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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中国诗歌史上的天才、奇才，其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以致流传到今天，仍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与此同时，历代诗评家也对李白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品评和研究，到十九世纪末，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在李白研究史上，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无疑最大。这一百年中，学界在传统的印象式的、琐碎的诗歌品评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较为现代的、科学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来研究李白及其诗歌艺术，取得的成就至深且巨；在李白诗文校注和文集的整理方面，更是硕果累累，佳作迭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李白研究的学者自发成立了李白研究会，定期召开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连续出版了多种专门刊载李白研究论文的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李白诗歌的进一步普及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本世纪李白研究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果，本文拟采取分阶段和分专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介绍。 第一节 二十世纪李白研究概述 本世纪上半叶严格说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评》，是本世纪较早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对李白进行批评的文章，该文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论述的角度，都与传统的点评、集说异趋，而是从人格特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白对当时诗歌革新的贡献。稍后，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从思想、性格、情感和艺术特质等角度对李白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文章，如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陆渊的《情圣李白》、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缕启愉的《李白个性的遗传及其儿童期生活》、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萧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义及人生观》等。同时，用类似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的专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传》、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维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长之著视角尤为新颖、分析尤为独到，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就具体问题而言，关于李白氏族和籍贯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本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次讨论是从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开始的，他在该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定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而与之异说的文章则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 五六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开始，学界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评价李白的思想和诗歌，学界还展开了关于李白的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从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开始的。林庚在该文中指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看法，当时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而他们对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颂“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李白的布衣感是与农民起义“一而二二而一”的的观点，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对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继续进行讨论，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李白的经济来源。这一问题是由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引起的，他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该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相继出现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等商榷文章。 这一时期的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新势是学界开始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其诗。林庚在其《诗人李白》中说“李白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来专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如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等。 文革期间从1967年到1976年，李白并没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他在该书中认为李白当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学界众多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八十年代以后，也还有人响应此说。 文革后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时有些人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白，普遍认为李白是法家，说李白具有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和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还将之与杜甫进行比较，扬李抑杜。 八十年代以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可以说是李白研究的复苏期和高潮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重新用学术批评和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对待李白及其文学创作，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文革虽然被剥夺了撰写李白研究论文的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将近二十部李白研究专著，论文更是难计其数。 当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兴盛局面不只体现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此时人们发现和讨论的问题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们除了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问题和李白的经济来源等问题继续探讨外，还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数和时间、寄家东鲁、长流夜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李白思想研究方面，学界则拓宽思路，多角度、分层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盛唐文化之关系，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的研究方面，人们对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更为深入。 在李白诗歌的艺术研究方面，人们也逐渐改变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套的思路，开始从意象、结构、语言、声律、诗体、审美观、创作心理、文化价值等角度进行更新颖细致的探讨。同时人们还将李白与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进行比较，试图寻找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艺术魅力及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共同的艺术规律。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此时学界对《蜀道难》作意和主题的研究、对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都更为热烈和持久。 在作品考订和整理方面，八九十年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二十年间，除出版了十几部李白诗选、文选，还先后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三部各有特色的李白全集的新整理本，充分全面显示了本世纪李白作品整理和研究的实绩，同时也为李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白研究史上，本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李白研究会的成立、李白研究刊物的出版和李白学的初步创建等方面。1985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了“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成立“中日李白诗歌研讨会”。经过有关方面和全国李白研究专家们的共同努力，1987年11月成立了“中国李白学会”，并决定出版会刊《李白学刊》（后改名《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秘书处和会刊编辑部都设在马鞍山市的“李白纪念馆”内。到1998年为止，李白研究会共召开了六次年会暨李白研究国际研讨会，先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部、会刊九部、相关论文集一部。除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建立了李白纪念馆，成立了李白研究所，四川省的江油市、湖北省安陆市、山东省济南市也都建有李白纪念馆和李白研究机构。其中江油市李白纪念馆先后举办李白研究学术会议多次，出版《李白研究论丛》两辑；湖北安陆编辑出版了《李白在安陆》等著作；山东济宁李白纪念馆也出版了《李白在山东论丛》等著作。 可以说，在本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李白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遍地开花，使李白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第二节 李白生平研究 在本世纪的李白研究中，生平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骄人。近百年中，先后出版了十几种李白年谱，传记更多，探讨李白生平的专题论文难计其数。这些成果又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一、出生地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李白的出生地持有不同的意见。本世纪学界对李白出生地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蜀中说在李白生地的诸说中，此说出现最早。它最先是由明代杨慎提出来的，清人王琦也对此说持首肯态度。本世纪初，黄锡珪在其《李太白年谱》中同意王琦提出的“神龙”为“神功”之讹的说法，认为到武后时，李家子孙已还内地，于蜀之绵州彰明县内之青莲乡安家，李白也当生于此地。此说后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戚维翰的《李白研究》、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导言》、复旦大学中文系选注的《李白诗选•前言》、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裴斐的《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都沿用此说。 西域说李宜琛在1926年5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李白的籍贯和生地》一文，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订，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窜）的地方”，也即李家被流放的西域碎叶。九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认为李白是生在西域的“咀逻私城”，在他五岁的时候，由他的父亲带回到巴西的。一年之后，《逸经》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涉及到李白出生地问题的文章，即胡怀琛的《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它》、幽谷的《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它们都肯定李白生于西域。其中胡怀琛文在引《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后说：“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咀逻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即素叶（今中亚碎叶）之西八百五十里。此说后来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赞同，如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张书城的《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叶》、李从军的《李白出生地考异》等。其中，张书城、李从军文都专门针对郭沫若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对西域碎叶说进行了补充论证。他们通过对李序、范碑中“条支”、“碎叶”地望的考异，得出李白出生于邻近鄯善郡的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而钟兴麒的《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既不在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也不在焉耆，而是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 中亚碎叶说此说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他认为碎叶在唐代有两处，一为中亚碎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筑于高宗调露元年，而《碑文》标明是“隋末”，故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郭沫若此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在《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周春生的《李白与碎叶》、陈化新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补说》、朱方《唐代“条支”地望质疑》都赞成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 有的对此说的一些细节错误作了修正，如《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发表的耿元瑞的《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除了指出郭沫若说的条支的地望不准确之外，还考证了碎叶城的地理应是苏联托克马克之西、伏龙芝东的坎特。此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文学史著作也纷纷采用此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等。 其他说法除上述三说，人们对李白的出生地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吴汝滨的《李白》认为“李白生于陇西，长于蜀，客居于山东”。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则认为李白生于“条支”，而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稍后发表的康怀远的《对〈李白的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为之进行补正。而刘开扬的《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则认为李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因官寓家”乃指长安，由此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二、家世问题 和生地问题一样，学界对于李白的家世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各呈异说： 唐室宗亲此说来源甚早，李白本人在诗中就说过自己是唐宗室，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序》和《新唐书•李白传》也都认为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本世纪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孙楷第、麦朝枢、王文才、李从军等人。孙楷第在《唐宗室与李白》一文中指出，虽然范传正和《新唐书》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明显有误，但是李白确实与唐室诸王同宗，李白先人徙西域是因坐杨、豫、博党得罪。麦朝枢的《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和王文才的《李白家世探微》也认为李白确系李暠之后，王文且指出李白先世与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李轨同属陇西姑臧大房，或许曾卷入李轨与李渊的斗争，并因此而远遁。李从军的《李白家世考索》也完全同意李白为唐宗室的观点，但他认为李白先人（当是祖父）为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谋迎中宗的唐宗室十二人之一，事败被杀，李白的父亲流雟州，而后又由配流之地外逃至西域的。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一些学者撰文认为李白系唐室宗亲或为唐宗室，如刘伯涵的《李白先世新探》、徐本立的《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补证》等。 胡人此说起于陈寅恪。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指出，在当时“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此说后来的支持者有詹锳，他在《李白家世考异》中认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近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持此说。他在《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一文中通过对各种说法的逐一考辨，最终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异族家庭，至于属于什么民族，仍然难以断定，“恐怕应当看作是与汉族同一个系统的蒙古族，或者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混血的异族出身吧！” 胡化之汉人胡怀琛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中指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逻私城的南面十余里，是突厥化的中国人。后来，幽谷在《李太白与宗教》、《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中也都认为李白先世谪居西域太久，以致太白之父已成突厥化之汉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也认为，李白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一点不应该错，只不过因为他家久住西域，所以胡化程度很深罢了。他家原来姓什么不知道，却不姓李。周勋初的《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则通过对李白家人名字及其他行为的考察，认为李白出身于一个由西域迁来的受胡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但不是纯粹的胡人。 富商之家此说是受陈寅恪的“胡人”说影响而形成的新说。詹锳在《李白家世考异》中就认为李白家为“商胡”，王瑶的《李白》也根据种种迹象断定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个大商人”。后来，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更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认为，李白既不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也不是西域胡人，而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是，郭沫若不同意李白本人也在经商的说法，他认为：不是李白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上经商。 李广之后此说也是从李白的自述而起的。但本世纪中持此说的学者不多，只有张书城。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迷》中认为，李白的远祖如其自述是汉将军李广（并推出白为广二十五世孙），但数到九世祖时，却不是凉武昭王李暠。李白的世系，在李广之后，是李广之孙、投降了匈奴的汉骑都尉李陵。因为李陵的不光彩身分，李白诗中隐瞒了这一点。李陵在蒙古草原上的后裔，后来加入鲜卑部，四世纪末，又随鲜卑拓跋部南下入塞。在北魏、西魏、北周历代，这个李姓家族政治上都很显赫。但到隋末，隋炀帝因忌李氏门族之盛，制造了一个大冤案，一举杀李浑、李敏、李善衡等一族三十二人，其余不论老幼，“皆徙边徼”，就是西域，具体指隋炀帝大业五年开发的西域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至罗布泊一带。李门大冤案中幸存的老幼即被徙于此，其中并有一房可能流寓到碎叶，即为李白的五世祖。 三、入长安的次数和时间 李白一生到过长安几次，都在什么时候到的长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次入京说自唐代以来，各种关于李白生平记载的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李白一生中只在天宝初年奉诏到过一次长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有的李白生平研究著作，如黄锡珪的《李太白年谱》和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他有关李白的研究著作、李白诗选，都对此说无异辞。即就是在六十年代李白二次到长安说兴起后，也还有学者坚持此说，如刘广英在《〈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即认为，李白只有天宝初奉诏入京时去过长安。再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论及李白生平行事时，也只提李白天宝初年入京事，似仍持一次入京说。 二次入京说此说起于六十年代，是稗山在《李白两次入长安辨》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该文中指出：第一，李白在关内写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他供奉翰林时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作品迥然不同，决不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第二关内诸诗反映事情甚多，似非一次入京所写。而《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登新平楼》与李白供奉翰林时所写《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虽同是暮秋之作，但诗中的感情显然不同时。因此，李白在奉诏入京之前曾去过长安；第三，根据李白诗篇中反映的情况，李白第一次入京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至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之间，夏季李白从南阳启程进京，这与奉诏入京时在秋天从南陵进京不同。到长安后隐于终南山，结识崔宗元、玉真公主、卫尉张卿、贺知章、裴十四等人。在政治上未得进展后，李白又西北游邠坊，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又回到终南山，大约五月间取道黄河东归，这与天宝间赐金还山取道商州大路东归也不同。稗山此论打破传统的一次入京说，但在当时及以后的十年间都未见有人响应。直到1971年11月，郭沫若才在《李白与杜甫》中对稗山此说加以肯定，并推断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1978年后，郁贤皓又陆续发表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系列论文，肯定稗山的两次入京说和郭沫若推断的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李白初入长安的论据。此后，学界赞成两次入京说的人越来越多，如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中的《校补记》和《后记》、安旗与薛天纬合编的《李白年谱》、詹锳为《诗人李白》一书所写的《序言》都采用了李白两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对李白初入长安的事迹作了补证，如薛天纬的《李白一入长安事迹之我见》、李从军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谢思炜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杨栩生的《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陶新民的《李白一入长安试论》等。但是，学界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如前所述，稗山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郭沫若、郁贤皓等人认为在开元十八年，乔象钟在其《李白》中认为在开元二十三年冬，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则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七年。关于李白此次出京的时间，亦有异说：郭沫若、安旗都认为李白在关内只有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即离京，郁贤皓认为在长安三年，约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离京，李从军《李白归蜀考》认为李白于开元二十一年去京归蜀。 三次入京说此说的首倡者是李从军。他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中，认为李白除了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邠、岐之游。此说提出后，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安旗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中即通过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远别离》、等十一首诗的分析考察，勾勒出李白三入长安的始末。同时，胥树人在《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中也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一载冬）曾第三次入长安，其路线是由豳州经太原赴京，并与杜甫在长安相见，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即作于此时。此说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如郁贤皓在《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中就通过对李白天宝后期行踪的再考订，认为天宝十一、二载间李白不可能到长安。 四、李白的经济来源 李白一生漫游的经济来源，是本世纪学界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李白家庭或其本人经商说1962年麦朝枢撰《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文，认为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他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李白在秋浦居住过，因此想到李白“到江南的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商业经营”， “由于有了万金之产，所以能够蔑视王侯”。此说提出后，得到了郭沫若、刘大杰等人的赞同和支持。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李白《万愤词报魏郎中》一诗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诗句，认定李白的兄弟都在经商，并推论说这两位兄弟便是李白漫游生活的经济后台。刘大杰在他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李白是一个与商业有联系的中小地主。另外，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对李白定居山东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除了为“学剑”、“探奇”之外，主要是李白在山东有经济来源。 主要是别人的馈赠和稿费在麦朝枢文发表后不久，有许多学者与之进行商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如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的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八十年代以后，裴斐、乔象钟又相继撰长文对之进行探讨，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裴斐在《李白经济生活探源》中认为，李白的“经济来源恐怕主要还是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李白“能以诗谋生，称得上一个职业诗人”，并认为“李白思想性格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当中显得很特殊，原因之一便是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很特殊”。乔象钟的《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则分析了唐代士人漫游寄食的社会风气，认为李白之所以能浪游各处，“主要倚靠他的交游广，名声大，时人对他的优礼和敬爱”，又指出，李白就婚许、宗，在经济上必得到岳家帮助，所作诗文有的是为了谋生，其酬报亦应不少；天宝初赐金还山，可能用赐金扩大了家产。 五、寄家东鲁时的确切地点 李白在诗中说“学剑来山东”、“我家寄在沙丘旁”、“高卧沙丘城”、“穆陵关北愁爱子”，从中可以看出从开元末期李白就移家东鲁。《旧唐书•李白传》又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么，其山东寓家之地究竟在何处？ 是沙丘还是任城（即今山东济宁）？沙丘到底在哪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城说因为有《旧唐书》的明确记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地在任城。本世纪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旧唐书》关于李白父亲曾为任城尉的说法有明显的错误，但仍然认为李白在山东的寓居之地是任城。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也认为李白在是年离开安陆，移家到东鲁任城。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也认为“李白曾家任城，倒是事实”。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曾李白寓居任城，如黄瑞云的《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吴国柱的《李白客任城说》、郑修平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郑修平、相力的《李白诗中“鲁中”等地名及寄家地》等。其中，吴国柱文研究了李白的《任城县厅壁记》，认为李白乃慕任城之名，居此可以陶冶情操，登览访古，因此“更客任城”。郑修平文考订了李白寄家任城的时间。作者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到达任城，直到乾元二年（公元754年）将其儿女移往楚地止，其间李白虽几度离家漫游，天宝十一载以后，李白行踪再未到过任城，但其家则在任城未动，共计二十三年。 郑修平、相力文也力主李白在东鲁的寄家地是任城，而不是兖州、曲阜等地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将李白诗中所提到的所有有关山东的地名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李白寄家在“鲁中”某城池的“东门”的“汶阳川”，而根据《水经注》，汶水流经鲁城池东门者，只有任城一地。 兖州说此说是安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她到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发表了《李白寓家瑕丘说》一文。她在文中指出，千年以来几成定论的李白寓家任城说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李白在东鲁所作的诗文涉及任城的只有三首：《赠任城卢主簿潜》、《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任城县厅壁记》，均是客游其地所作，不能证李白寓家任城。作者据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句，认为东鲁沙丘是兖州府东门外二里之瑕丘，东北距曲阜三十里，西南距任城六十里，今为李白寓家之处。作者还认为，李白在宣州南陵别儿童入京之南陵不在宣州，而在东鲁，指曲阜县南陵村，人称南陵。李白在陵城存有田舍所在。 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1994年8月，李白研究界还在山东兖州召开了“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李白在山东寓家之地在何处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同意安旗的看法，认为是在今山东兖州。此后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支持此说的论文，如王伯奇的《李白来山东 家居在兖州》、徐叶翎的《李白寓家东鲁考辨》、李子龙的《李白寄家东鲁新考》、徐本立的《李白山东寓家兖州考》、武秀的《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葛景春的《“南陵”到底在哪里？》、徐叶翎的《再谈李白寓家东鲁》、王伯奇的《李白在兖州的田产》等。 六、是否到过夜郎 李白受永王璘“谋反”的牵连，被肃宗朝廷判处长流夜郎，其戍地是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正安县）。但是，对于李白究竟到过戍地夜郎没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未至夜郎”说，二是“已至夜郎”说。其中，“未至夜郎”说中又分为“巫山遇赦”说、“夔州遇赦”说和“渝州遇赦”说等。 未至夜郎说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李白研究著作都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如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八十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还对当时有人提出的李白“已至夜郎说”进行了辩驳。如李子和的《李白到过夜郎吗？》、王定璋的《〈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等文，认为持“已至”说者或以李白的所谓“遗迹”、或引用志书，都是不足为据的。而刘友竹先后发表的《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李白长流夜郎新探》、《谈〈放后遇恩不沾〉的注释和系年》等文都认为李白已至广义的夜郎国（包括夔、涪、渝、泸沿长江一带），但未至狭义的夜郎县（李白的流放地），李白流放至渝州即被放还。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也多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即中途遇赦，但并未严守前人的“巫山遇赦”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郁贤皓的《李白选集》、安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 已至夜郎说认为李白已至夜郎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的。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陆续撰文支持此说。如周春元的《李白流放夜郎考》就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他认为李诗中的“乌江”即今贵州的乌江，李白的“半道放还”，应从时间上理解。他还列举了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来证明李白确实到达了夜郎。同样，邱耐久、朱孔扬《李白确至夜郎考辨》也认为李白的《南流夜郎寄内》、《放后遇恩不沾》、《流夜郎题葵叶》、《望木瓜山》、《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等五首诗“作于夜郎贬所”，“半道”就是“未尽期”，“是指时间而言，不是指路程”。 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更从唐代法律的角度，论述李白确已至夜郎。如张才良的《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王辉斌的《李白长流夜郎新考》、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春生、金懋的《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等。其中张文认为李白在流夜郎诗中屡称“三年”，是因为他判的是“加役流”； “半道”不是指流途而是指期限，“巫山阳”意指巫山以南地区，即指夜郎。李白本该“于配所役三年”，可他到达夜郎不久即遇赦，对于加役流的“役三年”来说，当然是“半道承恩放还”了。 七、李白的交游和重要行踪 交游李白一生交游甚广，弄清李白的交游情况对于更深地认识、了解李白的一些行为和诗文创作的背景、思想情绪的心理动因，都有极大的帮助。故本世纪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致力于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其中，郁贤皓的李白交游研究成果尤多，如《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再谈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答李清渊同志质疑》等。其中，《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认为，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就是开元十八年时为卫尉卿的张垍，这反过来又证明了李白在开元年间确实曾经去过长安。其《吴筠荐李白说辨疑》则通过对吴筠事迹和李白在开元中行踪的考辨，发现李白与吴筠根本不可能在天宝初“同隐剡中”，也根本不存在“筠荐之于朝”，李白奉诏入京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其《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和《再谈李白诗中“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二文都是着重考证李白与玉真公主之交往的文章。他根据《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的内容判断卫尉张卿可能是别馆的主人，即玉真公主的丈夫；他还就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别考》一文提出的卫尉张卿可能是张去奢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张去奢未任卫尉卿，也不是驸马，其弟张去盈是驸马，但不是卫尉卿；《玉真仙人词》是李白开元二十一年前后与元丹丘隐居嵩山时写给玉真公主的干谒之作，玉真公主看了李白的诗，才向其兄玄宗推荐的。 其他学者对李白的交游情况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陈尚君的《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李宝均的《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薛天纬的《李白与唐肃宗》、李从军的《李白诗中崔侍御辨误》、李浩《李白与郭子仪互救是伪托》、倪培翔的《也谈李白诗中崔侍御――与李从军同志商榷》、陈钧的《李白谒见苏颋年代考辨》、刘友竹的《李白与李邕关系考》、王辉斌的《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许嘉甫的《吴筠荐李白说证补》等。 其中，陈尚君文从现存的零星典籍中考证出李白和崔令钦的交往情况，发现两人过从、交往十分投机，这不仅间接指示了诗人李白与教坊的联系，而且也提供了李白可能作词的新的佐证。薛天纬文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李白与唐肃宗的关系，作者认为，考察李白与肃宗的关系，一方面可进一步认识封建帝王的冷酷寡恩，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感受诗人的天真赤诚。王辉斌文考证出李白与孔巢父初识并结为“竹溪六逸”的时间为天宝四载李白放逐还山后，认为王琦、詹锳、郭沫若等人提出的开元二十四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孔巢父才十岁，不可能与李白结交。 行踪李白一生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所以对其行踪的考察也是李白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白行踪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本世纪研究李白行踪的专论主要有：耿元瑞的《李白行踪考辨――读唐诗札记》、黄瑞云的《李白开元6年到开元18年行踪考略》、薛天纬的《李白幽州之行探》、葛晓音的《李白一朝去京国以后》、葛景春、刘崇德的《李白由东鲁入京考》、郁贤皓的《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竺岳兵的《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李子龙的《李白新安之游质疑》、郑文的《论李白〈梁园吟〉创作的时间、前往梁园的路线及其它》、阎琦的《李白二三两次入越考》等。 其中，葛晓音文涉及到李白在天宝三载出京以后流连梁园达十年之久的原因，她认为李白“之所以长期盘桓于梁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这儿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凭吊，附近一带又有名山大川以利修炼学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失去东山再起的信心，所以迟回依恋，不忍遽去。他希望通过广泛的交游，使自己的声誉上达帝听，洗清谗名，重上天路”，“而梁园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好提供了这种方便的条件”。葛景春、刘崇德文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唐文粹》中均题为《古意》，诗中内容与江南风物不符，“南陵别儿童入京”当系宋本李白集所误题，因而自南陵入京之说不可靠，他们认为李白当是从徂徕山中出而西入长安的。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一文，对李白洛阳行踪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李白开元年间多次到洛阳，且在天宝十载后还到过洛阳，作者认为前人说天宝三载夏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相会的根据是不足的。竺岳兵文认为，李白出蜀后东涉溟海乃指到剡中为止，溟海乃指今东海区域，李白自广陵至会稽后，沿今曹娥江逆流而上，经剡县（今浙江嵊县、新昌县）、沃洲湖至石梁飞瀑，载舍舟登陆上天台山华顶峰的。李子龙文则指出，李白并无新安之游，李白是在天宝十三载由泾县登黄山的。 另外，还有一些专著涉及到李白在某一地区的行踪，如常秀峰等编著的《李白在安徽》、朱宗尧主编的《李白在安陆》、郑修平的《李白在山东论丛》等。 八、李白生平中的其他问题 学界除了对李白生平中以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讨论了李白从璘的性质、自青年时期出蜀后是否又回过蜀中、卒年等问题。 李白从璘的性质对于李白从永王璘一事的看法，自古以来就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从逆不道，有亏大节；另一种看法认为，李白之从璘，是由于胁迫，虽然他本人也有些疏于考虑，但并没有什么地方污损了他的高洁的人格。但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抛弃了“从逆”说和“胁迫”说，而是从李白当时从逆的心理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分析李白从璘的真正动因，力求对之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乔象钟的《李白从璘事辨》、徐德煊的《关于李白依附李璘问题》、万光治的《李白从璘辨析》等。其中，乔象钟文认为李白之所以从璘，主要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人民临于水深火热之中，东西两京均已沦陷之时，他被一种热烈的感情冲击着。入幕后，李白也是希望永王能去解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原人民，而且，在永王称兵构乱，白即逃归。所以，李白是无罪的，不应该受到什么罪罚。 是否回过蜀中很久已来，学界一直认为，李白自青年时期离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蜀中故乡。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提出李白后来回过蜀中。如李从军在《李白归蜀考》中就认为，李白在第一次入长安谋仕失败后，于开元二十一年由长安出发，登太白峰、取道剑阁而归蜀的，文章还据此重新对《蜀道难》一诗的作意进行了阐释。李从军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学者对之提出了质疑，如阳煦在《”李白归蜀“说辨疑》中稽考了李白开元二十一年的行踪，认为李白开元二十一年真正的去向是向洛阳、经随州、游襄阳，根本不可能入蜀。《登太白峰》诗实作于天宝三载李白被逐出京之后，并不是李白归蜀的证据。同意李白回过蜀中的文章则有王辉斌的《李白出川后又回峨嵋初探》等。 卒年问题自唐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出现了新的说法。如李从军在其《李白卒年辨》中就认为李白享年六十四岁，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再如阎琦在《李白卒年刍议》中也认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而应卒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享年为六十三岁。 第三节 李白性格和思想研究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对李白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二三十年代比较侧重于李白个性和人生观的探讨，四十年代则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有所突破，出现了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的专著。五六十年代，人们又注重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对现实的态度进行研究，出现了像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这样的专论。七十年代中前期，”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涌现出一大批分析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李白思想和性格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且出现了几个特点：一是喜追寻李白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裴斐著《李白与历史人物》为代表；二是多探讨李白思想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和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化》为代表；三是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趋于深细，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探讨李白与道教、佛教之关系的论文；四是开始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研究李白，也出现了一批对李白独特的文化心理、个性、意识进行细致分析的文章。 一、李白的个性、人生观和文化心态 本世纪上半叶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偏重于研究李白的个性和性格。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性格特点是豪放和乐观。如曾毅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李白志气宏放，喜为大言。青年时侠骨稜稜，不顾细谨，不秀小节，气若盖一世。故言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语功名，则谈笑而静胡沙，不以为意。......其神识超迈，故能易功名之野心，而为出世之逸想，洒落豁达，曾无浮世之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认为，李白“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吴汝滨的《李白》在分析李白的人生观时则认为，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有二：一是“合仙侠为一人”，二是“快乐”，说“他只求眼前的快乐，置将来之名利于不顾” ，并谓他快乐的方法是酒与妓。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如徐嘉瑞在《颓废派之文人李白》中指出，李白对于人生是抱“厌世的人生观”、“厌世的乐天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有一章是专论“李白的颓废思想”，他认为“李（白）悲观”，“李之纵乐颓废，是因为对人生十分不满意”，“他所注意的，乃是反抗自然的问题。他的思想的根底是很简单的，只有哀人生之长逝一句话。”而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更认为李白是“寂寞的超人”，并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李白之痛苦”。崔宪家在《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中首先分析了李白性格“狂放”、“倨傲”的成因和背景，又谓“就是这位自以为脱离尘世的谪仙人，也免不了发生了许多矛盾，而引起苦笑的悲哀”，我们读他的诗，“可以想见他如何追慕神仙，但是神仙究竟不可得，他事实上还是人间的谪仙人，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他有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样辩证的论断，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 三四十年代，人们还对李白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幽谷在《李太白――唐朝大政治家》着重分析了李白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李白李白对于外交是主张以王道为骨干的睦邻政策，对于内政的主张是维护君主独裁的制度和实施济国利民的政策，并认为李白政治学说的渊源是赵蕤的六十三篇《长短经》，包含着“王霸大略”的要素。萧望卿则先后发表了《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和《李白的宇宙意义与人生观》，他在前文中指出，“李白和庄子一样，由’心齐‘’坐忘‘，以达到忘人我，齐生死，万物一体的，逍遥自适的境域”，但“李白却也怀抱济世的雄心，他的自然无为的政治思想完全承袭老庄”；“他自己奇幻丰沛的想像和玄妙精微的冥想都因佛教的浸濡而发扬滋长，这是对于诗人如何观照，如何表现的本质上的影响，他的观空隐退的态度也受了佛教的启迪和推展”；“但他却特别着重孔子游说诸侯的一面，仿佛以为他是个纵横家”，“李白忠愤的睠恋君国，却接近儒家的精神，虽然这多由于他豪侠讲’义分‘”，“儒家兼济的精神在他心里辉耀如北极星”。他在后文着重探讨了李白的宇宙观，他认为在李白心目中，宇宙万物都是活的，有生命，有情感的，和他亲密的精神往来，而切合在一起。李白这种宇宙意识是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萧望卿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李白思想作全面、深入分析的学者之一。 五六十年代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文化界学术界也存在着如何接受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问题，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就特请林庚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其成果就是《诗人李白》。林庚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李白出生于市民阶级，是一个布衣，他“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而这一个萌芽在当时的历史发展上既是进步的，就必然带来了民主思想”，“当然李白主要的还是承受并发展了传统上布衣的斗争方式，还是由于代表了传统上文化中的反抗精神”。此文在1954年6月间的几次讨论会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兴趣，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林庚对李白这些方面的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不同意林庚把李白的中心思想归结为“布衣民主思想”，他认为，“李白之所以一心只想从草野直入朝廷，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乃由其个性、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并非由于他有什么’鲜明的布衣感‘，而一定要坚持其’布衣的身分‘。”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白的性格和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如张志岳在《略论李白》论述“李白的性格思想”时指出，李白的喜任侠的性格思想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在于这种任侠的性格思想使他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蔑视统治者，从而成为具有坚强品质的政治家和富于正义感与热情的伟大诗人。李白之所以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永远使人激动，正是由于这种为人民所喜爱的任侠的性格思想得到光辉的体现。“求仙学道则是在政治活动的途径上受到任侠性格思想的作用，又从而发展了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的品质的。” 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题》则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李白的思想中一直冲突着，斗争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也未解决这个矛盾，一生也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应当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上、思想上的许多迷离恍惚的画面。 黄海章在《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中则指出，“李白的主导思想，无疑是积极入世的思想，然而他思想的构成，是很复杂的。他以道家蔑视腐恶的现实的态度，来反抗现实，以道家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的精神，来追求自由；以墨家任侠的精神，来负荷挽救祖国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的重任。他虽然受了道家思想消极的一面的影响，有时狂醉于花月之间，呈现着颓废的色彩，但不是死气沉沉的。......（他）主要的倾向是积极的，乐观的，感情是火热的。” 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则专门探讨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作者认为，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而且李白“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文章在分析了李白这种理想和求仕途径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局限性后，也指出了其中的进步因素，作者认为，“热爱人民，同情人民；憎恨权贵和封建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并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热情，对之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又有救世济人的大志和理想，都是李白进步和伟大的地方”，“是不容忽视而应特别指出加以充分肯定的。” 文革期间文革开始以后，李白的思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李白因为被划为“法家”而受到一些人的重视，理论界也出现了一批论述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刘大杰的《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吴汝煜的《论李白的法家思想》等。其中刘大杰文认为，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所以他从小所受的就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年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文章还分析了李白的法家思想：批判儒家，推尊法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针砭时弊，蔑视权豪；接触下层，体会民情等等。 七十年代末以后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学界对李白的思想、政治观和世界观仍然比较关注，如王运熙的《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黄克的《李白世界观矛盾初探》、萧文苑的《李白思想探求》、张啸虎的《李白的政治态度及其政论诗》、裴斐的《李白与月――兼论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罗宗强的《试论李白的生活理想》、刘广英的《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何念龙的《论李白对待权贵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王亚民的《李白世界观蠡测》、葛景春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李白思想新探》等，虽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并无多少创新和拓展，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则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李白的个性特征、情感世界和文化心理进行探讨的文章，如王定璋的《李白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征初探》、杨海波的《试论李白的忧患意识》、裴斐的《李白个性论》、傅绍良的《李白的个性意识和悲剧心态》、徐希平的《李白与少数民族――论李白个性之多民族基因及对少数民族之影响》、于翠玲的《“辅弼”与“谪仙”：李白的自我意识及其文化传统》、许总的《论李白自我中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傅绍良的《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罗宗强的《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周勋初的《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吕美生的《论李白“外道内儒”的孤独意识》。 其中杨海波文认为李白的忧患意识经过了四个阶段，有四种表现形式：（一）直陈其忧，（二）借酒销忧，（三）辞世斥愤，（4）心膂系忧，并分析李白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裴斐文则指出，李白“具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他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另外，“李白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不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而是入世出世’两无从‘的双重矛盾”，“既不愿诎于世（同流合污）又不愿遗世（独善一身），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坚持济世的理想，始终不忘于仕又始终不忘于隐（实则既非仕亦非隐）。这种无法克服的双重矛盾和双重痛苦，既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也是他创作激情的主要源泉。”傅绍良文也认为，李白的侠胆、狂饮、仙趣都极大地刺激着他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那独有的浪漫雄放的性格；而他所向往的“功成身退”的生存模式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幻影”。适性与立名、功名与隐逸、务实与超脱等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他时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自负、傲岸、狂放的个性固然给他谋得了广泛的声誉，却始终无法将他送上功成的阶梯。功名挫折带来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遇的寂寞感、宦途艰难的悲愤感、生命促迫的忧患感，共同构成了李白悲剧心态的基本内容。罗宗强文则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业追求三方面，探讨了李白的人格范型。作者指出，在李白的意识里，有一种泯一物我的根基，他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的亲近感，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基础，正是他的自由性格的生发点。他由此而向往山水，企望神仙。从自然与神仙他想得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这是一个摆脱世俗种种烦扰、使心境得以宁静、也使自我得以充分提认的人生境界。但这只是他作为自然的人的一个侧面。又一侧面，是他的世俗志愿、欲望的不加掩饰的强烈表达与追求，特别是对于功业的追求。他的这种入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实存差异，仍可归于自然范型。周勋初文则从李白的入仕道路、所受教育、与儒家学术的疏离、深受《长短经》的影响、与纵横家的貌合神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最后指出，李白的思想，不受儒家牢笼，立身行事，矫矫不群，发为诗文，时见异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而他攀比古人，看不到时代的差异，从政心切，却又昧于眼前形势，遭致失败，事有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还产生了几部专门研究李白思想的专著，如葛景春的《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等。其中葛著上编为“思想探源”，着眼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研究。作者分别就李白与儒家思想、庄子哲学、道教、佛教、纵横、任侠、魏晋风尚及玄学等，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探索，认为李白的思想，既融汇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浪漫主义与儒家的求实精神，道教的个性解放与儒家的兼济天下，道家的功成身退与儒家的入世态度，又对佛教、纵横、墨、法、兵、杂等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熔铸一体，形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而杨著则从李白的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战争观、社会交往观以及忧患意识、审美意识、英雄意识、反传统意识等十个方面探讨李白思想的全貌。 另外，裴斐的《李白与历史人物》、王运熙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两文也值得注意。其中裴斐文通过对李白诗中的用典情况全面的统计，发现李白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有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亦大相径庭的一面的思想与性格的主要原因；李白虽然同情和崇敬许多历史人物，但这种崇敬和同情从不受任何神圣观念和清规戒律的约束。王运熙文论述了李白兼具积极用世与超尘去世两种逆反的思想倾向，梳理了历代对李白思想倾向的不同评价。 二、李白与宗教 李白与宗教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如幽谷在《李白与宗教》中就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与各宗教尤其是与景教之关系。作者指出，太白之父是突厥化的汉人，他们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所以李白所受的教育也是突厥化的。从李白的《上云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景教的经典、历史、教义和仪式，都是非常熟悉”，再从他两个子女的名字上，也可以知道李白的家庭非但是突厥化的，并且是景教化的。李白结识吴筠之后，致力于道教，尽心研究，无非欲藉道教之玄旨，保养他的精魄，延长他的年寿，得以做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发扬他平素的抱负，初本无凭道教之功而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从他的诗句中，还可以知道李白在郎陵东（今河南确山县）在高僧白眉空门下研究过佛教哲学。所以他在诗中有许多禅语佛典，他的佛学确有悠久的渊源。文章最后指出，宗教不能克服他坚强的个性，也不能范围他的自由行动。他倒利用各宗教来宣传和保存他的文艺，与达到他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后来，总论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李白与道教（或道家）、佛教之关系的成果则层出不穷，故下文将分别介绍： 李白与道家、道教之关系较早、较为深入地对李白与道教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该书认为，李白所接受的乃是道教所兼容并包的阶段了，就刘勰的三品说，上中下三品，李白可以说全部都沾染了。因为李白有老庄自然无为的宇宙观，但也有神仙派炼养服食的实践，同时并服从张天师的符箓。道教色彩之杂，李白尤其有，先前是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的了，鬼谷子、苏秦、张仪，都可说是道家的的一支，而李白也时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后来道家搀入了佛的成分，李白更是时常谈禅，并同许多和尚打交道。道教的五大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支配着李白，所以他是个忠实的道教徒。 五六十年代，探讨李白隐逸求仙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如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麦朝枢的《李白求仙学道与政治活动的错综变化――读李漫笔之一、之二》、李继唐的《谈谈李白的求仙学道》等。其中陈贻焮文通过对初盛唐士人求仕途径的考察，指出隐逸求仙虽然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乎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却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而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所以李白能够成功地由隐入仕。但是，将由隐而仕之一从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与真实目的的认识不清而寄托了过多过天真的幻想，对之指望过高，则是他失败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文革中，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论述了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他在“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章中认为李白是“道教的方士”，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李白一生求仙访道的过程，他认为李白之信仰道教是“出于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认真炼过灵丹”，但“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 长期炼丹、服丹使他早衰，以致水银中毒；而“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 。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探讨李白与道家和道教之关系的专题文章，如刘伯璜的《李白的道家思想及其在安徽的活动》、夏晓虹的《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安旗的《从〈庐山谣〉看李白游仙出世思想之实质》、罗宗强的《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王友胜的《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刘长春的《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蒋见元的《李白与道教》、阮堂明的《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等。 夏晓虹文认为，李白的好神仙并不神秘，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就与其从政的关系来讲：在他入朝前，主要是用来交游干谒，以达到“名动京师”、“一飞冲天”的问政目的；在朝中则欲以道干政，不满于朝政的黑暗，又要借“谪仙”之名存身远祸；放归以后，一腔怨愤无处发泄，乃以求仙为寄托，但又不甘心沉埋至死，仍希图凭道隐东山再起。罗宗强文认为，李白在对道教信仰的过程中，李白不仅服食国“菖蒲”仙药，服食过经过简单处理的丹砂，而且还受过炼外丹的秘诀，亲自从事过炼丹活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主要是受司马承祯、吴筠等茅山上清派的影响，如果消除尽神仙迷信的色彩，则更带有一种哲学意味与人间气息，表现在李白思想上的就是功成身退的理想。王友胜文从宏观的角度勾勒了中国文人游仙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李白的神游仙国是缘于尘世的狭窄与拘束，压抑与不自由；第二，李白诗歌的神仙世界里，宗教色彩较为淡薄，人高于神（仙）的主题在回归。阮堂明文认为，李白一生具有相当明显的“自我仙化”意识，它不仅体现在他认同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并时常自称以“谪仙人”，还体现在他立身仙界、由上俯下的观察角度上。文章还探讨了李白的这种自我仙化倾向中所蕴含的意义。 李白与佛教相对说来，学界探讨李白与佛教之关系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浩乘的《李白的佛学思想》、葛景春的《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姜光斗的《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等。其中，浩乘文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李白与佛教的关系，文章首先考察了李白熏沐佛化因缘的史痕，搜罗了历代诗评家对李白的评论中有关佛学的材料，分析了李白的佛学思想。该文指出，李白“受佛学洗礼，所以虽遭贬谪，能潇脱自在逍遥物外以诗酒为性情寄托，以佛学为心志归宿，以高僧为游行依止”，他“确能’色相俱空‘洞然看破功名利禄而悄然地度林间崖下底云游僧生涯”。文章还指出，李白的号――“青莲居士”即取自梵典，李白诗中的佛学思想有：（一）起信，（二）习教，（三）习禅，（四）悔悟等。文章最后认为：李白习究教典的广博深透，不是迷信的盲从或虚浮的弄玄，因为他的诗文中虽没有说明研究三藏十二部的步骤，但一吟一咏能随手拈来经典中精华，天衣无缝地成为满目琳琅，确非拾人牙慧，乃是洞达教法的结晶。葛景春文通过对李白集中五十余首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及与僧人交游的诗作的考察，指出李白对佛法相当熟悉，与僧徒佛寺的关系相当密切，佛教思想相当浓重；认为李白以释济道，释道并用，其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往往与道教思想混合在一起。作者还指出李白佛教思想的产生与他身世密切相关，又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个人经历及社会根源。章继光文认为佛教思想对李白后期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具体体现在宣扬空观念，向慕幻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个方面，李白思想中释道融合的情况，反映了唐代佛教与玄学合流的趋向。姜光斗文则主要探讨了佛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他将李白诗集中表现佛教意识的诗作分为直接阐发佛理和在景物描写或空灵明净的意境中渗透出禅味、禅趣的两类，并认为后者是从禅宗“镜花水月”、不执于物的观察世界的方法移植过来的审美方式的自觉运用，所以显得朦胧含蓄、活泼灵动、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从而扩大了诗歌的涵盖面和含容量。 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传统文化之关系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上述的李白与儒、道、释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还对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其他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广泛而全面的分析，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世纪，除了一些李白研究著作、唐诗研究论著甚至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有关于李白与酒的关系的论述，还产生了专门探讨李白饮酒问题的文章，如袁以涵的《陶渊明和酒和李白》、杨海峥的《李白与酒》、罗田的《酒神精神与诗仙李白》、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的酒文化》等。其中袁以涵文指出，同是饮酒赋诗，而李白和陶渊明的态度各不相同，一个是慷慨激昂，一个是冲淡平和；一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有摇山撼海的气魄，一个是“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饶田舍闲逸的风味。葛景春文认为李白受唐代酒文化的影响，其思想性格具有以下特征：（一）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二）狂热精神与享乐意识；（三）忧患意识、自由意识与宇宙意识。 专论李白与纵横家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林邦钧的《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该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和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分被李白净化为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鸿图大志。以豪放的性格和叛逆不羁的精神为内涵的英雄主义是李白对战国豪杰义士侠义精神的深化。 专门探讨李白与《长短经》之关系的文章则有葛景春的《李白与赵蕤的〈长短经〉》、罗宗强的《也谈李白与〈长短经〉》。其中葛景春文是较早对李白与《长短经》的作者赵蕤之关系进行考察的文章，该文认为《长短经》的王霸之道与游说纵横之术对李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受到《长短经》以儒家为主的杂家思想的影响。李白诗歌写得纵横捭阖，颇有奇气，明显受到纵横家风气和兵法的影响。作者还认为，《长短经》虽然没有为李白政治上打开一条光明大道，但对李白思想、性格、世界观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有益作用。罗宗强文则在葛景春文的基础上对李白受《长短经》之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指出，赵蕤的讲“时宜”的思想，深入到了李白的心里，以致形成了他对待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他为什么不走唐代士人普遍所走的应举入仕的道路，而幻想着由布衣而直致卿相，最内里的意识，可能就是这逢时虎变的想法在起作用。赵蕤对李白的另一影响，是对士的基本看法，这其中包括士之地位、用贤士与治国、士之处世态度诸方面。该文还通过对赵蕤《长短经》的仔细考察，指出李白的任侠，似非来自蕤的影响，而另有渊源。 研究李白任侠思想的文章则有任朝第的《李白的任侠思想》、葛景春的《大唐一诗侠――李白与任侠》、尹占华的《论李白的侠意识》、〖新加坡〗王国缨的《李白的侠客形象》等。其中葛景春文认为，任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所体现的墨家博爱精神，在李白身上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他不仅培养了李白惩暴济弱，疾恶如仇，仗义疏财、重交守信的正义感与优良品德，而且也培养了李白强烈的自信感与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王国缨文指出，“侠客”显然是李白终其生未尝放弃扮演之角色。李白于诗文中每每称扬侠客的的豪迈有为，鄙视儒生之迂腐无用，未尝不含有维护其“非官宦儒生”之家世背景，抬高自己社会地位之意。而李白以当今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乃是借侠客不受身世阶级之局限，积极参与世务，甚至左右时局，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之“资历”。 另外，王运熙的《论李白的平交王侯的思想》从具体表现、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思想意义等方面对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表现了他的兀傲不屈的精神，不贪爵禄富贵、志趣高尚、自尊自重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贾晋华的《李白与名士传统》则从“求名•济世”、“玄谈•放达”、“求仙•山水”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最后指出，李白将求名济世与自由人格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标志着汉季以来人的觉醒的最后完成，士的独立人格的完美实现。 第四节 李白诗文研究 一、文学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已经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伍非百在其《诗界革命家李白的作品之研究》中说，他最爱李白的诗，因为他的诗中含有骚、仙、侠等三种特质，认为“这三种特质，使人幽思，使人解脱；使人慷爽，使人悱恻缠绵，高尚清洁，而又勇敢至诚”；又认为李白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解放了诗体，“李白不喜用格律，不但五律七律，是他要破坏的，就是乐府的本意，歌行的等句，他也要破坏。越是没有限制，越显得出艺术本领”，所以李白可谓“诗界革命家”。吴汝滨的《李白》则认为，“就质上说，他的胸襟很阔大，气象很雄浑，风神狂放，飘忽绝尘之处，亘古罕有其比。他的抒情诗，善描写妇女心理；他的描写诗，以写景为最好，能使情景合一；他的叙述诗，不及杜子美、白香山之好，而亦能处处表现个性。以形式来说，他的乐府及五七言古律绝都很好，而微短于用韵，赋文皆不甚好。”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则认为李白占据了“中古浪漫主义诗人的独一无二的交椅”，“他的诗歌，在意识上表现倾慕神仙的要求，在取材上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背景，在修辞和气势上，表现出豪放不羁，活泼自由的天才，而确定他独成一家的地位。”戚维翰的《李白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李白诗歌的优劣，他认为李白“长于古体，而短于绝律”、“长于抒情，而短于写景”、“长于自我的表白，而短于客观的描写”、“富于辞华，而缺少内容”，该书还论及李白的文赋，说李白的性格是不宜于模拟，他的赋没有一篇能脱文选的窠臼，所以终比不上诗的出色；他的“书”，都是文情并茂，气象万千，读之令人生无限快感，确可当“清雄奔放”而无愧色；其次佳的是序，此类文虽都是抒情小品，而其清新俊逸，亦不亚于诗。 另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唐诗论著也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着重评价了李白在乐府诗和山水诗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认为，“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第一，他是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的，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第二，他奔放自由，故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第三，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是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两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的作用与影响，至此才算大成功。他在评价李白山水诗成就的时候说，“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的成绩往往比那一班有意山水诗的人更好。”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李白的诗“不惟集汉魏乐府之大成功，而且也集开、天浪漫文学的大成”，和开天时期其他诗人相比，“惟有李白的作品很多作于天宝之后，并且依然保持着他的神仙、豪侠、颓废的浪漫的色彩”，所以他“能替盛唐四十余年灿烂庄严的浪漫文学挣得一个最光荣的收局”。 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正是人们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时期，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都用这种全新眼光对李白的文学成就重新作出评价。如林庚在《诗人李白》中首先认为，李白是“历史上一最具有鲜明性格的诗人”，“那丰富的想像，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些表现为太阳般鲜明的形象，感染了无数的人们，这就是属于李白的光辉的成就。”作者还指出，“李白在诗歌形式上，无疑的正是以七古与七绝最为杰出，那奔放不羁的歌唱，那天真解放的情操”。另外，李白一生绝少写律体，“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的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国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作者最后指出，“李白在艺术上的高度的统一性、典型性、独创性、普遍性”，“都是属于诗界上最伟大诗人的范畴，创造了中国诗歌高潮中最杰出的表现与典范。” 范宁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中也指出，李白的作品“在风格上表现为一种奔放雄迈的气概，虽然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李白诗歌主题的现实内容和非现实的情节的结合，能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清新的刚健的感人的力量和一种青春旺盛的乐观情绪”，“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富于反抗性的高贵品质。” 另外，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中对李白创作成就的评价，则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创造了艺术的鲜明形象，雄放无比的多样的风格，在诗歌的语言上，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奇丽的光辉，形成明朗透彻的个性。”“李白的作品，是兼有岑、高、王、孟各家之长，并且更加提高发展，集盛唐诗歌的大成。”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七十年代末以后经过文革十年的停滞和荒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开始了对李白诗文创作的研究。此后人们虽然逐渐摒除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力图使用新的名词，但他们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较之五六十年代仍未有质的变化。也正因为此，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不再热衷于对李白诗文创作成就作总体评价，而是喜欢分题材、分体制地探讨李白在某一具体表现领域、某一具体艺术样式上的创新和发展。 二、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 五十年代1954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个当时全世界封建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正走在她胜利的高峰上，她的无限的展望，带来了自由的丰富的想像，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也就是在这高峰上，于是出现了李白。”“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这就是李白诗歌的现实性。” 林庚此文先是在1954年6月下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的，有些与会学者对林文中所说的“太平盛世”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否认李白对盛唐的歌颂，如赵树理在同意林文对盛唐性质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李白的诗作既反映了盛唐好的一面，但他对现实还是不满的，因此也反映了盛唐坏的一面。 此文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认为林文“对李白诗歌所表现的要求解放的精神力量的历史意义估价过高”，裴斐在《谈李白的诗歌》中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青春奋发，而是忧郁和愤怒”，“当李白以一个卓越的诗人姿态出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唐帝国开始崩溃的时期了。”还有一些学者持调和的观点。如时萌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既不同意林庚的观点，也不同意裴斐的观点。他认为李白“既然经历过那个全盛阶段，那么他诗中的反映’盛唐气象‘，也真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转变，李白的笔尖逐渐转向，笔上的彩色逐渐沾上了天宝以后的现实生活的灰黯色彩，诗篇里流露着忧愤的控诉。” 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对其“盛唐气象”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伸发。 他在该文中认为，“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而“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本质”，“整个盛唐气象是歌颂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里面反映了这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裴斐陆续发表了《历代李白研究述评》、《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李白天宝初供奉翰林是他一生当中的重大转折，由此分出创作的前后期，而安史之乱又使他的后期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阶段。李白正是“站在当时社会所处的时代顶峰，看见的不是更美妙的前景，而是黑暗的深渊”，“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李白作品的基调，决不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诗人并没有对他面临的现实唱赞歌，相反，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到现实中简直毫无出路。” 而李泽厚在《盛唐之音》一文中，对林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指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首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他还认为李白的《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六首诗是代表盛唐的最强音，并用以论证“他们这个阶级（指世俗地主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 1982年在西安举行的唐代文学研讨会上，“盛唐气象”再次成为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议题，会后发表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介绍了与会者讨论的意见。他们普遍认为，“盛唐气象”是盛唐社会政治安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生产力和思想解放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前研究李白，往往只着眼于李白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基本上不提早期的杜甫。须知李白的揭露和批判，正是那个时代强盛、青春的活力、思想解放的反映，把李白单看作批判诗人，是贬低了李白。盛唐气象，中晚唐的作家不断怀念，人民也怀念，这说明盛唐气象从来都是鼓舞人们实现理想、激发民族自信心的一股力量。否定了盛唐气象，不利于古为今用，不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 针对与会者的这些意见，裴斐又发表了《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和《“盛唐气象”再质疑》两文。他认为，前人所谓的“盛唐”仅是指诗之盛，与当代论家所说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之盛，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李白创作成熟于玄宗后期，当时盛世已是一种虚弱的假象，而李白的卓越之处恰恰就在惟有他觉察出了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危机；李白和杜甫所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李白的艺术个性不仅是豪，而是豪中有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这才是李白的本色。 与此同时或稍后，多数学者撰文认为李白诗歌确实反映了“盛唐气象”。如罗宗强在其《李杜论略》中指出，李白的政治思想和生活理想、美学理想、艺术风格各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与杜甫有着明显的区别。黄天骥的《李白诗歌研究的几个问题》也认为，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是李白构思壮美形象的直接推动力。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浩瀚气魄和雄伟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国力。王昌猷、梁德林的《李白诗歌的时代特征榷议》不同意裴斐关于李白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过程”、“反映了盛世的崩溃”的观点，他们认为安史之乱虽使唐朝元气大伤，也只是衰落之始，而不是“全面崩溃的时代”，他们将李白的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认为早期反映了盛世的繁荣，晚期反映了盛世的衰落，中期是过渡期，仍然反映了盛唐气象。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则认为，“盛世文化的繁荣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时代相始终，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总的看来，在论点和论据等方面都无多少新意，故不再赘述。 三、诗歌艺术综论 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人们多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出发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如范宁的《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其中谢善继文则认为，李白的诗，在一个广阔无边的背景中，贯串着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具有清新、开朗、自然、豪放的风格；由于诗人具有雄伟的气魄，形成一种自由的格律，在他的诗中最能表现着浪漫文学的真精神的，是那些长篇歌行。黄海章文则从时代影响、生活道路、思想渊源和他所继承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等方面，探讨了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 另外，王尚文的《试谈李白诗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则分析了李白诗歌中一些艺术形象的涵义，如大鹏的意义”分明就是对鷃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封建秩序封建束缚的否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而凤凰和松柏也都是诗人自己的寄托，表现了诗人不能与权贵奸臣同流合污的孤傲独立的性格和品质。另外，诗人还创造了许多神奇美妙的理想境界。 八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角度趋于多样。人们从诗歌意象、意境、表现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了综合研究。 对李白诗歌的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姬默的《李白与月亮》、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白诗的飘逸美》、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等。其中房日晰文认为，李白许多诗篇在意象上的跳跃比其他诗人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这一特点与诗人才思敏捷密切相关。而才思之敏捷又与经常饮酒、作诗时充满沉醉状态的灵感有关。意象跳跃的特点又是由于诗人用世之志和倔强性格与现实发生急剧冲突，创作时非常激动，思绪飞跃所造成的；也是由于诗人本身的精神状态经常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中，故而感情瞬息万变所致。文章认为李白诗歌这种意象的跳跃性，使其诗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感染力，而且在任意挥洒之中又保持着意境完整，注意到丰富含蓄，因此，大大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李浩文通过对李白文集的统计，发现李白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并非大鹏，而是凤鸟。该认为李白诗中所出现的神话传说中虚构的鸟类意象多带有典故本身所具有的原型性特点，同时又积淀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使李白诗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文章还认为，李诗在禽鸟的意象构成上，具有对比性，即将含有不同象征意义，甚至相反意义的鸟类意象放到一块进行描述，产生映衬对照的作用，使善与恶、正与邪、喜悦与厌恶、欢乐与悲怆，在强烈的反差情境中更加鲜明突出。张天健文则认为，李白一是将月亮作为最美的物象，一是作为最亲近的物象。李白用月亮组象，寄托他酷爱自由、追求解放、同情不幸、鄙弃尘俗、叛逆不羁的思想性格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对李白诗境进行探讨的文章则有金性尧的《李白的梦境•仙境和诗境》、杨铁原的《李白的审美敏感阈及其艺术表现》、袁行霈的《李白的宇宙境界》、许总的《论李白自我中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陆惠解、陈尚铭《李白诗歌与灵感思维》等。其中金性尧文从文艺心理和大脑功能的角度探索了李白诗歌的梦境、仙境和诗境的关系，认为对于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复杂的矛盾现象，都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他的心理、意志、情欲、智力方面去考察探索，笼统地用”精神面貌“之类的话表述是不够的。杨铁原文认为李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敏感阈，他豪放无拘的个性和躁动不安的心态，使他对那些呈现激烈运动和冲突状态的事物有特殊的兴趣，并在审美观赏和艺术创造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亢奋、紧张、不假思索，惟求一泻为快的创作情绪。袁行霈文则指出，李白的宇宙境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往往是从大处把握对象，得其神气略其形色，得到大气象；其次，李白处理人事的态度往往是极其洒脱的，对其所爱的人有火一般热烈的感情；第三，最重要的是李白既然感到自己与宇宙等量，遂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文章还指出，李白诗歌的宇宙境界的形成，跟诗中运用的意象有很大的关系，李白常常用自然意象特别是宏伟的自然意象，还常常把两个宏伟的自然意象重叠起来，造成更加宏伟的效果。另外，李白宇宙境界的形成还和他所使用的语言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李白的诗歌语言是大容量的，能容纳宏伟的带有强烈色彩和力度的感情；李白诗歌语言里沉淀着战国时代纵横家的热情与气质，还沉淀着道家和方士的气质和言辞，有一些仙气，所以李白诗里多的是出人意表的大言，冯虚凌空的神仙，虚无缥缈的仙境。许总文认为，自我中心意识的空前强化，构成了李白文学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李白诗歌创作既以自我意识为中心而展开，又充满天国仙界的神秘氛围，更采取”援笔三叫，文不加点“的情感爆发式表达方式，因此，在其创作出空前宏大的艺术境界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神奇之气的通体充盈。 从创作手法、表现艺术等方面分析李白诗歌艺术的成果则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中感情表现特色》、胡遂的《道教与李白诗歌的想象艺术》、朱易安的《庄周梦蝴蝶――李白诗歌用事小议》、张瑞君的《浅论李白诗歌的时空描写艺术》、陈尚铭的《试说李白诗中的意识流》、〖日〗松浦友久的《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等。其中房日晰文认为，李白诗的特点在于”以情纬文“。他的感情抒发，有时如山洪爆发，直泻而下；有时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前者大多是长篇，感情冲动，情绪激昂，以致表现出若断若续、意接词不接的现象，因而主观色彩很浓，自我形象非常鲜明。后者则大多是短小的抒情诗，一气呵成，诗人将其主观感情巧妙地隐藏在诗意浓郁的画面背后，诗的情调谐和，诗味深厚隽永。胡遂文从道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李白诗歌中的想象艺术，认为李白诗歌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超人境界，奇幻境界以及情化自然的境界三个方面，它不仅可使李白诗歌特别是山水之作返璞归真，而且还使李白及其诗歌热爱自然的审美神韵得到充分表现。朱易安文通过对李诗中一些用典之作的具体分析，发现李白用事比其他唐人更具有”天成“的特点，比别人更多地反映出作者的潜在意识；他的比喻和寓意的对象往往即是自我，历史人物在李白的作品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纠集到一起，通过互相映衬和补充，按李白的价值观，塑造出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人生世界；隶事中人物形象的替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在出与隐问题上的矛盾和忧虑，因此，他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他的模式，而只能组合。张瑞君文则指出，李白时空描写艺术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仅可以将过去、现在、将来的空间境界互相沟通，可以将天各一方的空间境界同时展示。而李白连接这些互不相关的时间、空间境界的艺术手段有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变化、空间境界所表达的内在意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在体验等多种。这就是李白诗歌为什么气势宏伟，包蕴深厚，境界广阔的重要原因。陈尚铭文则从广义的意识流的角度探讨了李白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其一，连喻式诗意识流，跳喻式诗意识流，变喻式诗意识流，突喻式诗意识流，文章还对《远离别》等诗的意识流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图解。松浦友久的著作主要从”题材及其心象构造“角度来论述李白诗歌的素材与主题，从”样式及其艺术表现功能“角度来论述李白诗歌诗型与风格问题。作者在分析李白诗歌的感觉基调时指出，李白诗歌之所以被人称为”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和色彩“，直接原因就是”李白诗歌语汇本身就有很高的光明度“；在探讨李白诗歌主要题材及其心象构造时，作者指出，行旅、离别、饮酒、月光等，”构成了极其独特或相当独特的李白世界“，”这些题材内所具有的某种共通的因素或特征，同李白诗歌整体所体现的李白创作风格相呼应，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四、李白诗歌分题材研究 李白诗歌表现的题材丰富多样，学界从题材角度对李白诗歌进行探讨的成果也较多，而对山水、游仙及爱情、妇女题材的关注尤甚。 山水诗、游仙诗就单篇论文而言，本世纪研究李白山水诗、游仙诗的成果主要有：裴斐的《谈李白的游仙诗》、韩式朋的《李白山水诗的写意特征》、乔象钟的《论李白的山水诗》、张家琪的《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兼与王运熙同志商榷》、王许林的《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论李白山水诗的宇宙意识》、王定璋的《李白山水诗文的个性特征及其时代意义》、韩经太的《善游皆圣仙――李白山水仙游诗的兴象特征与文化底蕴》等。 其中裴斐文认为，李白入宫以前所写的游仙诗，基本上属于《文选》注家李善所谓”正格“游仙诗，其后期的游仙诗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诗人把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愤懑心情带进了作品，使作品具有反抗现实的意义，从而在艺术上也出现了气势奔放的诗风；其次是可以从中看出诗人自己的鲜明形象；再次是他笔下的神仙大多富有人情味。韩式朋文从李白山水诗与中国写意画的关系考察了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独创性，认为李白的山水诗有四个写意特征：“以神托形，以小观大”；“景淡情浓，物我相契”；“重实求虚，虚实结合”；“山水写意，诗画相通”，且认为对宋以后中国山水画和山水诗有较大影响。王许林文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包含着一个人们长期忽略了的美学意蕴――宇宙意识的觉醒和探求，而李白的山水宇宙意识又呈现四种表现形态：探索型、创造型、伤感型、空灵型。王定璋文认为，李白的山水田园之作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豪放浪漫的个性基调和夸张写意的艺术手法；其二，变化多样的艺术风貌与气势恢宏的独特意境；其三，模山范水之作与诗人建功立业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形式。这三个特点就是为什么李白笔下的山川景物浸透了他的个性色彩和主体意识，为什么他那大鹏般的志趣总要曲折隐微地折射于其作品之中的原因之所在。王兆鹏等文则指出，李白当李白的美好理想在现实冲突中碰成碎片时，一方面构成了“我欲因之壮心魄”的伟岸精神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山水豪情；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对人的命运和出路的反省，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沉思，而这种反省和沉思往往是借助对自然景象的叩问来实现。韩经太文探讨了李白一生豪游山水的文化驱动力，认为以大为美而又迷狂于幻想的真实，循着生之快乐的方向运筹神思而又追求于一时尽兴的淋漓痛快，秉持着豪雄侠士的奇险心理而又沉溺于美色的温香暖玉，这诸多层面的驱动因素，辐凑于道教氛围作用下的仙游意念和自然山水呈示中的赏心悦目，便构成了李白那独特的山水仙游诗的艺术境界。 另外，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在论述李白山水田园诗时指出，“他的主要成就在那些描写名山的七言和杂言歌行”，“与其说它们是山水诗，还不如说是诗人理想和苦闷的寄托，是诗人精神境界的自然化。这些诗打破初唐歌行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古文和楚辞句法，以豪放纵逸的气势驾御瞬息万变的感情，用仙境和梦幻构成了壮丽奇谲的理想世界。”作者还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在大量吸收齐梁清词丽句的基础上，将山水的清空之美进一步提纯和净化，形成了晶莹透明的诗境”。作者最后认为，李白在融会盛唐众家诗境的同时，始终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突出在山水意象之上，因而具有强烈的个性。这是他与王孟诗派最大的区别。但李白在艺术成就达到一代顶峰的同时，也产生了’百首以后较易厌‘的问题“。 爱情诗、妇女诗对李白诗歌中的爱情题材和妇女题材进行探讨的成果主要有：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中的妇女形象》、肖文苑的《浅谈李白的爱情诗》、安旗的《和”卑贱者“共呼吸，同命运――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乔象钟的《李白诗歌中的妇女群像》、沙灵娜的《李白的思妇诗和弃妇诗》、赵晓岚的《李白的爱情诗述评》、傅绍良的《论李白的妇女诗及其人格美》等。 其中孙殊青文指出，李白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妇女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在自己的诗篇中真实地反映出她们的痛苦、要求和愿望，而且，他还热烈地歌颂她们反抗暴力的英雄行为。安旗文分析了李白诗歌中所表现的妇女形象，认为李白从先进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能够在他的创作中大量地反映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把她们写得这样美丽，这样纯洁，这样聪明，这样善良，这样有胆有识，这样可爱可敬“，”体现了诗人和’卑贱者‘共呼吸、同命运的高贵品质“。沙灵娜文则指出，李白的思妇诗和弃妇诗多用乐府旧题而赋予新的面目、新的生命。 抒情诗及其他题材除了上述的山水、游仙及妇女、爱情等题材，学界还对李白诗歌中的其他一些题材，如政治抒情诗、战争诗、咏史诗等进行了探讨，其中较有深度的论文主要有张汝洛的《李白底的抒情诗》、裴斐的《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王定璋的《略论李白诗中的战争题材》、孟修祥的《充满现实感的历史世界――论李白的咏史怀古诗》、王友胜的《李白的咏史诗及其审美价值》等。 另外，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把李白现存诗作按内容和题材分为行旅、离别、月光、女性、风景、怀古、饮酒、战乱、政治、游仙、赠寄、独吟等十二种类型，并分别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尤以旅、酒、光，是李白诗歌中最重要的对象“，”这是因为，这些都使人们有可能通过它们从主观感觉上认识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广阔，通过它们从主观感觉上克服人生的有限性的东西。“ 五、李白诗歌分体和声律研究 分体研究在李白诗歌分体研究中，人们对古体诗关注较多，而古体诗中，乐府又尤为学界所重视。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詹锳的《李白乐府探源》、谢善继的《李白的乐府民歌与形象思维》、周振甫的《李白乐府诗中感事篇试探》、黄瑞云的《说李白的古风》、乔象钟的《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金志仁的《舒卷自如金声玉振――谈李白杂言诗的音乐美》、裴斐的《太白乐府述要》、〖日本〗松原朗《李白的歌行――论歌行与咏物的关系》、郁贤皓的《论李白乐府的特质》、《李白乐府与歌吟异同论》、房日晰的《论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贡献》、王锡九的《论李白七言古诗的艺术成就》、张明非的《从五言乐府诗看李白革新诗歌的实绩》、傅如一的《李白乐府论》、葛晓音的《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等。 其中詹锳文对李白乐府诗在体式和句辞上的来源逐一进行了探讨，可见李白乐府从古题本辞本义妙用夺换而出，离合变化，显有源流。 松原朗文认为歌行在初唐后期确定为以咏物（事物的客观描写）为基本的歌辞文学，直到岑参歌行仍是这种特点，发展到李白，歌行与咏物的关系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咏物部分与作品末尾的抒情部分截然分离；咏物部分轮廓模糊与作品末尾部分界线不明显；咏物已与抒情融为一体，不可能再把两者分开。作者认为李白的歌行已从初盛唐的咏物诗中摆脱出来，抒情色彩越来越浓。 郁贤皓前文指出，李白几乎每篇乐府都把个别的感受使之普遍化、传统化、客体化，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这些诗篇能叩动人们普遍的心弦；李白乐府多用比兴手法，未把自己的表现意图明确提示，给人以未完结的感觉，同时也使李白乐府产生”奇之又奇“、”窈冥惝恍“的巨大艺术魅力。郁贤皓后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李白的乐府诗与歌吟体诗有三个方面的显著不同，李白的新题歌吟体诗不必归入乐府类，其乐府诗应以《乐府诗集》所收和宋本李白集卷下标明”乐府“者所限，不宜随意扩大其范围。 王锡九文认为，李白的乐府，善于根据所写的内容，广泛地向前人学习，创造出多种多样而又以个人的独特性一以贯之的风格。而其中，学骚体而又加以新变一格，又是李白乐府中最富有艺术创新精神的。就李白的全部七古而言，最有特色的也还是他取法《庄》、《骚》，同时结合初唐以来七古艺术发展的极则――波澜起伏、气势纵横、音节高亢、豪迈奔放的特点而写出来的诗篇。 张明非文认为，李白继承和发扬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借南朝乐府民歌写时事；另外，李白的五言乐府还恢复了叙事传统，但他与汉魏乐府有所不同，既不注重情节的交代，也不着力于对话、细节，而是多用夸张和想像，突出人物特征，使其形神毕肖，并且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意味。文章最后指出，从李白革新诗歌的立场出发，便会发现他的五言乐府艺术上融汉魏古调与齐梁新声于一体，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意境浑成，又吸取了齐梁民歌的凝练精巧；既保存了汉魏乐府的自然质朴，又不废齐梁民歌的声色之美。这样一种风骨和声色的融合，是李白对乐府的艺术创造，同时体现了李白革新诗歌的途径。 傅如一文探讨了李白对传统乐府诗整理与提高的方式：（一）对乐府旧辞的语言加以修改锤炼，（二）将文不对题的乐府旧辞尽力根据史料依题立义，（三）有些乐府旧题无古辞或失传，李白根据旧题流传的故事加以增补，（四）有些乐府旧题的古辞立意欠佳，李白另铸新辞。另外，李白首创了即文名篇的新题乐府，开创了以文为诗的新传统，使古诗向自由诗不断转化，创造了一种特殊模式的乐府诗，即××歌（××行、××吟）＋送××（送××至××地），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葛晓音文将李白乐府的内容和表现艺术复古与变革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体制、内容及艺术方面恢复古意；二是综合并深化某一题目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全部内容，或在艺术上融合汉魏、齐梁风味再加以提高和发展；三是沿用古意，而在兴寄及表现形式方面发挥最大的创造性。作者还指出，乐府到李白手中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汉魏兴寄的传统和天真自然的风致，融会了前人的一切表现艺术而更加完美，达到了化工无迹的境界。由于这些经验是中国诗歌在上升发展的阶段积累起来的，经过李白天才的总结，从而促使古题乐府进入了极盛的阶段。作者还探讨了李白复古革新意识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认为李白之所以产生复古革新的自觉意识，除了对本人天才的强烈自信以外，还和两个群体的影响有关：一是他所结交的道士，如司马承祯、胡紫阳、元丹丘等，基本上属于茅山道派。茅山道派是李白和陈子昂思想上联系的中介之一。他们二人思想一脉相承之处，主要在于都吸取了茅山派穷究”天运“、”元命“的哲学。李白正是运用这种思维，站在”上探玄古，中观人世“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诗人适逢盛时的幸运，比陈子昂更明确地树立了”乘运“”跃鳞“、”希圣“、”删述“的大志，并本着对盛唐时代精神的敏锐感受，以”贵清真“作为诗歌革新的精神向导，使儒家的复古观念为总结前代文化、开创”文质相炳焕“的一代新文风的现实目的所用。这也是李白以复古为号召，在创作中却能复中有变、决不机械拟古的主要原因。另一个群体是天宝年间李白在”十载客梁园“期间所结识的贾至、独孤及、于逖、杜甫、高适等人。这些人彼此关系密切，而且都具有较浓厚的儒家复古思想。李白在天宝前期与它们交往，必定会受他们影响。而且，李白的一些思想观念，往往与当时的政治脉搏相合拍。开元年间士大夫要求从礼乐入手实行教化的呼声很高，崇雅黜俗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崇尚雅乐，爱好清乐，抵斥胡乐和俗乐也是这种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映。而在提倡清乐的问题上，李白又是盛唐诗人中最坚决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李白之所以大量创作古乐府，主要是出于”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自觉意识，以及总结一代文化的使命感。由于这种使命感始终与复古观念结合在一起，李白的复古就不是单纯的拟古和仿古，而只是指引创作归于真朴的一种精神导向。 另外，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李白乐府论考――以艺术表现功能完成为中心》从艺术表现功能的角度对李白的乐府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作者认为，首先，李白乐府体现了因起源不同而在乐曲性联想方面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差异，结果是在其乐府诗作中产生一种飘逸、富于韵律的动感。这种动感通常由于音律数的自由化（非拘束性）所致。而其杂言作品要比七言乐府，更明显体现这一倾向；其次，李白乐府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感动的古典化、客体化，李白采用了将先行作品的诸种要素加以集中提炼的典型化手法；第三， 乐府诗的第三个表现功能――表现意图的未完结提示，在李白乐府中虽复杂，但很明了：作者的表现意图在作品自身尚没有完全明确固定时，读者就可以依照乐府诗固有模式猜想到其结局，读者主观判断照旧可以在解释方面使其完结了。作者最后指出：“从汉代以来庞大的作品群中抽出真正有效因素作为唐代乐府再构成的能力，换言之，对中世诗古典性（并非《诗经》的、古代的）真切感受性和造型力，是使李白乐府诗达到如此完美程度的最基本原因。这就意味着作为乐府诗作者的李白，同作为乐府新境的开拓者相比，明显应属于具有更多古典的、传统的手法的集大成者。” 和李白古体诗研究相比，学界对李白近体诗的研究要逊色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试论李白的五言律诗》、《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论李白的五言绝句》、《李白七律少一辨》、葛景春的《李白律诗浅探》、康怀远的《简论李白七绝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构思》、孙琴安的《李白五律的艺术成就》、施逢雨的《从情意模式角度看李白绝句的成就》、宋心昌的《李白七律考评》、《李白五律艺术论》等。 其中房日晰《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一文认为李白七绝创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诗人，有的直接描写重大政治活动，开拓了七绝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还写了一些七绝组诗，因而对七绝的成熟有其特殊功绩。其《论李白的五言绝句》一文，认为以较小的篇幅写重大的题材，是李白对五言绝句表现力的开拓和贡献，而李白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则奠定了他在五绝史上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其《李白七律少一辨》文认为，要揭示李白七律创作甚少的真正原因，必须将其诗歌方在盛唐诗歌创作的总潮流中考察：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发展到盛唐已臻成熟，李白则将其推到历史高峰；而七律，开元、天宝年间仍处于摸索试验阶段，当时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盛行，诗人很少愿意在形式上下功夫，七律创作成绩甚微，李白也不例外。其实李白并非不善作七律、不愿作七律或反对作七律。 孙琴安文认为，李白的五律似乎从不受格律的束缚，多是任意挥洒，一气流走，脱口而出，然笔墨过处，却又自成平仄，天然对仗，起承转合，样样俱备；他的五律往往涂饰上非常艳丽的色彩，能极想象夸张之妙，写出了许多想落天外，异常奇妙的诗句。 施逢雨文在将李白绝句与整个唐代绝句的情意模式进行对比之后指出，李白的绝句中警策论断型的作品比例偏低，而片刻意趣型、普通四句行和民歌类的比例则都明显偏高。作者还试图从李白的才性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些解释。 宋心昌前文首先对李白现存的七律数量进行了统计和考辨（实为9首）；其次，概括了李白七律的艺术风格：“任意挥洒，一气流走，吐词天拔，句挟清音，无意于律而自成格律”。对于李白七律中的失律现象，作者的解释是：盛唐七律，主要讲体格风神，规范法度，或通篇匀称，句律典重，或尚华藻秀异，音调朗润，而李白和崔颢的七律，则从乐府和歌行而来，故常于规矩绳墨中杂以古调，律法稍疏。 本世纪纯从诗歌声律的角度研究李白诗歌的成果更少，主要有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日〗坂井健一《李白诗谐韵考》。其中鲍明炜文属于纯粹的音韵学研究。而坂井健一文则在分析李白诗歌用韵的基础上，注意到了声韵与李白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李白诗歌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所谓雅言。李白在中古汉语中，对于音节数方面，抽掉－ng组字，而最多使用的是－n组字。这是李白诗在谐韵上的一个倾向。从这一过去多被忽略的侧面，可以重新看待李白诗词，并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李白诗词特点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还有朱易安的两篇探讨李白诗歌形态的论文：《拆碎七宝楼台――李白诗歌形态研究之一》、《韵律和意象组合》。前文将李白始终的含有相同语词的句子进行纵向排列，从中发现了李白诗歌形态的某些规律和模式，并由此看到了其诗歌在特定语境下所表述的深层意义。作者认为：语词的有效选择，是李白诗歌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后文想就韵律与意象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探讨其在共构李诗形态中的作用。该文也指出，李白诗歌在用韵上体现了十分娴熟的技巧和严谨性。以他的五言诗作统计，极少有押本韵而出韵的例子，甚至于七言诗和杂言诗中通韵的例子也不多。所以，一般认为李白不愿受到太多的声律拘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作者还指出，李白诗中的意象组合，“往往呈现出模糊的拼凑和搭配，却又能产生气象非凡艺术力量。” 六、《蜀道难》作意和主题讨论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作，但是对于其作意和主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世纪初以来，李白研究学者或沿用旧说，或对旧说加以补证，或对旧说提出商榷、自立新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玄宗幸蜀说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持此说，该文假定《远别离》不是天宝初年后作，是咏幸蜀，那么《蜀道难》也可类推了。二诗大约在玄宗出长安后作。“李白起初听见谣言说明皇生死未卜，才作了远别离。忽然得了确实消息，才知道他是去四川，大吃一惊的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下又说一大篇咨嗟太息愁眉不展的话，都是抱怨唐明皇千错万错，不应该去四川。”王瑶在其《李白》中也认为：“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曾经见过这诗，但这传说亦不可信；它开头就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而李白并不是由蜀中至长安的。”“ 和李白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看，应以萧说为是。”俞平伯的《〈蜀道难〉说》也同样认为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最可信。他认为《河岳英灵集》殷璠序说“此集起甲寅，终癸巳”不可靠。书名既为“河岳英灵”，所收当是已逝的作家，云“终癸巳”，其时太白尚在，离他卒年宝应元年，相距甚远。今本《河岳英灵集》是否殷氏之旧，或有出后人附益处固不可知。此说后来附议者寥寥。 送友人入蜀詹锳的《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认为，《蜀道难》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俱是先后之作”，“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蜀道难》，敦煌写本诗选残诗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阴铿《蜀道难》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所以其旨意当是劝告友人，谓功名不可求。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据《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推断《蜀道难》的作年至迟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前，证明萧士赟讽玄宗奔蜀说不可信，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途艰险和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咏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樊兴在其《〈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中认为，《蜀道难》是天宝元年李白刚到长安时所作，它主要是歌颂了祖国山川的奇险和壮丽。后来王启兴的《〈蜀道难〉新探质疑》也认为《蜀道难》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康怀远的《〈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则认为《蜀道难》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重点是表现“蜀地之险”，别无寄托。乔象钟的《李白〈蜀道难〉补议》认为，从前人的文学作品看，咏叹蜀道难者，远不及歌颂锦城乐者更为热烈；而蜀道，在蜀人的眼中，又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道路，李白作此诗就是对这条奇光异彩道路的描述。 仕途坎坷郁贤皓在其《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中认为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见贺知章，写《蜀道难》寓功业难成之意。稍后安旗撰专文《〈蜀道难〉新探》，明确提出此说。她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是李白首次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作者经历一番大幻灭以后谱出的血泪交织的乐章，因而它是对唐王朝的阴暗面的揭发和批判，认为从李白惯用的艺术手法看，《蜀道难》用比兴手法，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蜀道难〉求是》、《〈蜀道难〉新笺》、《我读〈蜀道难〉》等文章，继续申述其对《蜀道难》寓意为仕途坎坷的说法。另外，柯昌贵的《说〈蜀道难〉的主题》也持此说。 隐喻黑暗现实姜光斗、顾启的《〈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一文，认为该诗的主题应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仕途艰险的社会现实。黄东黎的《〈蜀道难〉新辨》认为，《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年三月间。是李白奉诏进京初的作品。它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前夜，通过极力描写蜀道的艰险，深刻地揭示出盛唐时代的社会矛盾，表达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钟元凯的《〈蜀道难〉――天宝治乱转关的缩影》。 多重寓意说袁宗一的《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则认为《蜀道难》作于天宝三载春，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仕宦之途失败后，借友人入蜀之机，描写入蜀途中的险阻，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备受屈辱的愤懑，以及当时社会阴暗面所引起的种种思想感情。 七、李白文研究 本世纪从整体上探讨李白文思想和艺术的的专题文章主要有：刘忆萱的《李白古赋的艺术特色》、哉伟华的《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王定璋的《李白文章管窥》、管士光、刘忆萱的《李白的散文》、牛宝彤的《清雄奔放的李白文》、《略谈李白文章的艺术成就》、朱金城的《论李白的散文》等。 其中管士光、刘忆萱文认为，“李白的散文能用挥洒自如的笔触揭示自己的理想，挥斥内心的幽愤，好象在与读者促膝倾谈，豪放爽朗中带有凄怆悲愤之气，这与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朱金城文探讨了李白散文与传统散文之间的继承和革新。他说，“李白的大赋虽脱胎于汉赋，还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诸子的笔法，尤其是《庄子》、《山海经》、《淮南子》等在创作题材和手法上都启发过作者。”而李白的小赋虽然“模拟了南朝江淹、庾信的等人的抒情小赋”，但“已经全然不是那种沁人心骨的冷色调和精雕细凿的风格”，“而字里行间仍时时透露出清新自然的气息”，“它具有后者所没有的开阔气象以及一贯到底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而李白的书表序记大部分用骈散相间的文体写成，“文中雄浑开阔的气象，跌宕转折的文势，典赡高华的风态和清丽自然的语言，则综合体现了盛唐文学的特色。”作者指出，李白的散文还具有“以诗为文”的特点：“即使是说理性的文字，也采用抒情色彩很浓厚的方法来表现，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所谓主气、不主意，主情、不主理的艺术方法，直观上增添了他的散文作品的文艺性。” 牛宝彤文则指出，李白文在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就：第一，清雄奔放；第二，以诗为文；第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富于变化。作者还认为，李白对于屈赋的优良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使李赋在唐代文坛“复古”革新的浪潮中前进。李白赋是由六朝俳赋、唐初律赋向唐宋文赋过渡中的产物，曾起过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另外，牛宝彤的《李白文选》，是目前唯一一部李白文的选注本。 八、李白文学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多是在一些文学批评史、李白研究专著中进行的。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指出，李白“清真”的文学观，“是从他的道教思想一贯下来的”，“李白由道教的’自然‘观念出发，而爱淳朴”。而专门探讨李白的文学观念、创作理想的文章则很少，主要有董维藩的《李白对于文学的观念》、萧望卿的《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等。萧望卿文指出，李白以复古自任，复古的精神贯彻在他的思想和作品里，但他的复古实在就是新变。他不仅接受了汉魏使得格式和精神，且兼揽了六朝和隋唐的精华，来挽救浮艳的颓风而创造新诗。李白的艺术思想承袭老庄，特别是庄子，他尚淳朴，轻视技巧，排斥虚饰，而企想回到自然。 五六十年代，对李白文学思想的探讨的专论更少，只有俞平伯在《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一文中涉及到此。作者并没有从字面上理解李白有关文学创作的观念， 他指出李白在此诗中的有些说法是夸大的，有些必须结合其创作特点来理解，如李白所谓的“复古”事实上在创新，而“绝笔于获麟”则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提倡。 七十年代末以后，研究李白文学理论和审美趣味的专题论文才开始多了起来。如罗宗强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审美理想蠡测》、乔象钟的《李白的诗论及其艺术实践》、杨海波的《论李白的文学观》、王运熙的《李白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罗宗强文指出，李白的诗大都是经过提炼，自觉追求自然的美。作者不同意前人所说的李白提倡复古的观点，也不同意说李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着眼点只在反对绮丽，提倡“清真”，而后者又是李白的文学思想的核心。王运熙文则指出，像对宇宙、人生、政治的看法那样，李白的文学观也是受儒、道两家影响为深。他接受老、庄思想影响，强调诗歌应当写得清真自然；同时又继承儒家积极入世、关系现实的传统，主张诗歌要有兴寄，触及时事。对于前代遗产，他主张多方面地广泛吸取其有用成份，使创作达到文质彬彬境界。面对楚辞以后当时文坛的复古思潮，在某些言论中强调要恢复《诗经》古雅的传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存在笼统贬抑的偏激倾向。但在更多的场合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对屈赋、建安风骨给予极高评价，而且还对南朝一些杰出诗人发出由衷的赞美。 第五节 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 自宋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对各种词选所收的李白词半信半疑。本世纪学界更是对李白是否作过词，尤其是《菩萨蛮》、《忆秦娥》、《清平调》三词的真伪问题进行过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本文下面在参考李田《李白〈清平乐〉词三首真伪问题》和葛景春《李白词真伪讨论述评》的基础上，对本世纪李白三首词真伪问题讨论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 一、 本世纪上半叶 否定论1924年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旧学相传，都以为李白是长短句的创始者，那是不可靠的传说。《尊前集》收李白的词十二首，《全唐诗》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长短句的《忆秦娥》、《菩萨蛮》、《清平乐》皆是后人混入的作品。胡适认为，盛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有《菩萨蛮》词调，是后人添入，不足证明盛唐时已有此曲调。后来浦江清在《词的讲解》一文中也说：“李白抗志复古，所作多古乐府之体例，律绝近体已少，更非措意当世词曲者。即后世所传《清平调》三章，出于晚唐人之小说，靡弱不类，识者当能辨之。” 1944年詹锳在《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一文中系统地论证了胡适提出的李白不可能填词的说法。他举出了五条证据：(一)、李白《菩萨蛮》一词出处可疑； (二)《菩萨蛮》曲名，起于晚唐世，此词乃晚唐人嫁名李白；（三）、此二词为宋本及仿宋本所不载；（四）、从词的发展史上的演进之迹亦可断其伪；（五）、《忆秦娥》词与李白行踪不合。后来证《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伪作者，大多因袭詹锳说。 肯定论本世纪初的词学家如况周颐、王国维都认为《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所作。况周颐在其《蕙风词话》卷四中即驳斥了胡应麟的伪作说，指出唐开元时崔令钦所作《教坊记》所载教坊曲名中，已有《菩萨蛮》调。王国维认为此作当为李白所作，他在其《人间词话》中曾举太白《忆秦娥》词为例。 四十年代唐圭璋在《论词之起源》及《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驳胡适之说。他说：“据敦煌所发现之唐词，足证《教坊记》之可信，据《教坊记》之所载词调，可证《乐府杂录》及《杜阳杂编》之误”，“李白不能作《菩萨蛮》之说”亦可不攻自破。1945年杨宪益在《李白与〈菩萨蛮〉》中也力主《菩萨蛮》、《忆秦娥》系李白所作。 二、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初，随着对敦煌曲子辞的深入研究，对《菩萨蛮》产生的年代进行了更确切的考证，又展开了对李白词的争论。 否定论1957年初，俞平伯《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中对今传李白词的真伪发表了意见。他说，李白作这两首词的可能性很小，其原因有四点：(一)《菩萨蛮》词来源是不确定的； (二)从词调的发展上看，李作《菩萨蛮》之类的词可能性很小；(三)不合乎李白的生平；(四)在文学史上找不到盛唐至晚唐此二词的影响。而“寒山一带伤心碧”似从杜诗《滕王亭子》：“清江锦石伤心丽”一语化出，似后人托名李白所作。 肯定论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对敦煌曲子辞《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考证。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云，此词所在的S4332卷背后录有“壬午年龙兴寺僧学便物字据”。据任考证，“天宝元年乃壬午，此字据可能写于天宝元年，依常情，写卷子正面文字必先写，则此二辞(按指《菩萨蛮》等)可能写于天宝之前，至迟不逾天宝元年也。”由此证明，《菩萨蛮》这一曲调，在开元间已盛行于民间。任在他的《敦煌曲校录》一书《普通杂曲》章中又重申了这一意见，认为从《菩萨蛮》曲调出现在盛唐开元时代这一情况来看，不能否定李白有作《菩萨蛮》词之可能。 三、七十年代末以后 从1978年开始，我国学术讨论逐渐正常化，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又迅速开展起来，参加讨论的文章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前两个阶段不可相比的。 否定论八十年代以后认为李白词为伪作的学者，有袁行霈、吴企明、黄刚、刘永济及台湾学者杨胤宗等人。 袁行霈在其《古都长安的历史画卷――李白〈忆秦娥〉赏析》中从《忆秦娥》一词的意象和风格上来判断，此词出于晚唐人之手。吴熊和、蔡义江、陆坚等人在《唐宋词探胜•菩萨蛮》中也认为此二词“皆疑为唐末五代人所假托”。黄刚的《李白两首词真伪之我见》对李白二词完全否定。他认为此词亦非晚唐人所作，疑是宋人所作。台湾学者杨胤宗的《李白填词考》也力证《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不是李白之作，而绝类晚唐温飞卿所作。 不但李白的长短句词被视为伪作，就是李白的三首《清平调词》也有人认为是伪作。如吴企明在《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中说，“《清平调》三首，出自小说家韦叡之手，假名李白，根本不是李白的作品。” 肯定论1978年初，唐圭璋、潘君昭在《论词的起源》一文中，又重申了唐在解放前所提出的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等词的观点。此后，主张或赞同李白有可能作词的学者还有孟庆复、李廷先、何满子、李汉超、庞石帚、陈尚君、葛景春等人。 李廷先在《〈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商榷》中对前引吴企明文中所说的杨玉环在天宝三载被潜纳进宫、杨玉环在当女道士时不可能公开随侍玄宗左右、《清平调》词句叙事涉于虚妄，典故运用失当以及乐律、《松窗录》的史料价值等问题进行商榷，证明李白词中所写为眼前景、眼前事，并不虚妄。何满子的《李白〈菩萨蛮〉赏析》针对“中唐以前，词尚在草创期，这样成熟的表现形式，这样玲珑圆熟的词风，不可能是盛唐诗人李白的手笔”这-说法进行质疑。李汉超的文章《论李白〈忆秦娥〉》，则对《忆秦娥》一词做了详细的考证，确认此词为李白所作。庞石帚也对伪作说作了批驳。他先从风格方面对《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做了新的论证，说李白诗与此二词意境、语言相似的颇多。近人论证《菩萨蛮》等确为李白所作，最有力的一条论据是天宝末年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有《菩萨蛮》的曲名，以证李白时已具备作词的条件。但崔令钦与李白关系如何，不为人们所知。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一文，则探索了两人的密切交游关系。陈文指出，李白《赵公西候新亭颂》文中的“宣城令崔钦”，《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江上答崔宣城》诗题中“崔宣城”，就是著《教坊记》的崔令钦。崔令钦曾为李白题过画像，还曾为李白家乡故居陇西院写过记。从李白给崔令钦的诗来看，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陈指出：“崔李交游不仅间接指示了李白与音乐机关教坊的关系，也提供了李白作词的新的佐证。”后来，葛景春的《李白词二首新证》则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北宋乐史、宋敏求《李翰林集》确实收录过 《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继而，作者又以《湘山野录》记载魏泰见过载有《菩萨蛮》的“古本”李集为旁证，从而得出《菩萨蛮》与《忆秦娥》二词确实为李白所作的结论。 真伪并存论主张李白词真伪并存的有施蛰存、周圣伟。他在《读李白词札记》中认为李白是作过词的，但所作长短句词不是《菩萨蛮》、《忆秦娥》等，而是《清平乐》四首。并对传为李白词的作品，一一进行考证，他的结论是：“《清平调辞》三首、《秋风清》一首、李白歌诗也，今列于词。《清平乐》四首，李白词也。《连理枝》二首、《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此宋人所撰，依托李白者也。《桂殿秋》二首，乃李德裕所撰《步虚词》，误属李白者也。”周圣伟的《从诗与音乐的相互关系看词体的起源与形式》亦赞同施说。他说：“尽管至今对《忆秦娥》、《菩萨蛮》二词是否李白所为还持有异议，然而他的《清平乐》四首歌辞平仄贯通如一，却的确是现存作品中的一个显著先例。” 第六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和影响 一、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 综合探讨本世纪从总体上探讨李白诗歌艺术渊源的文章主要有唐钺的《李太白模仿前人》、范民声的《李白怎样向古人学习》、胡国瑞的《李白诗歌与其前代的继承关系》、〖日〗泉清一《李白诗的魅力及其先行文学》等。 其中唐钺文根据《李太白全集》内的王琦注及附录，初步分析了李白诗文创作中的模仿前人之处。范民声文首次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李白对前人文学创作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指出李白的一部分乐府诗虽是学习曹植和鲍照的，但他在吸收曹鲍的主要精神之外，还有着豪放、飘逸的特色；在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中，他突破了前人的限制，而把自己整个情感、整个生命和大自然拥抱在一起，达到了融合无间的地步。李白的《古风》虽然以阮籍《咏怀》、左思的《咏史》、陈子昂《感遇》为范本，但感情更加奔放，态度更加明朗。至于在遣词造句、设意布景等技巧方面，李白也都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处处表现出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泉清一文则认为永明体的声调给李白的诗有很大的影响，是谢灵运、沈约、谢朓、庾信等诗人涵养了李白诗的声调和对偶感，而李白较喜欢采用近体五言律诗的对偶中一般较少采用的反对，则体现了刘勰的“反对胜于正对”之意 李白与庄子、屈原清人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评论李白诗歌时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所以本世纪学界在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时，也喜欢追寻李白与庄子、屈原之间的承传关系。如王运熙的《并庄屈以为心》和陶道恕的《略论庄屈对李白歌行诗的影响》两文，是直接研究庄屈对李白之影响的文章。其中，王运熙文指出，李白把屈原的积极入世精神和庄周的消极避世态度，用“功成身退”的口号统一起来，在这对矛盾中，功成是前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首先要建功立业，然后才能甘心隐退。陶道恕文则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探讨了庄屈对李白歌行诗的影响， 作者认为，李白深得庄周文贵独创的精髓，也很符合屈原“发愤以抒情”“陈志”的要求。他的歌行大、中、小型结合，单篇与组诗结合的特点，正体现了庄周大型与中小型篇章结合，屈原单篇与组诗结合的艺术经验；李白歌行诗的语言，固然是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观点的体现，但雄放纵恣的笔调，参差错落的句式，也很得力于庄、屈作品的启发。 专门探讨庄子对李白影响的文章则有陶白的《李白与庄子及其他》、韩式朋的《谈李白诗歌艺术对庄子散文的继承》、葛景春的《李白诗歌与庄子美学》等。其中，韩式朋文认为，李白的诗歌艺术从《庄子》中汲取的营养比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多，这主要体现在形象描绘的壮观生动、“意接辞不接”、个性表现的傲岸狂放以及语言特点、美学思想等方面。葛景春文则认为，李白与庄子作品的风格之所以很相似，都具有“逸”和“神”的特点，除了他们都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浓厚的浪漫气质、傲岸的个性特征，还因为他们在美学观点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如自然美、壮大美、“五言美”以及率真美等。 专门探讨屈原对李白之影响的文章则有：黄炳辉、庄如顺的《试论李白对屈原诗歌艺术特点的继承和发展》、耿元瑞的《屈原与李白――谈李白诗笔写屈原》、葛景春的《李白与屈骚精神》等。 李白与魏晋南北朝文李白诗歌深受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所以李白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本世纪学者所热衷探讨的问题。 从整体上研究李白与魏晋六朝文学之关系的文章主要有：裴斐的《李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陶新民的《魏晋审美观与李白诗歌》、陈正宏的《李白诗歌与齐梁文风》等。其中裴斐文认为李白受庄子和屈原影响往往经过魏晋六朝的中介。该文还将魏晋六朝诗人分为阴柔美和阳刚美的两类，说当他歌咏自然山水时多受前类诗人影响，感叹人事和抒发政治愤懑时多受后类诗人影响；小篇（律、绝）多受前类诗人影响，大篇（乐府、古诗）多受后类诗人影响。但李白与六朝诗人亦有别，如六朝但有清真之句，而殊乏清真之篇，李白的诗篇则浑融一体而非仅有佳句。陶新民文则从“意在言外与遗骸传神”、“一往情深”、“清真自然”三方面探讨了魏晋审美观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专门分析陶渊明对李白之影响的文章则有：袁以涵的《陶渊明和酒和李白》、陈钧的《李白与陶渊明》、周唯一的《陶渊明李白饮酒诗之比较》等。其中袁以涵文的内容参见本文第二节“李白的思想和性格”的“李白与酒”部分。陈钧文则从饮酒、傲视权贵、社会理想、用世之心、艺术特色等方面，对李白和陶渊明进行了比较研究。 李白与谢朓在六朝诗人中，谢朓无疑最受李白研究学者的关注。探讨李白与谢朓之关系的文章主要刊登在茆家培、李子龙主编的《谢朓与李白研究》中，该书收有探讨李白与谢朓之渊源关系的文章多篇，如王运熙的《李白推重谢朓诗》、周本淳的《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析》、莫砺锋的《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陶道恕的《谢朓李白山水抒情诗合说》、李戎《从李白尚友谢朓说开去》、葛景春的《李白与谢朓的山水诗》、王定璋的《诗坛飘逸两俊杰》。其中王运熙和周本淳文都认为李白之所以特别推重谢朓，有宣城山水之美及谢诗之善于写景的因素。莫砺锋文则指出，在山水诗的发展过程中，李、杜与二谢之间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因革关系。在对二谢诗句的借鉴中，李白是因多革少，杜甫则因少革；李白写山水的五古中多排偶体现了向二谢诗的复归，杜甫在五古中少用排偶而将此手法用于律诗则体现了对二谢诗的变革；李白的山水诗中处处有诗人的影子在，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是李白在小谢诗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独特风格，杜甫则对大谢的山水诗深有会心，但是杜甫笔下的山水形象更加奇伟不凡，具有更加鲜明的个性。 类似的文章还有宋绪连的《李白低首谢宣城》，该文认为，谢朓诗的发唱惊挺、飞腾而入的发端手法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合乎李白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脾味，故为李白所吸取、发展；太白又折心于小谢芙蓉出水的清新自然之美，以之作为自己追求而艺术境界。 另外，探讨李白与六朝诗人之关系的文章还有高树森的《“元嘉之雄”与盛唐“诗仙”――谢灵运与李白山水诗之比较》、阮庭瑜的《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等。 李白与乐府民歌 乐府诗在李白诗歌中成就最大，所以探讨李白对乐府民歌艺术养料的汲取的文章也就出现了，如王运熙的《李白怎样向汉魏六朝民歌学习》、蔚家林的《论民间文学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赵怀德、赵晓霞的《李白对乐府的继承和发展》、陈节的《李白诗中民间文学精神的再现》等。其中王运熙文从思想、题材和艺术等方面探讨了李白向汉魏六朝民歌学习的成果。蔚家林文认为李白创造性地运用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学习民间歌谣，从中吸取营养，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的诗歌；学习民间文学语言，吸取人民群众语言刚健清新的乳汁。陈节文则指出，高度浓缩民间传说的内容，借古讽今、指陈治乱盛衰，是李白常用的手法之一；其寓言式的诗歌，寓理于风趣、幽默的笔墨，整齐、和谐的形式之中，既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寓言的优秀传统，又丰富了诗歌的创作领域。 另外，张瑞君的《李白与古诗十九首》独辟蹊径，探讨了李白与《古诗十九首》之间的艺术传承关系，认为李白对《古诗十九首》的仿作很多，无论是精巧自然的构思，还是贴切生动的比兴，处处可以看到李白继承发展《古诗十九首》的巨大成就。 二、李白诗歌与唐代诗人的比较及其在后世的流传和影响 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将李白与同时代诗人或后世诗人作比较研究的成果很多，还有学者探讨了李白诗歌在域外的流传和影响，将李白与外国诗人进行比较，也不乏其人。 李白与唐代其他诗人之比较将李白与唐代诗人进行比较的文章主要有：吴明贤的《李白与陈子昂》、林继中的《情趣•理趣――李白、王维山水诗比较》、房日晰的《李白与王昌龄七言绝句的比较》、黄益元的《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的比较》、张国伟的《李白王昌龄绝句艺术比较探索》、杜承仪的《李白李贺艺术比较论》、房日晰的《李白李贺诗歌艺术比较论》、张式铭的《“三李”诗论纲》、周汝昌的《说唐诗“三李”》、姜光斗的《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阮廷瑜的《李白诗对温庭筠五律的影响》等。 其中周汝昌文认为，“三李”是唐代诗人中最突出的“纯诗人型作手”，三人都有才，但李白是才气，李贺是才思，李商隐是才调。他认为，李贺的风格“全然来自太白”，“他不多写律绝，而特擅歌行，你看他那气势、格调，包括书生不得志的感慨，八荒万古的艺术想象力，无不与太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独立的价值却是自辟鸿濛，别有天地，与太白混淆不得。”姜光斗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李白对韩愈诗风的影响：李白那天马行空、不可拘勒的浪漫主义精神、对雄伟、高大、神奇、瑰丽、悲壮的意象追求、以文为诗、诗句散文化、李白最擅长的诗体七古与五古等。阮庭瑜文从结句、起结句、层次清晰、作意相同、用事、联中无动词、联中著色等七个方面分析了李白诗对温庭筠五律之影响。 对后世诗人之影响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日〗佐藤一郎的《李白对李攀龙、王世贞及荻生徂徕的影响》、葛景春的《文坛千古两谪仙――李白苏东坡比较研究》、金振华的《李白与李清照诗歌的共通处》、王晋光的《李白对王安石的影响》、赵维江的《毛泽东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等。 在域外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李白诗歌在域外的流传和影响，或者将李白与外国诗人作比较研究的成果也很多。 涉及李白诗歌在朝鲜、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影响的文章主要有：张振国等《东瀛儿女爱李白》、王丽娜的《李白诗在日本》、〖日〗山下一海《李白对松尾芭蕉的影响》、朴忠禄、紫荆的《李白对朝鲜诗歌的影响》、吴绍鐖、宁海的《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等。 介绍日本、韩国的李白研究情况的文章则有：张采民的《现代日本李白研究综述》、邝健行的《韩国诗话中论李白诗新义举隅评析》、郁贤皓的《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等。 介绍李白诗歌在西方国家的流传和影响的文章则有：王丽娜的《李白诗歌在西方（上）（中）（下）》、王丽娜的《美国对李白诗歌的翻译与研究》、詹锳的《评英人阿瑟•韦里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 而将李白诗歌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有：杨铁原的《李白诗歌的崇高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阮珅《大鹏和云雀――从一个角度看李白和莎士比亚》、葛景春的《东方诗仙和西方诗魔――李白与拜伦比较研究》、葛雷的《波兰诗与李白诗的比较》等。 第七节 李白作品集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李白诗文的整理工作,无论诗在诗文的系年、考辨、注释，还是在作品的全面整理、集评，抑或是在李白集版本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上半叶，虽然未有学者对李白的诗文作品进行新的全面的整理，但是对李白诗文的选注、辨伪、系年以及英译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李白诗选主要有高铁郎的《李白诗选》、胡云翼的《李白诗选》、傅东华的《李白诗》、余研因的《白话注解李白诗选》、中华书局的《音注李太白诗》等。其中，高铁郎著系就清曾国藩《十八家诗钞》所选李白诗校点而成；傅东华著选注李白诗164首，对李诗中的地点、人名和典故加以注释，简明扼要；《音注李太白诗》系就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选李白诗音注而成。 詹锳是本世纪上半叶对李白诗文进行着力整理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先是发表了《李白集版本叙录》一文，据各家叙录及亲自经眼的历代的李白集的版刻源流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各种版本一一评其优劣，文后还列有一《版本源流简表》，极有助于李白集的进一步整理。稍后，他又发表了《李诗辨伪》，对李白集中的《长干行第二首》、《少年行》、《三五七言》、《戏赠杜甫》等十五题十六首诗作和《比干碑》文一篇的真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二、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李白作品的选注本，如舒芜选注的《李白诗选》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李白诗选》，这两部著作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调了李白诗歌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即体现了“人民性”的作品。后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首次将所选的李诗中可以考订作年的作品进行了编年。 此阶段李白诗文整理的最大的收获还是对李白诗文的系年。晚清学者黄锡珪在本世纪初就撰成了《李太白年谱》和《李太白编年诗目录》，但正式出版，却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黄锡珪在其《年谱》的每年事迹后都加有按语，排列了该年李白所写的作品；在《目录》中则将能够编年的李白诗作都排列出来了，此举实为首创。同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该书中采取文史结合的方法，互相印证，把李白三分之二以上的诗文作了编年、笺释，并详加考证。 三、八九十年代 对李白诗文进行整理的高潮是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出现的。此一时期，无论是诗文的选注、笺评、编年还是辨伪、辑佚，都较之以往任何一个阶段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三部新的对李白全集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的出现，可谓是前此李白作品整理工作的集大成。 李白作品的选注和普及八九十年代，为了适应普通读者赏读李白诗歌的需要，出现了好几部李白诗文的选注本。如安旗的《李白诗新笺》、《李诗咀华――李白诗名篇赏析》、裴斐主编的《李白诗歌赏析集》、刘开扬的《李白诗选注》、 郁贤皓的《李白选集》、詹锳的《李白诗选译》等。 其中，安旗《新笺》对《蜀道难》、《长相思》、《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著名的作品加以笺释。《咀华》赏析李白将近八十首诗作，大凡李白的诗作名篇都已收入，且按创作年代编排。裴斐主编的《赏析集》收集了80多位作者撰写的119首诗歌的赏析文章，书后附有《李白年谱简编》。郁贤皓《选集》打破了以前李白作品选本只选诗歌不选文赋的做法，首次诗文并选，选录李白作品三百多篇。本书也根据作者对李白生平和诗文多年的研究，对二百四十多首诗歌及选录的全部文章作了编年。每篇作品后，还选录了历代评笺，评笺后有作者的按语，都有助于读者理解诗意、领悟诗艺。詹锳的《选译》则在李白诗的今译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另外，《唐诗鉴赏辞典》收入胡国瑞等撰写的李白诗歌赏析一百一十余首，霍松林、林从龙选编的《唐诗探胜》收入吴小如等撰写的李白诗歌赏析多篇，都促进了李白诗歌的普及。 李白诗文的辑佚和辨伪近二十年来，一直有学者在进行李白诗文的辑佚和辨伪工作。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吴企明先后发表了《试论李白诗的考辨工作》、《李白诗辩证拾遗两题》、《〈草书歌行〉是李白写的吗？》、《论〈文苑英华〉中的李白诗》等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李白作品的辨伪问题。 另外，吴企明还对李白集中的重出诗逐首加以甄辨，写出了《论李白集中的重出诗》。都为李白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 以后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黄瑞云《李白三首诗的系年及真伪考辨》、郁贤皓的《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李白诗的辑佚和辨伪》、刘友竹的《〈僧伽歌〉非伪作辨》、魏炯若的《李诗辨伪二题》、王辉斌的《〈江南逢李龟年〉为李白作》、朱宗尧等《敦煌写本残卷中李白诗歌校记》、刘崇德的《李白〈猛虎行〉、〈草书歌行〉新考》、启功的《“太白仙诗”辨伪》、何林天的《李白诗辨伪》等。 李白集的版本研究八十年代以后，对历代李白集的版本情况进行全面探讨的成果主要有万曼的《唐集叙录•李翰林集》、申风的《李集书录》等。 宋本李白集的版刻和流传情况，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主要有朱金城的《谈日本影印的宋本〈李太白文集〉》、杨桦的《宋甲本宋乙本〈李太白文集〉为同一版本》、周道贵的《北宋刻本〈李太白文集〉的影印出版》、詹锳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房日晰的《宋本〈李太白文集〉三题》等。 对元明清三代李白集版本的研究文章则有王定璋的《〈瑶台风露〉――新发现的李白五古精选精批手抄本》、朱金城的《略论清人王琦的〈李太白集注〉》、詹锳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詹锳、杨庆华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其不同版本》、詹锳、葛景春的《元明两代白文无注本〈李太白集〉提要》、濮禾章的《述〈李诗纬〉》、杨羽翎的《〈李白诗醇〉简述》、〖日〗芳林弘道的《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赟》。 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后，人们从伯氏二五六七《唐人选唐诗》残卷内录出李白诗四十三首，它比目前传世的宋蜀本《李白集》要早二百年以上，是极其珍贵的唐人手抄本。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对这一部分李白诗进行了整理。如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中收有此书的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选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中也收有影本和迻录本。黄永武的《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一文，不仅收有全部录文，还与今本作出详细的勘校。 对敦煌写本残卷中李太白诗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杨雄的《敦煌写本李白诗刍议》和张锡厚的《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再探》。其中杨雄文将敦煌遗书伯二五六七、二五五二唐人选唐诗写本残卷中的四十四首李白诗，与今本李白集对校，还将之与殷璠《河岳英灵集》相比较，发现敦煌本较殷璠本更接近原作。张锡厚文认为，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极有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传本，从中可以看出宋元以来对李白作品的改动之迹。该文还指出，《唐人选唐诗》和黄永武文中的录文本都与原卷有不符之处。 李白集的全面整理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的成果的集中展现，八、九十年代学界先后推出了三部对李白全集重新全面整理的巨著。 瞿蜕园 、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继王琦注本后的又一部《李白全集》的校注本。该书以乾隆二十三年刊行的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的早期印本为底本，并用宋甲本、宋乙本等九种善本，参以唐宋两代重要总集及选本（包括敦煌残卷）进行校勘，纠正了王琦本中校勘方面的不少错误。注释及评笺部分，除以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为主外，并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复加以笺释补充与考订其中之谬误，发明之处亦多。第三十卷“诗文补遗”，除王琦所辑者外，复增辑《鹤鸣九皋诗》、《题上阳台》等诗文若干。另外，该书在李白诗文的系年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首次提出李白两入长安及游邠坊问题，在注释《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等诗时，对王琦等传统的天宝初一次入长安说提出了疑问。该书充分体现了本世纪前八十年李白研究的新成果，同时又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李白研究进入全面繁荣的新阶段作了很好的准备，因而在李白研究进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校勘、注释和评笺方面充分吸收了瞿蜕园、朱金城著及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但最大的特点和成就是对李白诗文的编年。该书一改过去李白全集多为分类注释的做法，将李白现存诗文大部分（达百分之八十五）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有少部分列为未编年诗和未编年文）使得李白的生平经历、思想脉络、作品真谛、创作规律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因而也为读者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的李白及其诗，提供了方便。 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作为这三部巨著中最为晚出的一部，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前两部著作的成果和优点，因而在校、注、评、释诸方面具有总其成的性质。在校勘方面，该书以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参校的总集和选集达十七种之多。其所用的版本，几乎包容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全部李白诗文集。注释部分，广搜博引，对李白诗文中有关佛教、道教的部分，用力最多，纠正了王琦注本中的不少错误。集评部分，兼收并蓄，收录了自宋以来各家对李白诗所作的品评，有的是从海外孤本中录取的。备考部分本着“片言不遗”的精神，吸收了今年来各家研究李白的成果， 对古人的一些错误的看法，也一并收录了。所以，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本世纪李白研究成果的结晶，代表和体现了世纪末《李白集》整理的新水平。 李白研究资料的整理除了前文所述的各种李白选集、全集中多收有各种李白研究资料，裴斐、刘善良还整理出版了《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辞典》也具有资料整理的性质。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著的《唐代研究指南•李白的作品》，具有作品索引的性质，极有助于研究者的检索。类似的著作还有乐贵明编著的《全唐诗索引•李白卷》。 第八节 李杜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第九节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八章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