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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杜诗，内容丰富广博。从格调上说，除了忧苦一类以外，当然也有欢快的诗篇；但是，在全部杜诗中，前一类诗作不但数量大，艺术价值也明显比欢快类的诗篇高得多。事实上，杜甫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更多地体现在忧苦一类诗篇中。杜甫的忧苦既有个人的、家庭的，也有社会的、国家的，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可以说，杜诗的忧苦来源于人生的悲剧性和社会的悲剧性，悲剧永恒，杜诗便永恒。我把杜甫诗的悲剧主题分为四大类十一小类： （一）志殇 1. 政治理想的幻灭 2. 世风浇漓的阴影 （二）世殇 1. 忆昔与忧时 2. 忧国情怀 3. 忧民情怀 （三）情殇 1. 思乡情结 2. 与家人的濡沫之情 3. 与朋友的生离死别 （四）身殇 1. 穷困的屈辱 2. 家族式微感 3. 生命咏叹调现就以上各类分述于后： 一 杜甫的志向理想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致君尧舜上”，即以臣的身分辅佐国君，使最高统治者成为治国有道的贤明君主；二是“再使风俗淳”，即以儒者身分去完成道德教化的使命，使社会风气变得淳朴美好。可是，终其孜孜矻矻的一生，这两方面志向理想都落空了。由此而来的生活上的穷困悲辛和心理上的失意惆怅，遂酝酿成了他大半生诗歌创作的一大悲剧主题：志殇。志殇主题在我们归纳的四大类悲剧主题中，是最重要的一类，也可以说，其他三大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由此引伸出去的。 1.政治理想的幻灭 从青少年时代起，杜甫就有着强烈的入仕用世思想。他早年所写的一些诗句，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都表露了他跃跃欲试的用世心情。青年杜甫因为聪明早慧，又先后得到崔尚、魏启心、李邕、王翰等一班名人的赞赏与肯定（注：杜甫《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奉赠韦左丞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是十分自负的，对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充满了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 但是，事情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杜甫24岁、36岁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告失败；从天宝五载“西归到咸阳”起，他一心寻求出仕用世的机会，到处求人汲引，三次向玄宗献赋，十年里几乎毫无结果，生活上却因此陷入了困顿，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艰难日子。天宝十四载（755），杜甫44岁时才打动玄宗， 先被任命为河西县（今云南省祥云县）的县尉，杜甫拒绝后又改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的芥末小官。可是，这样的小官也没能安稳地做下去，当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八月，杜甫在鄜州（今陕西鄜县）听到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即位称帝（肃宗），便只身往投，不料中途被叛军捉住并押回长安。陷贼九个月后，杜甫于757年4月冒险逃出长安，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当时朝廷所在地凤翔（在今陕西省），“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他的忠心感动了肃宗，被授左拾遗一职（见《述怀》）。左拾遗之职，品级虽然不高，但系近侍之臣，负有进谏和举荐的职责，对杜甫实现早年立下的政治理想无疑是个大好的机会。不幸的是，就在他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当月（757年5月），杜甫因为疏救房琯得罪了肃宗，“帝自是不甚省录”（《新唐书》本传），捱了一年左右，758年6月，终于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的祭祀、学校、选举等文教工作。至此，杜甫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一年后，他就弃官不做了。先是携家至秦州（今甘肃天水），不久转至同谷（今甘肃成县），由于生活艰难，接着漂泊到了四川，先后在成都、樟州（今四川三台）、夔州（今四川奉节）等地流寓；最后漂泊到荆湘一带，直至770年冬天死在由潭州往岳阳去的船上。 华州弃官后，杜甫曾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但他已然心灰意冷，所以“不至”；在成都期间，严武曾力邀他出任幕府参谋，盛情之下他也只勉强干了几个月；在严武的举荐下，杜甫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杜甫本人不但不当回事，还多次借以自嘲。去世前一年秋天在潭州时，杜甫就自描画像：“素发干垂领，银章破在腰”（《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终其一生，历尽坎坷漂泊，政治理想也未能实现。 但是，围绕着他那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杜甫在饱受困苦折磨中所产生的企盼、求乞、失望、愤懑、绝望等等情感都一一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形成了他诗歌政治理想幻灭的主题。 在不同时期，这一主题的内含是不一样的。求官时期，多怀才不遇和入仕渺茫的迟暮感。“圣朝已知贱士丑”（《乐游园歌》）和“致君时已晚”（《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两句诗，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心情。较为集中反映这种心情的诗篇有《奉赠韦左丞丈》、《乐游园歌》、《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秋雨叹三首》之一、《醉时歌》等。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自身的怀才不遇及因此导致的生活穷困，使得杜甫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统治者及时政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态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等著名诗篇。为官时期，既有官小职微的失落，也有不被信任的苦闷无聊，还有政治理想破灭时的留恋与决绝。《官定后戏赠》是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后失落之情的一次集中渲泄；《曲江二首》则流露了官居左拾遗而不被信任、无所作为的无聊与苦闷；《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中“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曲尽被贬出京城时的留恋；《望岳》中“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又道出了绝望时的去官之想。这一时期前后近四年，四年里杜甫有两个创作的丰收期，一是天宝十四载（755）冬天， 杜甫由长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上往奉先县探望妻子儿女，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出塞五首》等诗篇，其中前一首堪称杜甫创作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什；二是乾元二年（759）春天， 杜甫由华州掾任上去过一趟老家洛阳，这次行旅的结果是，杜甫写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别”（注：三吏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是《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两次创作丰收，一在初任小官时，一在被贬出京后，都是杜甫仕途上的低谷时期，可见，是政治上的失意成全了他的诗歌创作。弃官之后，杜甫还活了十一个年头，基本上是以“野老”自处，虽然也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但是已经不抱任何个人的政治幻想，只把希望寄托在仍然在朝为官的年轻朋友身上，对严武说的“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对裴虬、苏涣等人说的“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涣侍御》）就都是这种心境的写照。弃官后，是杜甫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时期，现存杜诗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作于这一时期，但是，直接、集中抒发政治理想受挫心情的诗却不多，这方面的心情流露得稍多的也就是一些忆昔题材的诗篇，如《忆昔二首》其二、《壮游》等。 杜甫一生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实实在在是一出人间悲剧。悲剧主人公虽然自己历尽苦难，而他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他所忧虑的对象也都是另一层面的悲剧里的形象。这种包孕式的双重悲剧，无疑使杜诗这一主题更加深刻，更加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2.世风浇漓的阴影 天宝七载（748）， 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明白表示自己有“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追根溯源，这一理想与儒家诗教的“移风俗”一脉相连。但是，据《诗经•国风》毛序所言，诗教功能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五项（注：《诗经•国风》毛序云：“先王以是（按指《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杜甫为何独取最后一项作为自己的理想呢？ 我认为，这跟杜甫的人生阅历有一定关系。三十岁以前，杜甫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三十岁那年，他游完齐赵回到东都洛阳，在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筑“陆浑庄”土室居住。这时候他的生活大概是得到诰封万年县君的姑母（父妹）照拂的。第二年，他的这位姑母在洛阳仁风里去世。从此，杜甫的生活陷入困境。在与一班官宦的交往中受到了不少白眼，切身感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作于定居洛阳第三年的《赠李白》一诗前四句就描写了这一景况：“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杜甫向往风俗淳朴的社会，但是，这种理想的社会，他不但没有机会去实现它，而且还要饱尝世风不古之苦，诗人那颗淳朴善良的心留下了一道道带血的伤痕。 杜甫对浇漓世风感喟最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君子小人之叹，二是朋友交情的冷淡，三是年轻后生的浅薄。 自古以来，凡对社会道德有较高理想与期盼者，总难免有君子小人之叹。孔子如此，杜甫也如此。早年，因为仕途坎坷，杜甫产生了小人得志、君子被弃的感慨：“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叹庭前菊花》）。这里甘菊喻君子，众芳喻小人。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又有小人高翔、君子落地之叹：“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独立》）。赵汸注谓鸷鸟比小人之媢嫉者，白鸥比君子之幽放者。定居夔州瀼西时，有一回管理官府菜园的官吏没有给杜甫送好菜，只送了苦苣、马齿菜，杜甫也“伤小人妬害君子”，“比而作诗”（《园官送菜》）。君子小人之叹是伴随了杜甫整个后半生的。 杜甫的后半生，除了前后折合约三四年的时间在做官有俸禄自给以外，其他时间大多处于漂泊之中，自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一直需要朋友们的接济和帮助。在陷入穷困而一时间又无人接济的时候，杜甫就不免生出交情冷淡的喟叹。天宝十一载（752），第一次献赋后， 作《贫交行》叹人情寡薄：“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至德二年（755）陷贼期间，杜甫也经历过受朋友冷遇的事情， “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雨过苏端》）而苏端的热情款待就让他感激不尽。从陕西、甘肃到四川、湖北、湖南，杜甫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依人，“途穷见交情，世梗悲路涩”（《送率府程录事还乡》），交情冷淡的凄楚渗透进了他的许多诗篇。 杜甫从小就性情刚直，想法也每每“不合时宜”，所以人际关系每有不快。青少年时代，“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到了老年，头发已白而功名无成，遭到了年轻后辈的奚落，“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杜甫虽然自我宽慰，说些“老翁慎莫怪少年”“记忆细故非高贤”之类的话（《赤霄行》），但他内心对后辈的轻薄肤浅却是感慨很深的。 杜甫虽然怀有“再使风俗淳”的愿望，但是兀兀穷年，不但理想付诸东流，自身生活也辗转泥途，备极艰辛。社稷依然“万方多难”，苍生依然“艰难苦恨”，人生、社会的大悲剧中，他的世风浇漓的叹息何其无奈。 二 从生活的好坏顺逆上说，杜甫一生以35岁“西归到咸阳”为界可分成两个大阶段：35岁以前过的是富家少爷式的生活，到处游历，自己的生活还不用发愁，科举仕途也还不成为唯一的寄托，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国弊民瘼；35岁以后，种种挫折接踵而来，仕途蹭蹬既导致了心理的苦闷，也导致了生活的穷困，安史之乱等一系列战乱，又迫使他不断漂泊，受尽离乱之苦，故而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与人民的苦难。 前后两个阶段的强烈反差，加重了他后一阶段诗歌创作感时伤世的悲剧色彩，使得以感时伤世为主题的诗歌作品更加真切，更加深刻。 1.忆昔与忧时 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第二年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全盛时期”的开元元年。开元年号历时二十九个春秋，正好在杜甫人生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杜甫生当盛世。不但国运正昌，个人生活也富足优渥。 杜甫出生在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则天朝做过膳部员外郎，后来又任修文馆直学士，是当时很有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奉天县（今陕西乾县）的县令；母亲崔氏，出自当时大族清河崔家。另外，杜甫有个姑母，嫁给河东人裴荣期，裴荣期官做到济王府录事参军，他的姑母也被册封为万年县君。杜甫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做官，少年时代便寄住姑母家，三十岁前后也有相当时间得到这位姑母的照拂。杜甫的童年、少年、青年都过得无忧无虑，受到良好的教育，过了八九年公子哥式的南北漫游生活：衣轻裘，骑骏马，春歌冬猎，清狂快意。 杜甫35岁以前，社会也是相对稳定的。政治上，由于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相，比较正直清明；均田制、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又确保了军事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由于思想的开放与活跃，文艺上也呈现了空前昌盛的景象。 但是，歌舞升平的背后也潜伏了严重的危机：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奸佞当政（如李林甫、杨国忠），使得统治者内部矛盾加剧；对人民剥削的不断加重，造成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趋于尖锐，民怨沸腾；太平日子使得统治者松懈了国内的军备设置，除西北边境等少数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驻军几乎都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所有这些，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公元755年11月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禄山、史思明乱军所到之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被推入了灾难的深渊。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暴行累累。安史之乱虽然于763年被荡平，但唐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社会经济，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毁灭，长安、洛阳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和村落都受到严重的蹂躏。 作为一个对盛唐的繁华、安史之乱的灾难和乱后的荒凉三种景况都有着长时间切身体验的诗人，杜甫当然会有深切而沉重的感时伤逝的悲哀。这种悲哀一直笼罩着杜甫生命的后十四五年，直到死去。 安史乱中，杜甫感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思家之情的溶入，二是对时事的关切。思家是因为这期间杜甫跟家人曾有过几次分离，战火中的异地而处，有着生死的忧惧，思念自然就格外肫挚。《春望》一诗可作这方面的代表，其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写尽思念深情。杜甫感时，往往不止于个人的伤感，而要关切时事，怀有为社稷苍生纾难解悬的心思，抚今追昔之际揭出导致国破家亡的根源：玄宗宠信后宫，荒淫误国。“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杜甫是拿杨贵妃的悲剧讥刺玄宗的。 忆昔忧时一类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是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乱平次年，杜甫就写了《忆昔二首》，不胜今昔之慨。往后杜甫的诗歌更加沉郁，抒情色彩更重，表达上更加含蓄。 作于安史之乱平定后三年（766）的《秋兴八首》和作于770年的《江南逢李龟年》最为典型。 《秋兴八首》以铺排忆昔，以点染伤时，忆昔与伤时映照，自有不尽感慨，其中若干政治见解也表达得十分含蓄、从容，完全没有《忆昔二首》那样的直白与急切。《江南逢李龟年》则是不言感慨而寓无限感慨于其中，写尽了人间抚今追昔的一切悲伤。他如《壮游》、《昔游》、《遣怀》、《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亦为杰作。 社会人生的盛与衰，转化为诗人内心的乐与哀，再在创作时升华为忆昔伤今的悲剧主题，从中不难看出社会现实与人生经历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2.忧国情怀 到长安谋生以后，杜甫在热心仕进的同时，也渐渐关心起国家大事。由于自身生活的贫困，他在感情上贴近了下层劳苦大众，这又使得他慢慢地看出了王朝的许多弊病：政治的黑暗，贫富不均，统治者的荒淫，政府的穷兵黩武，人民的苦难，忧国之心日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更加关心军国大事。在诗歌里，他激励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动员后方人民同赴国难，讽谏上层统治者荒淫失政，对借兵回纥提出忠告，对饱经战乱之苦的下层人民寄予了深切同情。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时难以复苏，社会各方面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边患、内乱时有发生。杜甫的忧国之情至死不灭，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还在牵挂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杜甫的忧国情怀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是忧乱心情。杜甫既把国家与李唐当作一回事，也把自身利益跟李唐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是衷心希望李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国活”（注：例如，《奉先咏怀》：“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北征》：“桓桓陈将军……于今国犹活。”《鹿头山》：“冀公（指裴冕）柱石姿，论道邦国活。”）。可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战争连绵，兵燹四起，李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现实与理想的深刻矛盾，使得杜甫“心怀百忧复千虑”（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序），他忧得最多虑得最深的就是一个乱字，竟至于作歌欲哭、夜不成眠，“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只好发呼喊、作祈祷，“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喜雨》）“留滞嗟衰疾，何时见息兵？”（《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 二是忠君表现。苏轼曾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大历二年（767）， 杜甫在夔州瀼西对冷淘（一种食物）而思入献，作《槐叶冷淘》，可作注脚。不妨说，杜甫忠君，有时候达到了迂腐地步。路遇落难王孙还要勉以“高帝王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哀王孙》），在四川时把杜鹃鸟看作古蜀帝化身，每见杜鹃，总是再拜（见其《杜鹃》一诗），就都足以说明其迂腐。但是，杜甫忠君也有可取之处。首先，杜甫对国君并不是无条件服从的，他要讲“致君”，这里的“致”字除了“辅助……使成为……”之外，也有“教育”“改造”的意思。其次，杜甫忠君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含有恤民成分，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再次，杜甫忠君是有选择的，不是凡君必忠。 三是针砭时弊。有一腔爱国忧国的热忱，政治上又不得志，使得杜甫对好些有损国家利益的人和事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作诗予以针砭。杜甫针砭时弊有两个特点：大胆、切中要害。《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隐含“人君失道”、“清浊不分”、“天下无纲纪文章”、影射唐明皇耽于淫乐、感慨贤人君子多去国归隐、小人丑类贪恋禄位等意思，即所谓“讥切天宝时事”（仇兆鳌《杜诗详注》引三山老人胡氏语）；《虢国夫人》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和后宫的污浊肮脏；《奉先咏怀》讽刺君臣欢娱不恤国事、朝廷滥赐财物；《锦树行》讽刺最高统治者忠奸不辨……锋芒指向国君。此外，他还鞭挞了专权误国的奸佞小人，如《石笋行》、《萤火》、《忆昔二首》其一、《丽人行》。 四是关心军事。杜甫生逢乱世，而乱世之由、治世之道又莫不与军事密迩攸关。杜甫在军事方面有过不少主张和建议：（一）非战与呼吁和平。杜甫反对拓边战争，也反对叛唐的地方割据战争。“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二）反对大量向回纥借兵。《北征》一诗有明白表态：“此辈少为贵”，《遣愤》、《留花门》诸诗都有这个意思。（三）责备无能失职的军事将领。《遣兴三首》其一讽刺了边将的邀功行为；《诸将五首》则多方面批评了将领们的无能无为。（四）提出了一些战略意见。例如，《塞芦子》提出了固守芦子关（今延安西北）以阻遏叛军西进的战略建议；《北征》也赞同只凭官军即可迅速消灭安史乱军的时议。 杜甫还多次劝最高统治者振作精神，希望其重用有才能的将领。 3.忧民情怀 在对杜甫与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相左的认识：抑杜者说杜甫对人民只有“廉价的同情”（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1月，132页）， 扬杜者说杜甫“心里徘徊着的是人民的苦难”（注：傅庚生：《杜诗散绎》，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304页）。这一抑一扬都不免失之偏颇。 杜甫在诗歌里直接表露出忧民心境，始于天宝十三载（754）， 也就是他旅食京华的第九个年头。这年九月，长安地区霪雨不止，杜甫在重阳节那天写给好朋友岑参的诗（《九日寄岑参》）中表达了担心庄稼受涝、贫苦百姓行路艰难的心情。是年八月份关中大饥，扶风太守房琯具实上陈灾情，奸相杨国忠瞒天过海，拿好庄稼骗玄宗说雨不害稼，并且派人罗织房琯罪名，搞得朝中无人敢于言灾，就连玄宗在听高力士如实报告后也只有默不作声（注：见《资治通鉴》卷217）。 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杜甫，他很快就写出了七律《秋雨叹三首》，既讽刺了杨国忠，又表示了对农民的同情。天宝十三载以后，杜甫的忧民意识就有如江河开闸，源源而流，并且与时俱进，日益深沉。第二年就写出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后出塞五首》。 杜甫忧民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民，一类是戍卒。忧农民，主要表现在对晴雨等自然现象的关心、对贫富不均现象的强烈抗议、对官府苛重赋敛的不满、对误农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等方面。在杜甫眼里，晴跟雨都有好坏之分，区分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庄稼、有利于农事。有利即是好雨、好晴，他便由衷地高兴、由衷地赞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喜晴》），都是真情流露；不止于此，只要对农事有利，即使自己受到损失也感到高兴，如“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大雨》）。杜甫继承了孔子论政“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思想，认为社会分配、社会地位的不公平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源，他说：“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二首》之一）。他不但在诗歌里深刻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指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官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而且揭露了统治者不知厌足的“聚敛”“诛求”，对受官府苛重赋税压榨的贫苦百姓则十分同情。《病橘》、《枯棕》、《客从》、《虎牙行》等诗就都足以为证。同情百姓，他祈求“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憎恨贪官，他高喊“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杜甫同情贫苦百姓，其言其行都感人至深。安史乱前，杜甫已明白袒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迹（《奉先咏怀》）。所以当有人入朝觐见时，他就忘不了让其劝皇帝体恤下民（如《别蔡十四著作》）；战乱之后，男子多阵亡，女子“四十五十无夫家”，生活十分艰苦，他悯惜不已（《负薪行》）；767年秋天，杜甫因迁居“东屯”， 将瀼西草堂让给一位吴姓亲戚居住，这位亲戚一去就插上篱笆，原来常在草堂前打枣吃的一位西邻寡妇就再也无法进去了。杜甫得知此事后，就给这位吴姓亲戚写了一封诗体书札《又呈吴郎》，劝他任其扑枣。事是小事，但其中怜贫用心的细致，令人感动。杜甫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上文“忧国情怀”一节“关心军事”一段已略有述及，这里不赘。 忧戍卒、忧征人，也是杜甫忧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三别”都是这方面的杰作。杜甫的忧戍卒，决不是一种施舍性的同情，而是一种比同病相怜更为深挚、更为高尚的情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杜甫由长安往奉先县探望妻子儿女，一进家门就得知儿子饿死了！——自身政治的失意，道路上所见贫富的强烈反差， 自家生活的凄苦无告，这个时候的杜甫该是多么悲戚！但是他没有沉溺在自己的苦难中呼天抢地或者心灰意冷，他还想到了不如自己的穷苦人，想到了失业者，想到了远戍异乡的士卒！（见《奉先咏怀》） 三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注：梁启超：《情圣杜甫》， 原载《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29日，后收入《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1922年11月出版），可谓慧心慧眼之评，杜甫实在是个多情的人。他的感情来源于多难失意的生活，因此深刻而真实；杜甫的感情世界里，更多的是对他人对故土的关怀与思念，因此往往感人肺腑。面对苦难，杜甫不掩饰、不颓废，将心中的情和爱款款写出，从容的背后是大仁，是大勇，也是对于人生的执著与热情。读杜甫的诗，可以激发人们对亲人、对朋友、对故土、对人生的爱与热情。 1.思乡情绪 真正的思乡，总是在漂泊异乡、羁旅难回的时候。杜甫的思乡，在漂泊西南、浪迹荆湘的十年当中最为真挚感人，这当中既有身世飘零之苦，又有山河破碎、故园沦落之痛。 公元759年年底，杜甫举家迁往四川。初到成都， 在感到好奇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已是思乡的游子：“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想到故园万里，归期难卜，无可奈何的落寞溢满心间，“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看到成都的繁华，听见笙簧歌吹，思乡之情在曲终筵散的时候，就发而为忍泪侧身、独自黯然伤神了：“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夜阑人静，对月思家，伤心寄旅，虽是自我安慰，反透出哀伤情怀：“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以上均引自《成都府》） 从此往后，在成都，在梓州，在阆州，在夔州，在云安，在荆湘之间，他都有怀乡之作，直到生命终点。杜甫在临终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一诗中仍念念不忘远在中原的家乡，流尽漂泊异乡最后一把辛酸泪：“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十年当中，杜甫无时无处不在思乡，即景即事，每每引动思乡情绪。登山赏景，他会念及亲人（如《登牛头山亭子》）；冬至后白日渐长，他会想起家乡久违的梅花（《至后》）；月圆之夜，他会想起故园秋景（《月圆》）；夜江船上思家，他感到孤独（《夜》）；听见笛声想起家乡，他愿叶落归根（《吹笛》）；看到萤火虫，他联想到自己明年今日能否回家（《见萤火》）；自己身得所安，他更念及中原兄弟（《村夜》）；欢宴之际，他反牵挂故乡万里（《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其一）；回忆往事，他不禁为自己老客他乡自嗟自怜（《往在》）。 杜甫的思乡诗，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写出了乱世中一位飘零他乡的老人深挚的思家忧国的感情。老病、贫穷、乱离，这些人间的不幸，经过诗人的熔铸与酝酿，个人对生活的热爱与生活对人的磨难的相互交织乃至水乳交融。透过人事沧桑，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执著。 从诗歌阅读角度说，悲伤的诗，固然可以凭藉其本身的悲伤情感打动读者；而原本欢快的诗，有时候却也有可能因为它与现实间的强烈反差，反倒更为催人泪下。我认为杜甫作于公元763 年春天的那首著名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样一首思乡诗。诗的本身，毫无疑问是一首快诗，蕴含其中的是诗人（还有诗人的妻子儿女）发自心底的喜悦：他们为安史之乱被平定、可以回家而“喜欲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下洛阳”，可见回家的路线都拟好了。但是，现实却彻底粉碎了诗人一家的回乡美梦，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而国家并未因此就太平无事；一直到死，杜甫也没能回到故乡洛阳，而客死在洞庭湖。快诗中的欢快心情跟现实的严酷性两厢对比，奏出了杜甫诗思乡悲怆交响曲中的最强音。 2.与家人的濡沫之情 唐代诗人中，象杜甫那么重亲情并且在诗歌里把自己这方面的感情不加掩饰地写出来，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诗人一般来说在表达感情方面都是“畸型”的，男人之间可以尽情倾诉思念、倾慕、友情；男人对女人的爱慕通常只限于妓女（如薛涛），而对于家人尤其是妻子，绝大多数人都是只字不提，仿佛他们终身未娶似的。杜甫则完全摆脱了这种士大夫的虚伪陋习，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思念弟妹、思念妻子儿女、描述居家生活情景的篇什为数都很多，并且都能看出杜甫的一往情深。当然，杜甫对同性朋友也有着深厚感情，如郑虔、李白、高适、岑参，他就都作有许多动人的诗篇，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可以说，杜甫的诗歌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他健全的感情世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杜甫大约在30岁时跟弘农杨怡（曾任司农少卿）的女儿结婚，当时他的妻子不到二十岁，婚后的最初三四年，家庭经济还不成问题，杜甫还跟李白、高适等人到处游玩，未脱公子习气。从天宝五载（746 ）杜甫到长安后，由于科举考试、求人汲引、献赋干禄的相继失败，生活逐渐陷入贫困。在“旅食京华”的后期，杜甫把妻子从洛阳接到了长安，寓居在少陵以西某处（今西安城南）。困居长安是杜甫一生坎坷悲辛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将亲情入诗的开始。可以说，杜甫的亲情诗是起于忧患的。 杜甫流露想家心情的第一首诗是作于天宝十四载（755 ）的《官定后戏赠》：“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当时杜甫的妻子儿女正寄居奉先县，由于想家心切，他在作《官定后戏赠》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即告假由长安往奉先县探家，并创作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抒发了对妻子儿女的深厚感情：“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杜甫对妻子儿女的感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在一处时的牵挂，二是在一处时的缱绻愧疚。写分居牵挂的诗，除了安史之乱前杜甫在长安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期外，还有安史之乱中陷贼和做左拾遗初期以及到成都后为躲徐知道叛乱只身一人避往阆州时期。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有上边举过的《官定后戏赠》和《奉先咏怀》；陷贼时期，可举出《月夜》、《对雪》、《春望》、《一百五日夜对月》、《忆幼子》、《遣兴》等；做左拾遗初期，可举出《述怀》、《得家书》等；避徐知道乱时，可举出《客夜》、《悲秋》等。写在一处时的缱绻愧疚的诗，数量上较写分居牵挂的诗为多。有写久别重见情景的，如《羌村三首》其一其二、《北征》；有写一家人逃难途中情景的，如《彭衙行》、《飞仙阁》；也有写定居一处时生活情景的，如《同谷七歌》、《江村》、《进艇》。无论是分离还团聚，牵挂还是缱绻，杜甫一家的生活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 杜甫一生，政治上是失意的，物质生活上是失败的，但是精神生活尤其是诗歌创作和家庭生活两个方面，却是成功的。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家人仍然能够患难与共、相亲相爱，恐怕跟杜甫的如下特点是有很大关系的：他对妻子杨氏的爱是平等的、专注的（注：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流寓梓州时，杜甫在《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一诗末了竟这样规劝给他衣食庇荫的李刺史：“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劝人如此，他自己可以想见）、恒久的， 他对子女的爱是热情的、宽慈的、疼宠的。杜甫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恐怕还得归因于：他是个有情义、有责任感而且还有幽默感与达观精神的人。杜甫对妻子儿女有着真挚的爱，这从他一首题为《谒真谛寺禅师》（注：这首诗写作时间难以考证，一般杜诗集子都将其编入夔州时期）的诗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验证：“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杜甫在谒见真谛寺禅师时，一生耽恋的诗歌、醇酒可以看得虚妄、无味，但是，妻子儿女他却割舍不下！ 3.与朋友的生离死别 在全部杜诗中，送别诗的数量十分可观，单是诗题上以“送”“别”一类字样标出的就有一百多首。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当然，这些离别诗中也有一些是礼节性的应酬之作，但是，真正动感情甚至“黯然销魂”的离别诗篇，数量仍然相当可观。 杜甫的离别诗可以分为两类：生别与死别。生别多以“奉送”、“送”、“别”、“赠别”、“留别”等字样命题，其中“留别”是“我走人留”，其他均是“人走我留”。例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死别诗多以“哭”字命题，例如，《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哭严仆射归榇》。不论生别还是死别，杜甫往往都发乎深情，动辄深哀，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梦李白》）。离别固然有违人情，但写到诗歌里，不一定非得直抒感伤情绪，唐代高适、王勃、李白等人就都有作勉励语、豪壮语、飘逸语的离别诗。但杜甫却似乎更敏感，更容易动感情，他的诗因而也更沉郁，更有悲剧意味。 杜甫离别诗的悲剧意味来源于多种因素，有关于战乱的离愁，有对朋友别后境遇的忧念，有对有才华朋友的哀悼，有失去知音的惆怅，有友死己孤的沧桑，还有对朋友死去自己失去依靠的恐惧。总之，悲天悯地、忧人伤己，杜甫为亲朋好友的生离死别尝尽了忧愁悲苦，真正是“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悲哀来于多情，为亲友悲哀，也为自己悲哀为亲友悲哀见出杜甫的慈厚，为自己悲哀见出杜甫的真率。读其诗想见其为人，慈厚令人起敬，真率令人喜爱；有敬有爱，加上诗人际遇堪怜，杜甫离别诗的感人力量，大致可以得到诠释了。 合则喜，离则忧，是人之常情。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他曾说：“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但杜甫的喜合忧离，往往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杜甫的离别诗，但凡有伤感情绪的，几乎都与时世有关，或感于时事的不如人意，或感于人世的不公与多难，决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才子式缠绵与呻吟。 杜甫一生有过许多感情深厚的朋友。由于他结交朋友时有“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特点，他的朋友大多比他年长，因而大多在他之前去世。这使得杜甫的离别诗中，死别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无形之中加深了悲剧色彩。在杜甫的朋友中，交情特别深的有郑虔、李白、房琯、严武、苏源明、高适、岑参等人，杜甫都写过深情怀念或悼亡的诗篇。这些诗的内容，除了一般出于友情的感伤外，往往还有惺惺相惜的怜才悯贤之情。“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昔游》），可见杜甫怜才悯贤的背后，原来还是对社稷苍生的眷念！ 四 杜甫不是一个掩饰或者隐藏自己真实情感的诗人，他把自己“顺逆境遇所动情思”都作了“诗材”（注：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人于顺逆境遇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悲多于欢，离多于合，忧多于喜，苦多于乐。发为诗歌，很自然地就有了浓厚的身世悲凉色彩的一类主题，即身殇主题。杜甫是一位正视人生的诗人，他有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追求，可是现实与理想总是难以统一，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受着穷困蹇迫，他的自尊与荣誉感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同时，漂泊之中，对于衰老与疾病的敏感，也使得诗人对于生命的逝去充满惆怅。 1.穷困的屈辱 仕途不顺，对于有着积极入世想法但是又没有坚强经济后盾的儒者来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难。困难的背后，有辛酸，有屈辱，也有挣扎。 杜甫出生于有着“奉儒守官”传统的家庭，他本人也从小立志要继承这个传统，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要想入仕，当时有这样三条途径：参加科举考试；向达官贵人求汲；向最高统治者献赋。科举考试，杜甫参加了开元二十三年（735）、天宝六载（747）（注：这一次失败完全是因为奸相李林甫捣鬼。跟杜甫一同参加这次考试的元结曾有如下记载：“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 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谕友》）《新唐书•李林甫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都有类似记载）两次，都失败了。这两次考试失败，对杜甫是有打击的。第一次失败他于晚年说过“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一个“忤”字一个“独”字，说明他耿耿在怀，有论者说他满不在乎，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二次失败，他曾这样向人提起：“破胆遭前政（按指李林甫），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求汲与献赋合起来可称“干谒”，杜甫是不情愿去“干谒”的，他说自己“独耻事干谒”（《奉先咏怀》）。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为了入仕，舍此别无他路。杜甫求汲，从天宝五载一直到天宝十四载得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止，历时十年。杜甫曾有如下一些描写：“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示从孙济》）求人汲引，求得急切，可是结果渺茫，其间苦楚如《白丝行》所说：“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在垂拱（685—688）初年下令用铜熔铸成一个匦（匣子），四面都有小门。其中朝东面的小门叫延恩，向皇帝献歌颂文章以及要求做官的都把表奏文字密封后从这里投进去。这种做法大概玄宗朝也沿袭了。其实所谓献赋，说破了就是用文章打动皇帝，以求得一官半职。“赋”可以写得堂皇华丽，但是表达用意的“表”却无异于赤裸裸的求乞。天宝十载（751）， 杜甫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表文里开始哭穷，“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云云；天宝十二载（753）冬，杜甫献《封西岳赋》，表文里改为哭病，“臣常有肺气之疾，恐忽复先草露”等等；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又献《雕赋》， 表文里更是抬出家族衰落一条，“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一句“伏惟明主哀怜之”，竟说了两遍。可见杜甫这些投向延恩匦的赋表，无非都是自诉可怜，以期打动皇帝的恻隐之心。这种求乞色彩极浓的进身方法，对于以“致君尧舜”（注：杜甫曾多次说过这话，例如，《奉赠韦左丞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为己任、有着“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禀性的诗人来说，一定不是一件痛快惬意的事情。 求官尴尬，求到官也尴尬。天宝十四载（755）十月，44 岁的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官小地远，当然地被杜甫拒绝了；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稍有改善，职位还是低下，但路是近了，就在长安。可是这么一个芥末小官，对于曾经“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诗人，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至德二年（757），好不容易得了个左拾遗， 又因为疏救房琯罪逆龙颜，旋即被冷落一边。有职无权，理想无从谈起，“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独酌成诗》），所谓的“近侍之臣”只是徒有其名而已；这空名到底也挂不久，次年六月即被贬作华州司功参军，出金光门离开长安城时，“驻马望千门”的诗人想了些什么呢（《从左拾遗移华州掾》）？反正他在华州呆了一年多一点后，就弃官不做了。前后在官时间近四年，他的政治理想不曾兑现得一分一毫。 仕途的坎坷，也导致了生活的穷困。物质生活上的贫困，到作于天宝十载（751 ）的《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一诗开始有了确切的描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对照起来看，同年所作《进三大礼赋表》“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话，说的确是实情。天宝十载以后，杜甫的生活真正陷入了贫困。虽说杜甫家在长安和洛阳两处都有田产（注：《曲江三首》之三有“杜曲幸有桑麻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题下原注：“余有田园在东都。”合起来便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一诗所说的“两京犹薄产”），但大概由于只是“薄产”，同时家小寄住奉先县，分居两地，田产一时也接济不上，所以家人仍然受着贫苦生活的煎熬。天宝十四载（755）冬天， 杜甫的小儿子竟然饿死了。杜甫为官，都是在安史之乱期间，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经济上的改善。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是职卑俸薄，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是“微禄”，哪里抵得住战乱时期飞涨的粮价，所以妻儿陷入贫困是常事；杜甫作了左拾遗回家，看到的是茅屋之中，“妻子衣百结”“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北征》）；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不久，关中地区闹饥荒，大约除政治上失望之外，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杜甫干了一年就弃官不做了。 弃官之后，杜甫的生活很快就陷入困境。客居秦州不久，他就需要“负薪采橡栗自给”（《新唐书》本传）有时候甚至要吃树叶，“翠柏苦犹食”（《空囊》）。到了同谷，生活更为艰难，天寒地冻的时候，白头乱发的杜甫还要到山上捡拾橡栗以充饥；大雪封山的时候，短衣露腿的诗人还得拿着锄头寻找一种山芋（黄独）。当他空手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就只好挨饿了：“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七歌》其二）。《旧唐书》说杜甫在同谷期间“儿女饿殍者数人”，不知是否属实，但同谷时期是杜甫一生中生活最为艰难的，却是实情。 漂泊西南和浪迹荆湘时期，一般来说，杜甫家的生活，因为有一班在当地为官的朋友的帮助，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也说不上富足，有时候友人救济不周，全家就得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毕竟是有代价的：“强将笑语供主人”（《百忧集行》），“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可见，自尊与自由都要牺牲掉。 对于自己的穷困命运，杜甫本人更多地将感慨与牢骚发泄在他安身立命的儒家理论（儒术）上。他的感慨与牢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哀，一是愤懑；自哀的基点是有才无用，愤懑的基点是儒不如兵。例如，“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多才依旧能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古来才大难为用”（《古柏行》）；“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杜甫当然对自己的命运不满，他也想超越这种命运，摆去拘束，自由自在地生活。看到人情的贵贱之隔，他曾向往无贵无贱的社会；看到尘世纷扰，他也有过隐遁山林、学道成仙的念头。杜甫不愿意被动、不愿意为物所累，因此他特别羡慕天空中的飞鸟。请看：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 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 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飞鸟几乎成了杜甫超越恼人现实的精神化身，寄托了他美好的梦想。但是，现实是无情的，他既飞不起来，美梦也没能成真，到底逃不脱受穷受辱，一如王安石所描绘的：“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画像》）。 2.家族式微感 封建时代的文人大都有很强的门阀观念，都喜欢追溯高贵的远祖，杜甫当然不能免俗。但是杜甫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一些普通人所不能及的地方：在一般的家世荣誉感之外，杜甫十分注重乃祖文章和道德两个方面的名声，并且急切地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继承家族传统并发扬光大，由这种责任意识又产生出不能重振家声的感伤情绪。 杜家历史上，有不少让杜甫引以为自豪的人物。其中十三世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注：杜预（222—284），字元凯，曾任西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多谋略，当时号称“杜武库”。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杜审言（645？—708），字必简，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中进士，后官至国子监主簿， 加修文馆直学士。恃才傲物，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是杜甫最为心仪追慕的两位先人，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常常拿他们的事迹激励自己。具体而言，在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事业中，杜甫把杜预当作自己立功的榜样，而把杜审言当作立言的榜样。杜甫在景仰乃祖事迹的同时，也深为家族的式微担忧，“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 （《进雕赋表》）从杜预的当阳侯，到曾祖父杜依艺的监察御史，到祖父杜审言的修文馆直学士，到父亲杜闲的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的确是走了下坡路。杜甫从小就有重振家声的雄心，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发展。 杜甫实在是一个十分在意家声的人。早年在洛阳时作《祭远祖当阳君文》，说过“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话；晚年在夔州瀼西时作《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追溯二人祖先渊源，称赞刘伯华能继承祖先事业，为自己未能继承祖先事业而感到遗憾。这种家声意识，很自然地会成为他追求仕进的动力和压力。年轻时主要是动力，使他立志高远，跃跃欲试；时光流逝，年岁渐长，而仕途依然无望时，就主要地成为压力，《进雕赋表》里哭诉家族衰落，就是最好的说明。 如果说杜甫在求官时期和为官前期更为看重象杜预那样立功留名的话，那么为官后期和弃官以后，他就主要地寄希望于诗歌创作，以求象杜审言那样通过立言留名以重振家声了。儿子宗武过生日，杜甫作诗以诗歌家学勉励他：“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教的是读书作诗，而不是彩衣娱亲的孝道。同样的意思，杜甫在另一首写给宗武的诗里还重复过一次（见《又见宗武》）。杜甫晚年喜欢以庾信自比，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安慰的意思。“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就都可以理解为含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庾信虽然吃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但是有好诗流传后世，也足可告慰了。我不也如此吗？ 但是，自我安慰毕竟是苍白无力的。华州弃官之后，立功以重振式微的家族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诗歌创作方面，杜甫生前虽然也曾得到过一些文坛前辈和同龄朋友的赞赏，甚至也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的事（注：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见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但是，元稹（779—831）以前的唐人多数没有充分认识到杜诗的价值，没能给予应有的肯定（注：较有影响的唐人选唐诗的本子，如芮挺章的《国秀集》、殷鄜的《河岳英灵集》、 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姚合的《极玄集》、韦毅的《才调集》，就都没有将杜诗入选，只有韦庄的《又玄集》选了杜诗。唐人选唐诗的一般情况是，最受青睐的诗人是王维、祖咏、常建、李颀、高适、崔颢、孟浩然、王昌龄、钱起、刘长卿等人，李白、岑参、戴叔伦等人次之，杜甫很受冷落）。这对杜甫立言方面的信心恐怕也是会有所影响乃至产生动摇作用的。他的心情不太稳定，大约起因就在这里。心情不至于太坏的时候，固然可以拿作诗来自我安慰，说出如下一番提神补气的话：“文章千古事”（《偶题》），“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四松》），“吾人诗家流，博采世上名”（《同元使君舂陵行》）；可是，境况不好、心情不佳的时候呢，诗不一定真能遣兴，名也不见得有什么意义，“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可知咏诗不过穷途末路一条；“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真是越遣越闷；至于“问法看诗妄”（《谒真谛寺禅师》）、“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简直是伤神泄气到无以复加地步了。这个时候，想到式微的家族，杜甫已只有一声无奈的叹息了：“素业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 杜甫当然终于赢得了“千秋万岁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堪称一流的伟大诗人，从立言方面讲，远远超出了他的祖父杜审言和十三世祖杜预，成为杜姓家族最杰出的人物。可以说，他用诗歌为杜家争得了无尚的荣誉。但是杜甫自己的一生却是寂寞的，充满了痛苦和坎坷。 3.生命咏叹调 一部杜诗，是杜甫用一生心血凝结而成的，如果按顺序阅读编年杜诗集子（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我们就能清晰地感觉到诗人生命的历程。开头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领略到年轻诗人的豪情与勃勃雄心；但是，现存的千余首杜诗毕竟大多作于中年以后，生理的老病无形之中影响了诗歌的格调，使得本来已经充满坎坷的人生更加惆怅，更加凄楚。连缀起来，这类诗歌竟是一曲生命的咏叹调：时而低徊，时而悲怆，直至生命的终止。为便于看出杜甫生命咏叹整个过程的脉络，可以分成六个时期：求官时期、做官时期、秦同时期、西川时期、荆湘时期。 求官时期（？—755），杜甫的苦日子是天宝五载（746）到长安后开始的，他流落蹉跎的感伤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冬末有怀李白》），可以说是杜甫发出的第一声生命咏叹。这个咏叹是由功名仕途的“不遇”引起的。实际上，整个求官时期关乎衰老、疾病的咏叹，基本上都是由此引发的，因此，其中的忧伤都可以用“迟暮”二字概括。这个时期的迟暮之感在诗歌里主要是通过如下一些意象表现的：平民衣著“短褐”；头发、鬓毛的花白，如“二毛”“鬓毛苍”；身体上的衰病，如“衰容”“多病”；年龄的老去，如“四十明朝过”（《杜位宅守岁》）“百年秋已半”（《九日曲江》）。这一时期，杜甫开始用“老”字自称自况，如“杜陵野老骨欲折”（《投咸华两县诸子》），“垂老独漂萍”（《赠翰林张四学士垍》）。迟暮的同时，杜甫既有嗟叹，也有牢骚。“致君时已晚”（《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可以看作嗟叹；“圣朝亦知贱士丑”（《乐游园歌》），则明显是对李唐朝廷不满的牢骚。 做官时期（755—759），杜甫有关生命的咏叹有个显著特点：跟战乱与为官两件事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可分三点，一是想到战乱，倍伤衰老；二是因为乱中历险，有生命偶然的恐惧；三是由于朝廷的不信任，借着年岁发些不得志的牢骚。三点以外，当然也有一般的对于人生易老的悲哀。人老思安、思静，是常情通理，但杜甫生不逢时，这一时期正处在安史之乱的前四年，烦心的事就在所难免，为战死的官兵哭泣，为亲友不能相见牵肠挂肚，为生离死别忍泪含情，多情敏感的老诗人也只有“愁吟”“忧心捣”“吞声哭”了。至德二年（757）四月， 杜甫历尽辛苦从沦陷了的长安逃到当时行在凤翔，同年八月，又获准由长安左拾遗任上回鄜州省亲。两次长途旅行，都历经艰险，所以到达目的地时都有侥幸生还之感，“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其一）生命偶然的恐惧令人痛心。因朝廷不信任，发点牢骚，贯穿了整个做官时期。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的“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任左拾遗时期的“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十八丈南史饮》），欲弃华州司功参军任时的“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立秋后题》），这些由“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仇兆鳌《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注）引发的牢骚中，都含有对生命逝去的咏叹。这一时期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一般慨叹，是前一时期所没有过的。例如，“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赠高式颜》），“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赠卫八处士》）。 秦同时期（759.7—12），虽然不到半年时间， 但却是杜甫人生的一大转捩点，是他的多难之秋，内心的失落、生活的艰难都堪称他一生之最。这一时期的病老之叹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继续忧乱伤世，例如，“临衰厌鼓鞞” “故老思飞将” （《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一、十九）；二是产生了因老归隐的想法，例如，“与子（按指赞上人）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三是有许多穷老之叹，例如，“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发秦州》），“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同谷七歌》其七）；四是慨叹友情的隔阂，例如，“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这一时期杜甫第一次明白地把疾病、战乱、思家三者联系在了一起：“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赤谷》）。总的来说，秦同时期杜甫情绪比较低落，想法也比较消极。 西川时期（760—765），年龄逐渐增大，生活也较秦同时期稳定，总的来说，想法与心境都渐趋平静；同时，由于身体日衰，离家日远，而战乱未息，忆昔、怀乡的心情反倒空前地稠酽；本时期最可注意的一点是，与青少年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或许跟“更年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杜甫不愿意介入政治，严武几乎是强迫他入幕，他才勉强干了四个多月，他只想做一个幽居乡村的准隐士，入世的想法是隐藏得很深了。他早年的入世精神这时已转为一种虔诚的志愿——“壮心”，“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这个“壮心”从此往后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去世。 东川时期（765—767），由于长途旅行，漂泊感比以前强得多，相应地，怀乡情绪也特别浓郁；年龄增大，疾病缠身，衰老之叹与病中之吟也特别多；大概由于夔州生活比较富足，较少贫穷的哀叹。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即杜甫的迟暮意识格外强烈。本时期的病中吟里，有相当多的对朝廷的思念，这是以前各个时期所少有的现象。 荆湘时期（768—770），杜甫的生活基本上是居无安处、乘船漂泊，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日子。因此，他发出了许多流落的哀叹。《逃难》一诗最值得注意，它以“白头翁——逃世难”“枯骨——奔走”“衰病——涂炭”“乾坤万里——莫见容身”等强烈的悖情现象的对比，写尽了漂泊流落之苦。这一时期杜甫也为离乱而忧愁，为自己老大无成而叹息，为知交凋零而感到孤寂；他也会因为思乡而泪流满面，他也坦然承认晚年心境不佳。但是，杜甫毕竟是杜甫，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丢不开早年立下的窃比稷契的心愿，他的积极入世精神是矢志不渝的。在他漂泊湖北时所作的《江汉》一诗中，就表现了他这种穷老弥坚的精神。其中“落日心犹壮”一句，可以比诸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