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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许多作家都曾把巴黎视为作家的摇篮和天堂。如果想成为作家，就必须去巴黎。巴黎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地。 1951年，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了巴黎，住在巴黎七区一间小房子里，生活孤独而紧张。经过严格考试，他被录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员。在欧洲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在阿根廷无法获得的经验。他见缝插针写小说，写了他的名著《跳房子》，小说反映了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都城、法国和阿根廷两个国度的社会生活和一代人的忧虑和命运。巴黎使他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 1955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日内瓦和罗马辗转到了巴黎，住在拉丁区居雅斯大街一家破败客栈的阁楼上，像乞丐和浪子一样穷困潦倒，曾靠捡破烂儿卖钱糊口，还向过路人要过钱。但无论多么困难，他写作的决心不动摇，先后写了《恶时辰》和《没有人给写信的上校》，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 在他们之前的古巴作家卡彭铁尔也曾在巴黎生活11年之久，他在巴黎结识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并应邀为他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撰编。他还认识了阿拉贡、查拉和艾吕雅等诗人。超现实主义使他看到美洲的神奇事物，使他开始了对“神奇的现实”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神奇的现实”这一文学流派。 巴尔加斯·略萨和巴黎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止一次说，“我是梦想着巴黎成长的”。他如饥似渴的吞噬着19世纪的法国文学：他尊敬福楼拜，酷爱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偏爱维克托·雨果，热爱雨果的《悲惨世界》；他在梦中也读大仲马的小说。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他像当时的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向往巴黎，一定要去巴黎。他深信，“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去巴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认为，“如果没有去巴黎的生活经验，任何文学或艺术才能都达不到成熟的年龄，因为法国首都也是世界的思想与艺术之都，是新思想、新形式、新风格、新经验和新主题向世界其他地区放射光芒的光源。” 他曾回忆说：“小时候，我就梦想某一天去巴黎，因为法国文学让我眼花缭乱。那时我认为住在巴黎，呼吸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呼吸的空气，可能会帮助我成为真正的作家；我想，如果我不离开秘鲁，那我只能成为一个冒牌作家。的确，我那些难忘的教益都归功于法国和法国文化。比如，文学既是一种爱好，又是一种训练，一种劳作和一种执拗的态度。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萨特和加缪还活着，还在写作，那是尤内斯库、贝克特、巴塔耶和西奥兰的时代，是发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格丽·褒曼的电影、让-维拉尔的法国国家人民剧院、让-路易斯·巴劳特的奥德翁剧院、新浪潮、新小说以及安德烈·马尔罗演说（优美之极的文学作品）的时代，或许也是那个时期欧洲最有戏剧性的表演，是戴高乐将军高傲的奔腾时代。但可能让我最感谢法国的是通过它我发现了拉丁美洲。我在法国懂得了秘鲁是由历史、地理、社会问题构成的国际社会组成部分，秘鲁是某种生存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存在方式。我得知拉丁美洲出现了一种新颖和充满朝气的文学。我在巴黎阅读博尔赫斯、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加夫列拉·因方特、鲁尔福、卡洛斯·奥内蒂、卡斯铁尔、爱德华兹、何塞·多诺索等许多拉美作家的作品，他们的著作革新了西班牙语叙事文学，多亏了他们，欧洲和许多国家才发现拉丁美洲不仅是频繁发生政变的大陆，不仅是有恶劣的军阀、大胡子游击队员、曼波舞、恰恰舞和响葫芦的大陆，而且也是有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想象力可以传播异国情调和讲一口世界性语言的大陆。”[①] 巴尔加斯·略萨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58年初。《法国杂志》举办短篇小说竞赛活动，他的短篇小说《挑衅》[②]获奖，奖励是去巴黎考察两星期，结果他用省下来的钱待了一个月。在那一段时间，他发疯似地爱上了那个既没有偏见也没有文学创作障碍的城市。“巴黎曾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城市，现在仍然是。”他在《水中鱼》中描述说：“我是个上等公民，看外表，任何人都会把我当成一个来巴黎寻欢作乐的南美花花公子。拿破仑饭店给我开了一个带阳台的房间，从阳台上可以看见凯旋门……”，“第二天我去逛香舍丽榭大街……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无可比拟，令人眼花缭乱……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城市，我要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写作，在这里扎根，在这里永远待下去……”在那里，他很想让萨特接见他一次，但未能如愿。但是见到了加缪，跟他握了手，谈了几句话。“巴黎有许多美好之处，对我来说，其中有塞纳河畔的商亭以及拉丁区里的小小旧书店，我采购了许多书，到后来不知如何装入行李才好。” 第二次是在1959年，他自费重到巴黎，到1966初为止，他在巴黎生活了七年。那时他已经和胡利娅结婚，可是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他们住在拉丁区廉价的维特小旅店的阁楼上，他终日为谋求工作而四处奔走。最后总算在贝尔利兹学校找到一个薪水菲薄的教师职位，工作量却大的没完没了。后来他从该校转到法新社西班牙语部工作，同时偶尔去法国广播电视台兼职。这时他的境况才较为舒适些，因为工作不多，报酬优厚，主要是协助广播电视台对拉丁美洲的播音节目。同时写他的小说《城市与狗》。后来他住腻了，就搬到图尔农大街17号一幢公寓里。一有空他就去逛塞纳河畔的书摊，购买旧书，不厌其烦地观赏巴黎圣母院和邻近的城区，他称那是“一种更令人激动的精神与艺术冒险”。有时囊中羞涩，他就去廉价的饭店用餐。但是他的工作纪律却很严格，偶尔享一享口福，去甜点铺买几个月形小面包解馋，他说“这是巴黎最好吃的东西”。他每个星期天写一篇文章，写完文章就奖励自己去穹顶大餐厅吃一顿炖咖喱小羊。他喜欢在咖啡店里写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黎就是天堂。和许多作家一样，他也在巴黎吉卜赛人民住的城区的多家咖啡馆的桌上寻找写作灵感。他最喜欢的自然是文学气氛浓厚的双偶咖啡馆。 他在《自由与生活》一文中写到：“我在巴黎度过的七年，是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七年。”因为他在那里博览群书，坚持阅读维克多·雨果、居斯塔·福楼拜、让-保尔·萨特、阿尔贝·加缪、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凡尔纳·儒勒、左拉·埃米尔、普罗斯特·马塞尔等作家的作品，使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直到存在主义哲学，沐浴在丰富的法国文学传统中，从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文学营养，从法国许多文学大家那里学到了种种文学表现技巧和手法。此外，在巴黎和法国的岁月，使他意外地发现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力量，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拉美各国间缺乏联系，图书发行渠道不畅，一个国家的人不了解邻国的文学和文化。在巴黎的岁月，不仅使他得到了文学修养，而且有机会认识拉丁美洲的杰出作家，特别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等名作家。 关于博尔赫斯，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在1960年或1961年”见到他的，“那一年他是来巴黎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次纪念莎士比亚活动的”，“这位过早衰老、半残废的老人的讲话使全世界惊讶不已”，“他的讲话新奇而精辟，”“几天后他在美洲学院的演讲，不但座无虚席，而且吸引了大批名噪一时的作家，包括罗兰·巴尔特。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主题是幻想文学，”“他的讲话咄咄逼人，头脑里似乎装着全世界的文学，精当而机智地阐述他的证据”。“他的风格熟练、清澈，像数学那么简洁，使用形容词大胆，构思异乎寻常，由于词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所以我们每一步都会接触到那种令人激动的神秘之物，即完美无缺。”“他锤炼的风格证明西班牙语可以像法语那么准确和优美，像英语那么灵活和求新。博氏的风格是本世纪的艺术奇迹之一。”[③] 关于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写道：“一天夜里，我同胡利奥·科塔萨尔关于巴黎有一次长谈；他也喜欢这座城市，有一次他说，选中巴黎是因为在一个城市就是一切的城市里，宁可无足轻重，也不要举足轻重”。“他也觉得巴黎给他的生活提供了某种深刻和难以支付的东西：一种人类体验中最美好的感觉，一种对美的可以能摸的感觉”，一种与历史的神秘联系，文学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娴熟，科学知识的丰富，建筑与造型艺术上的智慧……沿着塞纳河畔散步，走过一个个码头和一座座桥梁……或者在这个区的某个小广场上坐一坐，都是令人激动的精神享受和艺术享受，有一种沉浸在一部巨著中的感觉。”科塔萨尔说：“这就如同一个男人选中一个女人同时也被她选中一样，城市也是如此：我们选中了巴黎，巴黎也选中了我们。”[④]在后来的岁月里，巴尔加斯·略萨又多次去巴黎，或者去接受荣誉称号，或者去参加文学会议。巴黎犹如他的第二故乡，在记者采访时他经常谈到巴黎，谈到巴黎和法国文学对他成为作家、对他赢得国际声誉的巨大意义。 总之，“说实话，我感谢巴黎，感谢法国，感谢法国文化、难忘的教育。文学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训练，一种工作，一种执着……但是也许，最感谢法国的是我在那里发现了拉美文学”。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①] 引自《读书和虚构作品的赞歌》，巴尔加斯·略萨作。 [②] —译《决斗》。 [③] 引自巴尔加斯·略萨的《博尔赫斯在巴黎》一文。 [④] 引自《水中鱼》，469页，赵德明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