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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摩洛哥学者穆罕默德·阿卡赖的《玛卡梅与流浪汉小说》使流浪汉小说这一“最具原创精神的”西班牙文学现象的原创性受到了责疑。循着他的思路，本文试图通过列举流浪汉小说与玛卡梅的雷同以及阿拉伯文学对早期西班牙文学的影响展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同阿拉伯玛卡梅的可能的亲缘关系。 关键词 玛卡梅 流浪汉小说 《小癞子》 《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 马丁·贝纳尔在《黑色雅典娜》中指出，18世纪以降，基于种族主义等原因，西方文明的东方因缘被有意地忽视和否定了。[[1]]同样，约翰·霍布森认为，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兴盛，东方的影响被人为地忽略和抹煞了。[[2]]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西班牙与东方，尤其是阿拉伯的关系。虽曾有极端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鉴于近代西班牙与东方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认为它是一个另类；然事实是：没有西班牙就难有近现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一如没有古希腊也很难设想西方会有如此这般的古典文明。总之，没有东方，又何来西方？这并非基于辩证法的有无相生，而是囿于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无法与东方的贡献划清界限。 在一定程度上，《黑色雅典娜》和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是对西方古典债务的一次清算，而洛佩斯·巴拉尔特的《西班牙文学的伊斯兰印记》则钩勒了阿拉伯文学在中世纪中叶至文艺复兴运动（甚至现代）西班牙文学中的鲜明印迹。[[3]] 正是通过西班牙，阿拉伯和近代东方文化（甚至中国的“四大发明”等）才得以进入西方，于是也便有了但丁（尤其是《神曲》对阿拉伯文学）的借鉴，[[4]]更有了伊比利亚文学及其文化那不可磨灭的伊斯兰色泽。1998年，摩洛哥学者穆罕默德·阿卡 一 虽然早在1928年，西班牙左派学者、人民阵线的贡萨莱斯·帕伦西亚已经指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与阿拉伯玛卡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6]]之后，世界在热战和冷战中飘摇，直至1968年，受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西班牙作家胡安·贝尔内特旧事重提，认为玛卡梅“以其非凡的生命力先后在波斯、希伯来和西班牙文学中扎下根来”。[[7]]同样，英国东方学者哈米尔顿·罗斯金在《玛卡梅文学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一文中再次发表类似的观点：“阿拉伯玛卡梅显然在中世纪文学中留下了印记。”“前者对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8]]前不久， 此类言论颇多，但终究未及证说两者的源流关系。这种悬而未决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尽管阿卡赖在其著作中列举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与阿拉伯玛卡梅的大量足以令人信服的相似性。受其启发，我们大致可以列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与玛卡梅的以下雷同[[10]]： （一） 出身卑微，浪迹天涯。 1、离乡背井。哈里里的主人公和小癞子都从小没有父亲。他们的母亲分别说到他们的父亲，说他们的离世与一场战争有关。在《小癞子》中，战争被明确定性为“捍卫正教”，而且地点就在赫尔韦斯。它隶属于安达卢斯，是西班牙光复战争的最后堡垒之一。不仅如此，小癞子的继父被描绘成一个“黑人”。这其中颇有几分针对阿拉伯人的寓意。此外，两位母亲时隔数个世纪，却几乎以同样的口吻告戒即将远去的幼小的孩子：靠你自己！[[11]] 作为流浪汉，离乡背井是不可避免的，但《小癞子》与哈里里《玛卡梅集》的上述巧合值得引起关注。作为先决条件，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小时候同样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而他离开母亲，也是因为家里太穷。 2、居无定所。赫迈扎尼在《玛卡梅集》第四十一篇中写道：“亚历山大是我老家，/正因为如此我必须流浪。/我晚上在萨马，/白天就到了伊拉克。”[[12]] 哈里里在《玛卡梅集》第五十篇中也有过类似的叙述：“我生在萨鲁伊，长在马背上，年纪轻轻就历尽坎坷。我到处流浪，惯看人间沧桑……”[[13]]此外，哈里里的主人公出生的地方在巴格达附近，那儿有一条河。如果这也是巧合，那就真的是无巧不成书了。 《小癞子》的主人公自述道：“我叫托美思河的癞子……有一晚，我妈偶然在磨房里，她肚子里正怀着我，忽然阵痛，当下就生产了，所以我说自己生在那条河里是千真万确的。我八岁那年……有个住店的瞎子看中我可以领他走路，问我妈要我。她就把我交托给瞎子……她求瞎子顾念我是孤儿，好好看待我。”[[14]]小癞子从此跟随瞎子浪迹天涯，后来又几易主人，历尽人间苦寒。 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中的主人公一样出身贫寒，从小四处流浪，“我一路流浪，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四处乞讨，任凭人们随意施舍。不瞒您说，意大利人最为慷慨，将我变得非常贪吃，以至于不忍放弃这乞讨的营生……”[[15]] 3、饥肠辘辘。 无论是赫迈扎尼还是哈里里的《玛卡梅集》，都有大量篇幅用来描写流浪者的窘境。其中最让人过目不望的是他们饥肠辘辘的样子。当然，既为乞丐，饥寒交迫是免不了的。问题是，无论阿拉伯玛卡梅，还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表现饥饿的方法如出一辙。 赫迈扎尼在《玛卡梅集》第二十二篇中有这么一段：一天，有位“好心人”请流浪汉吃饭。“好心人”滔滔不绝，直说得天花乱坠，而且越说越起劲，饿得流浪汉两眼发黑。最后不仅饭没吃成，害得流浪汉两天不想吃东西。 同样，小癞子的描写入木三分：“快两点了，我瞧他像私人似的没一点要吃饭的意思，立刻觉得征象不妙。我随后又注意到大门已经上锁……他坐了一会儿问我说：‘孩子，你吃饭了吗？’我说：‘没有呢，先生，我碰到您的时候，还没打八点。’‘那时候还早，可是我已经吃过早点。我告诉你，我早上吃了点儿东西就整天不吃了……’您大人可以料想，我听了这话差点儿晕倒，不仅因为肚里空虚，实在是看到自己运气坏尽坏绝了……可是我尽力克制，脸上不露，只说：‘先生，我谢天照应，不是个贪嘴孩子。我不是吹牛，我在年岁相仿的孩子里胃口最秀气，从前几个主人至今还为这个夸我呢。’他说：‘你有这种美德，我就更喜欢你了。敞着肚子吃的是猪，上等人吃东西都有节制。’我暗想：‘我还看不透你吗？我投奔的主子都把挨饿当作良药或美德，真是活见鬼！’”[[16]] （二） 愤世嫉俗，冷嘲热讽。 赫迈扎尼的《玛卡梅集》愤世嫉俗，有诗为证： 这时代是小人横行霸道， 穷成了君子的象征符号， 君子要向小人乞求哀告， 这标志着世界末日来到。 或者： 这个时代多灾难， 处处不公真凶残， 愚昧为美受称赞， 理智成丑被责难， 金钱好似幽灵般， 但总围着小人转”。[[17]] 哈里里的玛卡梅没有如此直白的社会批判言论，但他们对上流社会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譬如第九篇玛卡梅关于法官及其女儿的贪婪和愚蠢，简直令人捧腹。话说作品主人公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大法官，让他相信自己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法官把女儿嫁给了他，却得知女婿的所谓点石成金其实是读书（而且是文学）和耍嘴皮子。这颇有几分古时中国书生的旨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也。 另有第十篇玛卡梅，说的是市长大人有断袖之癖，故事主人公为了骗取钱财，不惜“以身相许”，最后当然是“坏人”丢了“夫人”又折兵。其中的滑稽可想而知。 《小癞子》对社会的批判鞭辟入里。贫穷的瞎子是那个社会的边缘人物。都说当时的西班牙遍地黄金，但赤贫却瘟疫似的在其城乡蔓延。然而，就是瞎子这么一个边缘得再不能边缘的小人物，居然导演了让小癞子哭笑不得的一出出“好戏”。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吃葡萄”一节。这里的幽默令人迁思另一部阿拉伯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 且说瞎子“已经用膝盖顶了我好几下，又揍了我好几拳了。我们坐在一围栏上，他说：‘这回我让你放量吃。这串葡萄咱们俩各吃一半。你摘一颗，我摘一颗，这样平分。不过你得答应我，每次只摘一颗，不许多摘；我也一样，咱们就这么直吃到完，谁也不能作弊。’我们讲定就吃。可是那奸贼第二次摘的时候改变了注意，两颗一摘，料想我也那样。我瞧他说了话不当话，不甘落后，还要胜他一着；我只要吃得及，每次摘两颗、三颗，或者还不止。那串葡萄吃完，他还拿着光杆儿不放手，摇头说：‘癞子，你作弊了。我可以对天发誓，你是三颗三颗吃的。’我说：‘没的事啊，干吗疑心我三颗三颗吃的？’那乖觉透顶的瞎子答道”‘你知道我怎么瞧透你是三颗三颗吃的？我两颗两颗吃，你始终没嘀咕一声呀。’”结果自然不妙，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离开瞎子，另择主人。 小癞子后来的主人中居然有一个侍从。他出身卑微，却装得比绅士（或者骑士）还要虚荣。他身为别人的侍从，吃了上顿没下顿，却要雇个廉价的小侍从（小癞子）陪他装模作样。有一天，他饥肠辘辘回到家里，但见孩子拿着乞来的面包：“哪儿来的？是干净手揉的面吗？”说罢，他就取过面包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 （三） 劣迹斑斑，只为生存。 小偷小摸、小蒙小骗是流浪汉的生存法则。赫迈扎尼在《玛卡梅集》第三篇中描述主人公行骗的方式：他有时扮成瞎子，有时举着写满痛苦和不幸的字牌在市场上博取同情。他在字牌上说自己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者再将自己装扮成失去劳动能力的重度残废。哈里里的主人公则能偷即偷，能骗即骗。这颇似古斯曼的作为。 小癞子的做法是“监守自盗”。他趁新主人不在家，请修锁匠复制了食品柜的钥匙。从此以后，“我等他一出门，马上开了我的面包乐园，捧起一个面包就咬，不到两遍信经的工夫，早就把它消灭得无影无踪，也没忘了重把柜子锁上”。但好景不长，“他屈指计算着日子，点数了好半天，说道：‘这柜子要不是好好儿锁着，就该说面包有人偷了。以后我得记个数，免得不清不楚。这里还有九个面包和一块零头……’”[[18]]这样一来，“我的肠胃预料又得照旧守斋，立刻感到饥饿的抽搐……前两天养粗了胃口，饿来越发难熬……上帝保佑苦人，瞧我这样困苦，就启示我一个不无小补的办法。我想：‘这只柜子旧了，又很大，还有些小小的窟窿，说不定老鼠钻进去吃残了面包。’……我主人回来吃饭，开柜看见面包破破残残……他把柜子周身细看，找到些窟窿，疑心钻进了老鼠去……找些小木片儿，把旧柜子上的窟窿一一修补。”主人刚补好窟窿，小癞子就用小刀在别的地方凿了洞。于是，主人只好买了老鼠夹和奶酪来捉老鼠，结果奶酪没了，老鼠没夹着。小癞子假惺惺地说，那可能不是老鼠惹的祸，而是因为家里有蛇。主人最怕这玩意儿，就嘱人请了捉蛇的。那天夜里，忙了一天，又没正经进食的小癞子饿得实在顶不住了，又故伎重演，结果被捉蛇的一棒下去打晕了，嘴里还衔着那把复制的钥匙。这下主人终于恍然大悟，将小癞子赶出门去。 （四） 良心发现，弃旧图新。 哈里里《玛卡梅集》第五十篇讲述了流浪汉的悔恨。为了生存，流浪者被迫留下不少劣迹。但是，他最后良心发现、追悔莫及。小癞子固然因为时来运转（且不知何故，小说必得匆匆结束），没有说出后悔的话来，倒是《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有一番“推心置腹”的忠告留给世人：“你想健康快乐、平安富有、无怨无悔地生活吗？请记住我的忠告：你必须像临终忏悔那样好好反省，同时遵守法律的规定……靠你勤劳生活，而不是游手好闲、贪念别人……”[[19]] 二 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但学术界终因缺乏西班牙作家现身说法的“铁证”而未能就玛卡梅对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作出明确界定。[[20]]然而，作家的话能全信吗？对文学资源三缄其口者有之，声东击西的也不乏其人。此外，塞万提斯曾自诩鼻祖，谓之前的小说不是摹仿（别人），便是翻译。 文学体裁的演变或消长证明不同民族在类似生产力、社会发展状态下完全可能产生某些相似性。因此，倘使西班牙流浪汉小说是在与阿拉伯玛卡梅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我们也许只能感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但是，玛卡梅确实早在《小癞子》产生之前就已进入西班牙并且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问题是，不仅《小癞子》及之后涌现的流浪汉小说只字不提玛卡梅，就连对阿拉伯文学的一般肯定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中也是阙如的。[[21]]再则，《小癞子》的佚名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是谓语匿名。这使他与玛卡梅的关系因此而更加难以查考。退一步说，即使《小癞子》是署名作品，作者也会撇清他与玛卡梅及任何阿拉伯文学的关系，盖当时正值西班牙反宗教改革运动高潮，西班牙天主教同时对一切异教采取零容忍态度。[[22]]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所有穆斯林或犹太人不是被强制改教，便是被驱逐出境。在这样的情势下，阿拉伯文学及整个穆斯林世界成了反面教材、讥嘲对象，所有基督徒对之不是噤若寒蝉，便是撇清关系犹恐不及。 诚然，不可否定的是西班牙严峻的社会问题无疑是《小癞子》赖以产生的土壤。十六世纪中叶，穷兵黩武的西班牙一方面继续向美洲大量派遣军队，肆意掠夺印第安人，以满足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全国各地金融和商业的盛行在消耗黄金白银的同时，阻碍了人们曾经引以为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社会风气和劳动力的匮乏以及残疾军人队伍的扩大，也是导致农业和手工业破败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都是产生流浪汉阶层的重要原因。同时，骑士小说被禁和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造成了大众读物的阙如，从而为新文学体裁的诞生提供了空间。学者阿美里科·卡斯特罗在分析流浪汉小说成因时就曾指出，“流浪汉是反英雄。流浪汉小说显然是一种反英雄冲动，随着骑士小说和神话史诗的终结而产生”。[[23]]之后，著名学者里科此外又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了六大渊源：一、西班牙民间传说；二、《金驴记》；三、《塞莱斯蒂娜》；四、《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诏令》（也即 由是，我们或可引申出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即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在缺乏作家、作品明确证说的情况下如何给出影响学意义上的界定和结论。首先，无论如何，《小癞子》及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与阿拉伯玛卡梅的关系是必须探讨的（此外，《小癞子》被禁的原因或许不尽是它对西班牙的“不恭”，极可能还在于它延续了玛卡梅的传统：是西班牙的玛卡梅）。其次，尽管目前缺乏直接的“铁证”，但两者的关系之所以必须探讨是因为：一、赫迈扎尼和哈里里的玛卡梅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进入西班牙读者的视阈；二、阿拉伯文学对同时期和之前之后西班牙其他文学体裁（如谣曲、骑士小说等）的影响也是印证了两者的亲缘关系的旁证。 玛卡梅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就已经进入西班牙。据贡萨莱斯·帕伦西亚查证，玛卡梅最早传入安达卢斯是在1180年。是年，安达卢斯的法学家阿贝纳尔卡塞尔（Abenalcaser）摹仿赫迈扎尼或哈里里，用拉丁文创作了一系列玛卡梅。之前，艾布·塔希尔·穆罕默德·萨拉戈斯蒂（Abu at-Tahir Muhammad as-Saraqusti,?~1144）则用阿拉伯文创作了五十篇玛卡梅。同时，为哈里里注疏的安达卢斯阿拉伯文人有欧盖勒·本·阿蒂叶（Uqayl bn Atiyah, ?~1211）、艾哈迈德·舍雷什（Ahmad ash-Sharishi,1161~1222）等。更为重要的是，安达卢斯学者艾布·艾赫迈德·萨里斯（Abu Ahmed as-Sarisi, ?~1222）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玛卡梅学家。[[26]] 如果说这些情况尚不足以说明玛卡梅对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那么其他阿拉伯文学对早期西班牙文学的影响当可从旁提供佐证。众所周知，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所译作品多为古希腊经典，而阿拉伯及东方文学只是作为附带品被偶尔牵入的。倒是在阿方索十世时期，卡斯蒂利亚王国开始主动译介阿拉伯文学，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翻译高潮（史家称之为“新翻译运动”）。在两大翻译运动之间，穆斯林统治下的安达卢斯及其周边地区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促使东西文学互动的移译。明证之一便是《卡里莱和笛木乃》。据梅嫩德斯·佩拉约考证，它早在公元9世纪便开始进入伊比利亚基督徒读者的视阈，而且是以署名作品的形式出现的：作者为阿卜达拉·本·阿尔莫卡法，由一位名叫萨西的人翻译出版。[[27]]译本从出的叙利亚阿拉伯文版生成于公元6世纪，其中三分之一的篇什与《五卷书》有关。与此同时，伊斯兰民歌民谣和传奇故事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安达卢斯文学可能生成于公元8至9世纪。公元10世纪，著名学者伊本·阿卜迪·拉比西行，他带去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编纂了著名的《罕世璎珞》。《罕世璎珞》凡25卷，广泛萃取阿拉伯诗文精华，被认为是东方诗学巨著，不仅对西班牙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出口转内销”、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后来兴盛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俚谣”或“择吉二韵诗”（“Zajal”或“Zejel”）很可能就是从拉比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古二重韵诗，主要采用拉丁方言，诗句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吟唱。这种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催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二韵诗”群。它直接影响了西班牙谣曲的发生与发展。公元10世纪广泛流行于伊比利亚南部的西班牙阿拉伯-犹太多韵诗——“彩诗”即“穆瓦什哈”（“Muwashaha”）也是在同样背景下产生的，而缀于“穆瓦什哈”当中的早期西班牙语诗歌“缀诗”即“哈尔恰”（“Jarcha”）则是其衍生物。而“哈尔恰”被认为是西班牙乃至欧洲最早的抒情诗和俗语文学。[[28]]同时期安达卢斯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伊本·哈兹姆。他的《鸽子项链》（1023？）是一部爱情叙事诗，和两个世纪之后流传的《辛德巴》异曲同工。二者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当不亚于《卡里来和笛木乃》。《辛德巴》又名《骗术或厌女之书》，与《卡里来和笛木乃》不同，寓言色彩减少了许多，但叙事手法更为圆熟。到了14世纪，《卡里来和笛木乃》、《辛德巴》等阿拉伯故事在伊比利亚风靡一时，以至于圣彼得·帕斯瓜尔大主教不得不公开提醒基督徒对诸如此类的作品保持警惕。“朋友们，别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劳什子上。难道你们真的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吗？什么女人有害啦，小鸟说话啦……小鸟现在不会说话，过去也从来不曾说过话……这些谎言有害身心啊！”[[29]]的确，这些作品的天真背后充满了诡辩和狡黠，与基督教神学的正统教义并不一致。但它们的思想、情感和它们的幽默、它们的叙事方法却润物无声地浇灌了中世纪末叶至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西班牙文学，催生了《动物之书》、《真爱之书》、《卢卡诺尔伯爵》等重要作品，从而为西班牙的动物寓言、骑士文学、短篇小说等奠定了基础。 注释： [1] 贝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401页。 [2]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315页。 [3] Lopez-Baralt, Huellas del Islam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Madrid: Ed. Hiperion, 1985), pp.1~262. [4] Asin Palacios, Dante y el Islam (Madrid: Ed. Voluntad, 1927), pp.1~327. [5][12[13] [20]Akalay, Las Maqamat y [6][26] Gonzalez Palenci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arabico-española ( Barcelona: Ed. Labor, 1928), p.20, 120. [7]Vernet: Literatura arabe, (Barcelona: Ed. Labor, 1968), p.96. [8]转引自Haydar, Adab al Maqamat wa l-riwaya al-tasarrudiyya al isbaniyya, (Afaq Arabiyya, 1980), p.58. [9][17]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译林出版社2010年，458页，449~450页。 [10] 其中（一）和（二）是在阿卡赖平行比较的基础上敷衍而成的，特此说明。阿卡赖的最大贡献是对大量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和玛卡梅的平行研究，最大的缺憾是对后者进入西班牙的历史因由关注不够，甚至基本不予置评。 [11] 转引自Akalay, Las Maqamat y [14][16] [18]佚名：《小癞子》，《杨绛译文集》第三卷，译林出版社1994年，1611~1613页，1631~1632页，1624页。 [15][19]Aleman, Guzman de Alfarache (T.I), (Madrid: Catedra, 1984), p.376, p.276. [21] 塞万提斯也许是个例外，但他（《堂吉诃德》）对阿拉伯文学历史的指称（调笑）在时人看来并非出于敬意，而是恰好相反。 [22] Garcia Fernandez: “La inquisicion y los conversos”, Clio & Crimen, No.2, 2005, pp.207~236, [23]卡斯特罗：《流浪汉小说探源》，转引自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24] 杨绛先生因《路加福音》中有个叫拉撒路的癞皮化子，故而将《托美思河上的小拉撒路》译成了《小癞子》。“早在欧洲十三世纪的趣剧里就有个瞎眼化子的领路孩子；十四世纪的欧洲文献里，那个领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杨绛文集》第八卷，第226~227页。 [25]里科：《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转引自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第134页。 [27] Menendez Pelayo, Orígenes de la novela, t.1, (Madrid：Nueva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1906), p.28. [28] “最早的西班牙文学，竟是作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诗歌的缀句出现的。这真是一种讽刺。这些哈尔恰（jarcha，即哈尔恰谣曲）出现于彩诗（muwashshahas）[28]的每个诗节尾部。而最早发现这些诗句的，并非西班牙文学研究家，而是以色列希伯来语学者斯特恩（S. M. Stern）。当他最初发现这些诗句时，简直喜出望外，却又无所适从。他不知该如何界定这些诗行。直至多年以后，奈克尔（A. R. Nykl）、加西亚·戈麦斯、梅嫩德斯·皮达尔和达马索·阿隆索等前来相助。客观地说，就连梅嫩德斯·皮达尔也无法解读这些夹杂在阿拉伯彩诗中的莫斯阿拉伯哈尔恰，因而只得求助于精通两种语言的学者，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迄今为止，许多学者接过了这些谣曲的研究接力棒，这其中有詹姆斯·梦露、理查德·希区柯克、马尔吉特·弗兰克（Margit Frenk），等等。这种早期吟诵诗是文化混杂的产物，其突出表现为诗歌语言并非后来的卡斯蒂利亚语，而是莫斯拉伯语。这种语言尽管称不上诘屈鏊牙，却是阿拉伯语和罗曼斯方言的混合物，是用阿拉伯（间或希伯来）字母拼写的安达卢西亚罗曼司方言，因而没有元音。惟其如此，理查德·希区柯克才会断言，这些哈尔恰将难以用任何别的语言书写或移译。事实上，希区柯克甚至有过这样的猜想：哈尔恰的语言也许根本不是莫斯阿拉伯语，而是西方的阿拉伯俗语。在此，我们稍作逗留，再来回顾一下阿里斯·瑞沃斯（Elias Rivers）所举之例，它当可证明解读原始哈尔恰文本是多么困难。首先，我们以阿拉伯和希伯来字母来书写（从右至左），然后再按字面意义进行直译，即尽可能将还原成莫斯阿拉伯语。能读懂原始语言的读者，会立刻注意到“解读”或“移译”的失误，因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搀入元音。显而易见，这种诗句只能由同时兼具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阅读能力的专家和东方学者来进行移易，但结果是他们仍不能将其准确地转化为其他语言。”参见注3（洛佩兹-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的阿拉伯元素》，马德里，伊佩里昂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 [29]转引自《寓教于乐》（Hitopadesa o provechosa enseñanza: colección de fábulas, cuentos y apólogos;traducida del sánscrito por José Alemany y Bolufer）, (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nda, 1895)，p.iv. The Pcaresque Novels and Maqmāt ZONG xiaofei Abstract Maqmāt and The picaresque novels written by Key words Maqmāt picaresque novels Lazarillo de Tormes Guzman de Alfarach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