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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阐述明代八股文发展史的主要阶段及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体制与规范的确立、以古文为时文、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民间化与“文统在下”。 一 体制与规范的确立 《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不过，洪武三年定科举考试科目，但并未规定八股的程式，其文体仍沿宋元之试士之法（注：《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条引《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会典》卷十七“科举通例”所引洪武三年诏，未有“四书疑”，然考吴伯宗《荣进集》收吴氏乡、会试卷。皆有“四书疑”，当以《日知录》所引为正。）。《四库全书总目》谓：“考吴伯宗《荣进集》亦载其洪武辛亥会试中式之文，是为明之首科，其所作亦与此（指《经义模范》）不相远，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词相尚矣。”（卷一百八十九《经义模范》）吴伯宗当时会试的考题是“四书疑”（注：见《荣进集》卷一“会试三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题为：“《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夫禹、皋陶、汤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闻知者，可得而论欤？《孟子》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夫伊尹之乐，仲尼之祖述，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请究其说。”后来考试形式从经疑变为经义，这是一种重要的转向。经疑是考官以提问者的口气出题，考生要谈自己的体会。经义则以经书文句为题，要考生根据考题的语境，以圣贤口气来阐述其义理。），这是一种综合性质的问答题。洪武十七年定科举成式，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明会典》卷七十七）从洪武到永乐年间，经义考试的思想标准已由官方明确规定下来，那就是《四书五经大全》（注：《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洪武间定应试功令，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后以其说不足以尽圣意，乃于永乐中纂《四书五经大全》，皆令主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炎武曾感慨地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注：《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明代初期已开始形成软化与禁锢、统一与规范士人思想的政治文化气氛，这也是以制义取士的文化基础。 自洪武至天顺，以科举出身而有文名者，有黄子澄、丘濬、解缙、薛瑄和商辂等人。这一时期的制义，多如顾炎武所谓“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破题多用对句，用散句也不止于两句，小讲简略，不似成、化以后那样繁复。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以洪武乙丑（十八年）科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有明制义第一篇文字。正如丘濬所感叹的：“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注：《大学衍义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洪武、建文间十余年，乙丑、丁丑、庚辰三科会试皆出此题。这种不断重复以大题目来考试的情况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都是不可能再现的。 自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是八股文文体形成阶段。顾炎武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注：《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认为八股文的成熟和标准格式始于成化以后。戴名世也说“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中华书局王树民编校本，1986年版，第93页。），所见与顾炎武相同。成化是八股文标准文体形成的时期，而丘濬等人起了相当重要的导向作用。《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成化十一年（乙未）丘濬担任会试主考，而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会元。所以有人说“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注：明张弘道、张凝道辑《皇明三元考》卷七“成化乙未科”，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丛刊。）丘濬的行为代表当时主导文坛的一种风气，晚明八股名家钱禧（吉士）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濬）、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正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政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从此，纯雅通畅成为制义的典型风格，它明显是与诗赋抒发情思与文采藻丽的传统不同。“成化、弘治文体”也就成为历来官方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万历元年奏准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间文体。”（同上）有人认为成化、弘治年间的八股文：“深醇典正，蔚然炳然，诚所谓治世之文。”（注：《礼部志稿》卷七十“责成正文体”中嘉靖二十三年郑坤等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鏊的出现，标志着八股文文体真正臻于成熟。俞长城极力称赞他的成就，将他和司马迁、杜甫和王羲之相比，认为他是尽善尽美的集大成者：“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第56页。）凌义远对王鏊的制艺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制艺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为称首。其笔力高古，体兼众妙，既非谨守成法者所能步趋，亦非驰骋大家者所可超乘而上。”（注：《制义丛话》卷之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王鏊制义体制朴实，气象阔大，书理纯密，裁对整齐，言辞渊雅整饬，命义正大弘远，这正是后来所标榜的清真雅正的八股文评判标准。所谓的“清真”，也就是绝去藻采与怪诞，这是八股文的本色。王鏊的八股文朴实纯密，初读似觉无甚高异。清人李光地说：“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注：《榕村语录》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528页。）我们以王鏊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文为例：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破题）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承题）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起讲）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内，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起股）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出题） 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音，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中股）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后股）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下足乎？ 饔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束股）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大结）（注：见《钦定四书文•化治四书文》卷三。） 《钦定四书文》在总评中评价此文：“层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先辈真实本领，后人虽开合照应，备极巧变，莫能继武也。”此文语言风格与文章结构都非常规范，可以说是典型的八股文体制。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说：“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王鏊的制义正是这种文体的代表。 钱福为弘治年间会元，其制义与王鏊齐名，世称“钱王”。俞长城称赞他道：“文章衣被天下，为制艺极则……鹤滩之文，发明义理，敷扬治道，正大醇榷，典则深严，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第58页。）钱福制义辞章典雅，湛深经籍，制义至此可以羽翼传注，非后世高心空腹、一味追求技巧和辞华者所能比。 钱王虽被尊为制义正宗，亦有贬斥者。比如王夫之对钱王就持相当强烈的贬抑态度：“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又说“钱鹤滩与守溪齐名，为之曰钱王两大家。……缘国初人文字只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段，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尽矣。”（注：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他认为由于钱王这样的大家出现，“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尽矣”，“陋人始有津济”也道出王钱的八股形成一种可供摹拟的规范。王夫之之所以力贬钱王，一方面与他对八股文整体持轻视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于艺术规范与门庭一贯贬抑之情（注：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也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王夫之对钱王的批评，正好说明钱王制义的文体特色。 二 以古文为时文 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八股文自正德、嘉靖年间开始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阶段。 唐顺之的出现标志着文体的新变。“嘉靖八年，是科初变文体。”（注：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二十八，礼部类，科目条。四库存目丛书史部266册。）此科会元正是唐顺之。“唐荆川代兴以后，天下始不称王、钱。”（注：《钦定四书文•化治四书文》卷六，钱福《春秋无义战》一章文之评语。）唐顺之开创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其制艺极熟于古文法度，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而能贯通经旨，首尾天然绾合。杨古楼评唐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文说：“古文气脉，时文声调，读之铿然，令人快意。”（注：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所谓“古文气息，时文声调”也就是在行文上运用古文的散句，而整体上则保留了整饬的布局，同时注重字句平仄的协调，使读起来朗朗上口。唐顺之《“牛山之木尝美矣”二节》一文以“大贤举山木例人心，而著其失养之害焉”为破题，以山木与人心两大扇阐述孟子语意： 今夫山，草木之所聚也。而其所以观美于人者，恃有此也。乃若牛山，则有不然者矣。斧斤者往焉，既不能保其美于始，牛羊者往焉，又不能养其美于终。此其郊于大国，而求牧与刍之所便故也。是故昔之美者，此山也，今之濯濯者，亦此山也。无怪乎，人之以未尝有材者视之也。殊不知山之性能生之而不能全之，雨露之所润者无几，而人力之为害者已至。虽曰地道有敏树之机，而所存不能补其所亡，不至于濯濯不已也，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心，仁义之所管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恃有此也。凡今之人，则有不然者矣。其始也物交之攻取，而所谓良心者，则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其继也。肆情于旦昼，则所谓夜气者，将梏之又梏，以至于不能胜。此则放其心而不知求，有其端而不知充故也。是故初之具此仁义者，固若人也，今之不远于禽兽者，亦若人也。无怪乎，人以未尝有才者目之也。殊不知人之情，可以放之，而亦可以求之。人心之惟危者愈危，而道心之惟微者愈微。虽曰吾心有不死之妙，而夜之不足以胜昼，不至于禽兽不已也，吾亦且奈之何哉？（《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六） 方苞评曰：“裁对处融炼自然，有行云流水之趣。”这两大段是排偶的，不过读起来就像古文一样平易清通，这正是所谓“古文气脉，时文声调”。 归有光并没有显赫的科举考试记录，官位也不高，但社会影响却很大。归有光不但师法唐宋古文，更深入秦汉，探究所谓“龙门家法”，融经史于一炉，发为文章，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风气为之一变。方苞在评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说：“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二）“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正是明人以古文为时文的最好注脚。俞长城评论唐顺之、归有光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差异说：“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大气包举，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这是因为两人的修养与路子不同：“盖由一深透于史事，一兼达于经义也。”（注：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唐顺之《“三仕为令尹”六句》一文总评。）相对于钱、王，归、唐八股文的道学气息加重了，这也是后来的评论家如艾南英、吕留良和方苞等重归、唐不重钱、王的主要原因。归有光《“独乐乐与”二段》一文，俞长城评曰“思议凭空，笔意朴拙古淡，而隽味逸韵，寻绎不厌，由其熟于宋人经义，故不入王、唐熟径。”《“孟子见梁”三节》文，俞评曰“故事文却用道学语，节奏段落俱有风神。此真韩、欧、程、朱合而为一者。”（注：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册。）从这些评语看来，归有光有意与王、唐大家区别开来，上溯秦汉，追求古拙之气；深味程朱道学，以启立言之功。 以古文为时文的正嘉之文和成化、弘治年间所形成的八股文体有何差别？戴名世曾说：“今之论经义者有二家，曰铺叙，曰凌驾。铺叙者，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为此成化、弘治诸家之法也。凌驾者，相题之要而提挈之，参伍错综，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以为此史、汉、欧、曾之法也。”（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第93页。）正如戴名世说的，这种分法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不过，“铺叙”与“凌驾”大体可以概括出成化、弘治诸家之法和以古文为时文之不同：一是强调规范之法，一是强调参伍错综之法。以古文为时文的结果，是淡化成化、弘治年间所形成的典型的八股文体体式，另一方面，由于吸收古文的章法、技法，使八股文文体结构出现多样化。顾炎武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注：《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此说可能有点夸张（注：《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第一百八十卷经义部录万历年间的徐常吉“论文”，即详论“八比”作法。可见万历之间“八比”之法仍受到一定的重视。），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规范的八股文体被淡化甚至被淡忘的现象。 古文与时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韩愈正是提倡古文反对时文的。明人倡导的以古文为时文何以成为可能？从应试的角度看，学习古文并不妨碍考试。当时考试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与经义，第二场则考论、诏诰表和判语，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第二场与第三场考试都与古文相关。所以，以古文为时文的学习方式倒是事半功倍的。从文体看，古文与时文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比如韩愈的古文就有与时文暗合相通之处。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评《原道》：“分明如时论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又评《原毁》：“此篇八大比，秦汉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唐宋古文在形式上形成规范，有技有法，可供学习摹拟。明代时文受古文影响，而古文亦受到时文的影响。不过，有趣的是，两者所受到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前者得到普遍接受与肯定，而后者则被贬斥批评（注：如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见《南雷文定前集》卷一，四部备要本。）。这种现象其实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美学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融合是有一定规律的，文体有古今、正变、雅俗、高下之分，在宋代以后，出现破体的通例：即以古体融入今体，以正体改造变体，以雅体提高俗体。反之则为失败。所以以诗为词胜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胜于以律为古，以古文为时文胜于以时文为古文（注：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十九章《破体之通例》。）。 三 “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 如果说以古文为时文是正嘉之文在文体形式上打破成化的定式，隆庆、万历的八股文则是在内容方面以心学和庄禅动摇了朱注绝对权威的地位。 在此之前，经常有关于科举考试要“正文体”的呼吁，不过多数都是对于新奇怪诞文风的批评。但到了隆庆、万历时期，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自明初以来，经义的考试都是以程朱为标准的（注：《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自王阳明心学与庄禅二氏兴盛之后，程朱标准受到严厉挑战。万历三十三年礼部尚书冯琦上疏： 士习浸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恣论为神奇，以荡弃行检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经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于圣言，取圣言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注：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正士习”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冯琦的说法自然有些夸大其辞，不过庄禅二氏思想影响科举考试，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说法，艾南英在《皇明今文待序》中感叹：“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他又指出王阳明心学在隆庆以后在科举考试中曾占据主流地位：“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注：《日知录》卷十八“举业”条引。）他所说的两执政就是指李春芳（兴化人）与徐阶（华亭人），两人都做过礼部尚书，李春芳还任过隆庆初首辅，他们都尊崇王学，“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注：《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并对于科举文风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隆庆二年（戊辰）李春芳任会试主考官，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他的程文破题为：“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顾炎武认为其程文“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注：《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这与艾南英所说的“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可以互相印证。总之，王学与庄禅之学对于制义的影响，是研究八股文史应该考虑的问题。它反映出从晚明开始，八股文的标准与八股文写作出现新的变化，使我们对于八股文的复杂性有一个新的认识——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僵硬和不变。 思想的活跃同时也带来形式的变化。对于隆万制义，历来评价颇有差异。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谓“隆万为明文之衰”。因为“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而戴名世则说：“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隆、万两朝，此其大较也。当是时，能文之士相继而出，各自名家，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后有起者，虽一铢累黍毫发而莫之能越。”（注：《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第106页。）他还认为：“隆庆及万历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澜意度各有自然者，历数百年未之有异也。”（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第93页。）是盛是衰？不同的评价是由于对于隆万八股文的技法的不同评判所造成的。八股文发展到隆万，“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正嘉作者以义理精实，格调浑厚为宗，而隆万作者以神韵清微，清莹空明取胜，由于讲究机法灵变，也失去原先浑厚的气象。邓以赞、黄洪宪、胡友信、赵南星、汤显祖、陶望龄、董其昌、汤宾尹、吴默、邹德溥、许獬、韩敬和方应祥等人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重视技法风气与考试的要求是相关的，比如考试题目的变化对于考生应试就是一个导向。一般八股文题目是从《四书》里选取一句、数句或一节、数节话作为题目，意始较为完整，而且“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注：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不过《四书》中此类题目非常有限，由于要避免猜题与抄袭，题目愈出愈怪，至隆万则整章题、数节题和截搭题成为很平常的事情。所谓截搭题则是于经文中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割截而成的八股文题目。由于意思不够完整，有时甚至是前言不搭后语，因此在作法上与一般八股文相比，需要更高的技巧。这些特殊的出题方式，迫使读书应试者不得不磨砺技艺，更加注重照应之法，吊挽之法，补题之法，虚实正反之法。 关于截搭题的出现，王夫之则认为主要是受到“新学横行”的影响，他说：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节，绝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章，绝去“子曰生事之以礼”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绝去“不辱君命”，皆所谓搭题也。命题如此，而求有典有则之文，其可得乎？（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 当然，截搭题并非自晚明才出现的（注：截搭题这种题目形式，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上出现甚早。朱熹在其《学校贡举私议》中即指出当时：“主司命题又新奇，出举子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在家法之不立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九云：“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离合，是甚么义理。三十年前人犹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试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三句，后遂成例。”可见在南宋时，科举考试中已出现割裂经文命题的现象。又明代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志七十一“出题禁割裂”已载天顺三年就有人批评当时“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之弊，可见明初也就有截搭题了。），正夫之“万历以前无此文字”之说并不甚准确，只是到了万历之后，风气大盛。 不过王夫之看到“新学横行”对八股考试的影响眼光是相当敏锐的，这种“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的方式，与以前一般的截搭题是不相同的，确有受到新学影响的迹象。 “新学横行”引发明代制义出现了深刻变化。比如通常来说，代圣贤立言当然是努力揣摩古人的思想和语气，尽量将自我的思想见解隐藏起来，但晚明一些八股文作家，亦能突破这种樊篱。袁中道说过：“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注：《珂雪斋集》卷一○《成元岳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482页。）近人钱基博说：“世论多以八股文代古人语气，未易见抱负，然非所论于豪杰。而明贤借题发挥，往往独抒伟抱，无依阿淟涩之态。”（注：《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四章第二节，中华书局版，第931页。）在用八股文独抒胸襟或批判现实方面，赵南星是一个杰出代表。其《“胁肩谄笑”二句》道：“以贱事贵者，必谬恭以致其敬之至也，于是乎有胁肩。欲有所仰，惟恐其躬之不俯，故翕其肩以奉之，有不胜其罄折者，此之谓体柔；以卑阿尊者，必谬厚以明其爱之至也，于是乎有谄笑。前有所媚，惟恐其姿之不妍，故强为笑以献之，若不胜其色喜者，此之谓面柔。”赵南星代曾子立言，然写尽了趋炎附势者种种可悲、可耻和可怜之态，可为大快人心之文。方苞评点此文说：“猥琐之情以峻厉之气摘发之，足令人愧耻之心勃然生之。”（注：本文与评点均出自《钦定四书文•隆万四书文》卷五。）这种八股文，完全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又如方苞评赵南星《“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章》道：“作者生有明之季，抚心蒿目，故言之如是其深痛也。”（《钦定四书文•隆万四书文》卷三）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评此文曰：“鄙夫之患，至明季而烈，古以杜诗为诗史，此可当时文史矣。”认为赵南星是以八股文反映晚明历史现实的（“时文史”），这是非常有趣的提法。又如赵南星《“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道：“天道神而莫测，昏庸者富厚，仁贤者饿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与草木同朽，饿死者与日月争光。有志之士，其将何从焉？”（《钦定四书文•隆万四书文》卷三）何等悲愤不平，批判锋芒直指“天道”！朱梅崖评曰：“似此慷慨激昂，不减屈原《天问》。”（《制义丛话》卷之五引）这些评价以赵南星之制义与诗史和楚骚相提并论。自隆万开始以至明末，不断产生这类优秀作品，可谓为八股文这种不光彩的文体增添不少光彩，套用闻一多的话，可以说是“八股的自赎”。 四 民间化与“文统在下” 与“新学横行”相关的是。晚明八股学术重心下移，呈现标准多元化、批评民间化以及创作社团化的种种趋势，出现“文统在下”的异常局面。 明代仕途，非由进士出身者不贵，而进士一科，非得元者不荣，于是有元脉、元派、元度和元灯之说”（注：参考《制义丛话》卷十二，第230页。）。比如正嘉年间，官方认可的八股大家是王钱唐瞿（注：即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另一种说法是王唐瞿薛，退钱福而进薛应旂。），这四人都是“会元”。会元之作“元墨”一直对读书人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整个明代八股文发展的主要线索。阮葵生总结道：“有明墨牍，皆有程式相传，奉为元灯。……洪、永会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顺会元十三人，皆非雕琢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枫山懋、吴匏庵宽为冠，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正、嘉二十人，隆、万十八人，如唐应德顺之、瞿昆湖景淳、邓文洁以赞、正文肃锡爵、冯具区梦祯、李九我廷机，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传符节，可以剖合验视。其时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贵，科目非元不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作者与识者如针石之相投也。或谓吴无障默以偏锋伤气，汤霍林宾尹以柔媚败度，义运至此而衰。”（注：《茶余客话》卷三，清代笔记丛刊，齐鲁书社2001年版。）这一段文字从元脉的角度把明初至隆万八股文的演进讲得很明了。会元之作的演变，标志着八股文评价标准的演化，也是考察明代八股文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启祯时期八股文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元墨”传统的淡化甚至中断。有论者认为这个时期正式考场上的八股文已不复兴盛，反而文人们平时所作的八股习文比较有价值。“《颂》既不复，《雅》亦鲜传，独其窗稿、社课反足名家，是即《国风》之遗也。”（注：《俞宁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晚集小引》。）明末的曾异撰指出当时出现“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的奇特现象，感叹“昔日之程墨掩时义，今日之时义敢于侮程墨”（注：《叙庚午程墨质》，载《明文海》卷三○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192页。）。士人之所以观摩八股文，目的是揣摩其标准以取得考试成功，所以一般情况自然是以考官和程墨为准。晚明出现社稿时义与程墨争道甚至影响更大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八股批评的多元化以及官方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间选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评选在民间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甚至主司也可能屈从其标准，或者感到压力。如果民间选政对号试标准毫无影响的话，是绝不可能出现“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的奇特现象。晚明的八股学术重心下移，呈批评民间化的趋势，出现大量民间选家，而民间选家的权威甚至超过官方。在此之前，八股文的范本是由官方确认的，而且所选都是“元墨”或者科举考场上的优秀制义，而启祯间则出现以个人身份来选的，著名的八股选家如艾南英等多是民间操选政者，而且所选的许多是非考场之作。与艾南英同时的徐世溥认为：早期的八股考试，由于主司公正，所以“文章之权在上”；而二十年以来，“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而矜尚标榜之事乃出。”（注：《同人合编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30页。）民间选政的权威已超过主司，故“文章之权始在下”，最后竟出现陈弘绪所说“选昔之权遂以夺主司之势”（注：《叙甲戌房稿辨体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29页。）的奇怪现状。俞长城则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这种现状表示不满：“商周以前，道统在上；春秋以后，道统在下。庆历以往，文统在上；启祯以来，文统在下。道统在上则治，道统在下则乱；文统在上则盛，文统在下则衰。……明之盛也，琼山（丘濬）、西涯（李东阳）诸公，独辟宗风，震泽（王鏊）、毗陵（唐顺之）诸公，递传元脉，文统在上者也；及其衰也，霍林（汤宾尹）、求仲（韩敬），以不用而游于艺，千子（艾南英）、吉士（钱禧）以不遇而立其言，文统在下者也。”（注：《俞宁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序》。）汤宾尹是万历乙未会元，韩敬是万历庚戌会元，选有《程墨文宝》，可见在万历间风会已开始转变，至启祯间更加变本加厉，以会元身份选文的有陈名夏的《明文六十家选》，其他有陈子龙的《程墨隆运集》，艾南英的《明文定》、《明文待》等，把自家制艺结集出版的更是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版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王纲解纽，文统旁落的局面。 八股文别集与总集的大量出现也是晚明的一种新情况。虽然此类文集多数早已散佚不存，但从现存的大量八股文集的序文仍可想象当时的盛况。《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两卷收入八股文集“时艺序”二十九篇，《明文海》从卷三百五至三百十三共八卷收入八股文集序言约八十篇。从这些八股文集的序言来看，绝大多数写于万历之后，所以大致可以判断说，八股文集大量出现于晚明。晚明还出现大量的坊刻时文集本。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六：“坊刻时文，兴于隆、万间。房书始于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厥后坊间乃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举人平日之所作；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我们从《文章辨体汇选》和《明文海》所收的时文序，大致可以看到这四种八股文集的情况。 晚明八股文创作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八股文社的出现。徐世溥曾说明代早期“士无交游，坊无选刻，文会不过族姓同里数人”。而到了晚明，“文章之权在下，其势固不能相壹，且俯仰国家三十年间，朝廷之议论与草野风气，无不始于同而终于异者。”（注：《同人合编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30页。）由于受到朝廷与民间风气的影响，于是出现大量的文社和社选。唐宋以来，文人集团兴盛。然而明代文人社团之兴盛却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就是许多文人集团的创立与科举和八股文有些干系。晚明文人结社议论朝政、探究八股逐渐盛行，如复社、几社等，其领袖人物如张溥、陈子龙对八股文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陆世仪在谈到明代文社之兴时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注：《复社纪略》卷之一，国粹丛书本。）明代的文人集团甚多，明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因而尊师交友，互相砥砺文章技艺，揣摩风气，以求取功名，所以结社成风。但不少文社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研究时艺的文人集团，可称为八股文写作研习小组或研究会。比如像著名的复社与几社，其建社的初衷主要是揣摩八股，切磋学问，后来逐渐壮大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八股文社基础上，逐渐形成八股流派，其中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针锋相对而又旗鼓相当。 有明一代，江西制艺极盛，“国初文运惟江西独盛，故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注：张宏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卷四，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丛刊。）。自商辂之后，文运转移江左，历成化、正嘉以至隆万，江左名家辈出，极盛一时。江西在晚明再度崛起，万历癸未一科，邹德溥、万国钦、汤显祖和叶修四人一榜并中，时人称“江西四隽”。四人面目各殊，有家无派。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和艾南英同为豫章人，论文宗旨又比较接近，时称“四大家”。艾南英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注：见《明史•文苑传》。）。艾氏才情虽不及三者，但在八股理论和八股评选方面，堪称专门家，其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说：“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艺自鹤滩（钱福）、守溪（王鏊），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杂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注：艾南英《前历试卷自叙》，《明文海》卷三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16页。）他与一般读书人把八股文视为敲门砖，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局限于与应试相关的经注和经义不同，他的读书面显然是相当广的。他是把时文写作与古文写作等同的，所以时文写作也需要“无所不习”。不过，鉴于当时由于强调以古文为时文而不少八股文写得驳杂，甚至“剽猎浮华以为古”，艾南英同样提倡以古文为时文，但强调“洁”。他说：“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不过，他所提倡的“以古文为时文”是有特殊内涵的，他正是针对当时“嘉隆以来，一二崛强剽猎浮华以为古”所出现的毛病而重提的。他说：“不能以古文为时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夸大而剽猎浮华以为古，其弊亦归于庸腐。”他认为司马迁文章最佳之处是“洁”，“岂独史迁哉，韩、欧、苏、曾数君子其卓然能立言于后世未有不由于洁者也。”（注：《明文海》卷三一二《金正希稿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17页。）而他对于当时八股文受到新学与禅学的影响，更是持非常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代表的是一种正统的儒家思想立场。以前作文必遵传注，至陈际泰、章世纯辈出，乃咀嚼白文，挹取群言，自出精意，故能高步一时。江西四家论文宗旨与归有光相近，为文取法唐宋，上窥秦汉，故可纳入“以古文为时文”一派中，吕留良对于归有光与艾南英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评论：“近世文字， 自震川（归有光）出，始能窥子固之樊篱；而千子（艾南英）表彰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窃谓二公之论文，亦止论文之法耳。后来之说愈精，总不离文法。”（注：《晚邨吕子评语余编》卷首。四库禁毁丛书本。）对于这一流派，黄宗羲颇为不满，“千子于经术甚疏，其所谓经术，蒙存浅达，乃举子之经术，非学者之经术也。今日时文之士，主于先入，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竞为摹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注：《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郑禹梅刻稿序》，四部备要本。）然而归有光这一统系的制艺，经过明长清初艾南英、钱谦益、吕留良以及方苞等人的不断彰显，逐渐成为明清八股文中的大宗。 与江西派分庭抗礼的是以几社的陈子龙、夏允彝为代表的云间派。他们特重魏晋六朝，尤重对《文选》的学习，因此他们的八股文重文采，尚词藻，骈偶的成分较重。明初的制艺也有较重的辞赋颐向，朝廷和主司不懈努力，以期达到洗去铅华，独存质实的境界。然而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着自己的特性和趋向，那就是表现才华与取悦主司，走向华丽是它不可压抑的内在动力，而在明末，王纲解纽，主司乏力，文统在下，才学之士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以随意驰骋，八股文走向重文采一路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江右与云间的矛盾，方苞说：“几社之文多务怪奇，矜藻思，用此为西江所诋排。”（注：《钦定四书文•启祯四书文》卷五，夏允彝《“微子去之”一章》文总评。）俞长城说：“几社名士首推陈卧子，卧子天才迅发，好上下古今，切合时务而敷以藻艳，……东乡（艾南英）主理学，卧子主议论，东乡主秦汉，卧子主晋魏，互持不相下，至于攘臂。要其独主所见，不肯雷同，诚艺林盛事也。”（注：梁章钜《制义丛话》之七引，第114页。）艾南英对明末兴起的六朝绮靡之风提出批评，“使人置六经、秦汉不道，而降为六朝之卑弱、纤俊、软靡、巧丽之文，向时韩、欧大家所掷弃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为蓍龟，又见之制举业，则文气之卑，乃自吾辈始之。”（注：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五，《再与周介生论文书》。）他的矛头直指云间派。不过，云间一派重骈文、重《文选》的传统影响很大，清代文选学、骈文的中兴与此不无关系，在制艺方面，尤侗等人可谓传人。 金声和黄淳耀是这一时期与江西四子同样重要的作家，他们与江西四子中的陈际泰、章世纯并称金、陈、章、黄，方苞的《钦定四书文•启祯四书文》就是以这四人为标准选录的（注：参《钦定四书文•启祯四书文》卷九，黄淳耀《“强恕而行”二句》一文总评。）。黄淳耀人品文品相高，俞长城说：“有制义以来，他人可言者，未必可行，惟陶庵可行也。他人能言者，未必能行，惟陶庵能行。”又说他“发于至情，体于实践，故身名并烈”（《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许多八股写作者仅是在口头上代圣贤立言，而黄淳耀则是以身殉道的。王夫之也盛赞黄淳耀：“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传之异代，论世者所必不能废也。”（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把制义作为发愤抒情的文体，与赵南星等人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晚明八股值得注意之处。 清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把明代八股文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套用唐诗之初盛中晚的分期以命名（注：参考《明史•选举志》、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等。），这种命名已隐然包含着对不同时期八股文价值评价在内。如清代李光地说：“明代时文，洪、永、宣、景、天为初，成、弘为盛，正、嘉为中，庆、历为晚，天启以后不足录已。”（注：《榕村语录》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527页。）特别对晚明的八股文持蔑视态度，不免有些偏颇。俞长城亦认为“文统在上则盛，文统在下则衰”，晚明确出现“文统在下”的现象，不过，如果不是从正统的价值观去评价的话，当时许多八股文确另有一种特殊的光芒，绝不是可以简单用“衰”字来概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