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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故宫博物院藏《步荤图》是一幅流传有绪的历史名画，历来以为是唐初阎立本所绘。徐邦达先生主编《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对此画是如此说明的：“唐 阎立本 步辇图卷(宋摹本)”，“设色画：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西藏使臣禄东赞的一段故事。画中李世民乘坐着‘步辇’，由四宫女抬行。无款，传为阎画。本幅上有宋初章友直(伯益)用小篆书写的那段故事情节，并录唐李道誌、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二行。”这段说明可说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首先，其断定此图是“宋摹本”。其次，说明此图“传为阎画”，亦即宋人摹本以阎画为底本。最后，确定唐李道誌、李德裕“重装背”时有题记二行(实际上有三行；说详下文)。这些都是正确而有价值的意见。略嫌不足的是，章伯益篆书共十四行，除开头三行为“李道誌、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末行“唐相阎立本笔”一句显然是章氏口吻，那么中间十行写的“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西藏使臣禄东赞的一段故事”系何人所撰呢？作者未明确说明，这就难免使读者生疑。 在2002年末至2003年初，由上海博物馆首创的晋唐宋元国宝书画展上，传为阎立本之《步辇图》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书画研究者陈启伟对著名画家陈佩秋的访谈《还<步辇图)的真实面目》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不久，陈启伟撰写的《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一书出版。章伯益篆书是引起陈佩秋先生种种怀疑的主要原因。陈先生语出惊人，她判定：此图“非唐画，更非阎立本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一件伪作”，其“绘画艺术水平很差，它的榜题以及后面的章伯益的书法艺术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陈氏之论谓其“非唐画”确有多闻阙疑之益，然其余论断则可商榷。对这样一幅千古名画作是非优劣的判定应较为审慎，陈先生的贬抑之论在相关的《题跋的疑问》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阐述上均未稳妥，此不仅仅关涉书画艺术，更有关于史学。 二 综合现存关于《步荤图》的各种文献，笔者以为此图应是北宋前期的摹本，而阎立本的原画在宋元之时，米芾、汤里都曾亲眼有见，记于他们的著作中。 章伯益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卒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与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差不多同时，严格地说，他是北宋前期人。章氏以篆书著称，宋人撰《宣和书谱》云：“自李斯篆法之亡而得一阳冰，阳冰之后得一徐铉，而友直(伯益之名)在铉之门，其犹游夏歟！”徐铉由南唐人宋，卒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翌年，宋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的前代书札名迹临摹刻版，拓赐大臣。著名的《淳化阁帖》即产生于这一时期，并长期影响了宋代文士注重书法的风习。章伯益未及为宋初徐钻之及门，他是徐铱卒后的私淑弟子；在那个注重书法艺术的时代，他们都名重一时。此番在书画国宝展上，我们有幸千载一逢，目睹此画，并仔细观摩了章伯益书写的十四行篆书，觉得其浑圆中锋，庄严美观，足与画中形神兼备的人物描绘相得益彰，并非如陈佩秋先生所说是：“没有水平的人所写”。笔者无意在此对章篆之优劣作见仁见智之辩，重要的是探索其是否为章伯益所书关系到此画的临摹年代，以及其是临摹本还是后人伪作等问题。 此画应是北宋早期的临摹本，其底本当是阎立本原画。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阎立本笔”，显然是唐以后人的口吻；同时，章氏此语已透露此画是按“唐相阎立本笔”而临摹的。我们在画幅拖尾还看到北宋米芾、刘次庄、张舜民等十八人从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1086年)孟夏四月的题跋观款，其中对章篆作评价的二人。其一曰：“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元丰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泽张向书于长沙之静鉴轩。”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年)。其二曰：“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观步辇图，章伯益篆诚佳笔也。长沙刘次庄。”张向、刘次庄所言确非无根之谈，尤其是刘氏为北宋书法名家及书法理论家，其专著《法帖释文》乃专精之作，像他这样的专家是不会轻许他人的。 既然此画是宋人摹本，那么章篆末行何以称其为“唐相阎立本笔”，张向题跋又称其为“阎相国之本”呢？这其实是当时文士对宫院摹本的习惯称法。摹本是当作“下真迹一等之副本”被珍视的。中唐宰相张弘靖家富有历代书画收藏， 可与宫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宫廷的摹本。晚唐时，张弘靖之孙张彦远曾专门描述对宫中高手摹拓前代书画的情况：“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张彦远所述唐人珍视宫院摹本的情况，相沿成习，对后代也有深刻影响。北宋宣和画院和南宋绍兴画院，聚集了不少书画高手，摹拓历代名家书画，真迹与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迹一等之副本”亦常被当作真迹珍视。如唐初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传为冯承素的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韵，后人往往称冯氏摹本为王羲之《兰亭序》，这犹如章伯益称宋摹本《步辈图》为“唐相阎立本笔”，张向称其为“阎相国之本”那样。又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今人考证为唐摹本，由于摹拓逼真，大获乾隆喜爱。他在《三希堂法帖》的题跋中称：“王右军快雪帖为千古妙迹，收人大内养心殿有年矣，……因合子敬中秋、元琳伯远二帖，贮之温室中，颜曰三希堂。”精妙的摹本连赵孟顺这样有鉴赏力的行家都辨识不清，信以为真，更逞论乾隆之辈了。因之，这些“下真迹一等”的临摹本与后人为谋利作伪的作品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 三 章伯益用篆书书写的长跋包含着多重历史信息，如今书画界恰恰对跋文的阐释有不少错误，亟须澄清。知人论世，把跋文当作历史文献来阅读，我们才能弄清晚唐时对阎立本原画重新装裱者、跋文撰写者，以及用篆书过录跋文到临摹本上者等问题。为便于读者理解，按其格式将章篆十四行跋文加标点，重录于下： 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誌(行10字) 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行10字) 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行13字)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行14字) 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行13字) 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行13字) 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行14字) 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行13字) 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日：(行13字) 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行13字) 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行15字) 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行13字) 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行10字) 唐相阎立本笔(行6字) 紧接篆文，另起一行下端有“章伯益篆”四个小字，乃用楷书书写。 酌参唐宋文献，我们以为跋文表明，“重装背”者是李道誌与李德裕，撰写题跋者是李德裕，用篆书过录题跋到临摹本上者确实是章伯益。 关于李道誌，陈佩秋先生说：“从题跋看，‘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誌’，表明此题跋由李道撰写。按李道的官衔，史书应当有传，但廿五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们所处的朝代分别是魏、北齐和宋。”这显然是误读跋文，至于阎立本图上跋文的人物更与魏、北齐和宋各朝的人不相及。古代汉语固然可释“誌”为“记”，但从题跋格式看，第一行“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誌”与第二行“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齐，因此此人姓李名道誌，而不是姓李名道。严格地说，第三行“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仍是“李道誌、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这种精确的年月日记事，说明他们都是晚唐文宗大和间生活着的人。李道誌官位太子洗马，据《新唐书·百官志》：东宫官，“司经局，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经籍，出人侍从。”但史书上没有他的传并不奇怪。晚唐时期，史失其官，晚唐实录多有亡佚，乃至方镇大吏在两《唐书》中亦不乏语焉不详者。然其爵位武都公，乃武都郡公之省称，高达正二品，此人当是李唐宗室。《旧唐书》卷六○《宗室传》，记唐高祖从父兄子淮南王李道玄，其弟道明即为武都郡公，唐太宗时人。此即可为一佐证。李道誌可能就是《步辈图》的收藏者。大和七年(833)，李德裕首次任宰相，进封赞皇伯。七月丁酉，为中书侍郎。李道誌请有“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李德裕鉴赏并题画，这是很自然的事。 李德裕为著名书家，不仅家中富有书画收藏，而且经眼的历代书画名迹极多，因此主张对这幅名画重装裱措的应是李德裕。在题写姓名时，他将爵位崇高的李道誌写在首行，亦是很自然的事。书画研究者陈启伟在与陈佩秋先生讨论李道誌其人时，表现出对唐代历史颇为隔膜。他说“这个李道可能是中唐时人。因为他前面的官衔是‘太子洗马’，这个官衔从秦汉开始设置，唐代仍有传承。我估计，这个李道可能是武则天时期的一名为太子掌管书籍的小官。武则天好赐‘武’姓，‘武都公’是否为武则天的赐名？”且不说其误读跋文，将李道誌说成李道，其年代上的混乱实在不应该。大和年间是晚唐，武则天在初唐，两者相隔150年之遥。作者又说“李道可能是中唐人”，这就连唐朝初、盛、中、晚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武都公明明是封爵，却被作者误解为武则天赐名。这对普通读者造成的混乱是亚须澄清的。 关于李德裕，陈佩秋先生说：“假设《步辇图》中的题跋是李德裕所写，那么让我们再来对照题跋内容和史书记载，结果发现，题跋行文内容与史书有惊人的相似”，由此她推断题跋不是李德裕撰写，因为“《旧唐书》，后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会从100多年后的史书中抄录题跋的。” 事实恰恰相反，此图题跋应出自李德裕之手。首先，李德裕撰写题跋有文献为证。米芾《画史》述《唐画》第2条即云：“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却猜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元代汤垕《画鉴》述《唐画》第1条更明确说：“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汤垕《画鉴》乃经后人辑佚成书，中间多有脱误，此处将禄东赞辞婚说成赞普辞婚，即是一例显误。但他与米芾一样看到过原画上李德裕的题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今的宋人临摹本上已不见李德裕篆书与唐人八分书，只有章伯益的篆书。但是题跋中精确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与李德裕仕履合禅的官职“中书侍郎平章事”，只能来自亲身经历过，而又精通史书的李德裕。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章伯益篆书前三行说明“重装背”的题记，后十行用小篆书写的那段故事情节，都是过录李德裕在原画上的题跋而来的。 其次，关于题跋行文内容与《旧唐书》所载惊人相似的问题，这当然不可能是李德裕抄录《旧唐书》，而是《旧唐书》的编撰者大量抄录唐代的实录及相关文献资料而造成的。如《旧唐书·李德裕传》就大量抄录李德裕的文章、奏疏。早在“文革”时期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的《出版说明》中，编辑者就指出：“《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李德裕身历翰林、方镇、宰相，十分注重修史。他的题跋内容自当本之于《太宗实录》，因之年月日都有明确记载。同样原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载贞观十五年春文成公主人藏事件，内容与李氏题跋、《旧唐书》所载相一致，而纪事更为详尽。这些史书与题跋惊人相似的现象实不足为奇，因为它们的史料来源是一致的，当同出于《太宗实录》。 最后，此图题跋应出自李德裕之手尚有充分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予证明。我们曾合作编撰了《李德裕文集校笺》。此书的大量资料表明李德裕为书法名家及书画鉴赏大家。早在宪宗元和干三年(818年)，他就代张彦远的祖父，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张弘靖撰拟过《代高平公进书画状》、《进玄宗马射图状》。此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亦有记载。另外，李德裕家的历代书画收藏亦很丰富。宋洪迈《容斋三笔》中录有李德裕题王维《辋川图》跋文两则：一则题于“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另一则题于“开成二年秋月望日”，年月日分明，下署官职或铃官印，其格式正如《步辇图》的题跋。其中李氏说到其父李吉甫的书画收藏曰：“乘闲阅箧书中，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镇，故所藏书画多用方镇印记。”由此可见，他所经目的历代书画名迹之多。作为一代名臣，李德裕题写的手迹，还被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著录，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上引洪迈文的结处云“虽今所传为临本，然正自超妙。”说明洪氏所见李德裕题跋同样是由临摹者过录的，这与宋摹本《步辇图》题跋的情况相似。 李德裕身居高位，胸怀大志，其题画往往有浓厚的历史政治色彩。如李氏所撰《进真容赞状》、《进黠戛斯朝贡图传状》，《重写前益州五长史真记》、《纪上图赞》，都是与绘画有关，历史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夹德裕在经历了大和、开成的仕宦风波后，武宗会昌时期再度任宰相。其时，他所撰《进黠戛斯朝贡图传状》反映了唐廷坚持太宗以来汉胡和睦、天下一家的边境政策。其云：“臣伏见贞观初，因四夷来朝，太宗令阎立本各写其衣服形貌，为职贡图。……所冀圣明柔远之德，高于百工；绝域慕义之心，传于千古。”会昌三年(843)二月底，与此文同时又有《黠戛斯朝贡图传序》回顾太宗正确处置殊域来朝者的政策，盛赞：“太宗往日之惧，致我唐百代之隆，则圣祖治谋，可谓深矣。”李德裕对于外族人侵主张坚决抵抗，对于友好的来朝者则坚持汉胡和睦政策。这些文章与他在文宗大和七年任宰相时所作《步荤图》的题跋如埙箎相应，奏出了汉胡和睦、天下一家的主旋律。 四 关于此画所反映的历史真实问题也有必要探讨一番。陈佩秋先生断其为“后人的一件伪作”，因而怀疑道：“大唐的太宗皇帝，接见外国使节，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接见呢？禄东赞来自西藏，唐太宗身边怎么可能没有一名侍臣？而且左右侍候的人全是女的呢？”事实是禄东赞为吐蕃向唐朝求婚的友好使者，并非被迫出使的荆卿之辈。左右侍候的人亦非全是女人。禄东赞前为穿红袍的典礼官，禄东赞身后穿白衣的翻译人员，皆为唐廷官吏。 此画的历史背景在李德裕的题跋中已说得很清楚：“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和亲政策带来汉胡民族间的睦邻友好，而不是猜忌。今据史法严谨的《资治通鉴》记载可知事件的大致经过。《通鉴》卷一九五载，贞观十四年冬闰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题跋所谓“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已是许婚以后三个月的事情了。《通鉴》卷一九六所载与题跋同，然后又载：“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正月甲戌为十二日，丁丑为十五日，前后只有三天，文成公主即行人藏，可见唐与吐蕃的关系十分友好，太宗对这位来自吐蕃的使者也十分信任。《通鉴》卷一九七载，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太宗就处置汉胡关系对群臣说了一番很深刻的道理。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这幅画所反映的唐廷与吐蕃的和亲事件，以及李德裕画龙点睛的题跋，实为对了于太宗此语的典型而生动的描述几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 陈佩秋先生还提出如何看待乾隆皇帝对宫中所藏此画不作题跋的问题，她说：“乾隆是个好鉴定并喜欢在画上盖章题字的皇帝，我想或许他也怀疑此画是伪作，所以没有在上面题字和盖印。”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乾隆不在此画上题字盖印，恐怕是事出有因。清代前期康乾之世虽号称盛世，而明遗民及其后人的反抗精神依然十分强烈。清廷以少数族人主中原，在文化上以儒家继承者的面目出现，以谋引用汉族士人。但清廷对夷夏之辨，汉官威仪一类文辞高度敏感。乾隆时也兴文字狱，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们有篡改古籍中“夷”、“虏”等字样，可见其对汉人猜忌之深。像这样一幅大唐皇帝接见少数族使臣的画作，场面上是汉官威仪，题跋中吐蕃宰相自称“奴”、“陪臣”；吐蕃君主见唐廷公主称“渴”。诸如此类的画面文字会引起乾隆皇帝怎样的观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乾隆不愿在此画上题字盖章，恐不是他在鉴定上发现了什么疑点，其原因在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上去寻找会更合适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