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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3日，享年八十八岁的穆丽尔·斯帕克女士告别了她在人间的绚烂年华，去往另一个世界继续她对文学青春的热烈追求。也许在那里，她会魂牵生养她的美丽的爱丁堡，梦回她常住二十七年的意大利小镇，重踏四十五年的文学创作之旅，翻阅自己的诗歌与小说，尤其是那本脍炙人口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回味起创作的艰辛与甘甜。 她曾借小说女主人公之口说：“真善美是第一位的。”也许正是她不拘一格的文风中流溢的对真善美的思辨，为这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赢得了诸多的拥趸，也随之给她带来了很多荣誉的桂冠。虽然英国文学的最高奖项布克奖与之擦肩而过，她的创作才华却从未让人小觑。年仅十二岁之时，她就赢得了生平的第一个诗歌奖项沃尔特·司各特奖。成年之后，圣诞短篇小说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意大利奖，英格索尔T.S.艾略特奖，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法国文艺及文学奖等等，皆为其囊中之物。她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尤其受人称颂。2003年由《观察家报》发布的三百年来百部最伟大的小说名单中，这部小说赫然位列其中，其风格被该报评价为“犹如刻花玻璃”。该小说在2005年《时代》杂志上也被评为由1923年（《时代》创刊的年份）至今的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无怪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对她推崇有加，在其专栏介绍中不无骄傲地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一直处于国际优秀作家之前列。斯帕克以平民身份荣膺过不列颠帝国爵士勋章，而她的乡亲更是对她爱戴非常，在其2004年回到爱丁堡参加国际艺术节时，她的演讲门票在两个小时内即告售罄。 然而，接踵而至的荣誉与桂冠绝非是斯帕克女士留念红尘的理由，它们只不过是她的成就受到认可的一种表现，最让她珍视的是美丽人生中的百味千情，文学创作中的自由探索。 “我是苏格兰作家，也是天主教作家。”斯帕克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时说。虽然斯帕克的后半生在美丽的意大利度过，但悠久的苏格兰文化，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那样，像雀斑一样不可抹去，已经深深内化在她的作品里。爱丁堡庄严的老城，黑色巨石砌成的教堂，浓厚的加尔文教的气息，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踪迹。在她的笔下，踌躇满怀的布罗迪小姐带着自己的那帮学生走过爱丁堡的街道，走进了读者的视野，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象，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斯帕克的苏格兰情结。斯帕克出生在爱丁堡布伦茨菲尔德的一个中产家庭，吉莱斯皮尔女子高中是她难以忘怀的地方，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遇见了那位预言她将成为作家的女教师——小说中布罗迪小姐的原形凯小姐。毕业后，斯帕克参加了海华大学的写作课程，并曾从事英语教学以支付秘书培训课程的费用。 也许，上天要考验斯帕克作为苏格兰人的坚毅精神。1937年，上帝之手将斯帕克引领到非洲，那里六年的婚姻让她不堪回首。窒息的生活让她伤心感怀，但热情的非洲却激发了她创作的灵感，成为之后短篇小说《六翼天使与赞比西》（The Seraph and the Zambesi）的素材。这篇作品赢得了1951年《观察家报》的圣诞短篇小说奖，斯帕克也从此走向了成名之路。1944年，身心疲惫的斯帕克返回英国，在外事办公室的反纳粹传道总会工作，担任过诗歌协会的秘书。忙于生计的她甚至无暇照顾自己的儿子，但艰辛的生活往往意味着意志的磨练，技艺的提高，思想的升华。1957年，斯帕克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劝慰者》（The Comforters），这部作品的面世随即引起了著名作家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的关注，后者甚至每月给她提供一笔津贴和几箱酒，资助她在窘境中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同仁的帮助与鼓励促使斯帕克在创作之路上继续耕耘与探索。1967年，她移居意大利并继续从事着文学创作。即便在上了年纪之后，她也坚持每天创作三个小时，一部又一部的佳作从她的笔下诞生，向世人展示着一位文学大家的功力与风采。 作为优秀的文学工作者，斯帕克的创作视野远远超出了苏格兰疆界，纵观着二十世纪的生灵百态，捕捉着文学的创作动向。在《劝慰者》面世之际，试验性写作方兴未艾，作家们热衷于探讨小说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有关文本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等等问题的思考也往往以特殊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劝慰者》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是一部关于写书的书，女主人公凯罗琳·罗斯像斯帕克一样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她受到一个打字幽灵的烦扰，发现自己和自己的角色被写进了它的第一部小说。小说的内容如同游戏，但却是一次严肃的写作游戏，其中的怪诞与痛苦既是对文学创作的感悟，也渗透着对现实与真理的本质、死亡、心理危机等各种问题的探究。 在其后的小说中，斯帕克愈发致力于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探索，浪漫哥特式小说与风俗喜剧小说的传统在她的二十四部小说中旧貌换新颜，而且，这些小说体裁形式各异，难以将之归为某一类作品，斯帕克自己似乎也颇为此而得意。约翰·厄普代克就曾在《纽约人》中将她描绘为“大西洋两岸少数几位有足够的智谋、胆量和毅力来改变，同时滋养‘小说机’的作家之一” 。的确，透过作者冷峻的笔触、锐利的幽默，小说里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们角色各异，风格有别，而且，关注的对象皆不相同，如《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讲述了教师对学生的至深影响，《窈窕淑女》（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1963）描绘了二战后在伦敦客栈里的年轻女性，《驾驶席》（The Driver’s Seat，1970）追踪描述了一名女子陷入疯狂的几个小时，《唯一的问题》（The Only Problem，1984）涉及了恐怖主义，其最后一部小说《精修学校》（The Finishing School，2004）关注的则是写作与校园里的嫉妒与对立。虽然各小说之间不同之处赫然可见，但它们具有着共同的核心，都在深层面上思索了善恶、救赎、人性，以及对意义的追寻等问题，而且，其中宗教的影响处处可见。 宗教对于西方作家来说，无论信奉与否，往往既是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又是其不能舍弃的写作的内容。爱丁堡是个弥漫着加尔文教气息的地方，但对斯帕克来说，罗马天主教反倒更具有吸引力。在1954年，她正式皈依罗马天主教。评论者认为这次宗教信仰的改变是其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促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 斯帕克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她在传记中坦言，罗马天主教与她一向的感觉与信念相应和；作为天主教徒，她觉得更多地是用自己的声音在说话。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她再次强调了皈依罗马天主教对自己一生的影响，认为其重要性都可以再写一本书来阐述。 斯帕克曾坦言，在信奉罗马天主教之后，她才可以像小说家那样，将人类的存在看成一个整体。宗教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宗教与宗教引起的彷徨与内在冲突自然成为其小说的一个主要成分与内容。其第一部自传体式的小说《劝慰者》出版于她皈依天主教三年之后，主人公卡罗琳如斯帕克一样饱受精神危机的折磨。荣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曼陀巴姆门》（The Mandelbaum Gate，1965）中，有着犹太血统的芭芭拉面对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困扰，在性与天主教准则之间力寻平衡而不得。《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布罗迪小姐蔑视天主教，而她的爱徒桑迪却背叛她成为天主教修女。《东河边上的温室》（The Hothouse by the East River，1973）有关战争期间天主教传道，《唯一的问题》则取材于《约伯记》。宗教在这些小说中不只是简单的文化背景，更成为斯帕克小说的精髓所在，透露出作者对善与恶、罪与罚的深刻洞察力。网上竟有学者将其《教唆犯罪》（Aiding and Abetting，2001）预测为2012年台湾基督教十大畅销书之一，其影响力与魅力可见一斑。 斯帕克将自己的宗教理解与感悟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也许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某一个角色就是斯帕克（如有读者认为《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布罗迪小姐是作者的代言人，而有的则认为桑迪代表了真实的斯帕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斯帕克通过她的角色传递了自己的某些思想，这其实也牵涉到创作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作者的经历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斯帕克在1999年访谈中的回答体现出了苏格兰人的直率：“我认为小说只有取材于你的生活，不仅是你自己的生活，而且包括你从别人的生活里学会或读到的东西。这毕竟都是个人的体验，难道不是吗？”为玛莉·雪莱、勃朗特姐妹编写过传记的斯帕克，似乎也乐于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透过小说告诉给大家；而且，她作品中的主角大都是女性，也可以说是一种佐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就是照搬自己的生活，斯帕克在访谈中还有这样精辟的言论：“小说就是谎言。”在她看来，作者要有本领让读者信以为真，但自己必须清楚虚构与真实的区别，否则无以进行小说创作。何为真实，何为谎言，斯帕克以其冷峻的风格让这一对悖论的兄弟在文字中交织，需要读者以一颗聪慧的心灵去思索，去感悟。 美丽的苏格兰依然，宗教的彷徨犹在，斯帕克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许还在参悟着文学的本质；不过，她留下的文字已经见证了她在人世间的创作青春，它们已经并还将继续影响着万千的读者，引导他们思考着真、善与美。 作者：吕洪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