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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国家。我国古典人文主义不仅强调人的自身地位、作用和价值，也强调人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联系，强调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因此，社会与人生历来就成为人们研究和探讨的既古老而又年轻的问题。儒家自孔子始，几乎代有人出，对它进行过长期艰苦的思考和探索，为谋求一条二者能彼此适应、和谐相处，又能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柳宗元在他短短的四十七年生涯中，对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研究，有对古代圣达人文思想的批评和继承，又有自己新的见解，形成了他自己的人文思想。他的人文思想的核心就是强国利民。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人们都懂得二者是彼此依赖协同发展的，但真正具体落实到实际事务上，并非个个明白，且能正确对待和解决的。正因为如此，柳宗元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问题来加以思考和探索，并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解答。这是他作为思想家可贵的地方。柳宗元这一人文思想在他的诗歌中是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加深对它的研究。 一 柳宗元的“强国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对国家要进行高度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古典人文主义非常重视和强调国家强大与统一的相互关系，认为天下为一，国乃可有安宁之日，民亦乃可有安生之地，于内方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于外方能抵御和反击异族侵略且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的人文主义教化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柳宗元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深深懂得强国利民是以国家高度统一为基础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分裂。然而他生活的中唐正是一个王权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分裂日益加剧的时代。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当时全国方镇有四十二个，其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有成德、魏博、卢龙三镇，他们表面上尊奉朝廷，实际上却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其法令、官爵皆由他们自己决定，赋税也不纳入中央。此外，象淄青、淮西等重要藩镇，也是拥兵自重，专横跋扈，割据称雄。与这种形势相适应，思想界分封观念抬头，藩镇也有以春秋诸侯自居者，他们模仿诸侯盟会的做法，联合称王反唐。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柳宗元一面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制订了打击藩镇的措施；一面撰写了《封建论》从理论上给予批驳反击。这篇文章以高屋建瓴之势，立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分封制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分析，认为分封制自生民初始渐次形成，是处决于当时的形势，非处决于圣人之旨意。周有天下后，承袭前制，实行分封，其结果“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1〕，导致王朝权力分散，国力衰微，诸侯强盛，末大不掉。汉兴，实行分封与郡县并举的方针，柳宗元通过这一段历史的分析后尖锐地指出：“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2〕认为诸侯王是制造分裂的祸首， 而分封制助长了这种分裂局面的形成，是其祸根；实行郡县制则不然，天子之权不受削弱，天子之政令畅行无阻，“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中”〔3〕。 这篇文章集中表现了柳宗元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人文思想，其反击力量之大，威慑敌胆，沉重打击了藩镇的嚣张气焰；同时，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苏轼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4〕 柳宗元的诗歌把这一人文思想作为歌咏的主旋律，大加弘扬。比如《平淮夷雅二篇》就是二首颂扬统一，反对分裂的诗歌。其一《皇武》高度赞扬了裴度董师平息淮西藩镇所立下的赫赫功勋，揭露和谴责了淮西藩镇“狡狡昏嚣，其毒于醒，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的滔天罪行，展现了皇师威武雄壮，所向披靡的力量，告诉人们朝廷只要用人得当，巩固统一，削平藩镇是完全可能的。其二《方城》极力称赞李愬在淮西战役中立下的不朽战功。诗歌对李愬主动请战来到前线，牢记帝训，谋求战机，率兵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之后抚谕蔡州人民的仁义之举，蔡州人民被解放后的狂喜之情描述尤为详尽，揭示了仁义之师不可战胜，丧义作恶之徒必遭灭亡的规律。二首诗写得雍容典雅，且多溢美之辞，令人读后，无形中会受到其人文思想的教育和鼓舞，增强巩固统一，反对分裂的信心和力量。又比如《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是仿效汉魏鼓吹的体义写成，分别颂扬了高宗、太宗、李恭孝、李靖等兴师平乱所建树的辉煌功德。这些均是唐王朝建立不久，政权尚未巩固时所举行的军事行动，时隔二百余年后，诗人为何要把这些史实搬出来大加褒扬？在序中他是这样解释的：“纪高宗、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原来，诗人意在讽谕朝廷要知道统一天下艰难，而保守天下统一更为艰难；削平藩镇分裂艰难，而有高宗、太宗之神奇则不难。可见，国家能否统一，关键在皇上。诗人在创作这一组诗歌时，分别通过每一次具体战争场面的描写，将高宗、太宗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经历的艰难曲折真实具体地表现了出来。比如第四章《泾水黄》，全诗十二韵，前七韵着重叙写薛举据泾率兵掠夺歧渭时的疯狂之状，后五韵描写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薛举时的神武威严之姿。从内容安排来讲，前重后轻，然而，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法，妙在突出了“取天下之勤劳，用师之艰难”的主题，同时揭示了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几只跳梁小丑想抵挡历史的车轮，闹分裂，图称霸是绝对要失败要灭亡的。总的说来，这十二首诗亦多溢美之辞，这固然出于诗人对贤圣的敬仰之情，但主要目的还是希望皇上能象他的祖宗那样把藩镇削平，使国家重新统一起来，繁荣昌盛。除此之外，诗人还对社会上那些反对分裂的义勇之士写诗赞扬。比如《韦道安》，诗人对韦道安见义勇为，锄暴救弱及以死反对张建封之子张愔叛乱分裂的感人事迹作了热情的赞美，突出了他的“义重利固轻”、“顾义不顾形”、“所死在忠贞”的高贵品质。在《古东门行》中，诗人愤怒地批判了藩镇李师道、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死宰相武元衡所犯下的罪行。诗人这种正面揭露批判藩镇罪恶的诗虽不多见，且写得委婉含蓄，但是，诗歌始终围绕并突出诗人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人文思想，因而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 二 柳宗元强国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又与他提倡实行仁政德治，反对苛待人民的主张有关。仁政德治是古典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认为当政者若能以仁爱之心爱民，那么他在实际政务中便会注意审察人道民心，制定并施行仁爱的政治和法令，给人民一个安定、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这样民富国强，外可御敌，内可防盗，进入那种长治久安的境界。这是一种处理社会与人生关系的最理想的途径，受到了后人的青睐和推崇。柳宗元对此也是极力赞赏并恭身力行的。他在年轻时写的《答元公谨书》中就一再表示要“延孔氏之光，烛于后代”，要“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回忆自己当年在长安从政的指导思想时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里所说的负罪者当指王叔文。他同王叔文等人实行永贞革新，一是“立仁义，裨教化”，二是“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之务”。从永贞革新制订的打击宦官，取缔宫市和五坊小儿，贬黜贪官，裁减冗员，减免赋税，停止进奉等措施来看，是称得上“立仁义”，“利元元”的仁政之举。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后，柳宗元的仁政德治的人文思想并未泯灭，这可从他给僚友的书信和一些诗歌中得到证实。比如《贞符》这首诗并序，是针对汉儒董仲舒之流鼓吹“君权神授”这一天命神学观而写的，他在序中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成的历史和历代帝王登上政治舞台的史实的考察，认为朝代的兴亡更替，不在天命，也不凭藉祥瑞之符，而是决定帝王本人是否推行仁政德治。他在诗中写道，帝王若能推行仁政德治，那么天下百姓就会“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粮。刑轻以清，我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其国祚便能“俾尔亿万年，不震不危”，帝王的宝座亦能代代相传。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如果说真有天神，那天神“宜鉴于仁”，“宜仁之归”。这首诗并序，从哲学的高度，通过反对天命论来阐述并强调了他的仁政德治、强国利民人文思想之重要。 柳宗元不只是从理论上强调仁政德治是“强国利民”之本，而且在诗歌中对那些在任官期间能实行仁政德治之士进行讴歌称颂，弘扬其德。比如《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寄澧县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这首排律诗，诗人用了三十一韵的篇幅对张署被贬南方后的德操、政绩进行了由衷的赞美。“肯随胡质矫，方恶马融奢。褒德符新换，怀仁道并遮”。此赞张署任虔州刺史时为政廉正清明，反对奢侈淫佚，深受人民爱戴。当他由虔州刺史赴任澧州刺史时，老百姓纷纷遮住道路不让他离去。而张署到澧州后，“禹贡输苞匦，周官赋秉秅”，按时向朝廷进贡橘柚、粮食：“即事劝农稼，因时展物华”，亲自下乡劝农，领导当地农业生产：“令肃军无扰，程悬市禁贳”，严肃法令，军队不骚扰百姓，街市禁令宽松，社会治安井然：“不应虞竭泽，宁复叹栖苴”，对百姓不实行苛政，百姓也不为之担忧，为之怨愤与悲叹。他们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物资财富增多了，以至江边的货物堆积成山，使得运货的船也难以进入码头停泊；外逃之人纷纷返回原籍，山区耕地倍增，人们载歌载舞，社会陈风陋习为之大改。诗人以饱含赞扬的笔墨来描述张署的这些优秀事迹，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诗人对那些施行苛政残害百姓的不仁不义的行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比如《田家二首》便是这类诗中写得最好的诗歌。其中，写一农民天未亮就起床吃饭，赶着耕牛到田野耕地，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家休息。然而他竭尽精力，拼命耕作，待各种杂税交纳完毕，家里却空荡无物，子孙们天天长大，吃喝靠什么呢？而这种情况并非一年二载，而是代代如是。其二，写农民们在秋天的一个傍晚相聚交谈，有说起家里“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的，有讲起“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的，但一谈到官长严酷，催促交纳租税之公文严厉时，便都说开了。后来讲到东乡农民拖延了交租日期，租交上去后还挨毒打之事时，个个都在思忖，今后要“努力慎经营”，方可免肌肤之苦。其三，写农民收获结束后便忙着上山打柴牧牛，日暮方归。诗人此时也忙于赶路回府，却被蒺藜古道迷惑，正在徘徊犹豫时，一个老农热情地邀他进屋，招待时告诉他说：“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丰年以饘粥待客，灾年情况如何，便可想而知了。这三首诗分别运用三个特写镜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把农民世世代代在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威逼重压下拼命挣扎、艰难度日，贫困不堪的生活状况逼真地表现了出来。酷吏们的凶残面目未以显露，但“苛政猛如虎”的事实却力透纸背，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诗人自己担任地方官长时又是如何做的呢？这在诗中也有所反映。比如他流放柳州为刺史时，柳州一带不仅山林瘴疠很重，水中有“射工”含沙射影，空中有台风出现，而且陈陋习俗更为古怪。“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蜡缝山繌，鸡骨占年拜水神”，生活习性，民间风俗为北方所罕见，同时，其社会秩序也很乱，“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对此诗人一方面“愁向公庭问重译”，另一方面“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 整日沉泡在繁忙的公务中思考策略，给予整治。此外，诗人还在柳州城隅种柑树，在柳江边上栽柳树，在庭前植花草，企图以此来改变这里的落后状况。如果我们再检索他的文集，就会进一步发现他是如何施行仁政德治的。比如柳州当时盛行以男女作为借贷的抵押品。借贷者若过期还不起债，赎回不了人，就将抵押的男女没为奴隶。柳宗元对此很反感，想方设法使他们赎身，有的赎不起，便令其把赎契改为佣契，让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去赎身，佣金一满就可回家。对有的已被没为奴隶的，他有时甚至自己出钱，将其赎回。近一年的时间，这样被赎回的未没为奴隶的男女近千人。如此等等， 足以说明他是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仁政德治的人文思想的。 三 柳宗元“强国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还与他提倡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反对摧残和迫害人才的主张分不开。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个国家搞得好与不好，关键在于人的管理。人有贤愚忠奸之分。如果政权落在忠贤之士手里，国家就会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发达；如果落在奸愚之徒手里，情况就会大变，国乱民扰，后患无穷。为此，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就十分重视和关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比如孔子一生以传播知识为己任，对举贤才更为重视。柳宗元继承了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对知识人才都看得很重。拿传授知识来说，他在京城九年就培养了二百六十余个士子；到永州后，即使环境很坏，当有人前来拜他为师时，他仍然乐意接受。他强调治国要得人，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5〕。他认为，理想之士的人格应象屈原、乐毅那样， 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屈服于世俗权贵，故特撰《吊屈原文》、《吊乐毅文》。柳宗元这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人文思想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比如《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这首悼亡诗是哀悼凌准而写的。凌准是王叔文革新集团重要成员之一，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司马。诗歌对凌准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文学诚一贯，精义穷发挥。著书逾十年，幽赜靡不推。天姿掞高文，万字若波驰。记室征西府， 宏谋耀其奇。輶轩下东越，列郡苏疲赢。宛宛凌江羽，来栖翰林枝。孝文留弓剑，中外方危疑。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徒隶肃曹官，征赋参有司。”然而这位学贯六经，著书立说起笔如驰而为政清正耿直之士却不幸早逝，这怎能不使诗人感到痛惜！再如《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这首悼念吕温逝世的诗，对吕温生前人格之高尚，为政之清廉，才学之超群，声誉之显扬等都给予了热烈的赞美。诗人如此地称扬他们，虽与尊重友谊，哀悼死者有关，但更与他惜才的人文思想分不开，因为这些人既有德又有才，是应该居上位的，然而却死在贬所，这就更令他感到不平。 诗人在他的一部分赠答诗中，对那些遭受压抑，屈居下僚或谋官不得不飘泊江湖的士子象刘禹锡、张署、李幼清、元克己、娄图南、吴武陵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他们的人格、品性、才学等方面极力予以褒扬，认为他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都应该进而用之。可是这些人为何落得如此的下场？在诗人看来，其因有二：一是中唐存在着压抑人才的恶劣环境。比如《跂乌词》、《笼鹰词》和《行路难三首》等诗，便是揭示这一问题的。前二首着重描写了乌和鹰生活环境之凶险。乌的环境是：“无乃暮高近白日，三足妬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翘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途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面对这种生存环境，乌只好“努力低飞逃后患”。鹰的环境是：“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残。草中狐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为此鹰也不得不“但顾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韩醇云：“此词（指《跂乌词》）及《笼鹰词》、《行路难》诸作，虽有寓言之体， 然词皆愤然，显以自况”〔6〕。其说甚确。这二首诗重在环境的刻划，且把环境描写得那样的凶险可怖，其用意也是很明显的。它揭露了朝廷中窃权误国的宦官和守旧的官僚所构筑的罗网成为肆无忌惮地迫害革新人士，摧残有用人才的魔窟。《行路难三首》，其一以神话为题材，写夸父志大，与日竞走，终因“力尽道渴死”，且尸骨被“狐鼠蜂蚁争噬吞”，而北方竫人短小无志，却能终其天年。其二写虞衡受工命，斤斧罗千山，泛砍滥伐之后，将木材委弃道路，躏跞磵壑，致使“南山栋梁益稀少”。其三写雪冰严寒之时，木炭显得特别珍贵，然时令变换，寒去暖来，却又显得特别贱。这三首诗以《行路难》命题，便含有“备言世路艰难”之意。而诗中所说的“世路艰难”，亦是生存环境之艰难。无论志大如夸父者，有用之材如南山栋梁者，抑或是贵如木炭者，它们或受“狐鼠蜂蚁”噬吞，或受“斧斤”砍伐，或受“时令”逼迫，一个个落得悲惨的结局。这些“狐鼠蜂蚁”、“斧斤”、“时令”交织起来，便成为一个可怖的环境，成为摧残迫害它们的凶手，这就告诉我们，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无法生存的，等待他们的将是难以逃劫的厄运。诗人这种揭露是何等深刻有力！ 二是压抑人才的总的根源是当今皇上。这可以从《咏史》、《咏三良》和《善谑驿和刘梦德酹淳于先生》这三首诗中得到说明。《咏史》诗歌吟燕昭王设黄金台招纳贤士，而乐毅自魏来到燕国，三年为燕下齐七十余城。然而昭王死，惠王登位后，轻信谗言及齐国的反间计，把乐毅从齐国召回。乐毅知道惠王对他不怀好意，畏诛而投奔赵国。诗人在诗中以议论的笔调分析了造成乐毅离燕归赵存在着“世情异”、“蠢蠕群”、“交私”三个方面的原因，但这些若没有惠王的支持和怂恿，便不可能存在，因此惠王便成了压抑摧残人才的罪魁祸首。何焯云：“此诗以燕惠王比宪章”〔7〕。章士剑云：“诗全为吊王叔文而作。 ”〔8〕很明显，诗人借古讽今， 把宪宗看成了压抑和摧残永贞革新之士的总祸根。《咏三良》首先歌颂了“子车氏三子”“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的高贵品德；接着指出秦国用“三良”殉葬，影响与损失很大，致使自己的霸业不振，又使晋楚扩大了力量；最后总结原因，认为责在穆公的儿子康公身上，是他害了三良，使其父蒙受了罪名。很显然，此诗批判的矛头也是指向宪宗的，诗人认为顺宗革除弊政之志在宪宗手里不仅没有得到实现，而且他的革新之士也深遭压抑迫害。这就违背了其父之志。这与康公违背穆公争霸之志有何区别？《善谑驿与刘梦德酹淳于先生》高度赞美了齐人淳于髡使楚救齐的功绩，善于纳谏的才智和忠心为国的品质，同时又通过“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的咏叹，将咏淳于髡与赞刘禹锡结合起来，指出刘也有淳之才能与德操，然淳深得齐王信任，成就了功业，而刘却无从施展，反遭贬谪。造成这种状况之因在哪里？诗人没有明指，然一看就清楚，根子还是在宪宗那里。三首诗把矛头都指向了宪宗，把他看成为压抑摧残人才的总根源，这就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与要害，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诗人若没有“强国利民”的人文思想作指导，或许是缺乏这种勇气来揭示这个问题的。 对于自身的迫害，柳宗元虽不敢公开反抗，但也通过一系列的诗歌表达了内心的苦闷和抗议。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一部分山水、赠答、饮酒、叹老、怀旧、思乡之作中。他长期贬谪蛮荒，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内心深感愤慨和不满。为了排解这种积淀于胸的抑郁之气，他长时间流连于山水之间，企图从欣赏大自然的美中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人格力量，从而获得精神慰藉与心理平衡。而结果并非如此，游赏山水倒成为他“放情咏离骚”之契机。因此，他的山水诗常常将自己的身世之感、政治理想和现实处境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浓厚的激愤情绪和深受压抑迫害的痛苦感受。比如《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这首诗，一下笔就写自身之感，突出“窜逐官湘浦”时的痛苦现实和愤懑情绪，然后再写游览所见之景。这些景物虽随着空间的变换各具特色，但笼罩着一股境幽、水寒、人少、霜严的孤冷气氛，与这种孤冷气氛相映衬的便是诗人孤寂的身影。最后诗人回笔于游览的感受，写他领悟到了人生欢乐的真实价值并不在于“居宠”，而在于自己的辛勤耕作所换回的果实，因此他表示愿意隐居为农。这种隐逸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实质是现实压抑的结果，与诗人早年的“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远大政治抱负有天壤之别。这种被扭曲变形的想法实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声的反抗与控诉。又如《江雪》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诗人塑造了一个冰雪覆地、严寒冷冽的世界，在这广袤的孤峭冷绝的空间里，看不到鸟的飞翔，人的踪影，只见到寒江之上一叶小舟横在那里，一位身披簑笠的渔翁悠然自得地坐在船上钓鱼。这个画面集中表现了主人翁那种坦然潇洒，英勇无畏的气概，笑傲天地的胆略和晶莹透彻的情操。这种悠然自得的人生，使他真正享受到了战天斗地的欢乐和自由自在的情趣。因此，这个形象的塑造，充分贯注了诗人遭受迫害之后所富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豪情，表现出一个仁义志士高尚的人格和抗争的力量。而这一切正是改造那个污秽世界所需要的。他的一部分赠答诗表现的也是这种主题，此时诗人不单写自己，也写同他一样遭受贬谪的战友。比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这首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人开笔直写登楼远眺，海阔地长，愁思与之弥漫。接下四句细写所见之景，突出其风狂雨密，危势逼人的特征。这幅景象比兴寄托显然，“狂风密雨”隐喻着朝廷一些小人对改革者的迫害有增无减：“岭树江流”二句隐喻四位战友各处边远一隅，相见无期，内心戚愁郁结，难以排解，最后两句写人，正面点出题旨。整首诗沉郁激愤，表现出深受压抑迫害的痛苦。他的饮酒叹老之作，抒写忧怨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如《觉衰》，诗人对自己齿疏发落、奔走无力的早衰故作放达，显得心胸坦然，毫不在乎，然放达之深处烙上的正是惨遭压抑摧残的累累伤痕，想抹掉也是抹不掉的。这是诗人有苦难诉、眼泪往肚里落的真实写照。 总之，诗人对压抑摧残人才的现实是深表不满的。诗人抗议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渴望重用人才的日子的到来，以便效力于国家，这正是他忠诚祖国忠诚人民高贵品质的具体体现，是强国利民人文思想支配指导的结果。 注释： 〔1〕〔2〕〔3〕〔5〕柳宗元《封建论》。 〔4〕《东坡志林?论封建》。 〔5〕《训诂柳集》。 〔7〕《义门读书记》。 〔8〕《柳文指要通要之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