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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杜甫诗集中有不少涉及诸葛武侯的诗作，这些作品包括十分脍炙人口的《蜀相》和《八阵图》，此外又如：《古柏行》、《武侯庙》、《咏怀古迹》其五、《诸葛庙》、《夔州歌十绝》其九等也都属于歌咏诸葛武侯之诗。为何在杜甫诗集中会出现这么多歌咏诸葛武侯的诗作？这是否显示杜甫对诸葛武侯具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究竟杜甫为什么会对诸葛武侯有如此多的感怀？从这一系列歌咏诸葛武侯的作品中是否能看出杜甫个人的政治抱负及其思想？由于其中大多数诗作是在杜甫入夔州之后所写，其创作年代接近，而杜甫夔州诗作又值其一生中诗艺纯熟的阶段（注：如饶宗颐《论杜甫夔州诗》和方瑜《杜甫夔州诗析论》均持有此一看法。）；基于上述诸多理由，都使人对杜甫咏诸葛武侯之诗有欲一探其妙的兴趣，因此本文有意藉由主题研究的方式入手，探索杜甫咏诸葛武侯的这些诗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作出来的，以及它们传达出杜甫怎样的心境。因此本文尝试由此一角度，探索杜甫在咏诸葛武侯诗作中的个人心志。 二、相关诗作的创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司功参军，第二年（公元759年）因关辅大饥， 生计艰难（注：参见杨伦《杜诗镜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注：“时公以关辅大饥，弃官西去。”（239 页）同诗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顾宸注亦言：“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故依人远游，非谓因房琯而致此远游，公必不以一谪怨及故人。”（第572页， 下同）。），便弃官西去，度陇（今陕西陇山），至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县西），怎奈秦州人事稠杂，风土不幽，塞田薄收，物产不饶（注：见《发秦州》：“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谿谷无异名，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杜诗镜铨》，第287页），实在令杜甫难以久留， 不得已只好又自秦州赴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西），原本对同谷县寄予厚望的杜甫，到了同谷县之后，姑不论旅途的奔波艰辛，单从他《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即可得知，他在同谷的生活实不如他原先所预想的美好，甚至饥寒交迫，困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注：如其二云：“长欃长欃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杜诗镜铨》，第297页）。）。在同谷住不到一个月， 就再度收拾行囊前往成都了。一路上带着妻子儿女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历尽艰险来到了成都。这一次倒没有让杜甫失望，他很快地在浣花溪畔筑了一间草堂，经过这么多波折后，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 刚到成都不久的杜甫便慕名前往成都西城郊外的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蜀相》一诗，传达了他对诸葛武侯孺慕已久的心情。这是他歌咏诸葛武侯之作中的第一首。 两年后的四月（宝应元年，公元 762年），玄宗、肃宗相继驾崩，李辅国专权，唐朝此时的政治可说是紊乱不堪，内忧外患不断。内有各地节度使叛变（如七月徐知道反），外有异族（如党项、吐蕃）的侵凌。这个情况在代宗即位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吐蕃入寇尽取河陇；九月，遣使征仆固怀恩入朝不至。十月，吐蕃入京畿，帝如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吐蕃入长安。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击之，吐蕃遁去。十二月，代宗还长安，吐蕃又陷松、维、保三州（今四川省松潘县、理番县），高适不能救（注：参见李春坪《少陵新谱》、《杜甫年谱》及《杜诗详注》〈登楼〉一诗所引顾注。）。在这期间，杜甫曾因送严武还朝及徐知道之乱，辗转流离于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县）、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东二十里）。一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天，严武任西川节度使，再度镇蜀， 力邀杜甫入幕，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头衔，参赞军事，杜甫才再度回到成都来。此时，杜甫五十三岁，眼看着异族入侵，皇帝用人失当，朝政败坏，这一切怎不教人心生愤慨呢！因此杜甫在该年春天刚回到成都之时，便作了《登楼》一诗，其中有云：“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杜诗镜铨》，第 520页。本文引杜诗以此本为主，以下简称《镜铨》）用三国故事来借古讽今，实即暗讽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犹如后主之信黄皓一般。此亦杜诗中之名篇也，虽非咏武侯之作，但也颇能由此看出三国史实在杜诗中被征用时，其实多半含有杜甫借古讽今的寄寓。 虽然杜甫与严武友谊深厚，但事实上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工作并不如意，人事上的纷扰，同僚的猜疑，及思乡还京之愿，这些都使得杜甫在出处进退间感到为难。终于他还是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正月辞去了幕府的工作，回到草堂。没想到，同年四月，严武就死了。杜甫在成都顿失凭依，于是在五月便离蜀南下，自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县北）至渝州（今四川省巴县）。六月，至忠州（今四川省忠县）。秋，至云安（今四川省云阳县），暂居于此。杜甫自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九月到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末，居云安半年之久， 这期间主要是养病，现在病已渐减，于是春末（注：参见《杜甫年谱》，第 189页。原作“夏初”出夔，此据仇注改为“春晚”。）又从云安迁往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十三里）。秋，寓西阁。大历二年春，迁居赤甲。三月，迁瀼西。秋，迁东屯。未几，复自东屯归瀼西。在夔州待了两年，至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方去夔出峡。 （注：以上杜甫生平主要依据《镜铨》后附录之年谱，并参考李春坪编《少陵新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 在夔州的这段时间，杜甫经常造访夔州的先主庙及武侯庙，写下了不少歌咏之作。其中如《咏怀古迹》其四、其五、《古柏行》、《八阵图》均为公认的杰作。而《武侯庙》、《谒先主庙》、《诸葛庙》、《夔州歌十绝》其九也都是杜甫诗集中之佳作。由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杜甫写蜀相主题的诗体相当多样化，有七古（如《古柏行》）、五排（《谒先主庙》、《诸葛庙》）、五绝（《武侯庙》、《八阵图》）、七律（《咏怀古迹》其四、其五）诗体变化很大。 杜甫出蜀一路上是由西向东而行的，他从云安沿长江顺流而下来到夔州，首先可能见到的是在奉节县西南七里的《八阵图》，接着北上一里即是永安宫，刘备当年即殂于此宫中，宫殿此时已改为卧龙寺，杜甫来至此不免怀想当年先主临终托命于诸葛之情景，乃有《咏怀古迹五首》之四。先主庙在卧龙寺东，武侯祠在白帝城西郊，这些名胜古迹，宫庙寺院，杜甫无不亲身游览。尤其是武侯祠，杜甫自言“屡入武侯祠”（《诸葛庙》），可见他在夔州曾不只一、两次造访诸葛武侯庙。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杜甫离开了夔州， 三月抵达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秋天杜甫一家乘船离开江陵，南行到了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东北），在此地杜甫又怀想起三国之时刘备与吕蒙在此均有一段故事，乃作了《公安县怀古》一诗，其中有云：“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可见此时杜甫对于先主与其臣下之相契之情仍深深眷慕在心。这年冬末，又前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县）。大历四年正月，又自岳州往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县）、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县），此时杜甫已衰老多病，却仍在外漂泊不定，生活的压力只怕更加重了诗人的病情。大历五年秋天，杜甫在舟中病逝。而杜甫在夔州的那两年（自大历元年夏至大历三年春）是杜甫咏诸葛武侯诗创作最盛的时刻，时杜甫五十五、五十六岁，他阅尽了世间一切盛衰之变，心境上有不少转变，因此这段夔州时期的诗歌可说是他死前两、三年的心情写照。以下即来看看杜甫在他的诗句中是如何描写诸葛武侯的： 三、杜甫对武侯的孺慕——“丞相祠堂何处寻” 在杜甫尚未入蜀之前，也曾在诗中提到孔明，那是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所作的《遣兴五首》其一，这一首诗表现出他当时的想法， 认为：“不能如孔明之救时，则当如庞公之高隐也。”（《镜铨》批语，第234页）诗云：“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镜铨》，第233页），自古贤人志士莫不抱志欲伸，然而遭遇不同，荣辱遂异。嵇康之死令人同情，孔明得遇刘备则令人称羡。在此杜甫寄寓了自己当时不得志的心情。时为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已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眼看着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不禁感慨万千。 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奏，在历经长途跋涉后， 杜甫来到成都，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蜀相》一诗，传达他对诸葛武侯孺慕已久的心情。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是杜甫第一首通篇以歌咏诸葛武侯为主题之诗，题名为《蜀相》，又于起始即言“丞相”，可见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慕。首句问：“丞相祠堂何处寻？”更可以看出杜甫对诸葛武侯之倾慕非出于一时，而是仰慕已久了。杜甫来到成都马上打听诸葛武侯祠，又专以《蜀相》为题来歌咏他，显见诸葛亮在杜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即成都西城，此句点明武侯祠堂在成都西城郊外，有茂密柏林处。而这些柏树还别具意义，因为它们是孔明亲手所植（注：参见顾宸注引《儒林公议》之说（《杜诗详注》， 第737页）本文稍后论及《古柏行》处有引。）。这使得杜甫对于庙前的这些柏树也都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这在以下谈《古柏行》之时会再述及。“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一联含有诗人内心很深的叹息和遗憾，映阶碧草春色和隔叶黄鹂好音，原本是美好的景致，但加了“自”和“空”二字便呈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一股无限寂寥之感，故仇注云：“空”字、“自”字，不胜寥落之感。（《杜诗详注》，第737页。以下简称《详注》）金圣叹亦言：碧草春色，黄鹂好音， 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杜诗解》，第96页）祠堂虽在而丞相人已渺然，草自春色、鸟空好音，写祠庙荒凉之景，而感物思人之意，已尽在言外。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此联采刘备“三顾茅庐”的典故，杜甫用“天下计”三字说明刘备乃是为了天下苍生，非为一己之私，故三次造访孔明。诸葛亮前《出师表》云：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文集·卷一》，第5 页）但孔明不只于为先主效忠，更在先主死后扶持后主，故诗中云：“两朝开济”者，即指先主时的开创大业和后主时的扶济危时，不论是先主或是后主，诸葛亮都能秉其忠诚，竭力为国事驱驰。故杨伦注云： 言以先主之弹丸而能立国，以后主之昏庸而能嗣位，皆武侯一片苦心也。然而人还是无法逃脱历史命运的摆布，诗末“出师未捷身先身，长使英雄泪满襟。”便说明了这种无奈。尽管诸葛亮英明干练，然为国事奔忙终至不支，《三国志·诸葛亮传》云： 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何以诸葛亮之死特别令人感伤呢？诸葛亮公忠体国，为国事操劳，最后因此病倒，还来不及看到自己的部署战胜即已病终，这令人感到生命的无奈和不可掌握，无论多么顽强的人最后还是敌不过生命本身的限制。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其功业未成，这样死去不免遗憾万千！而蜀国在孔明死后，无人继承孔明之志， 虽有姜维勉强守成，但后来宦人黄皓专政，不久魏将邓艾、钟会来击，后主便投降了。蜀汉在先主和孔明辛苦经营下所建立起来的基业就这样毁于一旦，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呢！当初孔明与刘备的隆中对策似乎还言犹在耳，联吴抗魏，复兴汉室，想不到孔明死后，后主竟连蜀国都丧失了，这与当年先主所期待之统一大业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诗句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只是对孔明个人一己的生死表示感慨，但其实孔明的死却关联着蜀汉的兴亡，在慨叹孔明功业未成的同时，也对历史上蜀汉的兴亡产生了无限的感慨！故俞犀月云：“真正痛快激昂，八句诗便抵一篇绝大文字。”（《镜铨》，第317页）读来实令人有不胜欷歔之感！ 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末，杜甫自云安出发到夔州， 来到奉节县西南七里的八阵图遗迹所在，不免勾起吊古之情，写下这首名篇《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东坡志林》载：“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刘逴也云：“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以上转引自《详注》，第1279页）故知一开始两句皆是在称颂孔明，赞赏他以智慧确立了魏、蜀、吴鼎立，三分天下的局势，三国诸臣无有出其右者。八阵图的布局至今仍为人称异，任凭时光推移，江水冲激，阵石数百年来一直屹立不动，仿佛在见证着诸葛武侯的杰出才智和盖世丰功。然最后一句“遗恨失吞吴”则出现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所恨为何呢？据仇兆鳌的归纳不外以下四说：一、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二、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三、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四、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逴之说也。（《详注》，第1279页）在这四种说法中可以粗分为两组，一为一组，二、三、四为一组，这两组说法上是差异较大的，一是传统的解法，只从诗句的字面上来解，以为不能灭吴为诸葛心中之恨。此说颇为可疑，因为诸葛武侯向来主张联吴伐魏，正如《东坡志林》所言： 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详注》第1276页）不论东坡之梦是真是假，诸葛亮向来主张联合吴国的确是事实，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当是诸葛亮以先主征吴为恨，而无论是二、三、四哪一种说法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只是有的注家说得很详细，更凿实罢了。整首诗的结构以浦起龙所言最佳，其云：“此石不为江水所转，天若欲为千载留遗此恨迹耳。如此才是咏阵图之时。”（《读杜心解》，第 829页）诸葛亮以其才能本可成就更大的功业，然而却仍是功败垂成，正是由于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发兵征吴，结果大败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县北），就在永安宫病故，蜀国从此削弱。刘备急于吞并东吴的失策，关连着之后诸葛亮的伐魏无功，蜀二世而亡，故杜甫在此深为诸葛武侯抱恨。同时又由八阵图之石至今仍屹立不摇来看，似乎上天有意让人们在赞叹孔明智慧高妙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遗恨！ 接着再来看另一首同样是大历元年时所写作的诗歌，在这首诗歌中，杜甫又再次地将他对诸葛武侯的孺慕之怀表露无遗。《夔州歌十绝句》其九：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杜甫在这首诗中说到自己对武侯祠堂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尤其是其中高耸入天的松柏。大历元年蜀中崔旰乱事仍未平定，杜甫心里始终牵挂着战争对人民所带来的痛苦，而无法释怀。这一年夏天又特别热，而且久旱不雨，到六、七月时更为严重。在这样一个干戈遍地、四处战火的艰苦时候，在炎日如火的夏天，这里（武侯祠堂）倒真是一个可以让人暂时忘却忧愁，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唐代自安禄山叛乱之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军阀对中央时叛时反，而朝廷也拿出不有效的办法来，在这样四处混乱的局势里，杜甫自然是忧心如焚了。因此他在这首诗一开头言：“武侯祠堂不可忘”是有训勉意味的，教大家要记取、怀想诸葛武侯，记取武侯的什么呢？当然是武侯对蜀汉的一片赤诚，公忠体国，毫无私心。若是那些节度使都能这样想，好好效忠朝廷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乱事发生了。只可惜他们那里想得到这么多呢？忙着争权夺利都来不及了，谁还会去记取诸葛亮？杜甫满腹的忧愁，无可消除，只有来到武侯祠堂前，才彷佛找到了慰藉的知音一般，暂时在这里得到了心灵的安顿。 杜甫对诸葛武侯的重视还可以从下列这首诗中看出，《上卿翁请修武侯庙》： 大贤为政即多闻，刺史真符不可分。 尚有西效诸葛庙，卧龙无首对江濆。大历二年杜甫再次造访武侯庙时，见其残破，遗像缺落，当杜甫看见其所崇慕的武侯庙祠竟被人破坏成这付模样时，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他不禁上书请求当局修复武侯庙。这是杜甫以具体行动表现出他对武侯的孺慕。 四、杜甫对武侯的评价——“万古云霄一羽毛” 《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于大历元年在夔州时所写的一组诗。杜甫藉着歌咏瘐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所留下的古迹，来怀念古人，同时也抒写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在进入第五首咏诸葛武侯诗之前，不能不先谈谈第四首咏先主之诗，因刘备与诸葛二人君臣相契，关系相当密切，而且二人在《咏怀古迹五首》一组诗中连袂出现，有必要一起来看。《咏怀古迹五首》其四云：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永安宫”，这是蜀国先主刘备病殁之处。当年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举兵伐吴，结果败于猇亭，由步道返回鱼复，改鱼复为永安。不久，先主即病逝于此。杨伦《镜铨》上栏评： 曰“幸”、曰“崩”，尊昭烈为正统也，是《春秋》书法。（652页）杜甫对于蜀主的评价由此呈现出来。而一开始如此直接叙及蜀主之败，更深含悲叹在其中。 如今永安宫早已不在，变成了卧龙寺，先主庙则在卧龙寺东。在这空山中面对着这曾经是蜀国宫殿的古寺，使杜甫不禁想像当年蜀主在永安宫时的景象，身为一国之君，必然有壮盛的仪仗，宏伟的宫殿。只是如今眼前实际上所看见的却是空山、野寺，不免予人强烈的古今沧桑之感。 颈联“古庙杉松巢水鹤”是写庙的古老荒凉，古老的杉松已经成为水鹤巢居之所，其庙之破旧可知。然而伏腊佳节，犹有村翁往来致祭。末联“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则写出了先主与孔明这种君臣一体的相契关系。《三国志·诸葛亮传》云： （先主）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这段话令后世不少人感动过，后世也以“鱼水君臣”来比喻这种君臣相契的关系。先主自称为鱼，称孔明为水，其谦下由此见矣。水无鱼不妨，鱼无水则不得活，可见刘备自谦其需要孔明，更甚于孔明之于自己。 杜甫在此提醒村民们来庙里祭祀时，莫忘了武侯庙与先主庙二者邻近，请大家勿厚此薄彼，当将二人视为一体一起祭祀。盖因二人生前即已一体，死后祭祀也当如此对待。浦起龙云： 结以武侯伴说，波澜近便，鱼水“君臣”，殁犹“邻近”，由废斥漂零之人对之，有深感焉。（《读杜心解》，659页）这正揭示了杜甫蕴藏在诗中的“咏怀”之意。“君臣一体”、“君臣相契”这是杜甫最向往的一件事吧？ 接下来再看以咏诸葛武侯为主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首联即点出诸葛亮在杜甫心中地位之崇高，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赞扬显然和他对于自己的期许是相应的，杜甫曾言其志向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又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虽然杜甫与诸葛亮在性格和能力上并不一样，但他们对于国事的关心却是一致的，而诸葛亮与刘备的相合相契也一直是杜甫所渴望追求的理想，杜甫一直想做的事应该就是像诸葛亮这样辅佐国君，当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他人生事业的目标。 “遗像”也是杜甫所咏的古迹之一，以下“三分割据纡筹策”即点到刘备三顾茅庐后孔明与他所论之“隆中对策”，在其悉心地分析了天下大势后，为先主奠定了鼎立天下的基础。“万古云霄一羽毛”则是极力赞扬孔明之才古今天下少有，如鸾凤高翔，独步云霄，无人可与之为匹。“伯仲之间见伊吕”用伊尹、吕尚与武侯相比，伊尹辅佐成汤，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建立王业，杜甫将武侯与之相比，可见其对武侯评价之高。“指挥若定失萧曹”接下来更与萧何、曹参相比，言武侯谋略还足使萧、曹二人失色，即以为武侯之智在萧、曹之上，而在伊、吕之间。萧何、曹参二人是辅佐汉高祖开国的谋臣，功劳很大，不过他们二人在司马迁的评价中也还不是最高的，如《史记·曹相国世家》末太史公曰： 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准阴侯俱。由此知司马迁以为曹参之功实自韩信而来，非其自创。 《史记·萧相国世家》末太史公曰： 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官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由此看来，萧何亦是守成多而开创少。故杜甫言诸葛武侯在萧、何二人之上，非虚言也。 末联“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此叹诸葛之功业未终，壮志未酬身先死，感叹之意与上述诸诗同。仇注引俞浙云： 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吕，使得尽其指挥，以底定吴、魏，则萧、曹何足比论乎？无如汉祚将移，志虽决于恢复，而身则歼于军务，此天也，而非人也。（《详注》1506页）人的才能无论多高，毕竟仍受到天的限制，在面对个人一己的生死时如此，在超乎个人之外的国家政治更是如此，时、势、命、运仍是人所无法逃离的，所谓“尽人事，知天命”，凡事尽力，如因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而失败，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蜀国虽然短暂，但其中人才备出，如刘备之知人善任、孔明之公忠体国皆使其名不朽，而世世为后人所尊慕景仰，虽复汉大业未成，但赢得后世百姓之思慕向往，则在其统一大业之外，反成就了另一项功业。 五、杜甫咏武侯的心志——“日暮聊为梁父吟” 大历元年杜甫在造访夔州的武侯庙后写下了这一首五言绝句《武侯庙》： 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 一开始“遗庙丹青古”一句说明了这间庙的历史悠久，上面并有画像，此即《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所言之“宗臣遗像”。其次，“空山草木长”则进一步点明武侯庙所在乃是空山之上，人烟不多之处。最后两句“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与前面所引诸葛亮《前出师表》的一番话合看，便能深深感受到诸葛为报答先主那种精神。浦起龙言： 许先帝以驰驱，欲报之于陛下，此生不复敢再逸其身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少陵此诗，能达得武侯心事出也。 （《读杜心解》，828页）显然杜甫是深深能了解武侯之人，故能为武侯说出其心事，什么心事呢？此即“士为知己者死”的那份精神。诸葛孔明在未遇刘备之前躬耕于南阳草庐之中，如果未遇到刘备的话，其一生也就这样平凡度过，但因遇到刘备这样的明主，使孔明愿为他鞠躬尽瘁，一方面是君臣间的相契，另一方面也是造福社稷黎民，而这似乎也正是杜甫所企求的目标。正因杜甫自觉性格上与孔明接近，因此他对孔明的心情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而他对孔明的理解也是带有自己主观意识在其中的。因此浦起龙称赞朱鹤龄于“犹闻”二字所下的疏解： 其疏“犹闻”二字云：“空山精爽，如或闻之。”却有味。（《读杜心解》，828页）可见这一切实出于杜甫个人对于历史的怀想和体会，他在这空山之中想像孔明与先主的相遇，及至孔明上《出师表》于后主时那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情。若非杜甫自己心中深有所感又哪里能写得出武侯这番心情呢？ 在成都时所作《蜀相》诗中曾言及武侯祠前的柏树，所谓“锦官城外柏森森”，正可见武侯祠前柏林之浓盛茂密，仇兆鳌《详注》引顾宸注云： 《儒林公议》曰：成都先主庙侧，有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刻存焉。唐末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于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耸云，枯干存者若老龙之形，正所谓柏森森也。（《详注》，737页）武侯祠前的柏树竟然历数百年还依然健在，其不免发人思古幽情矣。加上听说这些柏树乃孔明亲手所植更令人不胜时空交错之感。不过杜甫当时尚未萌发咏古柏之构想，等到五、六年后来到夔州，同样地，在武侯祠堂前有一群高耸参天的古柏（注：依《夔州歌十绝句》其九：“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可知夔州武侯庙前也有古柏。），这使杜甫联想起昔日在成都时，也曾见过类似的景色，触景生情，不免想起自己由成都到夔州的这段人生历程，有感而发，遂以咏古柏为题，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古柏行》：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 崔嵬枝干郊原古，窃窕丹青户牖空。 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这首诗所歌咏的古柏，正是孔明庙前的古柏，因此表面上看是歌咏古柏，实际上则是歌咏武侯。又在句句说武侯的同时，寄托了杜甫自己的感慨在其中。 《古柏行》一诗大致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所咏乃夔州武侯祠堂前的古柏，而以君臣际会为结。第二段则回忆成都武侯庙之古柏以为衬，以神力造化功结之。第三段则从咏柏而寄慨，终以材大难为用结之。 第一段一开始即明言所咏之柏乃“孔明庙前”之古柏，以下即描述古柏高大雄伟的景致。接下来又将眼前古柏之景下其人文背景做一连结，言及“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正是因为刘备与孔明这一段君臣相契的佳话一直为人传颂不已，连带地这些柏树也都令人珍惜爱护。那是因为它们已经注入了先主和诸葛武侯的精神在其中，所以已不是一般的树木了。诗人透过这种将人文精神融入自然之景的方式，使得自然之景不纯粹只是客观独立的自然物，而变成是有情意、有生命力的自然情景。 以下笔锋一转，把对柏树高大气象的形容连结到地理上，使得其气象雄伟到有如横贯东西四方一般，再由“雪山”一地联想及第二段的成都之柏。 第二段一开始“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便是回忆起昔日在成都武侯庙之景，那里的先主庙与武侯祠是在一起的（注：依诸家注解可知：成都之武侯祠堂是附于先主庙侧的，夔州则武侯庙与先主庙各别在一处。）。以下一段有说是咏夔州柏的，如朱鹤龄注云： 言成都庙柏在郊原平地，故可久存，若此之盘跨高山而烈风莫撼者，诚得于神明造化之力耳。（《杜工部诗集》，1091页）一般咏物诗的做法是在最后一定会将所咏之物与人事二者间做一连结，在这首诗的第三段也是如此。一开始先从柏树的实用功能说起，如此上等的木材是建构大厦的栋梁，但它重如丘山，连万牛也拉不动而回顾不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则是说古柏朴实无华，没有露出外表的文采就已使世人激赏了，它也不怕被人砍伐，因为无人有此能力致送廊庙。这除了形容柏树外，也可以是比喻人的器识深远、不露锋芒及自负。结尾四句自矜抱负，为道大莫容者的写照。言古柏味道虽苦，亦难免为蝼蚁所侵蚀，幸其枝叶芳香，故终究为鸾凤所栖息。为此特寄语志士仁人切莫叹息悲怨，因为自古以来，凡属大材者，均难为人所用（注：此段参考《唐诗新赏·杜甫》其中〈古柏行〉之赏析。）。在此杜甫颇寄寓了自己的心声。如王嗣奭《杜臆》便说： 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不然，庙前之柏，岂梁栋之需哉？（《杜臆》，243页）如果不是杜甫自己深有所感又怎会在咏古柏的诗中写出这样激昂的慨叹呢？材大之人还须有时势、机缘等因素的配合，即如孔明虽幸运遇到刘备，但征吴失败、先主驾崩、孔明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以致于后来后主之降魏，这些历史仍非孔明个人所能改变。只是和孔明相形之下，杜甫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处，孔明至少还能为刘备所用，杜甫虽“长怀报明主”（《摇落》）之心，却苦时无识人之明主，最后不免要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这样的牢骚了。 究竟杜甫为何会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这样的感慨呢？这或许可从杜甫对先主的歌咏中看出，以下即来看杜甫于大历元年谒先主庙时所写下的这首《谒先主庙》： 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 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 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 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 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 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 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 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闾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 绝域归舟远，荒城系马频。 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 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 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 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这首诗一开始即将先主与武侯之君臣鱼水与三分天下大事一语道尽。以下叙先主临终托孤于孔明，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浦起龙云：“其以君臣契合立论者，总由世乱身穷，慨得时遇主之难。而先主能委心一德，是可兴感也。”（《读杜心解》，755页） 第一段首叙先主创业始末。霸气二句言蜀汉天命去而不得兴，锦江二句则伤蜀汉不久即合于晋。 第二段叙庙中景事。言庙在空山之中，倚山傍水，与《咏怀古迹五首》其四所云“空山”、“野寺”相同。尽管时光荏苒，匆匆数百年飞逝，乡里村民世代交替，其对于先主之祭祠未尝稍歇，仍数百年如一日。此又与“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一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段乃杜甫谒庙有感。杨伦注云： 绝域归舟下，纯是借古伤今语：言今风尘未靖，孰与关、张并其忠勇，而其功可与耿、邓相亲者乎？必有真主应天之才，方成君臣契合之盛；以吾年齿虽衰，未尝无心用世，无如飘零不偶，老狎渔翁，惟忧国念深，不禁泪洒衣巾耳。（《镜铨》，598—599页）又仇注引《杜臆》亦云： 后八句一是言有君则有臣，一是叹有臣而无君，此思古伤今之语。此诗中八句，乃叙题，前后各十二句，全以议论成章，他人无此深厚力量。（《详注》，1355页）（注：《杜诗详注》引《杜臆》之语，查中华书局本《杜臆》未见此语，故无法直接引用。）二人均言此乃杜甫借古伤今之语。盖杜甫见国事危殆，苦无明主、贤臣挽回大局，己又不遇知音，只好兀自感叹忧伤。所谓“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恰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相互呼应：《谒先主庙》一诗在咏先主的同时，寄寓个人当世的感慨，感叹时局不稳却无明主，其忧国忧民之心亦流露其间；《蜀相》一诗则既悲诸葛“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又悲蜀汉立国大业之未成。相形之下，《谒先主庙》这首诗中表达了更多杜甫个人当时所感。 杜甫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曾写下《登楼》一诗， 其中亦引用了三国时的典故，不妨拿来与此篇《谒先主庙》互相参看。 《登楼》一诗之写作在《谒先主庙》之前两年，时杜甫刚重返成都，时间上虽然早了两年，但杜甫那种感慨时无明主的心情并没有在这一、两年中有所改变。《登楼》诗云：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一开始点明杜甫自己登上高楼心中悲伤，登临时不禁为时事感慨，“玉垒浮云变古今”说明了杜甫伤心之故乃因国家多难，吐蕃来侵，时郭子仪初复京师，而吐蕃又新陷三州，然而朝廷政策却依然不改，怎不教人忧心？“可怜后主还祠庙”的典故，据吴曾《漫录》载云： 蜀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祠。蒋堂帅蜀，以禅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所谓“后主还祠庙”者。书所见以志慨也。（《详注》，1131页）知成都先主庙东侧原有后主祠，后来蒋堂认为后主不足以为其立祠，遂去之。故杜甫此诗言“可怜后主还祠庙”，但关连着整首诗来看时，即可明白这里绝非单纯只在言后主之事。朱瀚曾解释此首诗的写法，其云： 俯视江流，仰观山色，矫首而西，切登楼情事。又矫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龙一段忠勤，有功于后主，伤今无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盗频仍，遂傍徨徙倚，至于日暮，犹为《梁父吟》，而不忍下楼，其自负亦可见矣。（《详注》，1132页）说得很中肯，颇能切中诗旨。《镜铨》引旧注云： 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致蒙尘之祸，故以后主之用黄皓讽之。（《镜铨》，520页）与当时时事配合来看，再加上“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一句，明显可以看出杜甫此诗借古讽今之意。一方面借词讬讽，比喻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犹如后主之信黄皓。另一方面，杜甫自己伤心感叹之余，只有“日暮聊为《梁甫吟》”。此外，在《初冬》一诗中也云：“日有习气醉，愁来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镜铨》， 547页）《梁甫吟》又作《梁父吟》，典出《蜀志》，据载：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好为《梁父吟》（注：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第911页。）。 故杜甫在此窃有自比于诸葛之意，期待得遇如刘备之明主，以尽其心力，遂其经世济民之愿。杨伦注云： 伤时无诸葛之才，以致三朝鼎沸，寇盗频仍，是以吟想徘徊，至于日暮而不能自已耳。并自伤不用意亦在其中，其兴寄微婉若此。（《镜铨》，页520）由此可知：杜甫在咏三国人物时，往往寄托了个人深刻的心志在其中。由此的确可以呈现出杜甫的性格。而这种“悲士不遇”的郁闷，似乎也正成就了其诗“沉郁”的风格。 从杜甫在夔州大量写作咏诸葛武侯的作品看来，其造访武侯祠的次数定是相当频繁了。在以下这首《诸葛庙》中，即可见杜甫自叙其来往武侯祠之频繁。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 竹日斜虚寝，溪风满薄帷。 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 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 虫蛇穿画壁，巫觋醉蛛丝。 欻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 这首诗创作的时间，一说是大历二年（黄鹤注），一说大历元年（《杜甫年谱》）。诗中点明自己来到夔州后已来武侯祠造访多次，由“屡入武侯祠”可以得知：杜甫对武侯是多么拳拳服膺，景慕之深由此可见。“屡入”究竟是几次呢？如果排除《谒先主庙》不算，假设杜甫每去一次武侯庙即作诗一首，算来在夔州两年他已去了至少六次。相对于其他的祠庙，这个次数是相当高了。“竹日斜虚寝，溪风满薄帷。”是形容入庙之景。“君臣当共济”以下四句是追溯武侯事，“虫蛇”二句承中段来，言当时勋业如此，而遗庙凄凉，但见画壁空穿，蛛丝缀入耳。（《详注》，1675页）末“欻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二句，盖借孔明以自况。杨伦《镜铨》云： 二句正伤己之垂暮无成也，与前诗（《谒先主庙》）“迟暮堪帷幄”，皆以武侯自况。（《镜铨》，599页）杜甫虽已至迟暮之年，但对现实的关怀仍然十分强烈，他并不期待创造个人的名利财富，而始终希望能辅佐贤君，使黎民百姓皆得安居乐业，期待创造一个太平盛世。因为自他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家似乎就一直不曾有过真正的和平，人民也无法在安宁的日子中度过，诗人之心十分细腻，胸怀又十分广阔，就其所见、所闻皆令其忧心忡忡，他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像诸葛孔明那样的人来辅佐君王，而“吟梁父”和“躬耕”正表示杜甫的期待，同时也显示他在此时仍企图实现其理想，他相信只要有开始就永远不嫌迟！他无论在多么艰困的环境中，最后总是能抱持著积极乐观的想法去迎接未来不可知的命运，这也正是杜甫积极开朗性格的一面，这种性格也使得他的诗虽多叙离乱、困苦之情，却不致于予人灰暗、阴霾的色彩。最后总是能自我宽尉，振作起来。正如浦起龙所云： 结语……盖自嗟身老，以武侯作一影子也。言如上所云功业如此，虽尝屏迹躬耕乎，也不嫌建立之迟耳。今我何如！（《读杜心解》，756页）杜甫于先主、武侯之所惓惓不忘者，“盖君臣相遇，自古为难”（《镜铨》，599页）， 故其诗中一再出现如“君臣当共济”这类的诗句，如《咏怀古迹五首》其四言：“君臣一体祭祠同”，强调刘备与诸葛亮二人之相契一体，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不因时空阻隔而有所改变。又如《公安县怀古》：“洒落君臣契”，以“洒落”二字，将鱼水君臣之状形容得恰如其分。“鱼水君臣”这恐怕不仅是杜甫个人的向往，可能也是古来多少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吧？ 算一算，杜甫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的《蜀相》一诗开始， 到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这八年的时间内杜甫对于三国历史、 对于诸葛武侯、对于先主都有无限的追思与倾慕，其中大多数诗作又集中在大历元年，这多少反映了杜甫这段时期的心境。试看同是大历元年时杜甫的另外一篇作品： 《江上》 江上日多病，萧萧荆楚秋。 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 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杜甫自始至终都对国计民生之事抱持著高度的关怀，即使此时已年老体衰，犹有报主之心，一心想为国家、人民效劳，再看看社会的动乱不安，更让杜甫难以入眠，无法返乡，过着客途异乡的生活，终是令人辛酸之事。 大历二年，杜甫又写下一首足以表其心志的诗： 《摇落》 摇落巫山暮，寒江东北流。 烟尘多战鼓，风浪少行舟。 鹅费羲之墨，貂余季子裘。 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据仇兆鳌《详注》引鹤注云：“是年九月，吐蕃寇邠州、灵州，京师戒严，故云‘烟尘多战鼓’。”（1726页）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杜甫有心报国，却苦无机会，其心中之苦闷殆可想见矣。仇注即言： 巫山秋暮，而一望烟尘，则欲留不可。江水自流，而沮于风浪，则欲去不能。今但亲翰墨而揽寒裘，亦何救于国事乎？虽有报主宿心，徒托诸秋山卧病而已。报明主，此公一生大志。复高秋，见在夔已历两秋矣。（《详注》，1726页）在夔州终是客异居异乡，无法久留，但北方有吐蕃入侵，战乱未平，杜甫虽急欲归乡却又不能，加上他“每饭不忘君”这种忧国忧民的性格，教他怎能不为眼前的战事愁烦？其实他之所以关切国事，正是基于古代知识分子那种经世济民的强烈使命感，可是没有遇到“明主”，不被重用，这满腔的热忱无处可施，最后只有化为诗句，聊以自遣罢了。杜甫心中的抱负与理想不能实现，其无奈与苦闷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杜甫对于诸葛武侯有一种独特的情感。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秋天杜甫一家乘船离江陵南行到了公安， 同年吐蕃入寇。这首诗并非以歌咏武侯为主题者，但其中涉及三国之事，故亦不妨参看之。 《公安县怀古》 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 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 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杜甫来到公安，这里曾经是吴国大将吕蒙受封之地，也是当年刘备被推为左将军时所居之处。仇注云： 先主得公安，使关羽守之。及羽讨樊城，吕蒙乘虚袭之，孙刘之战争，始自公安。汉业之不振，亦挠于公安。公至其地，故吊古而有慨。（《详注》，1930页）在此野旷天寒之时，杜甫来至江边，这里当年曾是不少豪杰之士叱吒风云之地，不免引人发出思古幽情。《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云： 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樊。但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也因此“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帅军伐吴，结果失败，崩于永安宫。在缅怀史事的同时，不知不觉时间便已溜过，再回到现实中来，眼前依旧是风平浪静的景色。关羽大将之威名远播，而先主待之如兄弟，为替关羽报仇，想不到付出的代价竟如此之大，追念之际，不禁心中生出多少感叹！然“吊古诗须有真性情，始能发真议论，生真感慨……如无作者的真性情在，则古人自古人，与作者有何干涉？”（注：参见张梦机先生《读杜新笺——律髓批杜诠评》一书，第178、179页。）杨伦替杜甫说出了他的心情： 公老而不遇，又时少良将，此其所以望古而兴怀也。（《镜铨》，944页）在国家如此危难的时刻，似关羽之良将何在？而待关羽如兄弟之先主又何在？刘备与关羽间那样真挚诚恳的君臣友谊今日岂能复见？随着年事渐长，杜甫此时的心情似又与广德二年、大历元年时不同，此刻虽然仍深有所慨，但只是“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以如此平静的心情去面对，不像前几年那样尚有激昂之语。或许是年近迟暮，愈来愈清楚人世间的遇合皆有一定，毋须强求吧！ 六、结语——“一生襟抱向谁开” 在杜诗中另有一类与诸葛武侯相关之诗作，是藉着引诸葛武侯事来勉励他人或称颂他人者。如《别张十三建封》中云：“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虽当霰雪严，未觉栝柏枯。”（《镜铨》，997 页）张建封系一年轻后辈，杜甫在此勉励他，济世当及时，时张建封有欲隐退之心，杜甫试图点醒他：当此之时国家、人民正需要你，何必去追求那渺不可知的神仙世界？此为杜甫藉诸葛以勉励他人之例。 被杜甫以孔明之誉称之者不多，仅见房琯及严武二人，盖杜甫于武侯评价甚高，能被杜甫以武侯比喻称之者，其在杜甫心目中之地位亦可见一斑。 房琯于广德元年八月卒于广州，杜甫因曾为房琯上疏而遭贬斥，二人在政治上遂有某种相契关系，房琯之死，杜甫显得极为悲痛，在《别房太尉墓》一诗中言及：“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可见其伤痛之深。 杜甫于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其一即云：“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镜铨》，573 页）比房琯为孔明，言其言行皆可垂后，此赞誉不可谓不高矣。 另一个与杜甫交情深厚者当推严武，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四月严武卒，杜甫同样十分伤痛，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 写下《八哀诗》，其中一首即《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诗中有云：“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镜铨》，679 页）以诸葛亮来比喻严武镇蜀之功业，及人民对他的爱戴，评价可谓至矣。 在此之前，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受命镇蜀，杜甫原本计划南下荆楚， 但因听说严武将至，故又留下，等待严武到来。因此写下《奉待严大夫》一诗：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 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 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 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杜甫与严武之遇合在这首诗中显然可见，只可惜严武死得太早，而当杜甫在严武幕府中时又有不得施展其长才的苦闷。杜甫虽有心效法诸葛武侯，可是在严武死后，其“一生襟抱”又能“向谁开”呢？这或许也是诗人之所以不得不感慨发言为诗的原因吧？ 综合上所述，从杜甫咏诸葛武侯之诗作中，确实可以令读者探寻到不少杜甫个人的心志，从杜甫屡用三国典故，屡称先主、武侯之相契，更可以使人感受到杜甫心中真正的向往。论杜诗可从“知人论世”入手，如果能对杜甫之生平有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的话，相信将更有助于理解这一系列诗作。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印行1986年版。 2 蜀汉·诸葛亮著·《诸葛亮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影印标点本 3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国志注》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初版 4 明·王嗣奭撰·《杜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6年台二版 5 清·朱鹤龄注·《杜工部诗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康熙九年刊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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