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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张富祥 先生耗费多年精力撰写的《宋代文献学研究》 一书，凡75万字。拜读一过，首先想到的是在目前百花竞放的国学研究领域又添一力作，文献学研究尤将受益良多。还在本书正式发行前，《古籍新书报》 已有“立论严谨，功力深湛”的评价。这八个字可与书前刘乃和、王绍增、吴怀祺三位名家序言中的评语对看，读者通览全书，自会知道本书的写作非有深厚的积累功夫不能完成。这里略就初读本书的感想谈几点认识。 一、发凡起例，创立规模，为断代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探讨可行的途径 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至迟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以来即连续不断，迄至近世仍然蔚为大国，名著层出，涉及众多的学术部门。但通观近世以来的研究情况，如作者在本书的《绪论》部分所说，“与通论、概述、专题、专项、专科等体式的文献学研究相比，目前断代文献学的研究还显得相对薄弱，欲求一体制稍备而翔实的专作尚不可得”。这点还在十多年前，张先生在所著《宋代文献学散论》的自序中已经谈到，现在问世的这部《宋代文献学研究》，即是作者执着于此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成果。作者的基本意图，“是想通过分类的总结和归纳，较为全面地展示宋代文献学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成就，以期能够弥补既往的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尚缺乏断代总结的某种缺面”。我认为这一目的不但通过本书的出版已经完满达到，而且发凡起例，创立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种先行性的示范作用。全书共分十一章，除《绪论》外，分别论述两宋时期的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考证学、金石学、图谱学、辑佚学、版本学、传统小学，不仅笼括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不难看出，传统校雠学所重视的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版本学内容，仍是本书的基本构成部分；而将注释、考证、金石、图谱、传统小学皆列为专章，这是以往的通论性文献学著作中尚未采用过的体制，无疑有助于文献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及更多专题、专项文献学科体系的建立和融通。 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学术史的角度定位宋代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以汉、宋、清几个时代的特点最为鲜明。宋代文献学上承汉唐，下启明清，门径广阔，气象博大，条理缜密，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选择宋代作系统的爬梳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本书的写作，每一部分都上溯该分支学科的历史渊源，同时下及元、明、清的承袭和流变，因此书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历代学术主流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更显示出宋代文献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及其在古代文献学史上的转关地位。据作者研究，宋代目录学、校勘学和考证学都较以往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都有系列的相当成熟的专门著作出现，并且明显地朝着专门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注释学和辨伪学则促成两宋学风的大转变，尤其经典注释的转向与辨伪思潮的兴起，对中国古典学形成变革性的冲击，影响深远。金石学是宋代新兴的学问，而在百年间即建立其相当完善的体系，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宋人治学的开放与创造风格。与金石学相关的图谱学，其正式提出大概始于两宋之际的郑樵，而宋人的众多图谱之作也足可使之成为文献学研究上的一个分支。版本之学，照作者的看法，到宋代也已走向成立，并且出现了版本学专著的雏形。至于与文献学联系紧密的传统小学，其文字、音韵、训诂体系的整合与分化，宋人发明尤多。这些在本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枝分派别，源流清晰，所以我认为综合全书来看，正可看作是一部分类的文献学史，而从中也不难窥见整个宋学的精神气貌及其区别于汉唐与明清的学术背景。其中有关各代学术源流的部分多有独到的看法，很值得研究中国文献学史的学者留意。 三、以简驭繁，介绍和考评相结合，力求全方位反映宋人的文献工作 本书在写作上的主要特点是以大类统率小类，大类定位分支学科，小类概括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小类之下又各分若干类型以作展开的叙述。这样的组织体系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而基本的写法还是以介绍和考评各种类型的代表性著作为主，同时兼及相关文献。对于代表性文献的介绍，包括了成书年代、编纂过程、体裁和体例、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等常规项目，但皆根据各分支学科的特点斟酌取舍，有详有略，因书而异，非是面面俱到的泛论。其中录入了不少序记题跋等原始资料及后人的评论文字，以便更为全面地反映原书的著述背景、思想倾向和学术影响；人物生平则凡见于史传者一般从略，唯不为读者熟知或记载有异者稍作补充或考求。作者本人的考评随文而出，一般尚简要、求准确，重点在突出文献本身的贡献和局限，但对有争议的问题也不乏详尽的讨论，同时对学术大家（如郑樵、朱熹、王应麟等人）的文献之学多有综合的评述。大体说来，全书征引广博，资料甚丰，而繁简之间，自有体要，正体现出断代文献学研究的优势，较之通常所见的概论性著作要细密得多。从书后附录的“人名索引”和“书名所引”可以知道，本书所涉及的文献作者多至二千余人，各种文献将近三千种，有关宋代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文献可说已搜罗略遍，甚便学者查检。宋人著作的总量，有人估计可能原在五千种左右，但大部分已经散佚，至今保存下来的大概不超过一千五百种。张先生此书因是系统总结宋人的文献之学，是以不论现存或已佚之书，都在论述的范围之内，各据不同情况作了尽可能广泛的检讨。佚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些对后世学术还有着深刻的影响，本书在这方面的发掘也是非常有益的工作。 四、探赜索隐，以实证求新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立新解 文献之学是实学，一向注重考据，这在以诠释为主流的现代学术中仍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事实上，任何诠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考据，即使纯理论的著作亦如此，这是由于考据中自有诠释，无考据的诠释将会流于无根的学问。这里要说的是，张先生的《宋代文献学研究》有诠释，有考据，而以实证为根基，处处渗透着谨严精到的考证功夫，故能成其深度的写作，新解屡出，不落窠臼。在大的层面上，宋代文献学体系的建立即是一项新的工作，这项工作虽不能说没有依托，亦即仍须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在许多方面需要重新清理、定位、刷新和思考。如上所说，作者对宋代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成立过程，都有切实的探讨和中肯的分析，凡出己见之处务求理据分明，而绝无空泛立论之弊。以书中相对来说篇幅较小的《版本学》一章为例，其中便多有不同于前人的考证心得和意见。 其一，作者考“版本”的名义，修正清末叶德辉及近世学者的说法，认定书籍之称“本”起于古代缣帛书的卷轴制度；又历举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断定“版本”一词作为完整虽术语出现在日常用语中是在宋初，而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开始通行，此后则各种版本的名称陆续增出，终有宋之世已基本齐备。 其二，论宋人对版本的讲求，强调版本学在宋代虽然还处在开创的阶段，而当时学者对不同版本的价值评估，对比较版本异同、鉴别版本真伪、考镜版本源流等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都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作者还对“善本”等概念在宋人用语中的实际涵义作了界定。 其三，过去文献学者谈版本学，皆知目录书著录版本始于宋，本书对此有更详细的考求，并涉及宋人文集、笔记中的相关材料。 其四，主要以《兰亭考》、《兰亭续考》、《法帖谱系》、《石刻铺叙》等书为例，详论宋代已出现版本学专著的雏形，视角独特，论说亦别致。作者还特别指出，讨论版本学而上溯到宋代，“仍须首先注重宋人之识，而不必过分拘泥于其事，方有可能于出入之间得其精要”。大致本章所述以作者独自发明者为多，原原本本，以证成版本之学到宋代趋向专门之说，正可为完善古代版本学史提供具体而有效的参考。 就《宋代文献学研究》全书而言，《版本学》一章的份量还较轻，其他各章还有更多别具一格的论说富有新意，这里无须一一列举，读者若能详阅自有领会。与此相辅的是对传世文献的个案考证，这方面的工作素为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本书的撰述也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成果。举例言之，在金石学上具有重大影响并完整收入《四库全书》的《宣和博古图》一书，由于历来的记载极为疏略而纷乱，有关此书的书名、卷数、编者、登载古器数量及其编修过程、成书时间、流传情况等，过去一直没有搞清。这次张先生详征博考，剔误抉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此书本有初修与重修之分，初修本与重修本的书名、卷数、著录古器数目都不相同；其署名作者即北宋末权臣王黼，目录书或写作王楚者即王黼之别称；其复杂流传情况则皆因金人南下与北宋末馆阁文物的散失而造成，现存本即出于金人所刻重修本。这些皆凿凿有据，又从而证知《四库全书总目》对《博古图》的提要仍出于一笔糊涂帐，有关考求几乎没有一句话可以征信。由于金石学专业性特强，以往学者对相关文献作详尽考求者少，因此本书在这方面下功夫较多，发明亦多。《传统小学》一章与此类似，特别是“等韵学”部分对相关文献源流的考证最称精详。全书对常见文献所存在的问题也每有出人意表的考证，综合观之，即皆可见作者治文献学的心得之所在。 五、关于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近世以来对于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据实而言，理论部分还是相对薄弱的。这直接关系到学科体系建立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而学者的理解不同，具体写作时的处理方式自会有异。张先生撰《宋代文献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主张不以现代科学标准定义传统文献学，而大体依据通行的理解，仍以过去所称校雠学的内容为主。吴怀祺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对此加以肯定，并强调指出：“20世纪的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近代学科，与古代的传统学科不能等同，因此，在研究史学及相关的学问时，要十分注意其中的差别，以免削足适履。”学问随时代而转移，课题虽旧而诠释维新，要在不失民族文化的特色，这也应是当代重建国学所当遵循的原则之一。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谈谈本书作者对“文献”一词的解释及“文献学”概念的定位问题。在现代学术话语中，“文献”一词已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譬如按目前流行的一种做法，在所有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大多数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后面，都习惯性地——并且多半也是规定性地——列有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这“参考文献”的集合，几乎囊括了所有已知的图书、刊物、文物、音像等资料，也就是在这一层次的观念上，几乎一切信息和知识载体都可归入“文献”的范畴。客观地说，这一种“文献”概念——包括运用这一种概念的附录形式——基本上还是一种“舶来品”。依据《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ISBD（G）]的规定，“item（文献）是指以任何实体形式出现的文献，作为标准书目著录的书目文献实体”。这一定义还稍稍偏狭，更广的定义则有如《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草案）》（ISO／DIS5127）所说，文献乃是“在存贮、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但在汉语文古籍中，学者的“文献”解诂尚与此有所不同，因而旧时“文献之学”的涵义也与现在有差异。这些都須联系传统民族文化的特色作特定的诠释，未可等同于当下流行的观念。上世纪80年代，《文献》杂志曾就“文献”的本义展开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各具见解的文章，而最终似乎并未取得新的共识。张先生在本书第一章《绪论》中，首先对“文献”一词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文献”的本义原是指上古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以祝辞颂语等献于祖宗神灵（如商代甲骨文的“贡册”），后来则约定俗成，凡一切可成章句的文字记录及进而汇编成册的成文资料即都称之为文献。其次则特别拈出南宋学者吕祖谦首创的“中原文献之传”一语，又历举学者的称引，强调指出此一用语实寄寓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精神大义衍传不绝的深刻涵义，亦即揭示了民族文化精神遗产的本原之所在。是以从孔子直到宋末文天祥、谢枋得，都以担当“文献之传”自任；而自汉代以来所流行的“献，贤也”的训释，也只有联系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不绝的事实和统绪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这就把“文献之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提到了继承和弘扬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又不限于专门而具体的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想来今后对传统文献学的研究，仍须有此种廓大的认识，以使之在彰显民族特色的同时，更好地融入现代学术，为民族文化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内容广泛，论说周到而严谨，不愧为断代文献学研究的上乘之作。但文献学本为通博的学问，即使断代为书，要该括无遗也不可能。书中原拟包括文献编纂学一章，且篇幅较多，但后来作者出于体例等方面的考虑撤去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缺陷。依情理而言，文献编纂原是文献事业首当其冲的重大方面，编纂学本应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分支，然历来学者对此还缺乏有系统的总结，要完整地建立一种型式也存在相当的困难。本书所建立的断代框架，当然也还只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不无调整和填补的余地，同时也不妨碍学者采取其他的编撰型式。至于具体的考证和见解，则见仁见智在所不免，尤其文献考求上的细微之处，往往通人亦不能保证无闪失，此不足为一部佳作之病。唯从现代学术的要求来看，本书注重古代学术源流，而对当下学者不同观点的引用尚嫌不足。由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过宽，如果在每一专题领域都展开评述，则枝离蔓延，不易收束，故而对此也未可一律要求。学问之事本无一定执，要在能成“一家言”。以全书的规模、力度和深度而言，我认为它将来足可成为文献学者必当重视的案头参考书，仅此即已不负作者用功撰述之意。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