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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吴承恩是不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否定吴承恩著作权论点撮要 百回本《西游记》初次被世德堂刊行问世时，并未标出作者，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此后在翻印过程中被伪题为元代“邱处机撰”。作为时人记载的则有两种：(1)去此书问世未远的天启年间《淮安府志》《淮贤文目》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吴承恩作《西游记》是明确的，但性质与卷数等皆失记。(2)世德堂本初刻时卷首有陈元之序言，序中声明：“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须知此时距百回本的写定仅只十余年光景，作者已埋没含混如此，难怪元代的邱处机竟能长期攫夺明代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 入清以后，一直有淮籍人士为乡贤吴承恩争著作权。他们的基本逻辑是：《西游记》中有大量的淮安方言——淮贤中只有吴承恩写过《西游记》——因之小说《西游记》作者非吴承恩莫属。本世纪初重视小说考证，鲁迅、胡适两位据记载及前人的逻辑推理，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遂为解放后印本署名依据及文学史上的常识。但是鲁胡之考证，既为假说，不可能没有漏洞与疑问，于是国内外学界一直有人怀疑其论断，提出质询。至83年章培恒先生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见《社会科学战线》83年4期）一文，终于使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观点明确化系统化了。由于章文有代表性，此前此后的同类文章论点论据都未超逾此文，因此笔者只着重撮录章文论点，进行考辩。 章文论点论据层次鲜明，共分为三个部分：(1)因为《淮贤文目》并未明确吴著《西游》的性质，章文便以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为主证，提出该书卷八史部地理类明确记载：“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设若《千顷堂书目》不误，则吴著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游记，恰与小说同名而已”。“两种著作同名并不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而吴氏晚年曾被任命为荆府纪善，按理应该有一次自东至西的旅行，写部《西游》游记“实属可能”。因此，要肯定百回本为吴著，“必须有足够的旁证证明《淮贤文目》是小说，还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千顷堂书目》分类错误，胡鲁二氏考证皆未达到上述要求。”(2)百回本中除淮安方言外还存在着一定量的吴语方言，证明作者可能不是淮安人，而是浙籍人士。(3)吴承恩写的《二郎搜山图歌》中称二郎神为“清源公”，百回本中则称为“显圣二郎真君”，语词不合。总此三点，章先生全面否定了吴承恩的著作权。 章文发表十余年，影响颇大，学界很有一些追随否吴者。因此探讨百回本成书过程，不能不为吴承恩一辩，还其百回本写定者的身份。 试说《千顷堂书目》之不足征信 章文立论是从书籍重名现象出发的，确实书海浩瀚同名并不罕见，不须远引，前引章文中《千顷堂书目》中记录的《南游记》便与明末的神魔小说《南游记》重见迭出。但是只讲现象不谈原因，则任何奇谈都可以立论了，比如有人以《水浒》中有“宋公明一败高太尉”、“二败”、“三败”；《三国演义》中则有“孔明一气周公瑾”、“二气”、“三气”，因两书中“明”字相同，“一二三”相似，便论及两书出自一人之手，想来章先生也会不以为然吧！因此笔者以为现象之后有原因，考证必及原因，方能令人心服。就重名现象而言，或则在前一书默默无闻，或则在后一书有独特理由必须使用同一名称，否则就有违常情了。事实上人们是避讳与古代有名小说重名的，如当代之《南行记》、《西行记》，改题《南游》、《西游》未尝不可，但作者不用，就证明了这种常识常情。若明乎此，则《千顷堂书目》问题不难解决。 首先，从积极方面考察，百回本《西游记》是在评话本《西游记》，戏曲《西游记》、小说《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之后产生的；吴承恩的《西游记》——设若它是普通游记，为何要与问世已久其名流传甚广的作品重名呢？特别是我们能够证明吴承恩至少在青年时期就读过《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简称《西游记》，那么同名说显然就缺乏原因了。 在《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1版，以下简称《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蟠桃西蟠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开花结子六千岁，明珠乱缀珊瑚柯。”（《海鹤蟠桃篇》，《吴集》19页）此诗是嘉靖八年（1529年）二十几岁的吴承恩为人制作的祝寿词，描写当时漕运总督唐公遥寄“蟠桃图”为母作寿的图中所画。从前后诗句看吴写蟠桃还是以《汉武故事》中的昆仑瑶池为指归的，因为这是典故与图中内容双重规定所决定的。但是诗中“开花结子六千岁”一句却逸出了典故与图的可能规定，进入了《西游记》的范围。因为古代典籍中只有蟠桃三千年一熟的说法，只是到了《西游记》才把蟠桃规定为三千、六千和九千年三种不同熟法，而六千年的蟠桃“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正是寿词里最合体的善祷善颂。由此看来，年青的吴承恩即已看过简本《西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之类的神魔小说。 无独有偶，在本篇前的《赠张乐一》诗中，有这样几句：“……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一作太狂）。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吉凶倚伏视诸掌。指挥进退知存亡。”意马心猿本是唐宋以降的老话头，吴承恩有此思想不足为奇，奇的是这首诗中把“逐物何颠狂”、“猿惊”、“灵台”、“方寸”、“殊形异状”、“视诸掌”、“知存亡”等一连串喻象紧密组合在一起，这些都与孙悟空大闹天宫有或明或暗的关系，据此我们说吴承恩可能读过《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方能将这一系列与闹天宫有关的语词另行组织成简单暗喻，恐怕不为牵强吧！ 两证配合，再加上吴承恩自述“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比长，好益甚，闻益奇。”（《禹鼎志序》，《吴集》125页）以及早在吴承恩青年时期就应当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流传的事实，我们可以认定，吴承恩早熟悉小说《西游记》，尽管那只能是简单粗糙为他不满的，但他终究接受了。这就决定了他暮年时分不可能再去写以《西游记》为题的山水游记，而只能修改扩充简本《西游》为百回本，这是人之常情。若要以《西游》为题写山水游记，除非他有意以孙悟空或唐三藏来自拟自比。 其次，从消极方面考察，章文立论显然犯了孤证不举之大忌。事物总是在互相联系中体现自己的存在，连吴承恩青年时读过《西游》我们都可以找出两条证据，而章先生强调吴承恩可能西游，可能旅途中写些游记，却无法在《吴集》中找到一篇可以辅证其游记成文说成立的论据，一首小诗也好，然而没有。相反，我们从《吴集》诗歌中可以看到北至北京、杨柳青，南至杭州、金陵的景象，吴承恩的游踪斑斑可指，独无“西游”，难道一西游就把“为诗文下笔立成”的特长放弃一半吗？何况游记文字是属于正统文学范畴之内的东西，吴承恩身后有表外孙为其收拾遗诗遗文，有老友陈文烛为其文集作序，他们为何都无一语提及这部吴承恩“可能”写的游记集呢？如果吴之《西游》是小说，这就好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是看不起小说，视之为非文学的下九流文字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明确并不等于准确，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千顷堂书目》不仅是孤证而且有误，幸亏鲁胡二位大师级的学者对孤证果断地采取不理睬态度，使《西游记》作者研究没有钻进死胡同。 最后，由于章文郑重要求，“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千顷堂书目》分类错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条孤证本身提供的信息。由于小说《西游记》自世德堂本起至鲁胡二位考证止，并没有谁将其放在吴承恩名下刊印，因之逻辑上并不存在黄虞稷将小说错误分类至史地类的可能，只存在黄是否藏有吴著游记这样的可能和问题。黄如藏有此书，分类记载作者及标明卷数应是他的基本工作，为何前文所引黄于它书数多数少都标明了卷数，独于《西游记》破例不记呢？难道他连基本要求都忘了吗？辅以黄著录了天启年间修成的“宋祖舜《淮安府志》二十四卷”（见《千顷堂书目》卷六），黄之著录《西游记》是一字不改地抄自《淮贤文目》，还不明显吗？至于将其分至史部地理类，是因为清初通行小说《西游记》上已署上邱处机的名字，黄又不作考证，他当然只能望文生训地把《西游记》与那些真正的游记文字一起归类了！ 根据以上三点考察，笔者认为章培恒先生关于吴承恩所著《西游记》是恰与小说同名的游记的说法站不住脚，既违背常情也不符合《吴集》提供的材料事实。因之，笔者还是维护鲁胡二位认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论断，并在二位基础上展开下文，力求使研究更进一步。 “八公之徒”何人与 上文我们完成了对否吴说主要论点的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吴作说的自然肯定，诚如章文所言，必须有足够旁证证明是吴承恩创作了百回本小说。笔者以为，这旁证是有的，它就是前文所引的记载之二陈元之序言。陈元之序言说了小说出处的三个“或曰”：第一个或曰意思是小说出于当时的某一位朱明后裔的王府；第二个“或曰”意思是小说出于王府中某位善于“著作篇章，分造词赋”的高士之手；第三个“或曰”意思是小说也可能为王爷自制。王爷之说历来无人相信，朱元璋的子孙恐怕还无创作《西游记》的艺术细胞和经验历练。第二个或曰即“八公之徒”，就是我们的考察重点。 八公是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共八人。据说他们奉淮南王之招，和诸儒大山小山相与论说，著成《淮南子》。后代的《神仙传》等又把八公附会成神仙。因此，“八公之徒”就应具备这样的身份条件：善于著述精于道法且是王爷的师友，方能如此称呼。否吴的俞平伯先生说：“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②其实证据是有的，就在《吴承恩诗文集》中。平心而论，吴承恩身份是不足当八公之称的，但封建文人偏爱自拔身价，吴承恩就是这么一位“勇于”以八公自比的人物。他在嘉靖二十三年为徐达的后裔徐天赐作《寿魏国徐公子六十障词》（《吴集》299页），其结句为“四子为之廛德，八公闻而授词。金光满把，遥分日月之华；银字双填，更奏烟霞之曲。奉劳玉羽，寄侑瑶舟。其词曰：……”这里的八公看似用典，实际上双关自己的身份，“闻而授词”的词指的即吴为徐填写的寿词《醉蓬莱》。徐天赐为国公位不至王，吴承恩此时尚是白衣，已出言若此，当他晚年得为荆府纪善——虽然他可能从未到任，这职位也只是一个闲官——以他早年的心性习惯，能不以此而沾沾自喜，以“八公之徒”自命吗？两条与《西游记》有关的平行记载，不期然地相交：吴承恩自比八公——“八公之徒”作《西游记》；吴承恩作过《西游记》，性质未明；交点所切不是正好透露出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信息吗？这里还要进一步探究《西游记》的性质问题。今天的读者无疑是把《西游记》看作小说的，但当时的小说地位极低，为名家所不齿，既不能卖钱也不能传名，那么吴承恩为什么要耗费暮年的巨大精力来改作《西游记》呢？笔者以为唯一的解释就是吴承恩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献书，即利用世人喜读闲书的心理，把自己对“道法”的认识以小说形式写出来，献与自己的座主荆王或某个王爷，以此证明自己“八公之徒”的身份。这只要看一看《西游记》中大量充斥的道教名词、诗词，就可以思过半矣。吴承恩本人是赞赏“乌皮裴几翻新绿，独对芭蕉注道书”的生活的，也向往“早嗜大道，屡逢异人，掌握天机，保合元气”，常以神气仙风自况自拟，因之他的献书以自明身份，也是情理中事。不料这个初意不在取悦读者的举措，却为我们留下了极妙的小说，成就了他千秋万代后不虞而至的荣名！ 吴承恩改写《西游记》过程扫描 以上我们已从记载中自外而内包抄，证明了吴承恩应该是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 其实确定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还有更为重要的材料，那就是《西游记》小说本身中活跃着吴承恩的灵魂身影。小说是人类经验历练的一种再现和反映形式，即使是纯幻想式的神魔小说，其细节构成中也必定要包含作者的真实生活中的经验。完全脱离了人类经验的小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作比较，尽管前者是作者现实生活反映，与小说性质截然不同，但我们还是不难找出其中与《西游记》细节重迭巧合的材料来。这些材料既说明了吴作说可以成立，也透露出《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吴承恩在保留住《西游释厄传》故事框架的同时，向现实生活索要素材细节，做为血肉充实到原故事的骨架上去，最终完成了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有血有肉充满诙谐情调的伟大作品。 (1)前文已举了吴承恩青年时期熟悉《西游记》的例证，其证之二“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的诗句，正相当于百回本第七回增加的“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的诗句，也就是说吴承恩是以“心猿”——心学来解释闹天宫的，这在朱本《释厄传》中是没有的。 (2)吴承恩写作百回本当在他生活后期，因做县丞耻折腰（可能是被诬为贪污而入狱数月），后离任返回淮安期间。因此比较百回本比朱本多增出的文句，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吴承恩生活和投影来。朱本写小猴问悟空上天后官居何职，“猴王说道：不好说！不好说！”往下就被打断，只留下“正在要说”四字。百回本把要说的“话”全部补齐：“活活的羞煞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甚么弼马温……及今日问我同僚，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二闹天宫后，百回本增加了孙悟空对小猴说“莫采他。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这些旧有框架中新增的语言穿插，哪里是孙悟空的语言，活跳出一个才高性傲而又只做了“未入流品”的县丞，因而拂袖而去“放浪诗酒”的吴承恩形象来，是他人生经验的不自觉的折射。 (3)吴承恩本人粗通医术，文集中两次写到“譬之国医，药，精择而兼收，至于活人，初不系乎名品，神而明之而已”（《吴集》110页）；“药不必执方，而妙于处方者必效”（《吴集》113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朱紫国的论医制药，无非是上述比喻的情节化谐趣化罢了。既然国王和庸医都不识医道玄妙，吴承恩就“马尿为丸”，用这种“神而明之”的方法去给国王治病了。 (4)吴承恩本人是有点“仙气”的，梦中写下的诗句都有“一日村中醉百壶，黄金点化酒钱粗”（《吴集》76页）的幻想，所以《西游记》中孙悟空也屡次“等我拾块瓦查儿，变块银子谢他”、“拔根毫毛变个铜钱。” (5)吴承恩写有《瑞龙歌》，记述万历初年淮安附近出现“龙蜕”：“峥嵘头角异寻常，犹带祥烟与灵气。神奇自古惊流传，蛰地飞天总成瑞”（《吴集》22页）。而《西游记》中两次写到龙王降雨后显象让俗人赡拜，特别是第二次“凤仙郡冒天止雨”，是任何评话本、简本中都没有的情节，显然是吴承恩根据当时淮安出现“龙蜕”的情况编写的。 (6)吴承恩写有《二郎搜山图歌》，世人皆以为吴作《西游》旁证，独章先生以为语词不合。在了解百回本系在朱本基础上增写改作后，这就不是问题了。名从主人这是惯例，章先生的怀疑自然不能成立。失本并未涉及二郎搜山，百回本独在此增出大段文章，显然是吴承恩的诗情转移到此，不过换了个角度，此处以孙悟空为主而已。 (7)吴承恩最得意的“课业”叫做“拟宋赐辅臣同赏花钓鱼赋诗谢表”，所以《西游记》中唐三藏在天竺国无端地也被迫去御花园赏花赋诗。 (8)吴承恩写过《钵池山劝缘偈》，劝人施舍钱财重修淮安“大雕敝”的梵宫：“我今供养佛，彩绘庄严之。但于有佛处，即是西天竺”（《吴集》183页）。在百回本中他通过唐僧之口说道：“我那东土若有人也将泥胎塑这等大菩萨，烧香供养啊，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两者正相吻合。 (9)吴承恩是明季文士里难能的“禅心似絮已沾泥”的一位，面对“天女将花欲染衣”的风流韵事，他竟能做到“莫向场间顾木鸡”（《吴集》61页）。若非他有此体验，恐怕写不出唐僧面对“四圣试禅心”，“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白眼儿打仰”这样生动的描写来。 (10)吴承恩是淮安人，所以有意识地将百回本中的情节引向淮安，那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到盱眙山去请小张太子。我们比较一下此回中悟空所去两处地方的赞词就明了了，前边的武当山赞词是从《封神演义》抄改过来的，后边的盱眙山赞词所写虽俗：“上边有瑞岩观、东岳宫、五显祠、龟山寺，钟韵香烟冲霄汉；又有玻璃泉、王塔峪、八仙台、杏花园，山光树色映 城”，却是实实在在的地名景物。由此看来百回本作者非淮安人莫属，真是舍吴承恩其谁与！ (11)百回本中充斥淮安或江淮系统的方言，本是不刊之论。但章培恒先生认定其中有吴方言成分，并因此怀疑吴承恩能否使用吴方言。《吴承恩诗文集》使用的是严格的古文言文，天幸却偶然保存了一处方言：“如植于田，既耘既易。不责于天，天也肯替！”（《吴集》102页）此“替”字做“与”字解，正好与章先生所举“八戒说道：嘴巴！替我一般的妖精出身”用法相同。由此看来，吴承恩也会吴方言，并且好象预料到章先生会对其著作权怀疑，因为留下了这一句驳章先生的话柄来！ (12)《吴集》诗句中多首与百回本意象语词重叠，仅举一语词例：《吴集》中有句“映清冰寒溜”（250页）。其溜字类于方言，用法特殊。《西游》中则有“渐开冰解山泉溜”、“处处湖光寒水溜”，用法正同。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吴承恩“善谐剧”，自我评价是“只用文章供一笑”，“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像子长”（《吴集》64页），在《西游记》中我们不但看到作者特意增出东方朔来与悟空斗嘴（第26回），那种东方朔式的“谐剧”玩笑还能数得过来吗？那重重“谐剧”中正弥漫着吴承恩的性格，活跃着他的身影！ 总括以上十数条证据，笔者以为《西游记》里正跃动着吴承恩独特的经验历练，《吴集》中则有《西游记》的肢节素材，两者虽是吴承恩的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方面的反映，骨子里却是互通互补的。有了这些足够旁证，附加在文献记载的主证上，吴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记》著作权应该是不容怀疑、不能否定的！ 至此，我们有必要提及《西游记》的第四个来源，即吴承恩对其它小说的继承吸收。 百回本《西游记》的其他包容 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没有一本可以独出心裁一无倚傍，它们的作者无论如何“自铸伟词”，却总要或多或少地吸收一些前人著作的营养，即《红楼梦》亦在所难免，《西游记》更是自不例外。 百回本《西游记》中有多处情节细节出自唐人传奇、明初小说等对于吴承恩来说是“古代”的作品。例如：唐僧取经归来时松树枝东指事见《太平广记》；猪八戒“胁下裂个窟窿”生子说见《夷坚志》；唐僧被吊“仙人指路”见于《朝野佥载》；驼罗庄柿树“七绝”见于《酉阳杂俎》；孙悟空见灵吉菩萨自报头衔过长被拒同于刘备三顾茅庐；猪八戒能吃得送饭人都呆了的饿相同于《平妖传》里的“圣僧”弹子和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明百回本作者一定酷爱、熟悉“野言稗史”，才能把这些材料有机地溶进自己的作品去。 吴承恩中年曾写过一部志怪短篇小说集《禹鼎志》，在其自序中他自承自己“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酉阳杂俎》作者）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承恩早就醉心于神话小说的搜集整理和二次创作，这条证据也表明百回本作者应该是吴承恩。但是，想不到吴的自述反而引起章培恒先生最后的困惑与怀疑：“像这样一部篇幅较小的小说，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的结果……（吴承恩）怎会耗费无数的时间与精力去写百回本《西游记》这样一部大书？”“其写百回本《西游记》是在写《禹鼎志》之前还是之后？”“写在前不应忘记《西游记》中的神奇故事，写在后则材料者消尽，又哪有材料写百回本？” 这一连串的发问确实尖锐锋利，然而可惜的是，发问的前提是建立在吴承恩的自谦之词基础上的。自称“懒未暇也”、“日与懒战”的人未必真“懒”，否则也不会有厚厚的一部《吴承恩诗文集》了；说是“贮者消尽”，其实又有几人能真正地把童年所好的“奇闻”忘得一干二净？特别是天幸有百回本《西游记》抄用《封神演义》诗赞这一事实在，有百回本中属于吴承恩的经验历练均产生于他的中晚年这样一批材料在，我们可以确凿地解答章先生的疑问：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于吴承恩晚年，即在他写作《禹鼎志》之后。《禹鼎志》成书于吴承恩壮年，此时他正忙于应举，忙于官场事业，“懒未暇也”“日与懒战”，可以理解也完全正常。迨于晚年，当时人所渴望的功名事业对于吴承恩来说已完全不存希望，早年那种创作神话小说的强烈冲动再次升腾，再加上《封神演义》成功流行的刺激，“照猫画虎”，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改写创作，写出一部神完气足的新《西游记》，并以此献于座主以显示自己的文才学识，这不是吴承恩晚年正常而必然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合理走向吗？质之章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简短的结论 《西游记》成书过程探索至此，笔者以为应当为其最后阶段的形成与作者探讨画一句号了。首先我们应该指出那些什么吴承恩采访云台山、照着写出花果山等等传说都是不真实的，欲誉反毁，架空拔高都只能给吴承恩的形象带来负面效果。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过程的缩影，其经过是：(1)民间文学是长篇小说最直接的源头，唐僧取经之事经由民间艺人的改造传说，累加修改，遂有《永乐大典》本的评话《西游记》，而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奠定了“闹天宫”部分的基本内容和取经故事的框架，成为吴承恩写作的主要依据；(2)《封神演义》为百回本产生提供了结构样板、部分诗赞与情节细节的构成；(3)吴承恩本人的具体生活经验经历等等直接反映在《西游记》中，构成了取经故事中那些散发着生活气息和诙谐情趣的重要情节细节；(4)唐宋传奇、明初说部等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吸收模仿的细节，有助于整部书的形成；(5)当代当时的种种社会政治现象，人文现象等经过吴承恩的观察思考过滤，有机地融进了这部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神魔之情来反映现实的作品。这些属于和不属于吴承恩的材料，经过他生花妙笔的模写、组织、融汇、传达，终于共同构成了我国神话小说中这部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成为民族文化的精品与骄傲。 就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时间而言，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成书于吴承恩的晚年，至少主要部分是在他罢仕还乡之后完成的。可作的可能目的是因为他晚年被任命为荆府纪善，想写一部符合他以“八公之徒”自视的证明自己身份地位的作品，呈与自己的座主，结果却意外地献给了后代一部神话小说精品。由此说来，吴承恩可说是不幸也幸的人物，幸在身后，幸在意外。至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为什么吴承恩留下了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却未署上自己的大名了：一则先于他已有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等流行，吴承恩部分使用了别人“编辑”成的材料，若仿朱鼎臣题“编辑”则亏负了自己的创作，若说创作则又侵吞了他人的部分“著作权”；二则他写《西游记》本心并未将其当作通俗小说，而是借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另一层作意。两难之间，吴承恩的高名竟隐蔽了数百年。欣逢盛世，有关《西游记》形成的种种材料先后出版，我们才能经过悉心研究，推断出《西游记》成书的全部过程，还其本来面目，并认识到《西游记》最后写定者吴承恩的苦与乐、哀与愁！ 注释： ①见《楚辞章句•招隐士序》。 ②转引自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85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