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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歇斯底里症被认为是由子宫扰动引起以后，几千年来，女性一直被贴上敏感多疑、情绪不稳、心智不全的标签。即便19世纪医学进步，终于发现这是种心理疾病，而且跟女性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女性仍然不免被成见所包围，认为她们不善于控制情绪，容易走极端，行为处事经常缺乏理性的指引。而作为创作者的女性，因为需要情感的投入，能量的燃烧，又倾向于“用生命来书写”，更是行走在崩溃的边缘。的确，在女作家群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她们有的不堪情绪的困扰而自尽，有的终年生活在抑郁中，有的与酒精、烟草、失眠为伴。她们的文字，承载着生命的苦痛，陷入宣泄的呓语而无法自拔。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女作家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很可贵的品质——节制。苏格拉底曾在《斐德若》里宣称，节制是爱欲的至高形式。也就是说，节制不是单纯的克制、冷漠，而是爱自我与爱他人的有序和谐，是“灵魂的最佳状态”。具体到创作中，节制是种坚强，它表明对自己的书写有种控制力，不让情感泛滥成廉价的抒情，不让细腻铺张成琐碎的平庸，不让自我哀怜成为叙事的主调。节制也是种平衡，它在冷静的叙述与炽热的感情间保持动态的节奏，既在冷静的描写中铺垫感情，逃脱冷漠的淡然，也在炽热的情感里布下距离，避免肆意的宣泄。节制还是种留空，所有重要的都在文字中呈现，所有更重要的在文字外留待读者回味。它是抑制也是开放，在清醒的自我认知中呼唤他者（读者）的参与。 Ⅰ情感的节制 节制并不是没有情感。丰富细腻的情感一直是女作家的长项。但任由情感主宰叙述，反而会让最打动人的部分淹没在无病呻吟中。《乐观者的女儿》、《迷药》、《圣徒与罪人》里《我的两个母亲》都是描述亲情，其中都有个“不在场”的母亲，而就是这个寥寥数笔的女性，却寄托着作者最深最厚的情感。 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1973年普利策奖作品《乐观者的女儿》，讲述了女儿去照顾做眼睛手术的“乐观主义者”父亲直到去世，然后送父亲回乡落葬的种种。作为女儿心底最思念的人，她的母亲贝基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而对她的描写直到小说快结尾时才集中出现，此前，母亲的名字只被零星提到，她喜爱的月桂图案，她安上吓鸟的反光器，不过是叙述别的事情中偶然被带了出来；与之相对的，却是对静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只想着去游行取乐的年轻继母的大幅书写。但是，当我们看完全书，看到当年缠绵病榻却不甘死亡的绝望母亲，对女儿终于说出“你本来可以救妈妈的命的，你却站着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我们才在“遵医嘱躺着，绝口不提眼睛”的父亲身上，看到拼命抵抗时间终点的女性的身影；看到用缝纫、书信、阅读的爱意包裹父亲的母亲，我们才在装腔作势、浅薄寡情的继母身上，嗅到另一类在亲人身上倾注爱情的女性的气息。是克制着不去描述眼见父亲日渐衰朽时不可避免会想起的母亲的逝去，不去描述继母颠三倒四、做作任性映衬下母亲的安详宁静、温柔善意，才让对母亲的浓浓思念，在言说他物的文字下游走；而且，这种克制，也没有在专门书写母亲的章节里彻底释放，相反，情感的顶峰，依然在作家冷静的笔锋中收拢，由此传递出不可思议的震撼力。 “尽量要用陈述事实的方式来表达，”这是小说里女儿对自己的“命令”，其实也是韦尔蒂践行的创作原则，在事实的展开中，情感的爆发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没有描写女儿失去父母时的悲恸，却描述了得知外祖母去世时母亲的表现： 劳雷尔在楼梯顶上听到母亲号啕大哭：她第一次听到除了自己之外的人号啕大哭。 与继母费伊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哭喊式闹剧不同，母亲痛哭中所嚷的“我不在身边、我不在现场”传递出她心中难言的悲哀。从号称“山脉之州”的西弗吉尼亚州嫁到“没有山”的芒特萨卢斯，年轻时没能救下父亲、又要在如花岁月离开母亲，贝基的心中不是没有惆怅，但对丈夫的爱支撑着她的婚姻生活，“两个相爱之人有节奏的夜读声会交替传上楼来”。正是幸福婚姻仍然不能抵抗的“号啕大哭”才是真正的心痛，但韦尔蒂没有让哭声继续回荡，“过了一会儿，劳雷尔问起那只钟，母亲镇定地回答，一只钟能不能顶事儿，得看你的孩子们离得有多远。”刚才还在大哭的母亲镇定地回答了女儿关于那只钟的问题（母亲老家铁柱上的钟，万一有紧急情况，外祖母敲响它就可以了），貌似平静的“得看你的孩子们离得有多远”，比痛哭更摧人心肺，这就是节制的力量。 出生在美国东部康乃迪克州、翌年即随家人迁居墨西哥城的詹妮弗·克莱门特，也在小说《迷药》中用克制而诗意的笔调，描绘了母亲忽然失踪后爱米丽父女俩的生活。虽然“讨论墨西哥城没有了的种种东西是爱米丽父亲挚爱的话题”，但正如小说中爱米丽心里嘀咕的，“她怎么就没提我妈呢，她也从墨西哥城消失了。”小说没有铺陈母亲失踪在父亲和年幼的爱米丽心灵里造成的创伤，而是也同样“用陈述事实的方式来表达”，父亲如何“又当爹又当娘”，带她去芭蕾课，去买舞鞋，去修剪头发，为她梳辫子，确保女儿的衣服是干净熨烫过的，等等。是节制的叙述，才让偶尔流露的话语直击人心： 爱米丽回到家，先在花园里坐了几分钟，然后才进了屋。花园的地上铺 着石块没有草。一个跳房子、跳绳的花园，一个没有蝴蝶没有甲虫的花园，一个没有秋千的花园。旧花盆里开着一盆海螺花。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花园,一个没有妈妈的花园。 平静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荒芜的花园，一个童年已消逝的花园，一个没有妈妈、不完整、不快乐的花园。当爱米丽说起“家里人这么天各一方真是奇怪啊”时，爸爸回答，“家庭就是一个愿望无法实现的地方。太正常不过了。”正常吗？绝对不，一个正常的家庭，爱人不会突然消失，妈妈不会突然抛下年幼的孩子，但爱米丽的爸爸没有让绝望的悲痛主宰自己的生活，他接受了这种“正常”，克莱门特也没有着力渲染爱米丽的思念，只是用简单笔触描写了爱米丽戴着的“我母亲的十字架”：“我身体的一部分，另一块骨头。”虽然血肉相连的愿望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母亲的替代品，她的象征，却化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这本薄薄小书的情感暗流，它表面状写着爱米丽父女的日常，但那没有描写的部分，那份永远的“不完整”，却浸透在爱米丽收集的案例中，浸透在父亲聆听的墨西哥歌谣中，甚至浸透在突然到来的堂兄的爱意中。淋漓尽致的张扬情感，在节制中凝聚成更浓郁的底色，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力度，反而溢出了作者的边界，作者有意克制不说的，都在读者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相比长篇小说，其实短篇做到节制更不容易。某种程度上，短篇就是节制的艺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篇幅中包容并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量，考验着每个作家的叙事能力与技巧。爱尔兰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被美国作家菲里普·罗斯誉为“英语写作中最具天赋的女性”，爱尔兰第7任总统玛丽·罗宾逊也称赞她是“她那一代最富有创造力的伟大作家之一”。但是，这份创造力在她的作品中并没有炫耀显示，她仿佛一个局外人书写着爱尔兰，书写着家族，书写着自己。她创作出丰富的故事，却只用了疏寥的笔墨；她拥有炽烈的情感（她曾经、也一直是一个反叛的姑娘），却吝惜着不愿尽情吐露。《圣徒与罪人》的《我的两个母亲》，想像了母亲另一条没走的道路，想像了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和那个原本应该那样的母亲“过本该过的生活，幸福，互相信任，无所羞愧”。那个“不在场”的母亲，那段“本该过”的幸福生活，才是“我”心中的愿望，是“我”要书写的中心，但在整篇小说中，就仅此短短一句，并作为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 另一篇《旧伤》，写了两家闹翻多年后，“我”和堂哥重拾亲情和友谊、但终因心中隔阂阴阳两界的故事。和《我的两个母亲》非常相似，前者以母亲未写完的信结束，后者也以堂哥未就的信笺结尾，寻求和解的心情止于中途。“我”曾和堂哥约了将来一起葬在家族的墓地，结尾，“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葬在这儿？那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某种没有名字的什么，给它冠名，等于剥夺了它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冠名，那么它的名字是“家”，是如果能抛开种种恩怨、不必只在想像中、在死亡后才能“拥有”的健康亲情。奥布莱恩没有书写对“家”的渴望，她只书写了与母亲的种种龃龉、牴牾，书写了与堂哥的种种误会、错失，但两篇结尾的短短那两句话，在有限的文字里蕴含了最揪心的惆怅，更用结束的句号终止了惆怅的泛滥与蔓延。 “快乐过了头，没准就会走霉运”，《乐观者的女儿》里的母亲贝基这么说。而对创作来说，情感的泛滥无益于共鸣的建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此，是大爱无言。 Ⅱ 细腻的节制 女性天性敏感细腻，通常比男性更关注细处，注意到更多事物的细节和人心的细微层次。女作家更是如此，一颗不敏感的心灵无法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产生共振。但是，了解节制精髓的作家，不会让叙述追逐细节、沉迷细节，而是懂得让细节展开自己的叙事。《迷药》可以说就是细节的汇总，小说中充满了父亲念叨的墨西哥城已经消失的各种事物，蝴蝶、蛾子、甲虫、有轨电车、胡椒树、乌梢蛇、蝙蝠，还有曾经环绕墨西哥城的河流湖泊和森林；但这些并不仅仅是有生世界里的物种，也建构了父亲的记忆和过去，所以，作者克莱门特并不是沉浸在细节中，而是用这些细节来构筑她的主题，那也是爱米丽始终在追问的，“一个人怎么会掉到了天边外？”那些蝴蝶蛾子哪里去了？湖泊森林哪里去了？妈妈哪里去了？警方记录详细记载了妈妈的夫名、父名、专名、国别、皮肤、头发、眼睛颜色、身高、体重、失踪时间、最后出现地、失踪时穿着，这些细节无一遗漏，可记不下的，是母亲失踪时的心情。克莱门特用物的细节的漫溢反衬了人的缺席，心的缺席，情的缺席。细腻的细节因此非但没有淹没主题，反而自始至终诉求着、萦绕着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环。 雪莉·杰克逊虽然一贯被称为畅销书作家，但近年来学界对她的关注，表明她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价”。《摸彩》里的短篇，篇篇都有意犹未尽的精到，节制的叙述也是她的突出风格。比如《就像妈妈以前做的》，讲的是细致、严谨、颇有洁癖的戴维请自己暗恋的女邻居玛西娅前来晚餐，用餐时玛西娅的同事不请自到，却以为戴维家是玛西娅家，善良的戴维只得在饭后为他们腾出空间，自己避到玛西娅公寓的故事。小说细致描写了戴维公寓的格局，他把自己“可爱”房间里的家具涂上心仪的黄色和褐色，又配了粗花呢的褐色窗帘。他的盘子是橙色的，桌布是淡绿色的，放着干净的绿色餐巾和银制餐具。戴维略为女性化的举止，他准备食物的精心，他任由玛西娅误导同事哈里斯先生的善良，都指向了标题“就像妈妈以前做的”。精心描写的细节，应是孩童眼里妈妈操持家庭的记忆在成长后潜移默化的反映，玛西娅看着戴维精心布置的公寓和晚餐，就悲哀地说，“有人应该教教我”。是戴维的妈妈教会了戴维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虽然小说除了一句“进客厅读妈妈的来信”，没有一处提到她，但整篇小说笼罩在标题里的妈妈下。杰克逊其他小说也是如此，充满了细节，但又不为细节所困，比如那篇著名的《摸彩》，细节就像每个人手里的那块石头，只要扔出去，就有致命的杀伤力。 《乐观者的女儿》里外祖母守寡后给母亲写信，她“始终不容自己写的太多，”这些用铅笔匆忙写出的简短的信，表现出非凡的“勇敢”与“冷静”，但冷静的节制里，却用动人的细节传达出女作家的细腻：外祖母很想送一只鸽子给劳雷尔当生日礼物，“只要她愿意，鸽子会在她手上吃东西。”鸽子是劳雷尔小时候跟母亲回“老家”爱上的鸟儿，她原来不熟悉它们，不知道它们会把尖嘴塞进彼此的喉咙，彼此抢食，它们让她相信，它们离不开彼此，一只离不了另一只。外祖母想把鸽子送给外孙女，是想把童年的记忆送给她，把家庭的纽带送给她。没有更宽阔的胸怀，无法留意到日常的琐碎，而过于沉湎于日常的琐碎，不服务于超俗的境界，又无法跳脱细节的牵袢。节制在两者间平衡，它最大限度地将女性敏感细腻的感触发挥到极致，又最大限度地将细节的意义放大到主题。 Ⅲ 自我的节制 女性不仅天性敏感，而且对自我比较关注，女作家的创作便往往纠缠着自身的经历。即便像杰克逊说，她非常不喜欢作品中自传性的素材，但她的《与野人同居》就是以她和几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为基础的幽默小说。艾德娜·奥布莱恩可能是这些女作家里最爱书写自我经历的，自从知道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是自传性作品后，她大受启发，意识到自己将来的写作方向是什么：“我想要书写我自己。”《我的两个母亲》叙述的内容跟她的经历基本一致，可以被认为是对现实中母亲及母女关系的书写。现实中，母亲是控制狂，曾经在美国做过女佣，禁止女儿跟文学沾边，反对她的婚姻，这一切都在短短几千字里有所反映。但是，以自我经历为基础的创作，并没有让奥布莱恩沉醉于自哀自怜，她在写实与虚构中幻想了解决的可能，未在小说中正面亮相的父亲——“家里争吵不断，为了钱、为了喝酒、为了鲁莽的行径”，“早产儿的死因是他们俩之间某次激烈的冲撞”——是酗酒打人的“野蛮人”，在幻想中被替换为“黝黑、英俊、带着优雅的矜持”的风度翩翩的男子；而曾写信命令“我读信时就地跪下，发誓此生不再和任何男人有肉体或精神上的关系”的母亲，也被替换成“穿着漂亮衣服和高贵的宫廷鞋”的风采绰约的女子。对自我和家庭的书写结束于超离此世的想像，向我们证明了女性不是不可以书写自我，甚至书写自我是女性写作的重要命题，但节制的笔墨让个人的自我，拥有了呼唤集体的自我的力量，有谁，没有在幻想中，希望能跟父母、亲人，过上“本该过的生活，幸福，互相信任，无所羞愧”呢？ 韦尔蒂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妈妈是学校老师，曾对韦尔蒂说，“我们家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不是在读书，就是准备读书”。《乐观者的女儿》里父母的书房，那些书籍、字典，母亲从大火中抢救出的《狄更斯全集》，病危中吟诵的诗歌，前面提到的交替传来的父母的夜读声，都是韦尔蒂亲身经历的回响。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故事有多少虚实相伴，但没有过失去至亲之人的体验，无法书写出濒死之人的孤独绝望，“像是被撇在陌生人中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流放和屈辱中死去，把一切都埋藏在心底”。韦尔蒂，还有其他女作家，她们书写自我，又不迷恋自我，过度产生不了移情，适度才让我们在她们的自我里，有空间、有余地看到我们自己。 某种程度上，节制就是承认，面对世界上的一些事情，自己的确无能为力，应该就此罢手。不再煽情，不再沉迷，不再事事都只有自我。节制产生的距离感就是小说的可取之处，也是救赎我们的恩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