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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短篇小说集《英格兰与其他故事》围绕地方与英格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通过对蕴藏于英格兰地方的暴力创伤历史记忆的书写，解构了英格兰绿色、安宁的“乡村神话”和宏大历史叙事；通过讲述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少数群体地方迁移的故事，用英格兰的差异多元现实解构了同质化的英格兰性。斯威夫特在阈限空间中找到当代英格兰性的典型地理，并用“普遍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叙事为英格兰人寻找新的归属感。 关 键 词：地方/英格兰性/乡村/阈限空间/普遍的人文主义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新作、短篇小说集《英格兰与其他故事》(England and Other Stories，2014)是他自创作《水之乡》(1983)以来的七部长篇小说、一部随笔集之后，时隔三十余年向短篇小说形式的一次回归。与上一部短篇小说集《学游泳与其他故事》(1982)相比，新作分量更重，题材更为丰富多样，笔力也更加大胆矫健。作品扉页引用了斯特恩(Laurence Sterne)《项狄传》中的一句话：“天哪，我的母亲说，这个故事讲的都是什么？”纵观全书，一个答案无疑是英格兰。正如斯威夫特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所说，(故事集中)“每一个故事完全可以单独来读，但我希望它们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本质已由书名所提示”。(Swift:“Graham Swift on Englishness”) 作为“英格兰生活的编年史家”，(Scholes)斯威夫特对英格兰这一地方和英格兰性的关注由来已久。他承认自己对英格兰风景怀有真诚的热爱，并且无论他对自己的国家有多么不满，他始终认为自己祖国的土地本身是好的，称这种强烈而原始的感情为“土地之爱”。(Swift，2009:302)《水之乡》里东安格利亚的芬斯沼泽地、《从此以后》(1992)和《但愿你在这里》(2011)的西部乡村德文郡、《杯酒留痕》(1996)中的“英格兰花园”肯特郡等，无一不是这种“土地之爱”的明证。在回答“您是否觉得一直在写作中考虑做英格兰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 这从来不是一个有意识的目的，但是，我的写作反映了我的国家和属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尽管我对我的国家的外表有一种真挚的热爱，我还是喜欢走出去看它，仿佛带着陌生人的眼光。……非常显然，当“土地”和“乡村”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谈，被用来“以国家之名”行事的时候，我的小说是持复杂而质疑的态度的。(Swift:“Graham Swift on Englishness”) 这说明，尽管他承认自己对英格兰地方的本能热爱，却有意识地与民族主义感情和宏大叙事保持批判的距离。他一直强调“地方是路径，是通往普遍性的入口”，他的书“或许是关于英格兰的，但可能主要是关于我们每个人都占据的内在领土的。除了人的身体界限，这片领土没有边界”。(同上)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写英格兰人来写普遍的人，通过写英格兰性来写普遍人性的。斯威夫特对英格兰性的理解既包含又超越了英格兰的地方特性，体现了普世的人文关怀。 一、地方与英格兰性 英格兰性(Englishness)，顾名思义是指英格兰的民族性格和身份。很长时间以来，英格兰性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与英格兰人长期的帝国缔造者、历史胜利者身份有关。英格兰性被掩盖在帝国的光芒之下，甚至与英帝国性等同。这一切在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帝国的衰亡而改变：前殖民地的独立，英联邦政府的权力下放以及以苏格兰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加入欧盟导致的主权部分丧失，美国等世界大国的崛起，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涌入等，深刻改变了英国的国内外状况和英格兰人的心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寻找和定义英格兰性成为众多英格兰人的选择，也成为学术界，包括文学评论界的热门话题。 其实，英格兰性虽然缺乏准确定义，却有一个明确的指代——英格兰这一地方本身。很多人认为，正是英格兰本土风景的神秘和独特性，给英格兰人带来民族认同感。福特(Ford Madox Ford)有一句经典名言：“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不是种族的问题，而仅仅是地方的问题，地方与精神，精神是环境的产物。”(转引自Baucom：3)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英格兰：一曲挽歌》中提出，英格兰人没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由“与英格兰这个地方的个人关系”形成的，是由“家的体验”造成的，这个地方因为这种个人关系而“具有神秘色彩”。(15)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在《阿尔比恩——英格兰想象力的起源》一书结尾写道：(英格兰文化)“最强大的冲动见于我所说的地方精神中，意思是一个地方可以对所有在其中生活的人产生影响和引导的作用。……地方精神可以被用来包括整个民族本身。”(464) 在所有蕴含着英格兰性的地点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广泛的当属英格兰“美好的绿地”(“green and pleasant land”)了。这一表述最早见于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804年的诗作《耶路撒冷》。①“美好的绿地”无疑是指英格兰乡村的美好田园风光，因此这一特性又被称为“乡村神话”——“自工业革命以来，常常存在于生活在城市的家庭中的对英格兰乡村的深深眷恋和渴望”。(Taylor)“神话”一词暗示，用对乡村的向往表征英格兰性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而非内在、本质的属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民族下过著名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derson：6)霍布斯鲍姆强调民族建立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而不是相反。(10)据伯布里克的研究，田园风光崇拜起源于古代，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蔚然成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受贵族阶层的推崇而重现生机，工业革命开始后更是作为工业革命弊病的解药，被英格兰社会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新兴中产阶级所追捧。它在文学艺术领域，尤其是风景画中得到展现和发展，却往往刻意抹杀了画面中不尽如意的部分(如下层阶级的贫苦生活等)，成为中产阶级趣味的反映。(Berberich:209—11)一直以来，乡村神话在文化(文学影视作品、音乐、广告和旅游产业，等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深深影响着英格兰人的民族认同。而这一“想象和理想化的风景”(213)作为一种刻板印象，其背后所隐藏的不稳定因素和权力斗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理解和认识。 二、地方记忆与英格兰的暴力创伤历史 斯威夫特说，“在‘美好的绿地’下面不深的地方，掩盖着一定情感或身体的暴力因素。我想这样的暴力因素有很多。”(Swift:“Graham Swift on Englishness”)斯威夫特笔下的暴力主要指的是战争。战争是英格兰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民族身份的基石”。(Rau:208)作为曾经的大英帝国的核心，英格兰民族走向辉煌的历史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洗礼。20世纪，英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伦敦等城市还遭到轰炸，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留下深重阴影。每年距离11月11日最近的那个星期天，在英联邦国家，尤其是英国，都会举行盛大的荣军纪念日。人们佩戴红色的虞美人，用花环、诗歌、默哀等形式缅怀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冲突中阵亡的士兵。 战争是斯威夫特作品由来已久的主题。“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主要人物未以某种方式受到20世纪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Malcolm:21)新作故事集中，《血液学》涉及1648年英国革命，《战争条款》与1805年英法海战有关，《她是唯一的一个吗？》、《约克郡》和《卡明斯基夫人》讲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螺旋形意面》事关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战争故事，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英格兰战争史。不仅如此，他还把公共领域的战争暴力与私人领域的家庭和性暴力并置，显示两者的同源性。男性在战场上所遭受的身体伤害和心理创伤，往往会转嫁和延续到后方的女性身上，而这些在由民族主义和男权主义主导的官方历史中鲜有叙述。通过对暴力创伤历史的书写，他揭示了“美好的绿地”所代表的和平、安宁的英格兰外表下面蕴藏着的未被讲述的创伤记忆，解构了宏大历史叙事。而英格兰人只有开始讲述，才能找到走出创伤的途径。 故事集中，大多数英格兰人对待暴力创伤的态度都是沉默和回避。作为战争幸存者的男男女女都用恭敬的沉默纪念死者，而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绝口不提。如《约克郡》开篇所言：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任何话。他们谈论无法回答的逝者，他们佩戴虞美人站在四周，但这些活着的人，他们闭着嘴，继续生活。无论如何，难道这不是对逝者最好的感谢方式吗？你是这样做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Swift，England：113) 《她是唯一的一个吗？》中的一战铁道兵阿尔伯特“从来没提过他的弹壳震惊”，(167)妻子莉莉只能从他从战场回来后的异样中察觉他的变化。《约克郡》中的二战空军上士拉瑞也从不谈论他的那些执行任务的夜晚，妻子黛西只能从他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魇中猜测他的创伤。他们对待性暴力创伤与对待战争创伤的方式如出一辙。《约克郡》中，面对女儿艾蒂对拉瑞的性暴力指控和“受了创伤”(119)的控诉，黛西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静夜独卧，她却不由想起自己深埋心底的相似经历。对创伤的讳言是帝国和战争经历赋予英格兰人坚忍自尊性格的表现，也取决于创伤本身难以理解、模糊不定的特性。卡露丝认为创伤经验体现于它“持续不断地按原样返回”与“知道甚至看见过程中的延迟或不完整”之间的悖论，(Caruth，1995:5)也就是创伤体验的直接性与创伤理解的滞后性并存的情况。 暴力创伤给英格兰“美好的绿地”打上阴影，使它们成为创伤记忆储藏的地点，因为压抑而失去记忆的地方。华兹华斯评论家和大屠杀研究者哈特曼坦言，“在我的大部分作品中，都隐含着对地方及其记忆和身份(个体而非集体的)的思考。”(Caruth，1996:645)他认为， 华兹华斯的独特性部分来自于他把地方变成记忆-地方：时间之点，这些地点处于时间意识之中，并创造了时间意识。也就是说，反思的时刻从各个维度被引入。还有康复。康复若要有效有益，必须和地方相连。……在大屠杀之后，在进入机械复制的时代之后，记忆的地方、华兹华斯式记忆的地方失落了。(同上) 对创伤的压抑和逃避使英格兰和平、安宁的地方成为失去记忆的黑暗、恐怖意象。就像《卡明斯基夫人》中的卡明斯基夫人把波兰这个二战中受德国入侵的国家当成了与自己的创伤记忆和死亡等同的地方一样，《约克郡》中黛西也习惯了把约克郡这个拉瑞所在的空军驻扎地当成“一切恐怖事物的代名词”。(121)《螺旋形意面》中，男主人公最后一次与在阿富汗当兵的儿子道格通话的地点——他应儿子要求买螺旋形意面的超市货架边——成了他不忍再次靠近的地方。 随着帝国的解体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直面、讲述暴力创伤的历史成了越来越多英格兰人的选择，这意味着进入创伤的黑暗中心，这也是化解创伤的前提。创伤研究表明，讲述是创伤复原的重要步骤。它把没有词语、以意象存在的创伤记忆转化，整合进幸存者的生活故事，不仅包括对创伤意象的具体描述，也包含对创伤事件的理解和思考，对信仰体系的重建等。(Herman：173—78)《约克郡》中，艾蒂选择在当事人年逾古稀之际打破沉默，讲出真相，希望获得迟到的公正。小说集中的其他战争故事，也无不是斯威夫特借叙述者之口对英格兰民族暴力创伤历史的讲述和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 三、地方迁移与英格兰的差异多元现实 地方不仅以记忆的承载者身份与英格兰性的历史维度相连，也影响和体现着英格兰性的现实维度。霍尔在论及族裔散居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时说：文化身份不仅是“是什么”的问题，也是“成为什么”的问题。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超越了地方、时间、历史和文化。文化身份有其来处，有其历史。但是，正像一切历史性的存在一样，他们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他们远远不是永远固定于本质主义的过去，而是受到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持续“嬉戏”的影响。(Hall:225) 文化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属性，而是受到历史、文化、权力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建构的。英格兰乡村神话作为英格兰性的文化表征，在吸引移民来英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后帝国、全球化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不同族裔、地域、阶层的英格兰人的交融共处，英格兰乡村神话所表征的符合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趣味的同质化英格兰性逐渐改变，英格兰社会呈现差异多元的现实。以族裔为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出生在英国之外的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居民的13.4%(7500万)，1951年这个数字是4.3%(1900万)，而这个增长有一半是在2001年以后发生的；六十年来移民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增长的贡献接近半数(45%)。(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Webpage)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趋势在英格兰，尤其是大都市伦敦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种变化也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得以呈现。此前，因为作品人物多为英格兰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背景多位于英格兰城郊或偏僻的乡村，他曾被质疑“世界观狭隘保守，不愿接触女性主义议题和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现实”。(Craps:650)虽然在访谈中斯威夫特援引自己的创作理念为自己辩解，②在《英格兰与其他故事》这部新作中，他更加自觉地突破了这种限制，不同族裔、地域、阶层、性别和性取向、宗教信仰的英格兰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如：《卡明斯基夫人》、《拯救灵魂的恩典》肯定了以波兰裔和印度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英国二战中的贡献牺牲；《霍利和波利》讲述了一位爱尔兰移民、天主教徒在伦敦找到工作和同性真爱的故事；《英格兰》是两个来自不同族裔和地域的英格兰人相遇互助的故事。 其中《拯救灵魂的恩典》较为典型。它用一对父子、两代印度移民成为英格兰人的故事，凸显了英格兰作为一种权力_知识话语和记忆的载体在身份认同中的独特作用。“风景不再是一种专门的自然现象，而是一处被历史塑造的场所。我们对环绕着我们的风景的阅读总是结合着继承的记忆、确凿的信息、个人的以及民族的政治。”(怀特海德：58)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子民，二战期间，在很多印度青年为反对英国而战的时候，主人公兰吉特选择为英国而战，并来到英格兰乡村多塞特的一个军营： 实际上我爸爸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从小就崇拜英格兰的一切。他说英语，非常流利，不是意大利语。他身处英格兰乡村，在春天——茅草小屋、报春花、风铃草，他只从书上读到的一切。他甚至弄了辆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呼呼地骑。(87) 兰吉特的心理反映了英格兰乡村的文化感召力在他的民族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情感和记忆：他的战争和负伤经历，他奇迹般地保住性命和双腿，收获了英国姑娘罗斯的爱情，让他觉得“现在他的家在英格兰”。(91)二战后，印度独立，他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做出新的选择。如果说兰吉特仍然需要在英格兰人和印度人两种身份之间斗争和选择，那么兰吉特在英国出生的儿子谢医生则可以宣称：“我和你一样是英国人”了。(85)谢医生在成长中仍然要与族裔歧视做斗争，他一直用父亲的那些被截肢却露出灿烂笑容的白人战友的照片，鼓励自己积极面对人生中的“不利境地”，(89)终于成为一名心脏科医生和高级咨询师，并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的病人听。他想说明的是，族裔歧视不过是每个人生活中会遇到的许多困境中的一种，这从侧面反映了英格兰的差异多元现实。 斯威夫特这样概括他心目中当代英格兰的差异多元图景： 尽管物理乡土的一些特征还继续保留，毫无疑问英格兰这些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同质化和容易定义了。我的25个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它们都是“英格兰的片段”，但同样可以说它们都是不同的英格兰。我希望，它们诚实而不乏同情地反映出，英格兰是一个混合体——一些故事人物的根在英格兰之外：亚洲、加勒比海、塞浦路斯、波兰、爱尔兰。同时它们也反映出这一事实，英格兰面积虽小，本身却是多种多样的——汉普郡与约克郡不同，甚至对它自己也很陌生。(Swift:“Graham Swift on Englishness”) 四、阈限空间与英格兰的人文主义故事讲述 斯威夫特从地方视角出发，不仅解构了英格兰的光荣历史和同质现实，也探讨了本质主义的英格兰性解体之后英格兰人如何寻找归属感的问题。关于《水之乡》，英吉尔滨写道：“……斯威夫特的想象力最终被吸引到那种阈限空间，其中英格兰消解于无形。”(Ingelbien:40)她认为，这种对英格兰的解构具有积极意义，它“含有超越对英格兰身份的否定的含义”，实际上是“普遍的人文主义”。(44—45)的确，斯威夫特坦言对阈限空间的偏爱，称他的全部小说世界几乎都是“熟悉转化为陌生，实在屈服于虚幻，现在融合进过去，稳固与安全变得不定和迷惘”的世界。(Swift，2009:300)如《水之乡》中的水之乡是充满内在矛盾性的英格兰历史的隐喻；《杯酒留痕》和《但愿你在这里》的旅行目的地都是海边，象征着“超越了‘狭隘的’英格兰性，与‘广阔世界’紧密相连，流动、变化，永恒变革与更新的民族主义”。(Rogers:184)这里的阈限空间可以理解为巴巴所言的第三空间，“文化差异的表达中产生的时刻和过程”。(Bhabha:2)文学叙事也正是这样的阈限空间，具有消解种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英格兰性，重构差异、流动、变化的英格兰性的独特能力。斯威夫特强调每一个个体的“历史性隔绝”，以及想象与叙事在跨越这种隔绝，“把我们带出我们通常且有时是狭隘地居住的地方”的独特作用。(Swift，2009:308—09)可见，他最为看重的地方不是英格兰，而是每一个个体的内在精神空间，相比英格兰性，他更关注普遍的人性。在他看来，个体之间的移情想象、关爱互助，即超越集体身份认同的“普遍的人文主义”是重构当代英格兰性的关键，也是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存在的理由。 新作故事集的标题故事、压轴之作《英格兰》正是以阈限空间为背景，对英格兰故事的人文主义讲述。它从一个偏居一隅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海岸警卫队员肯恩·布莱克的视角出发，以他与来自北方的黑人喜剧巡回演员强尼·杜赫斯特的偶遇故事，表现了传统的英格兰与陌生的英格兰相遇，并与之产生认同的过程。故事的发生地是英格兰西南部的埃克斯穆尔。像水之乡一样，它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阈限空间：一面是“大片的荒野”，另一面是“大海”。(Swift，2014:257)埃克斯穆尔这一空间的阈限性还体现在它虽然地处偏远乡村，却俨然成为伦敦富人休闲娱乐的场所，而在英格兰殖民历史上，它也曾是通往东方的必经之路。强尼的黑皮肤，他那交替使用的英格兰北方口音和加勒比海口音，以及两种声音背后的玩笑口气都让肯恩感到十分“陌生”。(259)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把强尼为给鹿让路而陷进深沟的车抬出来后，获得了短暂的交谈与互相了解的机会。当肯恩为强尼的即兴笑话而激赏、大笑时，他们也在那一刻跨越族裔、地域、职业等界限，重新认识了对方，达成理解与默契。他们产生认同的基础正是强尼的表演所沟通的普遍的人性。这次相遇给肯恩的最大启示就是英格兰的“广阔”与“奇异”：“他知道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这片他常常背对着的土地，这片埃克斯穆尔之外奇异而广阔的空间。事实是，他知道得非常少。再次停车的时候，他想，自己真的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274) 虽然在《英格兰》中，肯恩自觉没有讲故事的能力，决定把他与强尼的奇遇埋藏心底，但是在新作故事集中，斯威夫特却发挥他的讲故事技巧，讲述了25个精彩纷呈，平淡中见奇崛的故事，显示出文学叙事在经受暴力创伤历史，面对差异多元现实，以及重构当代英格兰性中能够起到的独特作用。不同的故事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者和叙事声音，以更好地为主题服务。如《血液学》假借历史人物，血液学家威廉姆·哈维之口，以言辞古雅的信件形式，表达了对英国革命时期激进的社会氛围的反对和对人心、个体等人文主义思想的尊重和强调。再如《卡明斯基夫人》，全篇以一个因摔跤而神志不清的高龄老太太与医护人员的有趣对话揭示了二战后一家波兰裔英格兰人的悲惨遭遇，老太太重复而令人困惑的话语契合了创伤事件给人物的持续影响。故事集延续了斯威夫特一直以来对小人物的关注，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哲理、恐怖、惊奇，等等。故事集里不乏性取向异常、道德失范的人物，故事的讲述却又往往显示了这些异常人的可理解、正常之处，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 斯威夫特提醒读者，“《英格兰与其他故事》这一标题的一个反讽或隐含意义就是英格兰本身或许是一个‘故事’，一个编造的想法，在它之外现实是很不相同也很难确定的。”(Swift:Webpage)这表明，他与众多当代民族身份和文化地理学者不谋而合，认为民族身份和民族地理是一种语言等再现手段的建构，充满不确定性、矛盾性和混杂性。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又在解构了本质主义的英格兰地方和英格兰性之后，在阈限空间中找到当代英格兰性的典型地理，并用“普遍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叙事为英格兰人寻找新的归属感。 ①原诗译文如下：“这些脚是否曾在古代/走过英格兰的绿色山冈？/是否上帝的神圣羔羊/曾出现在英格兰的愉快草场？//上帝面上的光/是否照穿过我们山上的阴云/是否这里建立过耶路撒冷/在撒旦的黑暗工厂当中？//给我闪亮的金弓/给我欲望的箭/给我矛，啊，让云铺开/给我战车放火焰！/我将不停这心灵之战/也不让我的剑休息/直到我们把耶路撒冷/建立在英格兰美好的绿地。”见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第204—05页。这首诗提到了《圣经》中的传说，即耶稣基督曾在年轻无闻时驻足英格兰。一般认为，布莱克借此表达面对工业革命(“撒旦的黑暗工厂”)带来的巨变，保护英格兰的美好绿地，在此重建耶路撒冷，亦即人间天堂的愿望。该诗在一战中由哈勃特·派瑞谱曲，成为流传甚广的歌曲，起到极大地鼓舞士气的作用，并在日后成为英格兰的非官方国歌。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_did_those_feet_in_ancient_time〉。 ②如针对人物社会属性范围狭窄的批评，他称人物的社会标记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关于他小说的英格兰地方背景，他说地方性是通往普遍性的钥匙，他的目标是发现熟悉、普通事物中的奇异之处。(Craps) 参考文献： [1]Ackroyd,Peter.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New York:Ancho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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