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称艾柯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具有“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艾柯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 ，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 2月19日，翁贝托·艾柯在米兰家中逝世，享寿84岁。 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半开玩笑地说，他收集过一套关于自己的评论剪报，无一例外地是“艾柯的回音”、“回音的回音”、“回音的回音的回音”。艾柯说他都想象得出这些标题是怎么来的：编辑部开例会的时候，一大堆题目被拿出来讨论，最后主编眼里灵光一闪，“这家伙的名字不就是回音(echo)吗！不如我们这个版块就叫……”旁边的人赶紧附和：“这么好的创意您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是天才！”主编故作淡定：“快别这么说，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艾柯的玩笑很有杀伤力，不过这仅限于印欧语系，在我们这个东方国家，“艾柯的回音”从题目到内容都不多，不仅因为语言差异也因为作品背后的整个历史文化系统。 艾柯的理想读者不是中国人。尽管他在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却不太可能跻身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前十名。曾与艾柯会面、同样在大学任教的作家格非认为，艾柯的《玫瑰的名字》(1980)虽然架构宏大却在观念上过于谨慎，充满“矛盾和暧昧”，叙述上四平八稳，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能打动人。而另一边，这本有各种中世纪古老学问的《玫瑰的名字》，据说在全世界已有40种文字的译本，销售近2000万册(艾柯本人的说法是几百万册)。我们为什么不那么热爱既深奥又畅销的艾柯，为什么这样的学者型作家在中国如此稀少？ 现实与虚构 艾柯作品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应有一点与我们差别甚大：那边的读者常常模糊作品与现实的边界，而中国读者则大多无动于衷。艾柯的小说数量不多，都是动辄五六百页的历史题材作品，包括14世纪意大利修道院里的谋杀案、与圣殿骑士团有关的秘密组织及其神秘地图、17世纪海难幸存者的荒岛余生、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一个骗子的传奇等等。《傅科摆》(1988)末尾写道，1984年6月23日至24日的夜里，主人公“我”(卡素朋)去巴黎某修道院参加秘密组织的集会，同伴贝尔勃由于交不出所谓圣殿骑士团的地图而被野心家们用“傅科摆”(19世纪物理学家傅科发明的一种证明地球自转的仪器)所绞杀。“我”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一样从下水道逃出来，钻进圣马丁港的一家阿拉伯酒吧，然后穿过街巷、广场、花园，最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小说发表之后，有法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告诉艾柯，他们重走了主人公的路线，“找到了”那家油腻腻的低等酒吧并拍照。然而，书里的这家酒吧是虚构的，艾柯只不过是精心设计了主人公逃跑的路线。另一个读者则写信问艾柯，主人公“我”在午夜经过圣马丁路某街角的时候，在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个地点应该有一场火灾，主人公只字不提火灾是否因为火灾也是阴谋的一部分。 类似的冲动和疑问很难在中国读者心中唤起，原因就在于：艾柯小说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故事场景与我们相隔甚远，虽然他讨论的深层次问题是相通的，缺乏耐心的读者却不大愿意通过层层阻隔去辨认它们。艾柯的小说在语言形式上也不大符合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谈到的“轻逸”，尽管小说的思想非常符合这一文学理想。当我们的目光迅速掠过那些历史文化信息的时候，西方读者大概已经津津有味地开始咀嚼了，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感受到现实与虚构的紧张关系，随时需要揣测作者的真实意图。完全是中世纪故事的《玫瑰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玫瑰名字的书写方式 《玫瑰的名字》讲述的是一个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故事。艾柯在序言里声称，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本1842年出版的法文译著，其底稿是14世纪一位意大利修士的回忆录。考虑到艾柯本人的理论家、中世纪研究者身份，读者已经从序言开始猜测哪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文学的部分。小说接着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修士阿德索青年时代的历险：他1327年11月作为见习生跟随一位中年修士威廉(在同名电影里，威廉是由“007”影星肖恩·康纳利扮演的)，这位资深修士的任务是到意大利、法国交界处山区的一座著名修道院去准备教派大会，由于修道院连续发生命案，威廉被院长邀请主持调查。师徒二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凶手似乎一直按照圣经《启示录》的“七种呼声”来安排谋杀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掩藏这家修道院图书馆、同时也是当时欧洲最大图书馆里的一个秘密。故事结尾，原凶竟然是修道院德高望重的老修士佐治，已经失明的他为了不让别人读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卷手稿(主题为论喜剧，系作家虚构)，把书页浸润了毒药，触发一系列命案。 这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梗概省略了很多东西，小说从形式到思想内涵都有其复杂微妙之处。首先，作品模拟了中世纪编年史语言风格和19世纪翻译者的文风，在很多地方显得严谨、平淡。由于小说人物有着不同的宗教流派和个人思想，语言风格也各异。比如威廉是英国来的圣方济各会修士，跟这一派其他人有很大区别，接受过英国科学家、修士罗杰·培根指导。阿德索是本笃会的本地修士，思想单纯但接触过一些异教徒的离经叛道之书，其父是军旅出身的男爵。作家的行文时而板滞时而恣意汪洋，在神学辩论和年轻修士内心独白之时，化用大量宗教历史文本，使得《玫瑰的名字》的语言显出巴洛克式的华丽。艾柯的语言越是“逼真”，身处该文化传统的西方读者越是容易“入戏”，然而这些细腻笔法对中国读者来说，要么难以耐心品读，要么早已在翻译过程中损失了。 其次，作者的人物和故事构造也有强烈的互文性。威廉出场时被介绍为“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读者能马上联想到福尔摩斯探案里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威廉的外貌描写也酷似福尔摩斯；随着故事推进，读者又发现他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多有交往，其思想有逻辑学家威廉·奥卡姆的影子，甚至和后者一样接受过牛津和巴黎大学的教育，多年后死于黑死病。威廉、阿德索这一对师徒的关系设置，看似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翻版，其实是以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里主人公采特勃洛姆、莱维屈恩为原型的。书中的佐治则像作家乔治·博尔赫斯一样老年失明，看守一座庞大的图书馆，收藏着珍贵古书(博尔赫斯《沙之书》)。作者铺设的互文性之处还有很多，普通读者至少能感觉到其中一部分。 小说刚开始像标准的哥特小说，黑暗、恐怖、神秘，缠绕着历史传说和宗教思想，到后来则充满哲学思辨和现实指向。小说在侦破主线之外还包含了一组真实的历史冲突：威廉到修道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停教皇势力和以圣方济各会等教派为代表的中下层修士，后者宣扬耶稣贫穷、主张苦行修道，得到皇帝的支持。故事末尾，在神学辩论中意气风发的威廉难以对抗教皇的代言人贝尔纳德主教，调和三方利益的梦想破灭，在未来岁月里，对抗教皇的修会将遭受重大打击。另一方面凶案虽然真相大白，但《诗学》下卷手稿已不复存在，修道院陷入火海。 未来的学者型作家 《玫瑰的名字》反思了对真理的狂热：老修士佐治认为《诗学》下卷研究的喜剧和“笑”有违教义，不惜毒杀他人并最终吞下手稿自裁。威廉一直依靠自己的理性和缜密推理，同时还有科学知识相助，但他在真相大白时才发现，这一组“启示录谋杀案”原来不是凶手刻意按照《启示录》内容来安排的，完全是个巧合，恰恰是他的想法诱导了凶手的行动。这些情节跟《傅科摆》相似，在《傅科摆》中，所谓中世纪圣殿骑士团后裔的组织根本不存在，神秘地图也纯属子虚乌有，然而这些猜想却诱导了一个秘密组织的诞生，并最终毁掉了猜想的原创者。艾柯这些故事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和后结构主义色彩，人类理性王国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主体建构的结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揭示这种建构，从对真理的狂热中解脱出来。 艾柯的写作是极其知识分子的，他展现的世界又不限于学院，比同为学者型作家的英国理论家戴维·洛奇更宽广。他本人还是欧洲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时评。好莱坞电影《七宗罪》和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受到了《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影响，不同的是前两者并没有艾柯书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在《七宗罪》和《达芬奇密码》里，高度缜密的犯罪或密谋都被坐实了。艾柯说，他觉得《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其实是自己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这不只是个玩笑之辞，还包含了艾柯的批判态度。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型作家钱锺书先生很早就注意到《玫瑰的名字》，《管锥编》增补里写道：“当世有写中世纪疑案一侦探名著，中述基督教两僧侣争论，列举‘世界颠倒’诸怪状，如天在地下、熊飞逐鹰、驴弹琴、海失火等等。一僧谓图绘或谈说尔许不经异常之事，既资嬉笑，亦助教诫，足以讽世砭俗，诱人弃邪归善；一僧谓此类构想不啻污蔑造物主之神工天运，背反正道，异端侮圣。盖刺乱者所以止乱，而亦或可以助乱，如《法言·吾子》所云‘讽’而不免于‘劝’者。谓二人各明一义也可。”钱锺书先生并未把书中的威廉和佐治简单地定义为正反两派，深得艾柯小说之味。 如果中国读者不能充分接受艾柯，那就只能等待自己的学者型或百科全书型作家。学者型作家也可以有多种，要培养艾柯这样的作家，除了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理论修养和娴熟的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恐怕是要热爱并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