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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是从昆德拉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第一次接触到贡布罗维奇这个名字。昆德拉对他大加赞赏，并将他同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齐尔并称为“中欧四杰”。高傲的昆德拉痛恨被人称作东欧作家，反复强调自己属于中欧文学传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零星读到了贡布罗维奇的短篇（从英文转译的《宴会》等）。真正读到贡布罗维奇，而且是他的代表作，则是易丽君、袁汉镕译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 读过显克维奇、莱蒙特、伊瓦什凯维奇等波兰作家，再来读贡布罗维奇，我们会感到巨大的差异。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学世界。至少在表面上，充满了荒诞、想象和游戏。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性引入了波兰文学。可惜，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兴许同他的人生遭遇有关。有趣的是，他的一生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的荒诞。因此，我想有必要稍稍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一个地主家庭。田野、家庭教师、家庭图书馆伴随了他的童年。十来岁时，随父母迁居华沙。上中学时，喜爱波兰文和法语，厌恶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时常交白卷。16岁时，就有写作冲动，想用文字将家族的历史描绘出来，但最初的作品“由于过分稚嫩”被自己打入冷宫，从未拿出来发表。1923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但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致，常让家里的仆从穿戴得“相貌堂堂的”，冒充他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一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接触了形形式式的人物。只不过，他是用另一种目光看待这些人的：“我从来就分不请谁是法官、谁是犯人，有时还会同犯人握手。”正是在法院工作时，他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真正开始写作生涯。 1937年，贡布罗维奇写出了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但这部作品当时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反倒为他招致了不少敌意。1939年，他应邀作航海旅行，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料，就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有家难归，竟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二十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勉强度日。他的反叛个性使他始终无法接近阿根廷正统的文学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甚至都忍受不了那些年龄超过二十七八岁的作家。有一段时间，生活得极为空虚和荒唐。在他找到一份银行的工作后，生活稍稍稳定，才又继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1947）、《轻歌剧》（1955）、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1950）、《春宫画》（1960）、《宇宙》（1964）等重要作品。 1950年，他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还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三卷本《日记》，开始为世人所瞩目。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文学通行证”。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也开始重新打量他的作品。他的同胞，定居美国的诗人米沃什也写过洋洋数万字的论文，告诉世人“谁是贡布罗维奇”。 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告别美洲，回到了欧洲。对于他来说，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式开始了。关于阿根廷，他直率地说道：他只是想爱它，可惜并没有爱上。 回到欧洲后，贡布罗维奇先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又来到巴黎。耐人寻味的是，他都到了祖国门前了，却最终没有回去。1964年，他在巴黎附近的洛雅蒙，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玛丽·丽塔·拉布罗塞。1968年12月，他们结为夫妻，定居旺斯。人生最后的安慰。然而，在结婚仅仅八个月后，贡布罗维奇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贡布罗维奇是以强烈的叛逆姿态登上文坛的。不仅作品如此。性格也是如此。昆德拉说：“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在贡布罗维奇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害群之马”，这是昆德拉给予贡布罗维奇的最高评价了。昆德拉眼中的害群之马还有：文学家塞万提斯、狄德罗、卡夫卡、布洛赫、穆齐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等等。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中不受疼爱的孩子”。 贡布罗维奇压根儿就没指望得到“疼爱”。他从一开始就决裂。同传统决裂。同模式决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谱，让人怎么都看不顺眼。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这是一部语调嘲讽、手法夸张、人物滑稽的好玩的小说。小说中的尤瑟夫是位年过三十的作家，总是用在常人看来“不成熟的”目光打量一切。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清醒。正因如此，他的目光从本质上来看是绝对怀疑和悲观的。他时刻感到“一种非存在的畏惧，非生存的恐怖，非生命的不安，非现实的忧虑”。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越是愚钝、越是狭隘的见解，反而越是重要、越是迫切，就像一双挤脚的鞋比一双合适的鞋对脚的刺激更强烈一样。这样的人，自然为社会、为那些书中常常提到的“文化姑妈”所不容。于是，他的老师平科强行将他变成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逼迫他返回学校，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一连串荒唐有趣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在写作时完全打破了所谓的文学的使命感和庄严感，采取的是一种极端随意的、不正经的笔调。比如，作品中就有好几页，专写天上的月亮。作者将月亮描绘成“挂在天上的屁股”：“这时那超级屁股升上了高空，向世界洒下千万道令人目眩的光芒，而这个世界宛如世界的仿制品，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给涂上了一层绿色，并被上方熊熊火焰所照亮。”在词汇的使用上，贡布罗维奇也突破了一切禁忌，最俗最糙最反美学的词汇都敢用，甚至还生造出不少词汇来。这又是一本完全靠行动支撑的小说，几乎没有心理描写，只有行动，用行动揭示人物的心理，用行动塑造一个个形象。在讲故事的间隙，作者又时常以主人公的口吻发表一些奇谈怪论。细细琢磨这些奇谈怪论，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深刻而又前卫的思想。作者甚至在小说的最后声明：谁若去读它，谁就大大受骗。这种精心的“随意”、“出格”和“自我贬损”使得他的作品获得了无边的空间和时间。想象的天地也就异常广阔。我想，书中两个学生敏透斯和塞丰的鬼脸决斗，还有高级综合专家菲利陀尔和高级分解专家反菲利陀尔的较量，无论谁读过之后，都不会轻易忘记。我们也决不要被作者表面的“不正经”所迷惑。事实上，无数针对人性和社会的寓意和批判在书中处处可见。虚伪的教育家、短视的文化界、肤浅的“半知识分子”、贪婪、脆弱的地主乡绅及其他各色人等都一一被作者讽刺、嘲弄并揭露。 读贡布罗维奇，总会让我想到昆德拉。反过来，读昆德拉，也总会让我想到贡布罗维奇。他们两位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都来自中欧，有着相似的文学背景；都由于阴差阳错，陷入流亡的境地；都主要以长篇小说立足文坛，并享有声誉；都只写过为数不多的短篇，而且严格说来，都只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们的小说都充满着某种游戏性。 游戏性意味着打破所谓的庄重和神圣，解构所谓的意义。游戏性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对于贡布罗维奇，游戏性最能表现文学的独立自主，游戏性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不正经：不正经的人物，不正经的故事。翻开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集《巴卡卡伊大街》。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都是不正经的。贡布罗维奇诸多小说说到底都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都是不太正常的关系。他对正常的关系不感兴趣。不正常才有看头，才有意思，才有游戏性的空间，也才有更多文学上的可能。《检查官克拉伊科夫斯基的舞伴》是篇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也颇能代表贡布罗维奇的风格。小说中的“我”如此形容自己：卑微，僵化，柔弱无阻，且已病入膏肓，顶多活不过一年。看戏成为他活着的唯一理由。歌剧《吉卜赛公主》，他竟然看了三十多遍。然而，就在他准备看第三十四遍时，由于求票心切，没有排队，直奔售票口，而被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一把提留了出来。如此，“我”与检察官也就产生了关系。“我”自尊心受伤，决意报复。但“我”又是如何报复的呢？恰恰将卑微和谦恭当作了武器。“我”寻找各种机会跟随检察官，向他鲜花，为他付蛋糕钱，同他走进同一家餐厅，给检察官追逐的女士写纸条，鼓励她接受检察官的求爱。检察官终于恼羞成怒，举起拳头时，“我”主动弓腰，献上自己的脊梁。卑微和谦恭，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一件利器，具有无限的杀伤力。我个人极喜欢《宴会》，认为它是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宴会》涉及君臣关系。卑鄙丑陋的国王即将举行婚礼。大臣们为了阻止他给王国蒙羞，只好借助沉默和模仿这一武器。国王站起来，大臣们也都站起来，国王坐下，大臣们也都坐下，国王打碎两只盘子，大臣们也都打碎两只盘子，国王跳起来，大臣们也都跳起来，国王捏死公主，大臣们也都捏死身边的夫人，国王惊恐逃跑，大臣们也都跟着他逃跑，这时，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出现了：“没有人知道，国王究竟是在逃跑，还是在率领众宾客向前冲锋。”在民众看来，“这位超越一切的国王，正率领着他超越一切的军队，在做一次超越一切的冲锋”。读着这样的小说，你会感叹，游戏性是需要天赋，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甚至可以说，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天地里，游戏性就是想象力和创作力，就是深刻思想的最好表现。 贡布罗维奇肯定是昆德拉的老师。他教会了昆德拉文学中游戏性和不正经的厉害。昆德拉自有聪明和狡黠之处。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在他内心培育出一种怀疑精神，而游戏性和不正经成为表达和散发这种怀疑精神的最有效的手段。对于文学来说，怀疑精神更为宝贵，它反过来又将游戏性和不正经提升到一种近乎神圣的高度。 贡布罗维奇始终认为，“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于他也就难以避免。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过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一直受到冷落，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被禁止出版。他同波兰知识界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以至于三十五岁离开波兰后，再也没有回国。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而阿根廷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块文学乐土。事实上，在那里，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但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享受到了一点应有的评价和声誉。有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的同样散发出浓厚存在主义气息的《费尔迪杜凯》实际上比萨特的《恶心》要早，但他却没有获得萨特那样的声望。是战争耽误了他。是流亡耽误了他。 其实，流亡是贡布罗维奇的宿命。他自己也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的流亡，他的非波兰性，使得他进入更大的视野。因此，他是世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