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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奈保尔虽然对于各种理论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作品对于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常常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此文主要讨论奈保尔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中出现的“敌人”的问题，分析“敌”“我”之间的二元结构在当下是如何消解的、如何变化的：“敌人”的问题由外在转化内在，变成极其隐秘、极其可怕的心理存在了；“敌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但又无处不在，只有消除了“敌人”，自我才能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的状态，而一旦如此，“自我”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关键词：敌人 自由 《自由国度》 《游击队员》 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征服，现代世界充满了战争，多元的世界以东方和西方为基本的格局，逐步演变成了二元对立的形态。西方“现代思想与现代实践二个方面的中心结构就是对立，更准确地说，就是一分为二。”[1] 这种对立性的中心结构渗透到现代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之中，比如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叙事学，便深受二元对立性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不论在自然的范畴还是在社会的范畴里都存在着二元对立，例如常见的男/女、昼/夜、阴/阳等，在人类思想中，如主体/客体、天使/魔鬼、正义/邪恶等等。在结构主义看来，二元对立似乎是无所不在的，它是人类认知与交流的基础，也是语言的基础。因此，‘在处理文化现象时，重要的是从多元关系中找出基本的二元对立，作为文化价值的架构或意义的来源。’”[2] 对立的二元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被支配、被统治、被压迫者常常被看成是另类或他者，但如果他者消失的话，二元对立的结构便不存在了，因此，这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反常是正常的他者，犯法是守法的他者，疾病是健康的他者，野蛮是文化的他者，动物是人类的他者，女人是男人的他者，陌生人是本地人的他者，敌人是朋友的他者。” [3] 社会的秩序便建立在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找出二元对立的关系，以善良来抑制邪恶。但这只是一种堂皇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时，对立的二元并不总是分明的，而常常是扭曲的，社会的正义、道德等等美好的东西也常常变为某种虚假的存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恰恰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我们是永远也搞不明白的，因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类似于战争的状态，而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永远是说不清楚的。虽说殖民征服的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但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实际上，我们虽然生活在当下，但我们人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虽说结构主义已经被解构主义所取代，但二元对立的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V.S.奈保尔作品中出现的“敌人”的问题，便是对我们生存现状的真实而具体的思考。 笔者从有关《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的一些批评观点说起。国内和国外学界都曾将《毕 《毕 奈保尔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作家，他的创作确实反映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对世界留下的种种后患，如果将奈保尔放在“后殖民”的理论框架之中，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时，上面对图尔斯哈奴曼大宅的分析确实有其道理。 不过，当批评被理论化、政治化之后，文学也常常被主观化甚至是机械化了，“最糟糕的是，这样的批评使奈保尔非人性化了：他们剥离了奈保尔的矛盾与含混、他的不确定性，剥离了他对生活的直观和感受，剥离了奈保尔的变化，同时也剥离了世界的变化，他们重新创造了一个奈保尔，好像他是他们自己批评架构中的产物。”[5] 理论常常要与政治与文学之间寻找平衡，它不同于文学，也不同于政治，更无法抹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当理论趋同于政治，像政治一样对世界、对社会、对人做出正确与错误、左翼与右翼，殖民与反殖民等等区分时，这实际上是将复杂的问题僵化、简单化了。正是由于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引导人们思想的、看似权威的陈词滥调，奈保尔基本上不关心批评家对他作品的评判，他说他不喜欢争辩，只喜欢观察，他害怕自己被消解、被吞没于理论的平庸与无聊之中。他不阅读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哪怕是正面的赞美性的评价，但他希望，读者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读他的作品，便会有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6] 我们回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部小说本身 。毕司沃斯糊里糊涂地入赘于图尔斯家族之后，他在图尔斯家族中其实没有什么地位，他依靠着图尔斯家族生存，委曲求全，心中总不是个滋味，他不甘心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想独立，但又找不到什么出路。因此，他决定对图尔斯家族进行一点儿“抵抗”，以便为自己争取一点儿权力和利益。图尔斯家族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毕司沃斯不仅势单力薄，而且不知道如何寻找同盟，他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物色到自己的连襟格德温，鼓动格德温与他一起反抗图尔斯家族，没想到格德温不仅没有与他结成同盟，反而将他出卖了。很快，他便受到图尔斯太太和赛斯的责骂和嘲讽。受了屈辱之后，正当他与妻子莎玛大吵大闹，愤怒地要离开哈奴曼大宅时，格德温的妻子琴塔来了，又是悲伤地嚎啕，又是真诚地乞求： 琴塔到楼上来乞求表明正是她丈夫格温德去向赛斯汇报了毕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反抗这样微妙的蒙耻。在那个时候之前，毕 在下了决心之后，他觉得他已经赢得了胜利。于是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慈悲地看着琴塔和派德玛。[7] 毕司沃斯本来是要联合格德温，反抗以图尔斯太太和赛斯为代表的权威（不过也并没有将他们认为是敌人），但却阴差阳错地将格德温当成了“敌人”。他好像是一个战败者，下定决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但只是因为下了决心，他便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胜利者，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慈悲”地看着琴塔——他的“敌人”格德温的妻子。毕司沃斯的瞬息万变，一方面表明所谓的“敌人”根本就不存在，一切只不过是他的情绪变化而已，而这种情绪的变化不过是他的生活处境的真实映照。毕司沃斯在这里的言行，既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又表现出生活的混乱与迷惘。作家在这里的描写，既包含着对毕司沃斯的同情，又展示了出他的滑稽与可笑——人的困境与人之独立的尴尬。 “敌人”是奈保尔作品里常常出现的主题或说是情结，它表现了奈保尔对世界、对人的复杂性的思考，他对所谓的“敌人”并没有什么谴责或愤恨，他对被压迫者或说是“朋友”也没有什么赞美或同情。他只是将人的处境或心理真实地展示出来，他将说不清楚的同情与憎恨化于人可怜的生存状态之中，进而化于虚无之中。这既是他对人、对社会的模糊不清的态度和看法，也是某种超越了一般道德之上的“大慈大悲”情怀：他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慈悲或同情，与此同时，他似乎对敌我不分，对“敌人”也充满了哀伤的情怀。这种情怀是某种超脱了现实的精神自由的状态，不过这种精神却是从痛苦不堪的现实生活中衍生出来的，表现在作品中，在奈保尔笔下，这种“崇高”或“自由”的境界也表现为日常生活的虚无与无奈，既是“敌人”的喜剧，又是“自由”的悲剧。 奈保尔处女作《米格尔大街》将真实的细节描写与人物行为、心理、性格的夸张性表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一个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小孩子的眼光和口吻将多个故事串联起来，各个故事中的人物都显得有点儿畸形或怪诞，但 “这不是什么个人的失败，而是陷入某种文化真空状态的困境”。[8] 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故事中，面对母亲的责备，“我”毫无感觉，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连续两天都醉呼呼的，清醒过来之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了，“我”对母亲说：“这真的不是我的错误。这是特立尼达之错，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呢？”小说主要表现生活的无聊和无意义，这里的“敌人”是被确定为“特立尼达”，所以小说最后，“我”庆幸自己终于“逃离”出了特立尼达，再也不愿回到特立尼达了。 但成功“逃离”了特立尼达之后，奈保尔好像是跌入到一个更大的怪圈之中，用他的话说，他好像是进入了两头都被堵死了的隧道之中，无论他逃到哪里，都摆脱不掉看不见但同时又无处不在的“敌人”。 《岛上的旗帜》（1967年）收入了奈保尔于1955年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敌人》。在这个短篇故事，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他对自己父母的情思。故事的叙事者是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有点儿敏感、神经质，但他对自己的孩子很慈爱，父子之间亲密无间。而孩子的母亲却与父亲形成了对照，所以，故事一开始，叙事者便说：“我一直把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当作敌人。”父亲死于一场暴风雨之后，孩子回到母亲身边，但母子之间怨恨的情绪进一步增加了，母亲显得更加不讲道理，不仅不信任他，还时不时打他。有一天，他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并失去了知觉，醒来后，他发现母亲在失声痛哭，他忽然感到母亲是一个孤独不幸的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长着两百只胳膊的印度教神灵，我愿意以两百只胳膊都失去的代价，仅仅为了享受那一刻，仅仅为了再次看到母亲的泪水。”这样富于感伤的情调，即使在《米格尔大街》等早期小说中基本上也是难寻踪迹的，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故事中表现出来的父子情深的场面，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移植于《毕司沃斯的先生的房子》中的“绿谷”一章中；而作为“敌人”的母亲的泪水，在后来作品的相似情境之中也是流个不停：生活常常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冷漠、残酷，在短篇小说《敌人》中，我们还能在母子之间找到这种抚慰，而在《自由国度》（1971）、《游击队员》（1975）等作品里，作家好像是从辛酸的“童年”走进了残酷的“成人”世界，他在进一步的困惑和迷惘之中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冷漠。 《告诉我，杀了谁》是收入《自由国度》的一个中篇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兼叙事者出生在特立尼达。他觉得特立尼达如此平庸，平庸得简直没有任何生活价值可言，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特立尼达已经荒废了，他对弟弟戴约再疼爱有加，不愿再让弟弟像他一样待在特立尼达荒废自己的一生，他决心送弟弟去伦敦深造，将来成为专业人士，出人头地。他费尽周折，将弟弟送往伦敦，随后，为了照顾弟弟在伦敦的生活和学习，他也来到了伦敦。他同时干两份活，吃尽了苦头，不过，一切都是为了弟弟，吃苦受累也就不算得了什么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弟弟在伦敦根本就没有心事学习，而且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最后，弟弟放弃了学业，并且违背印度教的传统，与一个白人女子结婚了，这使他感到十分气愤，但他还得去参加弟弟的婚礼。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我”和朋友一起去参加弟弟的婚礼的情景，其中交织着主人公大量的内心独白，“我”的思绪在特立尼达和伦敦之间不断地飞扬。我将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的身上，但是到了最后，弟弟却“堕落”了。“我”想把他带回家去，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他自甘堕落，自甘毁灭。而“我”在精神上也彻底崩溃了：“我就像个无能而认输的人。我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无所有，离去时也一无所有。……整个下午，我一直在走着，感觉自己像个自由人。我嘲笑我所见到的一切。下午过去了，我已走得筋疲力尽，可我仍在嘲笑；我嘲笑公共车、售票员，嘲笑这条街。”[9] 我知道自己再待在伦敦、再进行抗争已经毫无意义： 我爱他们。他们抢走了我的钱，毁了我的生活，还分离了我们。然而，你不能杀了他们。噢，上帝！告诉我谁是敌人。一旦你发现了谁是敌人，你就能杀了他。然而，这里的人让我困惑，是谁伤害了我？又是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报复谁？我花了四年时间积攒了那笔钱，我当牛做马，日夜干活，我弟弟本应读书，做个体面人；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在这间屋子里，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告诉我，杀了谁。[10] “我”在幻觉之中，曾手持一把尖刀，愤怒地向门外走去，但是一出门，“我”的眼前浮现的却是弟弟戴约的面孔，“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那帮人毁了“我”的生活，使“我”和戴约分离了，尽管在婚礼上，弟弟眼睛湿润地对“我”说：“我爱你。”“我”知道他这话出于真心，但也知道过后不久他就会忘记一切的。在痛苦和迷惘之中，“我”不知所措，“我”想发泄痛苦和失败的情绪，但“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敌人”。弟弟要走了，“我”失落于完全的“自由”之中：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敌人；没有家庭、没有社会、甚至也没有国家。实际上，我不知道，其他人当然也不知道，几年来，“我”其实就是一个死人。[11] 这部小说以碎片的形式表现人物的复杂而破碎的心理和情结，语言有点儿跳跃，并且呈断断续续的状态。主人公好像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好像是一个有着严重种族偏见的畸形人，正像他无法搞清楚谁是敌人一样，他也无法搞明白自我，他处于流亡之中，一切都错乱了，这不仅是他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状态：他也想反抗，但却找不到反抗的对象；他心中潜藏着愤怒的情绪和暴力的倾向，但也只是潜藏着，从来没有爆发，想爆发都爆发不出来。 《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是《自由国度》的“序曲”，它被作家说成是“日记”，但实际上是一个精致的短篇小说，描写从希腊到埃及的游船上发生的富于暴力性质的“趣事”。流浪汉在英国文学传统中常常是独立不惧的自由精神的象征，但在这篇小说中，来自英国的流浪汉老头只是将自由和无所畏惧变成了伪装和做作，内心里他极其恐惧，行为上极其畏缩，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自由”之中糊里糊涂地变成了“敌人”。 小说描写道，游船非常拥挤，船上的希腊服务人员显得很不耐烦，他们的希腊语真如嘎吱嘎吱被绞起的锚链，听了让人钻心地难受。环境的恶劣使游船上的人们个个都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人的文明礼貌扔在了岸上，或许只有当人们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身处田园，心如止水时才会讲究文明礼貌。”[12] 晚上，那“自由”的流浪汉与二个黎巴嫩人睡在一个船舱中不同的辅位上，结果，流浪汉睡觉的打鼾声搞得另外二人彻夜不宁。第二天起来，二个黎巴嫩人都疲惫不堪，他们设计了一个圈套，狠狠地教训了流浪汉。流浪汉想以哭泣来换取他们的同情，结果丝毫不起作用，最后他撒腿跑进了一间盥洗间将自己锁在里面。长时间后，他从盥洗间偷偷摸摸地出来了，但一见到黎巴嫩人，他的“眼里顿时露出恐惧的神色，刚才脑袋的扭动变成了全身的扭动。只见他一只脚后跟一转，另一只脚重重地踏在地上，撒腿就跑。他从进门、迈步、罗圈腿旋转，甚至最后撒腿逃跑等一系列运作紧凑连累，一气呵成。”[13] 他又躲进另一个盥洗间将自己锁起来，结果连午餐也不敢吃了。我们也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体会这个故事，殖民时代西方人到东方的旅行、探险行为，在后殖民时代演化成了滑稽与荒诞，黎巴嫩人将流浪汉当作“敌人”，对他进行袭击，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它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滑稽戏，袭击一个流浪的老头，这种暴力行为既不道德，也无意义，起因荒诞，结果也荒诞。 《自由国度》也描写到可怕而荒诞的暴力，同样，“敌人”与“自由”的问题也是结合在一起的。英国人鲍比因为同性恋丑闻而逃避到非洲东部某个国家，在这里，他好像是进入了“自由国度”，他在当地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有地位、有权力，对非洲充满了美好的感受，对非洲人也充满了同情，但在现实中，他却遭遇了与“序曲”中的流浪汉相似的经历。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鲍比与另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琳达驱车四百多英里从首都返回南方公署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们刚一上路，就听见一架盘旋在上方的军用直升飞机发出的阵阵轰鸣声：雅克—雅克—雅克—雅克。最初，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危险，也没有什么恐惧感，俩人一边欣赏着非洲的景色，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着非洲、英国和各自的生活经历等等。但是越往前走，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处境的危险与可怕，一辆军用卡车恶意地要将他们从公路上挤下去，尽管他们成功地逃离了险境，但他们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紧张，鲍比与琳达之间的谈话也越来越陷入窘态，俩人甚至吵起架来，以至于琳达下了汽车，自己走了一段路。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在一个检查站，鲍比下车接受检查时，检查车辆的士兵开玩笑地说，鲍比是不是想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们，鲍比说不愿，结果他被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鲍比威胁他们说，自己是个官员，他要揭发他们的罪恶行径。这话使他进一步惹火烧身，那些士兵让他受尽了污辱。他本以为他们只是要污辱他一下、将手表抢走便会完事，谁知除了用靴子对着他的身体狠命地乱戳乱踢之外，他们并没有抢他的手表的意思。这让鲍比害怕了，认为他们要杀死他。他想哭，但又不敢哭。他躺在地上装死，最后失去了知觉。他清醒过来后，小心翼翼地逃离，有个士兵看见了他，便说给身旁的士兵，于是所有的士兵都将目光移向他，鲍比只好任由他们审视，他们并没有管他，继续吃着自己的饭，鲍比逃脱了。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说不清来由，鲍比的挨打以及他的逃脱都显得有点儿无厘头。在这里，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发火，搞不清人们何时何地会发泄愤恨与不满，也搞不清他们的怒火何时会突然熄灭。“这就是非洲。……这里的人不存在好与坏。他们不过是非洲人而已。”这是长期生活在非洲、曾是殖民地军队上校的年迈的老人说出的话，这话看似荒唐，但也有着荒唐的道理：这便是“自由的国度”，好坏不分、价值毁灭，人们无所适从。古老的非洲，辽阔的大地，象征着原始的恒定与安宁，但在现代社会中，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自由国度》小说开头描写道：“地处非洲的这个国家有一位总统，还有一位国王。他们分属不同的部落。部落之间结怨已久，随着各自的独立，彼此之间的摩擦愈来愈严重。国王与总统均与各地白人政府的代表们有来往；白人受到两边的讨好，就感情而言，他们更喜欢国王，但是总统实力雄厚，他还有一支来自他的部落的、新式的军队，因此，白人便决定支持总统。于是本周末，总统终于派出军队攻打国王。”[14] 这样的开头，笔调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但接下来的血腥的现实正好与童话的天真和浪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具有鲜明的讽刺效果。鲍比与琳达驱车行走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他们边走边谈，像是在感受迷人的非洲美景和非洲的风土人情，一切都显得很有诗意，但随后他们越来越可怕的经历却使读者再也感受不到什么诗意与童话了。 童话故事，一般都有一定的道德寓意，而且善恶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在这个故事中，国王与总统只是对立的两派，善恶在此根本无法分辨，一切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在白人的支持下，总统派出军队四处搜捕国王，并对国王的部落进行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内战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村庄被烧毁，生存变成了灾难，连白人鲍比也不能幸免。童话色彩与现实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冷酷笔法，使读者深刻感受到，非洲古老的神话和古老的价值都荡然无存了，到处都只是憎恨、怀疑、挫折、暴力、奴役。[15] 西方人看似处于局外，实则是幕后的黑手，殖民入侵破坏了有着古老传统的部落忠诚和传统信仰，殖民入侵打破了一个旧的世界，创造出来的却是某种连西方人也觉得不可理喻的世界。 不过，我们也无法将这一切的混乱归罪于西方的殖民入侵，因为它发生在西方殖民者行将撤出非洲之时。非洲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和独立，但部落间的相互残杀却使“敌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社会的动荡源自外部，更源自非洲社会内部自身，古老的、传统的非洲注定要失落了，一切都没有了头绪。不仅“纯粹的非洲”不存在了，而且殖民帝国如英国也都处于崩溃之中，人人都不再单纯地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人们同时生活在多重世界里。因此，谈论西方殖民入侵破坏了古老非洲的传统与信仰，恢复本来的非洲等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在奈保尔看来，所谓的传统与西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16] 在现代世界，人们在精神上都处于“自由”的流动状态，人人都在“迁徙”之中，人人都被连根拨起，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一切都充满了敌意，一切都处于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征服”与“反抗”之中。在迷惘之中，人们的心中积聚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暴力倾向，受到“创伤”的人们也总是在不停地对他人构成“创伤”。 由此看来，鲍比的挨打看似没有任何的头绪可以理清，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自由国度”也可以理解为一切都没有了章法的国度，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混乱，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错乱。人人都在“自由”中变得麻木了，同时也更加冷酷、残忍了，这种社会的灾难导致人们在心理上处于盲目的状态，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情感、心理、精神的丧失；奈保尔更为关心的显然是后者，他曾说：“我怀着最为深沉的同情创作每一个人物。”[17] 在文学创作中，奈保尔总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或暴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去直接描写，而将笔触更多深入的则是个体生命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因为这是造成当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 《游击队员》（1975）描写的也不是种族或社会的冲突，而是人们潜在心理中的“敌人”。这部小说的扉页题词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战斗时，可以为之战斗的东西便成了虚无。每一个人都想进行他自己的小小的战斗时，人人都是游击队员。”这一段话也出现在《游击队员》的正文，以吉米写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变成了吉米的话：“这整个地方都要爆炸了，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这场革命。当我们每一一个人都想战斗时，……” [18] 这部小说取名《游击队员》，但究竟谁是游击队员，我们读完全书也莫明其妙。在小说中，罗彻曾经指责吉米在画眉山庄里窝藏有游击队员，简在内心里也一直以为吉米是游击队员的首领，但小说并没有点明吉米就是游击队员（首领），也没有什么有关游击队员的描写。从扉页的题词中，我们可约略感知，这部小说中没有什么真正的游击队员，但人人又都是游击队员，这是吉米的真实感受，同时也是他内心的幻觉。我们也可以说，“游击队员”是一个隐喻，它基于现实，与现实交错在一起，好像是无所不在，但同时又是某种虚幻的存在。这种潜在的暴力倾向，在《游击队员》里并没有演变为某种可怕的“革命”或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它却以吉米个人对简的施暴这种形式被演变到了极致的地步——这也可以看成是一场非常怪异的“游击战”。 其怪异之处，不仅表现为让人找不出头绪的“游击”性质，更在于这种“游击”居然与性奇怪而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981年秋，在接受帕拉蒂·穆克吉采访时，奈保尔说：“你知道，这部小说悬置于两个性爱场面之间。第一个场面昭示了第二个场面；描写第一个场面之前，我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第二个场面使我感到惊骇……这本书的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它写的是身处不同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谎言和自欺欺人。……这是一本有关道德的书。”[19] 评论界一般都认为，《游击队员》是奈保尔创作的情节最为复杂、内容最为惊世骇俗的作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简，是对吉米极其崇拜、对“革命”深有感情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她对吉米投怀送抱，但最后却被吉米以性暴力的方式残忍地、令人毛骨悚然地谋杀了。 吉米实际上生活在幻觉与现实两重世界之间，小说以两种文本的形式表现吉米生活的两个世界，一是现实层面的、以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小说中以正体的文字印刷，相对完整；另一个文本则是吉米的写作，以斜体字印刷，呈片断的形式。两个文本讲述的虽然是同一个故事，但呈现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吉米的写作基本上处于幻觉或幻想世界之中，主要表现他的焦虑、疑惑、梦想以及他感悟出来的某些神秘而怪诞的东西；而小说正文叙述的故事的吉米，则是心狠手辣、生性多疑的“革命者”，他阴暗的幻觉世界既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同时也反过来投影于现实生活，最后，他在挫折、焦虑、狐疑和恐惧之中将自己的同道简谋杀了。 显然，《游击队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吉米的复杂，而吉米虽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怪物，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恶魔。相反，他充满幻觉色彩的写作，反映出他处于深刻的焦虑之中：“毁灭性的冲动不时地产生于我的心中，这就好像是：我想看到到处都燃烧着大火，当我停下来，想到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任何指望得到赞赏时，一切都无所谓了。某天晚上，我觉得我要为世界哭泣，为那些自我得不到任何保护的人哭泣。当我想到我曾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多少期待而这些期待转瞬之间便已死亡时，我感到悲伤，而当我想到那些再也没有任何期待的人们，我尤其悲伤。我们是地狱之子。”[20] 正如小说扉页的题词所揭示的那样，他只想“战斗”，某种“暴力”深深地潜藏在他的内心，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之“战斗”的东西是什么，甚至找不到真正的“敌人”，结果，他将同路人简当作间谍，将他心中积聚的暴力情绪全部倾泄于简。 不仅吉米生活在两重世界之间，小说中的简、罗彻等人都具有两重性。比如，简将她对“革命”的同情变成了性的奉献的同时，实际上她是将严肃的政治儿戏化了，她在玩“政治”、玩“革命”，并且随时随地准备从危险的游戏之中安全脱身，只是结果适得其反，她不自知地引火烧身，失去了身家性命。一切都处于虚幻之中，“革命”完全变成某种盲然，没有什么神圣，当简在“自由”的心理状态中，颇感自在地玩弄“神圣”的时候，她不由自主、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敌人”。 “敌人”的问题，不仅是奈保尔作品中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1971年，奈保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早年曾经发誓，再也不为任何东西卖命（工作）了：“这使得我摆脱他人，摆脱纠缠，摆脱对手，摆脱竞争。我没有敌人，没有对手，没有主人，我谁都不怕。”[21]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唐突，好像人人都要与他人纠缠、与他形成竞争或对手似的，但实际上，此话也不是奈保尔的无病呻吟。因为他的创作常常受到批评家的指责，也“得罪”了不少读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嘲弄，觉得自己在奈保尔的笔下变成了盲目的迷信者。 文学批评总是试图让奈保尔的创作纳入某种体系或某种话语之中，但奈保尔却不愿使他的创作纠缠于任何“理论”或政治之中，他只想专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从来不管什么文学的服务对象、读者反映等等问题。 奈保尔对人、对世界有着自己的体验，在他看来，好的文学必须有道德感。与此同时，道德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问题，因此，作家应与人、与社会对话，表现他对世界的感受和反应，而不是表达自己的什么“真知灼见”。再者，好的文学应该是有趣的，当然，也必须是有所创新。有趣或创新并不表现于情节，不能以情节取胜，而要更多地关注于叙事；叙事建立在作家对人、对事物、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之上，所以情节是小事，叙事是大事。[22] 从观察和叙事的角度看，对于当代世界的无序和衰败、对于当下社会中人的盲目感和虚无感，奈保尔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他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注重于表现种族的矛盾与冲突等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大问题，而只是结合自己的个性、思想和经历，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来思考自我与他人等问题。 奈保尔是一个文化流浪者，在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包括未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他总是处于游荡和漂泊的状态之中，无法找到其归属，他一直无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寻找到平衡，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既不痛恨“压迫者”，也不同情“受害者”，他失去了一切，并试图发现新的东西，但却总是处于混乱和迷惘之中，认为人类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混乱，将来会走向更加的混乱和无序。从政治的角度看，奈保尔身上或许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从文学的角度看，他的创作毕竟蕴含着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的道德的力量，他对现实的精致描述与分析、他对问题的深入考察与探究，都会促使我们思考，并在思考之中深化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 [1] Zygmunt Bauman :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 Polity Press , 1991, p.14. [2]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Zygmunt Bauman :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 Polity Press , 1991, p.14. [4] 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155页。 [5] Lillian Feder, Naipaul’s Truth: The Making of a Writ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5. [6] “Intraduction”, in Gillian Dooley, V.S.Naipaul: Man and writer, [7] 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余珺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8] “Introduction”, V．S．Naipaul：An Anthology of Recent Criticism, Ed., Purabi Panwar, Pencraft International, Delhi, 2007. [9]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10]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9-120页。 [11]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12]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3]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14] 奈保尔《自由国度》，刘新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15] Richard Kelly, V.S.Naipaul, [16] “An Area of Awakening: V.S.Naipa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ileep Padgaonkar（1993）”, in V．S．Naipaul：An Anthology of Recent Criticism, Ed., Purabi Panwar, Pencraft International, Delhi, 2007. [17] M. Banning Eyre, “Naipaul at Wesleyan”, in The [18] V.S.Naipaul, Guerrillas, Penguin Books, 1975, p.87. [19] Bharati Mukherjee and Robert Boyers, “A Conversation with V.S.Naipaul”, Sagmagundi, 54 (Fall 1981). From Bruce King, V.S. Naipau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00. [20] V.S.Naipaul, Guerrillas, Penguin Books, 1975, p.42. [21] “Introduction”, in 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Alfred A. Knopf, [22] “Intraduction”, in Gillian Dooley, V.S.Naipaul: Man and writer,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