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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者著述叙录 两汉时期，《诗经》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这四家的学者和著述很多。三国时期（本文所指的三国时期，大致包括建安元年至西晋建立），四家《诗》的学者和著述绵延不绝。有些治《诗经》的学者，有明确记载。有些学者综治《五经》，他们有关《诗经》的著述，具体情况不明。这里根据我所阅读的史料，分两类分别叙录如下。三国时期的《诗经》学著述，全已亡佚。凡有佚文者，均予叙录。 （一）治《诗经》者 1.《毛诗》类 (1)《毛诗义问》十卷，刘桢撰，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以下简称《隋志》）。《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以下简称《旧唐志》）同，《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以下简称《新唐志》）作《义问》十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诗类》据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欧阳询《艺文类聚》、郦道元《水经注》、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等书辑为一卷，共12节。其中《国风》10节，《小雅》、《商颂》各1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六辑7节，其中“国贫兵役”1节，《玉函山房辑佚书》漏收。从今存佚文看，《毛诗义问》重在训释名物。刘桢字公干，东平人，魏丞相掾、太子文学，建安七子之一。传附《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2)《毛诗》二十卷，王肃注，据《隋志》。《隋志》注：“梁有《毛诗》二十卷，郑玄、王肃合注，……亡。”关于“合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盖魏晋人取肃注次郑笺后，以便观览，非肃别有注也”。《旧唐志》未著录，《新唐志》作二十卷。《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陈旸《乐书》、李樗、黄櫄《集解》、欧阳修《诗本义》、陆佃《埤雅》、王质《诗总闻》、《晋书?礼志》、《宋书?礼志》、《文选》李善注和刘恕《通鉴外纪》等书辑其佚文成四卷，总计313节。卷一为《毛诗?国风》，共96节。卷二为《毛诗?小雅》，共77节。卷三为《毛诗?大雅》，共81节。卷四为《毛诗?颂》，其中《周颂》29节，《鲁颂》13节，《商颂》17节，共59节。《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王肃传》：王肃，字子雍，东海人，王朗之子。曾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广平太守、侍中、太常，最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长于贾逵、马融之学，对郑玄之学多有讥驳。他“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死后，“门生縗絰者以百数”。 (3)《毛诗义驳》八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作《毛诗杂义驳》八卷，《新唐志》作《杂义驳》八卷。所谓“义驳”，指驳郑玄《毛诗笺》。《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辑为一卷，共11节。其中《毛诗?国风》5节，《毛诗?小雅》3节，《毛诗?大雅》3节。 (4)《毛诗奏事》一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均未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此书“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故题奏事也”。《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辑为一卷，共4节。其中《小雅》1节，《大雅》3节。 (5)《毛诗问难》二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同。此书大抵亦申张《毛诗》而驳难郑笺。《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毛诗正义》辑为一卷，共7节。其中《国风》5节，《小雅》2节。 (6)《毛诗音》，王肃撰。《经典释文》卷一《序录》：“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王肃……。”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按《隋书?经籍志》云：梁有《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亡。王肃诗音当在此十六卷中。” (7)《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据《隋志》。《旧唐志》作十一卷，未明著者。《新唐志》作十一卷。此书涉及《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孝经》，集圣证论讥短郑玄。《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经总论》辑为一卷，共四十馀节。附有马昭驳、孔晁答、张融评。其中据《北堂书钞》、《毛诗正义》和《经典释文》辑有关《毛诗》10节。10节中，含《国风》3节，《小雅》3节，《大雅》3节，《商颂》1节。 (8)《毛诗注》，卷数不明，孙叔然撰。《三国志?王肃传》：孙叔然（裴松之注：“按，叔然与晋武帝同名，故称其字。”此书，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题作“孙炎《毛诗注》”），乐安人。“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馀篇。”《三国艺文志》引《经义考》曰：“按，《访碑录》载：淄州长山县西南三十里长白山东有孙炎碑。碑阴有门徒姓名，系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见矣。” (9)《毛诗驳》一卷，王基撰，残缺，据《隋志》。梁五卷。《旧唐志》、《新唐志》作五卷。《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为一卷，共15节。其中《国风》4节，《小雅》6节，《大雅》5节。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变郑玄旧说，王基则依据郑玄之义，常与王肃抗衡。《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十七岁，入琅邪界游学。曾任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在荆州，兼修学校。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赠司空。 (10)(11)《毛诗答问驳谱》，合八卷，王基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答问》与《驳谱》当为两书，故《隋志》云“合八卷”。马国翰以为《驳谱》即《毛诗驳》。 (12)《毛诗义》四卷，刘璠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刘璠，字里不详。《隋志》称其为魏秘书郎。 (13)《毛诗笺传是非》，刘璠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此书梁代尚存。 (14)程遐治《毛诗》。《两汉三国学案》卷九：程遐，“诸暨人，魏尚书郎。游学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15)周元明治《毛诗》。《三国艺文志》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二卷”一书云：“按书中引魏博士济阴周元明说，不知何人何书？”特录以备考。 以上为魏国，学者7人，著述15种。 (16)许慈治《毛诗》。《三国志》卷四十二《许慈传》：许慈字仁笃，南阳人。“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时期，由交州入蜀。为博士，与孟光等典掌旧文，迁至大长秋。“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 (17)文立治《毛诗》。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蜀国时，任大将军东曹掾、尚书等。蜀亡后，任梁州别驾从事。西晋时，官至卫尉，为时名卿。“凡立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 (18)司马胜之通《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字兴先，广汉绵竹人也。学通《毛诗》，治《三礼》，清尚虚素，性澹不事荣利。”先后任蜀国尚书左选郎、秘书郎、散骑侍郎等。因病去职后，闲居清静，训化乡闾。 (19)常勗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常勗，字脩业，蜀郡江原人也。少年时，“安贫乐道，志笃坟典。治《毛诗》、《尚书》。涉治群籍，多所通览”。任蜀国尚书左选郎、郫令等。 (20)王化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任阆中令、朱提太守等。封关内侯。 (21)任熙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任熙字伯远，蜀郡成都人。世有德望。治《毛诗》、《京易》，博通《五经》。任南郑令，转梓潼令。太康时，征聘为官，以病辞谢。“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 (22)常骞治《毛诗》。《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字季慎，蜀郡江原人。“治《毛诗》、《三礼》，以清尚知名。”西晋时，任萍乡令、魏郡太守、新都内史等。 (23)李譔注《毛诗》。《三国志》卷四十二《李譔传》：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父李仁曾游荆州，从司马徽等受古学。李譔承传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该览《五经》、诸子，博好技艺。始为州书佐、尚书令史。官至中散大夫、右中郎将。“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均著录李譔《诗经》著述，题为《毛诗注》。 以上蜀国，学者8人，著述数目不详。 (24)《毛诗谱》三卷，徐整撰，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未著录。黄焯《经典释文汇校》第一引吴承仕《疏证》云：“《隋志》云：徐整撰。‘撰’谓为郑氏撰注也。”《经典释文?序录》注：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序录》引徐整叙《毛诗》注解传述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 (25)《毛诗谱畅》，徐整撰，据《经典释文?序录》注。《玉函山房辑佚书》据《经典释文》辑一节。 (26)《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隋志》著录，注云：“乌程令吴郡陆机撰”。陆机有作陆玑，非陆士衡。《经典释文?序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注：陆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程，原缺，卢文弨据《隋志》补）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引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单行本云：“此书引陆氏《草木疏》，其名皆从机，与今本异。考古书‘机”与‘玑’通，马、郑《尚书》‘璇玑’字皆作‘机’。”今存此《疏》二卷是后人从《毛诗正义》等书中辑出的。据《中国丛书综录》，此《疏》有《续百川学海》、《唐宋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说郛》本卷四分上下卷，总计132节。卷上为草木疏，共79节；卷下为鸟兽鱼虫疏，共53节。 (27)《毛诗答杂问》七卷，韦昭、朱育等撰，据《隋志》。此书梁代尚存。《旧唐志》、《新唐志》作五卷，未注明作者。《玉函山房辑佚书》从《毛诗正义》、《经典释文》、丁度等撰《集韵》、《太平御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中辑为一卷，共12节，其中有《国风》6节，《小雅》1节，《大雅》3节，《周颂》、《鲁颂》各1节。11节中有韦辉光《毛诗问》1节、薛综答韦昭1节。《三国志》卷六十五《韦曜传》裴松之注：“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撰《吴书》。《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朱育，山阴人，少好奇字，学识广博，多通文艺。仕朝，常在台阁，为东观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侍中。 (28)诸葛瑾治《毛诗》。《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任孙权长史、中司马、大将军、豫州牧等。裴松之注引《吴书》：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29)《毛诗答杂问》，薛综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毛诗答杂问》中引薛综答韦昭一节。《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及注引《吴录》：薛综字敬文， 沛郡竹邑人。少年时避地交州，从刘熙学。明经学，善属文。任孙权五官中郎将，迁合浦、交阯太守，守谒者仆射。 (30)严畯善《诗经》。《三国志》卷五十三《严畯传》：严畯字曼才，彭城人。少好学，善《诗经》、《尚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孙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为卫尉，使至蜀国，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后任尚书令。“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严畯所善《诗经》是否为《毛诗》？待考，姑置于此。 以上为吴国。学者7人，著述5种。 2.韩诗类 (1)杜琼撰《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三国志》卷四十二《杜琼传》：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任刘备议曹从事。刘禅称帝，任谏议大夫、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学业深入，“著《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除著《韩诗章句》外，亦通《春秋传》。 (2)何随治《韩诗》。《华阳国志?后贤志》：何随字季业，蜀郡人。“世有名德，征聘入官。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研精文纬，通星历。”州辟从事，任安汉令等。蜀亡去官，居贫躬耕。“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太康中，即家拜江阳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 (3)濮阳闓治《韩诗》。濮阳闓，生平不详。其治《韩诗》见下条。 (4)张紘受《韩诗》。《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张紘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后避难江东。任孙策正议校尉，孙权用为长史，著诗赋铭诔十馀篇。裴松之注引《吴书》：“紘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闓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好文学，又善楷篆。” 以上共4人，其中蜀国、吴国各2人。 3.齐诗类 (1)张揖习《齐诗》。皮锡瑞《经学通论》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三国艺文志》“张揖《广雅》三卷”一则引颜师古《汉书叙例》曰：“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 4.综合类 隗禧讲齐韩鲁毛四家义。《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隗禧，京兆人。少年好学，初平时，避难客居荆州，诵习经书。曹操平定荆州，召署军谋掾，后为谯王郎中。鱼豢问其有关《诗经》学，他讲“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未及缮写而得聋，后数岁病亡也”。 5.其他 (1)宋均注《诗纬》。《隋志》：“《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宋均其他事迹不详。张舜徽《郑学丛书?郑学传述考》云：“刘知几《孝经议》引宋均《诗纬序》有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确是郑氏传业弟子矣。《隋志》著录均之著述尚多，大抵皆《纬书》注。” （二）兼治数经，其中当含《诗经》者 (1)(2)綦毋闓、宋衷撰《五经章句》。《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刘表“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綦毋闓，生平未详。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綦母闓非荆州人，而是自远至荆州。关于宋衷：《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王粲《英雄记》作宋忠。卷四十二《尹默传》作宋仲子。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作宋衷。王葆玹说：“宋忠，字仲子。《三国志》的作者或抄写者避晋惠帝司马衷讳，改‘宋衷’为‘宋忠’。”[1]（第176页）宋衷在荆州经学占有重要地位。《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宋衷在荆州任五业从事、文学。《三国志?尹默传》注：宋衷后在魏国，因其子与魏讽谋反被杀。尹默曾至荆州师从宋衷（详见下文尹默条）。又据《三国志》卷六十一《潘濬传》，潘濬弱冠在荆州曾从宋衷受学。在荆州从宋衷受学者，当有不少。《隋志》载：梁有宋衷著《周易》十卷，亡。 (3)司马徽通经学，在荆州授尹默古学（见下文尹默条）。《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及注引《襄阳记》：司马徽，颍川人，“清雅有知人之鉴”，有“水镜”之誉。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当为司马徽字）司马徽荐诸葛孔明、庞士元。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据此，司马徽后当由荆州至蜀国。卷四十一《向朗传》：向朗，襄阳宜城人，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刘表卒，归刘备。向朗去蜀国长史后，潜心典籍，“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政，以是见称”。注引《襄阳记》：“朗少师事司马德操。”据此推知，司马徽在荆州，当有不少师从者。 (4)周生烈历注经传。据《三国志?王肃传》及裴松之注。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征士。“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馀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所著经传，颇传于世。 (5)董遇历注经传。据《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董遇字季直。建安初任黄门侍郎。黄初时，出为郡守。明帝时任侍中、大司农。初，董遇善治《老子》。又善《左氏传》。所注经传，颇传于世。 (6)杜宽论驳经传。《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杜宽，字务叔，京兆杜陵人。“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当涂之士多交焉。举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经传之义，多所论驳，皆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 (7)(8)(9)高堂隆、苏林、秦静授《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景初中，魏明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经艺者，乃诏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从高堂隆、苏林、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高堂隆等皆卒，学者遂废。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建安十八年，任丞相军议掾。黄初中，为平原王傅。明帝时，为给侍中、博士、驸马都尉、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后迁侍中、光禄勋。苏林为儒宗。《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及注引《魏略》：苏林字孝友，陈留人。“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明帝时，任散骑常侍。“以老归第，国家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馀卒。”秦静，明帝时为博士，据《高堂隆传》。生平未详。 (10)刘劭集《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时，任太子舍人、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常侍。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迁散骑常侍。“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长于著论属辞，作有《律略论》、《都官考课》、《说略》、《乐论》、《法论》、《人物志》、《赵都赋》等。 (11)任嘏诵究《五经》。《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注引《别传》：任嘏，乐安博昌人。曹操创业时，为临淄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馀言。”《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及注：任嘏，字昭光，幼童时从郑玄学。 (12)郑玄门人撰《郑志》八篇。《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以《论语》作《郑志》八篇。”《隋志》录作《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旧唐志》作《郑记》六卷，校勘记：“局本题郑玄撰，其他本均不著撰人”。《新唐志》作《郑记》六卷，未著撰者。 (13)郑小同撰《郑志》十一卷，据《隋志》。《旧唐志》作九卷，校勘记：局本题郑玄撰，他本未著撰人。《新唐志》作九卷，未注撰人。据《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及注，郑小同为郑玄之孙，文帝时为郎中，封关内侯，为五更（“更”，一云应作“叟”），高贵乡公时任侍中，因执经亲授而受高贵乡公之赏赐。后为司马昭所害。郑小同“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关于《郑志》，《三国艺文志》录遵义郑珍《郑学录》曰：“《郑志》，本传八篇，《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后亡。国朝秘府有一本，分上中下三卷，不知何人辑录。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乾隆间王复、武亿为注明原书出处，更加订正，又辑补遗一卷。按本传云：‘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则此书明是郑门弟子所记。而《隋志》独云魏侍中郑小同撰者，考康成卒时，小同仅四五岁，安能记述祖时师弟问答？必是康成殁未久，诸弟子即各出所记，分《五经》类而萃之为志八卷。后来小同更有所得，增编为十一卷，自题己名，故《隋志》归之小同撰耳。”郑珍说可从。《四库全书》卷三十三《五经总义类》“《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一则下云：《郑志》三卷“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新编也，间有搜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36条。又《郑记》一书，亦久已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张舜徽《郑学丛书?郑学传述考》据今存《郑志》和《郑记》佚文等书，列郑玄亲炙弟子30人，再传弟子8人。其中多为经学学者。[2]（第161-171页） 以上为魏国，有姓名者共12人。 (14)董扶兼通数经。董扶，广汉人。《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灵帝时，任侍中，称为儒宗，受器重。后辞官，卒于家。 (15)谯周撰《五经论》。《三国志》四十二《谯周传》：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其父醽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好古述儒，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诸葛亮任益州牧，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刘禅时，为中散大夫，侍太子。后迁光禄大夫。谯周“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蜀国多年无虞，有赖于谯周的谋划。西晋建立，至洛阳，任骑都尉。他“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馀篇”，又《隋志》著录谯周《五经然否论》五卷，不知是否即本传所载《五经论》？《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经总类》辑《五经然否论》佚文为一卷，计23节，其中未涉及《诗经》。 (16)尹默通诸经史。《三国志》卷四十二《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曾以《左氏传》授太子刘禅。 以上为蜀国，共3人。 (17)沈珩综经艺。《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权传》及注引《吴书》：沈珩字仲山，吴郡人，任孙权西曹掾。“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 (18)程秉博通《五经》。《三国志》卷五十三《程秉传》：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曾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孙权闻其名儒，以为太子太傅、太常。“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馀言。” (19)刘熙博通《五经》。有关博通《五经》事，见上文程秉条。“熙字成国，北海人。”[2]（第167页）《隋志》著录刘熙撰有《释名》八卷。《三国志?许慈传》：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 以上为吴国，共3人。 二、七点启示 （一）东汉后期，汉代经学的弊病逐渐暴露，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昏暗和社会的急剧动乱，汉代的经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不少统治者重法术。但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众多的《诗经》学者和著述，这说明《诗经》作为一种元典文化，即使在战乱频仍时期，即使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冲击，它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有些著述常常笼统地说，三国时期经学式微。其实三国时期真正式微的主要是汉代对经学的某些阐释，特别是对汉代章句之学的厌弃，而作为先秦时期的经学元典，仍受到重视，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三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诗经》学者和著述，就是一个证明。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经学的正统地位在汉代被确定之后，不断地被神圣化，使其成为一种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思想，形成了一种稳固的传统。三国尽管与两汉不同，但封建制度并没有改变，统治者需要它，以至出现了王肃把自己有关《毛诗》的著述“条奏于朝”这样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三国时期必然会承袭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二是《诗经》作为一种元典文化的载体，内容丰富，其中含有能为各个时代所能接受和认同的积极成分。这不仅反映在《诗经》著述方面，同时在诗文创作中也多有体现。 （二）《隋志》云：“《齐诗》，魏代已亡。”其实，从上面的叙录来看，三国时期，不只鲁、韩、毛三家《诗》都存在，都在流传，而且《齐诗》也存在，也在流传。不同的是，四家《诗》学者的数量相差很大。明确治《毛诗》者最多，共29人。其次是治《韩诗》者，有4人。治《齐诗》者1人。另有1人，涉及了四家。就著述来看，有关《毛诗》的占有绝对的优势。三国时期关于《诗经》的争论和驳难，也是围绕《毛诗》而展开的。汉代，在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传注《毛诗》之前，齐、鲁、韩三家《诗》盛行，徒众很多。至平帝时，《毛诗》始立，其他三家衰退，《毛诗》居于主导地位。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承袭了汉末的态势，《毛诗》进一步倡行，三家《诗》继续衰退，《毛诗》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在汉代，《诗经》的传授，主要靠官学博士，其次是靠师法和家法。三国时期，博士失其官守，官学博士传授衰退。《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注引《魏略》：“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馀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近，备员而已。”看来，三国时期，由太学博士传授《诗经》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当时《诗经》的传授，主要有三种途径：1.靠各地学校传授。如上所述，刘表在他控制的荆州地区，“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传授《五经》。其他如：王肃的《诗经》著述即列于学官；文立游蜀太学，治《毛诗》。2.家学传授，如：李譔治《毛诗》，深受其父李仁的沾溉，走的当是其父博学治经的路数。常骞家至少有两代以家学传授经学，其中包括《诗经》。第一代是常廓、常勗、常骞，第二代有常宽。《华阳国志?后贤志》载：常宽，常勗弟之子，父廓“以明经著称，早亡”，“宽阖门广学，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又如许慈治《毛诗》，其子许勋传其业。3.靠师法传播，如蜀国许慈师事刘熙，李仁到荆州从司马徽等受古学，“东州大儒”孙叔然向门徒传授郑学经学。 （四）就地区来看，三国时期《诗经》的研究和传播，大致可以曹操统一北方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诗经》尽管仍在各地传播，各地都有《诗经》的研究者，但很不平衡。前期的中心是荆州地区，后期的中心则移到魏国。三国初期，荆州是经学中心。重要的经学学者有綦毋闓、宋衷、司马徽等。这一中心的形成与刘表统辖荆州有直接的关系。《三国志?刘表传》：“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注引谢承《后汉书》：“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王畅精通经学。《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载陈蕃云：“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经王畅的传授，刘表有深厚的经学根底，后又有经学著作，《隋志》著录刘表章句《周易》五卷，《汉荆州刺史刘表新定礼》一卷。东汉末年，荆州混乱。初平元年，刘表任荆州刺史后，陆续平定了荆州。此后，与北方的战乱相比，荆州相对安定，成了北方士人的避难之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3]（第2421页）当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4]（第598页）。宋衷、綦毋闓、司马徽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刘表对这些学士，能够妥善安排。“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4]（第212页）。《镇南碑》记载，刘表“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比集，充于州闾”，使荆州成为收藏经学典籍的中心。宋衷等治《诗经》情况，未见记载，但其影响是肯定的。蜀地的尹默、李仁都曾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衷等受古学。后来宋衷北上成为曹操属下，王肃曾从宋衷学习过《太玄》。荆州经学至少影响了蜀地和魏国的《诗经》学。[1]（第173-184页） 汉代的经学，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中原地区。东汉末期，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的影响和他的门徒也多是在北方。三国时期，曹魏承其馀绪，到后期，恢复了经学中心的地位。早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的荀彧即建议曹操“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4]（第317页）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重“大才通儒”，致文人荟萃，其中有不少《诗经》学者。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自己“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他在《与吴质书》中也谈到与其他建安文人优游闲暇、高谈娱心时，常常是“妙思《六经》”。曹丕代汉称帝以后和他的后继者曹睿，继续注重经学，经学有所发展。曹操虽然重视法术，但经学一直是魏国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三国志》卷十八《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作传，记载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是：“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同蜀国和吴国相比，魏国《诗经》方面的学者较多，著述也较多，有不少著述流传的时间还很长，当与上述情况有联系。从《诗经》学者的数量来看，蜀国值得我们重视。蜀国治《毛诗》者9人，治《韩诗》者2人，其中杜琼的《韩诗章句》达十馀万言。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汉代的经学在蜀地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有关。上面叙录的蜀地的经学学者，多见于《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保留较全的、较早的蜀地地方志。现在我们能看到较多的蜀国的《诗经》学者，可能是与《华阳国志》的详细记载分不开的。但蜀与魏相比，其成就终逊一筹，这当与刘备特别是诸葛亮重法有关。在吴国的《诗经》学著述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此疏对《诗经》中的许多植物和动物的名称，作了考证解释，开《诗经》博物学之先。吴国尽管有陆玑的重要著述，但同魏和蜀相较，《诗经》学者和著述少一些。吴国统辖的地区，自汉代开始，经学就不如蜀地，更不像北方那样隆盛。加上孙权统治时期轻忽文教，不太重视经学，致使吴国的《诗经》学逊于魏国和蜀国。看来《诗经》学的发展状况，与原来的经学基础、社会的治乱、当权者的重视程度和整体文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 （五）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在众多的学者和著述当中，王肃的著述相当突出，而且王肃的经学“皆立学官”，当时有“王学”之称。今存王肃有关《诗经》著述的佚文也远远超过其他学者。王肃的《诗经》学，在当时尽管也受到了郑玄门徒孙叔然和王基等人的挑战，但总的来看，他的《诗经》学在三国后期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远过他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新的见解。有关《诗经》方面的著述，在王肃之前，广为流传的是郑玄的《毛诗笺》。郑笺虽通古今，能博采，成就显著，但确有谬误。王肃开始也是学郑学的。今存王肃《圣证论》佚文载王肃曰“吾幼为郑学之时”，就是一个证明。但王肃并不迷信郑学。他解释《诗经》能“采会异同”、独立思考，纠正了郑笺的一些谬误，提出了新的见解。如他解说《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句，就否定了郑玄圣人感天而生的迷信说法。有的论著认为，王肃有关《毛诗》的注疏“表现出抱残守缺的保守倾向”。从今存王肃的注疏来分析，上述见解值得商榷。二是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王肃之父王朗高才博雅，通经学，为魏国重臣，官至司空。王肃本人，不仅官运亨通，而且同司马氏是姻亲。《晋书》卷三十一《文明王皇后传》载：王肃的女儿元姬嫁司马昭，生武帝司马炎。“武帝受禅，尊为皇太后。”她“年八岁，诵诗、论”。她“《诗》、《书》是悦，礼籍是纪”。王肃前有其父王朗的地位和声誉，后因其女嫁司马昭而成为武帝的外公。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当是促成他的经学从魏以至晋能“皆立学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位置文化”的影响很大，王肃的《诗经》学也说明了这一点。 （六）两汉、特别是东汉的《诗经》学，重章句，极为烦琐。《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论》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馀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到东汉末年，章句渐退，义理渐兴。古文经学从马融开始，吸收今文经学之长，重视经学义理的探索。经学大家郑玄在《戒子书》中谈自己治学宗旨是“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三国时期的《诗经》学，烦琐的章句虽未断绝，如蜀国的杜琼撰《韩诗》章句十馀万言，但总的趋势是“不崇章句”，汉末重义理这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少文人强调义理，对章句取批评态度。王粲《七释》云：“吾闻辞不必繁，以义为贵。”应劭《风俗通义序》云：“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鳞，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矣。”又徐干《中论?治学》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就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来看，重义理确实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前面提到，三国前期，刘表控制的荆州曾经是经学的中心。这一中心倡古文经学，重义理。这一点，《镇南碑》有所揭示：刘表“深悯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辞，芟除烦重”，以“探微知几”。到了三国后期，重义理的特点更为明显。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王肃。王肃遍注群经，多授门徒。他注释群经，深受荆州经学的沾溉，重古文经学，对《诗经》的诂训多着眼于义理，不少地方突破了烦琐章句的藩篱。 （七）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同两汉时期相比，尽管有继承，有扬弃，有新的进展，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曹操和王粲等诗人的创作中成功地化用了《诗经》中一些作品，说明《诗经》蕴藏的文学意味在三国时期并没有完全被扼杀，但就大多数学者的视界来看，他们仍是把《诗经》看成是“经”。当时的《诗经》学基本上没有超出考据训诂和诗旨探讨这两方面。他们考据训诂、探讨诗旨，用的都是解经的路数和方法，还没有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来分析和鉴赏，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体悟《诗经》。许多学者认为，三国时期是我国文学开始自觉的时期，但是这种自觉，并没有进入《诗经》学这一领域。这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否说明，《诗经》自汉代被尊定为经之后，就被拽出了文学的范围，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被当作封建政治和道德教化服务的有力工具，诗情被神圣和工具淹没了。要撩开《诗经》神圣的面纱，不再把它作为为封建政治和道德服务的工具，从而还其本来的“诗”的面貌，露出诗歌的情感和诗歌的艺术，还有待于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大的变化，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 【参考文献】 [1]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