形式上也有四个特征：气力雄健，气该今古；因意遣词，即小见大；即景骋情，妙造自然；章法多变，摇曳生姿。 从声律和体式方面研究刘禹锡诗歌的论文则主要有：师为公的《刘禹锡诗歌用韵考》、宋心昌的《论刘禹锡的古体诗》、宋心昌的《刘禹锡七绝论评》等。其中宋心昌前文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可分为五古和七古两大类。其五古主要学阮籍《咏怀》组诗，又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长篇五古为苏轼所效法。其七古成就较五古高，以学杜为主。作品中除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外，还擅长刻画各种舞物态，有的自寓身世之感。七古中的讽刺诗用笔灵活，善于变化。杂言在七古中也很有特色。文章最后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在中唐诗坛上虽然谈不上开宗立派，但由于笔力劲健，语意超迈，因此仍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宋心昌后文论述了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四个贡献：一、刘是第一个将怀古咏史纳入七绝中的诗人，他首开这方面的风气；扩大了七绝的题材；二、刘敢于在七绝中直接抒写男女恋情；三、刘的七绝“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有水到渠成”之妙；四、刘仿效民歌《竹枝词》等，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与前人的七绝大不相同。 刘禹锡诗歌作品考辨高志忠的《刘禹锡诗文系年》是一部对刘禹锡诗文进行系年考证的专门著作，该书将刘禹锡创作活动分为三期：永贞前（公元805年）为一期，元和初（公元806年）至宝历末（公元826年）为第二期，大和（公元827 年）后为第三期。全书每系年一诗一文，皆胪列内证、外证、旁证，结论较为信实。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诗歌作品的问题进行了考辨，如卞孝萱的《〈刘禹锡集〉中疑难问题初探》、毛西旁的《刘禹锡诗注释中的一些年代错误》、戴传志的《刘禹锡朗州诗文考辨――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刘禹锡诗甄辨•续补》、陈建中《刘禹锡竹枝词写作地点考辨》、杨罗生《刘禹锡三首洞庭诗作系年考》等。另外，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旧籍中关于禹锡诗文的几个记载，作了一些补正，共涉及八个问题；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中也对刘禹锡大部分诗文作品进行了系年；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一文，则对卞著中的诗文系年之误进行了辨正，共论及刘禹锡诗文十七篇；吴在庆文还对前人都未系年的刘禹锡的诗歌作品共十四首进行系年考补。 刘禹锡的散文成就专门对刘禹锡散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多，如吴汝煜的《论刘禹锡的散文》、戴传志的《略谈刘禹锡朗州散文》等。吴文主要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渊源与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刘禹锡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不比韩愈晚。他是与韩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提倡古文运动的道路上来的。刘禹锡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具有因小见大、巧丽渊博、富于卓识等特色。其他各体散文也多佳作。其文主要渊源于刘向与班固，而对宋代王安石、苏轼及明代刘基均产生过重要影响。戴传志文指出刘禹锡在朗州时期的散文“善用对话的形式来摹绘人物的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并通过典型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凝炼、清丽、词采优美，蕴含隽永”。所论大致符合刘禹锡朗州散文的具体情况，但文中举《陋室铭》为例似欠妥。 四、作品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刘禹锡作品的整理和版本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成果有唐兰的《刘宾客嘉话录校辑与辨伪》、屈守元的《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关于〈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一文的补正》、《记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刘禹锡诗文集》、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续补》（一）（二）等。 本世纪新整理出版的《刘禹锡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该书是为了适应当时“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需要而整理的新校本，系以清朱澂《结一庐賸余丛书》中的《刘宾客文集》作底本，参照影印宋绍兴本及《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等选本，进行校理出版的，然无校记。 二、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本书亦以《结一庐丛书》本为底本，以校两宋本，参以《全唐文》、《全唐诗》及《文苑英华》以下各选本，辑为校记。其笺证，或述作品之篇章结构、大旨，得诗人之用心；或释字词、典故，征引弘富，为深入研究刘禹锡及其文学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三、《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版。该书以民国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本为工作底本，以“董本”、“宋残本”、“明本”、“赵本”、“朱本”等五种版本为主要校本，还参校了其他二十种本子，有校记。 四、蒋维崧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该书的特色是对刘禹锡的大部分诗文作了编年，且按作年之先后编排作品。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选本，如吴钢、张天池选注的《刘禹锡诗文选注》、吴汝煜选注的《刘禹锡选集》等。 第四节 李贺研究 在中唐诗坛，李贺诗风独特，成就突出，不但备受历代诗评家的关注、赞许，而且也是本世纪学界一直关注的研究对象。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李贺研究也未停止（尽管这个时期的李贺研究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好几部有关李贺的研究专著，如刘瑞莲的《李贺》、傅经顺的《李贺传论》、刘衍的《李贺诗传》、吴企明的《李贺》、杨其群的《李贺研究论集》等，这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李贺的生平、思想、艺术成就作了新的探索。本文下面拟从生平行事、性格和思想、诗歌艺术、作品流传和影响、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方面，对近百年来李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介绍。 一、生平研究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对李贺的生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908年田北湖发表了《昌谷别传并注》，对新、旧《唐书•李贺传》记载中的错误多有厘正。1928年万曼的《诗人李长吉》一文也纠正了新、旧《唐书》之误；王礼锡于同年同刊发表的《驴背诗人李长吉》，在肯定田北湖文功绩的基础上，对李贺生平详加考证，且在文后附有一简明《李长吉年谱》。王礼锡文发表后，产生了一些商榷文章，其中主要有李嘉言的《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致干的《没落的贵族诗人李长吉――鬼的呻吟，幻的追求》等。1935年，朱自清《李贺年谱》的发表，标志着李贺生平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深入的阶段。一年以后，周阆风又出版了《诗人李贺》一书，对李贺生平作了一些补证，书后所附《李贺年谱》参考朱自清谱处甚多，然亦有发明。 可是从三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李贺生平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梁超然于七十年代末发表的《李贺生平行踪的一点新探索》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朱自清谱中不详之处作了补考。此后刘衍的《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入蜀......〉――研究李贺的一份重要材料》、《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在发现新材料的基础上对李贺家世作出了新的考证，游志坚《读朱自清先生〈李贺年谱〉札记》对朱自清谱进行了一些辨正、补考，杨其群的《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李贺生卒年辨正》也都对李贺的生平有新的见解。 综观以上成果，我们发现近百年来的李贺生平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生卒年李贺的享年向有二十四岁、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三说，本世纪人们的看法也不外乎此。 （1）二十七岁说。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对李贺享年二十四岁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李贺享年二十七岁，且认为李贺生于贞元六年，卒于元和十一年。此后持二十七岁说者甚多，但是在李贺生卒年的说法上却不尽相同，其中郑振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朱自清《李贺年谱》等对李贺享年及生卒年的看法与田北湖全同；而万曼的《诗人李长吉》虽也同意二十七岁的说法，但他认为李贺当生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李长吉评传》、周阆风的《诗人李贺•李贺年谱》及杨其群《李贺生卒年辨正》都认为李贺生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卒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2）二十四岁说。本世纪持二十四岁说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何崇恩的《李贺生年考》就认为李贺只活了二十四岁，生年当为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游志坚的《读朱自清先生〈李贺年谱〉札记》也认为二十四岁说比较可信，然作者又肯定了朱自清关于李贺卒于元和十一年的说法，并认为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中“贺死后凡十有某年”之“十某年”乃“十有六年”之误，由此推算李贺当生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 （3）二十六岁说。三十年代李嘉言在《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一文中就曾指出王说“二十七岁”不足为定论，谓尚有二十四岁、二十六岁诸说，则当时已有持二十六岁说者，后来于必昌的《李贺生卒年新证》坚持认为李贺当生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卒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享年二十六岁。 家世 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说李贺“系出大郑王房，食租于东都”；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贺》中“长吉的家世”一节对李贺其父、其母、其妻、其弟均有所涉及；朱自清《李贺年谱》在同意田北湖、王礼锡所云“贺当出大郑王”的基础上， 作了补充论证，而且还特地指出清华大学三三年度毕业生阎崇璩所作论文《李长吉年谱》“独主贺出小郑王后”，“然其说难自树立”。刘衍《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入蜀......〉――研究李贺的一份重要材料》及其《关于李贺的家世――读杜甫的〈公安送李晋肃〉》两文均指出闻一多先生曾在《少陵先生年谱笺证》中虽曾据此诗推断李晋肃与杜甫有“姻娅”关系，但没有进一步论证，故刘衍在论证之后认为，他们之间是较远的舅表兄关系，而且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就有过文学上的交往或生活上的接触。 生地与籍贯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指出旧说李贺家居陇西，实误，认为李贺寄家洛阳，“祖上有南北园在宜阳南山中，后人因其居地所在而称之曰昌谷”。王礼锡《驴背诗人李长吉》中“里籍的考证”一节对田北湖对李贺的生地的考证深表同意，也认为李贺的生地在洛，故居在昌谷（洛阳后门外）。朱自清《李贺年谱》也认为李贺“居河南府福昌县之昌谷”，而且对昌谷考证更细。后来学界对李贺生地的认识皆沿朱自清说而无异议。 赋《高轩过》的时间 旧籍谓李贺七岁作《高轩过》诗，本世纪学界几乎都认为此说不确，但是至于李贺何时赋《高轩过》诗，人们看法也不一致。如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认为李贺十八岁作《高轩过》，非七岁作。王礼锡《驴背诗人李长吉》也认为《高轩过》诗乃元和三年与韩愈初相识时作，是年李贺十八岁。其《李长吉评传》又云：“《高轩过》非七岁所赋。且看’我今垂翅附冥鸿‘等句的语气，明明是穷途潦倒的话。七岁的孩子，方且’总角荷衣‘与社会不生关系，何以就有失意之感？并且’书客‘’秋蓬‘也不是在家中的口气。所以即不深考事迹，在语气上也可证明他的错误。”朱自清《李贺年谱》则在对李贺、韩愈、皇甫湜三人行迹详加考证之后，认为元和四年李贺二十岁时，在东都，韩愈、皇甫湜相过，贺为作《高轩过》诗。周阆风《诗人李贺•李贺年谱》认为元和四年李贺十九岁时赋《高轩过》。游志坚在其《读朱自清先生〈李贺年谱〉札记》中则认为李贺初见韩愈应为元和四年，不是元和二年；《高轩过》应写于元和四年六月十日后（按其所定李贺生于贞元九年的说法推算，李贺时年十七岁）。 潞州之行朱自清的《李贺年谱》认为李贺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曾至潞州，依张徹，时徹初效潞幕，元和十年，自潞归，卒。后来，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周阆风的《诗人李贺》、傅经顺的《李贺传论》及刘衍的《李贺诗传》基本上都沿用朱自清的说法。但是，梁超然则认为朱自清《李贺年谱》对李贺到潞州一事说得不够清楚，故先后撰《李贺生平行踪的一点新探索》、《李贺潞州之行新考》对此事进行补考，他在前文中通过对僧无可的《送李长吉之任东井》诗的考证，提出了四点新见：（1）李贺曾到过代州雁门的东陉任官；（2）李贺到潞州是与张彻相会，并非“往依张彻”；（3）李贺到潞州的时间不一定如朱自清所说在元和九年，而很可能在元和四年左右；（4）由于李贺在代州雁门的东陉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写了《雁门太守行》、《北中寒》、《平城下》、《长平箭头歌》等等反映代、潞一带生活的作品。后文则认为李贺到潞州大约在元和六年或稍前。吴企明的《李贺》虽然同意朱自清说李贺到潞州依张彻的观点，但是在时间上与朱说不一致，认为“就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出发到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去。” 其他 有一些学者还对李贺生平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考证，如：对于李贺所任官职，旧籍说是协律郎，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指出，李贺所补官职应是奉礼郎而非协律郎。万曼《诗人李长吉》中认为李贺实已举进士，而人毁之；非如新、旧《唐书》之谓，贺不肯就也。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中则有李贺结婚时间的考证，他认为李贺早婚，结婚在十八岁前，《后园凿井歌》“似是新婚时所作”。李嘉言《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认为，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所说元稹“倡嫌名”说“不足信”，元稹无毁李贺之可能。洪为法的《李贺之死》则讨论了李贺死的传说，认为这不是荒诞无稽之谈，文章从李贺一生之心理、思想之特点说明此事也可有正当的解释的。另外，前人几乎都认为李贺自潞州归后即卒，而吴企明的《李贺》一书则指出，李贺在游潞州之后因淮西战乱并未直接回乡，而是“干脆南游吴会”，且“先后到过金陵、嘉兴、吴兴、甬东（今浙江省定海县）等地”，并与沈亚之交游，创作了许多描写江南风物的诗作。“淮西战乱稍为缓解，李贺就从江南北归家园”，“回家后不久，这位青年诗人终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 李贺奇诡瑰丽的诗风，与其独特的心理、性格和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人们在研究李贺诗歌的同时，也对李贺的心理、性格和思想给予较大的关注。大致说来，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多注意李贺的社会观、人生观；五六十年代则着眼于李贺对国家、人民之态度；七十年代由于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人们多探讨李贺的法家思想和无神论色彩；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贺思想、个性的研究走上了比较科学、客观的轨道，人们除了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李贺的思想，还分析了李贺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 本世纪上半叶 万曼的《诗人李长吉》是本世纪较早述及李贺的思想、性格的论文，文章认为，“长吉的人生观，同许多诗人一样，同是对酒当歌的作乐态度。......而且气度窄小，拘拘于世禄厚薄。”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有一节专论“长吉的癖性”，不过较之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并无多大的深入。 江寄萍《李长吉诗》认为，“从李贺各种古怪的脾气，和他倨傲的性格上看来，他多少是有点神精病的。”文章还分析了造成李贺诗歌中悲感的缘故：“一方面是身世的凄凉，一方面是因为天宝大乱之后，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不安定，自己目睹的一切，自然不无感触。阴险的世途，使他感到人生更深的痛苦。” 相对说来，致干的《没落的贵族诗人李长吉》对李贺的思想的探讨则要细致、深入得多，他不同意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说李贺“是由贵族蜕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的论点，他认为李贺“纯粹是一位贵族诗人”，“他的立场，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因此该文着重探讨了李贺“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农人与小民的态度”。文章认为，李贺不但“没有同情农人和小民的痛苦，在他的诗中，他还写着他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农人和小民的剥削上”，“他的意识，正是一般贵族地主的意识，他的诗歌，正是歌吟着一般地主贵族的要求，他的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文章还分析了李贺“鬼与幻的没落意识”，认为长吉诗中的没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的形态上：1、聊以山野田园自慰，2、失意的感伤到鬼的呻吟，3、生命的悲哀，4、幻的追求。 和前此人们多沿袭旧籍所说李贺“性孤冷落，不与人合”不同，周阆风的《诗人李贺》则开始探讨李贺性格的社会原因，文章认为，“李贺的时代，不容他能优游，这样，就成了他消极的怪僻的性格。加以自己又因应举而受人倡嫌名之说，阻止了他上进的路途，于是更为消极冷僻。这性格逐渐扩张下去，达到极点，因此也就更觉怪诞诡异。......所以，他实在并不是天生的鬼才鬼仙，而是时代社会所逼成他的。”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影响，学界比较注重李贺对人民的态度的探讨，而且由于当时人们对这一价值评判尺度认识和操作的差异，还形成了对李贺的思想评价以肯定为主和以否定为主的两派观点。 一、肯定派。 五十年代，陈贻焮的《论李贺的诗》是较早一篇对李贺诗歌的思想性给予肯定的论文。该文认为，“李贺的诗歌，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题材，从各个方面展示了诗人和他同时代许多失意的、受压迫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的强烈意愿，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黑美学价值，都是应该肯定的。” 后来，为了针对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从思想到艺术全盘否定的做法，学界涌现了好几篇意在肯定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章。 其中，何其芳在《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主张，对李贺这样写有大量中间性的作品的作家，不能“因为从它们里面看不到对人民的同情和明显的进步意义，就可以一概否定”，“因为否定了这些作家和作品，中国文学史就为之减色不少了。”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凭空篌引〉和〈无题〉》一文中也同样认为，“对于古代作品的思想性，我们是应该理解得广泛一些的。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就死了。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他的作品反映的现实的幅度是比较狭窄的。然而从他的诗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封建社会和有才能的人的矛盾。李贺从人民的角度对当时的社会表示不满的诗是极少的，但从他个人的被压抑来表示不满的诗却比较多。这些诗往往写得更动人也更完整。这些诗的思想内容是和我国古代的许多杰出的诗人有共同之处的。” 叶葱奇在《〈李贺诗集〉后记》中则认为，“他虽说是唐朝宗室郑王的后裔，其实除了一个空虚的族望外，实际上是一个出身布衣的寒士。”文章在对李贺的阶级成份有了这样的认识后，进而强调李贺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他虽然家境寒素，所任的职务虽然卑微，然而他却时时往来京洛，对当时的国家大事、统治者的举措、各藩镇的跋扈，以及京师贵游们的动态，都有着耳闻目睹的接触。以他这样一个满怀热情、深有抱负的青年，一面被排斥压抑在一个无聊的小职位上，一面眼看着种种叫人失望、忧虑、愤激的事情，怎么能不叫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悲怆、愤郁、怨怒、凄凉的意味呢？所以他的作品里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活生生的现实。蕴蓄的是希望和失望交织成的意念与热情。” 马茂元的《李贺和他的诗》也认为对李贺的性格和思想应该给予历史的、辩证的评价，他说：“李贺处在动乱不安的社会，加以体质清羸多病，又有才华过人的优越感和政治上的不得志，因而生活情调忧郁伤感，性格冷僻孤傲。他对空虚和幻灭的感觉特别敏感，表现在他诗里确实有一股阴森森的气息。过去有人把他说成’鬼才‘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他并不是安于这个幽灵似的境界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理想，他希望自己的才能能为世用。这些都曾在他的精神领域里掀起了激荡的波澜，迸发出年轻的火花。”文章指出，“对于李贺诗里所反映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思想情绪，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具体的时代和生活环境去理解。在批判其消极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肯定其积极的一面。” 齐甘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中则认为“李贺的思想深处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挥洒在他的诗歌中。例如《浩歌》。李贺不但对自然界表示要征服它的理想，他自己的抱负也很宏伟，例如《苦昼短》。” 谭正璧、纪馥华《试论李贺及其诗歌》也认为：“李贺作品的大部分是典型地表现封建社会里有才能有理想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却不很多，但在这些不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是比较广而且有时是很’深刻‘的。” 二、否定派。 五六十年代，首先对李贺思想全盘否定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把中国文学史上诸多作家划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派，认为李贺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在这种调子下，他们指出李贺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是完全消极甚至是反动的：“他过着贵公子的生活，却偏偏要写诗”，“他的诗歌内容是空虚而无聊的，什么《美人梳头歌》、《许公子郑姬歌》、《汉唐姬饮酒歌》等，只要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这种全面否定李贺诗歌思想性的论调虽然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如上文所引），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李贺诗集》出版说明中就认为：“李贺出身于贵族世家，往还于名公大人之间，生活的面并不阔大， 很少同人民生活有联系。因之，他作品中所摄取的题材，多半局限在宫廷和豪门里面。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如何，还须深入探讨。”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对李贺思想的评价，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中国文学史》相近，认为李贺“出身贵族，仅二十七岁就死去。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因而诗歌也缺乏现实内容。”说李贺诗歌“以阴冷凄清的笔调，堆砌些华美的词句，内容空洞，充分反映了他生活的空虚。”又说他的诗歌中有“一种颓丧的情调，向鬼的世界寻找安慰，和现实隔离就更远了。” 持相近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也认为李贺“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缺少联系，对广阔的社会生活没有深刻的体察和认识”，“视野不宽”，而且他的一些抒写幽怪境界的诗歌“歌颂神秘、歌颂死亡，正是诗人对于人生感到空虚、幻灭的一种表现，影响是不好的”。 文革之中 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李贺被划为“法家诗人”，故当时的报刊上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分析李贺诗歌中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员杨启顺等在《法家诗人李贺》中就强调了李贺对“天命”论的无情揭露，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坚强决心，更认为李贺对秦始皇的赞词，充分体现了他的尊法反儒思想。吴汝煜、郑云波的《李贺的法家思想及其同韩愈的路线分歧》则就三方面立论：（1）同情“永贞革新”，宣传法家思想，痛恨代表大贵族、大官僚利益的腐朽保守势力；（2）不避家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敢想敢说，顽强不屈；（3）关心国家统一，希望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文章还指出，“李贺后来不仅与韩愈没有交往，而且还在诗歌上发表了许多同韩愈完全相反的政治见解，公开站到跟韩愈对立的路线上。” 文革以后 文革结束后直到九十年代，人们不再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贺的思想，而是以比较历史、辩证的观念，对李贺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学界主要是肃清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对李贺思想评价的不良影响，如孙望《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一文就对某些人在文革中“不仅把李贺捧上了’法家‘宝座，而且硬给他与永贞革新派拉上关系”的做法深表不满，他说：“事实上自二王执政以至失败被贬的整个过程，十六岁左右的李贺正在吴越一带作漫游，他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运动的可能”，而且，“不能因拔高李贺而讳言他与韩愈的关系。为要虚构儒法斗争的历史，而把韩愈树为李贺与之斗争的对立面，更非所宜。”同样，余美云的《李贺诗歌的思想评价》也对“四人帮”横行时李贺被捧为“法家诗人”的做法表示反感，文章既看到了李贺诗歌中积极的一面，认为“诗人突出加以表现的主要是抒写个人受压抑的痛苦与激愤以及反映社会现实两个方面”，但是文章又指出，“也应看到，李贺由于家世的沉沦，贫寒的处境，四处碰壁的遭遇，以及唐王朝国力日益衰颓的客观现实，使他看不见出路，因而他的诗歌充满着悲哀和绝望。” 然而，也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逐渐拓宽了李贺思想研究的领域，方法和视角都日趋多样，而且越来越注重对李贺性格和心理特征的研究。 如陈允吉接连发表了《李贺诗中的“仙”与“鬼”》、《〈梦天〉的游仙思想与李贺的精神世界》等文章，专门探讨李贺诗歌中的“仙”、“鬼”意识，他在前文中认为，李贺的许多诗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彷徨生死之间，在苦心思索生命的奥秘，试图寻找一条摆脱死亡的道路”，“李贺的灵魂深处，充满着生与死的冲突所激起的痛苦。他慨叹瑰丽神异的天国难以到达，就把注意移到棘草丛生的墓场，他无法肯定生命得到长存，就转而歌唱死亡的永恒，歌颂操纵命运的神秘力量。他在诗中经常写鬼，又经常写坟墓，正是他心中生与死激烈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后文中他则通过对《梦天》一诗所表现的游仙思想的分析来探讨李贺独特的精神世界，文章认为，李贺表现“沧海桑田”，并非意在肯定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的否定力量，在诗歌中加以诅咒和悲叹的。而这，从它所显示的哲学思想的精神面貌来看，是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同样，对李贺诗中神鬼意识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王樯、史双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谈李贺诗歌艺术中强烈的主观色彩》、赵力的《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陈维国的《黄尘草树徒纷披 几人探得神仙格――李贺神鬼诗探源》、廖明君的《死与生的探求――李贺“鬼诗”论》、《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罗秉恕的《从〈楚辞〉的启示略述李贺诗歌创作的“巫”心态》、陈友冰的《李贺鬼神诗的文化背景》等。 另外，从佛教角度研究李贺的则有张国风的《李贺诗歌中的天竺佛影》，该文主要研究了李贺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还分析了李贺诗歌中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意象，认为李贺诗歌从佛教文化中得到过很多启发。 八十年代以后，从性格和心理角度研究李贺的文章也不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陈书良的《李贺诗歌的病态美》、张国风的《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个性和心理对艺术风格的影响》、陈允吉的《李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贾靖的《李贺诗的语言和心理》、孟修祥的《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杨旺生的《生命的探索》、陈友冰的《论李贺的抑郁气质和躁动心态》等。 其中陈书良文认为李贺诗歌的病态美是生动的、也是独特的：首先，李贺相当一部分诗歌无批判地、甚至是沉醉地描写了阴森和死亡，其次，还表现于怪诞的境界、过分的伤感，还有一些宫体艳情之作。文章还分析了李贺诗歌中病态美原因和实质，说它“是李贺在憎恨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转而厌弃现实的情绪支配下创作出来的”，“是在封建时代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被诱惑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却又被残酷地摒弃于’龙门‘之外，让忧愁、贫困、疾病来摧残其身心的痛苦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张国风文首先分析了李贺的个性和心理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其次论证了李贺的个性和心理是病态的，最后认为病态的个性和心理造成了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 陈允吉文对李贺一生的经历、思想、审美心理和创作特征作了全面而又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厄塞、衰颓的生活现实，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李贺没落贵族的身分、娇宠的家庭教养、病弱的体质和近乎丑怪的外形造成了他的精神畸形和心理的变态。在现实生活中，他“一方面好自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冀求别人的提携和保护，这对矛盾现实出求仕过程中病态心理的主要特征。。他在自大与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始终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文章还认为，“李贺这个人的襟怀是比较儇浅的，他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感觉，理性思考则异常的不成熟”，“不可能象杜甫那样赋予其作品严肃的政治、伦理色彩”。 孟修祥文则试图用变态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李贺的性格和心理，他认为，“由于长期沉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世界，对周围的一切现象不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李贺看到的仅是他自身实感的投影。在真实的客观世界中，他丧失了一般正常人的生活能力，形成了非本来的、非实存的生活方式，使其生命仅仅面向自己。”“当他看待外界时，也是带着主观的眼光，对那些真实的客观的现实就视而不见。因而他笔下作为心灵显现的诗作便呈现出变形、歪曲、倒置的意象。”“李贺所建构的鬼蜮世界来自于他的变态心理所造成的幻觉，这种幻觉因某种事物触发，逐渐地或突然地消散和变形，成为一种梦魇般的形象。”文章还追溯了李贺变态心理所产生的根源：一、与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有关，二、现实生活的挫折，三、与变乱衰薄的社会环境有关，四、宗教活动的影响，五、楚文化的熏陶。 陈友冰文也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李贺的抑郁气质和躁动心态及其保护性抑郁在其创作和言行中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产生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文化背景。文章认为其病态心理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李贺一跨入社会，就有种急欲成就功业、显亲扬名的紧迫感和焦灼感。这种心态使他经常失眠、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躁动不安，不到二十岁，便出现鬓发凋落变白等早衰症状；（二）这种抑郁躁动气质使他的心态极不稳定，有点神经质，在创作上则表现为一首诗中感情瞬息万变，同一时间写的诗章会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三）这种抑郁躁动气质所形成的飘忽意念还使他的诗歌结构跳跃而少关连，意象朦胧而晦涩。论文还指出，李贺之所以没有变成忧郁型或狂躁型的精神分裂症，是因为人的机体内还有种保护性抑制。这种保护型抑制体现在李贺身上，主要是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补偿法，即通过现实中的偏好和幻想上的满足来获得心理补偿，维持心态平衡；二是回避法，即不去正视会给自己造成心理创伤的客观现实，转向内心世界，沉浸于能让自己获得安慰和心理满足的幻境之中，从而实现心理平衡；三是宣泄法，即通过对某种心理压力的直接宣泄来使精神和肌体获得短暂松弛和缓解。这些心理学的研究无疑对更深入地理解李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大有启发意义。 三、诗歌艺术研究 本世纪的李贺诗歌艺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一的艺术特色分析到全方位、多角度探讨的过程。而且，在五十年代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李贺诗歌评价的讨论，七十年代末，又由于《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在学术界、理论界掀起了一次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进行分析的大高潮。但是，李贺诗歌艺术研究真正取得长足的进展，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近二十年来，人们不但对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甚至与中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使得李贺诗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的研究，虽然还不太系统、深入，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如江寄萍的《李长吉诗》认为李贺诗的风格是“冷艳怪丽”，并指出，“造成他的诗的伤感色彩，一种是悲哀颜色的渲染，一种是悲哀音调表现。”文章还分析了李贺的悲哀的诗、鬼诗、投笔从戎的诗、抒情诗、游仙诗，说“长吉的游仙诗并不似李白那样有古老的道风，李白游仙诗很像一个羽衣鹤氅成仙的道士，而长吉的游仙诗，却像一个幽闲冷艳成仙的道姑，在飘渺之中还含有艳丽的神情”。文章又指出，“从他的诗体上看，知道他是反格律的，并且是反骈偶的。长吉的乐府中很少有用律句的。有时本来是五言四韵的体裁，他却用反骈偶的形式。这可见他的乐府是自辟蹊径。” 王礼锡在《李长吉评传》中则指出，“他的诗体既不能归之于昌黎以文为诗的一类，又不能归之元白以语为诗的一类。他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 周阆风的《诗人李贺》认为李贺诗歌在艺术上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他的优点是：一、用字造语，不肯苟且，所以字字有力，句句老练。二、他的诗，大都从实在生活中所体验出来的，他的诗纯是真情的流露，纯是直观的抒写，总之是有感而发的，这是他较一般作家的优良处。三、在艺术技巧上，他的诗是达到了最高境。宛如临空架阁，高妙怪丽，不是寻常的诗人所能企及。作者认为李贺的缺点是：一、从大体上看，缺乏热烈的情感，奔放的豪气，所以使人吟读时，不能发生强烈的感应，产生出多量的同情。二、他的诗因为造语的冷艳诡怪，奇特百出，有许多处甚至难以使人领悟；这样，就失去了他的诗的普遍性，而不能如元白等的深入广大读者之群中。三、在内容上，总觉得有理不胜辞之憾。 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论李贺诗歌艺术处甚多，如“李长吉诗”、“长吉诗境”、“长吉字法”、“长吉曲喻”、“长吉用啼泣字”、“长吉用代字”、“长吉与杜韩”、“长吉年命之嗟”诸节。 作者认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步意，均落第二义。”又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落，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又谓：“长吉赋物，使之坚，使之锐”，“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分析李贺诗歌艺术，使得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如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先是将李贺与孟郊进行比较，说他们都是“凭苦吟的诗句”把“深沉的苦闷”“尽情地表达出来”，“但是他诗才比孟郊更尖锐、更深入、更浓烈，更神秘。”然后又指出，“他的诗随处都是强有力的彩绘的笔触，这彩绘的笔触与神秘之感，仿佛油画之与水彩画一样，是更形象也是更暧昧的。”这种分析使人对李贺诗歌独特的诗境能得到更直观的印象。 陈贻焮《论李贺的诗》一文也在对传统观点的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如他认为，杜牧评李贺诗歌时所说“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理”，“是指诗歌中形象思维的’思维（理）‘而言，并非指抽象的概念的’道理‘或’事理‘”，又认为，“至于说到李贺诗歌有无寄托，我认为有些是的，但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他在《诗人李贺》中又总结了“长吉体”的艺术特点，谓“这种诗体的主要在构思与艺术表现上有所独创，这方面的主要诀窍是：为某一史实或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便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鹜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象的荒诞，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并设法将这对立的两方面统一在同一诗歌意境中。”这种深入浅出的概括无疑是准确而传神的。 马茂元《李贺和他的诗》则认为，“想象力丰富，是李贺诗歌的艺术特征”，又指出，由于想象力的丰富，李贺在诗歌语言艺术上作出惊人的业绩。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最善于运用怪诞、华美的材料和词汇，尤其是富有美学意义的神话传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语言”；另一种情况是，“化腐朽为神奇、新鲜，化平易为惊险、瑰丽。把所有被表现在他诗中的客观景物和主观心情一律加以深化和美化。”文章还指出，“形象的鲜明和色彩的丰富是李贺诗歌最成功的表现。在唐人诗中，他是独标一格的。......过去有许多人往往喜欢抽出他某些诗篇，以一点代替全面，拿来和相同时代的元、白、张、王相比附，认为风格相似，甚至说超过了元、白。这是没有必要的。” 此后十年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李贺诗歌艺术的认识停滞不前。直到1977年底《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由于毛主席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并称赞李贺的诗就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两法以反映客观事物的，遂于七十年代末涌现出一大批以此来分析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皆为应景之作，但是由于作者多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所以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这些分析和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李贺诗歌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并未完全据此论李贺诗歌，而是自出机杼。如郭石山《李贺诗三议》就未随波逐流，机械地套用“形象思维”和“比、兴”等术语来分析李贺诗歌，而是认为“其艺术上的独创精神，更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学习和借鉴的”。该文指出，“李贺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艺术手法上的独特创造”，并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诗人奇想联翩，对神话进行加工再造；其次还表现为其使用比兴时，感官感受的互为比喻，更见形象生动。这里既有诗人丰富的想象，也有诗人高度的敏感；第三、还在于他想象翻飞，构思多层，含意丰富，令人寻味无已；第四、还表现为其诗歌语言所特具的惊人气势，显示一种惊人的力量。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李贺诗歌艺术的研究趋于多样化，有从整体上对其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新的研究的，有对其诗中某一审美特征、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分析的，有对其某一体裁、题材诗中的艺术特点深入探讨的。 从整体上对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陈尽忠的《谈谈李贺诗歌的“辞”和“理”》、艾治平的《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房日晰的《李贺诗歌艺术上的瑕疵》、《再论李贺诗歌的艺术瑕疵》、张祖安的《李贺诗的格调》、王东春的《心物关系内化与外形――论李贺诗歌的审美特征》、陈允吉的《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章继光的《李贺诗歌的审美意象》等。 其中张祖安文认为“李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格调，在他的作品里，绚烂的色彩遮盖了逻辑的力量；奇妙瑰丽的幻象纷至沓来，互相递嬗，令人目不暇接，改变着读者正常的思路，活在想象世界中的优美生灵和可怖生灵在他的内心骚动，通过生花妙笔，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心惊目眩。”王东春文对李贺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方式，对李贺诗中爱用的审美意象进行了较为新颖的探讨。作者认为，“李贺感兴趣的是人类生活中普遍的、永恒的基本问题。那些事物能引起他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深思，那些东西就成了他创造灵感的一个来源。”陈允吉文认为“长吉的诗歌是苦闷的象征，也是畸灵者人格不和谐的外化和投射在诗人所刻意摹划渲染的直观事物形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极其浓烈的感情。”文章还认为，李贺“善于借助幻想和丰富多彩的直觉，把自己对于缺失的感受灵敏地转换到它的相反方向，由之使这种补偿以一种想象性的愿望形态出现”。 对李贺诗歌中某一艺术手法、审美特征进行细致分析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论李贺诗歌的比兴手法》、郭在贻的《试论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陈书良的《李贺诗歌的病态美》、王樯、史双元的《“鬼才”自有“神仙格”――谈谈李贺诗歌艺术中强烈的主观色彩》、钟元凯的《李贺诗歌的色彩美》、杨其群的《李贺为何不写七言律？》、范之麟的《诗坛风尚对李贺诗歌风貌的影响》、张国风的《李贺诗歌的颓废主义倾向――个性和心理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万西康的《从李贺诗歌的用韵看中唐语音的演变》、陈允吉的《〈秦王饮酒〉中的“狞”――兼谈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征》、程亚林的《拓展诗境的语言结构――为李贺、谭元春一辨》、贾靖的《李贺诗的语言和心理》、杨振国的《李贺诗歌的通韵与晚唐韵部的合流（上）、（下）》、陶尔夫的《李贺诗歌的童话世界》、罗秉恕的《从〈楚辞〉的启示略述李贺诗歌的“巫”心态》、治芳的《李贺诗歌的结构艺术》等。 其中王樯、史双元文从诗人独特的创作方法入手，探索了其创作艺术形象的独特规律，认为李贺以丰富的形象，竭力表现强烈而独特的自我感受。这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李贺诗歌形象上的表现是“通感”和“意象复合”；反映在李贺诗歌的结构上，是以变化奇突、浮想联翩所引起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跳跃性为其特征的，表现为“错综交织的时空和人称的变换”和“突兀奇谲的蝉蜕式的跳跃”；表现在语言上则是“奇诡清丽的词句”和“化盐入水的融典”。总之，文章认为，只要掌握了李贺诗歌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规律，就不会觉得李贺诗歌是不可理解的。 杨其群文认为，李贺之所以不写七言律，是“出于对时俗所趋但影响不良的元和体的憎恶，进而反对由于元和体的广泛流传而形成的一股中唐纤丽浮荡诗风”。对此，范之麟文有不同的看法。他否定了姚文燮将这一现象归于李贺是为了针对诗坛不良倾向，为“力挽颓风”，也不同意有人认为七律是应试诗，李不写七律是对科举制度的反抗的观点。认为李贺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诗坛时尚写作乐府，“在人们普遍写作乐府、相当一部分人对写作七律不感兴趣的风气下，李贺出于对乐府的爱好，出于便于抒发情思而避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才没有写七律。 陈允吉文则认为，李贺大多数作品“注重在描写个人的直觉和幻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他本身生活圈子的隘和性格的内倾所决定的。他无疑缺少对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深刻的思索和高度概括的能力，但他特别善于捕捉瞬息之间所感受到的事物的直观形象，也喜欢在诗中津津有味地描摹他主观精神上浮现的各种幻景”。 程亚林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我国传统的语言结构原则“简意”的局限性，肯定了李贺诗歌“冲破了传统诗歌立意单纯、语言畅朗的模式”，能“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情绪的多面性、复杂性、瞬息性以及意象的同时并置性，拓展出新奇的诗境”。 陶尔夫文则认为，李贺诗歌的“奇”、“诡”、“怪”，乃在于他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近乎诗体形式的童话，或者是极富童话色彩、极富童话意蕴的诗。他的这种“童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合审美常态的童话，而是出自一个智能超常并带有某种反常心理和特殊病理的乖张诗人所幻构出的扑朔迷离的童话世界。 罗秉恕文说，“李贺与《楚辞》及其作者的关系，远不只是化用和借鉴，而是深刻的认同与陶醉”，作者认为，“巫”这一原始文化范畴，可以将李贺诗风中诸如乐舞、女色、天上漫游等主题及李贺的想象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一些基本倾向贯穿起来。 治芳文认为，李贺诗主要有四种结构：一为并列式，就是意象并列或意象并置。这些并列的意象无大小、轻重、主次之分，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杂乱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形容、描摹、比喻、象征或写感受、经验、人事、物象的。二为两段式。就是全诗的意象结构一分为二，成为明显的两个部分，而且诗人有意要在分量上造成一种畸轻畸重的不平衡状态，形成结构上的不对称和不平衡之美，从而让他的诗意和诗情以极为突兀的、不同凡俗的方式表现出来。三为交错式。意象的排列与组合采用一种交叉的、错列的方式，完全打破了时空关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让服从于统一构思的意象在不同的时空中分别地、交错地出现，被打散的意象群各具自己的时空性质。四为点睛式。是先用大量的篇幅（即众多的意象）去铺陈、渲染某一具体的人事、景象或场面，形成一个密集的意象群；只在诗的结尾时用一句、最多用两句（或一至两个意象）来揭示题旨，点出正意，表明诗人感情的倾向和指归。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李贺诗八法中的“冷结”。文章最后还对“旁出”和“陡转”二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对李贺某一题材的诗歌进行深入探讨的论文，主要有：赵力的《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徐树仪的《李贺的“马诗”与唐代的科举》、陈维国的《李贺神鬼诗探源》、廖明君的《论李贺的爱情诗》、廖明君的《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陈友冰的《李贺鬼神诗的文化背景》等。 其中赵力文探索了李贺“鬼诗”的寓意，并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衡量其社会价值。徐树仪文认为，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曲折地反映了唐代用人制度的不合理，认为它们都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陈维国文对李贺的神鬼诗作了探源式的研究，较有启发性。文章先否定了“模仿说”、“幻灭说”、“抒愤说”等三种成说，然后对李贺任奉礼郎前后的诗歌作了比较，特别着重分析了李贺有关祀神活动的诗，得出“李贺的神鬼诗和三年的奉礼郎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结论。文章认为，“李贺长期’风雪值斋坛‘与神鬼打交道的生活，必然对他的心理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得李贺不仅在参加祭祀活动时，相信鬼神世界的存在，而且观察事物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巫觋的眼光‘。”此外，文章还指出，唐代道教盛行，道教思想必然要影响李贺，“强化他作为奉礼郎职司的神鬼意识”。 廖明君前文说，李贺作品中涉及爱情的作品几乎四分之一，文章分析了李贺诗歌中所表现的爱情的渴望和爱的痛苦，还认为其游仙诗中展现的是一个超越了痛苦的爱情世界。廖明君后文则指出，李贺在其游仙诗中，借助于对神话的改造，建构了一个梦幻般的充满诗意的天国世界，使生命克服了生活的恐怖意识，超越苦难而获得快乐，超越死亡而获得长存，超越虚无而获得价值和意义，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和赞美， 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与理想。 陈友冰文则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李贺神鬼诗的文化背景：一、生活环境的幽冷荒僻和鬼神气息，造成了李贺诗幽冷的格调和多言鬼神的创作倾向；二、当时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氛和李贺的职业特征常使他带着幻觉去看待人生；三、大历以来文学观念的更新和创作心理的变化，使他自觉地去追求“语奇而入怪”。 四、李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歌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 如梁启超在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把李贺称为“浪漫派的别动队”，说“他的诗字字句句都经过千锤百炼”，“但他的特别技能不仅在于字句的锤炼，实在想象力的锤炼”，“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和《李长吉评传》论李贺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都比较精到、细入，在前文中虽然认为李贺是属于韩愈一派的，但是他的影响“比之昌黎诸人大”，“而他反元白的色彩亦较重”，并认为“长吉是昌黎的副将，温李的先锋，元白的敌手”；在后书中，他又抬高了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李贺是韩愈和元白两大对立诗派中间“单刀匹马冲围突阵的勇士”，“这位诗人因为曾受过韩愈的帮助，所以从来论诗的人把他归到韩愈的麾下，忽略他自成一派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对李贺的诗歌成就持否定态度，如致干《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文就认为：“长吉是个没落的诗人，他的诗歌的内容，除掉悲伤与幻想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没有盛旺的气概，他是异常的贫乏而不充实呀！正因为他在内容方面贫乏不充实，所以他在诗歌上只能玩弄着形式的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认为，李贺那些“怪艳” 的作品“并不能提高作者在诗史上的地位”，有些诗句“诚然新奇可喜，但他的作品就全体看来，却是太做作了，而且常常还要有晦涩和堆砌的毛病，所以终于不能算第一流的作家。”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李贺诗歌的评价也不高：“他的诗句尚奇诡，绝去畦径，但其大体，则近于王建、张籍。唯较为生硬耳。” 总的说来，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多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就是到五十年代中期也还是如此。 如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中将李贺放在唐代诗歌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李贺的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已显现出晚唐诗的特点：“通过诗歌语言的魔杖，指顾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浓郁缤纷的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诗风。但是它却是离开自然现实世界的神秘的语言。这艺术性与现实性的不能统一，就具体的说明了诗歌之要从高潮上走向低潮。” 再如，陈贻焮在《论李贺的诗》一文中也认为，“李贺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则更大。他想象丰富，构思精巧，表现新颖，风格奇殊，其中许多优长，尤其是他的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那种反对庸俗、追求完美的艺术表现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还是值得学习的。”当然，作者同时也指出：“另外一面，由于他的生活窄狭、体验不深，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也的确存在着过分追求所谓’美‘的表现的不良倾向，这也是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 而李嘉言则强调李贺于词体产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先是在《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一文中说“李贺既亦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句得名，所以李贺诗体在’多情‘方面便先与词有了不解的宿缘”，“两《唐书》都说李贺做过协律郎的官，如果可靠，则李贺就先合乎作词的第一个条件了。”“纵令李贺不懂得音律，只凭他那’掾郁凄艳之巧‘，亦足可与词结成总角之交。”“言情的齐梁体到中晚唐又该抬头，碰巧李贺在这时又特加提倡，于是就促成了词的产生。”然后，他又在《李贺与晚唐》一文中认为，以作诗的态度论，李贺、贾岛虽然都和韩愈相近，但是以成就论，他却“早已偷偷的逃出了韩愈的门墙，各树一帜，并取得大众的拥护了。”“二人在晚唐确都独立成立了诗派”，“惟贾岛一派多无名英雄，李贺一派都是名家，而且由于李贺诗的艳丽的外衣及伤感的内容，渐渐的发展，以至于词的成熟，使词的起源多一条路线可寻，所以李贺一派在晚唐确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却展开了一场关于李贺诗歌成就评价的大讨论，双方一贬一褒，针锋相对。 这场讨论的起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专业五五级学生在他们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李贺诗歌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李贺是和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他继承了苦吟传统和险怪的风格而又向唯美主义方面发展。”又认为，“他的很多诗只是一些词藻和断句的堆砌，前后并不联贯，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是晚唐唯美主义诗风的开路人。” 这种观念很快得到了几所高校中文系所编《中国文学史》的认同。如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也认为，“他无视现实生活，专门在诗的辞藻的秾艳上用功夫，是唐中期反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唯美主义诗派，也为晚唐唯美主义诗风作了先导。”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贺诗歌是属于反现实主义一派的，并认为其“千锤百炼而成”诗句和“丰富的想象力”等艺术技巧，“更帮助他美化了那些悲观消极的情绪”，“他从幻想的鬼境里，取来了漆灯、土花、磷火、纸钱......取来了血、死、哭、泣、泪......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歪曲的不健康的美。引导人去欣赏它，迷恋它，而忘怀了现实。”殷晋培《必须剔除李贺诗中的糟粕》一文更是认为，在李贺诗中，富有现实主义的作品究竟太少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的思想性是比较贫弱平庸的，而且还掺杂了大量的糟粕。如他对现实的揭露不够深刻，其反映是个人性质的，艺术上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亦是不容忽视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大多对这种全盘否定李贺诗歌成就的做法表示异议。 如何其芳在《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该书忽视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独创性是不妥当的。方牧在《关于李贺的评价》中也认为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公允的”，“因为李贺除了有严重的唯美主义倾向的一面以外，还有另一面，这恰恰被忽略了。”这另一面，“就是他的艰深浪漫主义的一面。”文章又进而论述道：首先，从一部分诗里，我们所看到的诗人李贺的形象，并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形象，而是一个年轻英俊、奋发有为的少年形象。其次，从中我们看到诗人的创作倾向并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洋溢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再次，我们看到诗人的语言并不完全是一些看不懂和联贯不起来的词藻和断句的堆砌，有些诗篇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普通话，虽然他也用了一些典故。再次，我们看到的诗人的风格并不是跟新乐府运动相对立的，而是继承了杜甫、李白、白居易、岑参等的传统，接受了他们的良好影响。 皇甫春在《论晚唐诗歌的评价问题――对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四编中的一些意见》中也认为，“对李贺的评价，没有指出他的诗歌中浪漫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诗歌艺术上卓越的贡献，仅以’空虚而无聊‘的结论向读者交代，这就十分不够。” 王孟白在《李贺和他的诗》中明确指出，李贺诗的才华及其影响深远，是无可怀疑的；李贺诗的风格，乃是浪漫主义的风格；李贺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从事于艺术探索和创造的一生；“李贺的诗的艺术创造，有着独立不倚冲击传统的精神，并且在反映封建社会制度和有才能的诗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李贺的诗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文章最后说：“笼统地把李贺、李义山乃至于温庭筠都称之为形式主义和颓废主义者，未必是恰当的。” 另外，当时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也在李贺诗歌的评价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叶葱奇在《〈李贺诗集〉后记》中虽然十分看重李贺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功，认为李贺的作品，“一方面戏曲了古诗骚的精英，一面创造出他独具的一种风格。对于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他极憎恶，对于一般应试的官体诗――律诗――尤其不屑一顾。”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读李贺的歌诗，只应当欣赏他的清新奇崛的字句，浓缛绚烂的词汇和愤郁激越的情感，而对于他的雕琢欠理纡僻晦涩和过于幽冷、凄苦颓废的地方，则应当予以分清而有所抉择。”马茂元在《李贺和他的作品》中也认为李贺的诗歌“基本上属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其中也还掺杂着若干消极的因素。”又如谭正璧、纪馥华在《试论李贺及其诗歌》一文中也认为：“李贺的作品在过分追求美的表现方面无疑是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但从作品的内容，从创作方法来看则应该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谈的烂漫主义当然与现在所谈的革命浪漫主义不同）。他的诗中驰骋着那种瑰丽奇异飞跃的想象，用多彩的笔触夸大地描写神秘梦幻似的气氛和离奇美丽的神话传说世界；用较自由的形式来抒写情感，都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这种浪漫主义特征是从屈原、李白那里继承下来的。” 游国恩、王起、肖涤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持论也比较辩证，他们说，“李贺接受了韩愈’务去陈言‘的影响，不屑蹈袭前人，不受格律束缚，艺术上富于革新创造精神，一方面他’呕心‘为诗，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楚辞、汉魏古乐府和齐梁诗歌的一些特点，善于通过奇特的想象，比物征事的手法和色彩浓重的语言，表现其’哀愤孤激之思‘，因而在诗歌的构思、造意、遣辞、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了奇崛、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唐诗坛，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李贺诗有独特成就，但也有严重缺点，由于生活狭窄和过分幽冷凄清和虚无颓废，表现了明显的消极浪漫主义，对晚唐诗歌有不良影响。”在第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游国恩等人同样给予李贺的诗歌以比较辩证的评价，唯用语与前书稍有差异，他们更明确地指出：“李贺诗一个很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李贺诗歌的缺点认识也改变了：“由于生活狭窄和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他的许多诗歌缺少思想而流于晦涩荒诞，不少诗歌仅有奇句，而缺乏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有的诗甚至有南朝宫体的气味。” 在文革中，人们除了强调李贺诗歌中所反映的法家思想外，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未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该信中写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此后的两三年中，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为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都持全面肯定态度，只有很少的几位学者论及李贺诗歌艺术方面的缺点。 如周观武在《评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兼及当前李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就对当时有些人对李贺成就极力拔高，缺点多方掩饰对做法大为不满，文章认为，“李贺是一个不平凡的诗人”，“他的诗大都奇想联翩，构思新巧，用词奇诡，设色浓丽，极善于借助翻飞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优美的神话和奇特的比兴手法，来驰骋自己的形象思维，诡幻幽丽，别具一格，在绚丽多姿的唐诗苑中，确是标出篱外的一枝奇花。”但是作者又指出，和白居易比较，李贺的缺点却更重些：首先，李贺受梁代宫体影响较重。第二，他过分追求奇诡典雅，以至于雕章镂句，脂粉涂饰，把意思深藏在奥词僻典之中，晦涩难懂，带有唯美主义的痕迹。 又如，朱世英《“神寒”未必“骨重”――试论李贺歌诗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也对当时人们一味赞颂李贺之风不以为然，认为“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且“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的。它们不是注意探讨那贯穿于全部作品之中的核心思想，而只是着眼于作品的个别部分”，所以该文在对李贺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探讨后指出，“从整体上看，李贺歌诗内容比较琐屑，思想境界不高，艺术上也显得高下不等，有奇而美、奇而雅的，也有奇而俗、奇而陋的。远不是象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政治观点明确，表现了尊法反儒的立场，贯串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是象某些人所夸赞的那样艺术上非常精美，是所谓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连李白、杜甫也望尘莫及。我们这样说，并不想全盘否定李贺，实际上李贺诗歌的成就和价值以及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文章认为，“李贺诗歌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就这点来说，李贺诗歌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单纯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成就和评价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少了一些，而且这些文章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其中较有新见者有刘知渐的《李贺评价问题》、钟元凯的《李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刘文虽然认为“李贺诗在艺术上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但是又指出，“李贺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不及屈原，而且也不及李白”，因为“李贺作品低沉阴郁，读后使人颓丧”；而且其创作道路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模拟和苦思，二是追求奇僻晦涩。文章最后认为，对李贺“不要否定太多，也不要把他说得太好。” 钟文认为，李贺以其独特的艺术敏感和才能，为诗歌重新寻找出路。他的诗歌，对传统的内容有所偏离，对诗歌的艺术表现有全新的开拓，既接受了市民阶层的新鲜影响，又深入表现了文人的苦闷情绪。他正是以这种艺术典型的创造，成为晚唐诗人的先行者，激扬起新的诗潮来的。文章还认为， “他的诗歌极主观内向的审美理想，对官能感受和情调的注重，以及回环往复的暗示方式，笔断势连、跳跃性极大的章法”，“在日后的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文人词的奠基者”，而且“李贺的某些篇章，已经出现了向词境过渡的征象”。 艺术渊源和影响研究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探讨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的专题论文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还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文学家进行比较。 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进行探讨的论文主要有：曹毓英的《李贺学习楚辞和古乐府的艺术成就》、许可权的《李贺与民歌》、吴企明的《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初探》、杜承仪的《李白、李贺艺术比较论》、房日晰的《李贺诗歌与屈原楚辞之比较》、房日晰的《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等。 其中许可权文从内容、体裁、表现手法、诗歌形式、语言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古代民歌对李贺诗歌的积极影响。吴企明文结合中唐时代的政治情况、李贺的生平、思想，探讨了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和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文章认为，李贺并不是简单地掇拾《楚辞》的字句，搬用现成的表现方法，而主要是从《楚辞》中汲取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意取幽奥，辞取瑰奇”；李贺还善于从汉魏南北朝乐府中汲取养料，融会古今，变化创新，不仅广泛运用乐府古题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还大量写作新题乐府，开拓、丰富并发展了乐府诗创作的领域。文章还指出，李贺学杜，有三个方面：一、李贺的乐府诗“即事名篇”从老杜来；二、李贺深得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因此造意以及意境，取自杜诗；三、某些诗的构思、章法以及意境，取自杜诗。杜承仪文从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对二李的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同一表现手法在二人诗歌中的不同运用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效果。房日晰后文认为，“杜甫对李贺诗风形成的影响，不在人们常说的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对李贺诗歌创作的某些启示，也不在个别词句的脱胎或承袭，而在于杜甫诗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对李贺诗歌带有整体的根本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文章主要分析了杜诗对李贺诗歌两个方面的影响，认为李贺诗中谲诡的意境与情调，也导源于杜诗。 对李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尤振中的《昌谷诗影响概述》、吴企明的《长吉诗与词曲――李贺诗歌影响论之一》、杨鸿雁的《李贺的创作与词》、房日晰的《李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比较》等。其中尤振中文认为，李贺诗歌中的艳词丽藻、奇情幻语，影响到宋词婉约一派，李贺诗歌对宋诗也有影响；在元代，学李贺成为一种风气；明初，昌谷诗不为所重，但有明一代，昌谷诗仍然受到重视，并为某些诗人所取法；清代，昌谷诗受到众多诗人的爱好；近现代诗人的诗词也多学昌谷。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将李贺与国外文学流派和文学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陈伯海的《李贺与印象派》、葛雷的《李贺与韩波》、吴伏生的《李贺与济慈》、郑松锟的《“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徐志啸的《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诗人――李贺与济慈》等。其中陈伯海文认为，李贺的诗歌更胜过了印象派的绘画，因为它不仅有浓厚的色彩感和明快感，还有高昂与低沉的音响感，有秋气与严霜的寒冷感，甚至有沉重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篇的苍凉悲壮的意境，赢得触动人心的效果。这种类似于印象派的作风正是李贺诗歌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构成“长吉体”奇诡风格的必要组成部分。葛雷文从“时代美学的造反者”、“绝望中的追求者”、“理外有理的强者”等方面将李贺与韩波进行了比较。郑松锟文则将李贺的诗歌与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波特莱尔的诗歌进行了比较，着重探讨了二人美学趣味的共同点：首先，两人的诗歌都以忧郁为主导，以非美为美，虽开一路先锋，却与当时审美习俗相悖；其次，他们都能以意象的升腾，造成巨大的时空差，以超然的审美哲理来观照人生，从中引出生活的真谛，悟出“永恒”从而摆脱“忧郁”的苦痛，使丑转化为美。 五、作品整理、版本研究和研究资料汇辑 作品整理本世纪学界对李贺的诗歌作品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多，1908年田北湖发表《校订昌谷集余谈》，谓其曾遍访李贺歌诗，收集到十四种版本，且其中有宋刻本和金刻本，进行校订。1922年吴闿生又刻印了吴汝纶的《评注李长吉诗集》。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排出版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以适应当时学术界分析、批判李贺诗歌之需，齐甘有一篇评介文章《〈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本世纪第一个正式出版的真正意义上的李贺诗集新整理本是叶葱奇疏注的《李贺诗集》，该书在旧注的基础上用白话文作了疏注，其中“疏解”部分，对全篇的主旨、意趣，以及运笔、造句的精妙，或有关的历史背景等均有较为简明的交代，大大方便了读者对诗作的理解。 从六十年代开始，林同济就断断续续地校阅了二十余种李贺诗歌集的古今版本（包括宋、金古本），发现其中互异之字甚多，再加上未经注意的错字和疑字，统共不下五百多条，遂于1978年和1979年相继发表了《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勘》、《两字之差――再论李贺诗歌需要校勘》两文，一再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后来因为林先生逝世了，其部分整理成果《李长吉歌诗研究》刊布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上，该文对李贺的许多诗作从命意到词句校勘、注释均有独到的看法。 1990年，刘衍出版了《李贺诗校笺证异》，该书本着“以期与李贺自编集原貌较为接近”的宗旨，根据北宋鲍钦止所云“李长吉外诗（即外集）二十三篇”之语，分别将这些诗编入四卷中，各卷之中次序淆乱的篇目，则依国内图书馆所藏、今存最早的宋刻四卷本进行调整。该书的“证异”以王琦《汇解》为底本，广取李贺集宋元善本、明清刊本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勘正，在文字上做了许多发疑正误的工作。 1992年徐传武又出版了《李贺诗集译注》，该书对李贺诗作进行了翻译，并加以简明的注释，有一定的普及作用。书后附有历代李贺研究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对李贺诗作的注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尤振中就先后发表了《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拾补》、《昌谷诗札丛》、《昌谷诗札丛（续）》等成果，吴企明也发表了《〈李长吉诗歌王琦汇解〉补笺辨正》、《长吉诗注质疑录》，杨其群则有《李贺诗疑点辨析》、《李贺咏昌谷诗中专名考》等。 版本研究本世纪从版本方面研究李贺诗集的成果，主要有王国维的《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吴闿生的《跋李长吉诗评注》，尤振中的《李贺集版本考》，万曼的《唐集叙录•李贺歌诗》，涂宗涛的《〈李贺歌诗〉宋本补议》，杨其群的《李贺集题正名》，韩文若的《朱轼〈昌谷集笺注〉评价》等。 研究资料整理本世纪学界还对历代的李贺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产生了几部各有特色的资料性著作。如，1975年，为了适应“评法批儒”运动中人们学习李贺诗歌的需要，江苏师院和苏州人民纺织厂合编有《法家诗人李贺资料选编》。陈治国于1983年出版了《李贺研究资料》，该书分“传记•纪事”、“诗评”、“序跋”、“年谱”、“书刊文摘”等几个部分，其中“书刊文摘”部分所收资料截止到1981年，在当时可谓搜罗颇丰，极大地方便了李贺研究工作的开展。后来，吴企明又出版了《李贺资料汇编》，该书收集历代李贺研究资料更为完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两种李贺诗歌索引，一是唐文编《李贺诗索引》，齐鲁书社，1984年版；一是栾贵明编《全唐诗索引•李贺卷》，现代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五节顾况、张籍、王建和李绅研究 顾况、张籍、王建和李绅等人都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在新乐府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仅次于白居易和元稹。本世纪学界对他们的研究虽然还不太深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顾况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顾况关注得不够，本世纪上半叶没有一篇关于顾况的专题论文，八十年代以前，只有顾易生的《顾况和他的诗》一篇论文；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顾况的关注才多了起来，然而，除了出版了两部新整理的顾况诗集，较有分量的论文也不超过十篇。下面拟从生平、诗歌成就和作品整理等三个方面对之作简要的介绍。 生平研究关于顾况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赵昌平的《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次对顾况生平行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章首先对关于顾况生卒年的几种旧说进行了考辨，作者认为，根据现有文字材料，只能大致推算其大致的生活年代，即其生当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其卒当在宪宗元和元年前后；对于顾况的籍贯，文章在对苏州、吴兴、海盐三种说法进行辨析后认为顾况应为苏州人；文章还考知，顾况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登进士第，于大历七、八年间，在滁州；所谓白居易到长安谒见顾况以及顾况“长安居大不易”的誉语，只不过是一种故事传说，而不能看成实有其事。 对于顾况的生卒年、在滁州与去饶州及其归隐后的居处等问题，赵昌平文提出了与傅璇琮文不同的看法。其中，赵文通过对顾况之子顾非熊生年的考证，推知顾况约生于开元十五年；至于卒年，作者认为同治元年所翻刻及民国三十二年所刻双峰堂本的《顾华阳集序》云顾况“以寿九十四年卒”是正确的，从而定其卒年于元和十五年后。赵文又认为顾况大历七、八年不在滁州而在永嘉， 顾况《龙宫操》诗下的小注“壬子，癸丑”或为“壬申，癸酉”之误，其经滁州当在贞元九年（或十年）时。 诗歌成就研究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是在文学史、诗歌史和有关的唐诗研究论著中涉及到顾况的生平和诗歌成就，故所论大多比较简略。 顾易生的《顾况和他的诗》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顾况诗歌成就进行较系统分析的文章。该文认为，“顾况是从杜甫进展到白居易之间的重要桥梁之一，对于’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和创作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顾况的创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仿效民歌来反映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很可能给白居易写定《新乐府》五十首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文章还指出，“顾况被某些历史记载描写得似乎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狂客，仙风道骨的高人隐士。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关切现实，并且原是一个有志用世，企图有所作为的人。”顾况的《游仙记》和《莽虚赋》，是他厌恶当时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和隐遯出世思想结合起来的产物。这里诗人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国。他的作品常常似乎信手拈来，却又是那么妙趣横生，想象非常丰富，比喻非常奇兀新颖，韵律非常流宕，感情的刻划非常真挚深刻，形象非常生动。但“有些作品过于粗率、浅露，了无意味，读之索然”。 二十多年后，王启兴发表了《顾况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该文偏重于顾况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社会意义，认为在那“诗道初丧”、“气骨顿衰”的诗风转变之时，顾况继杜甫、元结之后，倡导“风雅”，强调诗歌应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同时又不囿于传统诗教。在创作上他自觉向民歌学习，从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创作。因此，顾况的诗歌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貌，是盛唐后期、中唐前期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 和王启兴文相比，稍后面世的邓红梅的《顾况诗歌新论》一文，论述更深入、更全面。文章认为，顾况的一生，同时受到正统儒家、天师道、禅宗思想的影响，它们交互作用，不仅造就了他的人品，而且渗透了他的诗风。贞元五年以前，他大致是一个力求锲入现实生活的人，这时期，特别明显的是他写了许多揭露生活中不合理、不如意现象的诗歌；贞元五年贬官，此后他的诗歌表达了自己对富贵荣达的再认识，从前用心追求，而现在已经厌弃；入道后的顾况看起来愉快而平静，他在用眼睛捕捉、用心体味、用笔表现着灵气盎然的山林烟霞之景。文章还指出，在元结们和“大历十才子”活跃的中唐诗坛上，与韦应物一样，顾况为解决“风力”、“气骨”与“理致”、“意表”的矛盾，自己探索新路子，并且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他的诗作极少平淡的构图和平庸的调色，在他描绘的自然实景中折射着梦幻的光芒。他的歌行除想象过人而外，章法结构也纵横有致，出人意表；顾况的诗歌不仅时露奇气，而且常常狂态。 另外，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和葛晓音的《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和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对顾况诗歌艺术都有新颖的看法。如赵昌平指出，顾况乃是“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唐诗风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兴象风骨并重，故能得盛唐人风蕴；另一方面是“法变气老”，由老成而开法变之渐。总之，复鲍、谢元嘉体奇险深曲，排?恣纵之古而与杜甫诗风相通，革十才子格调羸弱、窘于驰骋之弊而执韩、孟奇变之先鞭。葛晓音文则对顾况与天宝大历诗坛复古思潮的联系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她认为顾况主要是从人世间的沧桑着眼，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揣度神仙眼中的世变。这就将杜甫善于以现实生活体验输入神话幻想的特点和独孤及、毕曜、苏涣及《箧中集》诗人强烈的人生如寄之感结合在一起，直接启发了李贺的奇思。顾况正是随着天宝以来诗坛上复古的潮流，综合了杜甫和天宝大历诗坛上其他诗人追求奇变的创作经验，才成为盛唐与中唐两大诗歌高潮的中介。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两个顾况诗集的新整理本，一是赵昌平校编的《顾况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是王启兴、张虹校注的《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万曼的《唐集叙录•华阳集》中对顾况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另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中也述及顾况集的传刻情况。 二、张籍研究 和顾况相比，本世纪学界对张籍的研究要系统和深入一些，其中生平方面的研究成果又稍多一些。 生平研究本世纪张籍生平的系统研究，开始于卞孝萱的《张籍简谱》该谱对张籍一生重要行事和诗作尽量作了编年，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卞谱的基础上，对张籍的生平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就认为卞谱间有疏忽失误之处，遂作了一些补正工作，如卞谱认为张籍约生于大历初年（公元766年）前后，本文则认为张籍约生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迟乃鹏的《张籍、刘禹锡相替主客郎中前后事迹考》也认为，卞谱在张籍、刘禹锡相替为主客郎中前后一段时间的事迹上，有值得商榷之处：卞谱认为，张籍应在大和二年春任京职主客郎中后不久，又任分司东都之主客郎中时，继刘禹锡为京职主客郎中；本文则认为张籍根本不可能于大和二年春不久，继张籍为主客郎中。张国光的《唐代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兼论张籍诗的分期》也在张籍的生卒年、里贯及生平仕履的某些方面得出了与卞谱相异的结论。张文据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所云“籍大历中”“见（于）嵩”“籍时尚小”等语，假定其时为大历十年，时籍九、十岁，定其生于大历元年。至于其卒年，作者据张籍大和二年任国子司业，并终于此职，而贾岛《哭张籍》诗置于其《技张司业》诗之后，认为张当卒于大和四年春以前。张籍之里贯，旧有和州乌江及苏州两说。卞谱取前说，张文则据前引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王安石《题张司业集》称“苏州张司业”，及张籍《送远曲》之“吴门向西流水长”、“此去何时返故乡”，《寄苏州白使君》之“题诗今日是州民”等否定乌江之说，认为张籍应是苏州人。对于张籍任主客郎中的时间，张文定于宝历二年，又定其调任国子司业在大和二年。而纪作亮《张籍籍贯考辨》则认为，韩愈所说的“吴郡张籍”乃谓其郡望，并引《新唐书•张籍传》、《唐诗纪事》、《舆地纪胜》等史传材料，驳苏州之说而定张籍为乌江人。纪作亮后来发表的《张籍年谱》，是其张籍生平研究的一次总结。 谢荣福的《张籍杂考二则》，是对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一文的补证，主要探讨了张籍任广文馆学士及其起迄时间（元和十三年夏秋间至十五年秋）等问题。郭文镐的《张籍生平二三事考辨》，则对卞孝萱的《张籍简谱》、潘竟翰的《张籍系年考证》、张国光的《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诸文进行补正。其中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两次出使南方、大和四年秋张籍尚健在等观点，均为张籍生平研究中的新说。朱宏恢的《从白居易张籍的酬唱诗看他们的交往》以白居易、张籍的交往诗为例，论述了诗人间的交往对于艺术风格形成和文学运动兴起的重要作用。李一飞的《张籍王建交游考》对张籍、王建二人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证，同时对二人各自的生平事迹亦有自己的看法。 乐府诗研究本世纪的张籍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乐府诗方面。钱钟书的《谈艺录》中有一节“论张文昌”，文章认为， “其诗自以乐府为冠，世拟之白乐天、王建，则似未当。文昌含蓄婉挚，长于感慨，兴之意为多；而白王轻快本色，写实叙事，体则近乎赋也。近体唯七绝尚可节取，七律甚似香山。按其多与元白此喁彼于，盖虽出韩之门墙，实近白之坛坫”。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更是集中探讨其乐府诗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如，五十年代有李听风的《谈张籍乐府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问题》、华忱之的《略谈张籍及其乐府诗》、张国伟的《试论张籍诗的现实主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情况也类似，如陈力的《试论张籍的乐府诗》、肖文苑的《论张籍的乐府诗》等，无论从选题还是论述深度，都无多大变化。 不过，纪作亮《张籍研究》的出版，稍稍改变了张籍研究中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该书从“张籍的时代”、“张籍的生平”、“张籍的思想”、“张籍的诗歌”、“张籍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张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如他认为，张籍对文艺有一些较为精辟的见解：（1）张籍论创作主张“破旧”、“出格”，诗以新颖见佳；（2）写作时要“放性灵”、“感所怀”，诗以高韵称奇；（3）诗应为知音而抒发；（4）诗应是无闲语。他还认为，“真”是张籍美学思想的内质，“妙”是张籍美学思想的外形。这些抉发较之当时学界一味探讨张籍乐府诗的现实意义的做法还是颇具新意的。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1957年，徐澄宇选注的《张（籍）王（建）乐府》，选注张籍乐府诗五十四首。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明嘉万年间刻本《唐张司业集》（八卷本）为底本，参照现存各本，细加校点删补，编成《张籍诗集》凡八卷，收诗四百七十八首，逸句一条，联句六首，附录二项（张籍书二首，他人序跋三则），为目前最为完善的张籍作品集。 另，佟培基《张籍诗重出甄辨》，对张籍与他人诗作近三十首的重出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辨析工作，颇有功于张籍诗的整理。 万曼的《唐集叙录•张司业集》对张籍诗集的版刻、流传情况有较详细的介绍。另外马家楠著《张籍评传》中也对张籍诗集的各种版本及流传情况有简要的交代。 三、王建、李绅研究 近百年来，王建研究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其中以生平研究和乐府诗的研究稍微突出一些。 王建生平研究卞孝萱的《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是本世纪较早对王建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王建生平的研究才较为系统深入。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谭优学的《王建行年考》、宁业高的《王建的生卒年》、卞孝萱、乔长阜的《王建的生平和创作》、李军等《关于王建生平事迹的两点考证》、迟乃鹏的《王建生平事迹考》、李一飞的《张籍王建交游考》等。其中谭文对王建生平的研究比较系统，他据王建的作品及有关记载，勾勒排比了王建的生平事迹，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中为王建生于大历三年、卒于大和四年的说法，认为王建应生于大历元年，卒于大和五、六年后。宁业高文对王建的生卒年有新的认识。卞孝萱、乔长阜文带有评传性质（后来即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一）》，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将王建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以诗论史，兼及仕履、交游。 王建诗歌研究上引卞孝萱、乔长阜文对王建的诗歌创作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他们在分期评述王建的诗歌创作情况之后，还专门探讨了王建“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认为“王建的乐府诗成就最高，宫词影响较大，其余各体也不乏名篇佳作”，指出王建乐府诗的主要特色是“题材广泛，思想深刻，爱憎强烈，倾向鲜明”，“在以客观而严谨的笔调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往往喜爱以奇特而鲜明的形象，强烈地表现主题”；说“王建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宫词的人”，“他写了《宫词一百首》，这在我国诗史上是空前的事，对后来宫词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因而获得宫词之’祖‘的声誉。”但是他们又认为，王建的《宫词》中“也有平庸之作”。李贺平的《试论王建的〈宫词〉》则认为前人对王建《宫词》的评价偏低，他主张把《宫词》放到唐代七绝组诗的发展长河中去重新考察。文章指出，王建《宫词》“不仅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王建以组诗的形式扩大七绝容量的艺术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节的《中唐民俗氛围中的王建乐府》，指出王建乐府诗中明显描写中唐民俗事象的就有二十几首，占王建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一强， 文章分别论述了王建乐府诗对中唐婚俗、生产、信仰、丧葬、游艺等民俗的表现情况。 王建作品整理 1957年，徐澄宇选注的《张（籍）王（建）乐府》，选注了王建乐府诗七十六首。后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8年排印了《王建诗集》（十卷本），此书以南宋陈解元书籍铺刻本《王建诗集》为底本，参校汲古阁本、席氏《唐百家诗》本、《全唐诗》本、清代中叶胡氏谷园刊本诸本，进行校勘，为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吴企明的《王建“宫词”札迻》，对王建百首《宫词》首次作了注释工作。其《王建〈宫词〉辩证稿》认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王建诗集》对卷十中的王建《宫词》一百首中与他人作品的混乱情况并未甄辨清楚，遂酌加订，具体说明了那些诗是杂入王建《宫词》中的他人作品，那些诗是应该补入百首《宫词》中的王建诗。其《王建〈宫词〉校识》则认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王建诗集》卷十中的王建《宫词》一百首的校勘还未尽善，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异文也未列入“校语”中，一些显然错讹的文字也未校正，故在增加参校本子的基础上，对王建《宫词》作了进一步的校勘。 另外，栾贵明编《全唐诗索引•王建卷》、迟乃鹏的《有关王建一些重出诗考辨》、《关于王建六首诗系年的考辨》以及万曼的《唐集叙录•王建诗集》等，也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李绅研究本世纪学界对于李绅的研究更少，专题论文只有卞孝萱的《李绅年谱》、宁业高的《关于一首唐诗的作者考辨》、文阁的《李绅诗美学思想探微》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另外，卞孝萱、卢燕平撰有《李绅》》，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一文，对李绅一生的行事和创作活动、诗歌成就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王旋伯注的《李绅诗注》是一个普及性读本。万曼的《唐集叙录•追昔游编》介绍了李绅诗的流传情况。 第六节 孟郊、贾岛、姚合和皇甫湜研究 孟郊、贾岛、姚合、皇甫湜等人都是中唐诗坛上韩孟诗派中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流被后世，故一直是历代诗评家比较关注的研究对象。近百年来，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尤其突出，无论是生平行事研究还是诗歌艺术的探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孟郊研究 生平研究本世纪最早对孟郊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李士翘的《孟东野年谱》。稍后不久，华忱之发表了《唐孟郊年谱》一卷，使得孟郊生平研究更加深细了，而且谱中许多观点和结论一直为后来学界所沿用。1941年，华忱之又发表了《孟郊诗文系年考证》。此后，除了华忱之将其《孟郊年谱》两次再版、张金亮发表《孟郊去溧阳尉并非辞官考》，未见有人对孟郊的生平作新的研究。 诗歌研究和孟郊生平研究比起来，关于孟郊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更多一些。早在1933年，陈石遗就在无锡国专作过一次题为《孟郊诗》的演讲，陈石遗在演讲开头说：“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诗，有两大原因：一为孟郊雪冤；二为挽救今日之文澜；而后者之目的尤大。”他先将孟郊与杜、韩进行比较，谓“孟郊与杜韩同为唐诗中少有的’雅派‘，可见东野诗派之正”，还分析了三人诗情之异：“论其情：则杜诗多忧国，有大臣风；韩诗多卫道，有大儒风；孟诗重复仇，有侠客风”，在演讲的后半部分，他特地拈出孟郊诗中的五大人文精神以矫当时文风、民风之“颓靡”：（一）富有报国精神，（二）富有轻生精神，（三）富有为人精神，（四）富有慈善精神，（五）富有兼爱精神。此后，钱大成发表了《孟郊诗论略》、陈柱发表了《孟东野诗杂说》，对孟郊诗歌也作了较全面却不太深入的探讨。 和上引诸文相比，四十年代闻一多对孟郊诗歌的分析则比较独到，他认为，“孟郊一变前人温柔敦厚的作风，以破口大骂为工，句多凄苦，使人读了不快，但他的快意处也在这里”，又指出孟郊在写作见解和诗歌艺术方面的一些创格，如认为孟郊《赠郑夫子鲂》诗中所云：“天地入胸臆，.........骊珠今始胎”等语，“是写作的最高见解，太白亦不可及”；《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诗 “写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东坡等喜学此格”；《怀南岳隐士》颔联“在句法上创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受无穷”，同诗第二首颈联“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现，后来成为宋诗的一种重要特色”。他还指出，孟郊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对当时人情世态的大胆揭露和激烈攻击”，“他在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之外，还加上了敢骂的特色，它不仅显示了时代的阴影，更加强了写实艺术的批判力量”，“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实现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五十年代产生了两篇孟郊诗歌研究的专论，一篇是华忱之的《孟郊的生平和创作》，一篇是刘开扬的《孟郊诗简论》。前文首先概括介绍了孟郊的一生经历，说“他的一生主要扮演了一切被封建社会所损害的伟大诗人所共有的悲剧”，其次考察了孟郊诗歌内容的主要特色，分析了孟郊诗歌独特的表现手法，认为孟诗“惯于用白描的手法，形象化的比拟，和苦吟出来的’唯一适用的字句‘来夸张地突出他所要描写的对象”。后文则针对宋代以后的诗评家多贬抑孟诗的情况，为孟诗翻案，文章首先认为，孟郊虽然写过不少描述他的贫病饥寒的诗，但这“都是他自己的实际生活的写照”，而且“确能感动大多数的读者”；文章进而指出，“他的那些关怀人民生活的诗就更不应该轻视，而是有力地说明他并非什么独来独往于高天厚地之间的一个’诗囚‘。”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孟郊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产生了一些较有新意的成果。如张天健的《为孟郊诗一辨》、《苦吟诗人孟郊及其诗歌艺术》、马承五的《孟郊诗歌的艺术特色》、迟乃鹏的《孟郊言贫诗管窥》、斯蒂芬•欧文《孟郊和韩愈的诗》、尚永亮的《论孟郊诗的风格及其形成原因》、施蛰存的《说孟郊诗》、刘斯翰的《“郊寒岛瘦”别议――兼论中唐“苦吟诗派”》、张国举的《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傅绍良《试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孟郊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喻学才《孟郊与宋诗》、韩泉欣的《孟郊诗作年补考六题》、马承五《“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郑孟彤《漫谈孟郊的山水诗》、房日晰的《孟郊贾岛诗歌艺术比较》、《孟郊与李贺》、谢建忠的《道教与孟郊的诗歌》等。 其中张天健前文针对历代诗评家对孟郊“褒少贬多”的情况，就几个人所非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马承五前文认为孟郊诗歌的主要特色是“奇”，这主要表现在“构思奇、抒情奇、比喻奇、语言奇”，但又“奇而不怪，峭而不险，主要是在质朴中见奇，在立意中求奇，因而特别新颖而富有情味”，作者同时又指出，孟诗的缺点是“有的说理议论过多，有的如佛道思想的教科书，枯燥无味，有些诗晦涩难懂”。迟乃鹏文则对人们一般都认为孟郊是“寒士”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孟郊并非那样贫穷，他从孟郊诗中看出孟郊家有一婢、一仆，还有两顷地和一些耕夫，这样的人家“怎能说成’饥寒‘、’悲惨‘！”而且他任官后“生活更加富裕”。既是如此，为何韩愈等人会说他“穷饿”呢，而他在诗中也自言如此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封建士大夫不以“掌握的财富的多少”，“而是以是否作官，以及官职的大小，品秩的高低”作为是否穷的主要依据。因此孟郊言贫诗的产生，“一言以蔽之，仕途失意使其然。”斯蒂芬•欧文文是由喻学才摘译的，著者批评了传统的批评家将孟郊称为韩门弟子的说法，他认为孟郊在公元791年结识韩愈前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诗风。孟郊早期诗中下列五因素的增长是值得注意的：（1）生僻词语的使用和惊人意象的创造，（2）奇巧古拙的夸张趋向，（3）习惯于用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限制方法，（4）个人的伦理位置：诗人倾向于估价各种好坏现象，（5）道德和伦理的隐喻。作者还指出，孟郊应进士考试以来的十三年的诗歌，具有如下发展趋向：（1）从朴素、生硬和强烈的尚古主义转变为更为复杂和富有个性的象征主义，（2）孟诗的想象的怪怪奇奇越来越占据显要位置，（3）孟诗完成了从偶然到普遍、从即兴的情感到想象诗的转变。他用想象创造自己的诗世界，（4）这个时期他第一次尝试进行组诗创作的变革。作者还着重探讨了孟郊诗歌中的“两分法”，认为孟郊诗大多数都是用奋斗和失败、肯定和否定两者之间的辩证张力创造出来的，这种“两分法”给予了他后期富有活力的组诗以辩证的结构。孟郊组诗中的每一首都是前一首生出后一首，肯定、否定，然后又否定原来的否定。这是孟郊对组诗结构艺术的重大发展。尚永亮文则从中唐社会背景、诗人的主观努力、其生活道路、性格特征以及与韩愈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孟郊诗歌奇、硬风格的形成原因。施蛰存文则指出，真正能代表孟郊诗风的不是家喻户晓的《游子吟》，而是《长安早春》、《寒溪》九首之九、《教坊儿歌》；孟郊诗的特点不是“古淡”，而是“寒酸”。 刘斯翰文对孟郊和贾岛诗风着儿同中之异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孟郊代表苦吟诗人极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而贾岛代表苦吟诗人放弃雄心，躲开现实矛盾的懦怯的一面；郊岛并称，岛不如郊。张国举文在探索孟郊家庭变故方面颇有所得，作者根据韩愈《孟东野失子诗序》等资料，考定孟郊在洛阳定居的九年间，“老少连丧五人”，此点为华忱之《孟郊年谱》所未及，且对理解孟郊诗歌的凄哀苦涩的风格有相当的意义。傅绍良文根据王运熙关于孟郊是《箧中集》的直接继承者这一见解，在中唐浓厚的复古风气和大批寒士困顿失意的广阔社会背景上，论述了孟郊诗歌的心理特征和抒情方式，指出孟郊诗歌在情、境两方面都有突破传统的地方。喻学才文认为孟郊在中唐诗歌复古运动居于领袖地位，宋人学唐主要是从中晚唐入手，文章主要分析了宋人既受孟郊影响又不肯公开承认的原因。马承五文将孟郊与波特莱尔侥幸比较，从“患难感：现实压抑人类苦难”、“忧郁感：灵与肉的折磨”、“幻灭感：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等三个方面分析他们的同异点。郑孟彤文则认为，孟郊的山水诗也“纯是苦语，略无一点温厚之言”，而且也多是“硬语”，“这些横空硬语，正是体现了孟郊观察事物的细微，洞察能力的高强”，文章还指出，“运用组诗描写山水，并在诗中常发议论，也是孟郊山水诗的一个特点。”谢建忠文视角独特，颇具新意。该文探讨了孟郊诗歌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着重论述了孟诗受道教影响的三个特征：一是他对道教神仙之说的矛盾心态，二是儒道互补与儒道体用的接受方式；三是道教文化影响到孟郊审美意识向怪诞发展，这使他的诗歌具有相当的艺术创造性。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孟郊作品整理的成果主要有华忱之的《孟东野诗集》和华忱之、、喻学才校注的《孟郊诗集校注》两种，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戴传安、钱大成的《孟东野诗集版本考》、万曼的《唐集叙录•孟东野集》等。 二、贾岛研究 生平研究比较系统、深入的贾岛生平研究，是从四十年代初李嘉言的《贾岛年谱》开始的，因为贾岛事迹现存的史料并不多，所以该谱从其交友可考者约一百四十人的诗文集和有关史料中对贾岛的生平、著作进行全面、深入而绵密的考订，其中多有发明和创见。后来，岑仲勉发表了《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一文，首先对李嘉言文中所说“贾岛既非出自山东旧门之李党，又屡举进士不中，未能列入新兴阶级之牛党，故徒出入牛李而终为两党所俱不收”的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李氏立论为无根之谈，当时文人并不一定“死守一党”，“方得跻身青云”；他还认为贾岛“推敲”事不可信；他在肯定了李氏考证绵密之优点后， 对李氏谱后所胪列贾岛同时代人事迹，如贾韩订交之始、张籍历官、元郎中与元稹等问题进行了辩正。稍后，李嘉言在《学原》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一文，对岑仲勉的质疑进行回应，重申了其《贾岛年谱》中的部分观点。 1979年，王达津发表的《关于贾岛》，使得曾经中断三十年的贾岛生平研究又续上了，但该文只是探讨了“推敲”故事的真实性、贾岛生卒年、贬为长江主簿的原因和时间等几个老问题，未得出新的结论。稍后，姚诚的《贾岛在四川的活动与遗迹》、萧煜的《贾岛籍贯是何处？》、阎尉鹏的《关于贾岛的归葬问题》等文，或对贾岛的晚年的活动，或对贾岛的籍贯和归葬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也未取得新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煜、谢荣福著的《李嘉言〈贾岛年谱〉补订》、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房日晰的《贾岛考证二则》等文。其中吴汝煜等文对李嘉言《贾岛年谱》中诸多问题进行考订、甄辨，继上引岑仲勉文后，又一次以可信的材料、缜密的论证，指出了李文存在的一些错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郭文镐文也同样值得重视，贾岛东游魏博一事，李嘉言《贾岛年谱》漏考，本文不但补正了《贾岛年谱》之不足，而且还兼及姚合，探讨了姚合佐魏博幕与任武功主簿的时间问题，因而这篇文章对搞清中唐与贾岛、姚合有关系的诗人的行踪问题，颇多参考价值。房日晰文则考证了贾岛曾有邠州之行，也补充了李嘉言《贾岛年谱》的不足。 诗歌研究和生平研究一样，本世纪的贾岛诗歌研究的高峰期也是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1931年，王香毓发表了《读长江集札记》，是本世纪较早对贾岛思想和诗歌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该文首先研究了贾岛仕途不畅的原因，认为“以岛之才力论，转入仕途，宜有飞黄腾达之一日；乃于去浮图之后，卒未尝得志。故于时事，颇有讥刺之语，足以取怨贾尤。又值唐文宗患当时人士不通经术，下诏停试进士诗赋。岛之颠沛困顿，以至于死，盖有由矣。或以其行为不检，实非。”又谓“岛性情真挚，态度坦白，于其诗中往往见之。其诗皆即景生情，于苦吟之下，更能尽情写出自己失意与穷苦。然非无病呻吟；正表现诗人之真挚性情耳。或以其为拘于眼前之物象，未为知言。”又谓“论岛诗者，多以寒涩奇僻目之，固不尽然。......长江集中除工整险奇之诗而外，要不乏清泛之作。......其诗尚有雄壮之气势，亦未可以掩没者。” 稍后，段臣彦的《介绍一个苦吟诗人――贾岛》分“略传”、“苦吟”、“环境”、“思想－志趣－爱好”等几个部分，对贾岛作了较为简略的介绍，认为贾岛“有好神仙的思想”，“也是一个好读书击剑荆轲者流”。陈延傑的《贾岛诗注序》在对贾岛的生平和创作进行简要的评述时，突出了贾岛五律诗的贡献：“岛之五律，以细小处见奇，实能造幽微之境，而于事物理态，体认最深，非苦思冥搜，不易臻此。”谢若愚的《苦吟诗人贾岛及其诗》也同样是一篇简要介绍贾岛的生平和创作的短文，唯所论稍平。 四十年代的贾岛诗歌研究，以闻一多的《贾岛》新意为多。该文首先探讨了贾岛“为什么单做五律”的问题，接着探讨了贾岛诗中“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以及在每个朝代的末落的时期，文坛上都有回归贾岛的倾向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闻一多都有精彩、独到的分析。 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除了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出现过几篇有关贾岛的文艺随笔，并未产生出对贾岛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专题论文。倒是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贾岛诗歌的评价，值得注意。如，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贾岛“在刻画自然风物的幽深清峭的形象上，表现了优美的技巧”，“但是因为他过于刻画，过于求新求奇，所以总是佳句多而佳篇少”。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岛在诗歌上的成就，除了一些好句而外，好诗不多。”并对此解释道：“大约因为他太醉心于词句的琢磨，反而忽略了全诗的完整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不少的诗虽然对仗工稳，却缺乏动人的情思，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加以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对贾岛没有在诗中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揭露生活中的腐败现象表示不满，因而认为贾岛的诗“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远不及孟郊”。 相比较而言，李嘉言发表于八十年代、实写于六十年代的《长江集新校•序言》则能不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对贾岛的诗歌作出了比较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贾岛诗中确实流露了不少哀愁悲苦药饵情绪”，但“诗人灵魂所受的创伤是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所加给他的”，“他本有爱国思想，欲以正直自守，有所作为”，“但终无出路，终生贫困，终于使僻涩的思想作风占了主导地位”，“他虽不同于张籍、白居易一派，却因与张籍、白居易同一时代背景而发生一定的内在联系，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的面貌。”文章还指出，“简单地说他缺乏时代气息，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等等，是不合适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贾岛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相当一部分论文都着眼于对贾岛诗歌进行新的分析和评价，如胡中行的《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姜光斗等的《论贾岛的诗》、赵剑的《贾岛新论》、郑孟彤、郑元的《贾岛的山水诗》等。 其中胡文指出，贾岛和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贾、韩二人的诗歌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认为“在白、韩两大势力之间，贾岛是以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出现的”，他在 “纠正白、韩两种倾向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风格”，而且“元和、长庆的后期，在贾岛周围已经汇集起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已经显露出独擅晚唐的势头了”，“晚唐绝大多数诗人是贾岛的后继者”，该文还认为“贾岛诗歌风格的特点是幽僻清奇，这样的艺术特色，既有利于表现他自己压抑而不满的矛盾心理，也符合长庆以后的时代要求。”姜光斗等文也对贾岛诗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他们认为，“全面地看贾岛，他并不一直是孤僻的，还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落第东归逢僧伯阳》、《下第》、《病鹘吟》等，“这些金刚怒目式的诗，谁能相信竟也是那位’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的无本和尚、’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苦吟诗人做出来的！”他们还认为，虽然“他的主导风格是幽细平淡”，“但风格的平淡并不等于感情的平淡，更不等于感情的枯寂。表面平淡，实质有境界，有韵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读《长江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贾岛所创造的艺术境界，真可称得上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苏东坡的’郊寒岛瘦‘的一个’瘦‘字，是概括不了贾岛的全部诗作的。”赵剑文则认为，贾岛的诗风不是“怪僻”、“奇僻”，而是自然冲淡，“表面上的狂词滂葩，奸穷怪变，经过诗人特殊人格、情趣的化合和点染，审美经验的筛选与组合，完全被艺术化了，融于通篇气韵的古雅清幽、自然平淡之中，正是艺术的价值所在”，因此，作者也不同意把贾岛纳入韩孟诗派。文章还探讨了贾岛的审美情趣 ，认为贾岛是以古典美学的和谐优美为理想的，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单纯、宁静、孤独的色彩。文章把贾岛诗中喜欢描写病态美和丑恶的事物，归咎于贾岛天性的懦弱，把贾岛诗的耽幽爱奇，以丑为美，说成是在“体验着隐寓在表象背后的悲剧美”。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陈言傑的《贾岛诗注》，是贾岛诗歌的第一个注本，也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贾岛诗歌的全注本，尽管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1946年，李嘉言发表了《长江集考辨――〈贾岛年谱〉附录之三》，文章据明翻刻宋十卷本（四部丛刊）对通行十卷本作了一些校订。一年后，岑仲勉又发表了《贾岛诗注和贾岛年谱》，对陈言傑《贾岛诗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嘉言校订的《长江集新校》，该书考订精确，指出现行版本的诸多舛误，还对贾岛集中的一些伪作，一一辨别，所以是目前贾岛诗集最为完善的本子。佟培基的《贾岛诗重出甄辨》则对贾岛与他人诗歌的重出情况进行了清理，也有助于贾岛诗集的进一步整理。 《贾岛诗集》版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万曼的《唐集叙录•长江集》。 三、姚合研究、皇甫湜研究 姚合研究本世纪，姚合研究的成果很有限，且多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后产生的，内容涉及姚合生平、诗歌创作和诗集整理等几个方面。 对姚合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达津的《姚合的诗和姚合生平》、吴企明的《〈全唐诗〉姚合传补订》、曹芳林《姚合在御史台时期及其交游考》、徐希平的《姚合杂考》、谢荣福《读姚合诗杂考三则》、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信应举《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尹占华《姚合系年考》、徐希平的《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向邝健行先生求教》等。 其中，王达津文考订出姚合当生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和贾岛相同；很可能死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死后不久；文章还据《郡斋读书志》和同时人的赠诗简略排比了姚合的生平仕历，其中认为姚合当先任郎中，后出任杭州刺史，回朝后才任谏议大夫的，任陕虢观察使，在开成四年，此皆王文之发明。吴企明文对《全唐诗•姚合小传》进行了订补，认为姚合曾任谏议大夫，又曾任刑、户二部郎中，殿中侍御史，于元和十一年登第，《唐诗纪事》云“出荆、杭二州刺史”之“荆州”当为“金州”之误，姚合并不是宰相姚崇的曾孙、玄孙，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懿，是吴兴人。曹芳林文考证出，姚合“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初至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初任监察御史”，“从军在边地夏州一带”，“在傅良弼军中作掌书记”，“从军一年多”，“大和元年秋回归洛阳”，“依然在御史台作官”。徐希平文考证出姚合曾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还考证出姚合早年曾隐居嵩山。谢荣福文对姚合生平的考证则多与徐希平文观点相左，他认为徐文说姚合曾分司东都无疑是正确的，但所任不是殿中侍御史，而是监察御史；本文还发现姚合早年曾寄家邺城。郭文镐《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文考证出姚合于元和十一年及第后曾佐魏博幕，还对姚合任武功主簿的时间及其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姚合任武功主簿在长庆间，三年时间，长庆四年谢职归故里，推其生年在建中元年（公元781年）。信应举文对吴企明认为姚合郡望吴兴、籍贯亦为吴兴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姚合世系所属为姚崇之曾孙，望出吴兴，籍为陕州。郭文镐《姚合仕履考略》文带有年谱性质，认为姚合生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卒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享年六十七岁；该文对姚合生平重大行事的考证也多新见。郭文镐《姚合从军夏绥辨》文则认为姚合并未从军夏绥，上引曹芳林文系误解姚诗及李频《送姚侍御充谓北掌书记》一诗，后诗中“姚侍御”非姚合。徐希平《关于姚合生平若干问题的考索》文对邝健行《中国诗歌丛稿•姚合考》一文诸多问题进行商榷：（一）、姚合是否曾“充渭北掌书记”，（二）姚合曾任侍御史之职，（三）姚合牧杭的时间，（四）姚合卒年。 对姚合诗歌进行分析的文章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初探》、徐希平的《“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的《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等。其中徐希平文对姚合诗风的探讨颇为深入，且多新见。它首先探讨了“武功体”的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疾的内容并不少见。文章认为， “武功体”有两种主要思想倾向：第一，积极进取精神与关注现实的责任感，第二，闲居遣怀、流连风物的独善情怀。姚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乃至招惹非议，均多由于后者，但它是“当时士人真实际遇和特定心态的反映， 有着艰难人生与丑恶社会留下的烙印，折射出时代的暗影，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认识价值”，而且“时时透出其激荡难平的心底波澜，表明洁身自好的信念”。文章还指出，“武功体”重“天格”，其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张宏生文则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以及姚贾与后世的关系等等，也有相当的深度。 对姚合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曹芳林的《姚合诗辩证》和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等。 皇甫湜研究本世纪有关皇甫湜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就目前所见，主要有梁孝翰的《韩门奇崛派皇甫湜文学之评价》、曹汛的《皇甫湜生卒年考证》、姚继舜的《皇甫湜生卒年诸说辩正》等。 第七节 中唐其他作家研究 一、李德裕研究 李德裕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初以来，学界不但对其生平和思想有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本世纪学界对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1935年，陈寅恪发表了《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该文意在指明《资治通鉴》纪事之脱误，及清代学者检书之疏忽，文章通过对史书、笔记所载李德裕贬死年月和归葬传说的辩证，引证当时新出土墓志数方，得出结论：（1）李德裕大中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2）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烨护送北归，葬于洛阳。此文发表后不久，张尔田提出商榷，他在《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辨正书》中说陈文“合之论理，有不能成立者数端”，认为“此文有大功于义山者，乃在证明卫公归葬在大中六年，实为异日补注玉溪生集者最重要之贡献。其他诸说，则尚非今日所能论定。”至于李德裕贬死海南何地，在海南是否有后裔存留？对此问题，后来郭沫若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德裕贬死在崖城，而且在海南有后裔。1985年，卢业时通过实地考察，发表了《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一文，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看法：（1）李德裕的真正贬地在海南北部的琼山县境内；（2）望阙亭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3）李德裕在海南没有后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只是在黎族社会不断汉化过程中采用汉族姓氏而尊奉李德裕为其祖，并不真正是李德裕的后裔；（4）郭沫若及历代主张李德裕贬地为崖城之说多属传闻和附会，不足为证。 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出现了研究李德裕的高潮，发表了一大批探讨李德裕与牛李党争、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的论文，如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傅璇琮的《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李德裕年谱》、赵吕甫《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袁刚的《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田廷柱《晚唐政治家李德裕》、曹旅宁的《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读〈隋唐佛教史稿〉札记》、王炎平《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陈建梁《李德裕政风二题》等。其中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一文强调了李德裕在会昌禁佛中的作用，认为在禁佛的过程中，李德裕出谋划策，奉制力行，指挥若定，成果卓著；其反佛思想尤为可贵，其力主禁佛的行动，无疑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有积极作用。曹旅宁文则对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说李德裕之所以积极主张灭佛，根源在于他不喜欢释民，进而推论出李德裕因与道教相关联而力斥佛教的见解进行商榷，认为会昌灭佛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根源，也具有历史必然性，李德裕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家顺应时代、挽救封建国家危机的自觉行动。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从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矛盾入手，依据牛李党魁对待这些矛盾的不同态度，指出党争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原则分歧，并对李德裕力挽狂澜的改革图治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由于本书对元和至大和政治的详尽叙述，可以称得上一部齐备的牛李党争史，同时由于该书对中晚唐时期诗人们的交往和创作活动考察甚细，又可以说是中晚唐牛李党争背景下的一部文学编年史。 诗歌成就研究对李德裕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郑宪春的《论李德裕及其诗歌创作》、董乃斌的《〈会昌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创作》、《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周建国的《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等。其中董乃斌两文所探索的中心题旨是一个，那就是要通过对李德裕诗文思想艺术的分析揭示出这位政治家内心世界的更深层面，从而建立起对他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文章认为李德裕是一个政治化了的封建文人，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浮沉。他的写作活动一大部分属于封建王朝政治、军事措置的性质，这些作品构成了《会昌一品集》的主体，反映的主要是晚唐的政治状况和他的相业。另一部分属于文学创作范围，如赋、诗、和一些杂文。这些作品则较能反映他的思想、气质、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历程，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能看到其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怀念平泉庄的诗作是李德裕现存诗篇的主要部分，它们大抵作于李德裕政治生涯的低潮期。其中既反映了他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的剥削者心理和占有欲，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出与处的矛盾。另外，李德裕还有两个文学观点，一个是“文章与名节不可一概而论”，这种将文学创作与政治名节作一定区分的观点在封建时代可谓相当明智通达，影响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便在无形中解除了许多禁忌和束缚，使他能够把平素不轻易表露的某些思想感情在诗中加以宣泄，从而使我们能够较全面地看到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其另一个文学观点是“文章如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日新”，曾被清人沈德潜称为“至论”。所谓“终古常见”，指的应是稳定性较强的文学形式，“光景日新”指的是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因而变动迅速的文学内容。文章还认为，李德裕被贬珠崖后的作品色彩秾丽、感情深沉，吐诉了无限眷恋京国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好诗，才使李德裕在唐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使人至今难忘。周建国文也认为，李德裕作品的内容、体裁与其仕途上的荣辱进退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程度在唐人中甚至可说是罕见的。文章还将李德裕的诗文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收入《会昌一品集》正集二十卷中的政治性应用文。这些文章数量之大，“为唐人文集所仅见”，而且质量之高独步当时，其文以明快详实，曲尽事理为主要特色。第二类是身遭贬逐时所写的、系列诗赋，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仕隐矛盾和宦海风波言志抒情，透露出思乡之念和迁谪之感，表现了一种深厚的抒情风格。第三类是一些同僚唱酬或抒写个人闲情的篇什，这些作品大多作于前期任方镇大吏的时候。文章最后也介绍了李德裕的文学思想。 诗歌整理和版本研究对李德裕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有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李德裕》，对李德裕文集版本进行研究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李文饶文集》。 二、薛涛研究 薛涛是中唐时期多才多艺的的女诗人，且与当时许多文人都有交往，故受到后世学界的普遍重视。本世纪以来，人们除了对其生平和创作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且对她与元稹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薛涛生年关于薛涛的卒年，学界一般认为在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前后。但薛涛的生年，史料记载和当代学者的说法都不统一，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这样几种：（1）公元758年（肃宗乾元元年）说。此论依据是：《唐音癸签》称涛“工绝句，无雌声，自寿者相”，可知至少活到七十岁；明刻《薛涛诗》小传有“大和岁薛涛卒，年七十五”之说，上推而得。（2）公元770年（代宗大历五年）说。此论依据是：涛甫及笄时，韦皋镇蜀，召令侍酒，遂入乐籍。及笄系指女子15岁，而韦皋镇蜀起自公元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上推15年即公元770年。（3）公元785年（德宗贞元元年或二年）说。依据各本传及涛诗中称 韦皋为“韦中令”、“韦令公”，而韦皋至公元801年（德宗贞元17年）方兼中书令，始可称“韦中令”或“韦令公”，而涛侍酒赋诗必在贞元17年后韦皋兼中书令时。传云：涛年始及笄，方15岁，以诗闻外。至韦公召见，或有一二年时间，则涛此时，亦只十七八岁。由此上推而得。（4）公元781年（德宗建中二年）说。参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辨》。另，石岩的《薛涛小传》认为薛涛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长安，卒年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享年六十四岁。 与元稹之关系由于妓女的独特身分，加上元稹又是一个风流才子，而且二人都有互相酬赠之作，所以千百年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薛涛与元稹之间存在着爱情关系，但是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又极力推翻此说，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爱情说。此说以张蓬舟为代表。他在《薛涛诗笺》中认为：“她40岁时，元稹为东川监察御史，慕涛欲见，严绶遣往，与稹聚于梓州。似属意于稹，但长稹十岁；稹爱情不专，数月后又遭移贬，她遂终身未嫁。”苏者聪的《元稹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往情深”吗？》也认为“自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邓剑鸣、李华飞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则更加肯定：“元稹、薛涛见过面是事实，两人有过一定程度的爱情关系也是确实的”。（2）酬唱说。卞孝萱《元稹•薛涛•裴淑》则认为“元稹与薛涛未曾会晤，仅有唱和关系”。彭芸荪的《望江楼志》也认为：“旧传（元稹）尝与薛涛会晤，实出附会。然唱和寄赠，事亦有之。” 诗歌研究本世纪学界对薛涛诗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早在1929年，姜华就发表了《女诗人薛涛》，对薛涛的生平和诗歌创作进行介绍，文章认为，薛涛的艺术手腕到了《春望词》一类的诗，可算是登峰造极了，是“真善美”的结合，称此诗“质朴如白衣处女，婷婷独立，毫无俗态，其表白其胸怀，荡荡然如一池清水”；但是对其集中《十离诗》却不满意：“以言艺术，浅薄无聊；以言内涵，卑污秽浊。” 后来，有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学界基本没有对薛涛诗歌作更深入的研究。1984年，胡荣锦的《论薛涛的诗》的发表，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该文认为，据薛涛流传至今的八十一首诗看，思想内容是较为贫弱的，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极其有限。这与她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的见识不高有关。但是，她的那些反映歌妓受压迫和偶一为之的关心政治的诗作，也是有着一定的认识意义的。文章还指出，薛涛诗的风格不是单一的，它既有自然率直的一面，也有清奇雅正的一面。文章最后对薛涛在中唐诗史上的地位作了一个评价：“在争奇斗艳的韩孟诗风盛行的中唐，她的诗能以活泼清新的风格出现，更属难能可贵。” 此后学界研究薛涛诗歌的成果又多了起来，如刘长耿、孙顺霖的《论薛涛和她的〈十离诗〉》、董淑瑞的《薛涛及其诗作》、贺新居的《薛涛简议》、朱德慈的《薛涛诗歌艺术风格摭谈》、王继范的《试论唐代女诗人薛涛》、张而今《情思•才调•风度――谈薛涛诗的审美魅力》、赵松元的《薛涛诗歌的“丈夫气”再议》、咸力的《薛涛诗的歌唱性小议》等。其中刘、孙文指出，《十离诗》一反酬答唱和之常态，不失为一组颇能表现薛涛双重不幸的真实情感之作。在艺术风格上，则继承了古诗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运用民歌的语言，平易凝练，通晓流畅，词采清丽，情意深婉；而其艺术特色还在于大量借助比喻和隐喻。但是此诗也有一些欠妥之处，如修辞单一造作，形式千篇一律。董文则对当时诸多文学史著作没有给予薛涛一定的诗史地位表示不满，谓薛涛反映身世感叹的诗，是其身世之苦、心灵之声的写照， 她的痛苦与向往常常以直抒己怀或借物抒情的方式表达出来，处处流露真情，娓娓动人；说她的唱酬诗寄寓对大自然的热爱、个人清高的操守和对友情的珍重。文章认为薛涛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情真、洒脱、艳丽。贺文也探讨了薛涛诗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性，认为其艺术性有三点：第一，语言平易但不浅露，诗意含蓄但不晦涩；其次，状物细致；其三，感情深细。朱文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薛涛诗的艺术风格：（1）“畅”：涛诗平白如话，晓畅和谐，读来一气直泻，婉转悦耳，似潺潺流水；（2）“常”：遣词造语，如话家常，不用奇字、僻字，不作拗折倒装的句式；（3）“藏”：含蓄不露，于平淡中寓深意；（4）“长”：造境上善于融化情景，将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巧妙地溶化为一体，从而更强烈地表达自己感情的真实；（5）“香”：细腻与温馨；（6）“朗”：有朗健的骨格。王文通过评说薛涛的咏物、酬唱、赠别等各类作品来展示薛涛的人物和品格，认为《十离诗》“是对唐诗发展的一个贡献”。张文则从情思、才调、风度三方面探讨了薛涛诗歌的艺术魅力。赵文是对朱德慈《试论薛涛的风格特征――兼难“无雌声”说》进行商榷的文章，朱文首先从薛涛诗的某些用语论证薛诗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其次认为体悟入微、观照精细、格调柔婉、情韵哀怜是薛诗的典型个性，而这又是极女性的；本文则认为薛涛的吟咏情性的诗篇，绝无脂粉气，亦绝无尘俗气，而且其活泼大胆的性格则主要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方式，所以刚柔相济之美的丈夫气 ，才是薛涛诗的主导风格。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本世纪对薛涛作品整理用力最勤的无疑是张蓬舟，1929年，他曾合薛涛、曼殊之诗及其事迹为一集，题为《浪漫二诗人》，于1933年刊行于上海的南京书店。后来他又利用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机会，搜集、整理了薛涛的作品，于1983年出版了《薛涛诗笺》，该书笺注简明，搜罗薛涛有关史料和后人研究材料甚丰，为目前较为完备的薛涛作品集。另外，陈文华编集的《唐女诗人三种》中也收有薛涛的诗歌作品。 对薛涛作品进行辨正的论文成果则有：彭云生遗作、陈刚整理的《〈十离诗〉辨正》、许永驰的《〈谒巫山庙〉是薛涛的作品吗？――与张蓬舟先生商榷》、邓剑鸣等《〈薛涛诗笺〉中几首诗真伪辨》、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薛涛》等。 薛涛诗集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傅增湘的《明本薛涛诗跋》、张蓬舟的《薛涛诗笺•版本源流》、万曼的《唐集叙录•薛涛诗》等。 三、张祜研究 张祜是中晚唐间著名诗人，其人、其诗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祜研究趋于细致和深入，其中吴在庆和尹占华成果较多。 生平研究谭优学的《张祜行年考》是本世纪较早对张祜生平和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该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生平和行事：（1）张祜的名、字、籍贯及生卒年。（2）元微之短沮令狐之表荐。（3）“钱塘论”、“争解元”之失意。（4）“累蒙方镇论荐”及“遍干诸侯”。（5）文坛朋辈之交游。（6）塞北岭南之广泛游踪。（7）祜之妻孥及身后萧条。文后还列有一简明之《张祜年表》。此后不久，吴在庆相继发表了《令狐楚表荐张祜时间考》、《张祜卒年考辨》、《关于张祜生平及诗歌系年辨伪的几个问题》、《张祜生年辩正》等文章，其中对张祜生平行事的看法与谭文颇不相同。如他认为，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与令狐楚表荐事无关，又据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及《寄献萧相公》诗，考定表荐事在元和十五年秋；闻一多及谭文都认为张祜卒于大和六年，武汉大学《唐诗选注》定其卒于大和十三年左右，吴在庆则认为张祜应卒于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关于张祜的生年，闻一多云生于唐德宗贞元八年，谭优学云生于德宗建中三年，卞岐《张祜生年考辨》认为应生于贞元十八年，吴在庆在经过多方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闻一多的说法比较可信；对于元稹是否可能谗毁张祜这一问题，以前有人曾否定过，吴在庆在多方论证后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吴在庆还提出张祜曾三入长安，而其寓京三年之时间乃其第三次入长安的大和末期。此外，高玉昆的《张祜何年进京》、乔长阜的《张祜生卒年和三入长安考》、尹占华的《张祜系年考》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诗歌研究谭优学的《张祜行年考》中也涉及到张祜的文学观和诗歌创作，如他曾列专节论“张祜之文学观及为文态度”和“祜诗略论”，他认为，“祜诗之佳者，首推宫词，微婉而多讽，艺术造诣，臻于化境；次则体物图貌、描绘山水之作”。又谓，“祜诗无僻字僻典，无诡怪陆离之状，纯熟工整，流转自然。均眼前事，眼前景，人人习见，而祜为之，情趣盎然。” 对张祜诗歌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则有：朱碧莲的《“千首诗轻万户侯”――评张祜的诗》、陈广宏的《中晚唐间著名诗人张祜》、张立名的《张祜诗刍议》、吴在庆的《论张祜的诗歌》、尹占华的《张祜诗辨伪》、张浩逊的《张祜宫词浅论》等。其中朱碧莲文首次对张祜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针对元稹评张诗为“雕虫小巧”的做法进行反驳，认为“张祜的诗是有一定的思想意义的，尽管诗集中不乏应酬奉和之作，也写了自己的流连倡家的荒唐行为，但那只是唐代落魄文人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并不能因而抹杀她的诗歌所具有的思想性”，其次对白居易认为徐凝的诗为先，张祜的诗为次的评论也进行了辩正，认为“总的看来，张祜的诗优于徐凝”，文章最后对张祜诗歌在中晚唐诗坛上的地位作了总的评价：“在晚唐形式主义甚嚣尘上，诗风日益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张祜却能以如此质朴的五古，歌咏时事，关心朝政，’谏讽怨谲‘，锋芒毕露，自不失为佼佼者。他虽然不能与杜牧、李商隐并列，然亦相差无几。在政治态度和性格作风上，他与杜牧大同小异，特别在某些反映个人壮怀及描写时事的诗歌中，两人有共同的爱憎，诗风接近，无怪张祜晚年与杜牧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志趣相投，诗酒酬答，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囿于偏见的元稹和白居易难以认识祜诗的价值，只有深深了解张祜的杜牧才能真正懂得他的诗。” 另外，吴在庆的《试论张祜的傲诞狂荡》探讨了张祜的性格，文章首先从笔记小说中看出张祜的形象是傲诞的，探讨了张祜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傲诞狂荡”的性格特点：1、对某些权势者的蔑视与讥讽怨刺；2、耿介的性格，高洁的情怀，凌云的气骨；3、愤世嫉俗，终穷独醒。文章还分析了张祜这种性格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其人生的影响。 四、中唐其他中小作家研究 本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唐的一些中小作家，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虽然研究成果和取得的进展不是很大，但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卢仝研究关于卢仝生平方面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曾遂的《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兼考卢仝生卒年》、姜光斗等《卢仝“罹甘露之祸”说不可信》、刘曾遂《卢仝生平事迹杂考》、孔庆茂、温秀雯《卢仝行年考》等。其中，姜光斗等文从诸多方面对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传统说法进行了驳正，认为卢仝大约卒于元和七年或八年，并不死于元和九年的“甘露之变”中。刘曾遂的《卢仝事迹杂考》考证出：（1）卢仝早年曾寓居扬州，大约三十岁时才离开扬州；（2）卢仝曾隐济源王屋山（大约三十岁时隐居此处，大约四十多时移居东都）；（3）卢仝无“两征不起”之经历；（4）迁居洛阳及与马异结交，等。孔庆茂等文则是一篇卢仝的简明年谱，其中对卢仝一生的重要事迹的考证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卢仝诗歌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项楚的《卢仝诗论》、孔祥祯《谈卢仝和他的政治讽刺诗》、王骧《试评中唐诗人卢仝》、董乃斌《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论卢仝、马异、刘叉的诗》等。其中孔祥祯文对前此学界不是谓卢仝诗“怪诞”、“险僻”，就是说其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研究现状表示不满，遂结合卢仝的生平身世对其政治讽刺诗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卢仝政治讽刺诗的矛头是指向当时皇帝的昏庸，宦官的跋扈，藩镇的作乱，官场的黑暗。这类诗的特点是真切、大胆、深刻泼辣，而且富有创见。有些诗浪漫主义色彩很浓，有些短诗又很自然、流畅、清新。从整体上看，卢有怪僻松散的诗，但所占比例极少，绝大多数的诗想象奇特，语言古朴自然，感情真切。因此，不能用“怪僻”二字概括其全部诗歌，他更不是“语言奇谲怪僻”的一格宗师。 权德舆研究关于权德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叶幼勋的《复傅沅叔年伯论权文公集书》、林家英等的《权德舆的为人、为文、为诗》、李文衡的《权德舆文艺观浅论》、王达津的《权德舆与中唐诗的意境说》、吴汝煜的《权德舆诗人名考证》等。其中，林家英文认为，在日益趋向没落的中唐时代，权德舆的为人从政，堪称是尽职秉公、刚正不阿；体察民病、宽仁温厚；他的诗，是其抒写情性、坦露内心世界的精神寄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多用白描手法，力求语言的清淡、省净、流畅、自然的同时，也注意锤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王达津文则认为，在中唐时期，首先明确提出意境说的正是权德舆，他他认为权氏已经看到意的高低决定诗境的高低，外界之境也有助于诗境，首先是使意更深远。境不仅是物象的铺陈，而是有广远空间，含深意的境界，最后可以使人得意忘筌。 李翱研究关于李翱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恩溥的《李翱年谱》、马积高的《李翱生平仕履考略》、陈尚君的《李翱卒年订误》、李光富的《〈李翱年谱〉订补》、郝润华的《李翱与〈李文公集〉》等。李恩溥文虽极简略，然为李翱的第一个年谱，有拓荒之功。马积高文较之李文更加系统，且对李翱一些重要行事进行了比较深细的考证。李光富文则对李恩溥文进行订补，在生卒年、籍贯、世系、行事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郝润华文则对李翱的文学创作和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项斯研究关于项斯的研究成果则有：卞岐的《项斯籍贯考》、杨叔威的《说项斯的诗及其里籍问题》、卞岐的《唐诗人项斯的三首佚诗》、《关于项斯佚诗的真伪》、徐光大的《项斯籍贯生平考探》等。 其他另外，有一些文章还涉及到中唐时期的其他作家，如储仲君的《李嘉祐诗疑年》、张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证》、郭殿崇的《唐徐州诗人刘商考》、汤擎民的《刘轲生平及著述考略》、张全恭的《唐文人沈亚之生平》、杨胜宽的《〈全唐诗外编〉所收沈亚之逸诗的真伪问题》、郭殿崇的《关盼盼妾属甄辨》、吴汝煜的《张仲素考》、曹汛的《茂陵才子马逢》、陶敏的《〈全唐诗〉令狐楚卷及李逢吉诗整理》、姜剑云的《令狐楚作品传统及散佚考述》、冀勤的《关于欧阳詹的生卒年》、储皖峰的《论郑嵎津阳门诗》、曹汛的《石贯诗事》、周勋初的《卢言考》、瑞需的《梁肃》、张天健的《刚肠侠诗话刘叉》、成志伟的《读坎曼尔的〈诉豺狼〉》、肖兴之的《关于〈坎曼尔诗签〉年代的疑问》、王宗堂的《舒元舆简论》、陶敏的《羊士谔生平及诗文系年》等。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五章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