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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德语文坛上依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家族小说，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反映历史与社会变迁。家族小说似是当前世界各国各语种文学创作的浪潮，德语作家们亦在其间逐潮弄波。但家族小说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在此躯壳之内，包裹的是各国各民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社会样貌。具体到德语文学，则战争、纳粹、分裂、转折、罪责等等主题显然不可或缺。 在2011年的家族小说中，最为人瞩目的作品是奥伊根•鲁格（Eugen Ruge，1954—）的《光线渐暗的日子》(In Zeiten des abnehmenden Lichts)，鲁格曾在民主德国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多年，1988年移居西德后方始主要以文学创作与翻译为生，《光线渐暗的日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处女长篇不但获得了专以奖掖处女作的观点文学奖，更让鲁格将德语长篇小说最高荣誉德国图书奖纳入囊中。小说讲述了东德的一个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同时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家庭的兴衰起落，如评奖委员会所言“奥伊根•鲁格在一部家世小说里反映了东德的历史。他成功地将四代人五十余年的经历纳入了他精巧结构的篇章。他的书讲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以及单个的个体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和他们逐渐的消失。同时，他的作品也具备很强的阅读性和浓厚的喜剧色彩。”从小说题目“光线渐弱”便不难看中其中多重的隐喻，一个制度的逐渐消亡，一代人理想的逐渐破灭，一个家族对某种信仰的逐渐淡漠。小说有大量自传成份，与鲁格之父、民主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鲁格的自传中的情节多有重合，如祖母流亡墨西哥、后与继祖父归国，父亲曾被囚于苏联劳改营、娶苏联女子为妻，携全家艰难跋涉回到东德等等，但小说纯熟的叙事技巧、鲜明的情景刻画、浓淡有致的文风使之严格区别于纪实的传记，同时，这部让鲁格构思二十余年的小说凝聚了他对于父辈的人生经历的思考，尤其是在这一代人已逐渐离世的当今，后人对他们留下的生活印迹与经验该如何看待的问题。鲁格人至中年方动笔创作此书，因而，虽笔底写尽衰落与幻灭，笔端却是坐看潮生云灭的泰然。 2011年共有198部小说选送至德国图书奖评委会，有评论认为，鲁格这本《光线渐暗的日子》能够击败众多竞争者，出于评奖委员会“中规中矩”的抉择，此结果不会引起争议，但也不能令人惊喜。高雅文学与娱乐文学之争在图书奖的评奖过程中亦有突显，评委之一克里斯蒂娜•维斯特曼极力推崇的小说连大名单都未进入，愤而指称进入小名单的作品太“高雅文学、读起来太累”——只鲁格这部作品是个例外。也许可以说，这部作品获奖，是评委们为弥合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的折衷之举。 另一部颇受欢迎的家族史小说《中心帝国》（Mittelreich）出自演员约瑟夫•毕尔比赫勒（Josef Bierbichler）之手。毕尔比赫勒1948年生于德国南部施坦贝格湖畔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即接受表演训练，后来主演多部话剧及影视。《中心帝国》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只出过一本自传性质的散文，在戏剧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中心帝国》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故事发生在南德一家湖畔农家客栈，这是作者毕尔比赫勒度过童年的地方。小说从20世纪初开端，跨越百年时光，讲述了一个农民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因兄长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主人公潘克拉茨成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想要成为艺术家、歌唱家的梦想，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继承了家里的田产以及一家客栈。他在二战时幸免于难，在艰难困顿中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父亲。然而时过境迁，他与儿子塞茨之间产生了代沟，不能理解儿子不愿继承家业的想法，儿子放弃了对于客栈的继承权，不知所终。维系了家族几代人的客栈没有了归属，家族的故事也至此完结。小说语言富有巴伐利亚乡情，有丰富多彩的画面感，准确把握时代特征，运用多重视角，立体地反映了百年动荡中的德国乡村生活，作者以简洁的笔墨将两次世界大战一带而过，但是战争给家庭、给生活造成的荒芜却为时久远。小说写到了众多的死亡，而且死法多样、离奇，使作品多少有些怪诞而凄惋。“家庭”退出了家族小说的宝座，以每一个“我”作为主体，每个人物都可以是重要的角色，也可以是不重要的角色，连乡村本身也时而以第一人称出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部处女长篇不但颇受读者欢迎，评论界也很认可作者在这本书中表现的创作才能，甚至引用卡夫卡的名言“一本书须是一柄劈开心中冰结之海的利斧”，评价它正是这样一柄利斧。 2011年另一位跨界写作且获得成功的人物是导演、记者奥斯卡•罗伊勒（Oskar Roehler,1959—），他的处女长篇小说《根源》（Herkunft）虽然没能像《光线渐暗的日子》那样获得大奖，在畅销书榜上的排名也居于《中心帝国》之后，但已远远超过了许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罗伊勒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剧本，90年代中期做导演，他执导的《犹太人苏斯》曾获201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在时间跨度上，《根源》不似前两部那样漫长，它始于二战结束之后的1949年，祖父自苏联战俘营归来，反映的基本上是联邦德国战后史。这部小说同样具有自传性，作者细致描写了小罗伯特孤独甚至可以用“苦难”来形容的童年，母亲在怀孕之后就千方百计想要堕胎，生下他后完全不闻不问，“我的哭声越高，妈妈打字的声音越响。”父亲甚至强迫幼小的他观看父母性交，以此来提醒母亲孩子的存在。罗伯特的父母都是作家，四七社成员，但父亲的作品在四七社的一次集会上遭到冷遇，母亲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现在是女性写作的时代。父母由此感情破裂而离异。罗伯特被送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是狂热的纳粹信徒，一提起“联邦德国”就要啐上一口。小罗伯特后被送进寄宿学校，在完全缺少家庭温暖的情况下度过了少年时代。 在德国战后文学中，以作家彼得•魏斯发表于1961年的著名小说《告别父母》为例，这一代作家笔下常常出现的主人公，是仿佛无根之萍的踽踽独行者，没有家庭，没有父母，这样的作品颇为契合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由是家族小说似乎走到了尽头，或是仅能以扭曲的“抗父”面貌出现。究其由来，或许原因在于，这一代人的父辈或于战场丧生，或自战俘营归来，他们不仅仅缺失于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生经验对于下一代人而言是一片废墟。他们的儿女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审视着背负战争罪责的父辈。然而时间走到21世纪，战争的亲历者多已下世，在孤独、迷惘、愤懑中清算父辈责任的一代热血青年也垂垂老矣，如今发出声音的，如以上三部小说的作者，即战争经历者的孙儿辈，重新拾起了家族小说的传统，缝合维系家族传承的经脉，不是掉头而去视父辈如无物，而是将自己排进祖—父—子的序列里，思考应该如何看待父辈的人生经验，思考“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源。 奥地利女作家玛娅•哈德拉普（Maja Haderlap,1961—）的长篇小说《遗忘的天使》（Engel des Vergessens）所书写的，则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家族甚至是民族的故事。哈德拉普是奥地利的少数民族——斯洛文尼亚族，德语是她的第二语言，上小学之后才开始学习，而在写作《遗忘的天使》之前，她曾出版两本以斯洛文尼亚语写作的诗集。《遗忘的天使》的特殊性，在于它填补了一段空白，以家族小说的形式记述了在二战期间，地处克恩滕山区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被纳粹残害的血泪史，以及组织游击队奋起抗击纳粹暴行的英雄史。这段史实几乎从未在文学创作中出现。小说以时间为序，关于二战期间本民族的抗战故事多是通过老祖母的回忆，从小主人公的口中道出。文笔简洁生动，诗意盎然。哈德拉普用第二语言创作这部小说，用意显豁，即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甚至被人为忽略的民族史，“我知道，这个国家对于历史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家族故事显得陌生古怪”。哈德拉普凭借这部小说的片断获得了英格博格-巴赫曼奖，虽然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但哈德拉普的文学功力却遭到了质疑，有评论认为《遗忘的天使》是介于自传和史料之间的作品，不似小说，而哈德拉普对于语言的驾驭也不够纯熟和洽，其获奖只能意示对少数民族的公平对待。 德国文学评论家伊丽丝•拉迪施在2011年末评论这一年的德语长篇小说时，难掩其失望情绪，“这一年的感觉：坠入虚空，无力反弹，只能牢牢抓住陈旧主题、家族史和生活常态构成的高空吊索。”这也许是爱深责切之语，实际上除家族小说之外，还是出现了为数不少特点鲜明的作品。 德国保加利亚裔女作家西碧拉•莱维查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 1954—），现今的德国主力作家中卓尔不群的一位，在文学道路上可谓大器晚成，1994年方正式出版第一部作品，1998年以四十四岁“高龄”参加了多由年轻人参与的巴赫曼奖的角逐，并凭借长篇小说《伯恩》的选章获奖。2011年是莱维查洛夫收获颇多的一年，一连获得了四项文学奖，皆因她这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布鲁门贝格》。此作也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小名单，惜败于奥根•鲁格的《光线渐暗的时代》。在一众作家忻忻于在大时代背景中掏挖个人记忆、家族经历时，莱维查洛夫的《布鲁门贝格》却虚构了一个德国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哲学家布鲁门贝格的故事。但此作“纯属虚构”，并非传记文学，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无法将其归类。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致力于神话、形像等前理性的研究，他的“隐喻学”研究方向在德国没有先例，他的著作被誉为“战后最有吸引力的哲学文集”。莱维查洛夫在书中隐去了哲学家的名字而仅保留姓氏，隐然表明了不以史料为意的态度。故事的开头石破天惊，哲学家夜半从书案前抬头，赫然发现面前卧着一只雄狮（实际上布鲁门贝格确实非常喜爱百兽之王狮子的形象，身后的遗稿以《群狮》之名出版）。这只狮子与哲学家共同出入，却只有哲学家才能看得到它，其他人对于它的存在一无所知。在离群索居的哲学家眼里，这只狮子象征着对他毕生学术的认可，同时对他以知己相托，“狮子向我而来，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懂得尊重它的哲学家。”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围绕着布鲁门贝格的四个学生展开，他们都仰慕老师的学识，但老师对他们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由此老师与学生俨然处于两个互不交叉的空间。小城明斯特的大学生们迷惘的精神状态得以展现，四个学生的生活轨迹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八十年代初联邦德国的国民心态。莱维查洛夫这部大胆虚构、充满玄思的小说再次证实了她在德语文学界的独特。 另一部名人小说却是史料翔实，同时又体现了作者的虚构功力，这便是德国作家米夏•库波夫米勒（Michael Kumpfmüller，1961——）的《生命之壮美》（Die Herrlichkeit des Lebens）。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二十世纪文学大师卡夫卡。作者截取了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重点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而难以得到的家庭生活。卡夫卡在这一年认识了19岁的姑娘多拉•迪芒，且租屋同居。作者敢于涉足这片已为众多文学史家挖掘的领域，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卡夫卡的形象，一个温柔的卡夫卡。作者认为，虽然这一年里卡夫卡缠绵病榻，但因有多拉的陪伴，因了爱情的照耀，大师必然是快乐的。多拉的形象也不仅仅是一个助手，一个安慰者，而是变得鲜活立体。作者的语言简洁易懂，但不落于平庸，多家媒体评论众口一词地认为作品“有新意”。 德国战后作家中的大师级人物、老作家马丁•瓦尔泽虽已是耄耋之年，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1年推出了一部长达500页的长篇小说《母之子》（Muttersohn）。作家称这部小说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光明的”一部作品，他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形象。主人公波西的身世具有传奇色彩，母亲说他是无父而生，与耶稣仿佛。波西怀着这样的信念长大，成为一家精神病院的护理员，在工作中对患者关爱有加，以他的善良和耐心陪伴着患者，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又有什么会让他感到不耐。在一次毫无准备的讲演中，他表达的思想与辞句将听众折服，赢得了人们的尊崇与爱戴。他的母亲芬妮在年轻时因一面之缘而爱上了一个男子，多年来为他写情书却从未寄出。而这个梦中情人在现实中却陷于妻子与情人的纠葛中无法自拔最终住进波西工作的精神病院。瓦尔泽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幸福就是仁慈的迷雾，只有这样才能忍耐生命的孤独感并且享受生命。 另一位大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于2011年出版新作《大事》（Der große Fall），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演员、明星，由于厌倦了繁华喧嚣，同时陷入职业危机、找不到创作激情，于是离家去国，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游逛。作者没有明确城市的名字，但种种迹象表明似指巴黎。时间跨度只是一天，从早晨主人公醒来开始直至深夜。在这一天里他游走于这个大都市，从边缘到中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游走的过程中，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强势与丑陋在他的眼前不断浮现。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汉德克一贯的文化批评态度。不过，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得到了一个奖项，并且要出演一部电影，冲淡了由角色体现出来的文化悲观主义的意味，于是有评论说，这部作品是汉德克再次“贴近社会的尝试”。在语言风格上依旧细腻绵密。 阿尔诺•盖格尔（Arno Geiger, 1968—），奥地利新一代作家中的风头人物，2005年的日记体家族小说《我们过得还行》大获成功，获得当年德国图书奖，在近些年来多如牛毛的家族小说、回忆小说当中，盖格尔的作品独树一帜，其因在于他对家庭日常琐事的深入挖掘，并以特别的方式将之连贯组装起来，从而体现历史风云变迁对普通家庭的渗透以及延续至今的影响。盖格尔说“写作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发现”，他在2011年的作品《流亡中的老国王》（Dere König in seinem Exil）继续发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细微事件的求索刻画，以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为主人公，前半部讲述了父亲一生的经历，重拾少年从军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后面以失忆的父亲的病况为重点，从父亲看似毫无意义却充满诗性的呓语中，他发现原来衰迈的父亲身上同样不缺乏文雅、幽默、自信与尊严，即便是在走向终点的道路上，生命同样可以鲜活。盖格尔行文细致，对战争、家乡、失忆的病状、疾病所致的恐惧都有描摹，又有一些巧妙的调侃点染其间。关于疾病与衰老尤其是老年痴呆症，盖格尔在他的成名作《我们过得还行》中就有过精彩的描写。《流亡中的老国王》刚刚出版后在《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进入莱比锡书展奖小名单，获约翰•贝尔文学奖，读者的反响很热烈，但媒体意见莫衷一是，如《时代报》的评论就对盖格尔将父亲当作写作素材而不以为然，对书中感人的描写无动于衷。 奥地利著名作家盖哈德•罗特（Gerhard Roth, 1942—）于2011年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系列《冥府》（Orkus）的收官之作（与此系列同题》。在德语当代文学界，罗特因其终日汲汲于两部长篇小说系列的创作而名重一时，1980——1991年创作了包括七部作品的《沉默档案》，1993年开始创作的《冥府》有八部，虽名为长篇小说系列，实际上还包括一部自传和一部散文集。这八部作品是一次直达人性边缘和历史渊薮的心灵之旅，融汇了罗特作为一个学者的翔实案卷、一个作家的精彩虚构和一个哲人的深度自省。终结篇《冥府》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开篇便讲述了罗特少年时对于文学阅读的狂热，记录了一位作家的成长历程。不过，小说并没有一五一十地将个人经历娓娓道来，而是对于前七部作品中不断重申的主题与观点的大集合，也许并不仅仅由于其医学的教育背景，罗特对于精神病人、罪犯等特殊群体有着特别的关注，因而他描写了他是如何接近精神病人的世界，观摩有心理疾病的艺术家的画作，到集中营采访，去法院查阅案卷等等。“亡者的国度与幻想的国度同样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死者并不仅仅长眠于坟墓、金字塔庙宇中或是埋葬在书本里，而是活在我们体内。” 在罗特之后，亦有步其后尘以创作长篇小说系列为志者，安德雷亚斯•迈尔（Andreas Maier,1967—），德国青年作家。科班出身，文学专业，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奥地利著名作家、语言大师托马斯•贝恩哈德。约有十部作品出版。他计划写十一卷本长篇小说系列，以2010年出版的《室》开端。2011年12月系列作品的第二部《屋》（Das Haus）问世。《室》与《屋》都可算得回忆小说，只是《室》从他人视角出发，《屋》则以“我”的视角出发。书名中的“屋”即指迈尔度过童年时光的老宅，由此，迈尔回忆了自己自出生至学前的时光，由天真烂漫的孩子到问题儿童的经历。“我”是一个胆怯怕生的孩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都面临了种种复杂境况。 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亦有不少新作。八十五岁的德国著名作家齐格弗里德•伦茨在2011年出版了新作《面具》（Die Maske）。作为文坛宿将，伦茨向以稳健正派的形象示人，几乎从未有过负面新闻，六十余年来始终与同一家出版社合作，其作品在全球二千五百万册的销量，让伦茨得享民族作家的盛誉。《面具》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含五个故事，作家截取真实生活中闪亮的碎片和命运攸关的瞬间，发挥想象，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大胆探寻。同题短篇小说讲的是一集装箱为民俗展览准备的动物面具因风暴流落至北德海岸某地的故事，当地人戴上面具，以各种动物的形象出现，忽然原先伫立在人们之间的壁垒倒塌，互相之间敌意尽去，扬和雷娜也因面具才得以吐露情愫，成为一对情侣。但甫一摘下面具，隔阂与敌意便重新浮现，情侣们关于共同未来的美梦如肥皂泡般破裂。这篇小说在集子中篇幅最长，作者原计划是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因而从结构、人物性格及细节上能看出长篇的一些痕迹。在德国文学界，伦茨的文笔算不得最为华丽精美的，但是他的语言清晰、质朴、有力，营造出紧致厚密的画面氛围，同时他的幽默感也不时营造亮点。这部小说集中的五个故事有四个都把背景地设置在北德，体现了浓郁的北德海岸地方色彩。 德国老作家乌韦•蒂姆（Uwe Timm,1940—）出版中篇小说《免费午餐》（Freitisch）。故事的发生地是德国北方小城安克拉姆，两个大学时代的同学分别多年后在此重逢。在六八学运时代，他们都是在慕尼黑某大型保险公司领取免费午餐的穷大学生，时过境迁，一个蜇居小城教书多年，退休后做点旧书生意勉强维持暮年生活，一个却已成为前来小城投资的富豪。蒂姆在戏谑而淡然的叙述中勾勒出了小城风貌，描写了属于一代联邦德国人的动荡而温暖的心情故事，同时也是向战后重要作家阿尔诺•施密特致敬，新作中对这位表现主义代表作家的影射与引用随处可见。乌韦•蒂姆曾积极参加六八学生运动，编写街头活报剧、宣传诗等，这段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回忆进入他的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于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便是以六八一代为主人公，书写了他们曾经怀有的希望与人生经历。 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 1963—）瑞士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有长篇小说、广播剧、话剧等等，在短篇小说方面也创作颇丰，已有《薄冰》《弃园》《我们飞翔》等短篇集，2011年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集子《湖之脊》（Seerücken）获莱比锡图书博览会奖奖提名及瑞士图书奖。这部集子包括十个短篇，再次佐证施塔姆无愧于洞烛幽微、描摹小人物的高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及故事发生地似是被世界遗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灾祸，对世界来说却如微风拂过不惹纤尘。被粗暴指摘其演奏水准的钢琴教师，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布道的传教士，刻意驾车轧过亲生儿女的父亲……《避暑客》（与高尔基的剧作同名）中研究高尔基的学者来到博登湖畔山中一旅馆，唯一的住客每日等待着唯一的女服务员前来送餐。某日，法院官员来到此早已倒闭的旅馆，女服务员无声无息地消失。另一故事里，丈夫在给住院妻子送衣物的路上，偶被邻人问起是否去度假，竟然当真置病妻于不顾，登上火车离去。离奇的情节辅之以质朴的文字，生命进程中温柔与残酷盘绕缠绵，令读者动容。 克莱门斯•塞茨（Clemens Setz, 1982—），奥地利青年作家，有神童之誉。一直居于格拉茨。短篇小说集《爱在马尔施塔特儿童时代》(Die Liebe zur Zeit des Mahlstädter Kindes,2011)获2011莱比锡图书博览会奖纯文学类大奖。这部小说集包含18个故事，延续着塞茨在之前的两部长篇小说《儿子与行星》《频率》怪诞乖谬的情节、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现代人生活意义的思考。故事虽源于生活小事，却拓展得血腥暴烈，充满末日气息。沉溺于电子游戏罹患孤独症的孩子、网购笼子自闭于笼中的少女、与发妻离异却要求以另类性爱方式恢复感情的教师、在家中发现一具女尸藏匿于桌下的作家……塞茨深入描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无力、末日来临之感，挖掘人们走进孤独的深层原因，同时在叙述中保持着大气与稳健。 关于2011年的几个重要的德语文学奖项如德国图书奖、巴赫曼奖、克莱斯特奖等，前文已有略述，不再赘言。这一年德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毕希纳奖归于作家F.C.德里乌斯。德里乌斯于1943年生于意大利罗马，在德国黑森长大，上中学时开始发表诗歌。先后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学习， 1978年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诗集《符木》（1965），之后的创作以中长篇小说为主，德国战后史及社会现状在他的作品反映较多，如他的小说三部曲《内心安宁的主角》（1981）、《摩加迪休的靠窗座位》（1987）和《国家公敌升天记》（1992）的主题，即是1977年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疯狂活动的“多事之秋”——德意志之秋。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阿登纳广场》（1984）《我那作为谋杀犯的一年》（2004）《年轻母亲的画像》（2006）等等。这几年来，毕希纳奖频频爆冷，虽然德里乌斯不能算是冷门作家，但他的得奖仍是有几分令人惊异。《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将德里乌斯称为“德国战后文学传统的最后一位老兵”，言下不无德里乌斯已经落后于时代之意。而评奖委员会给出的颁奖理由是，德里乌斯“作为一位有批判精神、机敏、创新的观察者，在小说中讲述了德国20世纪的意识形态变化的历史，从纳粹时代到德国分裂时期直至当今”。2011年是毕希纳奖设立的第六十个年头，因而奖金金额由四万欧元提高到了五万欧元。 2011年是德国伟大作家亨利希•冯•克莱斯特逝世200周年，在德国举行了名为“克莱斯特年”的盛大纪念活动，3月4日在他的家乡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开幕，11月21日（克莱斯特的忌日)闭幕。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及他晚期生活并自杀的城市柏林，以及许多城市，人们以展览、报告、作品朗诵会、书展、影展、音乐会及城市步行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文学家。克莱斯特纪念馆扩建工程动工，柏林高尔基剧院在“克莱斯特戏剧节”上演出了他的所有剧目，两市举办了名为“克莱斯特：危机与实验”的展览，接待了三万左右的参观者。11月21日召开了克莱斯特国际研讨会，并颁发了克莱斯特奖，获奖者是女作家西碧拉•莱维查洛夫。 2011年是以《施蒂勒》《能干的法贝尔》《毕德曼和纵火犯》等作品享誉全球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诞辰100周年。瑞士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如发行纪念邮票、纪念币，办展览、讲座、读书会、戏剧展、影展等，德国多家报纸也纷纷发表纪念文章。 2011年12月1日，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于柏林逝世，享年82岁。在德国分裂的年代，沃尔夫是少有的受到两个德国的读者欢迎的作家。在她去世前一年，她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以小说的方式回顾了自己在1993年前后被曝曾充当斯塔西线人从而受到舆论攻击的经过。这部自我剖析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作品，仿佛就是沃尔夫有意留给世间的最后的告白。她的好友、诗人福尔克•布劳恩撰写的祭文中说，“我听见了她的笑声，她站在对面，她躺在那下面。一个逝者的生活开始了。她会让它充实。她唤醒的那些形象，卡珊德拉，美狄亚，像姐妹一样围绕着她，是一面保护墙。她们都有着她的形象。她进入了神话。” 2011年译介到中国的德语文学作品有《狐狸土》（奥地利，托马斯•昭特纳作，郑纳无译，漓江出版社），《沙心》（瑞士，丹尼尔•戈奇作，陈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教师办公室》（德国，马尔斯•奥茨作，潘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纳粹与理发师》（德国，埃德加•希尔森拉特作，安尼译，译林出版社），《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德国，克里斯塔•沃尔夫作，朱刘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作者：杜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