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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为什么要重建？如果一切都没有变化，就没有重建的必要。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与白话、文人与平民、中西以及新旧成为了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的文学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古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批评典籍也不可能在原来的语境里面被当做“五四”之后的古文学阅读的资源。同时，古文学的经典也必须要接受重新的挑选，阅读不可能再在士大夫传统以及传统政治伦理的框架下进行。1932年2月至4月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课程的末尾他说道：“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① 周作人说的是白话文与时代的关系，但是同时也点明了过去的古文学的处境。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后经典时代”，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课堂，怎么样阐释，都引起了极多的讨论，例如教材编辑、作品选目、读经是否必要等等，几乎每一步的变动都会被讨论。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古文学经典与现代白话文教育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白，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将新文化所打倒的对象恢复了，新文化运动就得到了修正？显然，我们不可能用新旧或者中西简单地去区分这当中的复杂性或者用“传统创造性转化”来讲述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我们需要去仔细探寻传统是谁的传统？哪些被认定为传统，又有哪一些被排斥在传统之外？正因为在一个预设的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会带来混乱，难道赞成文言的就是旧，赞成白话的就是新？难道用了新名词的就是新，用传统学术概念的就是旧？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那些耳熟能详的新旧、中西等这些词汇在当时被作为一个相互区分的方式时背后隐藏了怎样的问题意识。此外，课堂上的教学实际上背后隐藏的仍然是授课教师的背后的学术思路，这两者不是简单的对应，相反这方面有很大张力，有矛盾有调整。这里面的史料极为丰富，可以讨论的空间极大，可惜至今仍然没有被认真地清理。下面我们打算从朱自清与黄节关于乐府诗的一次讨论开始，来探讨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古文学阅读这个大问题的一个面向。 一、新旧之间 1933年《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上发表了一组学术通信，题目是《乐府清商三调讨论》。讨论的双方是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黄节和朱自清。或许是讨论的问题过于专业，对这则材料关注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争论的主题是关于乐府里面的清商三调与相和歌之间的关系。黄节针对梁启超在《中国美文及其历史》里面批评郑樵的《通志》将清商三调和相和歌混为一谈提出不同的意见。朱自清赞成梁启超的观点，认为清商三调和相和歌是一类，和黄节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这个争论后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参与，至今也是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果将此次讨论看成是一个现代学术视野里面的文学史考证的问题，现在看起来除了专门关心乐府研究史的学者，这次争论的确没有什么再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可是，这个看似文学史考证的话题，却隐藏着新旧学术之间的不同。 黄节对朱自清的答复回应说：“十二年前，学校无言乐府者，仆创为之解，今已蔚为大国，咸知乐府之重，不下于诗三百篇矣……然徒为题目源流，纷争辩论；而于乐府之本体，不求探索。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又无益之甚矣，非仆倡言乐府之本意。”朱自清对黄节的这个回复显然不满意，他在日记里面写道：“《周刊》文史专号中有黄晦闻答余论乐府书，所举例仍不足服余。末节谓彼始倡乐府研究，其意乃在撰作，今于题目源流纷争，殊非本怀。且治诗甚亟，亦无暇分其力于乐府，以后余如续有所见，惟所发布，渠不能一一作答云云。以黄先生之高年而盛气凌人如此，亦殊可笑也。”② 黄节最后一段话被朱自清当做了无心应战或者底气不足的情绪之言，他只注意到了和黄节争论的具体问题，但是不一定明了黄节这一段话背后的思路。为什么黄节会在最后将话锋转到“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上？这是黄节和朱自清的第一个分歧点，这个对话没有在双方之间展开，一直沉睡在历史之中，但是这不意味着历史没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被忽略的问题终将会曲折地回到历史之中。 后来黄节的学生萧涤非在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汉乐府变迁史》谈论“相和三调”问题时仍然坚持黄节的观点。朱自清在论文的审查报告里面倒是没有再提这个观点上的分歧。不过，如果对照黄节和朱自清关于萧涤非论文的审查报告是很有兴味的。如果说在当时论争的时候，黄节的回应有一部分被朱自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么对于萧涤非这篇毕业论文，他们评论所切入的角度之间的差异就值得品味了。黄节和朱自清都非常欣赏萧涤非的论文描述清楚了汉魏六朝以来乐府的变迁大势，黄节的审查报告也着力于此。而朱自清除此之外则非常注意论文里面新材料新方法的掌握：“萧涤非《汉乐府变迁史》七卷，其佳处首在引史证诗，其于汉晋书南北史隋书似皆遍阅，故时能举出不经见之材料以说明当时风俗。”③ 同时，朱自清还有三点批评：“其考证处嫌其不大而多，其批评间尚精细，无多系统之见。”也就是说朱自清认为这篇论文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论文背后没有一个大的立意，只是就一些琐碎的问题的考证，在对乐府诗的艺术批评上没有系统之见。而黄节的看法恰恰和朱自清相反，例如他认为：“抒情一类，谓南朝乐府多男女相思及刻画女性，而汉乐府则描写夫妇之情爱，盖由儒家思想之一尊时期，其男女之间多能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并证明《孔雀东南飞》一篇，必产生于儒家思想一尊之世，决不能作于六朝，此论真从乐府中窥见大义者也。”④ 黄节所赞扬的正是萧涤非见到了乐府作品背后的“大义”，也就是儒家思想。朱自清所讲的“系统之见”不可能是一种对于乐府历史的伦理化的解读，认为历史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儒家的义理。而对于黄节来说，他的历史变化背后就是对于诗教的认同，对于儒家义理的认定。这种复古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但是这个复古不是简单消极的，其背后隐藏着黄节对于诗教观在它的时代的合法性以及活力的自信。换句话说，朱自清追求的是以一个新的系统去阅读中国过去的文学，而黄节却是要将阅读重新回头指向儒家的大义。 这些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太过于平常，以至于在现成的新旧的框架中就轻轻地滑过了这个问题。现成的新旧讨论的框架是不是压抑了一些问题重新被讨论的可能性？我们能否从内部的一些问题出发再来重新理解这个新旧本身的意义？新旧本身不是一种描述性的划分，不是一种价值上的好坏判断，而是在具体的不同的历史语境里面充满着能动性。所以，透过朱自清和黄节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时的一个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去讨论朱自清乃至俞平伯、浦江清等人关于古文学阅读的具体文本，都必须要去重新讨论作为他们背后所隐含的前提之一的新旧问题。我们只有去讨论作为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前提之一的新旧，理解了朱自清等人想走回的“传统”与旧文人所理解的“传统”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够明白重建过程中的矛盾的根源。 二、考证与批评：从同一到分化 王国维在1911年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序言里面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⑤ 他甚至说：“往者士大夫不计理之是非，事之利害，举世所争，只有新旧二字。众且狂，并为一谈，遂收辛亥以后之结果。”⑥ 王国维是在一个全新的中西汇通的普遍主义立场上去理解新旧问题，而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思想脉络，这个问题另当别论。然而王国维所提及的新旧、中西之争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上的新与旧的含义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方所塑造的，新学术与旧学术的不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学者看来主要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使用材料上是否考辨真伪，是否有第一手的材料，另一个是是否具备科学客观的眼光。这也贯穿在自认为新派的学者对于旧派学者的批评上，例如胡适对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批评就是认为他“没有经过近代史学的训练”。所谓“近代史学的训练”无疑是指对于过去材料的运用上。如何运用材料成为新旧学术的一大区分，而这也和第二点的科学客观相联系，因为在运用材料的时候时常因为意识形态的或者学术门户的偏见影响材料的解释和去取。傅斯年在北大曾经专门开设一门“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虽然是只局限于史学，但是如果放大到新文化阵营里面的现代学术人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想象亦未尝不可。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⑦ 胡适对钱穆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里处理戴震与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关系这一公案的观点很不满，钱穆曾回忆到：“我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写到戴东原，在小注里就附带提到这个问题。后来我在香港，胡适之曾写一信给我，说我和王静安同样未脱理学家习气。”⑧ 既然带有“理学家的习气”，在史料的运用上当然就不能够平心静气，变成了“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那么在胡适看来钱穆当然就会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水经注》校本，这样也就自然不会有一个客观科学的现代学术态度了。 由此可见，科学客观与材料运用是一体两面，只有科学客观的态度才能辨别使用好材料，同样只有在材料上仔细辨别和尽量占有才能体现了科学客观，这成为新旧学术风格的楚河汉界。所以，整理国故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术人都极为注意在科学客观与材料运用上自我训练。因为这不仅涉及遵守一个新的学术规范，而且关系到自己的论断能不能被学术界所认可。朱自清无疑非常注意这一点。在他的日常阅读里面，他对学术著述的材料运用极为关注。例如“读毕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觉其取材皆系自从原书中找出，故结论不同凡见”，⑨ “上午摘抄逯钦立所作《六义参释》。感到我的研究一向是以普通材料为依据，而向先秦书籍深入进展实属必要”，⑩ “读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不过是把旧材料作新的系统解释，无疑是失败的”。(11) 朱自清自己在解释古诗的时候，也经常为了弄懂一首诗的本意而引用大量的材料，但是他也随即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考证与批评之间的矛盾。在解释《古诗十九首》的时候，朱自清在日记里面写道：“晚访叶、俞，余示以《古诗十九首》之新评注，似新意无多。”阅读当中新意的缺失，并不是因为对于古诗的材料占有不足带来诗的典故以及字词的阐释困难。阅读的新意是对于阅读的创造性的追求。这是古文学的阅读变成一个新教育和新学术之后的产物，和两个重要的变化相关联。 一个变化是，对于阅读的新意的追求是西方近代美学进入中国后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朱光潜说：“真正的欣赏都必寓于创造，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诗都以有限寓无限，我们须从语文所直示的有限见出语文所暗示的无限。这种‘见’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所谓‘想象’就是把感官所接受的印象加以综合填补，建立一个整个的境界出来。”(12) 也就是说阅读的新意其实背后所对应的就是西方近代美学里面的“想象”的概念。想象成为阅读的新意的来源。 另一个变化就是，阅读一首诗在新旧知识分子那里的不同。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在1947年给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汉魏六朝文”的时候就说：“传统的研读诗文的动机却大半都是欣赏和模仿习作的兴趣……新文学发展起来以后，模仿的兴趣大大减少了，甚至消灭了；于是研读旧诗便只剩下了欣赏的兴趣。”(13) 同时他还说：“现在人并不需要工于古文辞，所以愿意学习的人自然应该改换态度。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学习的话，应该要培养一种历史的兴趣；这样才可以使他有研读的心理支持，不至于索然无味。所谓历史的兴趣其实就是研究了解的兴趣和欣赏作品的兴趣底综合。”(14) 正是因为“研读旧诗便只剩下了欣赏的兴趣”和“现在人并不需要工于古文辞”，所以才需要“历史的兴趣”和追求一种阅读的新意。而在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这样的阅读的新意的问题。 还是以黄节为例，黄节在当时笺注了大量的汉魏诗，他阅读那些诗是为什么呢？说起来是非常老套的没有任何新意的，比如他花了大量的力气去笺注阮籍的《咏怀》诗：“余亦尝以辨别种族，发扬民义，垂三十年。甚于创建今国，岂日无与？然坐视畴辈及后起者，借口为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天下方毁经，又强告而难入。故余于三百篇重振救之，以文章之美，曲道学者，蕲其进窥大义。不如是，不足以有诗也。”(15) 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还讲：“嗣宗实一纯粹之儒家也。内怀悲天悯人之心，而遭时不可为之世，于是乃混迹老庄，以玄虚恬淡，深自韬晦，盖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嗣宗之初心也。此点自来无人见得。”(16) 对于黄节来说，费尽了气力去笺注阮籍的诗，目的就是在其中爬梳出背后的儒家思想。他也不是简单地将儒家的诗教生硬地套用在阮籍的诗上，而经过他仔细阅读后的心得。在黄节看来，这时候阅读阮籍的诗，不仅是表彰其背后的儒家思想，同时还是对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简单化批评的回应，是他自己对于晚清民族主义一以贯之的坚守。也就是说，在黄节这里阅读不仅是一位旧诗人的阅读，不仅是一位学者的笺注，也是一种政治的伦理的行为，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行为，这就是他笺注阮籍诗的意义，也是他阅读阮籍诗的意义。 可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过去的文学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观念开始占据了主流，所以朱自清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读诗，同时也不可能将过去的各种笺注的罗列辨析与一首诗的阅读之间建立起积极的意义。他觉得“新意无多”，因为新意在他的语境里面只能是借助于西方近现代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理论，在一个文学与人生、与情感的框架里面展开联想和想象。一首诗的阅读能不能有创造性，就看阅读者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的想象与联想的能力了。 不过，我们从朱自清和朱光潜在解释唐人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的不同可以看出，朱自清对于一种阅读的新意是有保留的，但绝不是拒绝，他只是想找到一个中间的路线。 朱光潜认为钱起的这两句诗好在“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他又说：“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而钱起这句诗的好处也就是它的情趣，在朱光潜看来就是“静穆”（serenity）。“静穆”是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概念，正如朱光潜自己所说，可以在古希腊的造型艺术里面体味到这一种情趣，“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7) 朱自清没多久就写了一篇《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说朱光潜的解释“有趣”。其实我们读下来可以感觉到朱自清对朱光潜的“断句”的解释其实并不满意，或者是碍于友情不好明说罢了。朱自清引录了钱起的全诗，仔细解释了钱起这首诗之所以得到赞赏的原因。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朱自清只是解释清楚了沈德潜等人对这句诗很赞赏的原因，并没有做过多的发挥，同时他是从诗的整体出发而不是简单的“寻章摘句”。朱自清所运用的方法是，立足于旧有的解释，然后在中国诗学批评传统内部寻找这句诗之所以受到激赏的原因，而不是一种“阅读的创造”，更没有去寻找西方美学资源作为外援。朱自清对这种阅读方式非常注重，从他1945年正式发表的《古诗十九首释》的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的立场，他对朱光潜那样的发挥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他非常注重从整首诗出发而不是由一句诗来发挥。 他反对囫囵吞枣的读法，因为那样“所得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在《诗多义举例》里面他也说过：“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只就一章、一句甚至一字推想开去，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18) 但是他又不满足于对旧有解释的解释：“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功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19) 如果只是一种对古代文学批评语境的理解，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让他的阅读看起来好像不过是对古人已有解释的重复。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对于典故、字句等的解释变成了单纯的语文问题，也就是说“诗是精粹的语言”，而解释背后的意义消失了，或者说过去的带有“意义”的笺注，被当做一种经学传统的产物或者儒家诗教的产物，在五四新文化的意识形态里面，在一个新的认识论里面必然要被排斥。所以1940年代在大学国文系里面出现了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危机。 三、义理、词章与考据 1940年代，朱自清、浦江清以及程千帆等人越来越多地讨论大学国文系出现的考证与批评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一个前提就是，对于考证与批评之间本身是一种外在关系认可，不再认为考证亦是一种批评。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对将考证与批评相结合的观点非常认同。因为这是对整理国故之后文学研究考证化的一个反省。傅斯年在北大讲义上曾说：“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20) 对于这个矛盾，朱自清力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讲起自己的理想仍然是：“拟草考证与批评一文，介绍美国近年历史的、批评的方法，说明治学不当以冷静琐碎之考证自限。”(21) 但是朱自清对于离开文本而有过于联想和发挥的阅读文本的方式也不满意，所以他对顾随解读辛弃疾并不很欣赏，认为顾随外围的东西讲的太多而词本身的东西讲的太少。在抗战时期浦江清给《国文月刊》写了若干篇对李白和温庭筠词的讲解文章，朱自清在给浦江清的信里说：“圣陶、叔湘、千帆及其他诸友，均盛称你大著《词》的讲解之精，以为在平伯《偶得》之上。”(22) 我们对照浦江清的分析文本可以看出浦江清对李白和温庭筠词的分析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考证，另一个部分是讲解，也就是对这两家词的文学批评。朱自清和程千帆等人当时对浦江清的解读更加欣赏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在考证与批评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调和的立场。 程千帆在抗战时期金陵大学文学院的《斯文》杂志上撰文认为：“吾国学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略可尽之。然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为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23) 罗志田认为程千帆这段话是表示了考据当时在学术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24) 但是他仍然局限于这则史料的表面划分没有再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承认了词章和义理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是不是就站在了传统的一面？难道这样就是回到传统？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作为前提的东西被放弃了？ 程千帆的思路看起来是延续了清代学术史的汉宋之争的一贯思考。实际上，当程千帆按照义理、词章、考据去分析学术现状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三者首先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他对于考证、义理、词章的理解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产物。考证本身不一定就是胡适他们所限定的科学考证的涵义，认为考证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没有价值取向的纯粹客观的产物。考证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批评的方式，是内含了一种义理，内含了写作的取向。可惜，这一类考证背后的涵义被忘记了，或者说被胡适对乾嘉考证的简单定义所限制了。举一个例子，晚清时期张尔田用考证的方法完成的《玉溪生年谱会笺》，看似是一部史学之作，实际上并非如此，张尔田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其用意在于证明“玉溪诗境，远宗楚骚，近追六朝，然后能于李杜王韦之外，自成流派”。也正因我们理解了李商隐的行实，才突破了李商隐诗歌华丽辞藻的表象，领悟到它背后的意蕴，读起来才有兴味无穷的独特感受。近人只知道文学可能被史学所用，所以“诗史”之说大为昌盛，然而反过来也存在着史学为文学所用的另一个传统。其实，这两者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是近人囿于文学与史学的现代学科的分际而只强调了史的一面而已。 关于考证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千帆曾经在《文史杂志》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过一篇《论“文言”的写作》，在文章里面他说：“关于文学本身，最主要的事无非是对于他人作品的欣赏和自己的写作。有些人也许以为还要加上考证和批评，但个人的意见：考证是欣赏的助力，对于文学本身只是一个客体；批评则是欣赏的延长或其另一表现，虽然是更其具体的。”(25) 所以，他提倡文言文的练习，这当然包括诗文。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程千帆依然不断回应自己早年的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26) 其实不仅是程千帆，朱自清就经常在课堂上让学生练习旧体诗的写作，浦江清更是大力提倡，他说：“盖凡心志才力之所寄者是活的东西，保存之道，固当有异于酒精中之动物标本耳”，又说：“一种古学复兴，亦即是新运动”。(27)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黄节与朱自清的第一个分歧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被轻轻忽略掉的问题又回到了历史当中。朱自清在面对黄节回应的时候，觉得黄节将乐府清商三调这样一个客观的学术问题转变成了一个很主观的问题，难道不能“秉笔续其词”就不能讨论清商三调的问题？难道讨论乐府三调就是为了能够“感兴撰作”？不过，朱自清在自己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的时候，又在课堂上让学生要去模拟，认为通过模拟才能够更好地读懂领会一首诗的意思。朱自清当然没有像黄节走得那么远，觉得一个学术问题背后要有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 朱自清曾提到郑振铎对他的提醒：“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又谓论文当以现代为标准，如马致远夙推大曲手，远出关汉卿之上，然自今言之，马作多叹贫嗟卑，关作较客观，当多读关作也。”(28) 1947年朱自清写了一篇《古文学的欣赏》，这篇文字更多表现出对于新文化运动一系列价值的确认，但是实际上朱自清的一贯思路要比这篇文章复杂许多。我们要明白，他是在新文化运动后的“骸骨的迷恋”、“读经”、“本位文化论”、“文学遗产”等一系列讨论里面艰难地寻找阅读古文学的合法性，只有找到合法性之后才谈得上阅读，所以他说：“青年人虽然不愿信古，不愿学古，可是给予适当的帮助，他们却愿意也能够欣赏古文学，这也就是接受文学遗产了。”(29) 同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朱自清非常注重自己“国文教师的我”这一身份，他在实际的语文教育以及大学课堂上必须要面对新文化运动这个新传统的强大压力，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妥协。但是朱自清和程千帆、浦江清他们都是从一个旧传统的“流风余沫”里面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新旧学术之间的诸多矛盾依然萦绕在他们头脑中。浦江清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和朱自清、程千帆等人的思想的共同点，他说：“在我们这一辈人，把中西分别得很清楚，但是，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觉到古今新旧的区分，以及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30) 朱自清就和浦江清有过这样的议论：“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31) 在一个人文传统里面，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本国的学术风气、思想格局以及历史处境”的“人文生态”的制约，朱自清他们认为写作对于阅读有帮助。在他们这里，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在一个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的传统里面，提出文言写作的意义这个陈旧的问题。 但是让我们好奇的是，如果朱自清真的明白了中西之间的区别，站在中国传统的立场之上，那么为什么他和黄节还会有那么大的分歧？这并非说朱自清要回到一个纯粹的传统之上，而是想表明，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传统、了解传统的时候，其实他们所理解的那个传统已经是被修正了的或者说是在某些观念的指引下被去取过的传统。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过的，在朱自清那里，考证与批评的内在统一性是消失的。所以，文言写作和考证、批评之间的同一性也自然不会建立起来。在一个新文化传统里面再去重建古文学阅读的传统，必定带来许多的困惑。如果说写作旧体诗词是朱自清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们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一个步骤，认为只有自己会作一些诗词才能更好地体会作品。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些诗词习作对理解一首诗或者一首词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在现代学术中，文言写作看似是弥合现在与过去的努力，但是这中间依然间隔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旧文人那里，一个人的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批评，代表了对于某一种文学风格的欣赏和认同。虽然我们也可以在古文学里面发现一些作家“转益多师”，或者在一个文学创作风气转变期中创作与批评不合拍的情况，但此处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写作作为一种批评方式这样一个特点。在现代文人那里，文言写作更多的只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训练或者是一种文人的雅兴，如果它依然和过去的写作一样，那不又落入到现代学者所批评的传统文学的门户之见上去了吗？作品与批评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是断裂的，他们不可能像以前的旧诗的写作者一样专门用心于一家一派。比如张尔田评论吴宓的《忏情诗三十八首》（1934年）的时候说：“君之诗思密意周，是其所长，但少有余不尽之味。新诗不忌说尽，旧诗则最忌说尽，说尽便同小说，即失诗味。”萧公权则认为：“平心而论，含蓄诚然是旧诗的一个重要法门。但说尽的诗也可能是佳作，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新婚别》等诗何尝不直抒胸臆，一发无遗。张先生专主含蓄，似嫌稍偏……有了真感，含蓄也好，说尽也好，一切要凭作者兴会所到和题旨所需为断，不必拘于一格。”(32) 萧公权对于旧诗只是兴趣和爱好，他的专长在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是从这样一位旧体诗的爱好者的看法，我们可以稍微感受到当时风气之一斑。在旧诗里面含蓄不尽、兴味悠长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的旧诗写作者那里变得相对化了，也就是说由一个基本诗学原则变成了许多写作方法中的一种。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举一个古文的例子，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自出版以来大受追捧，因为旧文人在里面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而被认为展现了现代文学的丰富性，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批评者钱穆也对之褒奖有嘉。然而钱基博书中所提到的一位作者叶玉麟在当时就曾写过文章，对钱基博大为不满，顺带把对桐城派不满的李越缦也一起批评了：“钱君持论甚高，举凡文家通病，某几尽有之，文家至高极诣，求备一人……衡量古人之文，必尽废起伏映带、照应开合，吾不知将从何处品第其高下也……试为是论者，其所作果能追先秦两汉而方轨马班乎？”(33) 可见，当钱基博写作一部面面俱到的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带来了内在的问题：看起来一本文学史里面新旧人物都具备了，但是实际上背后对于某一文类的一家一派并不都熟悉，所以不能够深入体味作家作品背后的立场。在身处旧文学传统里的人看来，其破绽非常之明显。钱基博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显然是持有保留的，但是从这个例子里我们还可以领会到另一层意思，对于区分新旧，不能仅仅看他们是否赞成白话文运动。因为如此区分，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去看旧文学就将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给抹杀了，似乎将新看成是赞成新文化运动，旧就是反对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区分将新旧都大大地简化了。创作与批评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我们上面所举的叶玉麟、张尔田那里是非常之清楚的。晚清词家冯煦曾针对毛子晋评价《芸窗集》的问题说：“子晋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邦卿、秦七、黄九；以一人之笔，兼此四家，恐亦势之所不能也。词家各有途径，正不必强事牵合。”本来这种丰富的派别和风格是一种内在的互相竞争的关系，他们互相之间的批评是建立在各自不同派别或者风格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观里面被认为是一种非学术的主观判断和门户之见。 在黄节等旧文人那里，对于作品的考证、批评与写作是三位一体的，但在朱自清以及他的朋友看来，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弊端就是过于强调了考证而忽略了另外两个，所以他们认为这三者应该互相补充。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写作、考证与批评已经不是传统谱系里面的关系，而是三个独立的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现代学术对于这三个概念的限定，所以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修正只能是极为艰难的。在黄节那些旧文人那里，不会存在着一个阅读的新意的问题，也不会出现一个考证与批评相分离的问题，因为读一首诗的目的是一种伦理的行为，是一种性情的培养，也是对儒家文化的确认，而对于作家的生平、作品的典故、词语的考证本身也是一种批评的过程，也是一种不断地“复古”的过程。在黄节那里不仅不要去寻找一个阅读的新意，相反要不断地对作品的阐释上回到过去，回到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上去。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行为，而是一个与新文化运动对话的过程。如果说新文化人口中的复古带有贬义的，与时代的脱节的意思，那么换一种眼光看，复古反而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代表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对于现代的另一种想象。 郑振铎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对于旧文人的描绘，常常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浓密的绿荫底下，放了一张藤榻，一个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声地咿唔着一部诗集，那也许是李太白集，那也许是王右丞集……他受感动得自然而然地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灵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灵感，他在心底轻轻呼了一口气道：‘真好啊，太白的这首诗！’于是他反复地讽诵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么？不，那是鉴赏，不是研究。”(34) 郑振铎将鉴赏和研究分离开来，有其自身的理路。其实鉴赏和研究紧密而不可分。不过在这里朱自清和郑振铎一样，对于这种传统的“讽诵”不大认同。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在文章里面重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但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35) 但是这种观点，他的朋友俞平伯、程千帆等人却未必完全赞同。程千帆对胡小石讲柳宗元到晚年依然记忆犹新：“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36) 朱自清一直在寻找一条路，他不满足于单纯的考证，所以寻求考证与批评的结合；他不满足于完全放弃旧体诗的写作，所以在清华的课堂上提倡模仿，认为这有助于理解；他不满足于鉴赏式的批评，所以寻找一种语文的分析方法。虽然他无法连接其传统学术里面的考证、批评与写作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他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建立起这之间的关联。于是他通过语文教育这个舞台缓和新文化运动以来过于激烈的新旧之争。可是在现实世界里朱自清的设想受到许多挑战。他坚持一种解释字词原有之义的语文方法，可是那种阅读不能提供新意，如果只顾新意，那么又必然会损害对文本的整体理解。他认为模拟一些旧诗有助于学生理解诗词，但是这样却受到像郑振铎这样更为彻底的新学者的批评。还有课堂上的学生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讲陶渊明诗歌时，让学生背诵、拟作、理解字词等方法，并不能让学生满意，黄节当年就是因为“诗律”一课在清华选课人数太少而停课，从这种种可以看出世风的变化和学生的思想变化。这些都构成了朱自清的压力，也促使他思考。同时，他又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真像旧文人那样模仿一家一派，有招有式，他在自己的旧体诗集《犹贤博弈斋诗钞》里面说：“独咏写怀，联吟纪胜，偶有成篇，才堪屈指，盖其诗功之浅，有如是者……中年忧患，不无危苦之词；偏意幽玄，遂多戏谑之类，未堪相赠，只可自娱，画蚓涂鸦，题签入笥，敢云敝帚之珍，犹贤博弈之玩云尔。”(37) 从他的诗集读来，他的写作的确是一种文人雅兴，并非专于一家一派。诸如这些，在他的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裂痕。 朱自清想在新旧之间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这都源自于他既不能够完全做一个旧文人，又不能够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价值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新的途径来破解这个新旧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在1945年前后，他思想上开始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的反思。在1947年发表的《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里面，他这样写道：“现代知识的发展，让我们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经济社会分不开的，若将文化孤立起来讨论，那就不能认清它的面目。但是只求认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会作用，只以解释为满足，而不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这还只是知识阶级的立场，不是人民的立场。”(38) 这里他提出了“知识阶级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的问题。当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的时候，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观上的时候，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就不是一个在新旧之间寻找道路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界定阅读主体的问题。作为从新文化运动里面成长起来的五四之子的朱自清，这一种反思与批判是否会将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然而，随着他生命在1948年的戛然而止，这对他而言已成为永远的不能完成的探索。 注释：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②③ 《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9、230页。 ④ 黄节：《审查报告》，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页。 ⑤ 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9页。 ⑥ 王国维致沈曾植（1914年8月2日），见《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⑦ 傅斯年：《史料论略》，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⑧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19页。 ⑨⑩ 《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84、566页。 (11) 《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85页。 (12) 朱光潜：《研究诗歌的方法》，《国文杂志》第3卷第4期，1945年9月。 (13)(14) 王瑶：《谈古文辞的研读》，见《王瑶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81页。 (15)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学衡》第57期，1926年。 (16) 萧涤非：《读诗三札记》，见《萧涤非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2页。 (17)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中学生》第60期，1935年12月。 (18) 朱自清：《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9) 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8页。 (20) 《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2页。 (21) 朱自清致缪钺（1948年8月1日），见《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22) 《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50页。 (23) 程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2年2月。 (24) 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见《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5—321页。 (25) 程千帆：《论“文言”的写作》，《文史杂志》1945年第1—2期。 (26) 程千帆：《桑榆忆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27) 浦江清：《卢冀野五种曲》，见《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28) 《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98页。 (29) 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 (30) 《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41页。 (31) 《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13页。 (32)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62—163页。 (33) 叶玉麟：《复夏生书》，《群雅》1940年第1集第3卷。 (34)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0页。 (35)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9页。 (36) 程千帆：《桑榆忆往》，第210页。 (37)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729—730页。 (38) 《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