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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追忆似水年华》[1]的两个中译本 涂卫群 译林版《追忆》全译本（十五人合译）问世（1989—1991）二十年后，2010年四、五月间同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徐和瑾独译的《追忆》的前两卷。本文试图首先简述这部长篇巨著在一百年间的出版、再版（重新确立文本）、翻译、重译的曲折历程；《追忆》的版本问题构成普鲁斯特研究与翻译工作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该作品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不同语言中的重译正是对法文原作一轮又一轮的出版和再版工作的回应。其次，阐释由作品独特的出版经历和写作风格造成的理解与翻译上的重重问题和困难，以突显《追忆》的翻译与一般的小说翻译的不同之处：它对译者的学识与文学才华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最后回到我们手中的两个译林译本，从版本来源、文献资料和译文准确度等方面对照这两版译作。笔者认为，鉴于法文原作存在不同版本，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及翻译的难度，以及新旧两版译作各有特色且在译文准确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基于旧译本已取得的佳绩，在继续出版令人瞩目的个人重译的同时，不妨再度修订已有的合译本。 一、《追忆》的版本与译本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未完成的杰作《追忆似水年华》一经问世便激起一轮又一轮的出版和翻译热情，并提出复杂的版本问题。 《新法兰西评论》社（伽里玛出版社前身）出版的“全本”《追忆》（1918—1927），分为八卷（共十五册）陆续出版。[2]小说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1913年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随后由于一战，出版工作暂停，小说家则进一步扩充和加工作品。1918年小说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由《新法兰西评论》社出版。作者生前共出版了五卷。最后三卷（由《女囚》开始）在作者去世后相继出版，由出版社指派的编辑雅克•理维埃（去世后由让•波朗接替）和作者的弟弟罗贝尔•普鲁斯特合作完成。小说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的出版在作者去世五年之后（1927），整部初版作品出齐历经十四年时间。 由于第一卷和其余各卷由两家不同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漫长且经过不同的编辑之手修改、作者生前未能完成最后三卷的修改（因此不存在定本）等原因，为后来小说的再版遗留下重重难题和较大的余地。特别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最后几卷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包括标题在内；还有重复和前后矛盾之处。这一切对出版工作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 五十年代，受作者侄女之托（为此她提供了普鲁斯特的大量手稿资料（包括手写稿、打字稿、校样、初版作品等），伽里玛出版社重新出版《追忆》（1954），并以七星文库本(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精装本，共三大卷)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校勘者为皮埃尔•克拉拉克(Pierre Clarac)和安德烈•费雷(André Ferré)。该版《追忆》（以下简称克‒费本）奉行七星文库本图书的出版惯例，具有明显的为读者提供最可信的文本（定本），及为研究者提供翔实的研究工具与资料的性质。在随后的三十年间这个版本成为普鲁斯特研究的经典参考文本。 八十年代开始新一轮出版工作，此时作品各卷的版权陆续到期，加之对部分“马塞尔•普鲁斯特遗稿”（Fonds Marcel Proust）[3]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地展开，弗拉马里翁（1984—1987）和伽里玛（1987—1989）两大出版社先后重新整理出版小说。两家具有竞争色彩的出版社分别邀请著名普学专家主持这新一轮出版工作；弗拉马里翁版由让•米伊、伽里玛版由让‒伊夫•塔迪埃主持（以下两版分称米伊本和塔迪埃本）。两家新版各具特色。 首先，从版本形式和文献资料上看，米伊本为简装本，共分十卷；所提供的辅助阅读、研究及版本资料等也比较简洁。其中包括导论（第一卷还有序言）、版本确立介绍、几篇不同性质的普鲁斯特文本（与各卷相关的信件、前文本等）、注释、作品梗概、作品出版后早期的批评反响、简短的参考书目和年表。塔迪埃本仍为七星文库本（精装本），共四大卷，继续奉行七星文库本的传统，并努力在三方面更上一层楼：“提供一个参照手稿、打字稿和校样重新确立的定本，马塞尔•普鲁斯特未出版的文本的主要部分，以及以注释和评论形式出现的关于小说的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料。”[4]具体而言，新版包括：一个新的定本和与其中一些重要段落相对应的置于篇后的大量手稿选载（以显示这些段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说明、注释及异文、作品梗概，以及与1954年克‒费本的页码对照。第一卷文本前还有总导论、详细的年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普鲁斯特遗稿介绍、关于新版的介绍；第四卷文本后还附有参考书目精选，正文、手稿选载、注释及异文中出现过的人名、地名、文艺作品名的索引。这个版本的确为读者和研究者全面、深入了解作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仍不失为具有权威性的《追忆》版本。此外伽里玛出版社还分别根据《新法兰西评论》社的初版和1954的克‒费本出版了几套插图本《追忆》，并根据1954和1987—1989的两个七星文库本出版了几套简装本的《追忆》，这一切无疑对小说的流传起到推动作用；而且也为伽里玛版的《追忆》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 其次，从小说文本上看，两个版本的主编都声称各自的新版是在参照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的资料基础上重新确立的最接近作者意图的文本。如果说作者生前出版的几卷两家差别不大，无非涉及段落的划分、作品名是否用斜体等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三卷在文本上则存在不同的选择。由于普鲁斯特留下大量手稿，如上文所言，包括草稿、誊录稿、打字稿、校样等等，而且由于小说家在校样上大量增写和重写，校样成了新的草稿，究竟何者为最可信的作者最后的稿本，各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只在段落的划分上有差别，文字上也出现了一些差异。不过，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米伊本从总体上看提供了一个更少分段、更少空白（某些段落开头并没有空格），因此也是更紧凑绵密的文本；就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三卷而言，则尤其突显作品未完成的侧面，乃至将手稿中一些未完成的句子保留在文本中。 如果说在二十年代作者去世后，出版者关心的首先是为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作品，以便作品能够顺利流传；从五十年代开始，当小说家的声誉已无可辩驳地得到确立，出版者开始关心“确立一个尽可能忠实于作者意图的作品文本”[5]，当时的出版者尚不承认作品处于未完成中：“1922年11月18日，马塞尔•普鲁斯特离世，使其小说大作的结尾处于未发表，而非未完成状态。”[6]直到八十年代，伴随着众多研究者对国家图书馆普鲁斯特手稿研究的深入展开和发表的大量论文，特别是弗拉马里翁版《追忆》的主持人让•米伊和贝尔纳•布兰(Bernard Brun)等在他们为各卷所写的前言、导论和其他文章中，开始强调有必要恢复作者的“原笔”与“原声”，作品的未完成的侧面不断得到昭显。 作者在世时、作品尚未全部出版，英语世界已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追忆》的第一个译本基本由C. K. 司各特•蒙克里耶夫(C. K. Scott Moncrieff)一人完成（1922‒1930），他在翻译最后一卷时去世。这个版本在英语世界延续了多年，近乎成为经典；在其诞生五十年后，方迎来第一次修订。其总标题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直译：忆往事）取自莎士比亚的一句诗；无疑这样一个标题可以唤起熟悉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传统的人士的文学联想，他们会认为它富有诗意。不过，这个总标题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作者本人和一些普鲁斯特研究者的异议，认为它偏离了法文的总标题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直译：寻找失去的时间）；作者在致译者的一封信中，针对这一总标题明确指出：“失去的时间（在作品结尾处被重新找回，找回的时间）所特意含蕴的双关性，就此消失了。”[7]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基于54年的克‒费本，另一位译者特伦斯•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对这个首译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特别是小说家去世后出版的三卷），不过仍保留了其总标题，基尔马丁在《译本说明》中特别表示，他对那些主张应将总标题改为更贴近原文标题的普鲁斯特学者“无法苟同”[8]；1992年第三位译者D. J. 恩莱特(D. J. Enright)根据87‒89年的塔迪埃本再度对第二个译本进行修订，并将小说总标题改为更接近原作的In Search of Lost Time （直译：寻找失去的时间），作品影响进一步扩大。1995年企鹅出版集团邀请克里斯托弗•普兰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作为总编，组织来自不同国家（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七位译者根据塔迪埃本重译《追忆》（2002在伦敦出版，共六卷），新译本沿用In Search of Lost Time这一总标题，各卷标题则有所修改。 普鲁斯特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有其特殊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学者、文人注意到普鲁斯特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片段翻译。随后是一段较为漫长的沉寂，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敞开国门之后；先是几家文学杂志刊登了了一些翻译选段、介绍性的文章。随后来临的是译林出版社组织十五位杰出译者参与翻译的《追忆》全译本（1989—1991）；以及柳鸣九主编、沈志明编选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译文主要选自《在斯万家那边》、《盖芒特那边》和《重新获得的时间》，根据塔迪埃本译出。进入21世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和译林出版社（2005）又先后出版了由周克希和徐和瑾独译的普鲁斯特小说的第一卷，前者根据塔迪埃本、后者根据米伊本译出。不久前译林出版社（四、五月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六月）又分别推出了徐和瑾和周克希独译的《追忆》的前两卷。至此，中国读者在《追忆》译本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的作者许钧、宋学智将普鲁斯特的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上溯至1933年《大公报》第288期和289期上刊登的曾觉之的《普鲁斯特评传》；最早的翻译则为1934年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卞之琳翻译的《追忆》第一卷开头部分的几个段落，他题之为《睡眠与记忆》。[9]曾觉之给出的小说总译名为《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的译名为《往昔之追寻》。这最初的两个总标题，已预示了普鲁斯特小说中译本始终存在的两个系列的总译名，目前可归结为《追忆似水年华》和《寻找失去的时间》。 译林版中译总标题《追忆似水年华》（新旧版相同）的情形与英译总标题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十分相似，都着眼于唤起接受国读者的文学联想，在中文语境里，《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蕴含了中国古诗中经常出现的文学主题（流水与伤逝）的标题：以流水比喻人生易逝、美景难再，并以回忆挽留人间美景；这是一个具有淡淡的感伤色彩的标题。从字面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李商隐的名诗《锦瑟》的倒数第二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和同一首诗的第二句的最后三字“一弦一柱思华年”。普鲁斯特的小说从双重回忆（自主的回忆和不由自主的回忆）出发，展现了主人公一生的摸索和幻灭过程，充满对人生的叹惋之情，《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标题，将小说的回忆与叹惋主题表达得十分出色，并由于其与中国诗歌传统的牵连而格外悦耳。 柳鸣九在他主编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和论述普鲁斯特创作的一些文章中将书名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一标题更贴近原作。当然，也可将小说总标题译为《追寻失去的时间》，“追寻”二字在表达主体的热切心态上更接近原文。不过，从总体效果上看，这一思路的译名虽保留了作者的原义，在从字面上唤起中国读者的文学联想上却远不如《追忆逝水（或似水）年华》。主要问题出在“时间”一词上，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缺乏文学回声，因此显得有些生硬；中国诗歌传统中不乏咏叹时间流逝的篇章，但诗人们往往用一些更为具体和形象化的词语指代时间，如“流光”、“飞光”、“年华”、“岁华”、“光阴”。而在法语的语境中，普鲁斯特小说总标题中的le temps（时间）并非科学或哲学专用术语，它同样不时出现在诗作中，因此不存在任何听觉上的生硬感。 周克希的新译本将小说总标题译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一方面希望保留作者的原义，另一方面，以“时光”翻译le temps，比在中文语境中更具哲学或科学色彩的“时间”富有诗意。这是一个比较“中和”的译法：与原文对照显得更准确，又符合中国文学传统对时间概念的具体、形象化的命名方式。 《追忆》在中国和英语世界的翻译过程及总标题的争议，既有有偶合之处，比如关于总标题的争议；又有颠倒之处，英译本经历了从独译到合译的过程，而我国在完成合译若干年后，又开始了独译的历程。如果说我们的合译本存在“风格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在语言风格上新的英译本各卷之间的差异可能比我们的合译本更大，除了译者不同，还有来自不同地区的语言习惯的差异。 上述这一系列出版、再版和翻译工作，无疑不断扩大《追忆》的影响。不过，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某些特性，某种我愿名之为“文学精神”的东西；用这个词语，我指优秀文学作品所分享的精神实质，它包括对人的奥秘的热切关注与探索，对爱与美的向往与表达，对文学与灵魂不朽互相依存的关系的强烈信念；它唤起对人生的残缺、有限与文学的境界之无限（至美、至真）的感叹。 二、与作品特性相系的理解与翻译的困难 对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无疑以译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文学才华为基础。《追忆》的翻译，尤其如此。 可以说，普鲁斯特为一部作品而生。在正式写作《追忆》之前，他发表过一部文集《快乐与时日》和两部翻译，及一些仿作和评论；此前的这一切写作和翻译，都可看成对最后一部作品的准备，而他在修改这部作品中离开人间。在他生活中的最后几年里，如同一位竭尽全力在原野中奔跑，以捕捉远处投射在一排小树上的最后一道夕照的摄影师，百感交集的小说家普鲁斯特争分夺秒要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一切寄托在作品中，在他修改着的手稿上频频出现“重要”（capital, capitalissime[10]）之类的自我提醒字样；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受到美的感召、希望在文学中寄托自己所感悟到的一切人生滋味的作者。 在他生前出版的作品集《快乐与时日》（1896）中，已显示出他多方面的写作才华。在这部混合了各种文体的作品中，他以略带嘲讽的语调为社交场所遇到的贵夫人画像；以中短篇小说塑造热衷于社交的人物，并揭示社交生活如何消耗人的精力、磨损人的天性；以诗歌为自己喜爱的音乐家和画家画像；以散文诗般的优美短章描写他的见闻，表达对各种事物、情感的看法，抒发听音乐时的感悟，等等。在《追忆》中，他将自己多方面的才学（诗情、哲思、广博的学识、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刻的体悟等）熔于一炉；翻译这样的作品，向译者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由于篇幅长且未完成、内容繁复、构思细密、风格多变，造成了理解与翻译的重重困难，误译随时可能发生。 根据英文版译者基尔马丁的统计，全书超过125万字。[11]译林初版中译本字数约为244万字。即使不计理解上的困难，翻译如此长的作品，也需要消耗多年时间。由蒙克里耶夫独译的第一个英译本占用了他生命中最后八年多的时间，而且最后一卷并未译完。由于《追忆》系未完成之作，每次出版又都经过了水平高低不同的编辑之手的加工，排除作者思想复杂的因素，无疑仍存在着难以理解的句子，由作者本人或不同的出版者的疏忽造成的文本晦涩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晦涩。 作为一部错综复杂的作品，作者在作品中纳入了一生的体验与感悟；并对其进行了长时期的、带有各种明确意图的、不同层次的精心加工。如果对于作者的总体意图、精神境界、基本思路、写作风格缺乏深入了解，而仅仅依靠对个别的句子的理解、辅之以自己的猜测，便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较大偏差。与此同时，《追忆》又是一部法国文化及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文化与文学艺术参照。不了解这些参照（有些涉及专门性的知识，有些则涉及与文化传统相系的常识），同样会导致理解错误。从构思上看，小说家十分注意前后照应；对于理解和翻译某些段落，前后互参必不可少。 涉及《追忆》，一些并未读过它的人，都知道（也许仅知道）它的长句子。实际上，小说家的句子具有多种形态。虽不乏经过反复加工的长句子，同时也有大量采自日常生活的雅言（公爵夫人与来自乡下的女佣的“古典语言”）、俚语行话（属于某些小圈子的特有的语言）、文字游戏、风趣话等等；特别是小说家十分注意不同人物说不同的话，乃至记录他们的口误（作为塑造人物的手段之一）。可以说在《追忆》中，一方面不同人物表达方式不同，另一方面作品的基本叙事语调（也即叙述者的语言），多数时候是从容不迫、娴雅、幽默的；很少有生涩、粗陋、气息迫促或不畅的句子。如果说叙述者的长句子难译：需要进行反复梳理方能理解，将其翻译成可读的汉语是译者面临的又一重挑战；那么上述其他人物的话语则有必要按照其性格、社会圈子的归属等为他们采用适宜的语调、词汇。 综上所述，翻译《追忆》，除了作为前提的对作者思想和作品本身的深入了解，译者至少还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精神资源”：第一，广博的文化（包括宗教、哲学、历史等）、艺术（音乐、绘画、建筑等）和文学知识（不只限于法国）；只有译者厚实的积淀才能传达原作的厚实。第二，高超的法文（用于理解）和中文（用于表达）水平，以传达原作在文字表达上的丰富层次。第三，非凡的会通才华，在此，不只涉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道理（文学，由人心生、诉诸人心，在沟通人心方面无疑胜过其他门类的作品），还需实现这一大道理的具体才能。这涉及从境界上会通不同门类的艺术、以复杂的人生体验感悟并传达作品揭示的人生真谛的能力。在写作的层面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才华，描写和感怀；有时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普鲁斯特十分擅长描写，在《追忆》中，有不少描写的段落，涉及听音乐、观赏自然和绘画、与某些蕴藏着珍贵记忆的物品接触时的神妙体验等。这些段落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诗性侧面，翻译它们对译者的诗性天赋有较高的要求，而这种天赋是学识所不能弥补和替代的。此外还有感怀的段落，它主要涉及各种心灵体验（如艺术的召唤所引起的心灵震颤、爱情的各种滋味、对人情世故和人世沧桑之变的深入而细微的体察与感悟等）的传达；它要求译者具有敏感、细腻、丰富的心灵。 只有在知识、语言文字和会通才华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译作才不显得生涩，读者才能更顺利地与之沟通。前两项关系到译文的准确度；后一项主要涉及译文的审美特性。 三、译林新旧版《追忆》对照 鉴于上述《追忆》的种种特点，翻译《追忆》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困难。普鲁斯特在写到贝戈特（小说中的作家）在欣赏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后死去的段落时（他本人正是在修改包括这一段在内的打字稿期间去世），曾特别指出那些文学、艺术杰作中所显示出的三重原则：善良(la bonté)、审慎(le scrupule)、献身(le sacrifice)。翻译《追忆》同样向译者提出这三重要求，特别是最后一项：献身。时间对于任何人都是宝贵的，用数年的时间从事十分艰辛的翻译工作，无论他多么有毅力、才华、献身精神都不是一件易事；哪怕这一工作带来难以衡量的精神愉悦（如同任何真正伟大的文学杰作，《追忆》确实能够在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同时，帮助读者认识人生）和成就感（能够创作或翻译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会使人感到坦然、释然，感到没有虚度此生）。在天平的另一端，与完成的欣悦构成对比的，则是艰辛的工作：在日复一日精力饱满的数小时内，译者面对着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颇费脑力的句子。句中任何一个费解的词语都可能构成难以超越的障碍。理解错误不可避免。 下面我们将客观描述译林社的两个译本在版本来源、文献资料等方面的特点；并对译文准确度约略进行对比，旨在进一步突显翻译《追忆》的难度。 （一）译者、版本与文献资料 旧版的十五位译者：李恒基、徐继曾（《在斯万家那边》）；桂裕芳、袁树仁（《在少女们身旁》）；潘丽珍、许渊冲（《盖尔芒特家那边》）；许钧、杨松河（《索多姆和戈摩尔》）；周克希、张小鲁、张寅德（《女囚》）；刘方、陆秉慧（《女逃亡者》）；徐和瑾、周国强（《重现的时光》），当时大都已是卓有成绩的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他们与普鲁斯特作品的缘分深浅不一。桂裕芳教授在参与翻译《追忆》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之前，已翻译出版了《斯万的爱情》，不久后她又译出了普学重要著作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与王森合译）。《在少女们身旁》的另一位译者袁树仁教授此前曾译有安德烈•莫洛亚的文论集《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的译者之一许钧教授在翻译该卷前后，发表多篇与翻译普鲁斯特相关的论文，其中包括《〈追忆似水年华〉卷四翻译札记》、《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在他不久前出版的《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与宋学智合著)一书中，特辟一章《普鲁斯特与追寻生命之春》追溯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史，从翻译、研究、影响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第五卷《女囚》的三位译者，周克希正在单独重译《追忆》；张小鲁女士还翻译出版了《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寅德早在参加翻译《女囚》之前已撰写数篇普学论文，如《现实•心理•艺术——论〈追忆似水年华〉的三重内涵》、《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结构》，随后又出版专著《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正是在这些杰出翻译家和普鲁斯特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读者得以逐步进入《追忆》的世界。 新版译者徐和瑾不但参与了旧版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的翻译，而且他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译介和研究普鲁斯特作品的翻译家和学者之一。1982年他曾发表《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文，介绍普鲁斯特的生平与《追忆》的创作过程；1985年翻译了普学重要论文之一，热奈特的《普鲁斯特和间接语言》；1998年他又翻译出版了安德烈•莫洛亚的《追寻马塞尔•普鲁斯特》（译为《普鲁斯特传》）；[12]此外他曾翻译多部法国文学名著，如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塞利纳的《长夜行》等，这一切无疑为他独自重译《追忆》奠定较为雄厚的基础。作为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13]徐和瑾显示出极为勤奋、严谨、认真求索的态度。这一切既体现在译林新版《追忆》的众多文献资料上，也体现在《追忆》的译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和瑾的翻译工作得到法国普学专家、弗拉马里翁版《追忆》主编让•米伊的大力支持，为其答疑并提供最新研究资料。 从版本来源看，译林出版社的两个译本，依据不同的法文原版。 旧译本很可能是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54年的版本，在译林的版本信息页上，关于原作版本，给出的是“本书根据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84年版本译出”。而据我所知，从文本上看，伽里玛出版社只出版过三个不同版本的《追忆》：20年代的初版（即《新法兰西评论》社版）、54年和87‒89年两度重新确立文本的七星文库本（伽里玛的几套简装本也是根据这两个版本）。 新译本则依据84—87年的米伊本。新译本第一卷上给出了明确的法文原版版权信息“1987 by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给出这一信息十分重要，因为如上文所述，普鲁斯特的小说存在不同版本，而不同版本体现着普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普学理念。 新版在呈现作品的方式上与旧版不同。旧版除了第一卷正文前的“编者的话”、两篇序文和一篇较为简略的普鲁斯特年谱，其余的篇幅全部给予了作品本身；仿佛编者有意让作品本身去寻找自己的读者。新版则不同，增加了大量附加资料。从译者和出版者的观念上，都显示出努力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更容易进入的文本，以及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纳入了最新研究信息的版本的意图。 从附加资料的角度看，新版增加了大量内容：正文前的图片、两篇序文。图片的加入，无疑对读者阅读时展开想象并接近作者心目中的现实有一定帮助。新版除了保留了旧版施康强翻译的安德烈•莫洛亚的序文（尤其代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普学较高水平的成果），又增加了法文新版编者让•米伊的一篇序文，从内容上看，这篇序文在法文《在斯万家那边》87版序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至少部分内容写于2008年前后。在新的序文中，作者不但简述了《追忆》各卷的主要内容，探讨了普鲁斯特的写作特征，还介绍了普鲁斯特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译林社的新版还增加了正文前的普鲁斯特生平与创作年表，正文后的内容提要，人名、地名、文艺作品名索引以及译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和瑾试图通过这个译本兼容米伊本和塔迪埃本的特色。在前两卷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显然也参考了塔迪埃本《追忆》，并在译文中提供了两个版本在段落划分、书名标示等方面的差异。此外，从正文前的“普鲁斯特生平与创作年表”可以看出，译者大量参考塔迪埃本的年表（据译者称，还参考了塔迪埃另一部著作《普鲁斯特》中的年表），一些条目是对其“去粗取精”的编译（尤其是从1589年至1927年间的条目）。正文后三篇索引同样大量参考塔迪埃本第四卷的三篇索引：人名索引近乎是对其人名索引有选择的编译；地名索引同样基本来自该本，但编排顺序有所改变：塔迪埃本将某些地名归于城市名之下，徐本地名索引基本按字母顺序排列；徐本文艺作品名索引与地名索引作法相类，按字母顺序排列，塔迪埃本则对作品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如将《一千零一夜》中的所有故事编排在总书名之下）。总之，与塔迪埃本的年表和三篇索引相比，徐本在内容上有所增减。 新版“译后记”对每卷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等进行了介绍，为读者进入作品提供了简明扼要的入门资料。 遵循弗拉马里翁出版社新版《追忆》所确立的为读者提供最新研究信息的原则，徐和瑾有着强烈的为读者提供新信息的意识，从2005年的第一卷到2010年的第一、二卷，普鲁斯特生平与创作年表进一步延伸，让•米伊的序文也进行了扩充。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总之，这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版本，充分体现了译者孜孜不倦、刻意求真的学者风范；相信接下去各卷的出版，将标志着我国普鲁斯特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译文准确度 再从译文本身来看。评判一部译作文笔（就文学翻译而言）的优劣，往往与个人的阅读趣味联系在一起，因而难免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不过，正像对一部文学作品而言，风格（或曰文笔）研究（主要涉及上文所论及的作品的审美特性）应是一种本质性的研究，相应地，将译作与原作风格进行对照并由此作出风格评判，始终应占据翻译评论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研究为时尚早，新版《追忆》仅出版了前两卷（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反复阅读。在此，仅从译文准确度的角度对照新旧译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下文中所举的误译的例子，无论涉及哪个版本，都只是个别现象，它们并不影响译文整体的较高质量。 从译文的准确度上看，新版的前两卷与旧版的前两卷相比，有些地方更接近原文。旧版中的一些错误，在新版中得到了纠正。除了译者在“译后记”中指出的一些地方（《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第651—655页），还可举出其他一些例子。 1）追寻的主题，确切说人是否能够在现实中实现梦想的问题，贯穿小说。答案当然是：梦想只能实现在文学写作中；为此，小说家展现了主人公整个的幻灭过程。这一主题，在小说第一卷开头处便出现了。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主人公梦见一位给他带来快感的女子，而这位女子恰巧与他在生活中认识的某位女子有些相像，于是醒来后，他试图全力在生活中找到她。原文写道：la retrouver, comme ceux qui partent en voyage pour voir de leurs yeux une cité désirée et s’imaginent qu’on peut goûter dans une réalité le charme du songe. 旧版译为：非同她梦里再聚不可，就象有些人那样，走遍天下也要亲眼见见他们心目里的洞天仙府，总以为现实生活中能消受到梦境里的迷人景象（第5页）。 新版为：以达到再次见到她的目的，这就像有些人外出旅行，想亲眼目睹他们朝思暮想的城邦，并以为能在现实中观赏到迷人的梦境（第5页）。 对照原文，新版显然更准确。首先原文中并没有“梦里”的含义，旧版的译文误加了这层含义，并使上下文矛盾：既然是“梦里再聚”，又何必“走遍天下”？其次，旧版将une cité désirée译为“心目里的洞天仙府”也略显夸张和走样，“朝思暮想的城邦”则比较确切。在这个片段里，新版的译文更准确、更朴实。 2）艺术收藏家斯万是上流社会社交界的红人，他在耀眼的社交生活、失败的爱情和平庸的婚姻中消耗了自己一生的时光，尽管他也曾受到音乐与绘画的感召。斯万与马塞尔是小说中形成对照的人物。小说家以斯万的经历突显他与马塞尔的不同，马塞尔最终以写作回答来自音乐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他的召唤。小说第一卷中作者曾描写斯万所处的怠惰的精神状态： 旧版：他就养成了逃避存在于琐碎不足道的思想之中的习惯，也就不再去追究事物的原委（第210页）。 新版：他养成了习惯，躲避在无关紧要的想法之中，因为这种想法能使他把事物的实质搁置一边（第209页）。 旧版的“逃避存在于”像是对原文的未经加工的不准确的直译（原文为：se réfugier dans），读起来比较费解；新版译为“躲避在”则简洁明了，恰到好处。 3）第二卷，在巴尔贝克主人公结识了画家埃尔斯蒂尔并参观了他的画室，小说家用大量篇幅描写画家的技法和在绘画上的创新，其中一点，便是“画其所见，而非其所知”，这是普鲁斯特理解的印象派绘画的本质所在；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以感觉、印象（而非理性）作为自己小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开始描写画家的海景作品之前，作为画家再现世界的方式的铺垫（以演示画家的眼光来自真实体验），作者写了一段马塞尔清晨起床后从窗口观看大海时的情形。有时他会产生难以将大海与海岸，或者大海与天空区分的印象。小说家接着写道：Bien vite mon intelligence rétablissait entre les éléments la séparation que mon impression avait abolie. 旧版译文：很快，我的理性将各个成分重新区分了开来，而我的印象则又取消了这种区别（第393页）。对比原文，译文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弄反了，原文中事物无分别地混淆在一起的印象在先，理性的区分在后；这符合普鲁斯特一贯的思想。这处误译，一方面扭曲了作者的思想，另一方面忽略了原文中表示先后的动词时态的用法。相比之下，新版译文则准确而简洁：我的智力迅速恢复被我印象消除的各个成分之间的界线（第413页）。 4）紧接上面马塞尔参观埃尔斯蒂尔画室的段落，马塞尔回想起在贡布雷时勒格朗丹曾建议他不要前往位于布列塔尼附近的巴尔贝克（第一卷，旧版第133页，新版第133‒134页），并就此询问画家的意见。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是Bretagne（指法国旧省布列塔尼），旧版误译为“英国”（第400页；法语中，英国国名简称la Grande Bretagne），在新版中得到了纠正（第421页）。旧版的这一处误译，有可能是一时疏忽；但假使译者比较了解第一卷的相关内容，那么这个错误很可能就避免了。 不过，有些旧版的理解错误，新版并没有纠正，并延续了类似的误解。举两个例子。 5）犹太人的不良处境是普鲁斯特小说中较重要的主题之一。他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不同人物对德雷福斯案件[14]的反应和案件本身对沙龙演变的影响，与案件有关的内容从第二卷便开始出现，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达到一个高潮，并一直延伸到小说最后一卷。第二卷中涉及犹太人地位的段落比较重要，尤其因为它可看成对小说中大加描写的德雷福斯案件的铺垫，其中有一段描写犹太家庭所处的自成一体的孤立状态。最后一句原文为：……où personne d’ailleurs ne songeait à frayer un chemin. 旧版译为：任何人都别想开出一条路打进这个圈子（第290页），新版为：不过，任何人也别想进入其内（第315页）；原文确切的含义应当是，没有人想与犹太人交友，因此不是“别想”，而是“不曾想”、“并不想”，小说家以此揭示当时双方（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敌意，特别是暗含了强势人群对弱势人群的傲慢与轻蔑。这里的误译，可能是由于对作品所写犹太人的处境了解不够造成的。 6）又如第二卷马塞尔会见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情节中，画家谈到了巴尔贝克教堂门廊的浮雕，特别是《圣经》中描写的以利沙伯会见无玷受胎的马利亚的场面，以利沙伯抚摸着马利亚隆起的腹部露出赞叹而惊讶的表情，两个版本都将法语中的le sein一词（有包括“腹部”和“乳房”在内的一些含义）译为“乳房”。旧版：伊丽莎白触到玛丽亚的乳房，感到乳房隆起而深感惊异（第398页）；新版：以利沙伯摸到马利亚的乳房，感到乳房鼓起，对此赞叹不已（第418页）。而在这一场景中，正确的译法应当为“腹部”。此处的误译，有可能是疏忽造成的，不过只要读过《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读者，都应对经文中出现的“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15]有些印象，而耶路撒冷圣经学院主编的《圣经》法译本中用的正是le sein[16]一词；或者凭借常识，也可作出判断。 此外，遗憾的是，新版也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在旧版中是没有的。举两个例子。 7）第一卷中关于散步的段落，小说家多次写到le Calvaire（或 le calvaire）的投影，这个词有两个相关的含义：作为地名，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点，耶路撒冷城外的骷髅地（一座山岗，在那里罗马人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这个地名和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件的延伸，这个词经常用来指代对这一事件的再现：十字架和描绘耶稣受难的绘画、雕塑等。旧版将其译为“十字架”（第134，135页），新版译为“骷髅地”（第134，135页）；《追忆》的贡布雷应位于法国的某个乡村，那里与骷髅地不相干。译为“十字架”显然更合适，当然也可译为“耶稣受难雕塑”。 8）普鲁斯特认为，艺术家对生活作出的回答体现在作品（文学的解决）而非日常生活中。与此相关，在第二卷中，小说家写到作家贝戈特在为人上的不良侧面：在背后说朋友坏话。并以马塞尔的姑婆为反衬，姑婆虽然会当面对自己喜欢的人说些难听的话，背后却从不说一句他们听不得的话。原文为：Mais hors de leur présence elle n’aurait pas prononcé une parole qu’ils n’eussent pu entendre（直译：不能听见）。 旧版译为：可是，她决不背着他们说些见不得人的话（第124页），新版为：但这些人不在时，他们听不到的话，她一句也不会说（第145页）。显然，旧版是对的，而新版则令人费解。 就上述这些理解和翻译错误而言，1）、3）主要是由于对小说家基本思想了解不够深入造成；2）可能出于语句加工不足；4）可能出于疏忽，再加上对第一卷的内容缺乏了解；5）可能是因为对作品所涉及的背景知识了解不够；6）、7）主要涉及宗教文化方面知识的欠缺；8）可能是由于疏忽或理解不到位。这些例子再次表明，对整部作品全面深入的了解、丰厚的知识、细致入微的理解力是翻译《追忆》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结 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最早完成《追忆》翻译的英语世界，回应着小说在法国的几度重新出版（指重新确立文本），以及作品所引发的持久的阅读热情，翻译和重译成为普鲁斯特这部长篇杰作的必然命运。 翻译一部篇幅如此长、内容如此繁复的作品，出现一些理解错误在所难免。对于熟悉原作的人，发现一些错误并不难；指出这些错误，无非表明翻译普鲁斯特实在不易。译林社新版和旧版《追忆》，都出自杰出的翻译家之手，可是这些译本都存在一些瑕疵；这不过表明，翻译杰作（仅就翻译《追忆》这样繁复的长篇而言）的诞生，同样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也许必须经过数番努力（包括重译、修订等）才能出现一个得到读者普遍认可的、具有较长远生命力的译本。 从目前来看，译林出版社二十年前由十五位优秀译者合译的《追忆》仍有诸多不可替代之处。首先，它是一个首创的全本；新的独译本何时能够大功告成还需等待。其次，旧版某些地方（无论是理解还是遣词造句方面）十分出彩，并未得到新译本的沿用和继承。我个人认为，某些好的译文是完全可以沿用的，也未必有损于译者的个人风格。文化、文学原本是在继承、乃至重复的基础上发展的。 鉴于译林前后两个译本根据不同的法文原版且各具特色，而作品又如此难译，在继续出版个人重译的同时，不妨参考法文新版、修订已有的合译本。 值得庆幸的是，正是不同版本的译作的出现，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多重选择的可能性；而伴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展开，相信译作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从文学的生命力的角度看，作品的延续，在于其本身的特性（特别是它所包含的文学精神），而且只要它是有价值的杰作，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重译和重读。也许对于读者来说，某些翻译错误并不影响阅读；翻译所起的不过是个桥梁作用，只要读者喜爱译作，并能够与其沟通，翻译的主要目的便达到了。就此而言，译作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选择。 原载：《文艺研究》 [1]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译林出版社的两个普鲁斯特小说译本，在不涉及其他译本的情况下，普鲁斯特小说标题亦采用该出版社初版译名。总名简称《追忆》。 [2] 卷一《在斯万家那边》（1919，1册；同年重印变为2册），卷二《在少女们身旁》（1918，1册；1919、1920重印变为2册），卷三《盖尔芒特家那边I》（1920，1册），卷四《盖尔芒特家那边II, 索多姆和戈摩尔I》(1921，1册)，卷五《索多姆和戈摩尔II》(1922，3册)，卷六《女囚（索多姆和戈摩尔III）》（1923，2册），卷七《失踪的阿尔贝蒂娜》（1925，2册），卷八《重现的时光》（1927，2册）。参见Marcel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V, Pléiade, Gallimard, 1989, p. 1501-1502. [3] 指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普鲁斯特遗稿，1962年，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普鲁斯特遗稿转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1977、1984年该图书馆又获得两小批遗稿，这些遗稿近乎囊括了普鲁斯特的全部手稿。这些遗稿除了作家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还包括《追忆》的大量手稿：七十五本草稿、二十本誊录稿、活页稿、附页稿、四册记事小本、打字稿、校样等，其中一些手稿经整理后已出版。 [4]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1987, p. CLXXI. 下划线为笔者加。 [5]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1954, p. XXIII. [6] 同上，p. XXIX. [7] Jean-Yves Tadié, Marcel Proust (biographie), Gallimard, 1996, p. 901. “失去的时间”中“时间”一词词首字母为大写。 [8]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Volume I, “Note on the Translation”,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2, p. XII. [9]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76页。 [10]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1954, p. XXVII, XXXI. [11]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Volume I, “Note on the Translation”, p. IX. [12] 以上内容参见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第292、296页。 [13] 同上书，第300页。 [14] 这一案件由法国军队里的一个“司法错误”（误判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为卖国者）引起，由于牵涉到政治、宗教、司法、国家安全、军队与共和国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前后历经十二年，造成诸多后果。 [15]《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南京，1992年，第62页。 [16] La Sainte Bible, les Éditions du Cerf, Paris, 1955, p. 13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