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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梵语文学史》、《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印度古代文学史》、《20世纪印度文学史》等四部印度文学史著作进行必要的评述，然后对《梵语文学史》做出了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印度文学史编撰中的种种问题与意识。 关键词 《梵语文学史》、《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印度古代文学史》、《20世纪印度文学史》 我国对于印度文学的介绍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开始，1920年代还曾出现过泰戈尔热。受泰戈尔的影响，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开始研究印度文学，并于1930年出版了《印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再版），这部著作以“史”的形式对印度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大致的勾勒，全书约六万字。1945年，著名学者柳无忌出版《印度文学》（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2月出版，同年5月重印，1982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约14万字），这也属于“文学史”著作，这部著作主要参阅英文资料写成，是印度文学的简史。这两部著作虽然带有文学史的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因此，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文学史著作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过，也是屈指可数,只有四部：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全书近30万字；刘安武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全书28万余字；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全书共43万余字；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青岛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全书近24万字。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印度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印度文学的语言从来都不是统一的，近现代印度文学语言更是五花八门，因此，要进行印度文学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是极其困难的；另一方面，我国专业的印度文学研究人员比较稀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定了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编撰全面而深入的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形决定了我国的印度文学史难“搞”且无法粗制滥造。但是我们也欣喜地发现，虽然我国专业的印度文学研究人员稀少，像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等印度文学研究专家在我国学术界都是凤毛麟角，这无疑决定了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编撰的精品性质，从中颇可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编撰问题的玩味与深思。 本文先对上述几部印度文学史著作做必要的评述，然后将对《梵语文学史》做出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印度文学史编撰的种种问题与意识。 一 印度文学史研究概述 刘安武先生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留学印度学习印地语的学者，1954年冬被派往印度，1958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雏形便是他于1958年为了讲授“印度地印语文学史”课程而编写的讲稿，后来几经补充和修改，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部大约25-30万字的讲义差不多完成并交给印刷厂打印。但在十年动乱中，讲义以及部分手稿都被印厂搞丢了。一直到文革结束，随着印地语文学课程的恢复，从1979年起，刘安武先生开始对已经残缺不全的手稿进行整理、加工、修改、重写，最终于1987年出版。这部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风风雨雨，前后经历了约30年。 印地语是印度的国语，在印度当代语言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公元12世纪前后，梵语在印度逐步丧失其主导地位并趋于衰微，与此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语言。印地语是从德里地区的克利方言发展而来、流传于印度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地方语言。刘安武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基本上从公元10世纪前后写起，一直写到印度独立（1947年），从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侧面反映了印度文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 正像印地语是从梵语发展而来一样，印地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刘安武先生在“序论”中着重介绍了作为印地语文学产生背景的梵语文学，这样，印地语文学便与梵语文学之间较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梵语文学对后来印度各地方语言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于中世纪的苏尔达斯及其《苏尔诗海》、杜尔西达斯及其《罗摩功行录》等作家作品，而且化于现当代印地语作家作品之中。比如，印地语“阴影主义”代表诗人杰•伯勒萨德的长诗《迦马耶尼》所描述的摩奴和大洪水故事便来自梵语文学中的《梵天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等，《迦马耶尼》不仅取材于梵语文学，而且语言上也多选用梵语词，诗风上也追求梵语古典诗歌的华贵典雅。刘安武先生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充分注意到印地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之间的联系，他不仅是印地语文学专家，同时也极为熟悉梵语文学。他说：“印地语文学中许多创作体裁、题材、方法以及文学理论都受梵语文学很大影响。比如，不少是加工改作古代史诗《罗摩衍那》或模仿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品，取材于这两部史诗或往世书的神话传说的作品则更多了。……所以要深入理解印地语文学，了解梵语古典文学中的史诗、往世书，以及主要的作家是必要的。” 刘安武先生对很多梵语文学故事都了然于心，从而使《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写作有着极为深广的印度文化背景。 在讲授“印地语文学史”课程的同时，刘安武先生也讲授“印地语文学作品选读”的课程，文学史的研究与作家作品的翻译相得益彰，使得《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写作显得骨肉丰满。我国印地语文学专家薛克翘先生说：“（刘）先生的学问功夫很扎实深厚，不阅读很多原著是写不了这样的讲义来。” 他尤其称道这部文学史中的例诗，因为这些例诗都是刘安武先生亲自翻译的。无论是对古诗《苏尔诗海》，还是对现代诗人尼拉腊《敲石头的女人》，刘安武先生都仔细推敲。这些例诗不仅准确、贴切，而且翻译得极为优美，成为镶嵌在这部文学史中的珍宝。印地语文学对我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论是古代印地语文学作品还是现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没有翻译或介绍。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印地语文学中》的写作，较多地引用一些文学作品，不仅对读者理解印地语文学能起到更为直观的效应，而且也使文学史的写作显得更为生动活泼。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全书共分六章，将印地语文学按时间分为初期(1350年以前)、前中期(1350—1600)、后中期(1600—1857)、近代(1857—1900)和现代(1900—1947)，每一时期的第一节均为“概述”，章下设“节”，分别讲述重点作家作品或重要的文学现象。显然，这是按教课书的体例设计的，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全书的重点在于“现代文学”，它分为两章的内容，描述的虽然只是半个世纪的印地语文学，但却是印地语发生重大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二十世纪的现代印地语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在现代印地语文学中，刘安武对重要作家普列姆昌德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刻的评述和分析，使普列姆昌德逐渐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这对后来各类《东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中有关普列姆昌德的写作有重要的借镜意义。 印度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种语言共存，梵语在印度古代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是印度唯一的语言。比如，泰米尔语便是和梵语有着同样古老传统的语言，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便没有涉及印度古老的泰米尔语文学。到了12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和梵语的衰落，印度语言进一步分裂为十多种语言。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无论是《梵语文学史》还是《印度印地语文学史》，都是印度单一语种的文学史，无法反映印度文学的全貌。随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编写一部完整的印度文学史。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季羡林先生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印度文学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研究和编写群体，着手编写由多语种语言文学构成的综合性质的《印度文学史》。季羡林先生说：“我们现在研究印度文学的基础，较之解放前或五、六十年代，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总起来看，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写作时，尽量阅读原作 ，至少是原作的翻译 ，这是写一部有创见的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有许多印度语种目前在中国还是空白，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语言的资料。这对本书的质量当然会有影响。然而话又说了回来 ，能直接阅读这样多的原文而写出的印度文学史 ，在我国这还是第一部 ，我们也可以稍感自慰了。” 不过，计划中的《印度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如期完成，近代和现代部分缺的稿子还比较多，于是便只好在1991年先出版了这部《印度古代文学史》，时间下限是19世纪中叶。 《印度古代文学史》共分五编：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各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时期、虔诚文学时期。其中第三编“古典梵语文学时期”是重点，在全书中占据了较多的篇幅。梵语文学部分，除季羡林先生执笔《罗摩衍那》一章和郭良鋆撰写了佛教文学两章之外，其余都是黄宝生先生撰写，这构成了《印度古代文学史》的主体部分，占据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余下的印地语文学部分由刘安武执笔，乌尔都语文学部分由李宗华执笔、泰米尔语文学由张锡麟执笔。《印度古代文学史》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季羡林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出版了《罗摩衍那》的汉语译本，并写下《(罗摩衍那)初探》一书 。在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有关《罗摩衍那》的章节时，他可谓得心应手，无论是对这部史诗的思想内容还是语言、诗律、风格的分析上都显现中作者深厚的学问功底。黄宝生先生撰写梵语文学方面的大部分内容，也是长期研究的结果，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印度古代文学》 ，虽然没有以“文学史”冠名，但这本书实际上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梵语文学的方方面面，这为他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中“梵语文学”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安武先生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中“印地语文学”部分，此前他已出版了《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这些前期成果的积累，充分展示了《印度古代文学史》的编写者在相关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实力。 比起《梵语文学史》来，《印度古代文学史》中“梵语文学”部分，有些内容，根据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或补充。比如，“吠陀时期”，专列“《阿达婆吠陀》”和“梵书、森林和奥义书”二个章节，而第三编“古典梵语文学时期”中“往世书”章节中，也特别突出了在印度文学和文化中产生较大影响的《薄伽梵往世书》。“佛教文学”章节中，特别强调了马鸣的诗歌和戏剧等等，也有专门探讨“印度古代神话发达的原因”的章节，使读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特性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在印度古代，泰米尔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一样有着古老的传统，《印度古代文学史》一书中，在第二编“史诗时代”也将“泰米尔语桑伽姆文学”列为专章进行讨论，在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对泰米尔语文学列出专门的章节。公元十二世纪之后，印度各地方语言兴起，本书根据这些语言分布的情况，在对印度文化多样性的把握中，介绍中世纪印度各语言文学的发展概况和文化背景，并对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旁遮普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语言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从而使印度文学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中叶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应当说，印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资料并不缺乏。比如，印度出版有多卷本的《印度文学大百科》，对印度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收入的都比较齐全。上世纪70至90年代，印度文学院也出版了印度现当代20余种语言的文学史。印度喀拉拉邦文学院出版的、由K.M.乔治主编的比较权威的二卷本《印度比较文学》 实际上也是印度各语言文学史的汇编；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主要语言的文学史在印度都有多种文学史著作出版。在编写这部文学史之前，石海峻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印度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占有的资料比较丰富。 但如何将驳杂的资料有机地统一到文学史的编撰之中，是一个难题，因为印度并没有一部从总体上考察20世纪印度文学史之类的书籍出现。不过，在这个难题的处理上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功力。本书的编写纲目自有特色，王向远对此评论道：“作为一部体例上统一的印度文学史著作而不是多语种的印度文学史简编，就必须在充分了解各语种文学的基础上，抽绎出贯穿各语种文学的理论线索，从而构筑起文学史的框架体系。石海峻以20世纪印度文学思潮在各地区、各语种文学中的生成、演变为基本线索，以对代表某一时期、某一语种文学成就的大作家的创作活动的评述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文学史框架。全书……分为18章，每章相对独立，但18章内部又有一条贯穿到底的、时间推移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线索。从19世纪中期的启蒙、复兴运动写起，接着依次写到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奥罗宾多等作家，大文豪泰戈尔，20年代兴盛的浪漫主义文学，穆斯林哲理诗人伊克巴尔，孟加拉语作家萨拉特，在甘地主义影响下的普列姆昌德等现实主义文学，30年代孟加拉文学中的现代派，萨拉特之后的三位孟加拉语小说家，三四十年代影响全印度的进步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印度独立前后的其他小说家，40年代出现的实验主义诗歌，五六十年代的新诗派与新小说派，50年出现并延续到80年代的边区文学，以克里山•钱德尔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小说，70年代以后的‘非诗派’和‘非小说派’，8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文学，印度的英语小说，等等。作者站在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辩证结合的学术立场上，既强调不同语种、不同时期印度文学的差异，更在这种差异性中寻求统一。对不同的作家作品、不同文学现象的分析，也采取了不同的文学批评视角，并不用单一僵硬的文学价值观作笼统的评判。这显示了当代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同时，这样的观念和立场确保了全书作为文学史著作有着比较清晰的逻辑和历史线索。”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加上20世纪印度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作者在文学原著的阅读方面多有欠缺，主要借助于印度文学院出版的、由K.M.乔治主编的《现当代印度文学选集》（英文版）以及一些重要作品的英译本对印度文学作品进行大致的涉猎。这决定了这部文学史在扎实性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很大的遗憾。 二 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 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1980年再版，1999年，又作为《梵竺庐集》（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作为一部较为冷僻、且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梵语文学史》能够一版再版，这在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出版方面，还是比较少见的。这说明，它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有其超越于时代的特性。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开设梵文巴利文班，金克木先生讲授“梵语文学史”课程，《梵语文学史》便是金克木先生根据自己的讲义编写而成的，所以，这本书显然具有教课书的特性。不过，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梵语文学史》的编写，又具有与一般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金克木先生早有撰写《梵语文学史》的想法。早在印度留学期间（1941-1946年），金克木便开始钻研梵语文学经典，1946年回国之后，他便着手《梵语文学史》的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正好借助于《梵语文学史》被列入文科教材的机会，很快便写就并出版了。 在《梵语文学史》撰写过程中，凡是文学史中所有涉及到的作品，无论是艰深难解的吠陀诗，还是雅俗合参的佛教语言写成的作品，金克木先生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从不评介没有读过的作品。《梵语文学史》中大量引用的译文，除《法句经》、《妙法莲华经》、《佛所行赞》用了古代旧译文以外，其余都是作者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书名和地名，除已有译本的和较通行的译名外，也多是作者第一次翻译成汉语的，人和神的名字也是这样。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对后来印度文学史的写作和印度文学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 金克木先生是个诗人，在钻研梵语文学之前，他酷爱中国文学并有相当的研究。《梵语文学史》写作的一大特点在于，它以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尽力不照抄外国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说法”，写出了一本不同于西方人和印度人、真正属于中国人所写的《梵语文学史》。 行文之中，金克木并没有刻意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而更多地将自己的感受化入其中，“就其大端，言其概略”。 要让中国人理解印度，理解印度文学，不仅要写出印度文学的独到之处，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体会到其妙处。一方面要引人入胜，以免读者迷失于浩渺的历史资料之中；另一方面则要深入浅出，突出“文学”的特性。梵语文学出现在印度古代，常常与宗教、哲学、语言学、艺术、科学等等联系在一起，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比如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本身就是印度古代文化纷纭复杂的百科全书，其中既有文学的成分，也有很多非文学的成分。无论是印度学者还是西方学者所写的文学史，按金克木先生的看法，多是文献史，并不专论文学。比如，德国学者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印度，一版再版， 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最为权威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但是这部文学史以厚厚的三卷本形式出现，内容上可谓无所不包，文学有被淹没之嫌。再者，梵语文学自身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同一题材在各类作品中常常不断重复，显然，这既是梵语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文学史写作中所要面临的难题。鉴于梵语文学包罗万象和不断重复的特性，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作了特别的处理，材料的取舍上有失而后有得，可谓匠心独运。《梵语文学史》的撰写，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是以文学为主，非文学部分从略，“用意是使本书能为一般读者看得下去，不至于陷于繁琐或引起误会。” 印度历来都好像是一座文化迷宫，在留学期间，金克木先生就想对印度理出个头绪来，不料他知道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结果是深陷泥潭愈发不能自拔了。各类书籍上讲的印度各不相同，而现实中见闻到的印度更是千奇百怪，“西天”既如梦如幻，又五彩缤纷，于是，金克木先生由今溯古，追本求源，想寻找印度文化的老根，《梵语文学史》正是他寻寻觅觅的结果。他觉得要想对梵语文学“考镜源流”，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似还没有具备，或者说，很多问题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他只就文学论事，“涉及我们难以接受的人情风俗思想感悟处则从简约”。这是深入浅出式的“简约”，绝非浅尝或臆测。比如，对著名的梵语戏剧家迦梨陀娑的代表作《沙恭达罗》，虽说是只谈文学的成分，但也适当指出《沙恭达罗》的故事出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并对大史诗中的相关故事和沙恭达罗的性格做出简要的讲述。另外，还指出《莲花往世书》也有这个故事，只是情节上有了一点儿改动，出现了仙人的诅咒。由此再来分析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有了参照，读者自然也就明白迦梨陀娑将故事进行新编以及他如何推陈出新了。在此，我们不难明白，《梵语文学史》之“简约”是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的。 季羡林先生曾说：“多少年前，金克木教授写了《梵语文学史》，他利用了比较丰富的材料，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受到读者的好评。这在研究外国文学史的学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此言不虚。黄宝生先生说：“《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决非轻而易举。金先生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 此言也不虚。 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到黄宝生先生在评价《梵语文学史》时提到的唯物史观的说法。受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风气的影响，金克木先生在构思《梵语文学史》的框架时，试图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对梵语文学进行分期。但因为印度古代基本上没有历史，有的只是神话或传说，对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作家作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都不容易分辨，这是金克木先生在撰写文学史时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所以，此书的写作，最终也无法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梵语文学进行分期。金克木先生像西方和印度学者那样，侧重于作品，以作品为线索，将全书分为三编：《吠陀本集》时代、史诗时代和古典文学时代。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金克木主要还是从阶级分析上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思想内容方面的认知，以马列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为尺度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比如，第二编第一章的三个小节分别以“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思想战线上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为标题，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导向。 显然，这里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是印度文学的客观与事实，必须尊重，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与社会环境造就出来的世界观，意图将事实引向或纳入某种观念之中，主观与客观两者在《梵语文学史》的写作中生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看来，多显得有点儿扭曲甚至是畸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种时代的局限或缺憾。不过，比起同时代的其它相关著作来，《梵语文学史》的局限又显得有点儿“另类”。这是因为，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同时它也有超越于时代的特性——不过是一个时代的面具，去掉了这个面具，我们会发现，《梵语文学史》其实不乏实实在在的思想与内容。金克木先生有意将《梵语文学史》写成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力图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分析印度古代社会和文学的一些演变情况和发展规律，以区别于印度或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印度人写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虽有西方影响，毕竟离不开传统背景及用语及民族观点。西方人写的也脱不了他们心目中的自己的传统及观点。写本书时，我也时常想到我国的古代文学，希望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 金克木先生的这种学术观点，表现的是一种现实的学术立场，不同于印度人、印度文学的出世精神，而是基于中国由来已久的批评传统。而按照中国“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在文学史中讲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作家传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恰如鲁迅所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对《梵语文学史》的撰写来说，虽然鲁迅所说的最基本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但金克木先生也没有追随印度或西方学者的文学史学术路径。他有意避开印度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神秘的非现实色彩，同时也不刻意于西方学者沾沾自喜的繁琐考辨或理式的分析，而是侧重于自我的感悟与理解。 中国古代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西天”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从另一方面说，佛教也限制了我们对古代印度复杂性的理解，这是因为佛教在印度古代文化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其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说是印度教）文化。因此，要理解印度文学，还要着眼于印度婆罗门文化，而不是佛教，这是《梵语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重要基础。通过佛教的中介，印度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说明中印文化之间是相通相融的。正如佛教在传播印度文化的同时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一样，金克木先生在写作《梵语文学史》的过程中，并没有迷失于千奇百怪的印度文化，而是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使梵语文学史的研究，在我们认知自己的文化、文学，进而是认知自我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借镜作用。这是这本文学史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的根本所在。 三 问题与展望 涵盖古今、综合性的印度文学史著作，在我国至今也没有出现，显然，印度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还有待进一步完备。不过，从《印度古代文学史》到《20世纪印度文学》，印度文学整体发展的脉络已经清晰，加上印度最重要的语言——梵语和印地语，都有了专门的文学史著作，通过这些印度文学史著作，印度文学的风貌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文学史的撰写，基本上可以分为集体分工合作与个人独立完成两种形式。就印度语言文学的复杂性而言，综合性的文学史将来只能依靠集体合作的力量才能完成，季羡林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显然，集体合作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在整体性与统一性等诸多方面都难免其天然的缺憾。这是文学史撰写所面临的一个共同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并非印度文学史撰写方面的个案问题，因此勿须赘述。这里，笔者仅就金克木等学者的著作，谈谈印度文学史撰写方面的问题与意识。 简单地说，文学史便是文学的历史；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进一步地，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历史，又与社会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等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此，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表现作家作品的发展史以及文学自身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揭示历史、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或本质。如此，文学史的撰写实际上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它是某种史实，但选择哪些史料，要说明什么问题，则是见仁见智。实际上，这不仅是史识的问题，同时也是学识的问题；而学识的问题，不仅表现为学问，同时也表现为思想。 文学史的写作常常要伴随着某种理论或者说是撰写者的思想。理论或思想可以使文学史的撰写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则会对文学史的写作带来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比如，《梵语文学史》的撰写，其“阶级分析”的思想或理论，在当时是一种时髦，但现在看来，则无疑是一种限制。由此可以推论，当我们今天以种种时髦的理论来引导文学史的撰写时，当下的时髦，经过时间的推移，常常会变成某种时代的限制，因为时髦的东西总是不会长久的，尤其是当时髦变成千篇一律时，常常会变成某种可怕的教条。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理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理论与“阶段分析”一样，在本质上都可归化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同类性或相似性，它对我们的思想既是一种提升，又是一种限制。 当然，我们人人都是时代、社会的产物，不可能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而生活在全面的历史之中。我们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时段来反映历史，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如此。我们依然以《梵语文学史》的撰写为例对此加以分析。虽然《梵语文学史》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又在时代与社会的限制之中有所超越。它的撰写并不是为了印证一般的教条或理论，而是很好体现了作者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灵性：“梵语和汉语的古典诗文都那么着重形式以致很难离开原文仅从内容来鉴赏。就内容说，我们很难体会古代印度文人的那种特殊的宗教思想感情；他们也未必容易懂得我们的敏锐的善恶伦理道德感。……古代印度人虽要寡妇殉夫，却未必赞赏方孝孺不惜灭十族以殉的那种道德标准。我们不容易了解他们为什么满口出世、出家而实际上文献中经常出现中国人会认为非常世俗甚至不道德的东西。他们对此并不觉矛盾，而且似乎视为当然，甚至以为神圣，毫不隐讳。他们的心目中，出世、人世，精神、物质，神、人等等对立物仿佛是公然合一的。中国人大约自从宋朝就开始分离上流和下流，公然和背地， 诗文和词曲小说，彼此面目不同。” 显然，通过佛教的中介，中印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为金克木先生撰写、研究印度古代文学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有意无意之间，都会参照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化来看待并发现印度古代文学中的种种问题，从而具有较为突出的自我意识：金先生从善恶伦理的角度对中印文学所进行的分析，看似平实，实际上是从文化的高度切中了印度文学的要害问题，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思考。 与金克木先生在撰写《梵语文学史》的过程中对印度古代道德伦理观念有所感悟、有所发现一样，季羡森先生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中分析《罗摩衍那》的主题时对印度文化中道德伦理观念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人类社会中决没有抽象的善、恶，也没有完全的正义、非正义等等。扩而大之，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讲‘益鸟’，杜甫讲‘恶竹’，都是站在人类的立场讲的。鸟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益鸟，竹子也决不会认为自己是恶竹，毒菌决不承认自己有毒。我们平常讲一些正义的行为，比如说正义的战争等等，是指顺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行动。决没有完全抽象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具体讲到《罗摩衍那》，所谓善，所谓正义，由谁来代表呢？他是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个种姓呢？为什么他的行动就是善、就是正义呢？所谓恶、所谓非正义，又由谁来代表呢？他又是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个种姓呢？为什么他的行动就是恶、就是非正义呢？” 《印度古代文学史》出版于1991年，“阶级分析”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从季羡林先生对罗摩形象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这一段话依然带有某种“阶级分析”的痕迹，只不过是，这种痕迹与其说是某种思想的限制，不如说它是某种思想的遗迹，而历史恰恰是由无数的思想遗迹构成的。当季先生将“阶级”对应于“种姓”时，这里的分析并不表现为某种词语的简单置换，而是将当下的思想回归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如此，其分析便具有超越于时代的性质了。 中印古代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各不相同，其文学也是千差万别，撰写文学史，并不仅仅停留于寻找其中的类同或差异，重要的是理解并有所感悟、有所发现。不仅印度古代文学史的撰写如此，现当代印度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如此。刘安武先生在撰写《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时，特别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研读，从作品与故事出发，对任何事物都不从所谓的理论高度上妄下断语，而多讲故事，摆事实，体现了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与此相关，刘安武先生对所评作家作品，从不盲从，而是将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认知化入《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文学批评之中。比如，对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舞台》中的主角苏尔达斯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作家在这个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成功，同时也指出，这个人物有值得商榷之处：“既然他有祖传的相当几十亩那么大的一片荒地，他为什么不和侄儿喂几头奶牛自食其力而要过一种寄生的乞丐生活呢？他还积攒了五百卢比，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勤俭。他的地被迫征用，给了一千卢比，他把钱捐献了，难道侄儿就没有份吗？……过多责怪他侄儿的自私是不必要的。另外，作者为了突出苏尔达斯，把他周围的人，包括纺织厂的工人和卷烟厂的工人在内，都写得很渺小，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的缺陷。” 对苏尔达斯这一人物形象的批判，体现了刘安武先生一贯的个性化文学批评的鲜明特色。他从基本的事实出发，将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融入其中，显示出他朴实无华的学术探求和学术品格。阅读并仔细品味《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读者会感到其中充满了文学和故事的乐趣，一点儿也不说教；而熟悉刘安武先生的读者，更会从中感受到作者平易近人的思想和品格。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占有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并经过多年的研究，几易其稿，才得以成书。了解刘安武同志的人全知道，他做人、做事、治学都是扎扎实实，一板一眼。他在写本书时，读了大量的原著，参考了大量印度学者的专著，多方推敲，仔细核对，决不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他这种朴实无华的学风，在本书中到处可见。” 金克木先生撰写《梵语文学史》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让读者能够读下去，换言之，这是文学史的可读性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平实的问题，但同时是文学史撰写中颇可深思的问题。金先生钻研梵语文学，是想通过文学来理解印度文化，进而理解印度。正是这样的文学史撰写态度，决定了《梵语文学史》撰写的史识与学识，从而使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有骨有肉，同时也有自己的灵魂。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安武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显然承接了《梵语文学史》的风格，不仅可读，而且体现了作者朴实无华的学风与为人的品性。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的撰写，也深受长辈学者潜移默化的学风熏陶。或许，我们可以说，印度文学史还处于向读者推介的阶段，但从可读性中体现出来的史识与学识问题，不仅仅是文学史撰写者的学问或学问立场问题，同时也是作者自我的学养与学术品性的展现问题。有此意识，文学史的撰写才能在可读性的基础上更进一层。显然，这是深厚学问的功底问题，绝非什么高深的文学史理论所能指导的。 作者：石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