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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鲁迅在1922年《呐喊·自序》中谈到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说微生物课课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而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我在这一个讲堂中，却须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幻灯片事件”早已进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但“幻灯片”还有一个版本，亦见于鲁迅（1926年《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演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砍头”在这里被写成“枪毙”，这并非鲁迅的疏忽。随后的文字也为“枪毙”提供了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但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围观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站在左右），而须站在后方稍远地方。这给照相机镜头带来一个难题，不能像拍摄“空间密集”的砍头场面一样，将处在中心的行刑者和受刑者与呈弧状远远站在后方的围观者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同时保证所有人表情的可辨。鲁迅显然对摄影颇为敏感。既把砍头改为枪毙，就得相应调整整个场景的景深和人物排列，于是不再有“站在左右”一说，不再提“麻木的神情”。换言之，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同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的“欢呼”刺激了他。在《呐喊·自序》中，视觉（我-幻灯片）更具震撼力，在《藤野先生》中，听觉（我-日本同学）压倒了视觉。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施行新政的清廷已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受西方现代轻刑主义影响，主张废除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绞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在西方死刑观念中，枪决被认为给死囚带来的痛苦最少，也最体面。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规定死刑为斩、绞两种。由于传统伦理观念，瞬间身首异处的斩刑反重于须长久忍受痛苦的绞刑。次年初颁布的仿西方现代刑法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仍保留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适用斩刑。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一律改死刑为枪决，至少在法律上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几里外天桥先农坛二道门外，那里是一块空旷之地。但当时中央对外省控制力有限，各省死刑情况不一，如东北1925年仍以斩刑处决死囚，次年改为枪决，但对女死囚仍执行绞刑。 “斩重绞轻”的观念，与被处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无关，而与关于“身体完整性”的伦理观念及砍头仪式带给旁观者的心理震撼有关。正因如此，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死刑方式野蛮的“文明之国”的八国联军在捕杀拳民时，最初还使用枪决，但很快发现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遂将处决一律改为斩首。1905年，清廷修订刑法，政府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以其不合“世界大势”表示异议，谓“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 鲁迅改幻灯片上的“砍头”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砍头仪式的震撼力，也使日军——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文明化”了。从《藤野先生》的写作动机来看，砍头的野蛮场面必须改写，以适合该文基调：“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对比。鲁迅一直没提幻灯片视觉中心的日本兵的表情。 被用作日本国民性代表的不止是幻灯片上的日本兵，还有藤野（“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及观看幻灯片而欢呼“万岁”的日本学生。作为中国国民性代表的也不止是幻灯片上神情麻木的被处决者和围观者，还有东京成群的中国留学生（“我”是例外）——他们在樱花树下徜徉，头发“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当“我”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勤奋读书时，里面一个“烟尘斗乱”的房间总传出“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的步子声，“那是在学跳舞”。 把这几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速写与“幻灯片”并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鲁迅所期待的蒙太奇效果：“麻木”从被处决者和围观者脸上扩散到东京中国留学生内心，化作一种名曰“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黏稠之物：“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种族之战” 鲁迅1926年温情地描绘了1904到1906年他与藤野的私人友谊，并把自己在仙台所受的礼遇（“不收学费”等）归于“物以稀为贵”（他是那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而在那张幻灯片的强烈暗示下，这种私人友谊尤显不可思议。如此，他就遮蔽了当时中日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密切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嫉妒”（实藤1939年语）——也就使“幻灯片事件”中各种人物的关系（日本兵-充当俄谍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我-日本同学）发生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非当年的那些关系：它们被1920年代恶化的中日关系的语境改写了。为达到刺激效果，鲁迅“再造”了回忆。 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民众的好恶，常受政府的暗中操纵，是好或恶，视本国利益而定。本来，1894-1895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及割地赔款，已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为抵御日本继续扩张，中国采取联俄拒日之策，指望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危急时能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 但俄国的野心不止于“假道伐虢”。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镇压“拳乱”，俄国趁势占据东北，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面对共同的敌人，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敌意。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指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军事和政治的交往由此开始，并迅速升温。 但能制造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和民间交往。日本不断抛出对中国人极具诱惑力的“同文同种”说辞，以使其产生“黄种人共同对付白种人”的东亚一体幻觉。190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在次年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的中国官员热情洋溢地致辞，谓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中外日报》遂提议：“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日本驻华公使谷野鼓励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承诺日本将承担几百中国学生在日学习费用（鲁迅的“不收学费”大概受惠于此），但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他道出此举的深远动机：“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中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以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俄国加快步伐，欲强迫清政府签订密约，承认俄国据有东北的事实。中国众多有识之士立即看出密约的连锁反应。刑部吴君遂在一篇演讲词中说，“俄约既成，各国援例而起，利益均沾，则瓜分之局立成”，“既不敢言战，或可以乞援各国。各国利害相关，必有仗义执言出而干预者；言之济济，必有代为之战者。合力以图俄，约不难废也。”1901年3月《中外日报》载文曰：“东三省曾为日本所得，俄出阻扰，使还中国，今乘间取之，日人必不甘心。度以近日时势，日本尚足拒俄，我之力虽不足拒俄，我之财尚足助日以拒俄。”5月，清政府拒绝与俄签约。一位满族贵族遂投书《中外日报》，称“今朝廷已一力拒绝，亟宜与英、日速订防俄密约，许以利益，以保东亚永远太平之居。一则唇齿之谊，一则商务所关，当必乐于从事”。 当时此类奏章和文章颇多，权衡利弊，多倾向于联日拒俄。在华日本人也暗中促成其事。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又有可能画押，请假归国，准备对俄作战，法律教习岩谷临别以沉痛语煽大学堂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教育者，养全国忠爱之精神也”，“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大学堂学生立即“鸣钟上堂”，群情激昂，向各校拍发电报，联合运动，又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称“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 鄂省学生在接读大学堂学生电文后，也“鸣钟上堂”，并上书两湖总督，谓“岩谷先生之言可三思”，“请正告政府，弭患未燃，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联合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隐痛，一雪我四万万人同胞之大耻，虽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而不怕也”。 拒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各地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铁血会”一类组织，连寓美华商亦电告中国政府“若肯出兵，联了日本，去打俄国，一切兵费，寓美的华商情愿代筹”。中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更是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誓将俄国势力逐出满洲的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加以鼓励。1903年3月，一个夜里，中国留学生忽闻街上传来刺耳的摇铃声，原来日本人甫接密报，谓中俄密约将签，特摇铃相告。留学生们次日即召开大会。会上，演讲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闻者亦群情激越。日本学生同日召开“强硬青年大会”，并派代表来中国留学生大会演讲，鼓动中国人以强硬方式对付俄国，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才是”，演说毕，邀几百中国学生去他们的会场听演说。 留日学生拒俄义勇军迅速成立，决定赴东北作战，为此他们抓紧操练，学习射击。留日女学生也不让须眉，创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看护，并上书贝勒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絍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尽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励中国留学生拒俄运动（东京警察面赞“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但顾及“拒俄义勇军”之名及其军事训练惹起“国际”麻烦而禁止他们公开活动（义勇军遂大批返国，加入国内拒俄运动），但对“赤十字社”的活动“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浙江潮》）。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其时正是东京中国留学生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最活跃的是拒俄派和反满革命派，两派人员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鲁迅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常“听演讲”，但他不习惯人群，不久淡出，孤身前往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仙台。1903年《苏报》载文感慨留日学生精神可嘉，“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为论证他所说的“中国国民性”，就避而不谈东京广大中国留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因与“麻木”对不上号），只诉说自己无边的寂寞；在《藤野先生》中，无边寂寞依然是主调，但好歹安排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出场，却只是让他们在樱花树下上演一出丑剧，夜里，鲁迅听到的也只是他们的舞步声。 “俄国间谍” 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立即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对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义勇军绝不手软，一旦捕获则残酷处死。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与俄军血战于东北。中国政府“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中立”，但东北拒俄义勇军依然神出鬼没，袭扰俄军，与日军相呼应。中国人与日本人因同仇敌忾而生兄弟之情。 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中日战后可能联盟的景象在西方产生“黄祸”临头的幻觉，遂有离间中日之策。为驳斥西人挑拨中日关系，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1906年1月发表谈话，谓“当日俄未战以前，[满洲]居民损失不赀，及战端既开，转以无恙，其对于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难解决”。 1904年8月《大陆》通报云，“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又报“爱国马贼”人数已“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满洲居民皆与之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报道称义勇军“均有新式之枪械”，但未说明提供者。据190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约知其来源：“两天前，我接到一份报告，说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报告又说，他们已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以二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和弹药、四十八门野战炮、十二门速射山炮和弹药供给中国军队。” 1904年3月《矿工拒俄》报道，“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号召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两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同月，《天津日日新闻》报道“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 回到“幻灯片”。那个行将被日军处死的中国人的身份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俄国间谍，即便落在围观的中国人手里，也会被当卖国贼处死。换言之，日本兵与围观的中国人共同参与对一个“俄国间谍”的死刑。作为幻灯片的观看者之一，鲁迅与幻灯片上那些围观的中国人分享着同一种感受，尽管他不太可能像日本同学那样鼓掌欢呼。只有那个将被处死的俄国间谍是孤独的。 日俄战争于1905年9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个几乎不知名的东亚小国打败一个强大的西方大国，一改黄种人和亚洲人的孱弱形象，令世人肃然起敬。战火甫燃，东西各国就以热烈兴趣观察着这场“黄种对白种、亚洲对西方的战争”，而日本获胜在亚洲各国激起了一种革命性的联想。“日俄战争实为西洋史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富勒说，“它不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的角力，更重要的，是对西方人在亚洲的优势的大挑战。当1904年2月6日日本人的战号吹响后，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古老的幻梦中惊醒了。” 印度人从中看到了独立的希望。普拉德罕说：“日本胜利对于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要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所发现的答案为日本的爱国心、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几十年后（1941），在日军“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的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躲在防空洞写回忆录，忆及日俄战争对清末中国人的心理震撼时，他觉得此一时彼一时，没什么好回避的：“[日本获胜]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了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中国官民为日本获胜欢欣鼓舞。1840年来一直饱受西方凌辱而几乎丧失种族自信的中国人认识到此战的深远意义：它打破了西方由来已久的黄种人劣于白种人的种族成见。当1904年2月日本海军在旅顺港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说此战意义“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白人既居之不疑，而黄人遂妄自菲薄，以为此天实为之也。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这为中国仿日本进行宪政改革提供了更充分的说服力，改革在1903年后骤然加速。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日本，就是中国人梦想的自己，是中国人已失去的或尚未能实现的自己。这又使中国人的欢喜渗透着耻辱。1904年2月，当中国人欣喜于日军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提醒国民：“日本之胜，吾人之耻也，愤且不暇，何以喜为？”这或许正是鲁迅当时的真切感受。他在仙台看幻灯片时，他内心产生的巨大冲击与其说来自日军处决一个俄国探子，不如说来自日本进步之速与中国进步之缓的对比。到20年代，当日本一系列侵华辱华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时，中国人才会敏感那个被日军处死的俄国探子的中国人身份，感到一种深深的民族耻辱。换言之，“幻灯片事件”是多年后鲁迅展开他的“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叙事策略。但他将见于一切民族的弱点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将“人类性”表述为某个民族的特性，就重建了被日俄战争动摇的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种族偏见。 “中国人的劣根性”非鲁迅之“发现”（只要他愿意，他同样可发现“劣根性”的对立面——优异性），而大多来自他1916年阅读的阿瑟·史密斯（明恩博）的《中国人的特性》（1895），一本在建构和传播“中国人的劣根性”方面起了非同小可作用的名著。辜鸿铭1915年以一个早熟的“后殖民”批评家的犀利眼光，指出阿瑟·史密斯之流的“汉学”与在西方掌权并奴役东方的“约翰·史密斯”之流的殖民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的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2010年5月26-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