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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 ——论京派文学》查振科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简介 京派作家在对古典与现代、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于取舍迎拒中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怀恋过去、追慕古风、眷依乡土的民族认同之中尚未坠入保守自囿，依然对现代、对西文文化保持着谨的开放、接纳、进入的姿态，这仅仅是一种文化尴尬窘态的征象，还是一种经过整合或者说趋抽整合的现代文化精神的显现？ 在京派作家的意识中，他们是乡村的体验者，乡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个体之于整体不是同情与被同情的关系，个体对于整体——历史如果漠然无知，那么需要的是理解，对自己的理解。京派作家将乡村呈现给都市——即将历史呈现于现代的面前，所暗示的是现代如何去理解历史，因为这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和现代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京派努力在“恒”与“变”的均衡中找出历史叙事线索，就不能不采取清醒的对话立场和对叙事指向的要产生的叙事效果有所认识。这使得京派在文化伦理态度上终未真正倒向保守传统和否定传统的任何一方和无条件服膺西方话语……在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亟须转型的历史际遇中，捍卫传统和反抗和反抗传统都是必要的，也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许多年前，就有学者断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到了“经典化”的时代。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经典化，就是阐释空间的相对稳定性。一如儒家的四书五经，大端要义，其解释早就清清楚楚，孰重孰轻，那格局已经森然排列，不需要你再去做重大的发现，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些疏正、注解、释义、征引的工作即可。倘若果真如此，我们这个学科就有点悲哀和可怜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文学学科实际还在不断地成长，只是这种成长不像过去那样虚张声势。比如，当读完查振科先生的新著《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论京派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之后，就惊喜地发现，在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某些新的素质在悄滋暗长，并且已然拱破坚硬的地表。 我以为，查先生这本新书突出的特点在于把一个文学流派置于宏阔的文学史场域，在历史坐标的纵横网格中探询研究对象的内涵与特质。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始终对“历史”这样的大字眼保持清醒的认知，以免深陷决定论的话语圈套中，把对历史的把握转换为对历史话语的梳理，把文学史的叙述转换为对叙事话语的考量，在各种文学话语的对话、交锋、协商中探询研究对象的话语姿态和历史重量。这种清醒的文学史观，同过去把文学研究当作历史研究或文体研究的思路拉开了距离；但又不排除文学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与视文学为纯然静观的所谓“纯文学”研究也拉开了距离。于是，作者把“文学叙事”作为该书的理论基点，从叙事话语的角度探究京派文学，这就规定了他的研究不再是就事论事的单向度的个案研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而是话语与话语之间、叙事与叙事之间的多维研究。我认为，此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正在于此——给京派文学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沿着这条思路，文学研究有可能从过去繁重的社会学研究和史料学研究的重压下脱身而出，使我们的研究触角更多接近于文学现象自身。 查先生这样表述他的文学史观：“文学叙事正如历史一样，是有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的想象和虚构，其真实意义不在于虚构了作品中的事件，而在于在这些事件之间实现了想象的意义关联，并将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性表述。”因此，查先生在观照京派文学的时候，必然把它放入历史的和时代的两种话语链条中。他具体考察了京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关联，专门探讨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细致梳理了人生派文学与京派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对峙与互动关系，然后进入京派文学自身的风格研究。着力点主要放在探究京派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的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和重量上，力图在“关系”和“对话”中呈现京派文学的真实面影。 这部专著对京派文学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体现在它采用“对话理论”对这个文学流派进行话语分析和纵横比较上，还在于它以此为基础，对京派文学自身特质给予了准确的把握和全新的描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最后两章的京派小说风格论的叙述上。作者用“传奇与神性”、“微笑的悲剧”来概括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质，无疑是准确而传神的。我觉得，可能是受到京派文学空灵飘逸的风格熏染，作者的叙述被研究对象映射，带有更多哲理和诗化的成分，行文洒脱自然，文字翰逸飞扬，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才情与悟性。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