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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英国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解读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他以戏剧形式对其社会构想的再现，由此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费边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实践语境是怎样的？它为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期成为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它如何塑造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验？它的历史得失又如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无疑也会形成一个知识参照，帮助我们认识我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萧伯纳 费边社会主义 道德主义 创造进化 关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恩格斯和列宁都发表过很著名的批判性论断。恩格斯认为，费边社集合了一群资产阶级骗子，他们把工人们引向道德堕落，使他们走上反革命道路；费边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1]。列宁一度对费边社十分感兴趣，还将费边社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合著的《产业民主》一书翻译为俄文。然而，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毫无疑问就是‘费边社’”。[2]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暴力革命必然性这一观点来看，恩格斯和列宁对费边社会主义的定性是有道理的。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作为英国知识分子俱乐部，其主要成员来自中产阶级。而费边社的主要创始人西德尼·韦伯的公务员身份，几乎决定了该团体与英国现有体制的妥协与合作关系。此外，虽然费边社成员都阅读过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而且他们还在1885-1886年间专门组织了《资本论》系列研讨活动，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论表示怀疑和否定。费边社从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以及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出发，认为劳动并非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来源。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以地租概念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地租不仅指土地的生产力，也包括资本以及特殊生产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土地、资本、人类技能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应当被看作是全社会的共同创造物，因此应当被同等征税，税收归全社会共有。由此可见，虽然对于资本主义都持批判态度，费边社与马克思主义有一点不同：它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剥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点在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促使他们为权力作斗争。在费边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阶级都是受害者，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法不是单一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对包括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内的全社会的启蒙。 对全社会的启蒙意味着两点：其一，它必然是渐进的、渗透性的缓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其二，它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积极投身实际社会工作，这不仅涉及与现有的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合作，也必将涉及与其他党派包括极右翼势力的交流合作，借以从内部施以影响。费边社的代表人物之一萧伯纳说：“社会主义如果会实现，它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实现”，[3]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费边社的这一套设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看，首先显然是没有看清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其次，其目标与手段之间漫长曲折的距离，必定导致实践结果与目标相违背。费边社的主要论敌、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亨利·海因德曼就指出：“费边社把一大批前途光明的大学生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从与工人群众切实合作的道路上引向上议院，在那里占个永久的座位；而上议院是高级人士议事的地方，他们就社会问题提出的教条式办法几乎与生活现实毫无关系。”[4]恩格斯和列宁指责费边社的资产阶级软弱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依据正是在此。 然而，从英国社会史上看，费边社的实际影响却不容小觑。著名政治学家戈登·K·刘易斯说：“在70年左右的时间里，费边社会主义决定了英国工党的思想纲领，当代英国的半社会主义公共政策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成就。”[5]此外，费边社还重新塑造了英国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1894年，费边社创建伦敦经济学院（LSE）。这所学院与传统名校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社会学科——它主张社会学科应当立足于对社会现状的经验性考察，而不是传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辨；它主张没有收集、挖掘和统计足够的社会数据，就不足以为任何社会问题提出正确的解释或合理的解决方案。传统的英国学界与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本里，他们眼里的政治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到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讲一遍，至于现实政治世界当中的税收政策也好、选举制度也好，与自己无关。费边社则认为，社会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必须了解社会、担负行动的责任。由此，一方面，费边社会学和费边式社会研究文献，为英国公共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切实的立法依据；另一方面，在费边社的影响下，英国学院知识分子不再以退守象牙塔为荣，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连接关系。 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费边社的批评与费边社的客观历史成就放在一起加以考察，我们不妨这样下一个论断：费边社塑造了英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象；在政治方面，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思想，决定了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路。费边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实践语境是怎样的？它为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期成为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它如何塑造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验？它的历史得失又如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无疑也会形成一个知识参照，帮助我们认识我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费边社的代表人物中，萧伯纳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是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是费边社的理论纲领《费边论丛》（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1889）的主编。在组织内部，他负责起草重要的政策说明，充当重大理论争议的调停人，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的主要建构者；对外，他的社会批评撰述丰富，常常代表费边社与不同政治理念进行辩论。另一方面，他又是戏剧大家、文学巨匠，他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社会关怀及哲学思考紧密交织，可以说，费边社会主义的深远影响与他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英国学者威廉·阿彻曾如此评价萧伯纳的戏剧创作：“萧伯纳不仅仅是一位戏剧人物的刻画者或心理学家，实际上，他是其人格化思想的推销者；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要么是他的思想代言人，要么是他的论敌和靶子。”[6]萧伯纳自己也明言：“只有在社会问题剧里才有真正的戏剧……除了思想戏剧，其他任何非音乐的戏剧都是没有未来的。”[7]萧伯纳的戏剧作品，不仅体现着他的社会价值取向，也隐含着他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和困惑。因此，聚焦于萧伯纳的戏剧代表作，是我们窥探萧伯纳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有效路径，也是我们领会费边社会主义与英国社会现实之互动状况的有效途径。 在萧伯纳的最受欢迎的剧作中，有三个问题特别引人瞩目：中产阶级道德、创造进化论与超人哲学、知识与社会改造。这三个问题与他的社会观察、社会构想关系极为密切，值得仔细探讨。 一、 道德主义：中产阶级与社会 如果要给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一个最核心的特征，毫无疑问，应该是它对道德问题的注重。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英国社会主义”一词首先指的是它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是用“‘道德反抗的语言’表达社会主义观点”。[8]英国社会主义以“道德主义”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它否定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英国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认为解决政治经济问题是改造社会的基础。只不过，它的视角比较特殊：它认为政治经济领域本质上可以看作是道德选择的竞技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经济学正义得以实现，它就到来了；社会主义意味着重建一种道德化的社会秩序，人们过着一种全新的有道德的生活。 英国社会主义的“道德主义”传统，与它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有关。英国的“社会主义复兴”[9]始于19世纪80年代，时值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时代，福音教派在这一时期的兴盛营造了绵延近一个世纪的全民道德氛围。福音主义立足于个人的内心生活，相信个人的能动性能传导至整个社会，其思想出发点在圣经，着力区域在世俗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百年间，它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扩展为讲究体面、自律的社会意识形态，参与塑造了英国整个中产阶级的气质。然而，福音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它的偏狭性。出于对纯洁性的极端追求，它把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强加于所有人，促使维多利亚社会形成了一种伪道学风气。人们醉心于“理想主义”的夸夸其谈，回避社会真实；文学艺术作品被审查删改，不允许语言和思想上有丝毫不当。19世纪70至80年代，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被译介至英国，旋即遭到英国媒体的口诛笔伐，易卜生还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称号[10]，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费边社在创建之初，把宗旨设定为“重建社会，使之达到最高的道德可能”[11]也必须放在这一语境下理解。萧伯纳作为易卜生的辩护人，极力反对把社会疾病掩盖于中产阶级优雅的道德规范和日常礼仪之下的时代风尚。他在《易卜生主义精华》（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书中创造性地使用“现实主义”（realism）一词以区分维多利亚时代风行的“理想主义文学”（idealistic literature），理由之一正是出于道德考量。在这里，“理想主义”一词指的就是在哲学-社会学层面预设一种虚假的道德和观念立场。 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主义复兴也与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对新伦理的需求相呼应。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革命与社会商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成果，与其相伴随的是新教伦理，是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社会观念。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财富和经济力量取代贵族血统和财产继承权之地位的变革。到19世纪末，人们发现，“金融家时代”到来了，英国传统社会所注重的“体面”衡量标准已经置换为以产业力量为代表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以财取人”的势利眼成为社会流行病。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初，抨击社会工业化、商业化、资本化弊端的声音还是少数派，到了世纪末却成为主流。渴望社会公平和人际亲密、强调集体精神和公共利益的伦理需求，与英国社会主义理想不谋而合。对此，英国作家亚瑟·库斯勒总结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宗教与希望，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人们的希望。”[12] 就道德主题的剧作而言，萧伯纳继承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传统。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常常运用喜剧形式探索人类的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冲突，借以表达剧作家的道德判断。只不过萧伯纳与前人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是认可当时社会通行的见识与道德标准的，而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社会习俗和主流标准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拷问和质疑。对于自己的喜剧创作目的，萧伯纳明白地说，他就是希望人们“一面在艺术得到享受，一面在思想情感上感到极度不舒服”。[13]1896年，他写道：“喜剧的功能，除了用来摧毁既定道德观念外别无其他”，只有在摧毁工作完成以后，艺术“才能带给人们一种具有净化作用的意识——对于人类灵魂最深处所发生的斗争和挣扎的意识”。[14]萧伯纳把西欧喜剧传统与他揭露社会问题的才能结合起来，成功地撕开社会常态的面纱，揭示背后的真相与利益。 萧伯纳把早期的三部作品《鳏夫的房产》《慈善家》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称作“不愉快的戏剧”。三部作品皆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描绘中产阶级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堕落和道德层面的不堪。《鳏夫的房产》男主角哈里·屈兰奇出身于贵族家庭，因是家里的幼子，没有家族继承权，必须依靠学医和行医谋生。他生活虽然不十分宽裕，但还是体面的。这从第一幕他与朋友高坎在德国度假旅行的途中体现出来。他们自视清高，在生活的各种细节上遵循着一套文雅得近乎造作的规矩。也因为如此，屈兰奇虽然对旅途中结识的富有美貌女子白朗琪一见钟情，却对白朗琪粗鲁暴躁的父亲萨托里阿斯颇为不屑。屈兰奇决定与白朗琪订婚，得到萨托里阿斯的大力支持，原来这位富翁早就了解屈兰奇的家世，对他属意已久。屈兰奇委托高坎为他写家信告知婚讯，这里才隐约透露萨托里阿斯的身份可能有隐情——高坎问他在信里如何介绍他，他交代“你最好就说是‘一位绅士’”。回到英国，屈兰奇得知萨托里阿斯是一位出身低贱的暴发户，专做贫民窟的生意，其钱财全部来自对贫民的狠心压榨。他感到萨托里阿斯的钱太肮脏，向白朗琪提出婚后要自食其力，不得依靠父亲的资助。白朗琪断然拒绝，由此导致两人口角、解除婚约。萨托里阿斯得知情况后，冷酷地向屈兰奇发表了一番说教：其一，给穷人提供居所、收取租金是帮助他们；其二，他依靠借贷经营地产的钱一部分正是来自屈兰奇家族——屈兰奇每年从抵押投资中收取利息，他不知道，投资的对象正是萨托里阿斯。至此，一个真相显露出来：资本的流动，决定了剧中所有人都是剥削生意的共谋，不管他自以为清白还是不清白。 《鳏夫的房产》剧名是戏仿《圣经·新约》中《马太福音》第23章14节耶稣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房产（Widow’s Houses），假意作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在萧伯纳看来，耶稣时代的伪士和法利赛人遍布现代英国，他们过着堂而皇之的生活，自以为遵守道德准则并为此沾沾自喜，其实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本剧的逆转式结局：屈兰奇在得知萨托里阿斯的丑恶生意经时感到愤怒，在得知自己收入来源的真相后，他却变得心平气和，坦然接受了他与萨托里阿斯之间的共同体关系，并与未婚妻重归于好。屈兰奇的回心转意与他此前的道德幻灭形成强烈反差。只要利益关己，中产阶级的道德感就如此脆弱和靠不住——他们选择在种种恶行前闭上眼睛。 资本使互不相识的有产者之间构成一个隐性的利益共同体，这一观察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一剧中也有所表现。本剧主人公薇薇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聪明、漂亮、能干。她由母亲华伦夫人独立养大，从没见过父亲。华伦夫人是一位生活富有、交际广泛的上流社会女性，在第一幕，她与有钱有势的中年贵族克罗夫爵士携手出场。然而，随着剧情展开，观众发现，荣耀体面不过是虚假的幌子；华伦夫人实际上是老鸨，经营着一家跨国妓院连锁店。这一实情只瞒着薇薇，剧中其他角色都是知情者以及利益相关人：本剧头一个出场的角色普瑞德是华伦夫人的朋友，了解华伦夫人的所有底细；克罗夫爵士是妓院的投资人；一本正经的邻居赛密尔牧师是华伦夫人曾经的客人，很可能是薇薇的亲生父亲；赛密尔牧师的儿子富兰克，一边追求薇薇一边与华伦夫人调情，他觊觎着薇薇将要继承的大笔财产。这些人物，有的和蔼良善，有的自私邪恶，有的装腔作势，有的热情坦率，薇薇无意中与他们一一结识，却没有料到他们背后有同一桩秘密。他们的欲言又止，促使薇薇回想起母亲一直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要求母亲解开谜团。无奈中，华伦夫人将自己年轻时因为贫苦不得不投身卖淫业的前因后果解释给女儿听。她的故事并没有吓倒薇薇，出于对母亲不幸遭遇的同情和谅解，她选择与母亲和解。然而，当克罗夫爵士向薇薇求婚遭拒，他在恼羞成怒中给薇薇带来了最终的打击和幻灭：华伦夫人早已摆脱了贫困，却因为贪财继续干着老鸨的行当，连薇薇上大学的花费都来自华伦夫人从未曾放弃的职业。 本剧的人物身份设置具有象征性。英国的名门贵族、上议院成员，中产阶级建筑师，教区牧师，剑桥大学，构成了英国体面社会的一个缩影；可是，所有这些人有意无意中竟然都与体面社会所不齿的卖淫业有纠葛，从中受益。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可能会为此感觉到寒意，因为这暗示着他们每个人可能都背负着自己所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的罪恶。本剧华伦夫人的形象与《鳏夫的房产》中萨托里阿斯的形象令人深思。两人都生于底层家庭受尽困苦，都因为从事不光彩的职业发家，晋升富人阶层；两人对自己的经济史、对整个资本社会的运营机制都有一套理性而深刻的认识；两人在谈及自己的穷出身以及底层劳工的悲惨生活状况时都充满感情，都相信社会无法改变因而表现出接受现状并对现状无动于衷的态度；两人都对背叛原来阶层、由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毫无悔意。在英国现实社会里，华伦夫人和萨托里阿斯可能会被一小部分血统高贵的上流社会所拒斥，但在大部分人眼里，他们无疑是攀爬社会阶梯的成功者，是值得羡慕的。他们的故事揭示了英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在体面社会，谈钱是可耻的，谈道德是可敬的；然而，一旦变得有钱，不道德也是可以被无视和容忍的。 在此，费边社会主义的道德主义观霍然显现：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是一体两面。萧伯纳说，他写《华伦夫人的职业》，目的是“使人们注意到一个真相——卖淫业不是由女人的邪恶和男人的放荡引起的，其起因不过是就业市场可耻地让女性超劳工作却不尊重她们的价值，付给她们极低的工资，故而逼迫最穷的人为了维持灵与肉的完整而投身卖淫业”。[15]西德尼·韦伯说：“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地方，还不是劳动者的贫困或资产者的奢侈，而是无产者和‘靠占有过活’的阶级成员之间在人身自由上的显著不公……它使一部分人养成奴性，同时促使另一部分人羡慕甚至敬仰那种根本上背离一切道德准则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不管是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叫他们道德堕落的。”[16]两人表达的，正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对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观察与忧虑——有问题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每个阶级、男女两性都受其支配和摆布，没有哪个阶级或哪个性别能够超越这套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的机制，充当救世主。 如果说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道德意识形态不能依靠某个阶级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可以依靠的呢？萧伯纳对此的回答是创造进化（Creative Evolution）。 二、 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与超人哲学 19世纪90年代，萧伯纳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建构他对社会乃至宇宙运行规律的阐释。他抛弃了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几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拉马克、塞缪尔·巴特勒、叔本华、尼采等结合在一起，熔铸成他的创造进化论，也称作生命力（Life Force）理论。 19世纪的英国，是自然科学新发现与达尔文《物种起源》联手动摇基督教信仰所主导的灵性世界的时代。然而，当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论扩展为一套全能理论，用来解释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和社会结构的时候，争议四起。资本者和支持英殖民霸权的帝国主义者非常欢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适者生存”无疑给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给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一句话，给强者对弱者的压迫——提供了一套合理化解释。对此，萧伯纳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不相信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一样是由自然来选择、无法抵抗的食物链系统，他相信人类意志的力量，相信主观能动性，相信“生命力”的创造性。这里，拉马克的反达尔文进化论给他提供了灵感。拉马克提出的“用进废退”理论把物种进化的动力归于生物内部的自我改造，归于生物本身对于环境的主动适应，他认为，生物并不是只能在不可抗拒的环境面前消极等待不可知的生存几率。萧伯纳认为，拉马克比达尔文更适合用来解释人类理智世界的发展。关于人类心智的进化，英国文学家塞缪尔·巴特勒的研究给予了萧伯纳以启示。“创造进化”一词最早便是出现在巴特勒的著作《生活与习惯》中。巴特勒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记忆因为一代一代的继承而成为习惯，并随着人们的生活不断发展；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与古老传统带来的无意识影响保持一致；人类的心灵表明，有一种超时空的非物质力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力量是什么？萧伯纳从叔本华[17]、尼采的学说里得到启发，他把这种力量等同于意志。但萧伯纳摒弃了德国思想家的非理性主义及悲观主义，把人类追求智识启蒙、追求仁慈和正义的欲望与意志论结合起来。 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世界观最早是在《人与超人》一剧中提出的。他在后来回忆道：“1901年，我采用莫扎特在《唐璜》中讲述的传说，将其转化为一则有关创造进化的戏剧形态寓言。”[18]依据萧伯纳的构想，宇宙由生命和物质构成，生命努力征服和支配物质，表达自我。出于这两个目的，生命力进入物质、激活物质，从而产生各种生命有机体。“‘生命’是在组织自身方面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的一种力量；猛犸与人，老鼠与大懒兽，苍蝇与跳蚤以及教会的神父等，他们多少都是把那种原始的力量早就成愈来愈高级的个体的成功尝试，这种理想的个体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一贯正确而且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19]这就是说，生命力作为宇宙的意志吸引人类的意志，进入人类的头脑，通过它，人性担负起了进化的责任。 生命力促使人类发育头脑，由此人类可以战胜无知所带来的死亡，实现自我理解。“对于‘人’背后的力量——‘生命’来说，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知识，人就会误入死亡。‘生命’经过多年的斗争才创造了那个了不起的器官——眼睛，于是生物能看见它去的是什么地方，要来帮助或威胁它的是什么，因而避免了在以前杀死它的一千次危险，所以它今天在创造一种心灵的眼睛，这种眼睛将看到的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生活目的，以此来使个人能够为了那个目的去工作，而非像现在这样，为了眼前的个人目的去破坏和妨碍生活目的。”[20] 人是生命力所创造的工具，其作用是推进生命力的目标。人类的存在，意义在于实现生命力的意图，而不是追求个人目标。而生命的终极目的是超越物质，避免生命物化。这也是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生命力注入人类，使人类发展更高级的心智，其成果便是孕育出超人。萧伯纳特别指出，他借用了尼采的“超人”一词，但他所说的超人并非尼采的含义。尼采所说的超人不是“好人”，而是“强人”，是区别于乌合之众的一小撮精英。尼采召唤超人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他希望借助于从人类当中精选出的一小部分超人拯救人类；尼采在超人概念中鼓吹的是少数人的特权、权力和人类的不平等。而萧伯纳所说的超人是全人类共同进化的结果，具有非一般的能量和感知力，具有自我牺牲和利他精神，服务于使人类平等的使命。[21]或者更确切地说，萧伯纳所说的超人是脱离了蒙昧状态、能领会生命意志的思想先驱：“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而是哲人，他在沉思冥想中去发现世界的内在意志，在发明中去发现实现那种意志的手段，并在行动中用这种发现的手段去按那种意志去做。”[22]这些人可能因为见识超越普通人、因为超越凡俗的眼界看到人们真正利益所在而不为世人所理解，可他们仍然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是人类共同培育出来、在智识和责任感上超卓不凡的人。 有学者指出，萧伯纳笔下的超人具有四个特征：执着、拥有领导才能、富于智识创造力、有争议性。[23]《圣女贞德》的主人公贞德无疑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从一出场，她便体现出了超越常规的亲和力、决断力和谈判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帮助她说服波德利库尔上尉推荐她从军，也帮助她说服王太子查尔斯下决心赋予她军权、准许她上前线为国效力。她的能力超越时代局限，也超越那一时代对女性角色的认识。而且，这一能力并非服务于她个人的利益，而是服务于“上帝赋予的责任”，即改变祖国命运、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意志。贞德以上帝的名义表达这一意志，这使她与世界既定秩序的代言人——天主教会——发生剧烈冲突。对于贞德来说，她的使命是执行代表公共利益的神圣意志；对于教会来说，这一冲突意味着它所垄断的解说上帝意志的权力受到威胁。贞德拒绝放弃“异端”，勇敢赴死。贞德的意志力如此惊世骇俗，她与现世秩序的对抗如此执着，她的死最终换来了人们对于自己信仰的重新审视。她的主审官大主教科雄的灵魂也发出感叹：“难道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一个基督受难而死，以此来拯救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吗？”[24] 关于贞德的死，萧伯纳在该剧前言中评论道：“宇宙中存在着这样的力量，它驱使个人为高贵的目标服务——这些目标远远超越于维持他们的生计和繁育……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样的力量存在，那就是人们在追求知识、追求社会改变的过程中，愿意面对贫穷、饥馑、流放、监禁、劳苦甚至死亡。”[25]显而易见，在萧伯纳看来，圣女贞德就是宇宙中的生命力所召唤和驱使的、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力量的个人意志。 在某种意义上，萧伯纳的生命力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Entelechy）是相通的。隐德来希的字面意义为“有一个目的在自身之内”；生命主义哲学家H. 德里希将其解释为：一切有机体都有一种内在的合目的的非物质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促使有机体完美地趋向于成熟。[26]萧伯纳认为人类可以不需要神的帮助进化到一种更高级的存在状态，其实与隐德来希的自我实现并无分别。人类通过提高感知能力、通过自我牺牲改善人类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关系，就可以实现一种自主自愿的人类进化。 萧伯纳对生命力和创造进化论的信仰，支撑着他的希望——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改变。这一点深刻体现在引发极大争议的《巴巴拉少校》一剧中。《巴巴拉少校》中的救世军与军火工厂是两大象征，两者之间的冲突及联系演示了社会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关联。巴巴拉参加救世军是为了拯救灵魂，为了帮助穷人摆脱堕落。然而事实证明，救世军要拯救灵魂必须先解决穷人的饥饿，解决饥饿问题需要钱，而钱要从资本家手里募捐，为了得到钱财资助就不能挑剔资本家的产业是否不道德。因此，救世军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救世本身可能恰恰加剧现实的黑暗。可以说，剧中的收容所一幕正是对救世军悖论的揭露和讽刺。穷人为了面包，不惜撒谎编造莫须有的恶行，以满足救世军“救助灵魂”的要求，得到收容许可；名声不好的资本家纷纷慷慨解囊，以购买“救世”的善名。这说明，穷人和富人都看穿了，救世军是个徒有虚名的机构。这说明，空有理想而无实际的财富创造能力，不可能承担起救世所必需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职能。 与救世军相对，军火商安德谢夫代表着冷酷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统治者，他也是一位尼采式的强人。安德谢夫对现实的洞见既邪恶又深刻：贫穷是“最不可恕的罪恶”；“所有的宗教团体都靠着把自己出卖给阔人过日子”；“一个人要能过上有钱有势而又安然无事的日子，不妨拿这些奢侈品（道义、公正、真理、仁爱、慈悲）来装装场面”。[27]安德谢夫把人类事务的本质理解为强权和暴力，他宣布经济力量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他嘲笑道德主义改革家的努力，把政治活动视为经济力量所操纵的装腔作势。无疑，安德谢夫象征着资本主义秩序的巨大力量。但是，安德谢夫对社会的观察，也体现了剧作家萧伯纳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在萧伯纳笔下，现实主义者安德谢夫与理想主义者巴巴拉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的关系；剧中，两人从对抗到和解，体现了萧伯纳的社会主义政治策略。 除了父女之间的天然血脉，将安德谢夫和巴巴拉最终捏合一起的是他们的两个共同兴趣。其一是他们对生命力的信仰。巴巴拉投身救世事业，是因为她把自己看作是某种神圣意志的工具：“你我在天的天父是用各种方法来实现他自己的意志的。”无独有偶，安德谢夫这样解释自己的军火事业：“（支配这个地方的是）一种意志，而我正是那种意志的一部分。”[28]其二是他们对贫穷和社会改造问题的共同关注。巴巴拉和未婚夫柯森斯转而接受安德谢夫的现实主义观点，起点是他们看到了安德谢夫工厂厂区的半社会主义面貌。安德谢夫的工厂集合了费边人所想象的诸多集体主义社会特征；它一方面以最高效的方式将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它在收入、住房、教育以及福利方面向工人提供了统一的最低保障。巴巴拉和柯森斯剧与安德谢夫和解，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将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结构的潜能；他们加入安德谢夫的企业，意味着他们打开了一扇渗透之门，预示着社会主义改革者有可能从内部掌控社会系统。 巴巴拉与安德谢夫和解，并不等于她已全盘接受后者的经济强权论。她和柯森斯清楚意识到，如果像安德谢夫这样一门心思解决经济问题，不理会劳工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社会就仅仅是服务于极权资本主义秩序的工具。柯森斯在第三幕结尾处表白：“（我）并不是想单为我自己掌握力量，我要为全世界制造力量，”“人民必须得有力量……这个工厂里制造的力量，是一切人都能够掌握的。”[29]这表达的正是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的理想。 在《人与超人》一剧所附录的《革命家手册》中，杰克·泰纳尔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性在于人类的进化。而人类的创造性进化，源于宇宙间生命力的自我实现。这是萧伯纳所信奉的哲学。他笔下的戏剧人物——（超人）贞德，他的戏剧结构——尼采式超人安德谢夫与萧伯纳式超人巴巴拉的合作，可以解读为其哲学的文学版本。 三、 知识与社会改造 1901年，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为萧伯纳《为清教徒写的三部戏剧》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写道：萧伯纳“不知疲倦地为社会正义战斗，不是因为他对社会正义怀有激情，而是因为他对此有知识分子的认知”。[30]贝内特对萧伯纳的思想定位——“知识分子认知”，是准确的。作为英国政治论坛的积极分子，萧伯纳对英国社会主义前景的估价来自他的一线政治经验。1903年，他的观察告诉他：尽管费边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付出了不懈努力，工人阶级普遍是反社会主义的。[3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和超人哲学是他对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悲观现实的乐观反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弥漫一种转型前夕所特有的、维护固有秩序的保守风气；与此同时，思想氛围却相对宽容，观念开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哲学在英国各阶层广泛传播。此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实现普选制[32]，英国中下阶层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发言权。因此，萧伯纳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暴力革命思想，反对依靠英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寻求社会自我改造，根本上是他所处其中的英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也是萧伯纳的知识分子理性所决定的。费边人认为只要发挥民众的集体智慧，展开有组织的行动，就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避免给民众的生活和心理带来巨大的动荡和冲击。 关于社会自我改造，萧伯纳尤为强调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这也是《匹克梅梁》一剧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根据《匹克梅梁》改编的影片《窈窕淑女》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人们往往由此得到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匹克梅梁》是一部浪漫喜剧。其实并非如此。《匹克梅梁》讲述了一个语言科学实验，参与者是地位悬殊的两方：属于绅士阶层的希金斯教授和城市贫民、卖花女伊莉莎。实验的起因是一场误会。一群身着夜礼服的上流人士从音乐厅出来，适逢大雨，他们于是躲在圣保罗教堂门廊下避雨。伊莉莎殷勤地上前兜售花束，却发现有人在偷偷记录自己所说的话。她以为对方是警探，自己被当作暗娼受到监控，深感耻辱，于是大声叫骂抗议。由是，把收集的语料视为宝物、把语料提供者伊莉莎视为垃圾的希金斯教授放出戏言：只需三个月，他就可以通过训练把这位语言粗俗的卖花女改造为上等阶层的女性。 在希金斯教授一方，科学实验不过是他与皮克林上校之间的一场赌局、一个游戏，实验成功的现实后果他并未加以考虑。在伊莉莎一方则恰恰相反，她是出于现实目的（摆脱底层身份，去花店求职）参加实验的。于是，当实验结束时，伊莉莎不仅如愿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教授语音学体面地谋生，而且，她对自己、对她与希金斯教授的关系有了成熟而深刻的理解，由此赢得了与后者之间的精神平等和自由。第五幕，伊莉莎从容地与希金斯争论，说出了第一幕的卖花女不可能说出的话：“我没办法跟你辩论：你说话都在理，我说什么都不对。可是你自己始终很明白你不过是欺负人。”[33]希金斯一直高高在上、习惯视伊莉莎为逆来顺受的仆役，这种相对地位的变化造成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本剧中，希金斯个性专制，优越感强烈，他在培训伊莉莎的过程中并未真正考虑过知识和科学的力量。他事先的预想不过是灰姑娘可以在舞会上假冒公主。而事实上，知识给伊莉莎带来的变化深远得多：知识不仅仅是特定阶级的商标和装饰，更重要的是，它是自尊和自我意识的源泉，是解放个人、帮助个人从依附地位走向独立的政治力量。伊莉莎勇敢离开希金斯，是因为她从此可以为自己发言，不必再学舌他人；从此，她也可以开始塑造自己的世界。 表面上，《匹克梅梁》是对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风俗的历史描述。然而，如果把它看作一则寓言，其意义将更为广阔：知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取决于谁使用它，使用的目的是什么；萧伯纳显然倡导一种普及的、对知识和技术的民主化支配，希金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在传播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将扮演未来社会变革的重要代理人角色，与此同时，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知识和技术将是他们表达自我诉求、寻求阶级平等的关键手段。 结论 综上，不难看出，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完整逻辑体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道德传统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激活了以社会主义为抱负的道德主义理想；维多利亚王朝与爱德华王朝交替前后的政治改革遗产和社会保守风气，促使他选择了一种现实主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现实的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力量的缓慢渗透，寄希望于人类在“生命力意志”的支持鼓舞下发生创造进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此外，萧伯纳的理性认知，使他重视知识和技术在促成社会公正、加快社会进化和改造中的作用。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评判，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无疑是保守的。然而，从英国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萧伯纳的保守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与英国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与英国特有的思想传统合拍的。费边社会主义不提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提倡全社会的自我改造与进化，这与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对英国社会观念的塑造息息相关。功利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流派，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学的意识形态综合体。其伦理学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出发的立足点是生活经验和常识。费边社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对于社会幸福总量的计算和追求，无疑是踩着功利主义哲学的足迹而来的。 而费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显然是受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人物——托马斯·希尔·格林的影响。格林以自我实现的人和共同善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他的积极自由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并不是无数个人的简单聚合，社会的协调运作也不是奇迹般从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当中凭空生出的；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权利不是社会共同体的创造者，相反，它恰恰是共同体的产物。自由不是与国家活动毫不相干的私人权利，相反，它是个人把才干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产生的结果。西德尼·韦伯曾说：“个人最完善、最合宜的发展未必是最大可能地培养其个性，而是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中，以最恰当的方式实现他的作用。”[34]这听起来几乎是格林的自由主义哲学的翻版。 思想是社会实践的结果，而思想本身也会产生自己的社会后果。费边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影响久远，与它因地制宜、主动与本国社会语境、思想传统接轨不无关系。如果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只有一个普世性的标准答案，那么，考察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考察他以戏剧形式对社会构想的再现，对我们了解英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思考、对我们评价认知当下的社会现状，都是具有意义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2] 《列宁全集》第2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3] Stanley Pierson, British Socialists: The Journey from Fantasy to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2. [4] H.M. Hyndman, “Bernard Shaw and the Fabian Society”, in Further Reminiscences, Book on Demand Ltd., 2013. [5] Gordon K. Lewis, “Fabian Socialism; Some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4, No. 3 (Aug., 1952), pp.442-470. [6] William Archer, Play-making: A Manual of Craftsmanship, New York, 1960, p.250. [7] George Bernard Shaw, “Author’s Apology”, in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Vol.1, Constable Standard Edition, London, 1931, p.161. [8] Anthony Wright, British Socialism: Socialist Thought from the 1880s to 1960s,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3, p.2. [9] 英国历史上最初的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一般追溯到17世纪英国内战后形成的以平等派（the levellers）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团体。故19世纪后期兴起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常被称作“社会主义复兴”。 [10] Clarence R. Decker, “’Enemy of the People’-Ibsen in England”，in The Victorian Conscienc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52, p.115. [11] E.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London: The Fabian Society, 1925, p.31. [12] The Modern Age, ed., Boris Ford, Penguin books, 1964, p.31. [13]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eorge Bernard Shaw, I, New York, 1930, p.632. [14]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eorge Bernard Shaw, XXV, New York, 1930, p.329. [15] Kerry Powel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theat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9 [16]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sation, London: The Fabian Society, 1923, p.6. [1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及他的《论天才》一文对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具有极大影响。萧伯纳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对拉马克自然史的形而上学补充，它论述了进化背后的动力是生存意志，是耶稣在很久以前所说的更繁茂地活下去的意志。”见George Bernard Shaw, Prefaces by Bernard Shaw,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Ltd., 1954, p.492。 [18] George Bernard Shaw, Back to Methusela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p.lxxxviii. [19] 肖伯纳：《人与超人》，张全全译，见肖伯纳《圣女贞德》，杨宪益、申慧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387-388页。 [20] 同上，第389页。 [21] 萧伯纳这样批评尼采：“对于他[尼采]来说，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等等，不过是邪恶的哲学家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是阻碍人类的进化，把大量弱者的愚蠢和暴戾集合起来对抗少数强者的有益专制。”见George Bernard Shaw, Our Theatres in the Nineties, II，New York, 1931, p.95。 [22]肖伯纳：《人与超人》，张全全译，见肖伯纳《圣女贞德》，杨宪益、申慧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389-390页。 [23] Monica A. Zabrouski and Robert P. Kirschmann, “The Ungendered Will and the Savian Superman”, in Shaw, Vol.26, 2006, p.84. [24]肖伯纳：《圣女贞德》，杨宪益、申慧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696页。 [25] George Bernard Shaw, Saint Joan, ed. Dan H. Lauren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p.31. [26]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页。 [27] 萧伯纳：《萧伯纳戏剧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93、187页。 [28] 同上，第176、241页。 [29] 同上，第253页。 [30] Arnold Bennett, “Review in Academy, February 1901”, in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T. F. Evans, R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p.92. [31] Anthony Wright, British Socialism: Socialist Thought from the 1880s to 1960s,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3, p.106. [32] 1867年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将选举权推及英国劳工阶层。 [33]萧伯纳：《匹克梅梁》，见肖伯纳《圣女贞德》，杨宪益、申慧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567页。 [34] Sidney Webb, “The Basis of Socialism: Historic,”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8, p.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