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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载正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赐侍老粟帛，酺三日。”[1] (P147)《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亦云：“春，正月，壬辰，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子(当作“甲午”)，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载地税。”[2] (P6902)这就是所谓的“三大礼”。杜甫“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3] (P2104《进〈三大礼赋〉表》)，遂作《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三大礼赋》，投延恩匦以献。但关于杜甫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而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十载献赋说，实是千年误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杜甫于天宝九载冬预献三赋。 一 其实，关于献赋的时间，杜甫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他在《进〈三大礼赋〉表》中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3] (P2103)行，行将也。即将近四十岁，也就是三十九岁。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三十九岁正是天宝九载(750)。“行”的这一用法，可从陶渊明《责子》诗得到证明。诗云：“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逯钦立注：“行，将要。志学，指十五岁。”[4] (P106)袁行霈注：“行志学：行将十五岁。《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5] (P305)又曰：“‘行志学’，行将满十五岁。阿舒已十六岁，阿宣将满十五岁(当是十四岁)，比长子阿舒小二岁。”[5] (P852)几乎所有注陶诗者都是这样解释的。杜甫用字极费斟酌，天宝十三载，献赋请封西岳华山，其《进〈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3] (P2158)因年已四十三，故用一“过”字。“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云云，即指进献《三大礼赋》。而《朝献太清宫赋》则说得更清楚：“冬十有一月，天子既(一作“将”)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3] (P2105)所谓“处士之议”，《唐会要》卷二十四“二王三恪”记之甚详：“(天宝)九载六月六日，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负独见之明，群议不能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等公，以昌为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6] (P462)《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九载》云：“(八月)辛卯(按：九载八月丁巳朔，无辛卯，当为九月)，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公。”注：“韩，元魏后；介，后周后；酅，隋后。”[2] (P6899)《旧唐书·玄宗纪》则记此事为九月：“乙卯，处士崔昌上《五行应运历》，以国家合承周、汉，请废周、隋不合为二王后。冬十一月己丑，制自今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为朝献。”[7] (P224)《新唐书·玄宗纪》则云：“九月辛卯，以商、周、汉为三恪。”[1] (P147)《旧唐书·礼仪志四》亦载：“(天宝)九载九月，处士崔昌上《大唐五行应运历》，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请国家承周、汉，以周、隋为闰。十一月，敕：‘唐承汉后，其周武王、汉高祖同置一庙并官吏。’”[7] (P916)其实，崔昌所言，乃袭王勃旧说。《新唐书·王勃传》记述这一过程甚详：“(勃)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1] (P5740)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北周、隋。天宝中，以承平日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于是处士崔昌乃采王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北周、隋为闰。当时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玄宗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韩、介、酅公，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后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遂于天宝十二载五月九日复元魏为三恪，北周、隋为二王后，韩、介、酅等公复旧封。六月九日，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上述记载“处士之议”的具体月份虽微有差异，但基本内容与杜甫所说是相符的。而杜甫所说“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正是指的将于天宝十载正月隆重举行“三大礼”。“孟陬”，即正月。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即是说他生于寅年正月庚寅日。因此，如果将献《三大礼赋》的时间定在天宝十载，杜赋“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云云，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 二 据今见文献言之，最早记载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的是唐人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8] (二十卷附)但未言具体年份。《旧唐书·杜甫传》则云：“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7] (P5054)亦未明言具体年份。到王洙撰《杜工部集记》始明言具体年份：“天宝十三年，献三赋，召试文章。”[8] (卷首)《新唐书·杜甫传》因之：“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1] (P5736)吕大防始作《杜工部年谱》，亦主天宝十三载献《三大礼赋》。天宝十三载献三赋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一是杜甫时已四十三岁，与“行四十载矣”不符；二是十三载，玄宗只是朝献太清宫与朝享太庙，并未行郊礼，而且是在二月[1] (P149)，与“三大礼”不符。 蔡兴宗首倡天宝九载冬预献三赋说。蔡氏《重编杜工部年谱》于“天宝九载庚寅”下云：“时年三十九。是岁冬，进《三大礼赋》。进表曰：‘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其赋曰：‘冬十有一月，天子将纳处士之议。’又曰：‘明年孟陬，将摅大礼。’……而《新书》列传、《集记》、旧谱及赋题之下注文皆作十三年，非也。”[9] (卷首)蔡氏将杜赋与唐史结合起来考察，认定杜献赋在天宝九载冬，纠正了《新唐书》本传、王洙《杜工部集记》、吕(大防)谱及旧注的错误。应该说，蔡氏所考是对的。稍后的赵次公亦主天宝九载冬预献三赋说。他在《送韦书记赴安西》诗注中云：“公三十九岁之冬上《三大礼赋》，四十岁之春后，方召试得官。”[10] (P40)《重过何氏五首》注中亦云：“公三十九岁之冬方献三赋。”[10] (P51)在《杜位宅守岁》注中更明确指出：“公于天宝九载三十九岁之冬，预献明年《三大礼赋》。表云：‘甫行四十载矣，沉埋盛时。’则亦急于仕矣。”[10] (P52)宋人葛立方先则同意旧说天宝十三载献赋，后即纠正说：“老杜卒于大历五年，享年五十九，当生于先天元年。观其《献大礼赋表》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以此推之，天宝十载始及四十，则是献《大礼赋》当在天宝九载也。本传以谓天宝十三载，因献三赋，帝奇之，待制集贤院，误矣。”[11] (P79)完全赞同蔡兴宗的说法。后来黄鹤更是力主九载献赋，他在《杜工部诗年谱·睿宗先天元年壬子》下云：“先生生于是年。蔡兴宗引元微之墓志、王原叔集记，鲁訔引《唐书》列传，皆云先生年五十九岁，卒于大历五年，则当生于是年。鲁又引公《上大礼赋表》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天宝十载奏赋，年三十九，逆数公今年生。吕汲公云：公生先天元年癸丑，天宝十三载奏赋。若果十三载奏赋，则先生四十三岁矣。梁经祖集谱亦云十三载奏赋。今考《通鉴》、《唐宰相表》及《酹远祖文》，以开元二十九年为辛巳，《祭房公文》以广德元年为癸卯，则先天元年为壬子无疑。如鲁谓十载奏赋，则是年辛卯，恰四十岁，不可谓之年三十九，何以表谓之‘行四十载’？案《朝献太清宫赋》首云‘冬十一月，天子纳处士之议’，又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则是九载庚寅预献赋，故年三十九，表宜云‘行四十载’。”[12] (P108)于“天宝九载庚寅”下，黄鹤又云：“先生是年进《三大礼赋》。”[12] (P120)由此可见，鹤说完全是从蔡说沿袭来的。而稍晚于蔡兴宗的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却于“明皇开元元年癸丑”下云：“按：天宝十载，公年三十九，奏《上大礼赋表》云：‘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逆数之甫今年生。”[13] (卷首)又在“天宝十载辛卯”下云：“明皇纪：天宝十载春正月，朝见太清宫、朝飨太庙及有事于南郊，甫上《三大礼赋》。”[13] (卷首)赵谱之所以主张十载献赋，是因为他定杜甫生于开元元年，死于大历六年，将杜甫生卒都推后一年。但在三十九岁献赋这一点上，与蔡兴宗却是一致的。其后，宋人鲁訔、刘辰翁诸谱虽亦主十载献赋，但他们却都是主杜甫生于先天元年的，即四十岁献赋。明清两代，亦多依之。特别是钱谦益《钱注杜诗》更言之凿凿：“按诸书载十三载献赋，并承《新书》本传之误，然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鹤以谓九载预献，则非也”，“十载献赋明矣”[14] (P653)。之后，几乎所有注杜者，如清代朱鹤龄、顾宸、张溍、张远、周篆、仇兆鳌、浦起龙、范廷谋、杨伦等，以及现当代的许多著名杜甫研究专家，皆从钱说。对于这一千年误读，台湾学者陈文华在《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中有所辨别。但他将“九载献赋”之发明权归于黄鹤，认为“这是黄鹤的一大贡献”，而蔡说“所提证据，亦类如黄鹤”[15](P69)，则是不确的。 三 钱谦益所谓“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未免武断。杜甫的《封西岳赋》，即是未封预献之作。天宝九载正月，玄宗听群臣奏封西岳，三月，关中旱，西岳庙发生火灾，乃停封。天宝十三载，杜甫上表献《封西岳赋》，再次请求玄宗封西岳。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唐玄宗封禅泰山。据《旧唐书·礼仪志三》载，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禅泰山，而“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7] (P891)。《唐会要》亦载：“时(开元十二年)儒生墨客，献赋颂者数百计。”[6] (P107)《旧唐书·房琯传》亦云：“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7] (P3320)可见，钱谦益所谓“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是缺乏根据的。钱氏又引《旧唐书·玄宗纪》与杜赋所记日期相同，以证其说。《旧唐书·玄宗纪》云：“(天宝)十载春正月乙酉朔。壬辰(初八日)，朝献太清宫。癸巳(初九)，朝飨太庙。甲午(初十)，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礼毕，大赦天下。”[7] (P224)《朝享太庙赋》曰：“壬辰，旣格于道祖，乗舆即以是日致斋于九室。”[3] (P2124)又曰：“甲午，方有事于采坛。”[3] (P2135)《有事于南郊赋》曰：“二之日，朝庙之礼旣毕。”[3] (P2137)于是，钱氏断言杜赋“与《旧书》甲子俱合，则为十载献赋明矣”[14] (P653)。其实，钱氏所言，毫不为怪。作为朝廷大典，必当十分慎重，预为准备，日程是早已安排好的。即如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玄宗早在开元十二年十二月就发出《开元十三年封泰山诏》：“是以敬承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永言陟配，祗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所司与公卿诸儒， 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所缘封禅仪注，兵马陪集，并皆条奏，布告遐迩。”[16] (P370)并“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7] (P892)。“及玄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7] (P894)。《新唐书·康子元传》亦云：“玄宗将东之太山，(张)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封禅仪。”[1] (P5701)天宝十载的“三大礼”盛典想必亦是如此，朝廷既然“布告遐迩”，急于求仕的杜甫当然对大典的日程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或谓从玄宗决定行三大礼，到举行三大礼，时间不过两个月，盛典仪注的参定来得及么？答案是肯定的。一是三大礼就其尊崇程度而言，不及封禅泰山那么隆重和规模宏大，而更重要的，是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要比封禅泰山频繁得多。唐初，即用隋礼。太宗时有《贞观礼》，高宗时有《显庆礼》。因《贞观礼》与《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玄宗时遂折中损益，于开元二十年撰成《大唐开元礼》颁布施行。至此，唐之五礼之文始备，终唐之世，虽小有损益而无大变。以合祭天地于南郊为例，仅据《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唐会要》记载，就有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太宗贞观二年十一月辛酉、五年十一月丙子、十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朔、十七年己卯，高宗永徽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长安二年十一月戊子，中宗景龙三年十一月乙丑，睿宗景云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太极元年正月辛巳，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等十余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于天宝元年二月丁亥，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7] (P215)。这也是三大礼同时举行，只是中间相隔数天而已。又据《唐会要》卷九下引《册府元龟》：“天宝五载十二月辛酉，诏曰：‘祈谷上帝，春祀先王，永惟因心，敢忘如在。顷以详诸旧典，创以新仪。……宜以来岁正月，朕亲谒太庙，便于南郊合祭。仍令中书门下，即与礼官详定仪注。’六载正月戊子，亲祀南郊，遵祀皇地祇。”[6] (P185)至于典礼每道程序的具体要求，诸如斋戒、陈设、省牲器、銮驾出宫、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据上所述，早在天宝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之前，已有详定仪注，这时只要根据具体情况略加修订即可，是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向某某盛大庆典、某某大会献礼，如“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等等，都是在之前，而不是在之后。以此揆之，杜甫献《三大礼赋》自当在“三大礼”举行之前，而不应当在此之后。 献《三大礼赋》，是杜甫一生中最引为荣耀的一件大事，所以他念念不忘。《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云：“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3] (P130-132)后流落成都作《莫相疑行》亦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3] (P1213)杜甫献赋在“三大礼”之前，至于“待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则在“三大礼”结束之后。恐怕“学官试文章”的，也不只是杜甫一人。 【参考文献】 [1]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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