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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为论述对象，对这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内容和结构、风格和影响等加以分析，并对20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和“遗孀文学”现象进行归纳和介绍。 关键词：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俄国文学 俄国诗歌 女性记忆 遗孀文学 一 任何一种文学，说到底都是记忆的结晶和产物，托尔斯泰（Л. Толстой）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M.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等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描写作家所处时代之生活的文字如普希金（А. Пушкин）的《驿站长》和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的《母亲》等，甚至那些预言未来的作品如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扎米亚京（Е. Замятин）的《我们》等，也莫不是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现实感悟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学，也注定是两种性别记忆的合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男性记忆和女性记忆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或许有所不同。 女性记忆与俄国文学，或曰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俄国女性的声音很早便响彻于俄国文学，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发出的“哭诉”，《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大司祭阿瓦库姆（Аваакум）的《生活纪》中阿瓦库姆的妻子对丈夫的相随之举和激励之言等等。到了叶卡捷琳娜（Екатерина I）在位时期，在这位爱好文学、标榜开明的女皇的“恩准”和支持下，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正式出现，叶卡捷琳娜本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然而，在俄国19世纪辉煌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却一直被自普希金、莱蒙托夫（М. Лермонтов）和果戈理（Н. Гоголь）至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托尔斯泰和契诃夫（А. Чехов）等一大批男性文学巨人所遮蔽，构成世界文学史中三大高峰之一的19世纪中后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创作主体而言似乎就是一种“男性文学”。直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白银时代”兴起之后，随着吉比乌斯（З. Гиппиус）、阿赫马托娃（А. Ахматова）、茨维塔耶娃（М. Цветаева）、苔菲（Тэффи）等杰出女性文学家的涌现，俄国文学中的性别构成才开始发生改变。在整个20世纪、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文学中，无论是作为创作的主体还是作为描写的对象，女性都越来越突出地显示了她们的存在。 综观俄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与其他民族的女性写作者一样，俄国女性的创作优势主要体现在抒情诗、戏剧和短篇小说等体裁领域，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她们似乎也很擅长另一种写作形式，即回忆录。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回忆录，其最主要的体裁特征恐怕就在于“回忆”，在于“记忆”。回忆录属于纪实文学和自白文学范畴，它介乎于自传体小说和书信日记等纯纪实文字之间，表现为社会政治和文学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关于往昔历史、人物事件的追忆和叙述，思考和评说。这一写作方式以史实性和客观性为基础，同时也要求表达上的画面感和文学性。“回忆录”在俄语中被称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有时也称作“мемуары”，后一种说法更像是外来词），它多以复数形式出现（单数形式则表示“记忆”、“想起”等义），它在英语中的对应形式至少有五个，即remembrances, recollections, reminiscences, memoirs和memorials，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俄国文学中的“回忆录”形式是含义丰富、甚至包罗万象的。俄国作家在写作回忆录时往往不再另拟题目，而直接冠以“воспоминания”（“回忆录”）的字样，他们或许以为，这样的书名最能概括他们纷繁多样的记忆和感受。 “回忆录”这一文学体裁源远流长，西方文学中最早的回忆录文学可追溯至色诺芬（Xenophon）的《远征记》、凯撒（Caesar）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伯拉尔（P. Abelard）的《我的受难史》和但丁（Dante）的《新生》等，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大家更是写有许多不朽的回忆录名篇，如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和歌德（Goethe）的《诗与真》等等。而在俄国，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的历史几乎与俄国文学的历史一样悠久，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便可被视为这一体裁的古代样板。此后，文学回忆录性质的名作便在俄国文学中频繁出现，几乎每位俄国文学大家都留下过自己的回忆性文字，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如阿克萨科夫（С. Аксаков）的《家庭纪事》、赫尔岑（А. Герцен）的《往事与沉思》、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的“自传三部曲”、帕斯捷尔纳克（Б. Пастернак）的《人与事》、爱伦堡（И. Эренбург）的《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的《牛犊抵橡树》、布罗茨基（И. Бродский）的《小于一》等等。 如前如述，自19、20世纪之交时起，俄国女性作家开始与男性作家平起平坐，逐渐在抒情诗等短小体裁领域占得半壁江山，而在大型体裁领域，回忆录则是她们最为擅长的形式，她们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足以与男性作家相匹敌的创作能力和实绩。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回忆录作家或许就是娜塔莉亚·鲍里索夫娜·多尔戈鲁科娃（Наталья Борисовна Долгорукова），她本意是写给自家子孙们看的《亲笔手记》（Своеручные записки，1767）后于1810年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在俄国社会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名作，则或许是帕纳耶娃（А. Панаева）那部写于19世纪80年代、面世于1889年的《回忆录》（Воспоминания）[①]，这部回忆录翔实生动地描写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腾飞时期的文坛，形象地刻画出包括普希金、别林斯基（В. Белинский）、屠格涅夫（И. Тургенев）、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内的众多文学人物肖像，向后人提供出一份宝贵的文学史史料，于是，“帕纳耶娃首先凭借她的《回忆录》进入了文学史……直到今天，这部《回忆录》依然是研究俄国文学史的最珍贵史料”。[②]在她写作此书前后，许多俄国大作家的配偶也开始写作此类文字，不过这些“遗孀回忆录”大都面世较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нна Достоевская）的《1867年日记》（Записки 1867 года）出版于1923年，其《回忆录》（Воспоминания）出版于1925年；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Софья Толстая）的《我的一生》（Моя жизнь）迟至1978年才被整理出来发表。 由帕纳耶娃奠定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传统在20世纪大发异彩，结出累累硕果，它们或为女作家、女诗人本人的自传性文字，如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Мой Пушкин，1937）[③]、苔菲的《我的编年史》（Моя летопись，2005[④]）和阿赫马托娃的《自传随笔》（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1955--1966）[⑤]等，或为他人关于女作家、女诗人的描写，如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的《阿赫马托娃札记》（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1976）[⑥]等，但更多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则是女作家们主观体验和客观见闻这两种成分的合成，作者们既写自己也写他人，既展示历史场景也袒露个人情感。20世纪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名篇还有吉比乌斯的《鲜活的面孔》（Живые лица，1925）、丽季娅·金兹堡（Лидия Гинзбург）的《险峻的道路》（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1967）、奥多耶夫佐娃（И. Одоевцова）的《涅瓦河畔》（На берегах Невы，1967）和《塞纳河畔》（На берегах Сены，1983）、别尔别罗娃（Н. Берберова）的《着重号为我所加》（Курсив мой，1972）以及艾玛·格尔施泰因（Эмма Герштейн）的《回忆录》（Мемуары，1998）等，这些作品或前后衔接，或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出一座俄国女性文学记忆的金色宫殿。 在这座文学宫殿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无疑也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和发表、内容和风格、传播和影响均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地体现出了女性记忆在俄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功能和影响。 二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Надежда Яковлевн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是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是俄国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也被视为20世纪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曼德施塔姆于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出嫁前姓哈津娜（Хазина），她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依靠阿赫马托娃的帮助被疏散至苏联中亚地区。1942年，她通过大学的自学考试，开始在一些地方教授英语，1944年5月正式成为国立中亚大学的英语教师。1949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在当地的师范学院任教，但在1953年意在排挤犹太知识分子的“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赶出校门。之后，她几经辗转，又先后任教于苏联远东地区的赤塔师范学院和切博克萨雷师范学院。1956年，她在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 Жирмунский）的指导下于国立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完成研究生课程，获得英语文学专业的副博士学位，这一年她已年近六旬。1958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退休后迁居塔鲁萨。当时有一项特别规定，即刑满获释的政治犯及其他可疑分子不得定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周边 三 曼德施塔姆夫人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名声和地位，主要就源自她的回忆录，换句话说，就源自身为遗孀的她关于其丈夫的回忆，源自她关于她所处时代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记忆。 如前所述，曼德施塔姆夫人自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写作回忆录，她一直写到去世，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共有三部，即1970年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的《回忆录》，以及由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分别于1972、1978年首版的《第二本书》（Вторая книга）和《第三本书》（Третья книга）[⑨]。有人将这三本书合称为“回忆录三部曲”（мемуарная трилогия）[⑩]。第一部《回忆录》的主要追忆对象是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之间（1934--1938）他们夫妇俩的生活遭际。《第二本书》的写作大约开始于阿赫马托娃去世（1966年）前后，曼德施塔姆夫人在阿赫马托娃离去后想写一部关于她这位“终生女友”的书，《第二本书》中因而有较多关于阿赫马托娃的叙述；《第二本书》的第一节题为《我》，作者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宣称，她在前一本《回忆录》中已经谈了太多关于曼德施塔姆的话，这一次她打定主意要多谈一谈“自我”。较之于第一部回忆录，《第二本书》让记忆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作者从她1919年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写起，也更多地忆及自己的少女时代。《第二本书》的篇幅远远超出第一本，涉及的人和事也更多更杂，然而，我们在读完全书后会发现，关于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追述依然是《第二本书》的主线，其分量远远超过关于阿赫马托娃、关于作者“自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本书》这个书名本身即取自曼德施塔姆，1923年，曼德施塔姆曾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取名为《第二本书》（Вторая книга）。同样，《第三本书》的题目也能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时期”的《第三个笔记本》（Третья тетрадь），以及曼德施塔姆1931年写作的那篇自传性散文《第四篇散文》（Четвертая проз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始终是紧紧围绕着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创作而展开的。至于《第三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我们通过该书出版者所给出的简短前言便不难获悉：“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完成她的第二本回忆录，履行了伟大诗人之遗孀和俄国恐怖年代见证人的使命，之后便似乎无事可做了。朋友们开始努力劝说她把回忆录继续写下去，写一写她在认识曼德施塔姆之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听从大家的意见，写了三篇关于父母和家人的特写，但是这项工作却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她年迈多病，对曼德施塔姆出现之前的年代也无太大兴趣，这使得她的‘第三本书’一直没写出来。同样还是这些朋友……认为应该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留下的文字整理为一个集子。此书就是对这一愿望作出的回应。本书包含多种不同材料。主体部分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之前对曼德施塔姆莫斯科时期和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所作的批注，这些批注之前从未发表。围绕这条主干，还收入了她的一些批评文章、自传章节（部分曾发表）和写给境外友人的书信。为了更充分地展示娜·雅·曼德施塔姆的创作全貌，我们决定将她最初试笔的三篇特写也收入此集，这三篇特写曾以‘娜·雅科夫列娃’为笔名刊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最具特色、最为大胆的出版物之一《塔鲁萨之页》。”[11] 由此可见，在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三本回忆录中，相对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一部。实际上，人们在提起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时，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所指的也往往就是这第一部。这部《回忆录》于1970年发表后迅速被译成欧美多种语言，不断再版。苏联解体后，这部作品于1995年在俄罗斯境内面世，先刊于《新世界》杂志，后又由多家出版社推出，每隔数年便有一个新版本问世。我们下文对《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做的分析和评述，也将主要围绕这第一部展开。 总括地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发现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回忆，其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本质的反思。 曼德施塔姆是俄国诗歌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他在十月革命后却逐渐失声，1938年死去后，他更是在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了。他的一些诗作后来在“解冻”时期陆续发表，国外也相继有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文字面世，但是，真正为曼德施塔姆在文学上“恢复名誉”的，还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诗人分享了他那一代人的命运。他尘世的道路结束了，可他死后的生命、即他的诗作的生命却开始了。”[12]在曼德施塔姆重新被接受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曼德施塔姆被捕的那个夜晚，曼德施塔姆夫人就暗暗为自己确立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13]（《晨思》）曼德施塔姆夫人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在丈夫被捕之后，她将藏匿、保存丈夫的诗作当成生活的主要意义；在丈夫被流放后，她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两人共同整理曼德施塔姆的新旧诗作；在丈夫去世之后，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能出版并宣传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而在时代相对宽松、生活相对稳定之后，她又开始撰写以曼德施塔姆为“主人公”的回忆录。一位当年曾目睹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如何反复背诵、整理丈夫诗歌遗产的人这样写道：“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记忆不仅是保存其夫未发表诗作的一座宝库，它还是曼德施塔姆学的中心（центр мандельштамоведения），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展开。在记忆的深处，或许是在潜意识的深处，各种不同版本被一一搜寻出来，得到编辑，在一番比较、评估和筛选之后，确定了最终版本。”[14]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调动、翻拣、整理并归纳她的记忆，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曼德施塔姆。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曼德施塔姆的特征和形象：“那种使奥·曼备受折磨的哮喘，在他这个冬天许多诗作的格律中竟然也有所体现。”（《双重枝桠》）“战时被疏散期间，我在塔什干遇见兴致勃勃的卡塔耶夫。走近阿拉尔斯克，他看见一匹骆驼，便立刻想到曼德施塔姆：‘瞧它挺着脑袋，完全像是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新与旧》）我们能获悉曼德施塔姆的行为和性格：“可我在他还健在时即已明白，诗歌和散文似乎在确定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他道出的许多话于他而言都像是誓言。”（《意大利》）“奥·曼（即曼德施塔姆。——引者按）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我们能了解曼德施塔姆的友人和交际圈：“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传动带》）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两个最不幸的人终生不渝的友谊或许就是唯一的奖赏，奖赏他们各自的痛苦劳作和痛苦经历”。（《嚅动和絮语》）我们能理解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观和世界观：“‘诗歌就是权力。’奥·曼在沃罗涅日曾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道。”（《价值和重估》）我们甚至能目睹他具体的作诗方式和他的臆想症病态：“运动，是我判断他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则是嚅动的嘴唇。他在诗中曾说，他嚅动的双唇无法被剥夺，他的双唇即便在地下也依然嚅动。结果的确如此。”（《嚅动和絮语》）“在切尔登散步时，他在沟沟坎坎里四处寻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尸体。”（《幻听》）其结果，正像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儿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两本回忆录当然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指南，但是其意义不仅于此。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好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接近于一次复活逝者的行为，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得到再现。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没有读过曼德里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仅凭那朝向他的恶所具有的数量和能量。”[15] 在上引这段布罗茨基的话中，有两个词组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布罗茨基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是一部“伟大的散文”（великая проза），“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близок к воскрешению）。也就是说，曼德施塔姆夫人用自己的记忆复活了自己的丈夫，复活了一位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她通过曼德施塔姆又复活了一个诗歌时代，甚至复活了一个历史时代。 在20世纪的俄国，作为个人的诗人与作为集体的社会似乎注定要产生碰撞和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 曼德施塔姆是一位诗人，“要知道诗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最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赶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诗人身上。这不是个人命运的闪光或恐惧，而是一条‘成群结队’的寻常路”。（《查抄》）另一方面，诗人的遭遇往往是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命运的典型体现和象征，因为诗歌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发挥着十分特殊的作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有几段话便极好地说明了诗歌所曾扮演的这种“角色”：“奥·曼在选择死亡的方式时利用了我们领导人的一个出色品质，即他们对诗歌过分的、近乎迷信的爱好。他常说：‘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人爱诗，爱到因为诗而杀人。要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因为诗而杀人的。’”（《灭亡之路》）“可是奥·曼却顽固地坚持自我：既然他们因为诗而杀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诗还有一份尊重和热爱，这就意味着他们怕诗，这也就意味着诗是一种权力……”（《价值重估》）“不过，诗歌可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它不知为何无法被活埋，即便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宣传机构在竭尽全力地扼杀，它仍能复活。‘现在我放心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即阿赫马托娃。——引者按）在60年代曾对我说，‘要知道，我们终于知道了，诗歌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幻觉》）“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新生活的使者》） 将以上几段引文的意思总结起来看，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首先，在一个宣扬集体和一统的时代和社会，弘扬个性和自我的诗歌自然会遭遇尴尬和打压；但是颇为悖论的是，诗歌又往往被专制统治者当做一种装点手段或颂扬工具，诗人和诗歌于是便时常处在强烈、刺目的政治聚光灯之下。其次，诗歌是检验人的精神修养和道德水准的一把标尺，是让人保持良心和尊严的一种手段，一个时代诗歌水准的高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文化水准。最后，诗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布罗茨基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儿子”，正是就这层意义而言的，诗歌是最为简洁的文学形式，因此也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文化记忆手段，曼德施塔姆有一部文论集题为《词与文化》，他认为“词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就是诗歌；另一方面，就像曼德施塔姆就“什么是阿克梅主义”的问题给出的著名回答一样，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就是一种最精致、最高级的文化记忆手段。如此一来，弘扬个性的诗人在一个戕害个性的时代蒙灾受难，传承文化的诗歌在一个敌视文化的社会四面楚歌，似乎就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了。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已大规模呈现”，而其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或曰实施手段，“即消灭富农运动，以及文学的组织化”。（《灭亡之路》）前者是对物质文明的毁灭，后者是对精神文明的毁灭。作为一位“大恐怖”年代的见证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展示出的那些年代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有没有安装窃听器。当我在战后来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录音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查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恐惧得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有时会让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直到如今，我们的这一病症仍然没有痊愈。”（《理论与实践》）“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颂诗》）“大恐怖就是一种恐吓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口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掉几户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诗歌爱好者》）曼德施塔姆夫人曾这样描写她半夜躲在什克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家的情景：“在七层楼上自然听不到是否有汽车在楼前停下，但每当电梯在夜间开动，我们四个人都会跑到前厅探听动静：‘谢天谢地，停在楼下。’或者是：‘谢天谢地，开上去了……’无论我们是否在此过夜，他们每天夜里都会留意电梯发出的动静。……在大恐怖的年代，听到驶近的汽车发出的动静，听到升高的电梯传来的响声，整个国家的所有人家无一不感到毛骨悚然。”（《什克洛夫斯基一家》） 通过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来折射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曼德施塔姆夫人于是成了一个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裔美籍作家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评论此书道：“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规模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16]于是，“丝毫不令人奇怪，这样的阐释会变成对体制的谴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这两部回忆录的确能被等同于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世纪的文学作出的最后审判，更可怕的是，正是这个世纪曾发出建造人间天堂的呼吁。”[17]曾到莫斯科造访过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美国密歇根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卡尔·普罗菲尔（Carl R. Proffer）也从这个方面肯定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意义：“无论对于任何一位仔细探究曼德施塔姆创作的专家而言，还是对于任何一位认真研究那整个时代的学者来说，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都是首屈一指的参考资料之一。”[18] 四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一份历史的证词，更是一段文学的记忆，这部回忆录至少具有这样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一在于它是20世纪俄语文学中所谓“遗孀文学”的最典型体现之一，其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生动、珍贵的文学断代野史。 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的几段话，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作为一位“诗人遗孀”的献身精神。在丈夫被捕后的那个夜晚，她意识到：“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晨思》）“在获悉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之后又过了近20年，我从暗匣中掏出一摞他的诗稿，放在桌子上，更确切地说是放在箱子上，因为我并没有桌子，——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我始终不是我自己，而戴着一副所谓的‘铁面具’。实际上，我也一直无人可以坦承，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我保全的是什么。”（《附加的一天》）“我们当时还没想到，一个人死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我们已经知道，记忆将与人一同死去，在我们隐秘的交易所里，生命的价格也在一天天地贬值。……无论如何，我或许能损失不大地走到终点，可终点还未出现在视野里。只有一种保存方式，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放弃，即背诵，在1956年之前，我还能背诵一切，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为了不忘记，需要每天重复某些片断，在我还信赖自己的活力时，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档案和声音》）“我们这一代的美女们，那些殉道者的寡妇们，就这样结束了她们的生命，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殉道者们聊以自慰的东西就是他们秘密储藏在记忆中的诗歌。”（《古戈夫娜》） 英国斯拉夫学者布朗（Clarence Brown）在他为英文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提及，曼德施塔姆曾告诉他，说她善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扮演‘诗人遗孀’的角色（the role of "poet's widom")”[22]。布朗进而写道，曼德施塔姆夫人对这一角色的扮演如此投入，竟使得《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实际上不是一部“她的”回忆录，而是一部关于“他”的书，“她自己、她的个性和她个人的生活情况都令人奇怪地完全缺失。她的书其实就是一部他丈夫的书”。[23]曼德施塔姆夫人并非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相貌平平，生活能力不强，似乎也不善表达柔情，据说她与曼德施塔姆在生活中也时有争吵。然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却无疑具有俄国女性传统的献身精神。俄国女性，尤其是一些俄国男性伟人的妻子，常以对丈夫及其事业的奉献和捍卫为己任，并因此而自豪，从阿瓦库姆的妻子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到布哈林的遗孀，莫不如此。曼德施塔姆夫人无疑也是这些忍辱负重、甘愿牺牲的俄国女性中的一员，但与众不同的是，她并不仅仅是“诗人的遗孀”，而且自身也成了一位“诗人”，即用语言来固化记忆、结晶情感的人。布罗茨基甚至断言，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所作所为发挥了“延缓民族文化崩溃”的巨大历史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文化的遗孀”（вдова культуры)[24]。 大约就是在“诗人的遗孀”、“文学的遗孀”（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вдова）和“文化的遗孀”等说法流布开来之后，所谓“遗孀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вдовство）的概念才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和接受。布罗茨基在上述那篇关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文章中略带调侃、却又充满苦涩地写道：“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已经近乎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30、40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寡妇，到了60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25]成为遗孀居然“近乎一种职业”（почти профессия），为数众多的遗孀居然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профсоюз）！曼德施塔姆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发问：“我们这种偷偷在夜间背诵死去丈夫话语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位呢？”（《档案和声音》）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遗孀们的人数之众，甚至不仅仅在于她们因丈夫而蒙难、为丈夫而殉道的悲惨和壮烈，而在于她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记忆和笔这两种强大的武器，将她们的苦难和思考记录了下来。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体现了20世纪俄国“遗孀文学”的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是作者的遗孀身份，这类作品大多写于作者的丈夫去世之后，是孤独中的寡妻们回忆往事、记忆亡夫的途径和结果；其次，此类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逝去丈夫的，它们作为一种回忆录体裁所体现出的形式特征，即它们大多并非自传，而是“他传”；最后，则是此类作品中所渗透着的作者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女性作者们写作此类作品的目的大多仍在于为亡夫树碑立传，或正名伸冤。但与此同时，“遗孀文学”毕竟出自女性之手，是女性声音、女性情感、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文学遗孀们”借助自己的记忆和写作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释放和自我塑造，或者像曼德施塔姆夫人这样，成长为一位真正的作家，可以说，她的回忆录在“复活”曼德施塔姆的同时，也促成了作为一位杰出回忆录作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诞生。《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西方面世时，恰逢女性主义文学运动方兴未艾，欧美一些学者也曾试图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这部女性回忆录，但是，这部作品乃至整个俄国“遗孀文学”所具有的复杂性或曰矛盾性，即纯粹的女性文学表达与毫无保留的女性奉献精神这两者的混成，却使得那些评论家们有些困惑和茫然，于是，一位论者便颇为无奈地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称为一位“下意识的女性主义者”（невольная феминистка）[26]。其实，赋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和20世纪的俄国“遗孀文学”以价值和意义的或许并非某种清晰的女性立场和女权意识，而是作为作者的遗孀们所具有、所体现出的这样几种特质：第一，她们是以亡夫生活中的患难与共者、精神上的志同道合者为自我定位的，就像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她的《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这并非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27]第二，她们对包括亡夫的文学遗产在内的整个文学和文化抱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她们普遍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能力，能使她们的回忆录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以一位诗人为叙述中心的，它因此自然会涉及这位诗人所处时代的文学。出现在这部回忆录中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俄苏文学人物多达十几位，其中既有法捷耶夫（А. Фадеев）、苏尔科夫（А. Сурков）等当时文坛的高官，也有洛津斯基（М. Лозинский）等与曼德施塔姆同样被关进集中营的囚犯，既有古道热肠的什克洛夫斯基，也有作者心目中的“小人”吉洪诺夫（Н. Тихонов），既有古米廖夫等白银时代的“旧人”，也有爱好文学的“新生活的使者”，作者用简洁的笔法为这些人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肖像画。与此同时，曼德施塔姆夫人还忆及许多文坛事件和掌故，对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评判。所有这一切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具有某种文学断代史的性质，不过，这是一位“在野”文人视野中的文学场景，是以曼德施塔姆为中心划出的一片文学方圆。曼德施塔姆夫人对某一位作家的描绘和分析，往往都是在与曼德施塔姆的比较中展开的，试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形象为例。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几乎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名字上百次地出现在书中。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施塔姆同为白银时代的大诗人，两人相互敬重，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不像阿赫马托娃那样是曼德施塔姆的终身友人，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在电话中对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他和曼德施塔姆的关系“还难以归入‘友谊’范畴”。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两人性格迥异，帕斯捷尔纳克谨小慎微、沉着自信，曼德施塔姆则性格急躁、很少顾忌；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借助文学界步入文学”，曼德施塔姆则一直在努力“摆脱文学界和文学事务”。在书中的《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一节中，作者更是集中地对两位诗人进行对比：“帕斯捷尔纳克为向心力所控制，奥·曼则为离心力所左右。”“帕斯捷尔纳克渴望友谊，曼德施塔姆却拒绝友谊。”在《两种声音》一节中，作者又引入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作为区分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不同“声音”的一种参照（结果实为“三种声音”）：“别雷内心深处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他的思想很难被人接受，还不够缜密。因此，他的言说方式便与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别雷老是缠着其交谈者，以说服和迷惑的方式慢慢地征服他。他的语调略带害羞和央求，其中能感觉出这样一种心态，即对听者尚缺乏信心，担心得不到倾听和理解，迫切需要赢得信赖和关注。……帕斯捷尔纳克则在以微笑和话语赠人。他声若喇叭，充满自信，似乎认定每一片土壤都已被事先开垦，只等播种。他不像别雷那样去说服，也不似曼德施塔姆那样去争论，而是信赖地欢欣鼓舞，大喊大叫，要让所有的人都来倾听和赞赏。他似乎在独自演唱一曲咏叹调，他认为，在他童年时即已属于他的莫斯科早已替他准备好了成熟的听众，这些听众具有出色的听觉和理智，一准会爱上他的声音。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尊重他的听众，一点儿也不想惹他们生气。但是，他需要的只是听众而非交谈者，他对后者避之不及。别雷则需要激发思想的素材，即那些面对别雷便会展开思考和求索的人。我曾问奥·曼：‘这两种手法中你用的是哪种？’他回答：‘当然是别雷那种。’此话也不对，因为奥·曼寻求的只是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听众、学生和崇拜者都会同等程度地让他感到不满。他始终有一种要与势均力敌者交往的贪婪欲望，可是，这一愿望却一年比一年更难满足。”曼德里施塔姆坚守自我，眷念文化，似乎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帕斯捷尔纳克却似乎显得胆怯，面对斯大林在电话中关于“曼德施塔姆到底是不是一位大师”的发问，他支支吾吾未作出直接回应，但是在曼德施塔姆被捕之后，他却是除阿赫马托娃外唯一前来探望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作家，并为营救曼德施塔姆而四处奔波。“他俩谁更正确，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在其生命终点均做出了与其生活立场相悖的举动：完成并出版了那部长篇小说（指《日瓦戈医生》。——引者按）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走向公开的决裂；曼德施塔姆却决定靠近，但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已为时太晚。实质上，这是曼德施塔姆在绳索已套上脖子时所做的自救尝试，但他毕竟做过这次尝试。”（《两个截然相反的人》） 这样的描写无疑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多地窥见那一时代某些文学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从而获得关于那个文学时代更为具象、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五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自然与当时东西方之间依然持续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大背景不无关系；这部回忆录“回归”俄国后至今长盛不衰，亦与人们对曼德施塔姆乃至白银时代俄国诗歌和文化的强烈兴趣有所关联。但是，这部回忆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持久阅读的首要原因无疑仍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同时也在于其风格和表达方式。布罗茨基写道：“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60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28]也就是说，写作回忆录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是“白手起家”的，其回忆录实际上是她的“文学处女作”。然而，这部“处女作”却如此的出手不凡，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杰作，布罗茨基将个中原因解释为两位大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对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影响，是伟大的俄国诗歌传统将她“踹进了”散文：“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29]与曼德施塔姆的相濡以沫，与阿赫马托娃的终生友谊，当然会加深她对诗歌的理解，丰富她的文学修养，但曼德施塔姆夫人能写出一部文学杰作，更重要前提恐怕仍在于她个人的艺术禀赋，在于她对生活遭际的记忆和思索。作为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曼德施塔姆夫人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在画室获得的艺术教育），而且也像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对文学艺术怀有深刻的“眷念”；作为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者和体验者，她在长达数十年的逃亡和独处中所获得的感受和思索，以及此类感受之独特和此类思索之深刻，或许是其他人所无法想象的。此外，她精通数种欧洲语言，有着数十年的外语教学经验，这无疑也会强化她对语言的感受和使用能力；她为了餬口而进行的为数甚多的翻译工作，或许也锤炼了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她手不释卷（据说书和香烟、咖啡一同构成了她的三大“依赖”），巨大的阅读量让她很早就体会到了写作的真谛；她在莫斯科的家后来成为一个地下文化中心，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她既表达又倾听，更易对她那一代人的思想情感进行概括和总结。所有这一切都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写作一部出色的回忆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德施塔姆夫人反过来也为我们提供出了一部具有很高阅读价值的真正的文学作品。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由84个章节构成（英译本只有83章，略去了其中的《双重枝桠》，因为“它对一位无法用俄文阅读曼德施塔姆诗作的读者无甚意义”[30]），各章节没有编号（英译本加有序列号），每个章节似乎都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散文或特写，但它们之间又不乏承接和呼应关系。此书主要回忆曼德施塔姆夫妇1934--1938年间的生活，但其间也穿插有关于曼德施塔姆早年生活和作者其后境遇的某些叙述。全书大致由这样几个大的段落构成，即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第1--9节）、切尔登流放（第10--22节）、沃罗涅日流放（第23--45节）、结束流放（第46--59节）、被逐出莫斯科（第60--76节）和曼德施塔姆再度被捕和死亡（第77--84节），各个大的段落大致由10个左右的章节构成，只有沃罗涅日流放时期和被逐出莫斯科后的流浪时期获得较多篇幅。各大段落中的不同章节或写事，或写人，或集中进行评述和思辨。这样的整体结构既收放自如，又浑然一体。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Д.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在分析契诃夫和别雷的小说特征时曾用到“音乐结构”这样一个概念[31]；有人也曾注意到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和《第四篇散文》等自传性文字中的音乐结构因素。其实，用“音乐结构”来归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谋篇布局，或许也是恰如其分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另一个突出结构特征即夹叙夹议，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的文字几乎与她叙事写人的篇幅一样地大。与大多为叙事和转述的《帕纳耶娃回忆录》做一比较，《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政论”特征就越发醒目了。或许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英译本的序者才断言“此书大体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又不止于此”[32]；而她的俄文版回忆录序者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写道：“这几本书的体裁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文学政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жанр）。”[33]总之，丰富独特的叙事内容与音乐的结构和政论的风格相互交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书成了一部“不止于”回忆录的文学作品，一部富有史诗韵味的特殊时代的编年史。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感性和理想相互结合的叙述基调。这是一篇满含血泪的控诉和声讨，但我们却听不到作者的哭泣和哀怨，而只能感觉到作者的坚韧和坚强；这部作品中既有纳博科夫（V. Nabokov）的自传《说吧，记忆》一般的细腻和繁复，也有近乎托尔斯泰的檄文《我不能沉默》那样的愤怒和力量。作为一部女性回忆录，这部作品也充满女性的体验和感受，细腻而又深刻。但与此同时，作为女性的作者却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她透过其所处时代的种种表象，试图深入地剖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显示出了极高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思维判断能力，这从她设置的一些章节的题目便可感觉出一二，比如她在曼德施塔姆被捕后的那段“晨思”，她对所谓“社会舆论”的分析，她仿效赫尔岑再次提出的“谁之罪”问题，她对所谓“价值重估”的“重估”，她对“社会结构”的透视，她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思考等等。在此书的《别杀人》一节中，她也曾以“一个理性的人”自称。 在这一方面，她关于俄国知识分子及其在20世纪的演变、角色和责任等的思考最具代表性。在《投降》、《新生活的使者》等章节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这样几点思考：首先，什么叫知识分子？她写道：“无人能给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并确定他们与受教育阶级的区别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在俄国，又从我们这里传到了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多特征，但即便将这些特征总括起来，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定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暗淡而又飘忽，因为这一称谓常用来针对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阶层。那些技术专家和官场人士难道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即便他们怀揣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或是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和长诗？在普遍投降时期，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嘲讽，他们的名称却为投降者所盗用。究竟什么人叫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是价值体系的承载者，只要稍稍尝试对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知识分子阶层便会立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不复存在，就像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但是要知道，捍卫价值体系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即便在所谓文化上层人士业已抛弃价值体系的最黑暗时期，这些价值仍能在民间保持其力量……问题或许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并不稳定，价值体系在他们手中会获得一种前驱力。（《新生活的使者》）其次，在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后来成了革命对象的俄国知识分子自身也难逃干系。“知识分子既热衷发展也嗜好自我毁灭。完成革命并在20年代大展身手的那些人就属于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种价值体系，为的是建立另一种他们认为更为崇高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转向自我毁灭。”正是19世纪的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曾主张以暴力的方式诉诸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借口消灭另一部分人，以最终的目的来论证手段的合理性。20世纪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数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的直接产物。第三，自20世纪20年代起，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普遍投降”的过程，“人民尚未缄默不语，而在静静地准备过好日子，知识分子在闲暇时分忙于价值重估，这是一个大众化投降的时期”。“使所有人在心理上趋向投降的原因即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但最为主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投降主义者内心的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知识分子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在这里，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将自己包括在内，认为自己与她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富有历史责任，她的《第二本书》的俄文版序者因此感叹道：“她的谴责从自责开始。”[34]最后，真正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往往就表现为他们对诗歌和文学的爱好和忠诚。曼德施塔姆夫人想起了曼德施塔姆的一段话：“奥·曼有一次问我，更确切地说是问他自己，究竟是什么能使人变成一位知识分子。他当时并非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在那些年间被偷换了概念，遭到冷嘲热讽，后来又被用来指所谓‘自由职业’的官僚阶层。不过，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是大学吗？’他问道，‘不是……是古典中学？……不是……那是什么呢？或许是对文学的态度？……或许是，但是也不尽然……’当时，他便将一个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作为一个关键特征提了出来。”（《新生活的使者》）也就是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诗歌的态度竟成了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气质的试金石；而在那个时代，对于诗歌和文学的爱好也的确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即曼德施塔姆夫人所言的“新生活的使者”。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体现出了其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表现力，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感觉出这部回忆录的“文学性”：首先是口语风格和诗性语言的结合。这部书的语言是标准的回忆录语言，作者像拉家常一样娓娓道来，自然而又平缓，故有人将此书的体裁特征概括为“餐桌边的谈话”（застольные разговоры）[35]。曾多次去莫斯科拜访过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布朗在他为英文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撰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在此书的每个地方都会遇见地道的纯真。其俄语原文风格几乎就是她说话声音的奇特再现。此书字里行间渗透着的坚强精神会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感觉熟悉。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始终是她的一贯视角。”[36]与此同时，在阅读这部回忆录时，我们却时时处处能感觉到其作者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高手，一个在用诗的语言写作散文的作家。比如她写道，若是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我们就会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第二轮》）比如，她这样描写曼德施塔姆构思诗句时的场景：“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职业与疾病》）再比如，她这样形容自己探监时的感受：“如此一来，探监时的我便似乎成了一张唱片，侦查员和奥·曼都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刻录在这张唱片上，好让我带出去告诉大家。”（《“里面”》） 其次，这是一部苦难之书，但其中却又不乏“令人难以置信的活泼感觉，诸如释然、欢快甚至……幽默”[37]。这种“苦中作乐”的情绪调性当然首先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之上的，或许就源自有人在曼德施塔姆身上发现的那种“基督徒式的欢乐”，即对人类道德救赎的坚定希望。在苦难中不放弃信念和希望，在回忆苦难时表现出释然和幽默，这也是许多艺术家在遭遇并再现生活磨难时所持的立场，这或许就是一种面对不幸命运的审美态度。更何况，曼德施塔姆夫人这部书中的“幽默”所体现的往往正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荒谬。比如，他们夫妇在流放地难以度日，“在对各种个人生存手段进行一番思忖之后，奥·曼说道：‘养头母牛！’于是我们便开始幻想母牛，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牛需要吃干草。”（《钱》）比如，一位名叫列日涅夫（И. Лежнев）的小作家很走运，“他的一本谁都不愿出版的书（虽然此书并不次于其他人的书）却被斯大林读到，斯大林很欣赏此书，甚至给列日涅夫打来电话，可列日涅夫却不在家。在这次来电之后，列日涅夫期待电话再来，便在家里守了整整一个星期，寸步不离电话机。他期待奇迹再现，可是众所周知，奇迹不会重复。一个星期后有人通知他，不会再有第二次电话了，但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他的书会被出版，他也被吸收入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斯大林本人，他还获得一项任命，去负责《真理报》的文学部”。（《书架》）再比如，乌里扬诺夫斯克师范学院院长在斯大林死后仍在继续执行那项将犹太人排挤出大学的政策，“院长未能在斯大林生前完成既定任务，因此在领袖死后便继续干下去，要知道，每赶走一个人都要履行一套相应的手续。他最终赶走26个人，而且其中不仅有犹太人，也有其他民族的可疑知识分子。就在他们打算赶走曾出面反对李森科的生物学家留比舍夫教授时，院长被解职了”。（《非党的塔尼娅》） 最后，无论写人还是叙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采用的主要是一种白描式语言，但是书中却又不乏大段大段深刻的心理描写。在《另一边》一节中作者写道，自从她踏进前往流放地的列车车厢，整个世界就分裂成两半，作者对她此时心理活动的捕捉和描写十分饱满深刻。《委屈的房东》一节里有这么一段话：“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我做过一些荒唐的梦：一道道宽阔的走廊，就像盖有天棚的街道，两边是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房门正在打开，我将为自己挑选一个房间。有时发现，这些房间里住的是我去世的亲友。我生气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全都在一起，那我干吗还要四处流浪呢？有哪位弗洛伊德敢于对这些梦境作出解释呢？补偿情结？压抑的性情感？俄狄浦斯胡扯或是其他善良的暴行？”这样一些深刻的心理描写与书中不时穿插进来的哲理思考和抒情文字相互呼应，共同交织成一种起伏跌宕、浑然天成的有机文体。 记忆是任何一部回忆录的母题，纳博科夫的自传以《说吧，记忆》为题，就最好不过地揭示了记忆和回忆录之间的这样一种必然联系。纳博科夫最初设想的书名是《说吧，摩涅莫绪涅》，但他被告知“小老太太们不会想要一本她们读不出书名的书”，于是只好改用后来的书名[38]。摩涅莫绪涅（Mnemosyne/Мнемозина）即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值得注意的是，九位文艺女神、即缪斯全都是她的女儿，这似乎就是在最直接、最形象地告诉我们：记忆即文艺之母。《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俄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恒久的、常在的特征就是，无论是对武士还是非武士而言，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死亡的威胁，行路人只能凭运气偶然地摆脱死亡。让我感到惊讶的并非这一点，而是另一种现象，即这些羸弱的人的确有人成了武士，他们不仅保住性命，而且还保持着杰出的智慧和记忆。”（《死亡日期》）保持着“杰出的智慧和记忆”的曼德施塔姆夫人，以文学和艺术的手段诉诸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和曼德施塔姆所处的时代，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部境外俄文版的编者这样写道：“她的几部回忆录不仅仅、不单单是回忆录，因为，对隐秘的诗歌创作的洞悉，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沉思，各种评判（尽管并非总是公正的）所具的‘力量和愤怒’（她自己的用语），以及明快的语言和生动的同步对比手法，这一切足以使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书位列近20年内最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39]笔者所引此书由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但这个“第三版”之母本是1970年由“雅典神庙出版社”（Atheneum Publishers）推出的出版，不知这段“编者按”为哪个版本的编者所撰，因此，不知其中所言的“近20年”究竟是指20世纪的50--70年代还是60--80年代，但是，其实可以把这个范围再扩展一些，即在20世纪中后期、甚至整个20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说它在20世纪俄国“遗孀文学”中的牢固地位和深远影响了。 “或许，没有任何人会质疑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捍卫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文学遗产的事业中所发挥的英雄主义的决定作用。”[40]借助对于曼德施塔姆的回忆，曼德施塔姆夫人让人们也记住她本人。作为诗人的曼德施塔姆少年得志，而作为回忆录作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则大器晚成，但是如今，人们更多地是在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人们称曼德施塔姆为“世纪的孤儿”（сирота века）[41]，也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世纪的女儿”（дочь века）[42]；人们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儿子”（сын цивилизации）[43]，也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文化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似乎已与诗人曼德施塔姆融为一体，最近再版的一本《曼德施塔姆传》就专设一章“尾声”，题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44]这部曼德施塔姆传记的作者还写道：“曼德施塔姆在全世界的正式名声和在苏联的非公开名声都因为他的遗孀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两部回忆录而得以巩固，这两本书就是20世纪70年代分别在纽约和巴黎出版的《回忆录》和《第二本书》。在西方，这两本书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曼德施塔姆本人的诗作。”[45]一位曼德施塔姆夫人葬礼的参加者后来回忆道：“我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不仅在送别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而且也在缅怀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同送葬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情况的确如此。”[46]于是，在基辅咖啡馆里相遇的那两位文艺青年，在切尔登和沃罗涅日流放地相互搀扶的那对落难夫妻，最终化身为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相互映衬、比肩而立的两个伟岸身影。 【Abstract】This paper, as a case study on Nadezhda Mandelstam's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has the purpose to analyse the writing process, contents, structure, style and influenct of the book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men's memory" and "Widow's literature" in Russian litarature of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Nadezhda Mandelstam, Osip Mandelstam,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poetry, Women's memory, Widows' literature 【Аннотация】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методом кейсов исследует книг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дежды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и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ее процесс творчества,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ю, стиль и влиян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женской памят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вдовств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ХХ ве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женская память,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вдовство. [①] 中译见帕纳耶娃：《帕纳耶娃回忆录》，陆永昌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②] Под ред. Николаева П. А.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Т. 2. С. 123. [③] 中译见茨维塔耶娃：《老皮缅处的宅子》，苏杭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1年。 [④] 为苔菲生前所写、由莫斯科瓦格里乌斯（Вагриус）出版社于2005年首次结集出版。 [⑤] 中译片断见阿赫马托娃：《自传随笔》，刘文飞译，载《散文与人》第6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 中译见丘科夫斯卡娅：《诗的隐居》，张冰、吴晓都译；《诗的蒙难》，林晓梅等译；《诗的朝圣》，牟忠锋、封立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⑦]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Т. 5. С. 108. [⑧]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йский фонд. 2001. Т. 5. С. 109. [⑨] 1987年巴黎版《第三本书》的编者是法国著名斯拉夫学家、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YAMCA-PRESS）创始人尼基塔·司徒卢威（Никита Струве, 1931--），尼基塔·司徒卢威本人1978年以曼德施塔姆的创作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而他的伯父格列勃·司徒卢威（Глеб Струве, 1898--1985）和菲利波夫（В. Филиппов）一同于1969年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编辑出版了全集性质的《曼德施塔姆作品集》（3卷，后扩充为4卷）。 [⑩]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С. 343-344. [11] О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См.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Я. Третья книга. М.: Аграф. 2006. [12] Мец А. О поэте. См.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 Э.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СПб.: 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1997. С. 86. [13]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Paris: YMCA-PRESS. 1982. С. 13. 后文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引文除特意标明者外均引自此书，仅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注明章节。 [14] Сост. Фигурнов О.С., Фигурнов М.В. Осип и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ы в рассказ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Наталис. 2001. C. 366. [15]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00. [16] See the back cover of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17]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11. [18] C. R. Proffer, The Widows of [19]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 338. [20]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10. [21]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13. [22]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23]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24]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13. [25]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07. [26] Гощило Е. Вдовство как жанр и профессия a la Russe, //Преображение. 1995, CC. 28-32. [27]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Я. Мое завещ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эссе. Нью-Йорк: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1982. С. 2. [28]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09. [29]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11. [30] Hayward M. Translator's Preface, see [31]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1、238页。 [32]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33]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 343. [34] Поливанов М.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м.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Я.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0. С. 7. [35] Поливанов М.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м.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Я.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0. С. 8. [36]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37]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by Max Hayward & introd. by Clarence Brown, [38]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陈东飙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9]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Я.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40]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 342. [41]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T. 5. C. 101. [42] Морозов А. "Без покрова, без слюды..." 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 См.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М.: Согласие. 1999. [43] Бродский И.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 2001. Т. 5. С. 92. 布罗茨基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他为曼德施塔姆一部英文版诗集所写的序言，原题为“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俄文版一直译为“Ребенок цивилизации”，即《文明的孩子》，但在上引由普希金基金会出版的权威版布罗茨基多卷集中, 其俄译却被改为“Сын цивилизации”，即《文明的儿子》。 [44]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C. 336-346. [45] 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C. 7-8. [46] 转引自Лекманов О.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C. 346.说此言者为曼德施塔姆夫妇在沃罗涅日的好友娜塔莉娅·施泰姆佩尔（Наталья Штемпел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