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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1775－1817）故世是在七月盛夏，距今190年了。 遥想两百来年以前，那位从未出过远门、“生活平淡无奇”的女性操持家务或会客应酬之余，在起居室一角悄悄用蝇头小字把脑中徐徐推敲出的字句写到随身携带的碎纸头上，是多么不起眼的景象。有谁能想到，这个连一张书桌都没有的写者将来会有“誉满全球”的一天？ 奥斯丁的作品最初是匿名出版的，印数也不多。它们曾被有的人讥为视野“狭隘”、主题“琐屑”，但也因其机智幽默鲜活生动的文笔得到不少称许，在整个19世纪里不断再版，渐渐赢得了一批忠实读者。进入20世纪，她的声誉持续上升，逐渐被视为构成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名家之一，确立了“经典作家”的地位。到了世纪末叶奥斯丁开始进一步“窜红”于新媒介。《爱玛》被改编成青少年时尚电影《全无线索》。《劝导》、《理智与感情》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等被先后搬上荧幕，或原汁原味，或更改出新。早在1930年代就由名家拍过电影的《傲慢与偏见》也不甘落后地接连出了第二种BBC版本的电视连续剧和新版电影。2007年夏天又有传记电影（《成为简·奥斯丁》，或译《珍爱》）问世。与此同时，铁杆奥斯丁迷们在互联网络上大规模“跑马圈地”，不仅把她的全部小说都搬上网，还建立了庞大而纷繁的超文本链接系统。“奥斯丁衍生文学”也兴盛一时。有美国小镇妇女开写奥斯丁探案系列；有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作者戏拟《傲慢与偏见》推出《单身女人日记》（1996）大出风头。在今天的中国，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全都译成了中文而且大都有多种译本同时出售。可以说，在当今这个行色匆匆的汽车和电脑的时代里，奥斯丁仍然和读者或观众很相通。 新近这一轮温度空前的“奥斯丁热”正应和着西方各种新批评理念的影响在学术界和各个文化领域中迅速播散并日渐深入。或多或少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奥斯丁的理解，近年里“琐屑”论已几乎销声匿迹，肯定或赞扬的观点也跳出了原来的窠臼。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奥斯丁的“小”题材涉及到女性处境、婚姻和家庭的经济基础、不同人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参与了有关道德哲学和认识论的讨论。若不是独到地探讨了现代商业化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若没有比较深厚的思想底蕴，她的作品不会有今天雅俗共赏的“火爆”景况。 奥斯丁大家庭 简·奥斯丁的亲戚和家族后人曾反复强调，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家庭妇女，生活“平淡”，活动圈子狭小。这多多少少是一种误导。 简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略有薄产的乡村教士，勉强位列下层士绅，家族里的男性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并成功进入教会、司法、军队等职业。母亲家族的地位更高些，有若干贵族亲友，还有位叔叔长期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母亲本人文化修养很好，诗写得不错而且很有幽默感。简有四个哥哥、姐姐卡丝（卡珊德拉）和一个小弟。为了养活这一大帮孩子，父亲不时举债，还在家里招收住宿男生。于是，母亲除了照应自家子女，还兼管那些男生的生活和起居。她常编些琅琅上口的生动韵文和他们分享，诸如“我们整日都学习，/除非我们在游戏”之类。 对于小奥斯丁们，家就是学校，而且是男孩子气十足的喧闹天地。这里人人都是写者，卡丝和简也不例外。尤其是出门走亲访友，她们得给对方和家人写信，描述见闻。奥斯丁家的亲友网如触须探入各层次各种类生活空间，从大小地主到各级教会人士，从律师医生银行家到民团和海军军官，外加他们的妻子儿女，形形色色的人物、谈吐和行止简都有机会见识。在那个日报尚不普及更没有电影电视和网络的年月，信是新闻报道和人物/事件速写，常常是要在傍晚时刻读给全家人听的，而奥斯丁家那帮读者听众可不好糊弄。老爸曾是牛津高才生，老妈 “极有见解、思想活跃”，孩子们则是由他们一手调教出来的（尽管卡丝和简曾短期被送进住宿学校）。小奥斯丁们有时全员参与，在谷仓里排练演出整出的戏，比如谢立丹的《情敌》。诸位大哥有时甚至会干劲十足地自己编写剧本、出家庭期刊。他们博览群书，连女孩都有在父亲书房随便翻书的自由。他们不仅阅读还要说长道短恣意批评，嘲笑哥特小说的荒唐或多情故事的夸诞。 于是，简小小年纪就修炼得讲究文体、擅长讽拟。她十五六岁时曾兴高采烈地攒了一“部”英国史，手写共34页，放肆评说十多位帝王（她这样说伊丽莎白女王：“那女人特别倒霉的是尽遇到些奸臣——否则，就算她心肠坏也造不成那么大危害”），由姐姐作插图，自称“由偏心眼、有成见且蒙昧无知的史家撰写”。很显然，在这个英国牧师家庭里，拿正襟危坐的大部头历史开涮，“恶搞”一下帝王将相非但不违禁，相反却如在大观园里猜谜行酒令，是可以博得喝彩的事。 是的，对简来说，家人不仅是她日常生活的同伴，也是她的第一读者，是她写作活动的“公众”。没有这个群体，就没有她的写作（她的作品后来出版也有赖父兄的推介）。这与勃朗特姐妹童年的共同艺术创作活动不无相似。从写家信到写虚构书信体小品只有一步之遥。当简开始用喜剧笔法写出《爱情与友谊》之类的习作时，她已经是有相当功力的少年写手了。 何况家族里还有种种引起好奇、焕发想像的传说。 不能略过的人自然首推曾祖母伊丽莎白。大约在1693年，乡绅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富有棉布厂商的独子约翰·奥斯丁。十年后她的丈夫和公公相继去世，前者留下七个孩子和一堆债务（主要是婚前形成的）；后者留下一份遗嘱，立她的长子为（姑姑、姑夫监护下的）继承人，却让她本人和其余六个孩子分文未得。财产不由分说地撕裂了家庭。大儿子后来进了剑桥大学，承袭了家业，却没给母亲和弟妹任何帮助。 惯于安逸的女人遇到了塌天大祸，却出人意料地显示出勇敢、坚忍和实干的精神和能力。伊丽莎白靠变卖、借债和操劳维持了一家七口的生计甚至偿还了债务。孩子稍大，她又断然放下淑女架子，谋得一家寄宿学校的女主管职务，负责照顾校长（老师）和学生起居生活，同时让她的儿子获得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当她1721年去世时，不仅已把六个孩子一一送上人生轨道，还留下了亲笔写就的有关艰难奋斗岁月的札记。 值得一提的还有费拉（费拉德尔菲娅）和她的女儿伊莱泽。 费拉是简的亲姑妈。她和乔治的父亲是伊丽莎白的四子，从医，结过两次婚。父亲去世后费拉姐弟被后娘扫地出门，推给了并不情愿接纳他们的叔叔。童年失怙，孩子们早早就懂得了要自奔前程。乔治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奖学金，最终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教会职务。漂亮、机智而且冒险精神十足的费拉则刚刚成年就去了印度，不久后嫁给了比她年长近二十岁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汉考克。十二年后她和丈夫带着女儿和一笔财产返回伦敦，同船的有女儿的教父沃伦·黑斯廷斯。“衣锦还乡”的关键是那位教父。黑斯廷斯可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发财有方、事业蒸蒸日上的青年精英，后来成为首任印度总督并曾在英国国会中引发“弹劾”大波。汉考克能发点小财是沾他的光，有人甚至断言说那女儿其实是黑斯廷斯的私生子。至少，黑斯廷斯非常善待费拉母女是事实。他不时资助她们，还给了伊莱泽一万英镑财产——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于是简·奥斯丁就有了一个来往密切的阔表姐。费拉母女不安于伦敦，一度定居巴黎并出入法国上层社会。伊莱泽和某个法国人结了婚——对方以为她是“豪富女”（heiress），而她误认人家有贵族头衔。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丈夫被送上了断头台，伊莱泽本人返回英国到奥斯丁家避难，携着“伯爵夫人”的唬人头衔和源自殖民地的余财，心怀“自由殊可贵，调情价更高”的游戏态度，刮起一阵不小的都市旋风。 是的，尽管奥斯丁一家在英国乡村过着波澜不惊的小康生活，18、19世纪之交却是人类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时期之一——英属北美殖民地和欧洲大陆先后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思想文化论争也异常活跃。伊莱泽这样生动而异样的存在，她那被身世谜团和异国情调缠绕的人生传奇以某种方式把奥斯丁们和外边的“世界”联系了起来。她发表的言论，她带来的思想和情感冲击，也是年轻的简·奥斯丁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思考辨析的。从这个角度看，奥斯丁笔下的乡绅家庭生活还的确和革命风波、城乡对照以及“思想之战”有某种内在关系。 总之，诸如此类的事件和传说沉淀在家族的精神血脉中，丰富着简的阅历，开阔着她的眼界。它们不时回荡在奥斯丁的小说里，从《理智与情感》开篇时达什伍德家母女被逐出家门的处境，从有钱的伦敦姑娘玛丽·克劳福德（《曼斯菲尔德庄园》）机敏明快但不免过于自我中心的俏皮话里，我们都能感受家族中传奇女性的身影和话音。也许更重要的是，老曾祖母、费拉姑姑、伊莱泽表姐以及她自己的母亲都有把经历和想法付诸笔墨的习惯。这使女孩子们的写作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恋情与婚约 和简·奥斯丁最亲近的是姐姐卡丝。 1896年初，简给出门在外的卡丝写信说知心话，第二句话就提到了爱尔兰来的年轻人汤姆·勒佛伊。汤姆是头年底圣诞节期间引人注目的新面孔。他在都柏林拿了学位，正在伦敦进修法律，此时来亲戚家过节。两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似乎一见倾心。汤姆又英俊又聪明，简对生活怀有很多憧憬，活泼而机敏。两个人舞跳得开心，话也谈得投机——比如说，行事不怎么检点的小说人物汤姆·琼斯得到他俩的共同欣赏。简写信时真没法把这位“爱尔兰朋友”挡在纸外，三句五句就又转到了那“有绅士风度的，开朗快活的漂亮小伙儿”。她报告说：他刚刚过了生日；他们俩只在三次舞会上有机会接触对方，不过汤姆已经“因为我遭人打趣了”。她描述头天邻家舞会中众人的表现，专门提到有对舞伴一起跳过两回，“可他们不懂如何展示特别的情味，在下自诩，本人一连三次的示范课对他们应不无小补”。如此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和勒佛伊在舞会上的交际和调情称之为“示范课”，是多么轻松欢快而又信心十足的自嘲！她甚至逗自己的姐姐，让她去想像“在跳舞和并肩而坐的过程中能发生的所有最最放浪无羁骇人听闻的事儿。” 简这样说话，原因之一显然是年长两岁并已订婚的卡丝在这之前已经嗅出了什么并就此批评或警告过简。感到紧张的另外还大有人在。有人跟汤姆开玩笑，还有人画了汤姆的小像送给简。年轻人的朦胧心事已是尽人皆知。汤姆·勒佛伊开始躲闪。他的亲戚更是断然启动了“防灾预案”，决定尽早将他打发走。勒佛伊们是流亡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代，家境窘困，一大家子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汤姆身上，他可没有权利娶个几乎没有嫁资的穷姑娘。 简接着写道：“我也就还剩一个机会遇风险遭谤议啦，”因为下次舞会之后汤姆就要走了。她真够犟，游戏的口吻分毫没改。汤姆真的走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小心地绕开了简·奥斯丁。简的感受如何呢？她另有一两封信诙谐淡定地提到了汤姆，表示自己毫不在意。但是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的很多信件遗失或被销毁了。她的满不在乎很可能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 我们所能确知的仅仅是，那一段时间是简·奥斯丁的第一次创作高峰期。“爱尔兰朋友”来访之际书信体故事《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写作已在进行中，杀青后她立刻又开写《第一印象》，到25岁时已完成三部文稿。十多年以后，上述两草稿被分别改成《理智与情感》(1811)和《傲慢与偏见》（1813）与公众见了面。也许不是偶然，其中有好几位重要女性人物都曾因恋人突然消遁音讯全无而肝肠寸断。很多年后，早已娶得有钱女子、事业成功并且子女满堂的汤姆·勒佛伊对侄儿承认说，他当年的确爱过简·奥斯丁，不过，那只是“少年人的恋爱”。 这一段少年初恋便是2007年新奥斯丁传记片大加发挥的题材。 此后几年里卡丝的未婚夫随军出海在国外病逝。卡丝拒绝再考虑出嫁，简的婚姻大事也没什么进展，虽然曾有人试图撮合，也可能还发生过一段海滨邂逅的浪漫插曲。 姐妹俩彼此相依，与“老处女”身份渐行渐近。 1802年秋天，她们的好友比格姐妹极力主张简嫁给她们家小弟即财产继承人哈里斯·比格－韦瑟。哈里斯比简小五岁，曾是个“羞涩而口吃的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比格家三位女儿的设想包含了对单纯内向的小弟的关切，也兼顾了她们自己日后的处境。另一方面，对已经随退休的父亲迁居巴思的简来说，新的生活方式包含种种不适和不安，还要顾虑老父亲辞世后的生计。对哈里斯她非常了解。缔结这桩婚事至少可以保障姐姐和自己此后的归宿和安宁。 哈里斯表态求婚时简应允了。然而，那天晚上她苦思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就表示歉意，撤销了婚约。 这是简和婚姻最后也是最近距离的“擦肩而过”。 在婚姻市场边缘地带的几次小“遭遇战”使简深谙个中三味。她知道什么是怦然心动，更了解世俗婚姻所包含的经济条款和务实交易，还熟知交易可以怎样无情地剿灭感情和其他人际关系纽带。这些都被写进了她的小说。 诗人奥登曾在一首长诗中说，拜伦再惊世骇俗 ……也抵不过她（奥斯丁）给我的震惊 在她身旁乔伊斯真纯如嫩草一样， 我真真好不自在心绪难平 看英国的中产阶级老姑娘 描写“铜臭”招情惹爱的力量 如此直白而又清醒地揭示 支撑人间社会的经济根基。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金钱的魔力，奥斯丁不仅有深刻体察，更有嘲笑、质疑和抵制。当二十七岁的她一夜长考后最终决定解除刚刚应允的婚约时，她做出了重要的价值判断。她知道自己拒绝的是经济上的富裕和保障。她知道她的决定和社会上的通行选择背道而驰。她知道自己很可能就此永远放弃了为妻为母的传统角色。她准备面对相对的贫困、寒酸以及必然相伴而来的世人的某种轻慢和鄙弃。 不过，她有姐姐卡丝，还有那些已经成文的和尚待完成的手稿。 “痛感”女人 奥斯丁最畅销的作品是《傲慢与偏见》。 初读者和年轻人往往特别欣赏它的轻喜剧风格，喜欢其中夸张滑稽的反面角色和伶牙俐齿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他们不肯相信作者说那部小说“太轻松明快，太露光彩；缺几笔阴影”会是认真的自我批评——因为，既然小说安排伊丽莎白最终称心如意地嫁给了“头牌”男主人公，她自然就是奥斯丁心底的最爱。 这一判断自有道理。不过，至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着意塑造的多数女性“楷模”，比如埃丽诺·达什伍德和范妮·普莱斯等，并不是伊丽莎白式的聪明伶俐“说者”，相反却有点压抑有点酸涩有点自相矛盾，让读者感到隐约不安。若是读得细一点，我们会发现她们讷言少语是和地位及“话语权”相关的。范妮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达什伍德母女被继承了家产的异母哥哥赶出家门。她们是士绅阶层里较多地体尝了生活之“痛”的女性，深知自己的“言”多么轻。有评论家强调指出范妮心中压抑着的愤恨，是明眼人的洞见。是的，即使在《傲慢与偏见》中，喜剧的背后也不是没有隐忧。达什伍德家女性的遭遇其实就是一直悬在伊丽莎白们头上的威胁；对班纳特太太的粗俗举止的挖苦也并非全然轻松可乐，因为陪绑的还有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妹们。恰如一位19世纪英国女作家所说，“细味故事中的尖锐描写和温婉讽刺，我们会发现，更铭心是失望之感，而非满足的快乐。”以喜剧态度审视人间万象的奥斯丁从不哭天抹泪。然而，恰恰是从她掩在讥讽微笑背后的有关痛楚的伏笔中，读者能更多地感受到对世道和人生的深入批评剖析，甚至发现某种试图矫治现状的乌托邦想像。当代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把奥斯丁视为“古典美德传统的最后的伟大代表”，他倚重的论据不是伊丽莎白高攀达西的“美满”婚姻甚至不是他们两人轻松的自我批评，而恰恰是让人有所困惑的范妮和安妮们。 对奥斯丁本人来说，生活之“痛”是在一件件小事中慢慢积累的。 19世纪初奥斯丁的父母决定把家宅让给继任做牧师的长子詹姆斯，带卡丝和简一道迁往巴思城。他们拍卖了藏书和几乎所有器物，东西多由詹姆斯购去，卖价很低。本来就对旧居割舍不下的简心凉地说：“整个世界就这么合谋让我们家的一些人更阔，另一些人更穷。”1806年父亲去世后简和姐姐以及母亲几度迁居，靠兄弟资助，生活相当困窘。她在有钱的亲友中不怎么舒服：“她们很富有，过得风光排场，她似乎喜欢当阔人，我们告诉她，我们可没钱，因此她很快会觉得我们不值得她往来。”她还曾半自嘲地说，“单身女人有受穷的可怕趋向。”她最看重的侄女范妮·奈特后来嫁了个从男爵，就议论说姑姑家的人“不入流”：“她们算不上有钱，经常往来的人也都根本不是高贵出身，最多不过是平庸之辈。只不过简姑聪明，藏起了所有‘平庸’的标记……”简·奥斯丁没有直接听到这番议论，但此类看法所代表的阶级歧视她显然早有知觉和洞察——《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穷亲戚眼光以及《劝导》中安妮的老处女式的沉静哀伤绝不是没有来由的。 前些年英国出了本名为《奥斯丁读友会》的小说，描写一小群灰头土脸的当代小人物定期聚会共读奥斯丁小说的经历。他们中只有一位男性，大多是些事业和生活均不得意的中年或准中年妇女。小说以舒缓的节奏在奥斯丁式的琐事和议论中展开，让有耐心跟随的读者渐渐感受那些人的共同思想和趣味，贴近她/他们的哀乐、困难和彼此间相濡以沫的微温的关爱。也许，能长久喜爱奥斯丁的人不是激赏最新版电影里风情万种的伊丽莎白的观众，而恰恰是这类见识过生活阴影的读者？ 简·奥斯丁是在1816年初明显感到身体不适。即使到这时她也不爱谈自己的病痛——过去她没少讥笑母亲大惊小怪的病号作风。她尽可能坚持写作，改定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开始写《桑迪顿》。她偶尔在信中涂上几句玩笑话。她悄悄写下了遗嘱。最终，在拖了一年多后，于1817年7月18日凌晨溘然长逝，年仅42岁。 在奥斯丁的遗嘱里，有一名出人意料的受惠者，那就是伊莱泽的法国仆人毕琴。简从自己极为有限的私产中给那个并无特殊关系的年老女人留下了雪中送炭的50英镑。 此时的简·奥斯丁已经多么地不同于当年初写《第一印象》的那个姑娘！那时她的小说里根本没有仆人。谁会注意那些和绅士淑女诗画雅趣及浪漫情事无关的“下人”呢？然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不但唐突地安排沦落下层的残疾人史密斯太太出场，而且让女主人公安妮视她为挚友。也许，这些最后的“表态”最能体现简·奥斯丁所曾感知过的“痛”。因为有痛，才有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更周全也更犀利的认识，才能减少势利心而增生同情，才能使人笑过后有沉默和回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