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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é, 1936-）的名字，我是早早就听闻了的。在阿尔巴尼亚还被中国人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那个时代，我的印象中，他就是“山鹰之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得到过他们的领袖人物恩维尔•霍查的赞扬。后来，中国“文革”结束，开始改革开放，中阿关系不再是“兄弟般”的友谊，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那么关注阿尔巴尼亚文学了。很自然地，文学家和爱好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意识流、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荒诞戏剧、黑色幽默、拉美文学爆炸等西方现当代的主流文学上，卡达莱的名字则渐渐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直到新世纪，我们方才得知，这位大名鼎鼎的伊斯梅尔•卡达莱，目前已经居住在西方，准确地说常常在法国，而他的作品则早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卡达莱的文学生涯，几乎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小山城吉罗卡斯特，童年时代经历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二战结束后，他先在地拉那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莫斯科留学，在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同时掌握了俄文和法文。60年代苏阿关系破裂，卡达莱回国，在多家报刊当编辑，并写作诗歌。 卡达莱以他的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山鹰高高飞翔》（1966）和《六十年代》（1969）而成为当时国内诗坛的大名人。70年代后转入写小说，同时也写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戏剧剧本。著作有《亡军的将领》（1967）、《婚礼》（1968）、《城堡》（1970）、《石头城纪事》（1971）、《伟大孤寂的冬天》（1973）、《南方之城》（1968）、《三孔桥》（1978）、《破碎的四月》（1978）、《梦幻宫殿》（1981）、《谁带回了多伦蒂诺》（1986）、《H档案》（1989）、《音乐会》（1989）等。 1990年10月，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之际，卡达莱获得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2005年，卡达莱获得了首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 卡达莱后来的作品，我都是从法国的Fayard出版社的目录上了解到的。它们有《金字塔》（1992）、《长城》（1993）、《影子》（1994）、《都城十一月》（1998）《四月冷花》（2000）、《候鸟之飞》（2001）、《鲁尔•玛兹雷克的生活、游戏与死亡》（2002）、《阿伽门农的女儿》（2003）、《事故》（2008）、《错宴》（2009）等。他的《文集》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13卷。 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已经接连读到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的中译本。我为他的写作所震惊。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能那么自然地赢得世界各地的读者，自有他的特色所在。而在我看来，正是对专制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对祖国文化的有意识继承和发扬，对各种文学手法的大胆尝试和实践，造就了卡达莱这样的一个文学伟人。 二 《错宴》（2009）几乎可说是卡达莱作品最有特色的一部。 小说的情节很是复杂： 大古拉梅托大夫是阿尔巴尼亚吉罗卡斯特市（这正是作者卡达莱的家乡）的著名外科大夫，比另一个叫小古拉梅托的外科大夫还要有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战车开到吉罗卡斯特市时，占领军指挥官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让手下人告诉古拉梅托大夫，说他要见大夫一面。古拉梅托大夫和弗里茨是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同学，是“比兄弟还要亲”的朋友。得知讯息，古拉梅托大夫就邀请弗里茨来他家吃晚宴，于是，这位弗里茨上校就带着军官和士兵，带着鲜花和香槟酒来前赴宴。 但是，在这一天的晚宴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小说并没有描述，谁都不知道。晚宴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里茨释放了被逮捕的阿尔巴尼亚人质，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杀戮危机。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人们对当年晚宴中的种种谜团提出了质疑。终于，当局下了逮捕令，把古拉梅托大夫抓进了监狱，让他交代跟德国军官之间的猫腻，调查他是否有变节叛国的罪行，甚至还怀疑他跟国际上著名的反共大阴谋有关。预审法官沙乔•梅兹尼为了一己的利益，也为了讨好上级，更为了一种泄私愤的嫉妒心理，拼命地变态地折磨古拉梅托大夫。 最后，当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沙乔•梅兹尼见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便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古拉梅托大夫。 而那次晚宴，始终是一个谜…… 读完小说，给我一个直接的印象是；我好像在读卡夫卡的作品。记得，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梦幻宫殿》总是让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两者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了荒诞世界的那种荒唐象征。而这部《错宴》，则让我莫名地想到卡夫卡的另一部杰作《审判》，正是一种无常、无解的谜一般的氛围，一种无情、无形的命运之神，让一个清白无辜者无端、无奈地一步步地走向规定的死亡。 《错宴》一作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错宴》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专制者，这一专制的具体表现，正如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中的描写，既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屠杀、又是斯大林式的荒谬统治，更是与高高在上的专制者同流合污的各层次官吏的“帮凶”行为。小说中，那几个法官就是这样的代表，尤其是从苏联的秘密警察学校毕业的沙乔•梅兹尼法官。沙乔为了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为了自己能压住古拉梅托大夫一头，为了洗清自己面对一个外科兼妇科大夫时感受的屈辱，为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一心置古拉梅托大夫于死地。就这样，无论沙乔代表了哪一个制度，哪一个政府，哪一种主义，社会中只要有沙乔这样的人在，古拉梅托大夫就不幸了！正如我们读雨果的小说巨著《悲惨世界》，社会中只要有沙威警察在，冉阿让就将不幸了！ 其次，《错宴》营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故事氛围，大古拉梅托大夫邀请了弗里茨•冯•施瓦伯来自己家赴宴。但在宴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说不上来。在古拉梅托大夫看来，应邀来赴宴的那位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已经不再是多年前大学同学的样子，一身军装，改变了他的外表，满脸的伤疤则改变了他的面容，还有那口罩，那变调的嗓音……但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启发下，他依然认为对方仍然是他的老同学。其实，面前的那个德国军官本来就不是早先的那个弗里茨，而是冒名顶替的克劳斯•汉普夫了。 为了营造这种神秘的氛围，小说作者又一次借用了阿尔巴尼亚传统的“Bessa”说法和杜卡金法典。“bessa”，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意为“真诚”，特指一种“真心待客”的古老风俗，它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做客之人，哪怕他是交战中的敌国之人，或是有世仇的敌对家族之人。读者在卡达莱的不少作品中已经读到过对它的精彩描述了，例如在《破碎的四月》中。而颇有传统的杜卡金法典，则把“bessa”的地位从传统几乎改变成了“法律”。正是“Bessa”法则和杜卡金法典，让古拉梅托大夫的邀请和那位德国军官的赴宴有了正当的理由。 另外，在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阿尔巴尼亚传统文化的其他各种痕迹，如瞎子维希普（几乎就是荷马的再现）的说唱，如夏妮莎洞穴的传说。最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甚至把故事之谜落实到了“死者赴宴”这样一个传说故事上： 这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以寓言和摇篮曲的形式，哄小孩子睡觉，故事讲到，房屋主人为遵守一份必须邀请某陌生人来赴宴的契约，把此事嘱咐给了儿子，还让他带上请柬。但这小子，走在寻找陌生人的路上时，突然被沿着墓地的荒芜凄凉的道路吓坏了，便把请柬从墙头扔进墓地，并拔腿就在黑暗中逃走，却不知请柬落在一座坟墓上。回到家里后，他对父亲说：我满足了你的心愿，父亲，而就在这时候，死神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手中捏着那封信，把前来赴宴的宾客连同东道主吓了个半死：你不是邀请我了吗？我这就来了！别拿这副模样瞧我！ 说到小说的题目“错宴”，我理解，指的是一个“错误”的宴会，被占领者古拉梅托大夫不本来应该邀请占领军指挥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来自己家吃晚宴。这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错误，时间和地点都错了。但，“Bessa”和杜卡金法典使得“错误的邀请”的理由得以成立。显然，所谓政治上的错误，在文化传统的理由面前不免显得软弱无力了。 “错宴”，也指“阴差阳错”的宴会，赴宴者其实并不是古拉梅托大夫的那位老同学，而是一个冒名顶替者。大夫受骗了。“Bessa”和杜卡金法典在一个纳粹军官的阴谋前，倒又显得自己的无力了。 “错宴”，也指“错综复杂”的宴会，大夫家中有过宴会，但谁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旁人尽管有种种的猜测和传言，有的说这是一次“耻辱之宴”，有的则说是一次“复活之宴”。但事实，也仅仅只是，他家一晚上灯火通明，有电唱机播送的音乐声飘出来，有酒杯的碰杯声传出来……其余的，全都是谜。尽管在后来，人们从各个方面补充了关于晚宴的信息，但依然无法给出清晰的谜底。 “错宴”，当然也可以指命运“错上加错”的错误安排，对原本的“阴差阳错”，新制度却要追根寻源，结果错上加错，一步步把古拉梅托大夫逼上死路。古拉梅托大夫的死，当然是追随斯大林政策的战后新制度的错，也是早先德国占领军的错，更是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与自己窝里斗的错，总之，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明传统的错。 高明的是，作者卡达莱并没有太过仔细地去挖掘这错误的原因，而是巧妙地把笔锋一转，又说到了那个众所周知的传说： 当年，他祖母为哄他入睡，曾给他讲过死人闹误会应邀出席晚宴的故事，而他，就像别的小男孩，常常自告奋勇地充当信使角色，如故事中讲的那样，把父亲给他的请柬转给第一个见到的人。 由于他只认识瓦西里科伊这样一个墓地，他就想象自己正沿着它跑，像故事中讲到的一样。他害怕，他的心擂鼓一般地狂跳，他没有继续走下去直到遇上一个路人，而是把胳膊伸进墓地的栅栏中，把请柬一扔了之。跑开时，他回头一望，刚好看到请柬落在一方白色的坟墓上。 既然谁的错都不是，那么，干脆就是古拉梅托大夫自己的错好了。而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犯的错。 作为小说家的卡达莱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制度的错幽默地转化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错，连牺牲者都觉得自己无法避免的错，因为，那个“错”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是命运加在他的头上的。这与卡夫卡的《审判》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会越发地感觉那不是古拉梅托大夫的错，这种荒谬的感觉，恐怕是任何的客观评论和理性分析都说不清楚的。作品的魅力就在与此，卡达莱想做到的就在于此。 大古拉梅托大夫临死前，脑子里产生了“第二个幻象”： 现在，已经不再是六岁的古拉梅托在那里奔跑，手里捏了一份请柬，而是另一个，曾经活过，从此死去，很久以来就躺在坟墓中。在他的一个噩梦中，他看到的自己正是这个样子。悬在他之上的，是那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不远处，则是那道铁栅栏。 栅栏的空当，一只优雅的女人手，流线型的手指，戴了一枚镂花戒指，松手扔下了一份请柬。请柬忧伤地飘落，然后落在他的坟墓上。 看来，这样的错误命运还将继续下去，继续落在后人的身上…… 小说《错宴》还有一个描写上的精彩之处，就是把主要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写成分裂和矛盾的两个人。似乎是为了体现命运的无常，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大古拉梅托大夫身边总是拖带着小古拉梅托大夫（他们俩后来甚至还被警察的手铐铐在一起）；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则跟克劳斯•汉普夫令人难辨真假，口罩底下，谁都不知道真面目；即便是那个刽子手法官沙乔•梅兹尼，也总是有另一个法官阿里安•齐乌在身边相伴。最后，为了跟那个德国来的法官形成某种平衡，作者又让一个苏联法官坐飞机前来破案。这些或形影不离、或相互对立的“双重人物”，其实也是“错宴”、“错误命运”的象征。 随便提一句，小说的题目法语本译成为“Le dîner de trop”，意思是“多余的那次晚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双重人物”中的那另一个，也完全是多余的，是命运所强加给的错误安排？ 卡达莱是小说家，也是诗人，在《错宴》这部小说中，我们也不时地能看到诗意的火花、韵律的碰撞。那位在街头说唱的瞎子维希普，可以被看成作者的代言人，他是作者卡达莱的影子。他的几句诗歌，一下子就点穿了“错宴”的实质： 古拉梅托，德高望重的大夫， 魔鬼有一天把你降服： 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晚宴， 带有美妙的音乐和辉煌的灯烛…… …… 大夫，你干了什么，在过去的那一晚？ 你邀请了一具尸体来赴宴…… 他不必有眼睛，因为作者卡达莱早已把自己的嘴借给了他，让他说出卡达莱的所见所思。 三 我之所以翻译《错宴》，原因其实很简单。 卡达莱近年来一直住在法国，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了法语，在巴黎的Fayard出版社出版。这次广州的花城出版社打算出版卡达莱的作品，也希望从法译本转译。当时，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通过东欧文学的专家高兴先生找到我，希望我能翻译一部卡达莱的作品。 高兴先生是我的同事，我刚刚读了他翻译的《梦幻宫殿》，并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梦幻宫殿——梦幻城堡？》，发在《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上。对我的同事、朋友高兴先生介绍的翻译事宜，我当然欣然答应。 正巧，我2010年去法国访问时，认识了法国小说家艾里克•法伊（Eric Faye），得知他向来很关注伊斯梅尔•卡达莱，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与卡达莱的对话集，后来又在法国出版卡达莱的翻译作品时做了很多工作，最近特地为出版的卡达莱《文集》写前言，需要说明的是：他不是为整个文集写一篇前言，而是为每一卷分别写一篇前言。 我在与艾里克•法伊的两次见面时，都谈论到了卡达莱。我们之间在巴黎的谈话，尤其是艾里克•法伊有关卡达莱的解释，对我翻译这一部《错宴》无疑有不少的帮助。与艾里克•法伊的交往，让我对卡达莱的作品倍感亲切。 我是在2010年秋冬季节赴法访问期间翻译的《错宴》。四个月的访问，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其中第一个月，我忙着见人，见作家和出版人，其中包括艾里克•法伊，同时见缝插针地在图书馆和住地翻译《错宴》。第二个月，我夫人去了法国，我陪同她在法国和欧洲的四处转悠，旅游时始终带着那本《错宴》。第三个月，我忙于两本书的翻译和校订，其中就包括《错宴》。最后一个月，我基本上在南方美丽的普罗旺斯小城阿尔勒的翻译学院度过。在那里的图书馆里，我一边指导几个中国和法国青年翻译者做翻译工作，一边忙着开始了对《错宴》初稿的校改。 圣诞之前回国后，因忙于他事，就把《错宴》的再次校改工作往后拖了，同时也希望能趁机让译文稍稍“冷清”一段时间，之后能再以更冷静的眼光来修改。2011年2月份，我又从头到尾对《错宴》做了两次修改，这才交稿。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译文实际上是法译本的转译，在翻译时尽管时时揣摩作者的愿意，但有时候很难辨识其“庐山真面目”，只能根据我的理解和推论，尽力而为地去忠实阿尔巴尼亚语的“原文”。 总之，译文已经出版，其文学性和可信性如何，就只有请读者尤其是方家来判定了。 是为序。 作者：余中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