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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笔者从分析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的写作手法着手，论证可能的、后人加写的伪墨章回。吴敬梓在他的小说中怎样运用素材来描写细节，并藉此搭建故事情节及故事情节发展的特点，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 键 词】船上细节描写/旅途冒险/情节高潮/小说写作手法革新 《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题目。《儒林外史》最早流传下来的卧闲草堂藏版一共是56回，对于最后一回是否吴敬梓原作，研究者看法不一。① 而这剩下的55回中是否都是作者吴敬梓所作，也是探讨的热门话题。围绕《儒林外史》回目问题，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和六十回之说。② 研究者之所以追究《儒林外史》的原貌，原因有三：一是历史文献③；二是小说产生的历史渊源，古典小说来源于“话本”，“话本”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一传统使得改写、添加小说章回内容不为人所忌，习以为常；三是《儒林外史》第三部分的内容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质疑④。但究竟哪些回目系后人所加，目前学术界还没能达成共识。章培恒、佟瑞坤、张锦池等学者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⑤ 笔者从考察吴敬梓写作旅行的特点着手，也得出了有可能是伪作的章回。⑥ 它们是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中庄征君旱路上的细节描写、第三十七回后半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部分到第四十三回整个这组故事。⑦ 笔者除了以吴敬梓书写旅行的特征来讨论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伪作章回外，现就原作和笔者所推出的伪作章回在写作技巧、手法上的差别，进一步分析、认识伪作。从这点上来识别真假章回，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写作风格是小说家在行文中独特的个性表现，越是好的作品，其写作的风格越是令他人难以企及。《儒林外史》是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如果能够理清吴敬梓的写作风格，我们就有理由把它作为分辨真假章回的标准。笔者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吴敬梓在小说中用了哪些材料来搭建情节及其情节组合和情节发展的特点是什么？而伪作又是怎样搭建情节的？这两种写法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吴敬梓是否有可能写这些被笔者认为是后人加进去的伪作章回？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具体的章回段落。归纳起来，原作和伪作的区别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吴敬梓旅行描写的特点：水路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段，并暗伏情节发展；旱路旅行只是一笔带过，起到连接新的出场人物的作用，不细写。吴敬梓写的旅行，有水路和旱路两种。而水路上的细节描写，在情节组合上有特殊的功能。例如：小说的第五回、第六回严贡生、严监生传中，吴敬梓描写严贡生带着娶了亲的二儿子坐船从省城回乡，在船上严贡生自导了一出把云片糕当成贵重药的把戏，其结果是白白乘了船，没有付钱。这一情节不但刻画了严贡生流氓无赖的习性，更为后面的情节发展高潮，埋下伏笔。在其后的争夺严监生财产继承的情节中，作者更是把严贡生的性格特性写到极致。严贡生的手段也是像把云片糕变成晕病药一样，要把已扶正的、弟兄的遗孀，再变成妾，以至可以把她“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领出发嫁”，这位乡下的贡生在争夺他去世的弟弟的财产时，耍的花招让人联想起他坐船时的行径。争财产的这一幕与不付船钱，故事同出一辙，这里明显看得出情节的前后照应，并且情节发展层层递进。 第八回下半回至第十二回娄琫、娄瓒传中，作者用了旅行途中的细节来帮助展开它的故事情节。在第九回作者写二娄在去访新市镇的杨执中的乘船途中，发生了这样一个细节：刘守备点着“相府”、“通政司大堂”的灯笼在河道上为自己的船开道，而这刘守备与相府家却不相干。这个船上的细节“假冒”为随后作者所要描绘的假名士、假侠士的故事作引子，二娄不能胜任的“风雅”也由作者在他们乘小船归途中点到：二娄船上遇上一个卖菱的小孩，从这孩子那里二娄得到了杨执中写的笔墨，两公子不但不能识破杨的抄袭，反而“不胜叹息”，在这里作者点明了二娄不辨真伪的低能，才导致他们上当受骗。 随后二娄的故事情节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杨执中、权勿用和张铁臂是地地道道的假名士、假侠士，另一方面，正是二娄的庸才低能，让这些形形色色的假冒得逞，直到权勿用在娄家被官府拿办，张铁臂的人头变成了猪头，读者也有和船老大揭穿假娄府运租米船一样的快感。二娄的“风雅”也让人啼笑皆非。 第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二十回上半回写的是匡超人传，作者用了多次旅行来组织故事情节，匡超人每次的旅行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匡超人的旅行路线是由杭州到温州府的乐清县的乡下，再由乐清县的乡下到杭州，从杭州再到京城，这三次旅行作者详写了路途经过，写的还是匡超人坐船的细节，而匡超人由杭州到京考试及回乡考试的旅行作者却未着笔墨。匡超人在乡下进学后，由乐清县的乡下到杭州的水路上，遇上景兰江，和匡超人到京的水路上遇上牛布衣和冯琢庵，如果说这两次航行起着连接后面情节人物的作用的话，那么，匡超人的第一次旅行途中的细节则暗示着匡超人故事的核心内容。 第十五回匡超人得到马二先生的资助后，要坐船从杭州到温州，遇上好心的郑老爹让他搭船，途中郑老爹又把话题引到孝与不孝的谈论上，接着又叹息一番。 这一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点明匡超人是个幸运儿，有人帮助他，凭着他的乖巧，能够在船上混上一口饭吃，二是作者借郑老爹之口来引发孝与不孝的议论，以此为他的情节张目。读者不难发现，匡超人的故事正是由这两点展开的。匡超人的确很幸运，从故事一开始，他就碰上了好心的马纯上，是马的资助才使他能回家侍亲，勤学苦读，然后是李知县的赏识，郑老爹、潘三在生活上各方面的帮助，尤其是潘三，可以说帮匡超人“成家立业”，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可能匡超人还在拆字算命。可是，匡超人对他生活中有恩的人，正是恩将仇报，对马二先生诋毁，没有善待郑老爹的女儿，硬是把她送回家，致使她死在乡下，对潘三更是绝情，连到监狱里看他都不愿意。匡超人故事开头，作者写匡是个极尽孝的儿子，他趴着架着父亲的腿让他出恭，孝是报答养育之恩，而匡超人对他生活中的恩人，不是知恩图报。 牛浦郎传中的船上旅行细节也是刻画小说人物形象的手段。第二十二回写牛浦郎从芜湖坐船要到淮安府安东县找董瑛，牛浦郎是偷偷地上船的（这和匡超人上船不同），在船上被牛玉圃认亲，船到仪征上岸吃饭，又遇上婊子掌柜的王义安，及王义安招打，这些细节无不与牛浦郎传中的情节相呼应，牛浦郎传是以打打闹闹为特色，而水路旅行细节则暗藏了所有情节线索。牛浦郎在船上被认了亲，是不容牛浦郎插嘴的认亲，随后的情节，牛浦郎有两次找上门来的“亲戚”（一次是牛浦郎在芜湖的旧邻居石老鼠，一次是牛布衣的老伴到安东找牛布衣），两次认亲都闹得不亦乐乎，牛浦郎都被扭去见官，而更为激烈的是牛浦郎招打的情节，这一情节在刻画小说人物形象的水上旅行中，也有细节描写：牛玉圃与牛浦郎到仪征的一个饭店吃饭，碰到了王义安，三个人正吃着，上来两个秀才，看见王义安头戴方巾，不由分说把他打个臭死。 这一段极具暴力色彩的插曲，为牛浦郎其后的情节埋下伏笔，牛浦郎在牛玉圃面前耍的滑头就如同王义安戴方巾一样招打。当牛玉圃知道上了牛浦郎的当以后，亟亟到苏州找到牛浦郎，把牛浦郎哄到船上，船开了几天到了龙袍洲，几个夯汉就把牛浦郎打个痛快。读者通过这组故事不难发现，作者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在现实中，对于骗子除了打一顿，消消恨外，还能对他怎么样？作者没有让骗子掉进河中淹死或让老虎咬死来证明天良没有泯灭。这种用水路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并暗伏情节发展的手段，在描绘主要人物的传记中，都有运用。⑧ 作者笔下的旅行细节是水路的坐船航行的途中细节，旱路只是一笔带过，最多用来连接新的出场人物（如鲍廷玺旱路遇韦四老爷，庄征君旱路遇卢信侯）。⑨ 而第四十四回中也写了余二先生到凤阳、余大先生到无为州和南京的旅行，他们的旅行没有途中细节，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办完事就了。这些旅行也反证了水上途中细节是刻画小说人物形象手段的论点。 归纳起来，吴敬梓的旅行写的纷繁多变，从种类上，是水路和旱路，作用上，一是作刻画小说人物性格的手段，二是连接新人物的出场，连接新人物的出场的作用见于水路和旱路两种旅行，而起刻画小说人物形象并暗伏情节发展的作用的旅行只是水上旅行，写法上，水上船行作细节描写，而旱路旅行不作细节描写。 2. 存疑的章回中的旅行描写，是旱路细节描写，其特点是冒险经历 冒险经历的写法以“奇”取胜，夸张得越离奇越好，与实际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关系不大。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中庄征君旱路上的细节描写纯属冒险经历，而且也没有为后面的情节设下伏线。从投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昊轩饷银一节，及老妇走尸故事来看，与刻画庄征君这一人物特征，毫无联系，而且故事怪诞，这两段旱路旅行细节与吴敬梓的风格不同。先看劫萧昊轩饷银一节，行文中明明写道：“那响马贼数十人”，既然是“数十”，响马贼的人数最少也是二十个人以上，我们难以想象一只弹弓，怎么能把这一大帮人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这个情节的写法离可能的现实实际相差太远。老妇走尸细节写得煞有介事，庄征君不但看到尸体走起来，而且还用车子挡在门口拦阻，这种细节的夸张，无非是增加离奇，让读者毛骨悚然。尸体怎么会走？走尸只可能出现在志怪或笔记小说中，谁见过僵尸会走？难以想象，吴敬梓会想到写这样的细节。⑩ 我们津津乐道的《儒林外史》好就好在吴敬梓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11）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夸张虚构的细节是出自吴敬梓之手，又何以冠以吴敬梓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 接下来是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旱路历险记，及由此而接气的第三十九回到第四十回前面一大半老和尚、萧云仙的故事，伪作者不但让郭孝子开步走，也让老和尚迈开了大步，从陕西到四川，一路历险惊心动魄，接着是萧云仙投军历险记，路上险些被木耐一棍子打死了。这三个旱路旅行有一个共同点，即旅行者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这种一连贯的、不给读者喘息机会的旅行，在吴敬梓的故事中还不曾出现过，而且，在吴的故事中从不拿生命开玩笑，最为激烈的莫过于两个秀才痛打王义安，和牛浦郎招打。伪作者只顾冒险，很少刻画人物性格，吴敬梓不会这样突然放弃他最根本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创作原则。 下面引郭孝子路上遇虎的一段，看看历险记的大至情形，与吴敬梓原作的风格比较： 郭孝子乘月色走，走进一个树林中，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把那树上落叶吹得奇飕飕的响。风过处，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叫声：“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会，见郭孝子闭着眼，只道是已经死了，便丢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个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 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到那山顶上，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看见这里不动，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从坑里扒了上来，自心里想道：“这业障虽然去了，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如何了得？”一时没有主意。见一棵大树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树去。又心里焦他再来咆哮震动，“我可不要吓了下来”。心生一计，将裹脚解了下来，自己缚在树上。等到三更尽后，月色分外光明，只见老虎前走，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那东西浑身雪白，头上一只角，两只眼就象两盏大红灯笼，直着身子走来。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见没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儿。那东西大怒，伸过爪来，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发起威来，回头一望，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扑冒失了，跌了下来，又尽力往上一扑，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 后来的这一扑，力太猛了，这枯干戳进肚皮，有一尺多深浅。那东西急了，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那东西使尽力气，急了半夜，挂在树上死了。（12） 这一段写得太悬了，难以想象人遇到猛兽还有郭孝子这样的从容不迫。这个细节用“险”和“奇”来吊读者的胃口，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没多少联系。有谁能够在虎口下生还，是个大问号。 第四十三回中大姑塘盐船被劫，这一水上旅行细节与刻画人物形象及随后的情节毫无联系，而且，也没有连接新人物出场的作用，这一旅行的细节的描写与前面所论及的吴敬梓的旅行细节的创作原则相违背。从大姑塘盐船被劫到野羊塘将军大战都是冒险经历。 吴敬梓会不会写冒险的经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吴敬梓的原作中来进行分析。 吴敬梓究竟是怎样写他的细节的？他用了哪些材料来组织他的细节的呢？也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位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只需举些例子就可看出吴敬梓的原作与郭孝子遇虎的情节大相径庭。 原作对于每个细节的处理，都来自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据经验是可以想象的。举几个例子：写杜慎卿“面如傅粉”，接下来作者写杜慎卿的饮食习惯。杜慎卿请诸葛天佑等三人来吃饭，招待客人的菜是“江南鲥鱼、樱桃、笋下酒之物”，作者特意写了“他（杜慎卿）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诸葛天佑三人请杜慎卿馆子里吃饭，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杜慎卿皮肤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大量食肉人皮肤就黑。杜慎卿不大吃肉，就和他的“面如傅粉”不矛盾。韦四老爷有“一个通红的酒糟鼻”，随后的情节是韦四老爷在杜少卿家里吃了一天的酒，把一坛子九年陈酒都吃完了，原来韦四老爷好饮、海量。牛玉圃找了几个人在“没人烟”的龙袍洲把牛浦臭打了一顿，把牛浦“又掼倒在一个粪窖子跟前，滚一滚就要滚到粪窖子里面去”，这才使得后面的情节——牛浦被来出恭的黄先生搭救，牛浦在船上拉痢疾——顺理成章。有见识的王太太“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一总倒在马桶里”，才使得后面的她把沈大脚“揪到马子跟前，揭开马子，抓了一把屎尿，摸了他一脸一嘴”不至唐突。就是沈琼枝敢在利涉桥卖文，也还仗着她有一副好拳脚，把个差人“被他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 吴敬梓用来搭建故事情节的材料无非是些生活日用，是我们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吵架，奉承。作者就是从每日的琐事写出我们特有的心理习惯，没有以“奇”来刺激读者。“吃饭”是每个人最普通不过的行为，吴敬梓就是在吃饭上大作文章。让他的人物、场景总是相称，在饭桌上作者肆意发挥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天才。粗略统计，每个人物传记开始，新人物初识，总是要吃饭，如此方便的情节材料不但非常符合我们的民情，而且，饭桌子上的放松总是让人表现本来的面貌。加之，作者通过每次列出的具体菜样，随手拈来体现人物的社会地位，风俗民情等等。“吃饭”让作者写得千姿百态。薛家集的人备分子在申祥甫家请周进吃饭，“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早去了一半”。只这两句话，概括了村民们的吃相，同时吃的什么，也一目了然。众人都喝清茶，“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就是这两枚生红枣，说明了读书人与村庄上农人不同。王举人吃饭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王惠吃的是鸡、鱼、鸭、肉；周进吃的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王举人不把一个没进学的穷教书的看在眼里的心态，作者通过吃饭这个细节让读者一目了然。僧官慧敏一听到“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早忘了自身的处境，跟着何美之就到了他家，就是何美之的这句话，不但使读者对随后发生的情节不产生怀疑，而且能心领神会，按照一般常识，出家人更馋，哪能听说火腿走油的话？这样恰到好处的描写，在吴敬梓原作中不胜枚举。严监生吝啬小气的特性和严贡生霸道的习气，作者也是通过“吃饭”上的习惯来发挥： 像我（严监生）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13） 严监生舍不得吃，还要罗嗦其兄严贡生家爱吃。小气鬼舍不得吃，在现实中处处能够碰到，而且文学作品中也不乏鲜明的形象。（14） 吝啬是导致严监生生病毙命的根源，最后作者还用两根灯芯子的情节把吝啬鬼的形象推到极致。（15） 而严贡生好花，爱吃，也为他在乡下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乡民的恶习提供了根据。围绕“吃饭”材料，写得尤其好的一段是马二先生游西湖，马二先生为救朋友蘧公孙把钱都献出去了，口袋空空游西湖，作者让马二先生的目光全落在西湖的茶馆、饭店上。这样对没钱的人首先惦记的是吃这种微妙心态的准确把握，让读者拍案叫绝，作者只寥寥几句白描，马二先生的质朴可爱跃然纸上。读者都钟爱马二先生，原因就是作者让马二先生表现了普普通通人的心理，没钱的时候，只想着吃，没心思看女人。以上的例子足以说明吴敬梓的人物形象，是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细节，而不是用离奇的冒险细节刻画出来的。吴敬梓既然用日常生活琐事来组建他的细节，他关心的首先是世间的吃喝拉撒，那些冒险行径对这位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作家来说，不具任何吸引力。这位心细如丝、对他的细节如此呕心沥血的作家怎么会想到用大老虎来吓唬读者？ 3. 伪作中的情节发展没有高潮 吴敬梓原作中以每个人物传记为单位，情节发展是按照起因——高潮——结局三段式布局的。全书整个情节还有一个总高潮（祭泰伯祠）。就单个故事而论，故事开始时首先通过吃饭或拜访来聚集、介绍人物，人物都介绍完了，导入情节高潮，然后是高潮后发展结局。人物介绍的方式一般有配角引出主角和主角直接出场两种，配角还担任中间过渡人物的脚色，主角也往往是接下来故事的引导脚色。周进传：由薛家集的人引出周进，作者着重描写薛家集人的势利，结果导致周进哭号板（高潮），发展结局是商人相帮，周进中进士。范进传：由周进连接，范进直接出场，范进的贫穷加上老丈人时不时的辱骂，导致范进中举发疯（高潮）。由范进过渡到张静斋，到严贡生。二娄把参加莺脰湖宴集的人物聚齐了，故事就到了高潮（大宴莺脰湖），其故事结局，什么都是假的。凡此种种，传记故事总有情节高潮，而吴敬梓在设置故事气氛和铺陈情节时，通过描述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象的细节，把情节高潮的夸张感觉降到最低，让读者感到情节的发展应该如此。而伪作章回由于细节描写就用了夸张，所以传记故事中就不能形成情节的发展高潮，从郭孝子、甘露僧到萧云仙都找不到情节高潮，所以叙述的故事就异常呆板。由此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故事的方法。不能设想，吴敬梓同时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因为，为什么被我们认为是伪作章回的部分恰恰用了不同于原作的组织故事的方法？其次，如果这两种方法都是吴敬梓所用的话，理应该在小说中间隔开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小说的第三部分。 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吴敬梓有时用“偶然”事件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就是为了让故事圆满地完成，碰巧发生了什么事，让情节按照作者的思路发展下去。这让读者感到作者“编”故事的痕迹，如鲁编修家的婚宴，老鼠从房顶上掉下来以示不吉利，牛布衣的朋友冯琢庵与董知县在京见面的情形，或是庄征君在朝廷上正要奏，被蝎子咬了一口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作者为了让情节发展下去而设置的“机关”。但用偶然事件来推动情节发展与不着实际的细节描述是两码事。 4. 伪作中的知县形象与原作写法不同 第三十八回中写了一个尤知县的形象，这位尤知县刚上任就做了一件好事：捐助一位哭哭啼啼的军妻五十两，并为之做文，以便差人送她回家路上，一路求救。这位知县的写法与吴敬梓原文中的知县形象有很大出入。吴敬梓的原作中出现了好几个知县形象，范进故事中的汤知县，匡超人故事中的李知县，与鲍文卿连接的向知县（府）。知县在社会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父母官，只有正途出身的人才有可能担任。（16） 想想小说中凡中举人、进士人物的神情，不难推想知县是多么神气。就连救了向知县一命的鲍文卿在向知县面前也连坐都不敢坐一下，可见小民与知县之间的差距。吴敬梓原作中的知县形象是把公事和私情分开，把上堂的原告、被告打板子或轰出去，客气些遣差人把告状的送回去。向知县是把告状的牛奶奶差人送回家。牛奶奶的身世比起军妻更悲戚，而向知县是作者正面塑造的形象，但作者却没有让向知县来救助牛奶奶，而是把她送回家。这样写是符合知县的身份的。只要仔细阅读一下知县们每日面对的告状案件（汤知县：偷鸡贼到牛肉案，向知县：活杀父命案到谋杀夫命案），叫知县去救助哪个？汤知县对张静斋时常来打秋风很不痛快，李知县看见匡超人用功，资助他也才给了二两银子，只有鲍文卿的救命之恩才能得到向知县丰厚的馈赠。哪有尤知县这样向一个上堂来哭哭啼啼的人捐了这么多银子，还要做文。伪作者把知县写得太婆婆妈妈，这与我们历史实际中的知县相差很大，更与吴敬梓所书写的知县形象格格不入。像尤知县这样大概他每天只能做文救助，没时间上堂审案子。况且，他又给郭孝子五十两银子，不知他哪有那么多的银子送人？拿俸禄的知县被写成了像挥霍家产的杜少卿一样的大方，伪作者把知县的身份忘了。 5. 郭孝子用钱太快 郭孝子在南京从杜少卿众人处得银二十两，在尤县官那又得银五十两，加起来是七十两银子。除了在路上给了木耐十两银子外，六十两银子让他在偏僻的离成都府四十里外地方不到半年之上就用完了，十两银子可以让木耐做个小本生意，这银子还是值钱的。在吴敬梓原作中，发达的江南地区吃一开茶，三个烧饼是六个钱（杜少卿在芜湖），饭店里饭是二厘一碗，荤菜一分，素的一半（牛浦在南京），就是匡超人在杭州买四间房子住才四十两银子。这些描述说明了当时江南地区的饭菜、房屋价格，偏僻的地区价格应该更便宜些，难以设想郭孝子半年用掉比买四间房屋还要多的银子，谁知道郭孝子六十两银子是怎么用的？伪作者这样故作的郭孝子显孝顺（替人家挑土、打柴，养活父亲），而忽略了最起码的实际现状，这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吴敬梓笔下的孝子匡超人服侍父亲吃喝拉撒，其行文每一处细节都不违背实际生活。 6. 伪作模仿的痕迹 伪作者是熟读《儒林外史》的人，并也知道《儒林外史》写作上的特点，即情节上的前后照应。因此，极力摹仿这一特点。但伪作中的所谓情节前后照应，读起来总是不像吴敬梓写的，因为吴敬梓写的情节照应，是多线索的，且有某种暗示（具体可参看笔者前面对旅行写作特点的分析），而摹仿的情节则是写得太实了，太就事论事，全没有吴敬梓情节上前后能够照应这一大特点。例如，“寻找”的主题，郭孝子、甘露僧和萧云仙在他们进行冒险旅行之前，总是事先有人指明要寻找的人，订好框架，然后亦步亦趋照着这个框子写情节：在郭孝子寻父的故事中，先是虞博士带书子给同官县的尤知县，然后是尤知县让带书子给萧昊轩（去年才来同官做知县的南京老名士，怎么认识在成都的萧昊轩不清楚），郭孝子按照这个冒险路线，路上遇上两次虎和拦路抢劫的木耐，为了增加气氛，还加上个下雪天气。老和尚既然知道郭孝子已找到父亲，不知为什么又要去找郭孝子，那么一位老人，风餐露宿够辛苦的，又不走运，偏偏又遇上被他赶走的恶和尚赵大（响马贼怎么成了和尚不清楚），然后是老妇人指点迷津，让他去找萧云仙，萧云仙找到了，老和尚得救了。然后是郭孝子劝萧云仙为朝廷效力，萧父让儿子投平少保，儿子就按照老子指引的道路前进，路上碰上木耐，增加点险情，然后就是打仗冒险。青枫城请先生教孩子，完全是为了把后面沈琼枝的情节连上。而吴敬梓写的“寻找”主题完全是另一码事：第二十七回鲍廷玺到苏州找哥哥， 结果是哥哥去世，由路途中碰上的季苇萧牵线，由诸葛佑、杜慎卿为过渡，鲍廷玺找到的是杜少卿——书中的主角。吴敬梓的情节安排的曲曲折折，不是像伪作者那样呆板。第四十三回汤两公子路上盐船被劫一段是冒险的写法。后面接着的打苗人情节也是本着前面的一句话“臧岐一向在贵州做长随，贵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认得”，然后就是臧岐再三带路的情节，吴敬梓原作哪有这么呆板的写法？ 按照框架写故事吴敬梓的原作中也存在，一是王惠传，二是匡超人传。这两个故事是以算命为框架发展起来的故事，这种方法特别符合我们传统信命心理，应该说是作者随手取材于实际生活的例子。 郭孝子在海月禅林遇到老和尚，送了两个梨给老和尚，结果老和尚“便叫火工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每缸挑上几担水，拿杠子把梨捣碎了，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人，一人吃一碗水”。这一段写得极无味，其实，这一小节只是套用前面芜湖的老和尚感谢帮忙的邻居，“煮了一顿粥，打了一二十斤酒，买些面筋、豆腐干、青菜之类到庵”。芜湖的老和尚烧火，结果伪作者让海月禅林老和尚也烧火，芜湖的老和尚虽简单，但还有符合实际的简单斋饭，而一个梨放在几担水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郭孝子是以匡超人为影子的。匡超人是磨豆腐养活父母，结果郭孝子也要佣工，养活父亲（虽然他口袋里还有银子）。但吴敬梓的匡超人写得令人回肠荡气，而伪作者的郭孝子却是个故意做出来的孝子，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伪作者书写大段郭孝子冒险的用意，如果是要表达天意成全孝子的话，而“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正是吴敬梓在传记故事中所要摈弃的老套路。以吴敬梓描写匡超人的才情，他怎么会拼凑这样的孝子？ 7. 衔接处矛盾的地方 第三十七回写祭泰伯祠是三月二十九日那天，接着的情节是参加祭泰伯祠的人一一散去，接着是武书来看杜少卿，武书出了杜家门碰上郭孝子，郭孝子在南京共耽搁三日，然后就急急赶路，到了陕西。把路上买的两个梨送给和尚，然后“自掮着行李，又走了几天”，遇虎，然后“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几天路程”，在一个小庵里借住，这晚就下雪了，积了三尺多厚，萧云仙在青枫城足足住了三四年，然后是萧云仙到南京，这个衔接特别别扭，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事件祭泰伯祠（情节总高潮）刚写完，怎么会突然情节转向冒险，从故事气氛上也该有些余意未尽的渲染才是，这里明显是情节转得太急了。如果把伪作的部分删去，刚好是写完祭泰伯祠（三月二十九日），接着写武书过生日（四月尽），然后接着话旧秦淮河。可以设想原作武书碰到的是沈先生，而不是现在的郭孝子，沈先生送女儿到扬州，然后沈琼枝到南京。情节的发生地穿梭在扬州和南京之间。书中重大的事件祭泰伯祠接话旧秦淮河，这在文气上属于一个内容：赞美南京人杰地灵。（17） 第四十一回中沈琼枝故事上的矛盾章培恒有详细的论述，章培恒认为原作由沈琼枝连结余大先生，把故事过渡到无为。（18） 笔者毫不否认，作者在作品中有写作技巧不匀称的现象。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辨认伪墨的障碍，因为，通过以上反复论证，我们看到是两种写作手法和风格的重大差别，而不是作品艺术匀称不匀称的问题。吴敬梓用的是史书中列传的手法，即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用入微的细节描写，精悍的情节搭配写了一部小说杰作，这是吴敬梓继承太史公的手法而对小说写作手法的革新，他在写作上的这些特征发挥得这样好，以至于用传统的、冒险的演义手法加写进去的部分会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在称赞《儒林外史》绝妙处的时候，就否定了加写进去的部分。吴敬梓既然有意识地在写作手法上创新，很难想象他还会用老一套手法来写故事。吴敬梓能够借用史书中的手法写小说，从他的生平事迹看，再自然不过。程晋芳称其“其学尤精《文选》，…晚年亦好治经，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19）。吴敬梓是位博学之士，对史书尤其熟悉。而演义的小说传统写法，显然不在他青睐的范围之内。 对于加写进去的章回写作特点，《儒林外史》的评点家们也注意到。如卧闲草堂本对第三十八回的评述：“文章至此篇，可谓极尽险怪之致矣。……天下事之可惊可怪者，熟愈〔逾〕于此？不意耳目之间有此奇观。”（20） 张文虎此回回后评：“大祭泰伯祠，何等典重！忽接此危险之文，令读者惊心动魄，真非意见所及。……此作者苦心，而读者茫然，徒惊其险怪而已。”（21） 黄富民对此回的评点：“此篇略仿《水浒传》，未尝不惊心骇目，……以前数十回淡淡着笔无人能解，聊以此数篇略投时好，且与从前演义人一较优劣，无关正旨也。”黄富民对第四十三回的评点是：“传奇家嫌杂出冷淡，…叙战犹夫诸演义。”（22） 都是评论者对伪作部分与原作写作手法、风格差别上的鉴定，尤其是黄富民“淡淡着笔无人解”的评语，正合笔者所认为的作者吴敬梓对小说写作手法上有意识创新的意见。 结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巧用“旅行”概念（地点变动，带动人物变动）来安插他的“儒林”众多人物传记。吴敬梓原作所涉及的地理位置是长江、太湖、运河三大水系，这与吴敬梓所处的时代这些地区的水网运输，商业的发达，相互辉映。（23） 吴敬梓无意去冒险，他的目的是刻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间世相。组织情节的材料是日常琐事，手法是以实实在在的细节精心编制情节，与吴敬梓写作风格相抵触的章回，是后人所加。 注释： ①参看房日晰《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222页。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22-240页。 ②五十回本之说，参见[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收入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五十五回本和五十六回本的讨论参见上条注释陈美林和房日晰的文章。六十回本即齐省堂本。 ③参见[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和[清]叶名澧《桥西杂记》（节录），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150页。 ④参见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胡益民等翻译），第六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吴祖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收入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⑤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原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收入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佟瑞坤《论〈儒林外史〉原作非五十回——与章培恒先生商榷》，《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合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⑥参见拙作" Zur literarischen Funktion von Reisen in Rulin waishi( Inoffizielle Geschichten aus dem Gelehrtenwald) von Wu Jingzi( 1701-1754) " ，将发表在德国Monumenta Serica期刊上。 ⑦由于第四十三回中的旅行描写不具备吴敬梓所写旅行的特征，故整个这组故事不是吴敬梓所作。章培恒对这一段有非常具体的详细论证。参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见注⑤。 ⑧鲍玉卿、杜少卿、虞博士、沈琼枝和凤四老爷故事中都用了这种手法，详细论证参见拙作" Zur literarischen Funktion von Reisen in Rulin waishi( Inoffizielle Geschichten aus dem Gelehrtenwald) von Wu Jingzi( 1701-1754) " 。 ⑨不作旱路细节描写在原作中还有很多例子，详细论证参见拙作" Zur literarischen Funktion von Reisen in Rulin waishi( Inoffizielle Geschichten aus dem Gelehrtenwald) von Wu Jingzi( 1701-1754) " 。 ⑩对于鬼神、超自然力量的描写，在吴敬梓的原作中有几处涉及到。第一是科场闹鬼的话，吴敬梓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见第二章王举人与周进的对话，在第二十一回中卜老爹弥留之际，看见地府勾牌，这是写人去世之前的幻觉，庄征君一大活人不会有奄奄一息人那样的幻觉。对于仙乩，作者也通过四公子的口表明了他的态度，“‘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时动乎其机。说是有神仙，又说有灵鬼的，都不相干”。由是说，吴敬梓不迷信、不信鬼神。 （11）参见吴组缃《吴敬梓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1954年第4期。 （12）（13）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44-445，67页。 （14）例如元杂剧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里面有看钱奴对吃饭的精彩刻画。收入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64页。 （15）夏志清认为这个场面与严监生在前一章里的形象矛盾，参看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见注④，第245-246页。 （16）做知县的人通常是举人、进士和特别优秀的吏士，通过任子、官生、俊秀和捐纳途径授为知县之职的人在极少数。关于文官的来源参看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6页。 （17）吴敬梓对南京情义深厚，他生前所作的“金陵景物图诗”可为一证。参见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195-204页。 （18）参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见注⑤。 （19）参见[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收入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58页。 （20）[清]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四卷），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294-1295页。 （21）[清]张文虎“儒林外史评”，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03-404页。 （22）[清]黄富民“儒林外史回评”，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83页。 （23）这三大水系交通商业运输的发达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