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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明代中期，《水浒传》开始流传肆中，频频获得极高评价。高到什么地步？与《史记》相提并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作者“发愤之作”——至清人金圣叹，施耐庵的地位已与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并置，被誉为中国文史“第五才子”。甚至将《水浒传》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1] 如果《水浒传》一致获得如此好评，中国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经典。吊诡的是，自流传以来，《水浒传》也不断遭受攻讦：《水浒传》“倡市井萑苻之首”；“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论者甚至说，编撰《水浒传》者因此“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2]同一部书得到绝然对立的评价，在中国文史上实属罕见。 如此情形也许表明，中国读书人的智识旨趣正在发生一场裂变——这既非战国时代智识人关于如何重建华夏国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华引发的信仰分歧，而是“雅”与“俗”的分歧。据袁宏道记叙，“里中有好读书者”，“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若捧《水浒传》则“不能释手”（同上，页197）。所谓“雅”指的是以《十三经》和正史所代表的“名教”，所谓“俗”则指的是民间趣味——如袁中道所言：虽然《水浒传》俗，“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既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否则，“崇之则诲盗……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同上，页198）倘若如此，推崇《水浒传》岂不是叛逆“名教”意识形态？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浒传》传扬的是忠义报国精神。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其基本理据是：问学不可离俗。毕竟，“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同上，页195）。经世必先通俗，所谓通晓俗世就是认识人世本相。好读书者既要读经书，也要阅人世，似乎经书与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浒传》所记之事琐碎可厌，仍然值得观之——如一位明代读书人所说：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同上，页190） 贬抑者和折中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观点则让读书人于心难安。毕竟，针对贬抑者的论调，推崇者轻蔑地说，《水浒传》之妙“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 [3]这类观点认为，《水浒传》以“俗”见“雅”，“以人情为辞”，“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同上，页200）。换言之，《水浒传》传承了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同上，页167）。明代沙弥怀林甚至断言，《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同上，页184）。后世历代读书人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类小说，读不出“戏言”中的“持世心肠”，你就成了不“高明”的读书人。怀林之言迄今具有挑战性：我们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语、哪些是玩世之词！更棘手的是，我们还得有能力从玩世之词中看出持世心肠。 倘若如此，要搞清这种关系，首先得面对自明代以来迄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水浒传》是否属于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一类春秋笔法。这让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教授的一次闲聊。当时，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访问学人，有一天他从山上下到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事先并未预约，进门就说，“老刘，《水浒》的确难读……”高一乐比我年长20多岁，却喜欢称我“老刘”。他说话幽默，也懂中国江湖习惯…… 一 “昨天我读完我的美国同行浦安迪写的《明代四大奇书》，书中有句话让我不安，所以没打招呼就来打扰您，请多多包涵。”高一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定，回头看看门是否关好，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浦安迪断言，《水浒传》这部‘小说是针对一批想来能透过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写的’。[4]我不得不想这样的问题：我是能‘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吗？谁是这样的‘老练读者’？您能说说看吗……” “这本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我前不久翻了翻，译笔极佳。”我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又吐到空中，然后说，“浦安迪的观点不仅说的是《水浒传》，而且针对的是明代四大古典小说，首先谈的是《金瓶梅》。据说这四书无不‘反映了晚明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思想抱负’，绝非仅是‘通俗说书素材摘要’（《奇书》，页1）。您知道，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明代就有人说过《水浒传》作者‘诙诡多智’嘛。有意思的是，浦安迪把我们所说的流俗小说称为‘文人小说’，推测其作者与明代制作‘文人画’‘文人剧’的文人学士是‘同一批人’。您对谁是这类‘文人小说’的‘老练读者’感兴趣——我国古人称这类人为‘高明者’，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类‘文人小说’的‘诙诡多智’的作者是谁？显然，首先得有‘诙诡多智’的高明作者，才有可能说他们想要通过改塑通俗传说寻求‘高明’读者，对吧。您知道，西方文史上很早就有长篇叙事作品，作者无不是高明的文人学士，您们不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流俗写作，而是视为寓意写作。相比之下，中国的长篇叙事作品出现得很晚，但这不等于中国古人不懂寓意写作。明代已经有文人学士将《水浒传》与《庄子》相提并论，表明他们懂得，《水浒传》作者的笔法有来头。我们对《水浒传》作者的身世茫然无知，即便五十年代初发现了他的墓地仍然无济于事，要断定他是否就是‘诙诡多智’的高明作者，唯有凭靠他留下的言辞。可是，要判断他的言辞是否高明，又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自己‘高明’。这真是一个悖论，您和我都不敢妄称‘高明’吧…… “老实说，我在20多年前的1974年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有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吗？如果有的话，这‘内在问题’是什么呢？您知道，文革后期有著名的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文化运动，当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因此也把《水浒传》读了好几遍。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鲁迅说过，《水浒》‘不反对天子’，‘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鲁迅肯定是‘高明’读者，可您想想看，当时的‘天子’是谁啊？” 我笑了笑说，“所以我说，浦安迪这个外国人提醒我们，与现代批评家相较，明末清初的‘文人小说’批注者‘犹胜一筹’（《奇书》，页4）。不过，这话恐怕仅说对一半。明末清初的文人学士读《水浒传》即便比现代批评家‘犹胜一筹’，也未必等于他们把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直白地呈露给了读书人。文革之后，我把文革前的《水浒传》研究文献找来看，才知道史上最为‘高明’的《水浒传》读者非清人金圣叹莫属。他不仅仅是读者，除了相当于注疏的‘批注’，竟然还敢损益原作。作为‘高明’读者，金圣叹首先致力于探究作者的高明。在‘《水浒传》序一’中，金圣叹下笔就谈自古以来作者的‘德’与‘才’的区分：‘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人之能事’者仅‘古人之才’——《水浒传》作者传承的是古人之‘才’。金圣叹将作者的‘高明’定位在‘人之能事’的‘才’的范围，为的是让自己有资格理解作者的‘高明’：既然‘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5] “在‘《水浒传》序二’中，金圣叹进而提出，‘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他的逞‘才’在于明‘耐庵之志’（同上，页211）。在金圣叹看来，作者表面上描写梁山好汉的‘忠义’，其实意在揭露梁山好汉无‘忠’无‘义’。[6]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同上） “金圣叹不外乎说，无论推崇还是贬斥《水浒传》，如果把作者的用意理解为视‘宋江等一百八人’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显然大错。的确，今人读《水浒传》若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义’在书中既是关键观念又是个‘滑溜溜的’观念。在梁山泊人那里，这种德性甚至演变为对自己一伙有‘利’就叫做‘义’。[7]‘义’若如此，‘忠’不过是所谓‘愚忠’，‘起’什么‘义’呢？可是，若要揭示梁山好汉的‘忠义’真相，需要如此琐细的叙事吗？在‘《水浒传》序三’中，金圣叹又进一步说：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行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同上，页215） “这里所说的‘神理’是什么呢？金圣叹并无隐瞒，他在文前已经明言：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之君，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同上，页213） “可见，所谓识‘神理’指的是识人之性情、人之气质差异，也就是辨识人性之幽微。由此才能够说，《水浒传》堪称《论语》、《庄子》、《史记》之余流。倘若如此，通过阅世而知人性之幽微或通过知人而阅人世之幽微，才是《水浒传》作者希冀读者‘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但问题仍然在于，作者为何要化用民间‘起义’的历史传说来展开这一‘内在问题’呢？您们欧洲人阅读中国的人世远比中国人阅读欧洲的人世要早，休谟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他却敏锐地看到，中国历史中的‘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则同中国人的优良文化协调起来呢？中国人一直由君主统治着，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无力镇压广大乡村中人数极其众多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的君主政权能抵御外敌并能保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平和与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8] “休谟这段关于中国的议论大多不靠谱，但他的如下说法倒像是在总括《水浒传》的‘内在问题’：‘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明清之际，《水浒传》成了遭严查毁禁的‘教诱犯法’之书，可见君权确实畏惧《水浒传》教唆‘起义’。何况，中国历史上‘起义’频繁，的确堪称中国文明的一大‘内在问题’——民间的“自由”是否太多？金圣叹自己也说，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9] 倘若如此，施耐庵以民间‘起义’的历史传说来展开他所看到的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恐怕自有其道理。金圣叹略去‘起义’行迹，又何以能自称‘善读’《水浒传》并能‘伸其神理’呢。” 二 高一乐听过这番话后仰头朗笑，然后说，“让我学着点《水浒传》的腔调儿说：老刘您是‘仗义疎财’之人哦，说得甚是……至少，金圣叹的‘善读’留下太多需要进一步‘善读’才能获解的疑难。比如说吧，他认为施耐庵对‘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同上，页219）。但他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何这种人却能如天都外臣所言，各色好汉，‘江以一人主之，终始如一’。用‘仗义疎财’或‘奸诈’作解，都难有说服力。不过，我们不谈金圣叹，还是直接看文本说话吧。 “您刚才说到的‘起义’，在金圣叹和好些文人学士看来是‘作乱’。‘起义’也好‘作乱’也罢，都有缘由，也就是通常所谓被‘逼上梁山’。作者繁笔累纸写这个主题，占了《水浒传》近半篇幅。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否定传统君主制，您们中国的学者更多关注‘招安’问题，似乎‘逼上梁山’不是问题，不外乎因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您知道，当年延安评剧院排演过《逼上梁山》的戏。可是，我总觉得，‘逼上梁山’是个不仅极为含混而且颇为可疑的概括。小说一开始讲述的林教头和鲁提辖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京都，一个发生在县镇——如今所谓的中央和地方都有了。但是，林教头的事由虽然来自高俅骄纵儿子，恐怕说不上是‘官逼民反’，毕竟，御林军教头林冲本人算得上中央级别的官吧。鲁提辖的事由来自拳打镇关西，但镇关西是个‘有钱有势’的‘抄刀屠户’，如今所谓地方恶霸也，既非官亦非吏，鲁提辖自己倒是官府中的吏。金圣叹说，作者在第一回‘先写高俅’为的是表明‘乱自上作’，还由此引申出对作者的理解： 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同上，页227） “诚哉斯言！问题是，作者在书中更多记叙的是‘乱自下生’。明显的例证是，自从宋江上了梁山，便与吴用联手采取种种非常手段逼官府的人入伙。浦安迪甚至认为，种种‘强迫人入伙’的故事堪称《水浒传》的‘一种结构要素，把梁山泊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分散情节连接起来’。他觉得这反映了施耐庵‘资深练达’的笔法，‘对通俗素材中梁山好汉形象进行反讽性改写’（《奇书》，页321）。我倒觉得，宋江吴用采取种种‘设计’逼人入伙未必不好理解。毕竟，一个政治军事团伙要扩大自己的势力，理所当然会采用这类手段。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实际上让我们看到，所谓‘逼上梁山’的缘由其实相当复杂，大多并非因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举例来说，宋江这个中心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绝非如此，也与高俅一类中央级高官不相干。宋江自己是县府科级官员，没谁迫害他，相反，‘上下敬爱’他，是他自己惹事最终被逼上了梁山。如果说梁山一百八人‘被逼’上梁山的各色故事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那么，细看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对领会施耐庵所要表明的内在问题应该算有必要吧。我相信，尖起眼睛细读宋江被逼的故事，能把我的阅读眼光磨练得‘高明’些。所以，我请求您别嫌我无聊，竟然细究流俗得不能再流俗的叙事。 “作者用了差不多三回（第20至22回）篇幅讲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杀婆惜的时机恰好被安排在吴用利用林冲血刃王伦让梁山泊第一次换主之后。林冲虽然带罪在身，毕竟是御林军教头，灭掉王伦这样的‘贼人’，可以说是分内事。随后晁盖做了寨主，梁山泊山寨由‘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小人做主，变成了由‘仗义疎财，智勇足备’的豪杰做主。由于宋江后来接替晁盖做了寨主，宋江出事的故事被安排在晁盖做寨主之时，想必是金圣叹所谓的作者‘书法’。在我看来，如此‘书法’涉及的是王者德性问题：如果晁盖取代王伦的正当性在于有‘仗义疎财，智勇足备’的德性，那么，宋江得有更高的德性或至少得有与此相当的德性才有资格当王。 “倘若如此，作者把宋江出事的故事安排在晁盖做寨主之时，想必是要让读者自己去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宋江有何德性。作者明确说，宋江与晁盖一样‘仗义疎财’，但没有说宋江‘智勇足备’。如果民间把‘仗义疎财’理解为‘仁’德，那么，孔子说的‘仁智勇’三德，宋江仅有一德。即便如此，在宋江身上，这个‘仁’德也显得十分含糊。由于乐善好施济人贫苦，宋江接济了从东京流落县城的阎婆和她的女儿婆惜。阎婆见宋江尚无家室，便起心将年方18岁的女儿送给宋江当外室——婆惜在东京是歌妓，只配做外室。阎婆的动机是感恩还是攀附，很难说，姑且说两种动机都有吧。宋江“初时不肯”，但经不住王婆反复劝说，就答应了。一个未来的准君王，经不住市井妇人三言两语劝说，轻率答应这事儿，让人匪夷所思。我们既可以说宋江心太好，也可以说他心太软——无论哪种情形，都让人看到他的‘仁’德含含糊糊。 “宋江对钱财不在意，并非因为他钱财多得不行，而是因为他对好些事情都不在意。他让阎婆和婆惜穿戴焕然一新，丰衣足食，显然不是出于什么感情或同情。作者说，宋江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这是不是有点儿像寻常的新婚男女，头三个月黏得紧，见识过床笫之后，渐渐回归常态？正好作者在这里暂停叙事问了个问题：押司为何‘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我们应该对这个说法当真么？我们何曾见过宋江‘只爱学使枪棒’？林冲倒是这样的人，但他同时也深爱自己的妻子，或者说於女色上十分要紧。他被逼上梁山，最初的缘由恰恰是属于自己的‘女色’遭人劫持后不肯罢休。我们显然不能说，林冲於女色上十分要紧就不是个‘好汉’。严格来讲，真正的好汉恰恰看重属于自己的‘女色’：谁敢染指老子的‘女色’，老子跟他拼……何况，爱学使枪棒与於女色上十分要紧，并不矛盾啊。您可能会说，作者在这里用的‘女色’一词颇为含混。但我觉得啊，这里的‘女色’大致相当于我们西方人所谓的自然爱欲：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女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表明他对任何女性都没多大兴趣，与‘只爱学使枪棒’没关系。由于他毕竟是个男人，所以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至于‘向后渐渐来得慢了’，恐怕是因为觉得床笫不过就那么回事，没什么好玩。总之，宋江的自然爱欲并不饱满。如果作者有高明的‘书法’，那么，这个笔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宋江很少回来‘与婆惜一处歇卧’，婆惜与宋江在县府的同事张押司好上了——我要提请您注意，作者说的是宋江先冷落婆惜。张押司别号‘张三’，‘生得眉清目秀’，与宋江的黑脸相比，自然会讨女人喜欢，除非黑脸汉子有让女人迷拜的优异品质。作者说此人‘风流俊俏’，‘平息只爱去三瓦两舍’。这种人竟然也是县府科级官员，我觉得呵，不仅您们中国人见惯不怪，我们西方人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他有旺盛的自然爱欲而已。您们中国人喜欢用‘张三李四王麻子’泛称世人，‘张三’的‘风流’兴许寓意的是人世常态。这会儿作者才说，婆惜虽‘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作者提示读者，没必要看重‘酒色娼妓’这个标签，婆惜其实是个平常女人。她‘有意看上’张三，是因为张三对她有自然爱欲。如果天性上就是‘酒色娼妓’，哪会真心喜欢谁或‘有意看上’谁啊。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婆惜的确真心喜欢张三。婆惜首先看重的不是男人是否有钱财或‘仗义疎财’，而是看重男人是否‘风流俊俏’像个男人。我们不能说婆惜因此是个坏女人，倒应该说她很女人…… “婆惜与张三好上后，两人‘夜去明来’‘如胶似漆’——作者说宋江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却没有说两人‘如胶似漆’。宋江和婆惜相互对对方都没有‘半点儿情分’，显然是因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我注意到，宋江得知婆惜与张三有情的风闻后，并不在意，婆惜甚至也没掩饰自己对宋江没‘情分’，‘只把言语伤他’，尽管宋江实际上养着她。宋江心里想：既然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此女‘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让自己过不去。于是，宋江干脆‘几个月不去’。作者说，这进一步证明，宋江是个不以‘女色为念’的‘好汉’。我们看到，宋江不以‘女色为念’是真的，至于是否是‘好汉’，还要看接下来的故事。 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意外，事情就这样下去了：宋江照旧‘半月十日去’婆惜那里‘走得一遭’，就像去单位划个卯。恰好在宋江‘几个月不去’婆惜处的这段时间，梁山泊易主，晁盖吴用不忘宋江这个‘仁义之人’当初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脱追铺，遣刘唐送书一封‘并黄金百两’找到宋江谢恩。作者说宋江‘仗义疎财’‘爱使枪棒’，又说在晁盖吴用等人眼里，宋江是‘仁义之人’。您知道，能担得起这个名称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事实上，宋江‘私放’贼人，身为‘贼人’的晁盖吴用才视宋江是‘仁义之人’。我们需要在脑子里打个问号：作者真的认为晁盖吴用懂得什么是‘仁义’？ “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撞见刘唐之前，刚接到州府下发的文件，通报梁山泊起‘贼人’，要各县防范——宋江看到文件后心里想的是： 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第20回） “作者称晁盖吴用一伙为‘豪杰’，官府则称‘贼人’。与此同时，作者又让我们看到，晁盖吴用一伙不仅剪灭官军，也打劫‘客商’——似乎究竟是‘豪杰’还是‘贼人’，让读者自己去辨别。按照常识，劫犯打劫时不伤害客商性命，不等于不是‘贼人’。宋江毕竟是县府官员，懂得‘法度’，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觉得晁盖吴用一伙做的事情不义。宋江没有想到，接下来他自己也会虽‘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他该怎么办？ “宋江与刘唐吃酒到晚上，仅收了晁盖的谢恩信和一条金子，慌忙别过刘唐。在回‘下处’的路上，宋江不免害怕起来，心里想，‘早是没做公的看见！争些惹出一场大事来！’作者的‘书法’真会搞笑，宋江自己就是‘做公的’，他竟然没有看见自己！整个后来的事情都基于这个‘做公的’没有看见自己。不仅如此，我相信，作者还想让读者看到，宋江天性胆小怕事。与其说他懂‘法度’或守法，不如说他胆儿小，与梁山好汉都有的胆儿大不沾边。作者在结束这一回时下的评语颇有意思，‘有分教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如果这就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开端，那么，宋江就是被自己的‘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逼上梁山的。 “阎婆撞见宋江，非要拉他去见自己女儿，希望两人重新和好。阎婆的想法与起初一样，用自己的女儿换取日常安乐：‘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被晁盖吴用视为‘仁义之人’的宋江竟然不肯去，但他又‘缠不过’阎婆——作者说‘宋江是个快性的人’。宋江真的‘快性’？作者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的分明是宋江起初接纳这母女俩时的情形：经不住女人‘缠’，处事漫不经心——作者说他‘快性’，意思很可能是轻率。 “宋江跟着阎婆到下处时，婆惜正躺在床上受寂寞折磨，听见老娘在楼下喊‘你的心爱的三郎’来了，她以为来的是张三郎，一边‘掠云髻’一边嘴里骂‘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作者的笔调真幽默，不是吗？尽管我知道您们中国人的俗话说‘打是亲热骂是爱’，这里的记叙让我觉得，您们的中国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并非那么低下哦， 至少有发脾气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哪有什么‘三从四德’的‘名教’约束——用金圣叹的话说，婆惜属于能‘压伏丈夫’一类女人。倘若如此，‘名教’在民间有多大效力，殊为可疑。婆惜‘飞也似跑下楼’，瞧见来的不是白张三，而是黑宋三，马上转身回去，倒在床上摆谱。阎婆不是强制自己的女儿婆惜下楼哄宋江，而是通过纠缠强制宋江与她一起上楼哄自己的女儿：作者第三次让读者看到，宋江经不住阎婆的言辞纠缠。我不得不说，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这人实在太含糊，没一点儿男子气概。如果宋江不想被纠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嘛。绝妙的是，作者还写到，宋江想趁阎婆去买酒食时溜掉，没想到阎婆出门时把门锁上了。作者岂不是在告诉读者，宋江不仅没男子气概，只会打主意溜，而且脑筋也不如阎婆这类市井女人周密。要是今后还指望宋江指挥一伙人打仗，怎么得了！ “阎婆买酒食回来，非要宋江与婆惜把酒言欢，婆惜却‘只心在张三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阎婆教宋江这会儿哄哄婆惜，‘装些温柔，说些风儿话耍’，与她亲热，婆惜未必不会将就。婆惜这时心里嘀咕的是，‘你不来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可见，婆惜并非因为有了张三就绝不会让宋江碰自己，她毕竟是从三瓦两舍出来的。宋江心不在焉，一心只想如何脱身：起初在路上撞见阎婆时用‘公事’推脱未成，唐牛儿闯进来后，又想借‘公事’脱身，仍然没有成功。宋江见夜已深，转念想‘只得权睡一睡’，看婆惜是否会主动前来温存。整个这段记叙让我们看什么呢？看婆惜是个怎样的坏女人？显然不是！作者要让我们细看，宋江是怎样的男人。必须记住，后来他将成为准君王！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不仅是个极为含糊的男人，而且对日常困境毫无办法，既缺乏男子汉的勇气，也缺乏日常智慧。阎婆起初缠住宋江接纳婆惜当外室，宋江当时想的恐怕就是‘只得权睡一睡’，在眼下的处境中，他想的仍然是‘只得权睡一睡’。宋江既无‘奸诈’能力，也无‘齐家’能力，无论从性情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说，都是个不咋地的男人。奇妙的是，作者却一再说他在江湖上名声大得很，真幽默。 “宋江实在睡不着，五更就起身离开，走时骂了一句‘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婆惜也没睡着，回了一句‘你不羞这脸’——像不像寻常两男女怄气吵架？我注意到，在作者笔下，婆惜并非可以想象的那类坏女人。当发现宋江的金条，她马上想到的是拿来与张三‘做夫妻’，可见她心底里有常人的幸福愿望，并非天性喜欢三瓦两舍。发现来自梁山贼人的书信后，婆惜一下子变得有恃无恐，甚至向宋江坦陈自己‘和张三有事’，但这是私事，张三算不上‘该一刀的罪犯’，宋江却是犯了政治罪。尽管如此，婆惜也仅仅打算用贼人书信换回自己的人身自由且趁机敲一笔巨款，并非有‘政治觉悟’真的要告发宋江。事实上，如果宋江当初不是仅留下一条刘唐带来的金子，他也就躲过一劫。由此看来，接下来的事情其实是宋江习惯‘仗义疎财’惹出来的祸。我觉得，作者的记叙似乎要告诉我们，宋江出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仗义疎财’。倘若如此，作者的笔法意味就不仅仅是幽默。 “宋江杀婆惜可以说是意外杀人。按作者的记叙，宋江抢夺招文袋时一方面惊慌失措，一方面‘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听见婆惜乱喊‘黑三郎杀人也’，反倒提醒他干脆用刀抹婆惜脖子，还怕婆惜不死‘再复一刀’。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两刀来得干脆，与宋江被阎婆缠住以来一直含含糊糊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这两刀展示的不是宋江的临事果断。无论惊慌失措还是‘一肚皮气正没出处’，这两刀仅仅表明宋江毫无自我节制能力，更谈不上急中生智。在近乎白描式的叙述中，作者让读者如实地看到，即便在常人中间，宋江也算不上哪方面有什么出色，与什么‘勇’啊‘智’啊之类的德性毫不沾边，倒是离得如水浒那样远。在后现代的今天，正常的女人谁也不会喜欢上这样的男人，不是吗？不仅如此，甚至宋江的智商也远不如阎婆——她见‘血泊里挺着尸首’，假装哀叹‘老身无人赡养’。阎婆知道，当场高喊‘宋江杀人’，惊慌失措且‘一肚皮气正没出处’的宋江准会让自己搭上老命。阎婆再次利用宋江的‘仗义疎财’和经不住三言两语说服这两个弱点，把宋江骗到县府，然后才突然高喊‘有杀人贼在这里！’作者的笔法仅仅是幽默或反讽吗？ “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江杀婆惜与梁山泊无关，而是因为撞见婆惜与自己的相好‘正在偎倚’，于是将两人一并杀了。[10]作者将宋江这个原本传说的‘酒色粗人’改写成‘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难道不会有什么用意？ 四 “宋江故事越读越像谐剧——作者叙述说，由于宋江‘为人最好’，‘上下敬爱’，阎婆在县政府门前高喊宋江杀了她女儿，竟然没谁相信。市井含义上的‘好人’，我们大致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外乎‘仗义疎财’，为人粘粘糊糊。作者却让知县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其实，知县知道宋江生性胆小怕事，不相信他够胆儿杀人。这时，张三这个人物派上了用场，他也是押司，只有他为了婆惜死揪住宋江不放，带领一帮民众取尸验证。知县得知真相后，仍然‘一心要救宋江’，揪住唐牛儿不放。即便现在看来，这样的知县也算得上有违‘法度’，可谓‘官吏污滥’。倘若张三不是押司，这事就不了了之啦。 “宋江真的是‘君子诚实的人’？县府上上下下都在庇护他时，他却已经‘自在逃去’。作者接下来的讲述更能说明宋江的‘君子诚实’：公人奉命到宋家村找到宋江老爹，要他协助抓捕宋江归案，宋太公却说，自己的这个儿子从小不听话，几年前已到县公安局‘告了他忤逆’，户口早已不在本籍，老汉与这不孝之子多年‘水米无交’，根本不知道宋江在哪里。知县用这个说法搪塞阎婆，阎婆马上一针见血地说：‘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宋太公所谓告了宋江‘忤逆’，肯定是假的。阎婆给知县出了难题：要么宋江的‘孝’是假的，要么，这父子俩欺骗政府是真的。作者随后说明了真相：宋代朝政‘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做官容易是因为，‘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做吏最难是因为，稍有不慎，‘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于是，凡做吏的都会先做两件事情：第一，‘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第二，在家里挖个藏身地窖，以便万一有事时躲藏。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与他老爹一起蒙骗政府——这就是宋江的‘君子诚实’。如果说作者揭露了‘官吏污滥’，那么，宋押司本人也属其中之列。毕竟，宋江用这地窖藏身，并非因为遭受‘奸臣当道，谗佞专权’的迫害，而是自己身为县府官员意外杀人后畏罪藏匿。 “宋江家的地窖就挖在佛堂底下，县公安局刑警队长朱仝果然在宋家的藏身地窖中找到宋江。朱仝劝宋江赶紧出逃，不可久留。然后，朱仝对刑警队副队雷横说，找不到宋江，干脆把宋太公逮去县府交差。雷横听他这样说，就知道是‘反说’：朱仝明明与宋江好得不行，他要能下手逮宋江已经不可信，这会儿却说要逮宋江老爹。于是，雷横说，‘宋押司他犯罪过，其中必有缘故，也未便该死罪’。既然宋江老爹有告忤逆的官方凭据，‘又不是假的’，没必要逮宋江老爹。朱仝听了也明白雷横是在‘反说’，便继续‘反说，要他不疑’。于是，这两个执法人员相互‘反说’一气，回去后对知县也‘反说’一气：‘搜遍了两次，其实没这个人。宋太公卧病在床，不能动止，早晚临危’。随后知县也跟着‘反说’……宋江犯事之后，从知县到下面的执法人员乃至宋江父亲，都在‘反说’。从文脉来看，‘反说’的意思是：说话人知道真相，为了不说出实情，编一套说法来搪塞视听，说法固然全是假话，却向不同的人传递了不同的信息，有的人会听得出假话的真实含义。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作者本人会不会也经常‘反说’，甚至整部《水浒传》就是一套‘反说’？ “甚至张三也知道朱仝雷横的说法是‘反说’，但他‘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作罢。朱仝花钱让阎婆不要再闹，又花钱‘教人上州里去使用’，再花钱判唐牛儿‘故纵凶身在逃’，‘刺配五百里外’。这算得上‘官吏污滥’吧，但这种‘污滥’恰恰是在为宋江开脱，而非逼他上梁山。作者的叙事让我们看到，朱仝公然违反‘法度’，知法犯法，这一回的标题却用了‘朱仝义释宋江’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反说’啊？难道作者认为知法犯法是“义”？如果是的话，这‘反说’说给谁听呢？在《水浒传》中，所谓‘仗义’就是知法犯法，这样的事例太多。我们是否可以说，金圣叹虽然看出作者笔下的宋江‘仗义’是假，因此反对给《水浒传》书名添上‘忠义’二字，但他与那些真的以为宋江‘仗义’的人一样，没有看出作者的‘反说’笔法？ “无论如何，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是这样被‘逼’得弃官出走的。宋江让朱仝放心，他自有去处。宋江提到三个去处，其中并无梁山泊，可见他即便别逼出走也不至于‘被逼’直上梁山。宋江最后决定投奔‘大周皇帝嫡派子孙’柴进，因为他‘仗义疎财，专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宋江见到柴进时说，自己做了万不得已的事情，特来投奔——柴进根本不问犯了什么事儿，直接就说，即便做下‘十恶大罪’也‘不用忧心’。作者的‘书法’搞笑时不动声色，水平实在高超。听说宋江杀了自家外室，柴进更不当回事儿，竟然笑着说，‘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说这种话的人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哦，是不是在拿您们中国的传统圣王开玩笑啊？如果是的话，这玩笑开得太离谱了吧？ “总起来看，我觉得啊，在作者笔下，宋江的这出戏是谐剧，搞笑的地方太多。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谐剧嘲笑的是人身上低劣的品性。宋江身上的关键词是‘仗义疎财’，作者让我们看到，他并无任何过人之处，仅仅是个‘仗义疎财’的‘好人’。严格来讲，‘仗义疎财’是民众看重的德性。在作者看来，这其实是低劣的品性：好坏是非优劣不分，烂施仁慈——所谓‘无般不好’，常人就喜欢这样的人嘛。作者怎样展现宋江身上的这种品性呢？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仗义疎财’让宋江身为官人‘私放’晁盖吴用一伙打劫犯，又让宋江对阎婆母女烂施仁慈惹出意外杀人的刑事罪，最后又让他凭靠平时‘仗义疎财’的积德逃脱法网。这就是作者让这个未来的‘替天行道’领袖出场时的表现……” “您读得真细致，我比不上”，听过高一乐对‘宋江怒杀阎婆惜’这场戏的析读，我一边给他冲茶一边说。“金圣叹已经说过，在施耐庵笔下，宋江是‘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厌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凡用得上的贬人字眼儿差不多都用上了。看来，这些品质在宋江的出场大戏中已经展现得差不多啦。在金圣叹看来，‘《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11]然而，这样一个谁都不如的人，竟然做了他们的王者，要说的话，这真是最大的‘反说’。不过，如果要说宋江在作者笔下显得谐剧兮兮，又该如何理解作者笔下的武松呢？武松的出场戏紧接宋江的出场戏，也有三回篇幅（第24-26回）。这两场戏都涉及命案和追凶，金圣叹已经说到两出戏的表面描写有明显对应，尽管案情差异很大。尤其是金圣叹还说，梁山泊一百六人，‘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武松天人者’，梁山泊英雄中‘第一人’（同上，页254）。似乎作者把宋江和武松的出场戏安排在一起，为的是让读者比较‘天人’和衰人。倘若如此，宋江的戏是谐剧，武松的戏就是肃剧？您恐怕得比较一下，才能对作者的‘书法’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吧。”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高一乐笑眯眯地对我眨眨眼说。“金圣叹仅看到这两场戏的一些表面上的对应，并非全部。而且，我觉得他并没有深入体味这两场戏的异同所隐含的意味。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武松的出场戏说到底仍然是谐剧，只不过笔法更为高超…… 五 “武松出场时， 作者首先让他演了一出打虎戏，占整整一回篇幅。金圣叹看到的是作者‘写虎能写活虎’，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作者展现出武松有过人的男子气概！宋江首先缺乏的是这种男子气概——换言之，武松有‘勇’德。在随后的故事中，作者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武松身上有过人的‘仁’气：他视兄如父。金圣叹说得好，‘武松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更有意思的是，金圣叹甚至认为，‘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人之事’（同上，页251）。接下来作者还让我们看到，武松有过人之‘智’：他出公差行前用‘篱牢犬不入’约束潘金莲，可见他对持家有周全的考虑；他追凶时有条不紊，冷静地取人证取物证，录下潘金莲和王婆口供，然后把状子上交县府；县府中人上上下下袒护西门庆，就像先前作者让我们看到县府中人上上下下袒护宋江，武松告状无门，但他并不大闹县府，而是不动声色地设局取证——让潘金莲把左邻右舍请来饮酒答谢；左邻右舍几乎无不是软弱的常人，唯恐沾边，武松暗中安排自己手下的警员‘前后把着门，都是监禁的一般’；果断干脆地替兄‘报仇雪恨’时，武松并没有杀掉王婆，而是事后押着这个教唆犯到县府告状……凡此可见，武松行事何其审慎周密。 “武松显得‘仁智勇’三德俱全，血性十足，仿佛天生是个王者的料。如果要说‘忠义’德性，武松也并不缺乏。按金圣叹的说法： 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同上，页211） “武松视兄如父不就是‘忠’的体现？他追凶取证和挟持左邻右舍当见证，不就是‘义’的体现？武松搬到兄长家后，随即‘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舍吃茶’，又‘取出一匹彩色缎子，与嫂嫂做衣裳’……他多么善于‘使其下’啊。潘金莲引诱他时，先是灌酒，然后‘将酥胸微露，云鬟半亸’，三四碗酒后，易醉的武松不仅没醉，反倒对潘金莲‘閧动春心’的闲话‘也知了四五分’，开始保持警觉……潘金莲引诱未逞，诬陷武松调戏兄嫂，武大问起，他并不辩白，‘自去便了’；武松出公差前给兄嫂定行为规则，潘金莲直言抗拒：‘我当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说有什么阿叔！’武松则说一不二，并不与妇人多言，自是吃酒。凡此可见，武松何其善于‘处乎己’，与宋江真判若两人。 “我不得不说，武松有‘宰相之材’尤其见于他善用暴力。武松追凶时既懂得行贿——用五两银子从郓哥取得证言，也懂得使用暴力：他‘握着尖刀’询问‘面色青黄’的何九。武松把左邻右舍的民众骗来饮酒，有人来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想溜，武松亮出尖刀说：哪个敢走就休怪翻脸‘吃我五七刀’再去。武松不仅用暴力强制左邻右舍民众亲耳听潘金莲‘从实招说’，也让民众亲眼看见他扯开潘金莲‘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然后‘肐察一刀’割下人头，‘四家邻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脸’。不妨想想，这样的人当宰相，还愁国家没有稳定秩序？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杀人，王婆教唆潘金莲杀人，然后是武松杀人，乃至官府‘凌迟’王婆……作者展示了各种暴力，却并没有掩饰人世真相：实现‘忠义’需要凭靠暴力——用休谟的话说，‘自由政府’也离不了用暴力约束民众。何九殓尸时临场假装‘中了恶’跌倒装死，他怕的是什么？怕武都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可是，武松并不像宋江那样在惊慌失措中或‘一肚皮气正没出处’的状态下杀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武松的出场戏就整体而言是谐剧，或者说是一种更为高妙的‘反说’。让我举出几个例证，看能否让您信服。首先，我啊觉得，作者好像也在提醒读者把武大与宋江联系起来想。虽然宋江不像武大那样‘人物猥獕’，毕竟也‘身材短矮’，而且是个黑脸。甚至武大的‘懦弱本分’，宋江也占一半：他并不本分，但多少有些懦弱吧。最重要的相似在于，宋江和武大都‘无般不好’，却‘不会风流’……总之，就男人而言，宋江和武大都不讨如今所谓靓女喜欢。王婆怂恿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引古谚‘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第24回），武松用暴力维护古谚所说的这个道理，宋江后来用自己的权威让一丈青配矮脚虎，同样如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武松戏中的两个女人显然是宋江戏中的两个女人的升级版，但潘金莲的来历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与婆惜来自三瓦两舍有质的不同。您肯定会说，她们都属于‘压伏丈夫’一类女人。用我们西方现代文化的语汇来讲，这两个市民女人下意识地具有女性的自然权利意识：敢于喜欢自己喜欢的男人。我说‘下意识’，因为您知道，这种意识是天生的，不是什么哲学教出来的。潘金莲一见武松就禁不住喜欢，甚至可以说一见就一往情深：‘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武松身上处处显出男子气概，与武大（还有宋江）判若两人。潘金莲拿‘武松这表人物’与自己的丈夫相比，太自然不过啦。她实在想不通，这对兄弟竟然是‘嫡亲一母’所生。潘金莲从武松打死大虫联想到‘他必然好力气……’，金圣叹对这联想的批语是‘绝倒’，想必要提示读者，她联想到的‘好力气’未必是用来干活儿的。潘金莲出自本能地喜欢武松的‘撒泼’性格，因为她自己‘平生快性’。如金圣叹的批语所说，潘金莲觉得‘自己与武二一合相处’。我有一种感觉，作者在记叙潘金莲初见武松时的情景，笔端流露出对潘金莲的同情理解。武松戏后，紧接着是武松遇张青和孙二娘夫妇的戏。由于刚经历过兄嫂悲剧，武松不免感叹世间也有这天造地设的一对。从金圣叹对武松的感触所下的评议中，也不难看出他对潘金莲的同情理解： 夫天下之夫妻两个，则尽夫妻两个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两个独遽至于如此之极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诚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与松之可以不舍兄而远行，是皆人之所得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财主又必白白与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远行，而知县又必重重托之。然则，天也非人，则断断然也。嗟乎！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而今初出门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张青一对如此可爱。松即金铁为中，其又能不向壁弹泪乎耶？（同上，页256） “一番何其深切的感叹！金圣叹就差点儿想说，如果武松娶的是潘金莲……算啦，不必进一步去想金圣叹怎么想，还是回到文本吧。在记叙潘金莲引诱武松的过程时，作者的笔端更多呈露的是潘金莲对男子气概出于女性本能的自然爱欲。王婆用计诱骗潘金莲出篱，利用的是潘金莲的质朴‘好心’，这表明潘金莲并非精于心计之人。武大让潘金莲不白吃王婆的酒食，潘金莲照做，可见潘金莲并没有不听武松行前的警告。有不少论者认为，《水浒传》有‘歧视女性’之嫌，我看未必。王婆的谋杀‘设计’，不可谓不精细。她看到‘最要紧’的是，殓尸人何九‘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但王婆设计让西门庆行贿何九，反倒留下破绽。何九老婆给陷入困境的何九出了一个两全的主意，何九听了也禁不住感叹‘家有贤妻，见得极明’。果然，何九妻的‘设计’让另一个女人的‘设计’归于失败。可见，作者清楚知道，正如有各色男子，也有各色女子…… “武松戏是一个大‘反说’，其隐含的真相是——我说出来您不要吃惊哦——武松的确‘雄壮’‘必然好力气’，但他很可能是性无能，或像宋江那样缺乏饱满的阳气。在孙二娘店里，武松吃了下蒙汗药的酒后昏睡，孙二娘让手下将武松扛进里屋再收拾，手下扛不动，二娘亲自动手：脱掉‘绿纱衫儿，解了红娟裙子，赤膊着’一把提起武松……您想象得到，二娘这时身上仅剩下内兜儿，胸脯涨得满满的……‘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把两只手一抱抱将拢来，当胸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夹，压在妇人身上’（第27回）。作者的笔端透露出孙二娘身体的性感，甚至笔调让人觉得色情，同时却让我们看到武松对孙二娘的性感身体完全没感觉……” “胡扯，胡扯，别来这套”，我连连摆手，“您们西方人就喜欢用弗洛伊德那套来解读文学作品，牵强得很……” 高一乐见我不想听他把这个话题说下去，笑了笑说，“换个例子吧……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第24回篇幅特别长，几乎是所有其他章回的一倍。这一回的重点是‘设计’引诱，然后是践行引诱：王婆用言辞‘设计’引诱，西门庆用行动践行引诱。作者让笔下的王婆向西门庆详细交代了十步走的引诱步骤，后来还亲自出面总结说，‘凡世上妇人，由你十八分精细，被人小意儿过纵，十个九个着了道儿！’（第24回）不知怎么的，读到王婆的‘设计’，我禁不住想到后来宋江和吴用设计的一系列‘逼’人入伙。王婆不仅‘设计’了引诱，还‘设计’了谋杀，对自己的‘好手段’颇为得意。不过，王婆的前后两个‘设计’性质完全不同，转换的关键是暴力的返回——现存秩序是靠武松的暴力来维持的，他与朱仝一样，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由于暴力不在场，就有了王婆的第一个‘设计’。武大极为软弱，这类常人需要靠亲近的暴力来保护。面对暴力的返回，王婆让出于自然欲望想要破坏秩序的西门庆选择‘长做夫妻’还是‘短做夫妻’。西门庆选择了前者，于是引出谋杀的‘设计’。我们都知道，‘长做夫妻’成了另一部长篇叙事《金瓶梅》的主题。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情节旁衍出另一个大故事，那里所隐含的‘内在问题’与《水浒传》的‘内在问题’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人世间的自然秩序？我啊觉得，这里的关联在于，梁山泊英雄缺乏潘金莲所渴望的‘火’……潘金莲对武松说，‘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第24回）。她哪里知道，世上竟然也有根本就没‘火’的男子气概——您可以再想想卢俊义和杨雄的故事…… “反过来看，武松替兄长‘报仇雪恨’时手刃潘金莲其实太过分，甚至乎变态：割下人头已经替兄报仇，为何还要残忍地剜心掏腑？作者的笔端难道在暗示：武松的变态之举是因为他没有自然能力回应潘金莲的‘火’？他剜心剜的是自然爱欲？作者后来不是还让读者看到：在吴松岭的秋高夜色中，武松看见一个道士先生正‘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第30回）。武松生怒真的是因为‘出家人’在‘山间林下’的月色中‘做这等勾当’？作者难道会不知道，道士不是和尚，道佛两家修炼方式不同？就算‘出家人’不该‘做这等勾当’，武松拿‘道童祭刀’难道不是变态？无论如何，武松在吴松岭的月夜中杀死道童和道士，并非失手杀人，而是与杀潘金莲一样，属于报复性杀人。但这次他报复的是什么呢？情形难道没可能是，就像爱使枪棒不耽误於女色上十分要紧，读书修道的男人也有本事享受自然欲火，武松却没有这本事，于是见到这番情景便‘怒从心上起’？他要证明自己也有过人能力：‘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箱儿’指道士读的书本，武松拿自己的武功来藐视道士的读书功夫，岂不失态且变态？作者在前面说宋江杀婆惜是‘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这里说武松杀道士和道童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好一个相同的‘心’字和‘恶’字连用，连起来就是‘心恶’！用现在的话说，这心之‘恶’指的是宋江和武松因自己身上的某种自然欠缺而内心极为龌龊。值得庆幸的是，两人都不好读书，智性也不算太高，不然的话，这样的‘心恶’不知会衍生出什么文字或邪说。 “算啦，不谈这个。其实，我哪里是在用弗洛伊德那套来识读《水浒传》哦，王者或僭主与自然爱欲的关系，是希罗多德《原史》的开篇主题。缺乏这种自然爱欲，无论王者还是僭主都是假的，但巨吉斯的故事表明，的确有性变态的僭主……有个台湾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论梁山泊英雄，文章的副标题是‘论水浒的悲剧嘲弄’。老实说，整篇文章没一点儿看头，结尾时将《水浒传》与荷马的《伊利亚特》以及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相提并论，[12]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悲剧嘲弄’的说法还是靠点儿谱，当然，按我说应该是‘谐剧嘲弄’…… “我的观点是，武松的出场戏整体而言同样是高妙的‘反说’。看来您仍然不信，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吧。 您应该注意到，武松最初出场时，并没有显得‘仁智勇’三德俱全。作者首先让我们看到，武松在柴进庄上做客，下人照顾不周，他醉酒后就‘下拳’打人，‘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谈何‘仁智勇’三德俱全啊。作者随后写武松与宋江相识：两人都是犯下意外杀人罪的逃犯。奇妙的是，武松在柴进庄上本来喜欢酒后无理打人，‘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第23回）。接下来作者就安排了打虎戏，让武松展示‘勇’气。更绝的是，打虎之后，作者就说，阳谷县长见武松有‘忠厚仁德’……真幽默，即便大虫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打死大虫怎么就成了‘忠厚仁德’的体现啊？武松好酒，而且醉了就毫无自我节制。但作者随后却让我们看到，武松非常有自我节制。宋江真神奇，仅仅与武松‘饮酒相陪’就改变了他的性情和气质……金圣叹说武松是‘天人’，恐怕看走眼了吧，不然就是‘反说’？武松在柴进庄上初遇宋江时，柴进问武松是否认得宋江，武松说还不认得，仅听说（！）宋江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又问，‘如何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武松说，‘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老刘啊，您不觉得这是作者的‘反说’笔法么？他明明刚刚让我们看到，宋公明做事情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如果武松真的是块“天人”的料，但让这块料成器的却是金圣叹说的梁山泊第一衰人宋江。这应该算是‘戏言’吧，但其中透露了怎样的‘持世心肠’呢？我想起李贽评《水浒传》的一句话：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资料汇编》，页172） “要么这话是‘反说’，要么李贽没看懂《水浒传》中的‘反说’。要说《水浒传》的主题是‘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倒还靠谱。作者让宋江一心想的是‘招安’，难道不靠谱？” “您的意思似乎是说”，我打断高一乐，“‘大贤役于人’就是《水浒传》需要读者‘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甚至就是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可是，这不过是人世中的常态，未必仅仅是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吧，西方文明同样如此，从而是人世的基本‘内在问题’，不是吗？遇到真正有君王德性的君主，他能让国家稳定，抵御外敌，民众生活得安宁和富足，从来就是‘奇事’，就像武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休谟以为‘自由的政府’靠民主方式让君主换得很勤就会天下永久太平，结果只会是‘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 高一乐像赶蚊子似地挥挥手，“那是您说的意思，不是我说的。还是回到‘逼上梁山’这个话题吧……武松的血性行为让知县觉得他‘是个义气烈汉’，又念及他押运行贿品有功，把武松的刻意杀人改为宋江式的意外杀人，送交上一级州府发落。随后，作者让我们看到一连串‘聪察的官’——从府尹到京师刑部官，他们从轻发落武松，‘脊杖四十，配刺两千里外’。武松后来与政府作对，没道理啊……毕竟，他哥哥的悲剧是王婆和西门庆导致的，甚至如金圣叹所说，是天地间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导致的，与无论君主制抑或民主制的政府有何相干！与宋江一样，政府对他们都蛮好啊：运城县府上上下下袒护宋江，阳谷县府上上下下袒护武松。县府大人没有严守‘法度’，“官吏污滥”恰恰让宋江和武松这两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而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何况，宋江和武松本人都是县府官员啊！如果能从‘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看出政治法理，就是怀林说的‘高明’读者，那么，我想说，作为欧洲人我读《水浒传》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并非是休谟说的那个原因。毋宁说，真正深谙儒道的‘高明’者对世之‘俗’有极为深透的理解，所以才不会像我们那样相信民主政治。说到底，民主政治才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起义’……今天中午我请您吃饭，咱们走吧……” 这次闲聊虽然过去20年了，我仍然在想，高一乐的读法真的“高明”？未必吧…… 注释 [1] 朱一玄、刘毓枕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增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以下凡引此书均据此版，简称《资料汇编》）；《水浒传》比《史记》，见页167，171，200；金圣叹语见页210；《水浒传》比拟《春秋》，见页170，209。 [2] 《资料汇编》，页201，199，203。 [3] 《资料汇编》，页169，175。 [4] 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英文版，1987），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页333（以下简称《奇书》，并随文注页码）。 [5] 《资料汇编》，页206-211。 [6]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突然返京，在丰台车站召见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卫戍区司令吴忠。两人开口就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时的表现，毛泽东打断他们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参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访谈、整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128。吴德在1966年“516通知”后突然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北京市代市长和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少将在“九大”后由驻锦州的40军军长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毛泽东选中两人先后出任京畿首长，兴许与他们的名字寓意有关。 [7] 孙述宇，《江湖上的义气》，见氏著，《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页273-288。 [8] 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页47。 [9] 《资料汇编》，页211。 [10] 聂绀弩，《水浒五论》，见氏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今见《聂绀弩全集》第七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页57。 [11] 《资料汇编》，页253-254。 [12] 乐蘅军，《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论水浒的悲剧嘲弄》，见氏著，《古典小说散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76，页1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