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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 "跨文化戏剧" （intercultural theatre）是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学术命题，主要关注196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著名导演在东方艺术的影响下所作的一系列戏剧实验，特别是耶日·格洛托夫斯基、尤金尼奥·巴尔巴、彼得·布鲁克、阿芮昂·姆努西肯、理查·谢克纳等人的观念及其作品。很快人们发现跨文化戏剧也可以用来概括近一百多年来自从东西方戏剧有了实际的演出交流后帮助催生的很多新戏剧形式，最突出的就是阿尔托和布莱希特的反写实戏剧。总起来说，多数西方学者一开始只关注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或是用东方的艺术形式来讲西方的故事，如歌舞伎莎士比亚和卡塔卡里希腊悲剧；或是用西方的观念来重讲东方的故事，如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和布鲁克的《摩呵婆罗多》，寻求一种东西方形式与内容的融合。我于1991年在意大利贝拉吉奥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跨文化表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其实跨文化戏剧并不只是现代的产物也不仅是形式上的"跨"，其历史应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波斯人》、《酒神的伴侣》和《美狄亚》等剧作代表的是远更古老、也更重要的一种跨文化戏剧--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直接用人物和情节来反映角色之间及其背后的文化冲突。《汤姆大叔的小屋》和《西贡小姐》是这类跨文化戏剧在近代和当代的代表。从历史上看，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是第一阶段的重点，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是第二阶段的重点。 近几十年来跨文化戏剧又出现了第三阶段--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跨文化戏剧，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有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里·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马夫》和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的百老汇托尼奖名剧《蝴蝶君》。这两个戏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的大题材，前者描写白人殖民者对非洲土著国王葬礼仪式的"人道关怀"和横加干预引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了更大的人道悲剧；后者则围绕着一个京剧男旦的性别之谜揭开了一桩奇特的间谍案，牵出越南战争以及广义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误读等一系列问题，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形象地展现在舞台上：西方人总爱把自己看成雄性的强者，而把东方人看成雌性的弱者，其实他们是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东方人的身上。这两个戏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作者都不是欧洲裔白人，但他们的剧作都被欧美主流社会大力肯定，成为美国大学里常用的当代戏剧教材，也在世界各国热演。在这两个戏里，文化冲突都导致了死亡，但作品本身却都被看成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象征。如果光看剧中展现的这两个跨文化的故事，很可能会得出结论，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致命的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看看台下观众的鼓掌和好评，又可能会觉得这正是理想的文化交流。 这三种跨文化戏剧大多出现在西方的舞台上，也大多是西方学者关心的题目。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在中国也有一百多年了--源自欧美的话剧就是用西方的形式讲中国人的故事，写实话剧的形式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戏曲。如果所有现代中国戏剧都是跨文化戏剧，那么这个概念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然而相比之下，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倒是很少，所以这一类跨文化戏剧还是很值得研究。中国有哪些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呢？刻画中美两国人物的《中国梦》这样的剧目太少了，中国更多的是讲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戏，那也是跨文化戏剧。《文成公主》和《王昭君》是最有名的两个话剧，而戏曲就更多得多了，曾被以"叛徒哲学"的罪名禁演而现在经常上演的名剧《四郎探母》似乎还很少有人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深入研究。 1990年代我曾在美国戏剧高教年会上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当中国将军遇到他的"蝴蝶夫人"》，把杨四郎和铁镜公主以及薛平贵和玳瓒公主的舞台形象与美国的《蝴蝶夫人》、《西贡小姐》作比较，发现了类似的一个模式：强势民族的男人在娶了弱势民族的女人后，最终多半会因为爱祖国而抛弃他的"蝴蝶夫人"--戏曲中有不少这样的剧目，而杨四郎倒是个罕见的例外，他在短暂"探母"之后不忍丢下对他有恩有爱的铁镜公主，下决心还是回到她身边去，所以被一些人视为"叛徒"。当时我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戏剧系任教，用这个思路指导了一篇博士论文，聚焦于中国戏曲中的跨文化剧目；该论文探索了王昭君和苏武这两个舞台上著名的烈女和英雄与他们的历史原型之异同，以及文学形象的演变过程。正如话剧《王昭君》的作者曹禺所说，历史上王昭君并不是哭哭啼啼地嫁过去的，其实是古代文人因为大汉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的缘故一步步篡改了历史，不但不许王昭君嫁过河去，还逼着她在界河里投河自尽。如果说古代这么写有它的道理，因为那时候匈奴还是敌方；那么到了"匈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现代社会，就不应该这样来看汉族和"番邦"的关系了。所以，曹禺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塑造了一个笑嘻嘻嫁过去的王昭君，意在歌颂民族团结；田汉的《文成公主》基本上也是表达的这样的主题。从哭啼啼变成笑嘻嘻，立意是与时俱进了，可惜人物和故事都比较简单直白，不像《四郎探母》那样深挖感情的折磨、人性的两难，艺术魅力略逊一筹。 中国的这些跨文化戏剧和西方的类似戏剧有什么关系吗？目前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对跨文化戏剧的大多数实验和研究还只着眼于东西方艺术形式上的差异和融合；而这又是因为，内容上跨文化的戏剧常常被批判为歪曲了文化他者的"东方主义"--爱德华·赛义德在他那本引起极大反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经典《东方主义》里向历史上几乎所有西方人所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提出了挑战，并且归纳出西方人之"东方主义"的两大母题 ："（第一，）欧洲是强大和善辩的，亚洲是被打败和遥远的；第二个母题则是东方意味着危险。" 赛义德批判了从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到莎士比亚的一大批描写过非白人基督徒人物的作家，吓得大多数白人作家不敢再染指文化他者，以免变成"歪曲丑化"人家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步他的后尘，一大批西方批评家对赛义德还无暇顾及的许多作品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包括《汤姆大叔的小屋》、《蝴蝶夫人》、《国王与我》、《西贡小姐》等等--多是曾经乃至仍在流行的跨文化戏剧作品。 赛义德及其追随者对内容跨文化的戏剧的批评有时候显得矫枉过正，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一方面，不少挨了批评的作品照样在那里演出，未必会因此而关门；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多少能提醒处于主流地位的艺术家，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从他们所描写的文化他者的角度来看世界，不要再犯白人沙文主义的毛病，一味热衷于（外来）救世主救苦救难、（白人）英雄救（异族）美（女）的老套故事。赛义德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他们不能代表（呈现）他们自己，他们只能让别人来代表（呈现）。"这句本来是描述阶级关系的语录被赛义德用来形容强弱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贴切，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中国文艺作品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跨文化戏剧的作者们下过功夫去学兄弟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习惯吗？历史上的"和亲"是皇帝对付异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事实上历史上汉族曾经至少两次被文化他者击败、统治，人家至少在军事上比汉族更强大，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花了多少精力去学学强者的文化？我们常常沾沾自喜于蒙古族人和满族人在占领了汉族的土地以后主动吸收汉族文化这些事实所"证明"的汉族文化之伟大，我们有没有认真研究一下，他们的文化中有什么好的因素，会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不耻下问、不耻下学？事实上，中国国内的跨文化叙事作品大多只是单向的，主要为汉族人创作、让汉族人看了高兴的，要么是田园诗般的异族风光（《五朵金花》、《刘三姐》），要么是汉族和亲的单向度大团圆（《文成公主》和《王昭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看了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吗？《文成公主》有过藏语版的话剧甚至藏戏版的演出，藏族同胞的反应怎么样？我们认真研究过吗？ 这些宣传民族团结的作品对民族团结起了作用吗？也许是起过作用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样单向度大团圆的作品远远不够了。现在一些地方的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当时那些作品的作者所能想象的程度。在恐暴分子策划暴乱的案例越来越多的今天，跨文化戏剧有可能起一点作用吗？也许我们可以从西方跨文化戏剧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些借鉴。 中国近年来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恐爆事件是和国际上的恐怖分子组织有关系的，而国际上恐怖分子最得意的"杰作"是9.11事件。自那以后，不少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利用业已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强势文化掌控者对文化差异的傲慢和粗心，刻意制造各种各样的宗教、民族、文化冲突，包括中国新疆发生的以及新疆暴恐分子来到昆明制造的暴恐事件。我们已经看到，要防止更多的暴恐事件发生，不但要加强军警的硬实力，也要想办设法使用软实力，包括运用跨文化的文艺作品来加强民族之间实质性的沟通和交流。 近十几年来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种族、文化冲突的新发展，那以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在掌握强势文化的白人与祖先来自非洲的黑人之间的矛盾。黑人在1960年代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提出，再不要做白人作家喜欢的那种逆来顺受的"汤姆大叔"，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人数少得多的亚裔也用同样的逻辑和语气说道，再不要做白人作家喜欢的那种逆来顺受的"蝴蝶夫人"，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于是，多元文化戏剧随着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一起发展起来，那是一种"平等但是分离"的文化。黑人戏剧全是黑人，一个白人也没有；亚裔剧团全是亚裔演员--亚裔戏剧又可分为华人戏剧、日本戏剧、菲律宾戏剧等，此外还有拉丁裔戏剧和印第安人戏剧。舞台上这些孤立主义的多元文化戏剧彼此很少"串门"，更不让白人来"抢戏"。这类戏剧对于提升历来受压制的各种非西方文化的地位，对于向西方人展示多元文化方面固然有其历史功绩，对于提升少数族裔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也很有好处，但是，互相分离的多元文化其实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当今世界。无论人们如何强调多元文化各自的特色，处于同一社会乃至同一地球之上的人与人之间还是由不少共同接受的东西连接起来的，诸如大家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由科技决定的生活习惯（例如交通和通讯），甚至还有宗教--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而基督教本来是由白人奴隶主强加于黑奴的。应该说，历史上能够把不同种族和文化扭到一起来的东西多半都是近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的产物。孤立主义的多元文化戏剧在表面上做到了在舞台上拒绝出现强势文化代表者的形象，但绝不可能真正拒绝现实社会中的白人影响；在当今的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是这样，任何人就是想回避也避不开；而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多民族、多文化共处，市场经济、户籍制改革和城镇化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大大提高，这一趋势不可逆转，也不应该人为地去试图逆转。 2001年的9.11事件把很多人震醒了。如果说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还没能使很多人相信他的话，9.11的血与火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循环终于让大家看清楚了，多元文化的平等乃至融合谈何容易？文明的冲突怎么才能真正解决？那之前在西方炒得沸沸扬扬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言论一律掩盖了很多白人内心深处对他者文化的怀疑，也掩盖了潜在的文明冲突的危险。现在清楚了，所谓普世主义的文化融合乌托邦离现实还遥远得很。9.11的爆炸不仅仅炸掉了纽约世贸中心的两座高楼，也彷佛使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共处和谐交流的前景刹那间化为了烟云。2003年去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曾警觉地指出：9.11过去仅仅十多天，2001年9月22－28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盛情赞扬亨廷顿"对伊斯兰教所做的残酷、毫不留情，然而又是敏锐的观察。" 记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刚出笼的时候， 因为他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列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对手，全世界华人学者的反应十分强烈，甚至超过了美国学者对这一论文的关注程度。大多数华人论者反对他的理论，不少人用中国人习惯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说来批判亨氏的冲突说，而这恰恰昭示出两种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例如，王沪宁是坚决反对用西方价值观来统一全世界的文化的，但他同时也说："任何价值一体化的进展最终会有利于整个人类利益的平衡的发展。" 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亨氏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相对抗还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为主导？" 渐渐地从我们的权威学者如季羡林、费孝通等人的声音中，浮现出一个更为清醒和现实的理论，"和而不同"成为我们反对文明冲突论的基调。 总的来说，华人世界的和而不同论可以溯源到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和为贵"的儒家传统观念，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疆土上无数次种族文化冲突导致最终的大致融合这一特殊的历史。汤一介在批评亨廷顿时引用普世主义者罗素写于1922年的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国。"然后评论说："罗素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马上就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的。" 诚然，如果只看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合说好像是能够驳倒文明冲突论；然而问题是，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化冲突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华文化的疆界，我们必须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与此同时，就是国内的民族矛盾也有了日益严重的国际势力的背景--本来相互敌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和信奉基督教的某些西方势力都出现在"疆独"的背后，构成了奇特的叠影。所以，在新疆和昆明等地出现的暴恐事件也应该让我们警醒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冲突能像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所希望的那样，用一个"仁"字、一个"和"字就得到解决吗？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吓得把自己对非"本文化"的人隔离开来，事实上这也根本不可能。 9.11事件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是大大缩小了，喷气式飞机能把天涯海角的人们轻松地连接到一起；但在这个交往日益频繁的地球村里，冲突却也更加尖锐了，本应该方便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飞机和汽车竟会变成杀害文化他者的烈性炸弹，今天这个世界距离我们所讲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还相当遥远。二十年前我也曾经对亨廷顿的理论十分反感，后来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听来很不舒服，但作为一个对世界局势的现实主义的判断，实在有其过人之处。我们的问题是，在亨廷顿所描绘的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与我们所希望的"和而不同"之间，有没有可能架起一些桥梁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如何才能架起这座桥梁？事实上，如果有关各民族的文艺作品都只讲各自的光荣传统和表面的大团结，往往会掩盖了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差异和问题，未必能真正解决民族矛盾；还不如正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问题，把它们摊到台面上来认真讨论--对戏剧家来说就是把文化冲突放到舞台上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冲突，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会如何发展，又可以怎样来解决，以帮助人们从中学到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跨文化戏剧对于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可能具有的长远意义。 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国戏剧，在"平等但分离"的多元文化戏剧火起来之前，出过一个黑人写的划时代之作《阳光下的葡萄干》（1959年），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种族矛盾，这种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其实更有现实意义。该剧聚焦于芝加哥一个黑人家庭在到白人社区买房时遇到的各种冲突--既有和白人邻居的，也有家庭内部的。为了避免"相互不习惯"也就是文化冲突，白人宁愿给他们付钱，请他们不要搬进白人区；但最后这个黑人家庭为了尊严拒绝了金钱毅然搬了进去。有趣的是，50年后，又有一位美国剧作家给这部现代经典写了续集《克莱邦公园》，现在的故事就发生在前一个剧中讨论要买的那栋房子里，而这个原来的白人区"克莱邦公园"50年以后已然成了黑人区，但又正在升级变白。现在是白人来从黑人手里买房了，又发生了新的文化冲突……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就是这样直面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流等问题，让不同文化的观念和人物在舞台上展开碰撞和交锋。它既不同于由强势文化独占舞台的大部分传统戏剧，也不同于排斥所有文化他者只顾自己一个种族的多元文化戏剧，而是真实地反映当今世界的面貌，把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遭遇作为表现的重点，因而最能够暴露出各种文化的人对于文化差异和冲突的真实态度，通过正视跨文化生存的现实，通过探索跨文化社会交流中所存在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法，帮助人们深入认识跨文化交流之道，最终促进跨文化的和谐生存。 要创作好这样的跨文化戏剧，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身居强势文化地位、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艺术家必须摒弃居高临下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文化放在比其他民族更高的位置上。这一点对于代表强势文化的艺术家来说很不容易做到，因为长期的文化习惯是很难改掉的；所以，前述三部西方跨文化戏剧的最成功之作都是由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中的少数族裔作家写的--《阳光下的葡萄干》的作者劳瑞恩·汉斯博瑞是非洲裔美国人，沃利·索因卡是受过西方大学精英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黄哲伦是生于美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华人，他们都是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都有深刻理解的"双文化"艺术家。 西方的跨文化戏剧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要发展中国国内的跨文化戏剧，最好要有我们的"汉斯博瑞"、"索因卡"和"黄哲伦"，他们在哪里呢？目前最大的可能是在精通汉语的少数民族艺术家里--他们对汉文化的熟悉程度一定远远超过绝大多数汉族艺术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他们最有希望写出中国需要的有深度的跨文化戏剧--当然，希望他们还没有被汉化到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对汉族艺术家来说，首先就要像当年的王蒙学维吾尔族语言一样，从学一种"内语"开始。有西方汉学家抱怨说，中国作家精通"外语"的太少，所以很难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我倒更想问问，我们有几个汉族作家艺术家精通了"内语"？我们和非汉族的中国人都交流好了吗？ 所以我要提议，对跨文化戏剧有兴趣的艺术家和学者们，至少把一部分目光从国际转到国内，国内的跨民族、跨文化戏剧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与此同时，至少把一部分目光从形式转到内容，内容上的跨民族、跨文化戏剧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两点其实是一致的，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让我们开始吧，就从云南这个全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开始。 参考文献： 1.Said,Edward.Orientalism.NewYork:VintageBooks,1979,p.57.该书已出版的中译本名为《东方学》，淡化了原书十分强调的政治倾向，我以为不妥。 2.Said,Edward."TheClashofIgnorance."TheNation,2001,10,22. 3.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见王缉思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9页。 4.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见王缉思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0页。 同上，第2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